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基础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演变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哲学基础相关联的。幸德秋水是日本社会主义的先驱者，同时也是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他18岁时（1888）成了中江兆民的学生，思想上深受其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影响。幸德秋水阅读过不少哲学著作，特别是涉猎了德国古典哲学，并受到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一定影响。但对他的世界观形成起决定性作用的，却是“中江主义”的唯物主义思想。幸德秋水继承并发展了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传统，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带有自己的理解和新的见解。
一 幸德秋水的唯物论
幸德秋水的唯物主义思想，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之中，而在他的《日记和书简》、《兆民先生》及《社会主义神髓》三篇著作中则表现得比较集中。他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1905年5月13日，幸德秋水在从巢鸭监狱寄给友人堺利彦的信中说：“若夫问仆之宇宙观人生观者，吾依然报之以唯物主义与科学的社会主义者也。”[65]不仅如此，他还在1905年6月25日从狱中寄给堺利彦的信中进一步表明了他出狱后的愿望之一是“携带哲学书籍”，“遁于山中，从事新唯物主义的著述”。[66]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幸德秋水的处境与思想变化，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幸德秋水虽然自称为“唯物主义者”，也有志于撰写《新唯物主义》，但是他的哲学思想却是一种复杂的结合体。
1.唯物主义生死观
在哲学史上，经常见到对哲学家们讨论生死问题的记载。他们创造出名目繁多的生死论。但是，归根结底，却只有两种生死观，即唯物主义的生死观和唯心主义的生死观。幸德秋水自称为唯物主义者，在生死问题上，确实唯物主义地解释了这一问题。幸德秋水的生死观，在理论上有其独创的风格，在实践上是他行动的依据。
（1）“钟摆说”生死观。幸德秋水在1910年1月25日给小泉三申的信中，论及他对生死问题的看法时，他说：“要是谈起死亡的事，就好像高山顶端的云彩，从远处眺望，见其形状，虽似怪物，而就近去观察，则什么也没有。在唯物主义者看来，死这件事的意义，不外乎就像左右摇摆着的时钟的钟摆，停止了摆动一样。”[67]幸德秋水用时钟钟摆运动的两种形式——摇摆与静止，来阐明他对生死问题的看法，不失为是一种贴切的、新鲜的比方，使得深奥难懂的生死论，变得通俗易懂。
恩格斯曾说过：“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的了。”[68]这就是说，死亡的因素已经包含在生命之中。死亡的到来就意味着死亡的因素战胜了生命，生命停止了。幸德秋水的“钟摆停止说”，基本上是符合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的，即摆动中就包含有静止的因素，而如果静止的因素战胜了摆动的因素，那么钟摆就停止了。当然，在这里幸德秋水还只是用物理上贴切的比喻来说明生死问题，他还没有达到恩格斯那样用辩证法思想直接地、具体地分析生死问题的高度。但就其基本观点来说，都是用唯物主义来说明而不是用唯心主义来说明。
（2）“元素论”生死观。特别应当指出，幸德秋水还坚持用“元素论”来解释人的生和死，这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幸德秋水认为人生就是各种元素的聚合，人死就是元素的离散，复归于各种元素。如在1911年1月19日，也就是宣判他死刑后的第一天，他在从狱中写给堺利彦的信中说：“从此不知数日间、数周间即死。但只是读了又读，写了又写，而且好像要复归于元素似的。”[69]这里也清楚地看出了《续一年有半》中唯物主义元素一元论思想的传统。他的这种“元素论”的生死观是正确的，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且是有批判迷信思想的积极意义的。
生死问题是人们每天遇到的重大问题之一，它给人们带来欢乐与悲哀，因此，人们对生与死不仅十分关心，而且还力图揭开它的奥秘。历来哲学家、宗教家和科学家都必须对此拿出自己的见解，阐明自己的观点，力图寻求人们的接受和支持。“生老病死，四大皆苦”，这是神学家的说教。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阐明他们对生与死的看法。恩格斯曾指出，“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果，即始终作为种子存在于生命中的死亡联系起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这样。但是，无论什么人一旦懂得了这一点，便会摈弃关于灵魂不死的任何说法。死亡或者是有机体的解体，除了组成有机体实体的各种化学元素，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或者还留下某种生命的本原，即某种或多或少地和灵魂相同的东西，这种本原不仅比人，而且比一切活的机体都活得更久。因此，在这里只要借助于辩证法简单地说明生和死的性质，就足以破除自古以来的迷信，生就意味着死。”[70]可见，“元素论”的生死观是合乎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幸德秋水是初步接受了这种生死观，并以之为依据的。
幸德秋水把人的死亡理解为好似元素之复归。“元素论”生死观认为，人生是元素之聚合，人死是元素之离散；元素只有聚散离合之别，而无灭亡之理。所以，元素无消灭，却可以复归。在历史上这种“元素论”生死观在对“有神论”的斗争中，也曾发挥过巨大的威力，产生积极的作用。幸德秋水对于他本人不幸罹难，即将横遭杀害，冤沉大海，而无所畏惧，漠然视之。我们固然不可忽视其“元素论”生死观的积极作用，同时，亦应重视其为理想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的要素。正如他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结论”中所写：“起来！世界上热爱人类和平、尊重人类幸福、渴望人类进步的志士仁人，起来！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现吧。余虽不敏，愿从公等之后！”[71]如果有人认为，在以上的论述中，只能看出幸德秋水为实现社会主义而奋斗的决心，却看不出他为社会主义实现而牺牲的决心，那么，我们只要读一读幸德秋水以刚健雄浑之笔所写的“人生不得行胸怀，虽寿百岁犹夭也”[72]的壮语，对于他为实现社会主义不畏牺牲的精神，就不言而喻了。幸德秋水的壮语中蕴涵着一层深意：胸怀主义实现日，虽是夭亡犹百寿。幸德秋水的生死论导源于他的人生哲学。
2.具有唯物主义成分的社会历史观
幸德秋水在社会历史观上也有一些唯物主义观点很值得称赞。这主要表现在他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的某些观点上。幸德秋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熏陶，他敬仰而且推崇马克思和恩格斯，称马克思为“近代社会主义祖师”[73]，称恩格斯为“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祖师”[74]。在幸德秋水的著作中，经常读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述，这些往往是幸德秋水用以论证自己观点的理论依据。
幸德秋水在分析大多数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时指出：“只是因为分配不公平，财富不普遍于全世界而只堆积在一部分人那里，没有均分给多数人，而只垄断在少数阶级手里”，“所以世界上大多数人陷于饥寒境地就不奇怪了。”接着他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唯有把一切生产机构从地主资本家手里夺来交给社会上人民公有才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这样徒手游食的阶级。这是近代社会主义的精髓。”[75]显然，这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观点的。
幸德秋水分析产业制度进化时，首先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论述，“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的政治历史和该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以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以说明这个历史时代”。紧接马克思的论述之后，幸德秋水说：“不错，人一生下来，首先就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穿衣，不能不防避雨露风雪。至于美术、宗教、学术，则只有在这些最起码的要求得到满足以后，才能发展起来。所以当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一旦有了改变，其社会组织和历史发展也就必然随之而改变。”[76]
