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幸德秋水的生平简介
幸德秋水，1871年11月5日（旧历9月22日）生于日本土佐幡多郡中村（今日本四国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这一年，明治维新的基本政策——废藩置县制度实施，欧洲发生巴黎公社革命运动。幸德秋水是幸德笃明、多治子夫妇生的第三个儿子，也是五个兄弟姐妹中最小的，并给他取名叫传次郎（可能是因为长子早逝，三儿子被叫作传次郎）。秋水是他的号，是在他22岁时，其老师中江兆民将自己取自《庄子·秋水》篇“秋水时至，百川灌河”的“秋水”这个号转授给他的。
幸德秋水家[38]本以制药、酿酒为业，明治维新变革的社会动荡使其家业中衰，幸德秋水诞生时家境渐趋清寒。幸德秋水出生以后还不到一年，其父幸德笃明因病去世，家境越发衰落，这给幸德秋水的命运投下了阴影。其母多治子坚强能干，以纤细的双手养育了他们兄妹四人。幸德秋水生来体弱多病，特别是肠胃疾病让他终生受苦，晚年被诊断出肠结核。幸德秋水幼年起就十分聪慧，在其母怀抱中已开始学习。5岁时开始上中村小学，因有跳级制度，他跳了两级，10岁时进入了当地的高知中学中村分校，在他8岁时，进入勤王学者木户明的汉学私塾，先学《孝经》，后又习读许多汉籍，深受汉学思想影响，吸收了儒教思想，一生爱好汉诗。8岁时幸德秋水为祝祖母60岁诞辰写过一首引人注目的诗：“贺寿筵开六十春，满堂近客酒千巡。凤雏绕膝相传称，谁似侃母绿发新。”幸德秋水幼年以才华出众闻名乡里，被当地誉为“幡多神童”、“幡多奇童”。这在安冈秀夫的回忆录《云之影》中也有记载。[39]幸德秋水在很小的时候，就表现了他对政治的敏感，显示了他超常的智慧与早熟。
1886年，原自由党著名总裁板垣退助来走访幸德秋水的家乡中村时，15岁的传次郎曾出席宴会，并以朗读《欢迎坂垣先生祝辞》而初露头角。1887年9月，他投奔原自由党活动家林有造门下充任书童，住在小石川丸山町岩村通后别墅，在林包明的猿乐町英学馆上学。进入这个英学私塾，当时在青年人心目中被认为是“文明开化”的象征。但入学不到4个月，1887年12月，幸德秋水就因触犯了伊藤内阁的所谓“保安条例”，和当时570多名政治活动家一起，被逐出东京，所作汉诗《为逐客归》有“抚剑辞凤阕，抛书归故乡”之句。他在两年后写的《后来的纪念》中道：“每回想起当时的失望遗憾、怨愤悲哀，加之饥寒交迫，便令不由得如同刺骨般全身起鸡皮疙瘩。”[40]这是少年幸德秋水经受的初次政治斗争的考验。
幸德秋水回到家乡后，受到亲友的冷落和斥责。落魄的幸德秋水翌年欲往中国[41]赴长崎，又一次离家出走，终以贫困未果。在1888年11月，他又毅然第三次离家出走，经故人横田金马介绍，师事当时刊行《东云新闻》的中江兆民（1847～1901），并同他一起生活，自此，他们之间结下了极为亲密的关系，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家、理论权威中江兆民胜似幸德秋水的生父，是幸德秋水所尊崇的业师，对幸德秋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幸德秋水有过编辑、记者以及撰稿人等经历，一生和新闻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1893年9月，幸德秋水参加了板垣退助为社长的“自由新闻社”，从此开始了新闻记者的生涯，积极投身到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的激流中去。他先后于1895年在广岛参加“广岛新闻社”、同年在东京参加“中央新闻社”、1898年又参加了“万朝报社”。
1901年4月，幸德秋水最初的著作《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出版。这一研究帝国主义的论述，比霍布逊（1902）和列宁（1916）先走了一步。内容着重批判资本主义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指出它的结果必然导致帝国主义战争，使大多数人民遭受灾难，救治的办法只有实行社会主义；同时又尖锐地指出，盲目的“爱国心”是统治阶级用来达到他们野心的一种手段，这在当时日本作为意识形态论是富有独特见解和预见性的。同年5月，幸德秋水、片山潜、安部矶雄、木下尚江、河上清、西川光次郎等6人宣布创立日本最初的社会主义政党——社会民主党，但立即被当局勒令解散。[42]
在这期间，幸德秋水加深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研究，作为它的成果，出版了《社会主义神髓》（1903）。这是幸德秋水关于社会主义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著作，尽管其中夹杂着一些严重缺点，但贯穿全书的基本论点，是企图说明《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所表述的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的重要著作，标志着20世纪初叶日本社会主义理论所能达的最高水平。和同年出版的片山潜的《我的社会主义》两书一并称为“日本明治时代社会主义的代表文献”。
