随后我们边喝咖啡边随意地聊了起来,她说起了她父亲的老家宜兴,说起了她婚后如何边照看孩子边写作,说起了她每次来上海都惊奇于这个城市的变化,说起了她的汉语不好,只能听懂一些词和一些语句。虽然我们只是第一次见面,而且见面的缘由似乎很有点公事公办的意味——谈她的书在中国出版的翻译与版权事宜,但很显然,她是一个很乐意闲谈的人,初见面就像老朋友一样——第二次再跟她见面时,她已经称呼我为老朋友了,聊起很多事情,当然大部分话题都会围绕她的华人身份和她的书。
很快,我们就开始着手翻译起她的短篇集《谁是爱尔兰人?》。这里边的故事写于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发表于《纽约客》、《南方评论》等美国一些杂志上。其中一篇《同日生》被美国当代著名作家厄普代克收入《二十世纪最佳美国短篇小说集》(1995),由此可见其产生的影响。在读这些小说时,眼前不时浮现作者笑眯眯的面容,侃侃而谈的神态,尤其是在读到《邓肯在中国教英语》中,描写叙述者让大家瞻仰他拥有的浴缸这一情景时,不禁会心地笑出声来。作者显然有一副好眼力,把真实生活中经历的事情,轻松自如地撷取,又天衣无缝地嫁接到虚构故事中,活灵活现又意味深长。正如作者在本书前面的《致读者》中所言,这些故事不是基于自传,但同时又与作者的家庭背景关系密切,而这种关联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所有的故事都与故事主人公或叙述者的华人身份有关,无论是《谁是爱尔兰人?》中那个怨声载道的老太太,还是《在美国社会》里的那个脾气倔强的烤饼屋老板,或者是《房子,房子,家》中遭遇婚姻挫折的少妇,抑或是《同日生》中那个神经兮兮的职场人,在他们的身后都有一个华人身份的影子紧紧相随,故事内容的展开与情节缘由的显现也都与这有或多或少的关系;但与此同时,也正如作者所言,这些故事并不仅仅限于“移民经历”,还涉及宗教(如《水龙头旁的幻觉》)、艺术(如《房子,房子,家》),以及其他方面的主题,如家庭关系、自我追求、寻根之旅等等;总之,与其简单地说是移民经历,还不如说是移民的不同的美国生活故事,当然,因为讲述的都是华人的事,所以在故事的字里行间,在叙事的讲述角度里,作者有意无意地会让我们看到中国元素若隐若现地穿插其间,有时稍稍强烈,有时则退隐其后,有时则干脆一笔带过,只留下一点痕迹;但也就是这一点抹不去的痕迹也会让我们想到文化冲突这样的大问题,只是对于这样的美国华裔文学中的热闹主题,作者似乎并不给予很大的关注度;换个角度而言,她着力刻画的并不是主题,而是人物为主,尤其是人物的行为举动,这也是为什么在大多数的故事中,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人物的行为和与之相关的场景,而这多少也会造成阅读上的困难,或许要读到故事的三分之一处时才会突然明白故事开头那些描述的含义所在,这至少是我的一种阅读感受。与此相应的则是对人物心理的透视,作者的笔触时而淡然,时而又显深邃,但无论怎样,都会直接或间接地直抵人物的心理,那些个被深深卷入其中的心理纠结和行为纠缠于是就有了展露的渠道,但作者并不提供明显的解决之道。与故事的开启颇有点相同,故事的结尾往往也会在某个特别的场景中戛然而止,相伴随的便是余音袅袅的隽永,而所谓的文化冲突也正是在这种淡淡的处理中让读者有了回味的余地。作者不愧为讲故事的高手。
任璧莲在这些小说中的语言也是围绕人物刻画而精心布置,从叙述者的语言运用中就可以大致看出人物的性格模样。特别需要提到的是,因为移民背景的缘故,有些人物的语言带有显然的移民语言的特征,语法错误成了他们言语的标志(如《谁是爱尔兰人?》和《在美国社会》中的主要人物的语言),这让美国读者一看便知人物的社会背景,但要把这样的效果在中文翻译中展现,这着实不太容易。同样,在《邓肯在中国教英语》中,作者也有意通过对主人公教授英语过程的描述来凸显人物的心理活动,对于英语读者而言,这样的生动笔触读来趣味盎然,但要在中译文中有所表现,则要让译者颇费一番脑筋。本书的几个译者竭尽全力,力图传达原作的韵味,但是否能够做到,只能由读者来评判了。
金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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