幸德秋水论述社会物质生产最终决定着社会政治变革时，引用了恩格斯的一段论述。他写道：“所以恩格斯也说，‘一切社会变化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求之于人们的头脑之中，也不应该求之于人们对于永恒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长的理解之中，而应该求之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之中；这些原因，不应求之于哲学，而应求之于各该时代的经济。对于现存制度的不合理与不公平，对于‘理性变成荒唐，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觉醒的认识，不过是一种标志，指示着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之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发生了这样的变更，使得从旧的经济条件产生出来的社会制度，已经不能和这些变更相适应了。”[77]不但如此，幸德秋水还从生产发展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他说：“世界历史就是生产方法发展史，社会的进化与革命就是由生产方法的变化引起来的。谁能说现在的生产制度是常驻不变的，今天的地主、资本家是永世长存的呢？”这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发展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幸德秋水力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社会历史问题，在当时的日本思想界，确实不可多见。
3. “进化论”的社会观
必须指出，在幸德秋水的哲学思想里，还包含有另外的一面。他受过“进化论”的影响，并接纳其观点。幸德秋水认为社会制度的变革是进化和代谢。他说：“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谢不已，犹如生物的组织进化不已一般。进化和代谢一旦停止，生物和社会也就必然死亡。永恒的生命必然在默默中进化不已，而绝不可能停顿下来；社会的状态一定在冥冥中新陈代谢，而绝不可能不变。在冥冥的进化代谢过程中，总是由革命来明确地划分大阶段，开辟新纪元，历史好像一串数珠，平时的进化代谢是各小珠，而革命则是标志数目的大珠。进化代谢的连续，同时又是革命的连续。”[78]
幸德秋水强调革命家的职责，就在于因进化之势加以利导，实现和平革命。他写道：“考察社会的组织状态，因其进化的大势而加以利导，以便实现和平的革命，这是革命家的意图”。[79]显而易见，“进化论”已经成为幸德秋水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的理论依据。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必然灭亡时写道：“现代生产和交换的方式，即所谓资本主义制度，已达到发展的极点。而物穷则变，花朵总有一天要凋谢，卵壳总有一天要破裂。唯其凋谢，故有新果，唯其破裂，故有雏儿。难道社会产业制度独能不受这个规律的支配吗？”[80]
幸德秋水的哲学思想体系里，既有唯物史观的成分，又有“进化论”社会观的要素，还有“元素论”生死观。总的来说，幸德秋水还没有达到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可以说他是近代日本哲学史中从旧唯物主义向马克思主义新的唯物主义哲学过渡的中间环节的人物。
幸德秋水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世界观，并把唯物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但他始终没有超越近代唯物主义即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窠臼，并不真正了解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主义。所以他才说：“黑格尔哲学（社会主义是从这里来的）、达尔文的进化论（社会主义是在这里发展起来的）和马克思的经济唯物论（社会主义在这里达到自身的完成）是社会主义的源泉。”平野义太郎尖锐地指出，幸德秋水把“唯物史观曲解为进化论”，他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不理解作为社会发展动力的阶级斗争的意义，所以他趋向于“社会主义自然成长论”，“对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缺乏认识。”[81]这是导致幸德秋水悲剧命运的内在因素。幸德秋水这些性质不同的思想，甚至是对立的哲学观，共处在他的思想体系里，这不仅仅反映了幸德秋水的思想矛盾，更为重要的是，反映了明治时代精神的特色。
二 幸德秋水的无神论思想
幸德秋水的无神论思想是比较突出的，反对宗教和“有神论”的态度是很坚决的。这集中表现在他所著的《社会主义与宗教》（1903）和《基督抹杀论》（1911）等著作里。
1903年3月10日，幸德秋水在《中央公论》杂志3月号上发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他在此文中表明了社会主义者对宗教所持有的态度，探讨了宗教产生的根源以及宗教的消除等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点：
1.社会主义是一元主义
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与宗教》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是一元主义。社会主义不信神，也不信死后的世界。而是要从现实社会生活里，直接取得自由、平等与和平……社会主义不但为一人一代，而且希望全人类健全、幸福、进化、发展。对于一切宗教的神以理代之，对于祭坛以道理代之，在人间恢复天上乐园。”[82]幸德秋水明确表示不信神、不信鬼、不信天堂与地狱。这表明了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宗教的观点，即要消除宗教，主张无神论。
2.基督教之所以能存在的基础，仅在无知而已
幸德秋水探讨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他指出，“人类社会若无阶级无压迫都能过上自由平等生活，衣食有余，那么，也就不能有什么神和来世了。”[83]又说：“若能除去现世生活的痛苦与穷困，那么，神自然应归于消灭。”[84]这说明他已初步认识到宗教和神的产生是有它的社会的阶级的根源的。不仅如此，他还指出了宗教在认识上的根源，他说：“基督教所赖以存立之基础，仅在‘无知’而已。”[85]他的这些认识无疑是合理的。当然，这里主要是阶级的社会的根源。如果离开了阶级的社会的根源，片面强调认识论根源，那将是非常错误的，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正如列宁所说：“为什么宗教在城市无产阶级的落后部分中，在广大的半无产阶级阶层中，在农民群众中能够保持它的影响呢？资产阶级的进步人士即激进派或资产阶级唯物主义者回答说，这是由于人民的愚昧无知。由此得出结论说：打倒宗教，无神论万岁，宣传无神论观点是我们的任务。马克思主义者说：这话不对。这是一种肤浅的资产阶级的、狭隘的文化主义观点。这种观点不够深刻，这不是用唯物主义观点而是用唯心主义观点说明宗教的根源。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里，这种根源主要是社会根源，劳动群众受到社会的压抑，在时时刻刻给普通劳动人民带来最可怕的灾难，最残酷的折磨（比战争、地震等任何非常事件厉害1000倍）的资本主义盲目势力面前，他们觉得似乎毫无办法——这就是目前宗教最深刻的根源。”[86]
幸德秋水的宗教观基本是符合马列主义观点的，是值得肯定和称赞的。
3. “神是科学所不许的空名”
幸德秋水论及宗教的本质和社会作用。他指出：“神是科学所不许的空名，天堂地狱的观念，在个人主义社会里，不过出于不得已的慰藉的手段罢了。”[87]这个认识是正确的。他看到了宗教在阶级社会里是在不得已、无可奈何的情况下的一种安慰手段。但是，他的这一认识还是不够深刻的。关于这一问题，马克思曾科学地指出，“宗教里的苦难既是现实的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的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心境，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宗教是人民的鸦片。”[88]可见马克思的思想要深刻得多。但幸德秋水的上述思想，在当时的日本来说也应予以肯定。
4. “就宗教而言余将取一切宗教而代之”