到了日俄战争爆发前夕的1903年10月，一向支持幸德秋水反战路线的《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泪香）改变态度，转向主战路线，由于同《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的主战倾向相对立，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出席了在神田青年会馆召开的“社会主义反战论演讲会”，表明了反战决心，两人一起退出万朝报社。退社后他们于11月建立平民社，11月15日创刊出版了《平民新闻》第1号，从此便专心致力于反战争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幸德秋水便立即投身到反战斗争中去，在《平民新闻》第18号发表了《致俄国社会党人书》，呼吁两党团结一致，合力反对共同敌人——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并在该刊37号上转载俄国社会党的《回书》。但由于日本政府的加紧弹压，《平民新闻》备受迫害，该刊第20号因发表社论《呜呼！增税！》而被禁止发行，发行负责人坐牢事件相继发生，幸德秋水为纪念《平民新闻》发刊1周年与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一部分发表于《平民新闻》第53号，为此，不仅《平民新闻》周刊被禁止发行，连印刷所的印刷机都被没收，幸德秋水、堺利彦与发行人西川光次郎被处罚金，成立不久的社会主义协会也被迫解散。
此外，警方对于演说会、地方宣传等活动也加紧取缔，对《平民新闻》读者的无理干涉，社会主义协会的被强令解散，以及世人陶醉于日俄战争的胜利，等等，使得1904年以来幸德秋水对于社会进化论的合法社会主义所保持的乐观态度，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兼以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在巢鸭监狱中读到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幸德秋水受到很大影响，在进一步加深对天皇制国家批判的同时，他的思想急速转向无政府主义。
1905年11月29日，幸德秋水为了谋求和同志们取得联系打开出路，乘“伊予丸号”到美国旅行去了。在约半年的留美期间，在西雅图、旧金山、奥克兰、巴克勒各地，和先前片山潜建立起来的留美日本人中的社会主义者接触，积极参加了演说会、研究会等活动，在即将回国的1906年6月1日，在奥克兰召集岩佐作太郎、冈繁树等旅美日本社会主义者50多人，组成了社会革命党。纲领由幸德秋水起草。他在这里又和美国社会党人交流，经常参加第二国际举行的俄国革命“流血星期日”纪念集会。另一方面，对以Syndicalism（工团主义）为主流的IWW （世界产业劳动组合）寄予强烈的关心，同无政府主义者阿尔伯特·约翰逊和弗里齐夫人等人结下了亲密的友谊。
6月底回到日本的幸德秋水，在日本社会党的演说会上，作了题为“世界革命的潮流”的演说，公开表明了他思想的转变，批判议会主义政策，认为通过工人的总同盟罢工的直接行动是今后世界革命的方向，演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他又在1907年2月5日的《平民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思想的转变》，否定了普遍选举和议会政策。他主张把工人的直接行动当作社会主义的手段；宣布普选和议会政策都不能完成社会革命，只有靠“直接行动”才能达到社会主义目的。在2月17日举行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大会上，围绕着大会决议案，提出“直接行动论”，并与田添铁二的“议会政策论”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由此引起了田添、片山等人的议会政策派和幸德秋水等人的直接行动派的对立与分裂，而日本社会党也接着被政府强令解散。从此他便致力于罗勒《社会总同盟罢工》、克鲁泡特金《夺取面包》的翻译工作，并和克鲁泡特金直接通信，专心致力于无政府主义的研究。另外还通过对1907年8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无政府主义大会的各种文件的介绍，对日俄战后参加运动的青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由于1908年7月赤旗事件西园寺（公望）内阁的倒台，成立了第二次桂内阁，执行了极端反动的政策，打出了扼杀社会主义的施政纲领，把报纸杂志发行、演说会等一切合法活动也都封闭了。恰好在1907年3月发生了留美日本人无政府主义者中的一个小团体，用“无政府暗杀主义者”的名义发表了批判天皇制的文书《致日本皇帝睦仁君》，并且秘密送回日本的事件；1908年又发生了日本箱根大平山林泉寺和尚内山愚童秘密印刷、散发以批判天皇制为内容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小册子。这就使得苦于找不到出路而感到万分焦急的以机械工人宫下太古为中心的新村忠雄、管野须贺、古河力作四人集团企图暗杀天皇，以期打开新局面。
幸德秋水起初是知道这个计划的，但后来就冷下来了。1909年他创刊《自由思想》，至第2号被禁止发行之后，3月赴汤河原，起草《基督抹杀论》。1910年3月，他接受了友人小泉三申等人的劝告，暂时退出社会活动专心从事著述工作，和管野一起去汤河原养病。到了5月25日，日本当局便以信州明科的宫下制造炸弹为借口，蓄意把事件闹大，对从1908年以来和幸德秋水有过接触的几乎全部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26人提起诉讼，捏造事实，构成所谓“大逆事件”。6月，幸德秋水被检举起诉。幸德秋水被捕入狱后，在狱中写了《论暴力革命书》。[43]大审院在一审即终审的特别审判之后，于1911年1月18日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其中12人在翌日用天皇名义减刑为无期徒刑），2人为有期徒刑。只过了6天，即1月24日清晨，就被执行了绞刑。