关于宗教消亡问题，幸德秋水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取代宗教。他说：“就宗教而言余将取一切宗教而代之。可以断言，将来支配人生的宗教（若可称为宗教）即社会主义。”[89]显然，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事实证明，在今天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宗教依然存在，并且是宗教信仰自由。同时我们知道，社会主义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是合乎科学的，也不可以称为宗教。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宗教就会出现。宗教是现实世界虚幻的反映。人类发展到一定时期，宗教就会消亡。宗教的产生、发展和消亡，都按其自身的规律变化，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因势利导，才能战而胜之。但是，幸德秋水指出宗教最后是要消亡的。仅就这一点来说，还是有合理因素的。
5.基督抹杀论
幸德秋水在《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中反宗教的无神论思想观点更明确，思想更成熟。顾名思义，《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写作的目的就是要宣传抹杀、消灭基督。这是《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最基本的观点，即幸德秋水认为在历史上并未有过基督这个人物的存在，应当在历史上把他抹掉。他说：“我国从来的学者论客，从事于基督教研究者虽大有其人，然以余所知，否认历史人物基督之存在，断定十字架为生殖器表号之变形者，实未之前闻。本书于此点似尚幸着先鞭焉。”[90]为此，他对基督教从创始人、经典、教义、本质等方面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和彻底的批判。
作者在该书中否定基督是历史人物，论述了《圣经》是传说和虚构的产物，批判了宗教采取的虚构历史、欺骗人民群众的伪善本质，从而有力地宣传了无神论思想。作者的锋芒所及，不仅批驳了一般的有神论，而且揭露了日本统治阶级制造的天皇制神话和以天理教为代表的形形色色的宗教迷信。本书在作者被害后第8天出版，一个月内7次再版，在当时的日本社会上发生过重大影响。
幸德秋水认为，作为基督教创始人的耶稣基督是“莫须有”的，从根本上否认了基督其人的存在。他说：“基督这个人，除了他的名字与阴影以外，没有任何可以承认的实体，不迷信的人，明白事理的人，终于不能不否定基督这个人的存在。”[91]“虽然古来的学者和批判家，热心考察，但是我们到现在还没有看到精确的证据。并且至少在公元一世纪的时候，关于记载基督和基督教的文章、书籍还一无所有呢。”[92]他的这一论断是有一定道理的。
幸德秋水认为，基督教的主要经典《圣经》是后人编造的。他说：“圣书不但非神所造，而且还要受与神为敌的达尔文主义中生存竞争的原理的支配，是经几多进化的过程才成为今天的形状。这倒是确有证据的事。”[93]这就是说，他认为《圣经》是在生存竞争中，实质上即指在社会阶级斗争中，由一些人创造和不断有人修改而成的，目的是用来欺骗人民，所以是不可信的。
幸德秋水认为，基督教的教义都是从各处抄袭拼凑而来的，是一个“大杂烩”。他说：“所谓基督，从它的根本教义以至枝叶的典礼……全都发源于古代太阳崇拜，生殖器崇拜和信仰的遗物就是了。全都是剽窃而来的印度、波斯、埃及、犹太、希腊、罗马的唾余牙慧就是了。”可见，他对基督教教义也是完全否定的。
幸德秋水认为，基督教的道德是奴役人们的道德，从实质来说是最不道德的。他说：“不说《旧约》书中的神是多么的残忍凶恶，凌虐人类，命令他们去做无道不德的事；不说《新约》书中的教训是怎样的使人重视灵魂，轻视肉体，把希望寄托在死后而对现实却持冷淡态度，以不抵抗为美德，以贫穷为幸福，以做神的奴隶为光荣，使人类丧失了勇气和自尊心，而又用威胁、命令强迫他们去实行。”[94]显然，他认为这些说教和做法都是为统治者阶级服务的。
最后，幸德秋水的结论是基督必须被抹杀。他说：“所以我以下述宣言止笔。即基督教徒以基督为历史人物，以其传记为历史事实，实在是迷妄、虚伪。迷妄阻碍进步，虚伪有害世道。是绝不能容许的。这就要揭开它的假面，剥去它的伪装，暴露出它的真相实体，把它从世界历史上抹掉。”[95]这说明他坚决反对有基督其人，对基督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把基督一笔抹掉，就不仅蔑视和沉重地打击了宗教的权力与权威，而更重要的是这对人格神的天皇与天皇制也是一种迂回而有力的攻击与揭露。
必须指出，《基督何许人也——基督抹杀论》一书是幸德秋水的“最后的文章，生前的遗稿”，是他在“山中狱中”没有任何参考书，“在三席之一室，绝无一点火气处，藉彼高而狭之铁窗送入微弱的光线，耸动着病骨，呵着冻笔之所草。”[96]就是说，是他临刑前在监狱小屋里写完的。说明他不畏艰苦，克服很多困难，无神论思想特别坚决，是很有战斗精神的。
幸德秋水把中江兆民的“无神无灵魂”的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他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基督教，而这在当时的日本是有意义的。因为当时日本许多基督教徒和准基督教徒，认为社会主义似乎是基督教的特产和附属物，把社会主义者都看成基督教徒。因此揭穿基督教的本质就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基督抹杀论》中系统而深刻地表达了这种反对宗教的无神无灵魂的主张。
总的说来，幸德秋水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哲学思想还没有完全达到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水平。但是，其中有些论断是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是比他先辈如中江兆民前进了一大步的。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97]幸德秋水的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对于其世界观的形成不无影响，其进步意义应予以充分肯定。
第二节 幸德秋水关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历史规律的剖析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是一个“迟到者”，具有其自身的特点。随着日本早期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发展，幸德秋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化。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信念基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他指出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规律。
一 幸德秋水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与批判
在对资本主义的分析中，幸德秋水力求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剖析资本主义社会，指出了产业革命的两面性，批判和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种种罪恶，剖析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提出了根除这种罪恶的途径。
1.对产业革命的两重性分析
幸德秋水首先在《社会主义神髓》序言中指出：“现在的文明，一方面闪耀着灿烂的华美和光辉，另一方面，又隐藏着黑暗的贫困和罪恶。翱翔在灿烂的天空的，千万人中不过一人；而辗转于阴暗沟壑的，却是世界人类的大多数。这难道是我们人类值得自豪的吗？”[98]他对产业革命的后果进行了客观的评价。
虽然“殖产革命”（产业革命）的结果是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近代文明的华美和光辉灿烂”呈现了“壮观”；但是，内部矛盾也随之加剧，“世界人类的痛苦和饥寒，日深月甚”，贫富之差，一个劲地“悬殊”下去，“生产过剩”与“饥寒交迫”共存。“多数人只是为了争取生活的自由和衣食的平等，不得不牺牲一切和平、幸福和进步。难道人生就是这样的吗？不能不是这样的吗？”[99]幸德秋水一针见血地揭露了阶级差别的丑恶现象，人民大众的贫困，中小企业的破产，社会矛盾的扩大，造成了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局面。这是幸德秋水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辩证分析，同时也是幸德秋水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矛盾的辩证分析。
然后幸德秋水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进而提出“谁能解决这个矛盾”的论题来。“伟大的产业革命的成果果真不能符合于人道、正义与真理吗？所谓近代文明果真不能实现人道、正义与真理吗？”“这怎能叫做真理，怎能叫做正义，怎能叫做人道呢？”“宗教能令人想象未来的天堂，但不能为我们解除目前的痛苦。教育能给予我们大量的知识，但不能为我们生产一日的衣食。法律能惩罚人，而不能给人以快乐。军备能屠杀人，而不能救人生命。唉，唉，到底谁能解答这个谜语呢？”[100]