幸德秋水在遇害前留下绝笔：“区区成败且休论，千秋唯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幸德秋水的实际行动表明，他的一生是追求进步的一生，是探寻革命的一生，在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中是有其可贵贡献的。
第二节 幸德秋水的思想轨迹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历程大致经历了自由民权主义者、社会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者三个阶段。
一 自由民权主义者（1886～1898）
幸德秋水登上历史舞台的时候，日本正经历着社会的巨大变革。明治政府初期，为了充分发展生产力，实行启蒙的开化政策，启蒙思想家福泽渝吉于1872年发表了名著《劝学篇》，号召学习西方科学文化，宣传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在日本掀起了思想解放运动。继而，1874年1月，下野的板垣退助等6名前参议员向政府提出了组织“民选议院”的建议书，建议书在《日新真事志》上发表，从此揭开了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的序幕。这种历史背景对幸德秋水有很大的影响，使他的思想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
1886年，幸德秋水在16岁时就同自由民权运动的领导人板垣退助、林有造开始接触，1887年，他给林有造做秘书，这是幸德秋水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始。1887年12月，幸德秋水被政府驱逐出东京后，当时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中江兆民（1847～1901）在大阪发行《东云新闻》，1888年11月，幸德秋水经友人介绍拜中江兆民为师，从此幸德秋水深受中江兆民自由民权思想的影响。
中江兆民于1871年留学法国，是日本自由民权思想的创始人。在留学期间，中江兆民全盘接受了法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卢梭的思想，回国以后，以《东洋自由新闻》和《政理丛谈》为宣传阵地，积极倡导自由民权思想，特别是他译著的卢梭《民约译解》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了“东洋卢梭”的称号，成为日本公认的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的理论家。[44]
幸德秋水是中江兆民最为得意的门生。幸德秋水从拜兆民为老师那天起，就开始接受业师的自由民权思想。幸德秋水曾说：“自由、平等、博爱是人生在世所由的三大要义。”[45]所以日本学术界公认幸德秋水是中江兆民思想的后继人，是自由民权运动激进派的思想家。据师冈千代子在《风风雨雨》一书中记载，中江兆民对学生要求严格，态度严厉，讲过的东西不许再次重问。这样的严师对幸德秋水的“春水汲来注砚池，新诗欲写下毫迟。故园昔日东窗底，阿母展笺唤小儿”这一题名《试笔》的诗作，曾评以“我家幸有读书儿”。[46]中江兆民把幸德秋水引为知己，在病危时将其绝笔作《一年有半》、《续一年有半》托给幸德秋水整理出版，并把与其师冈松雍谷共同耗尽心血所完成的《译常山纪谈》全十卷从箱底找出，送给幸德秋水留作永恒的纪念。
能够幸遇中江兆民，这对幸德秋水后来人生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江兆民的学识、思想、品质对他的一生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指导他阅读中国的儒家著作，还教授他英语，送他入国民美学会深造。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幸德秋水成了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两年多的一同生活，幸德秋水在就职、结婚等生活上的问题也得到中江兆民的照应。幸德秋水对中江也是终身敬重，幸德秋水这个号就是中江所赠，幸德秋水延用终身。中江兆民死后，幸德秋水写了《兆民先生》，以血泪文字追慕中江，成为日本传记文学中的不朽之作。堺利彦在《读〈兆民先生〉》中写道：“掩卷沉思，不觉泪下。此乃读书之际读书人无上之满足。我读幸德秋水君的《兆民先生》，确实感受到此种满足。那么，是该感谢幸德秋水君？还是该谢谢兆民先生？想了一下，我感动的泪水，乃因兆民先生和幸德秋水君的交情而流。”[47]可见中江兆民与幸德秋水师生情深意重。
但是，幸德秋水在继承自由民权思想的同时，也受到了天皇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这是幸德秋水思想的局限性。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地主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天皇绝对主义的统治，利用日本民族的传统习惯，竭力鼓吹天皇是大和民族的天然“神子”，又把神化了的天皇和专制国家联系起来，鼓吹天皇是日本民族至高无上的代表，幸德秋水在参加自由民权运动时期，曾经虔诚崇拜天皇，写了一些文章向天皇表示忠诚，当时他还是个国家主义者。
1893年9月，他加入板垣退助为社长的“自由新闻社”，担任英文新闻翻译，这可以看作他记者生涯的开始。继而因《自由新闻》的堕落，赴广岛参加《广岛新闻》工作，1895年5月又转入“中央新闻社”。
但从1898年2月参加《万朝报》工作起，他通过村井知至和片山潜介绍参加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又和片山潜等人一起建立了普选期成同盟会，并担任干事。幸德秋水一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以其特有的热情和政治敏感，逐渐把眼光转向社会主义，逐步加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最后坚定了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决心。这也从幸德秋水好友的《怀往时谈》的记事中得到证明。[48]
在此时，他还没有跳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圈子，他在从事国内外政治、社会问题的报道、评论中，努力宣传自由民权思想，旗帜鲜明地同天皇绝对主义制度进行斗争。他在《万朝报》上相继发表了《社会人权的认识》、《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是破坏吗？是乱民吗？》以及《劳动问题与社会主义》等许多进步文章。他跟随业师中江兆民一道，为捍卫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英勇奋战，积极推动自由民权运动前进，这时幸德秋水是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参加社会问题研究会的松井广吉在《四十五年记者生活》一书中，描写了幸德秋水这时的思想变化。他说幸德秋水某夜泊于某同乡家，提出了“今天已经不是自由民权时代”，应举起“社会主义”的“新旗帜”。正是此时，幸德秋水以这样的理由退出了中央新闻社。
二 社会主义思想家（1898～1905）
19世纪末，日本新兴的资产阶级逐渐分享了政权，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走向没落，资产阶级开始镇压人民的反抗，于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任务，必然落到社会主义者的肩上。这时日本工人运动已由经济斗争上升到政治斗争的阶段。应时代的要求，片山潜、幸德秋水等人在1898年成立“社会主义研究会”，于1900年改称“社会主义协会”。1901年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这是日本无产阶级建立政党的尝试。“社会民主党”发表了《宣言》，在其纲领中除规定社会主义革命任务以外，还提出“缩小军备”、“废止贵族院”、“实行普遍选举”[49]等条件，这反映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
幸德秋水站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前列，早在于《万朝报》工作时，他就开始接触到社会主义思想，1897年，由片山潜等人介绍，幸德秋水开始投身于社会主义运动。他还参加了无产阶级的初期建党活动，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他从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上升到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步骤。
1901年4月19日，他在《万朝报》上公开宣布“我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时幸德秋水已经从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前进到社会主义运动。不过，幸德秋水是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进入社会主义运动的，受了天皇的国家主义思想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原理没有真正理解，还是个不成熟的社会主义者。
幸德秋水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以后，他开始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903年，由于《万朝报》鼓吹日俄战争，幸德秋水和堺利彦退出该报社，在同年11月与堺利彦等人创立“平民社”，并发行周刊《平民新闻》作为机关刊物。幸德秋水和片山潜等人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思想，从1902年起，仅一年时间里，在全国召开了182次演讲会，对普及社会主义思想起了很大作用。
幸德秋水撰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1903年6月出版）和同年出版的片山潜《我的社会主义》，成为日本明治时代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作。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力图用《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主义的各种问题，并具体地描述了未来的社会主义蓝图。他扼要地叙述了人类社会有规律地从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社会化和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而这个矛盾主要表现为阶级斗争。他说：“在社会生产与资本个人占有之间发生的一大矛盾，首先表现为地主、资本家与工资劳动者之间的冲突。”[50]还直截了当地揭露资本家剥削的秘密，说：“资本家所以能够增加资本，只有从劳动者掠夺剩余价值，在自己手里积累起来。”[51]