2.对资本主义社会贫困根源的剖析
幸德秋水接着指出，贫困的原因是“分配不公”。他认为，世界财富本来能使人类衣食大有余裕。那么，“贫困的原因”何在呢？他指出，贫穷不是来自人口的增加，“贫民的增加，事实上不外是由于现在的经济组织与社会组织不良而造成的。从而，不外是由于资本家和地主等，垄断着法外的利益而已，不外是由于财富的分配欠公平而已。”[101]所谓“生产过剩”，不是由于需求不足，而是由于人民的“购买力不足”。[102]
幸德秋水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产生贫困的原因时指出：“此无他，只是因为资财的分配不公平。只是因为资财没有普遍分配到全世界，而仅仅聚集在一部分人手中。只是因为资财没有平均分配给一切人，而为少数阶级所垄断。”[103]
他说道：“财富向一部分人手里集中，却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趋势。至于我们日本的情况，当然也不例外。”[104]在这里，幸德秋水把“分配的失公”看做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普遍规律，幸德秋水还没有认识到其根本问题，也就是分配是由生产资料占有关系所决定的这一原理，只看到分配领域。
他虽然在分析贫困根源时没有直接提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占有性质问题，还是徘徊在分配领域，但他提到消灭贫困的途径时，却正确地提出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生产资料掌握在少数地主资本家手中。
幸德秋水指出：“分配之失公如此之甚，财富是如此集中在一部分人手里，为少数阶级所垄断，如此之甚，无怪乎世界上多数人要经常辗转于饥寒交迫的境地了。”[105]
幸德秋水认为，多数人的饥寒交迫是由于财富的分配不公。他说：“近来财富的分配越来越集中于一部分人手里，贫富越来越悬殊”，其原因在于一切生产机关（即生产资料）、资本和土地全为资本家和地主所垄断。“是因为他们（劳动者）没有任何生产资料，换言之，即没有资本，没有土地”，他指出，劳动人民之所以不能自由地占有自己生产的财富，是因为他们只持有劳动力，而一切“生产机关”，土地和资本都归少数阶级占有。而国家也只代表地主、资本家和军人的利益。可见，他把握了资本主义阶级差别的根源，即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问题，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的阶级本质。
幸德秋水认为要消灭贫困的现象，“治疗的办法”即克服贫困的办法是“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从地主和资本家手中剥夺过来，移交给社会人民公有”，换而言之，即消灭地主、资本家这个不劳而获的阶级，这就是“近代社会主义”又称“科学的社会主义”的根本精神。[106]
3.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
幸德秋水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社会主义神髓》第三章《产业制度的发展》中，幸德秋水在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进行分析和批判时，是从“近世社会主义的祖师卡尔·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公式出发，说明了地主、资本家所统治的社会秩序不是永远不变的，对人类历史作了概括说明，各个时代的经济，由于生产和交换方式的变化而分成不同阶段，概括地叙述了人类社会有规律地从原始共产社会向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
然后他直接转入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和斗争；生产社会化与资本家所有制之间的尖锐矛盾；生产无政府状态必然带来经济危机以及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工业预备兵（产业预备军）的出现。如今，生产力已发展为社会化大生产，但生产资料仍为少数个人所私有，“这岂非大矛盾？”一切社会罪恶实由此矛盾生出。它首先表现为地主、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冲突，其次表现为“有组织的工厂生产与无政府的一般市场的冲突”。
在这里，他把“Value”翻译成“价格”，虽然不够准确，但是指出了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创造“价格”（应该是价值），简略地说明了“剩余价值”。他接着指出，由于生产过剩和危机的影响，使资本积累和企业集中，发展为“同业者大联合”和“托拉斯”的形式，而在“世界各国的产业几乎全部为托拉斯所垄断”[107]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的生产与资本家的占有之间的矛盾，就达到了顶点。正如这一章的结论所言，“社会的生产组织的发展，终于达到了与一般社会的无政府的自由竞争互不相容的地步，达到了不能容许少数资本家阶级存在的地步。换言之，即矛盾冲突已经达到了它的顶点”。[108]
他力图从社会发展规律着手，揭示资本主义产生及灭亡的必然趋势。他称马克思为“近世社会主义的祖师”，并运用唯物史观原理分析了社会历史。吃、穿、住是人类的第一需要，而美术、宗教、学术等精神活动建筑在人的物质需要满足的基础之上。所以，“当人们的生产和交换的方式一旦有了改变，其社会组织、历史发展也就不能不随之改变其状态。”[109]他认为，这些都证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必然走到它的反面，必须被新的更高级的制度所代替。所以，幸德秋水得出的结论是地主资本家统治的社会秩序并非永远存在，“岂非是一大转变之运者乎”？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中，起终极决定作用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因而，“新时代于是乎来！”从而得出了人类社会组织“进化”的原因是“世界的历史，不外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革命，不外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谁说现在的产业制度永远不变，现在的地主、资本家阶级永世常存呢？”[110]幸德秋水在这里用了“进化”两字，但实际说明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问题。
幸德秋水以马克思的理论为依据，揭露了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的秘密，指出了以此为基础的社会矛盾日益严重的现象。“这种情况表明了资本家个人占有制已无力支配生产力；同时，生产力本身也以其无比强大的威力，将彻底消灭今日社会制度的矛盾……这难道不是正导向一大转变吗？难道不是已经面临一大破裂的危机吗？”[111]“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社会“破裂”的信号。而垄断的资本主义使社会矛盾冲突达到顶点，必然导致资本主义本身的灭亡。他大声疾呼：“谁说今之产业制度常住也，谁说今之地主资本家永劫也！”这就是他分析资本主义制度所得出的结论。这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的深刻认识，也是驱使幸德秋水献身于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基础之一。
但幸德秋水把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截然分开，大体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分析，尖锐地指出“社会生产同资本家所有之间的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永存的。尽管如此，还没有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即阶级斗争的历史作为社会发展的原动力来把握；另外，与当时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理论所具有的缺点一样，由于对经济理论特别是对剩余价值理论了解得肤浅，以致对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作用，完全没有做出评价，便以“依靠普选运动的议会主义革命”而结束了。
4.关于日本绅士阀的剖析
资本主义一经确立与发展起来，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也就必然增大。日本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天皇制的培育下，同半封建式的寄生地主制相结合而成长起来的。因此，虽说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但资本家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取代天皇制而掌握国家政权。尽管如此，日本资本主义以甲午战争为转机取得了飞跃的发展，很快在日本经济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势力强大起来。其结果是“不只是资本家阶级依赖天皇制，而且天皇制也不得不依赖他们了。”[112]幸德秋水在分析批评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还结合日本资本主义的特点对日本绅士阀作了深刻的剖析，分析了这一时期日本的统治体制。1905年3月26日，《直言》第2卷第8号发表幸德秋水的社论《日本绅士阀的解剖》，幸德秋水分析了构成政治统治体制的“藩阀”“党阀”“财阀”“学阀”的特征。
关于“藩阀”。作为非西方国家中最早的近代化实践者，日本在明治维新胜利后不久就导入了西方的宪政制度。在“追赶型”发展模式下，从旧体制脱胎而来的变革主体虽然可以明确国家的资本主义发展取向，但是在优先发展顺序的选择上就不可避免地表现出保守性格即由藩阀元老掌控的政府机构。[113]幸德秋水指出，“藩阀”在当时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属于萨摩、长州两藩系统的人“提拔其亲友，自中央政府至地方官厅，悉数配置其亲信”，“无论陆军、海军或内阁，无论中央各部、地方厅或警视厅，萨、长二藩之势力宛如蜘蛛网。如是，日本国家之权力、日本社会之权力一时全掌握于此萨、长藩阀之手。”[114]幸德秋水明确指出，这一势力成了当时统治体制的核心。
关于“党阀”。幸德秋水在文章中认为，这是些参加自由民权运动的知识分子和属于地富豪绅等地方上实力派一类的人物。但是，这篇社论在谈到“党阀”时说道：“彼等虽或则高唱自由民权，或则主张国家政治，然其实一旦彼等自己进入议会，分得若干权势利禄，则渐渐弃其主义，曲其主张，完全离平民而去，另外形成一纯然之党阀。如是，随党阀势力之增进，藩阀终亦不能无视之，于是形成藩阀与党阀之结合。以侯爵伊藤氏为总裁之政友会之成立是其结果也，盲从桂内阁之举国一致议会之诞生是其结果也。”[115]如上面所指出的，在当时，政党也不是人民的代表，藩阀也不能无视党阀的力量，两者相互勾结而组成了统治体制的一翼。
关于“财阀”。幸德秋水在文章中认为，这是随着明治社会之进步，随着产业制度、资本家制度之发展，自然产生于“藩阀”与“党阀”之间的一大势力。其中有从原来的商人脱胎而来，因与政府有密切关系而骤然成为百万富翁的（如岩崎弥之助），也包括华族和豪农。文章指出：“此等富豪一旦变得强大，则藩阀亦终于不能无视之。岂但不能无视，且要勾结之依赖之，致使自己也成其一部，共同拥护其中之大财阀。于最近日俄战争之际，大有政府获经银行家之允诺才开战之势，如是情况皆显示藩阀与财阀之结合。”
有例为证：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大将首先表露出开战的决心，他还委托第一银行总裁“财界领袖”涩泽荣一探询资产阶级对战争的决心，并请求协助。首相桂太郎以下各大臣和银行家就战时财政进行协商后，于1904年2月4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116]可见“财阀”的影响力。
另外，伊藤博文内阁之后，松方正义与大隈重信[117]的合作，就是当时的“财阀”三菱的总裁岩崎弥之助促成。关于三菱的势力，《世界之日本》杂志的评论家这样说道：“若欲募集公债以助松方伯爵，则一声令下即可募集数千万元，若欲妨碍渡边子爵（伊藤前内阁的藏相渡边国武子爵）募集公债，则一声令下可动全国。此势力使政治家生畏，政治家势力更使实业家生畏。今助松方、大隈二伯爵以组新阁，谁人不惊叹其势力之大。”这位评论家在叙述了三菱以及以三井和涩泽为首的大资本家们同官僚、政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并表明其影响之后，作了这样的总结：“此等商党势力日见增加……简言之，若彼等联合，则可立法、废法，或倒阁。彼等所缺，唯执行权而已。……此后恐愈加如此。但政党与商党绝不会长期相互分立，如同藩阀与政党长期相争而终致两者精华合一……此乃必不可免。”这段话，列举了“财阀”与“藩阀”、“党阀”相互勾结，从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中捞取最大利益的事实。不能否认，大资本家由于加强了对财政、经济政策的发言权，对整个国政施以强有力的影响，“藩阀”、“党阀”同资产阶级的同盟逐渐向前发展。
如上所述，在与“藩阀”结合之后，“财阀”也成了当时日本统治阶级中一个有力的构成因素。此外，文章写道：“观察将来之形势，无论藩阀或党阀，都将渐渐熔铸于财阀之中，最终将构成称为富豪阶级和资本家阶级的一大绅士阀。”这篇社论认为，诸如“藩阀”、“党阀”之类虽代表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势力，但其真正的主人是上述“财阀”。
关于“学阀”。除“藩阀”、“党阀”、“财阀”之外，构成政治统治体制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学阀”。幸德秋水指出：“彼等多数人虽尚未与党阀相勾结，然而处处与藩阀、财阀相勾结，成了整个绅士阀之爪牙。世人抑或知学阀与藩阀相结之坚，而不知其与财阀相结之深。”如上所述，“学阀”是管理当时的统治体制的官僚势力的核心力量，它不仅支撑“藩阀”，而且已显示了开始厕身财界的迹象。
除了上述“藩阀”、“党阀”、“财阀”、“学阀”之外，还有“宗阀”和“门阀”。“如真宗（佛教净土真宗发源地之山寺）那样，作为世袭华族，它显然早已在门阀之中。即便将其看成财阀，亦不失为一有力者也。如大名、公卿之遗族，虽其大部已微不足道，然若彼等与财力相结时，则亦不能不成为一偌大之势力。”如上所述，文章认为“宗阀”、“门阀”虽也是构成统治体制的因素之一，但它们将不会成为一支独立的势力。
分析的不足之处有二：其一，缺少对地主阶级的分析。从幸德秋水对日本政治统治体制面貌的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到，当时的两大政治势力“藩阀”、“党阀”也早已为大资产阶级所操纵。如果把这篇社论看做是对当时的统治体制的分析的话，那么不能不说缺少对地主的评价和分析，是一个明显的缺陷。由于当时的社会主义者把“布尔乔亚（资产阶级）”一词译作“绅士阀”，因此可以认为这篇论文的目的仅仅把资产阶级作为分析的对象。但是由于文章的内容涉及对统治阶级和整个统治体制的分析，所以对于大土地所有者只是在一些地方谈到了“豪农”，那显然是不充分的。当时日本的地主是半封建势力的代表，它和资产阶级同是统治阶级的重要构成部分，地主产生于江户时代。在实行调整田赋之后，“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仍然被认为是合法的。他们一方面继续对佃农进行半封建的统治，同时由于大米越来越变成了商品以及农民阶层的破产、流通机构的完善等原因，出现了拥有一千町步[118]土地的大地主，地主成了一支巨大的力量，他们拥有将近一半的全国农地。他们与大资产阶级一起同是支撑天皇制统治的两根支柱。在贵族院和众议院里也有他们的许多代表，但是对大资产阶级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日本绅士阀的剖析》一文，虽然对当时的统治体制进行了出色的分析，但是它对半封建的地主土地所有制及其所起作用的分析却是不充分的。
同时，正如这篇论文所指出的，当时日本的政治统治体制，虽然其内部包含着复杂的因素，但是可以说基本上已经形成了以大资产阶级为主导的权利，作为两大政治势力的“藩阀”和“党阀”，虽然各自具有独立性并在其内部包含有官僚、地主等成分，但是他们相互勾结着，总的来说代表了“财阀”（大资产阶级）的利益。1900年，山县有朋内阁不顾地主势力的反对，强行增收土地税一事就表明了这一点。
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方面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和部分地主阶级一起，通过政党和议会与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官僚统治阶层进行交易，以至于构成资产阶级核心的大资本家阶层直接向官僚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官僚统治阶层又必须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两者既在局部上相互对立，又在整体上结为同盟。在扩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对工人、农民阶级加以新的剥削和压迫，在国际上扎进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的行列。这就是20世纪初日本的社会政治结构。
其二，幸德秋水对劳动阶级的分析不足。阅读幸德秋水的这篇社论和当时的文章就可以看出他没有认识到劳动者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具有特定的历史作用，他只认识到劳动阶级是贫困的、认识水平低下的下层贫困劳动者。回顾一下日本当时的劳动阶级状况就可以得出这个结论。这与幸德秋水把实现社会主义目标的主体寄希望于仁人志士，还未认识到劳动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历史作用有关，一定程度上这也表明了他对日本社会政治结构认识的局限性。