幸德秋水较为正确地说明了由于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和自由竞争的发展，必然导致垄断组织的出现。经过“社会主义大革命”，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他说：“社会的历史就是革命的记录，人类的进步就是革命的结果。”[52]但是，幸德秋水在论述怎样实现社会的“一大转变”时，认为革命“是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又说：“革命的发生，人力无可如何，革命的消逝，人力也无可如何。”他还形象地比喻说：“历史好像一串数珠，平时的进化代谢是个小珠，而革命则是标志数目的大珠。”这就反映出幸德秋水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他还不懂得人民群众对革命的主观能动作用，正是由于他没有理解辩证唯物主义，而把唯物主义观点曲解为进化论。
幸德秋水叙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谋求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打倒对社会有害的阶级，使全体人民得到平等的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在谈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时，他当时明确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通过议会道路来实现，他说：“社会主义大革命将能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宣告马克思所说的‘新时代的诞生’，犹如水到而渠成。”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时，他说：“社会主义的国家不是阶级的国家，而是平等的社会，不是专政的国家，而是博爱的社会。”这里幸德秋水不懂得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社会主义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而幻想依靠天皇政府的国会选举，来实现社会主义。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日本社会主义文献史上，应列为首批处女作，对宣传社会主义思想有开创之功。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和主观条件的限制，这部著作存在缺陷和错误，因为幸德秋水没有真正理解《共产党宣言》的真谛，所以没有划清无产阶级的科学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界线，存在许多非社会主义的观点，它只能说是社会主义著述的尝试。
1904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大部分，在《平民新闻》杂志上发表，当时遭到天皇政府停止发行，并判处幸德秋水、堺利彦以及发行人西川光次郎以罚金，各国社会党为此纷纷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抗议。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名词，是由幸德秋水最早翻译成日语的，也是幸德秋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具体贡献。1906年，他和堺利彦重译《共产党宣言》出版，这是第一个日文全译本，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真正开始。同年，他俩合译了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并出版，后来又相继翻译出版《马克思传》（1906）、《恩格斯传》（1906）等著作。他们以《平民新闻》为宣传阵地，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及其著作中起了重大作用。
20世纪初，日本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各种内外矛盾日益尖锐化。1901年，幸德秋水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罪恶。1904年1月，日俄战争爆发后，幸德秋水把反帝和反战的斗争结合起来。他在《平民新闻》（周刊）上先后发表了《吾人始终否认战争》、《不断非战论》等反战文章，坚决反对日俄帝国主义战争。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开展了“非战论”活动，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有组织的反战运动，它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幸德秋水坚决表示“虽受如何憎恶、如何嘲骂、如何攻击、如何迫害，决不停止吾人的非战论。”[53]