二 幸德秋水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幸德秋水在日本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并把帝国主义看为产生战争的根源。他反帝反战的思想，在日本明治思想史上是有特别记载的。
1.帝国主义必将消亡
1901年4月，警醒社出版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这是幸德秋水第一部公开出版的著作。这本书比霍布斯的《帝国主义论》早一年出版，在当时是一本出色的反帝反战的读物。
这本书是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在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形势下写成的，正如书中所说：“盛乎哉，所谓帝国主义之流行者，其势如燎原之火也。世界万邦皆折服其膝下，无不赞美之、崇拜之、而奉持之。”[119]
此书共分五章，第一章绪言，开宗明义地指出帝国主义是一怪物，“所谓帝国主义，即意味大帝国之建设。大帝国之建设即意味领属版图大扩张。”[120]继而指出，“帝国主义者，非以所谓爱国心为之经，所谓军国主义为之纬，而组成的政策乎？名为爱国心，实则纯为军国主义者，至少爱国心与军国主义岂非正为列国当今帝国主义所共有之条件耶？故我欲断定帝国主义之是非与利害，不可不先须将所谓爱国心与所谓军国主义进行一番探讨。”[121]
从这种观点出发，第二章论述了爱国心，第三章分析了军国主义，第四章对帝国主义展开了批判，这反映了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定理解。第五章是结论，指出消除这些毒害只有靠“一大清洁法”的“革命”，“科学的社会主义即可灭亡野蛮的军国主义”[122]，并强调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必要性。
幸德秋水在这一著作中说到了帝国主义产生的原因，他指出：“欧美之贫富愈发悬殊，财富与资本愈发堆积于少数一部分人之手，多数人民之购买力达到了衰微之极的地步，此种现象实乃现时之自由竞争制度之结果，是为彼等资本家、工业家垄断其对资本法外之暴利所致。”[123]
也就是说，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的资本家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的发展，苦于“资本之饶多与生产之过剩”的结果，遂使资本家和代表他们利益的政治家采取了这样的方针，亦即“为达到永远实行垄断之目的，而同海外扩张领土，投入莫大之人本，滔滔而不知止境。”
幸德秋水认为，为了消灭这种帝国主义，“不能不根本改造现时之自由竞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幸德秋水的分析虽在自由竞争与垄断和金融资本的关系、资本输出与商品输出的区别等问题上，有不充分的地方，但是它正确指出了帝国主义的本质，这一点作为在列宁之前对帝国主义的分析来说，是极其出色的。
幸德秋水把中日战争后军备的飞跃性扩张、占有中国台湾，以及参加以“义和团事件”为起因的欧美各国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等现象，看成日本迅速走向帝国主义的表现。幸德秋水在这一著作中指出：“而今我日本亦热衷于此主义而唯恐不及。陆军扩至13个师团，海军扩至军舰30万吨。领土扩张至台湾，北清事件[124]时则派遣军队，国威与国光为之张扬，军人之胸前装沛了多枚勋章，议会赞美之，文士诗人讴歌之。”[125]
同时，他还写道：“我日本拥有武力，遂得以将国旗树于海外。而我国民则能有几多资本投于此国旗下、能制造几多商品投于此市场乎？领土一旦扩张，则武人势必益发跋扈，政费势必益发增加，资本势必益发缺乏，生产势必益发萎靡。我日本若走帝国主义之路，其结果唯如此耳。原为每年8000万日元的总预算，不到数年即增至3倍，为经营台湾，占领以来已从内地夺去1.6亿日元经费，2亿日元的赔款，如梦般消失，财政日益紊乱，外贸入超日增，政府接连增税，市场日益窘困。”[126]
幸德秋水指出了日本资本主义的上述弱点之后写道：“欧美各国之帝国主义者开口就谈资本之饶多和生产之过剩。而日本之经济情况则完全与之相反。虽说欧美各国建设大帝国之事业，毫无疑问必将走向腐败和衰落，然而抑或在今后之若干年间，尚得以夸耀其国旗之虚荣。而至于我日本，则岂得维持其建设之帝国于一日乎？因拥有多数之军队与战舰而大呼自己为帝国主义。我日本之主唱帝国主义者，真乃愚不可及也。”[127]
幸德秋水指出了帝国主义必将消亡，“所谓帝国主义之现在与将来，不难知也，彼之爱国心，如此其卑鄙也，其军国主义，如此其可恶也，而本是以行其政策，其结果不至于堕落与灭亡而不止也。”[128]
2.日本帝国主义的特征与走势
幸德秋水正确地指出了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基础尚很虚弱，他在其他的著作中也曾把当时的日本帝国主义称之为“军事的、封建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
日本在经济上虽不完全具有帝国主义国家的实力，但却“拥有军事力量上的垄断权”和“对极广大领土或掠夺异族如中国等等的极便利条件的垄断，部分地填补了，部分地代替了现代最新金融资本的垄断。”[129]可以说，日俄战争前夕，幸德秋水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论述很好地抓住了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本质。
同时，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它的虚弱性，由于它的矛盾的深刻性，因而比别的帝国主义更富有侵略性，热衷于不断扩张军备和发动侵略战争。这时期的日本在垄断和金融资本的成长以及资本输出方面，还有许多弱点。列宁曾经历数帝国主义的种种特性，除了刚刚提到的那一点之外，他还说：“同兼并密切联系着的那种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特别是极少数大国对殖民地的剥削，使‘文明’世界愈来愈变成叮在数万万不文明的民族身上的寄生虫。”[130]“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131]
从这方面来说，日本参加了对朝鲜和中国等殖民地的统治和瓜分，并在“义和团事件”中侵略中国的“八国联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还结成了帝国主义的同盟—日英同盟。日本军队在“八国联军”对中国的侵略战争中是一支主力部队。开战当初侵入中国的“八国联军”共3.2万人，而其中日本军队就有1.2万人，和其他国家相比，占压倒性优势。又因地理位置较欧洲其他国家近，充当了帝国主义在亚洲的宪兵的角色。从这一点来说，20世纪初的日本已经参加了帝国主义阵营。日俄战争前夕的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尚有许多弱点和落后的方面，但是通过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它已经变成帝国主义国家。
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虽然指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特点，并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批判，但幸德秋水没有真正洞察到英美之类的“资本富饶之国”的资本输出与垄断输出国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军国主义和战争，只是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贪得无厌。虽然他批判了帝国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军国主义，但没能进一步对军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基础进行深入的揭露。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针对《第二个埃及占领》中的那种尚未进入军事斗争阶段的帝国主义间的斗争，尽管彻底地批判了“爱国心”的幸德秋水，却不知不觉地陷入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支持了日本统治阶级，进而担心起其落后和无能来。
一方面，幸德秋水在分析帝国主义的根源时，把它的根源归到“爱国心”，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析帝国主义的阶级实质。看不清爱国心的阶级实质，却把它看做是“利己主义的发现”，是“动物的天性”、“虚荣”、“虚夸”心理的产物。因此，他在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被剥削关系、掠夺和被掠夺的关系时，把它们看做“爱国心”的祸害，在分析军国主义、扩张主义时说它们不过是出于一种狂热之心、虚夸之心、好战的爱国之心而已。幸德秋水在分析帝国主义时，由于没有系统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把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的本质归结到人们的意识方面、精神方面，从而陷入了唯心主义。
另一方面，他对“爱国心”的批判，把爱国心和利己心看成一个同心圆，并把它们的原基形态和他认为的利己心看做是人共有的利己心，而未能进行阶级的社会的分析，因而，也陷入了把沙文主义和真正的人民的爱国心混为一谈的错误。
显然，这本书根本性的错误是把军国主义和爱国心看为“帝国主义的两个轴心”加以考虑，而没有认识到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定阶段，并进而指出它的根本性特征。因此他也就不能科学地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的问题。例如，由于他不能理解“军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必然产物，因而他把产生和加强军国主义的原因看为出自爱国心的错误结论。
就天皇制爱国心而言，明治维新以后，“忠君爱国”、“忠孝一体”成了天皇制国家的道德标准。“忠君爱国”不过是被天皇制歪曲了的爱的一种变种。天皇制爱国心最终导致战争，使日本国陷入战争泥潭。人民被彻底奴化，文化发展受到阻碍。为什么天皇制爱国心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如此深重的灾难，其原因在于天皇制爱国心不过借用了爱国心的名义，实际上它是对天皇个人忠诚心的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这本书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成熟之处，但是这本书出现在甲午战争之后，在日本所谓爱国主义、国家主义思潮高涨的背景下，在日本刚刚迈出帝国主义的第一步时，他就开始对帝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军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尖锐地揭发帝国主义的毒害，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这是应当给以充分肯定的，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特别是19世纪末期伴随先进的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外扩张，潜伏了战争危机这一点，并不是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充分认识到了，他勇敢地指出、全面地反对“军事的、封建的、外强中干的帝国主义”，乃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和最需要勇气的事。现在我们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容易的，但在当时，幸德秋水能提出这样的论断和主张是难能可贵的。
幸德秋水之所以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他做了长期的准备。他早在《自由新闻》、《中央新闻》工作时代，已关心路透社以及其他各国的报纸、杂志关于列强的动向报道，到万朝报社工作以后进一步注意有关的情况并广泛收集、研究资料。在1899年计划撰写、出版《外交史》和《外交家信》，为此，他更专心致志地积累材料。当然，作为《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雏形和写作基础的，是在《千代田每夕》报纸上发表的《大逆天道录》、《刀寻段段录》和《帝国主义》等论文。
3.幸德秋水主张把反战与社会主义运动相结合
1903年，日俄帝国主义在远东争夺势力范围的斗争加剧。同年11月15日，幸德秋水与堺利彦成立“平民社”，成为社会主义反战运动的中心。平民社在机关刊物《平民新闻》发刊词中，提出“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举起平民主义、社会主义、和平主义三面旗帜，宣布在合法范围内开展反战、和平运动，表示“言其所可言”、“行其所可行”。幸德秋水先后发表《战争来临》、《我们始终反对战争》、《社会党的战争观》等一系列评论，抨击政府的战争政策，阐述社会主义者的立场。
在“举国一致”主战的狂热氛围中，幸德秋水最先主张“非战论”。甲午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变成了亚洲唯一一个拥有殖民地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的地位也从与中国、朝鲜一样受欧美列强压迫转变成与欧美列强一起压迫中国、朝鲜的国家。甲午战争的时候，先进的资本主义列强已达到了垄断资本主义的阶段，进入了为谋求资本输出、瓜分殖民地、扩充势力范围而展开激烈争夺的近代资本主义时代。日本通过甲午战争使中国割让了台湾，进一步刺激了列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竞争。其中由来已久的俄国和英国的竞争进一步加剧。中国东北若被俄占领，英、美、日三国的势力范围会受到威胁，日本政府更是直接向沙俄政府抗议。在这种形势下，英国和日本1902年结成了日英同盟，日英同盟缔结之后，日俄间的对立更加尖锐化，特别是表现在日俄争夺中国东北的特权上。与此同时，沙俄也与法国结盟与之对抗。因此日俄战争与甲午战争不同，日俄战争完全是一场争夺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
甲午战争后的10年间，日本的资本主义取得迅猛的发展。天皇制政府为把日本的资本主义培养成成熟的近代帝国主义而“卧薪尝胆”。在这短短的10年中，日本的铁道增加了2倍，船舶增加了5倍，公司资本增加了4倍，贸易额增加了3倍，棉丝的出口量增加了30倍，生丝绢织物成为其主要出口商品。日本的统治者们已毫不掩饰其独占市场和权益的帝国主义目的。资产阶级当然也迫切希望垄断中国东北的市场。[132]作为他们的经济学代言人的田口卯吉于1903年的新闻记者大会上以“满洲问题不解决工商业就没有发展希望”为题发表了演说。参谋总长儿玉源太郎大将（1852～1906）首先表露出开战的决心。他还委托第一银行总裁“财界领袖”涩泽荣一探询资产阶级对战争的决心，并请求协助。首相桂太郎以下各大臣和银行家就战时财政进行协商后，于1904年2月4日召开御前会议，决定开战。[133]1904年2月8号，日本舰队偷袭了仁川港和旅顺港的俄国舰队，未经宣战突然偷袭对方重要基地，这是日军在战争时使用的惯用手法。两天后，即2月10号才正式宣战。日俄战争就是这样由冒险主义的天皇制军部、官僚与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独占市场的野心相勾结而发动起来的帝国主义战争。当时日本兵力在亚洲的强盛和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弥补了其资源的不足。虽然英、德、法都很富强，但在地理位置的优越性上是无法与日本相比的。
日俄战争前夕，鼓动国民狂热的战争言论在日本报纸、杂志上比比皆是。日本以资产阶级为首的统治者极力主张这场帝国主义战争。1903年11月，田口卯吉主办的《东京经济杂志》写道：“今之民间实业家，有关东北问题，大多为开战论者。”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和三宅血岭的《日本》很早就主张“全国一致”进行圣战。1903年4月，一直公正客观的《大阪朝日》、《大阪每日》等报也开始倡导“对俄强硬论”，8月以“龙岩浦租借事件”为契机，《时事新报》连日关注朝鲜问题，鼓吹这是日本的民族危机，强烈建议政府向朝鲜水域派遣军舰。官方报刊除了《东京日日新闻》之外，拼命鼓动民族危机的诸报刊的论调倾向“主战论”，迫使政府“尽快作出最终决定”。
东京的新闻杂志通信社于10月10日在帝国宾馆召开的“时局问题联合大恳亲会”和在大阪召开的“时局问题东西联合新闻记者大演说会”等进一步推进了“主战论”，更有政治煽动性的是“对俄强硬同志会”。这个团体是与“国民同盟会”、“大日本协会”的体系有联系的以近卫、神鞭等为中心的近百名国家主义者组织起来的。他们于8月9日在神田的锦旗馆举行了大会。“卧薪尝胆已经够久了，军备扩张也该好了”和“对于俄国的不撤军日本应该毫不犹豫地挺进”等“大会决议案”得到全场的一致认可，他们迫使政府“对外强硬”，更于11月5日给桂首相、伊藤博文送去“警告书”，鼓惑“更换软弱外交”和“攻打俄国”。此外，东京帝国大学的七博士公开提出的“对俄强硬意见书”以及“全国同志会”的建议等把舆论一天天地集中到了“主战论”，达到急剧沸腾的地步。
在日、俄两国开战之后的1904年4月末，神道界的千家尊弘、平田盛胤，佛教界的岛地默雷、前田慧云，基督教界的海老名弹正、小崎弘道等人，外加哲学界的井上哲次郎、肺崎正治等人，由29名有关宗教的人士作为发起人，发表了一份《召开大日本宗教家大会宗旨书》，宗旨书指出，“值此日俄交战之际，我等应以举国之力量对付和平之敌人，与此同时，对内则要自己培养作为一大国国民应具备之正大光明之雅量，以此向外发扬。”[134]
国民大众易于接受这些宣传鼓动的条件甚多。当时，日本虽已成为压迫国，但在经济、文化方面与欧美列强间的实力差距，国民都一目了然。不平等条约尚未完全修改，不仅在国际政治方面与欧美相比处于劣势，而且体验了三国干涉之苦。所以，想尽早地与欧美列强平起平坐，是国民的强烈愿望。而且列强瓜分东亚、称霸世界的竞争逐年加剧。面对这一“世界之大势”，后进国的日本自古代接触中国文明以来表现得何等软弱！这一切都是小资产者以及包括工人、农民在内的国民大众容易成为帝国主义宣传鼓动的俘虏的绝好条件。[135]