更可贵的是，幸德秋水把反战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1904年2月14日，幸德秋水在社论《战争来》中说：“只要吾人有国，吾人有笔、有纸的话，吾绝对反对战争。相信俄国的同胞平民也一定采取同一的态度方法。”[54] 3月13日，由幸德秋水起草的《致俄国社会党书》在《平民新闻》上发表，其中写道：“今日，俄政府为达到其各帝国主义的欲望，漫开兵火之端。然而在社会主义眼中，人种无别，地域无别，国籍无别，诸君与我等同志也，兄弟也，姊妹也，断断无可争之理。诸君之敌，非日本人，实今之所谓爱国主义也，军国主义也。然而爱国主义与军国主义，诸君与我等共同之敌也，世界万国之社会主义共同之敌也。”[55]日本的《致俄国社会党书》在普列汉诺夫主编的《火星报》上刊登了，而俄国《火星报》的复信，于7月24日也在日本《平民新闻》上发表。在日、俄两国政府发动战争的时候，两国的无产阶级为争取和平而携起手来，并且实际上结成了日、俄两国社会党的反战同盟。直到入狱以前，他始终是一名反战的英勇战士。
幸德秋水鉴于自由民权运动衰落和“民党”的堕落，为实现其自由、平等、民主的民主理想而选择了社会主义。1900年8月30日，发表题为《祭自由党》（或《噫！自由党死矣》）一文，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正式宣告同资产阶级政党分手。正是由于幸德秋水是个唯物主义者，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他认为社会主义适用于日本国，于是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思想者。
三 无政府主义者（1905～1911）
20世纪初，日本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国家，日本政府走向全面反动，对外疯狂扩张，扮演了远东宪兵角色，对内预感到共产主义“幽灵”在日本上空游荡，成了天皇政府的心腹“大祸害”，于是采取高压政策。
1904年2月13日，《平民新闻》刊登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受到政府的法律制裁。1905年2月28日，《平民新闻》发表社论《告小学教师》，幸德秋水因此被捕，被判处5个月徒刑，被关进巢鸭监狱。
在入狱以前，他虔诚地崇拜天皇，是议会道路的忠实信徒，他很想通过议会选举，工人阶级在议会中取得多数票，然后依靠天皇实现“一君万民”的“社会主义”，这说明幸德秋水此时尽管已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没有同自由民权思想划清界线，他深受天皇的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
幸德秋水在监狱的铁窗下，面对天皇政府一系列的残酷镇压，开始认识到所谓“日本是东方最文明的国家”的虚伪性，他的天皇观发生了动摇，也认识到国会颁布的所谓“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欺骗性，眼看议会道路行不通了，他痛感要重新考虑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问题，为此他在狱中坚持学习。他虽然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但没有领会其精神实质，而当他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后却深受震动，成为他转向无政府主义的起点。
1905年7月28日，幸德秋水刑满出狱。10月9日，“平民社”被迫解散。他决定暂时离开日本，去欧美利用那里的民主条件，便于“自由地评论日本天皇政府”，借以探寻日本社会主义革命的策略。1905年11月14日，幸德秋水远渡重洋奔赴美国。这时无政府主义思潮正在欧美泛滥。在去美国之前，由于受国家主义思想的影响，他的国家观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有明确表述：“哪里有真理、正义、人道，哪里就能实现自由、平等、博爱。哪里实现了自由、平等、博爱，哪里就有进步、和平、幸福。人生的目的，如此而已。”[56]这是他接受无政府主义“自由国家”思想的内在因素。在美国期间，他同美国的阿尔伯特·约翰逊等无政府主义者交往密切，并且，同当时流亡到英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进行了通信联系，接受了克鲁泡特金关于“个人恐怖手段”的说教。1906年6月1日，在美国的阿克兰德，留美日本社会主义者约50人集会，成立了“社会革命党”，党纲是由幸德秋水起草的。[57]
幸德秋水对议会道路产生动摇后去美国，经过同美国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接触，继承了西方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思想，把克鲁泡特金的“个人恐怖手段”加以改装，提出“日本式”的“直接行动论”，其核心是反对天皇个人。他针对日本天皇影射说：“为追求一个人的饱暖逸居使百万民众处在贫困饥饿中，这对劳动者有何神圣？为谋一个人的私利、私福，剥夺百万民众的自由权利，这对人民有何价值？为满足一个人的野心、虚荣，百万民众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这对国家有何尊严？”[58]
幸德秋水的天皇观有了根本的变化，由虔诚崇拜转变为坚决反对，他公开反对天皇，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是，他不是用阶级观点分析天皇，而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天皇，这种思想使他走上了恐怖主义的道路。
1906年6月5日，幸德秋水带着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回国。回国后把“个人恐怖手段”加以理论化，提出他的“直接行动论”，其主要内容是：“唯劳动者全体携手举行数日乃至数月的罢工，使社会的一切生产交通机关被迫停止转运，换言之，所谓总同盟罢工。”[59]在日本社会党召集的讲演会上，他发表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60]的演说，初次阐明了这一观点，批评了“议会政策论”，挑起了党内的策略斗争。
1907年1月15日，平民社出版了《平民新闻》。2月5日，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了《我的思想变化》[61]一文，从此挑起了策略斗争的公开论战。接着《平民新闻》刊登了田添铁二的《议会政策论》[62]一文，对“直接行动论”逃行反驳。
在《我的思想变化》一文中，幸德秋水首次明确提出“直接行动论”。大杉荣也在《平民新闻》上发表了《欧洲社会党之形势》，支持“直接行动论”。大杉荣在文章中说：“目前欧洲社会党运动的最重大问题有二，即非军备主义和工团主义”。而纵观日本，“向来以议会政策为唯一的革命运动，没有任何人予以怀疑，现在终于被幸德秋水氏站出来高呼议会政策实属愚蠢，我从社会主义革命立场出发，认为议会政策只能削弱社会革命的气势，因而相信只有依靠工人的直接行动，才能完成社会革命。”这是大杉荣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第一次言论。
党内策略论战的升级。1907年2月17日，日本社会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在讨论党的行动方针过程中，形成以幸德秋水为首的“直接行动派”和以田添铁二为首的“议会政策派”。片山潜发表了《在宪法范围内主张社会主义》一文，反映了第二国际议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阐述“议会政策论”，批判“直接行动论”。而幸德秋水则鼓吹“直接行动论”，激烈反对“议会政策论”。
幸德秋水在批判“议会政策论”时，把议会主义和议会斗争混为一谈。批判“议会主义”是应该的，但他却否定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议会的合法讲坛争取多数群众。他在宣传“直接行动论”时，把总同盟罢工视为唯一的斗争策略，否定了无产阶级采取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他的“直接行动论”的核心，是反对日本天皇，但他把天皇看做孤立的个人，幻想把天皇刺死，天皇制即可被推翻，日本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成功，这正是无政府的个人恐怖主义思想的表现。
社会党内由策略分歧导致组织上的分裂。1907年8月31日，片山潜、田添铁二等人组成“同志会”，以《社会新闻》为宣传阵地，激烈批判“直接行动派”。同年9月16日，幸德秋水、山川均等人组成“金曜会”，以《大阪平民新闻》为舆论阵地，大肆反对“议会政策派”，日本社会党内的派别斗争，转移了革命斗争的视线，并严重地削弱了无产阶级的革命力量，为天皇政府镇压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机会。
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的直接历史后果，是“赤旗事件”和“大逆事件”的出现。1908年6月22日，社会党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欢迎山口义三[63]出狱大会，大会在即将结束时，社会党揭开两面红色旗帜，旗上绣有“无政府主义”“无政府”等白色大字，由“直接行动派”的大杉荣、荒烟寒村、管野须贺子等人高举上街游行，向“议会政策派”与会者示威，并走上街头同警察发生了搏斗，这为当局早已策划的镇压阴谋提供了借口，于是政府立即大肆逮捕，大杉荣等14人被捕，还逮捕了一些社会主义运动领导人，皆被判刑后，关进千叶监狱。史称“赤旗事件”。
接着天皇政府又精心策划了一网打尽的镇压计划。当时政府围剿革命者的情景，正像夏目漱石在他的小说《从那以后》里描写的那样，日本警视厅派遣特务到处追踪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夏目漱石把这种特务讽刺为“现代滑稽的标本”。
在统治阶级的镇压面前，“直接行动派”感到束手无策，于是铤而走险，走上了孤注一掷的道路。正如片山潜指出：“急进派同志们的秘密活动和政府方面对他们的猛烈的镇压，使两者之间逐渐都采取了拼命的战术。就在那时候，一贯残忍的政府官吏们，为了要把正在萌芽的社会主义扼杀，所以设计一个极为凶恶的计划。”[64]这时政府当局“发现了”所谓暗杀天皇的“阴谋暗杀计划”，硬说与此“计划”并无直接行动联系的幸德秋水为“主谋者”，从1910年5月25日起，进行了全国性的“大检举”，1911年1月24日，幸德秋水等12人被判处死刑，另外12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这就是天皇政府血腥镇压社会主义者的“大逆事件”。
在事件中，天皇政府如临大敌，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动用国家机器，来全力围剿年轻的社会主义运动，为了消除幸德秋水的革命影响，收缴了幸德秋水的全部著作和有关社会主义的书籍。社会主义组织全部遭到了破坏，社会主义刊物被取缔，大批社会主义者被杀害或被关进监狱，社会主义运动被迫转入地下。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对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起了消极的作用，分裂了日本工人阶级的队伍，使日本工人运动进入了所谓“冬眠”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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