即使在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者中间，也并不是一开始就确立了反战、反帝立场的。当时由片山潜等人发行的工人运动的宣传杂志《劳动世界》，在1898年俄国租借中国的辽东半岛的时候，该刊10月号上发表了一篇社论《东洋的危机》，“吾等工人寄语，坚决要求日本政府采取强硬政策，支配东洋之大势，为日本之福利计，以雪还辽东半岛之耻。”[136]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帝国主义意识。另外，幸德秋水也在1901年4月11日《万朝报》的社论中，把法国面对英国占领埃及一事无所作为的例子和当时的俄国占领中国东北一事相比较，说道：“吾人深恐占领满洲成为占领埃及之重演。法国曾对英国占领埃及一事忍气吞声。吾人深恐我日本成为法国第二。”[137]主张日本不能忍气吞声。可见，当时的日本人，不用说天皇制官僚和统治阶级，包括片山潜、幸德秋水等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在最初一段时期也曾表现对帝国主义深信不疑，深受帝国主义思想的束缚。正如1903年6月，幸德秋水在《开战论的流行》中说：“征伐俄国论仍然流行于我国民间，几乎被视为舆论，不过，其实并不是什么舆论。只不过是一些主战论者所煽动挑拨的一种流行而已。如果不与此流行合流，就有被认为是懦怯者，或被认为缺乏爱国心之虑。因此，任何人都不能公开地反对它。”[138]也就是说，人民摆脱其束缚是十分困难的。
在日俄战争时期，幸德秋水等社会主义者当初虽然提出过拥护统治阶级立场的主张，但他们从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出发，又转变了原先的态度。这件事一方面表明当时日本的工人阶级尚处在成长的过程之中，另一方面也表明在战争的危机中工人阶级很快地成长起来了。作为社会主义协会的机关报《社会主义》公开表明了“非战论”的主张，《六合杂志》也从基督教的立场上表明了“非战论”的主张。当时主张“非战论”的还有黑岩周六的《万朝报》[139]、岛田三郎的《东京每日新闻》等，地方有《滋贺日报》等。然而10月8日，在开战无法避免的时候，《万朝报》社长黑岩周六的态度发生了急速转变，开始主张战斗，进步党系的圆城寺天山是报社中“主战论”的代表。
在“好战的热情使朝野发狂了”的时候，幸德秋水勇敢地继续高喊“绝对反对战争”。1903年10月8日，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二人出席了在神田基督教会馆召开的由社会主义协会主办的“社会主义者反战大会”，在会上明确了退出《万朝报》的决心。10月12日在《万朝报》上刊登了《退社之辞》，大体内容如下：“我等二人不幸的在对俄问题上的意见与《万朝报》不同，平时都是从社会主义的角度看待国际纷争，国民也多数为此牺牲，诸位可以从《万朝报》上体会到。然而允许我这样思想存在的《万朝报》近日也因时局所迫不得不思考战争的不可避免性。我等对此只能以沉默对待，但是又不能一直沉默下去，因此只能在万般无奈之下选择退社，黑岩社长虽然极力规劝，但是……我等与他多年的友谊也自此隔断。”[140]团结在《平民新闻》周围的社会主义者们不顾生命危险开展了坚决的反战运动。
幸德秋水揭露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主张把反帝和反战斗争结合起来。日俄战争期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共同掀起反战运动，并主张把反帝和反战的斗争结合起来进行，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军备和战争。军备和战争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141]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报纸上，先后发表了《我们始终反对战争》《不断非战论》等反战文章，坚决抨击日俄战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在此后的反战运动中有了新的提高，最主要的表现就是他对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有了较明确的认识，“战争一旦爆发，就要耗费多少亿国币，牺牲千万人命，国家社会的疮痍永远不得平复，只赢得少数军人的功名和投机商人的利益而已。”[142]
在日俄战争爆发的前夕，1904年1月17日，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第10号以《我们始终反对战争》为题的评论中，用尖锐的语言揭露了战争的掠夺目的，痛斥这次战争是帝国主义的、为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而进行的、损害人民利益的战争，而人民只是战争的牺牲品。《平民新闻》号召全体人民“用一切方法提出抗议”，来反对战争，鲜明地表明了他们坚决反战的立场。
“我们始终坚决反对战争，战争从道德上看是可怕的罪恶，从政治上看是可怕的毒害，从经济上看是最大的损失，破坏社会正义，蹂躏人民幸福，呜呼！全国已经为了战争而疯狂了，多数国民的眼睛被蒙蔽，国民的耳朵为之变聋了。虽然以我们的一己之力大声疾呼防止战争是很难的，但是我们必须为了真理正义而大声疾呼。呜呼！爱国的同胞们从狂热中醒来吧，不要陷入罪恶、毒害、损失的战争深渊了。天作孽犹可避，自作孽不可活。战争的结局不论胜败，最终带来的必然是无限的痛苦和无边的悔恨，大家为了真理，为了正义，为了天下苍生而扪心自问吧！”[143]幸德秋水明确地指出战争的本质：战争无论是胜和败，其结果必然是广大人民无限的痛苦和悔恨，而战争中得到利益的只能是政府。
进而，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11号（1904年1月24日）的社论上以《战争与道德》为题痛斥战争。紧接着，在《平民新闻》13号（1904年2月7日）的社论中，以《战争与和平的决定者》为题，尖锐地揭露了帝国主义战争的本质，指出宣战与缔结和约问题操纵在财阀之手，正是他们发动了现在的战争。
“根据日本的宪法规定，战争还是和平的大权应该掌握在天皇的手中，然而天皇作出决定之前好像结果已经出来了。”幸德秋水问道：“这是谁作的决定呢？是国民的舆论、立宪的议员还是国务大臣？都不是，是放债者、银行家。桂首相连夜召集银行家、资本家不就是为了募集军款吗？”[144]
与先进列强同样，日本也将变成“渐渐的由少数资本家、银行家的少数阶级支配下的崇尚拜金主义践踏一切学识、技能、道德”的国家。因此挽救这个国家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完全废除资本家阶级”。不久，小村外相和俄国公使的最后会晤宣告失败，日俄从此断绝往来。战争最终还是开始了，幸德秋水也发表了题为《战争来临》的论文。文中指出：“战争终究还是来了，它扰乱和平，使罪恶横行。两国的政府相互推卸责任。但是扰乱和平的灾难都压在平民的肩上，真正扰乱和平的人却没有受到惩罚。广大民众应极力反对战争祈求快速恢复和平。为此应该竭尽全力大声疾呼战争的危害，我们相信俄国的和平主义同胞们势将持同一种态度，英、美、德、法的人民也会援助我们的。”[145]
幸德秋水还呼吁从军士兵和劳动者，说侵略朝鲜、东北自己什么也得不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他们的喜悦也会变成悔恨。在第15号（2月21日）的社论上，幸德秋水写下了警示文章：到《把生死赌在勋章上》、《士兵的妄想》、《战死者的遗族》。第17号（3月6日）的社论《战争与新闻》批判了标榜公益事业其实是鼓吹军国主义、煽动民众的“社会的麻木”[146]，呼吁全天下爱国爱民的新闻记者从狂热的谎言中清醒过来。
1904年3月27日，幸德秋水在日俄战争期间针对天皇政府增税而发表在《平民新闻》第20号的《呜呼！增税！》一文中，更加明确了这一思想，这篇文章被认为是反战论中最优秀的一篇。他写道：“呜呼！六千万元之增税，苛重之增税！是实为战争之故。同胞们请看吧！将领虽然频奏捷，而非为国民增一粒之米也，武威虽辉于四方，而非为国民得一领之衣也。多数同胞，曝于锋镝，其遗族泣于饥饿。商工萎靡，物价腾贵，劳动者失业，小吏减其俸给而被逼应募军债，献纳贮蓄。其所成极多额之苛税，非使一般佃民涸血、刽骨而不已。”[147]幸德秋水尖锐地质问到六千万日元的增税，这都是因为战争的缘故。但是财源是不可能凭空从天而降的，负担这些的国民的苦痛是无休止的，国民为什么一定要忍受这种苛税呢？对于政府，幸德秋水提出了疑问，“不能为我们提供和平、进步，反而不断的压迫束缚我们，那政府的存在还有必要吗？”[148]此时，幸德秋水表露出了向无政府主义转化的迹象。
幸德秋水的反战运动受到了统治阶级的迫害和攻击。但是，他在压力面前并没有表示软弱，反而更加坚定，并把有关帝国主义战争本质的思想宣传到国外，强调国际合作精神，将反战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在日、俄两国统治阶级发动争夺殖民地战争的时候，社会主义者们并没有被吓倒。幸德秋水指出，作为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应尽最大力量携手对付共同的敌人，并提出社会主义者斗争的手段是“排除武力的和平言论的手段”。他还说道：“世界上的劳动者都是同盟”，强调为反对战争应该组织劳动者国际大联合。“在你们深受政府暴虐之苦的时候，为我们的大主义奋斗的时候，请记住远方有很多的同志、兄弟、姐妹在为你们的生命和成功而祈祷。”[149]现在看来，这虽然是带有人道主义、合法主义的基督教博爱主义的呐喊，但是还是引起了巨大反响，这封公开信译成英文，世界各大新闻报刊争相翻译转载。
作为对《平民新闻》的回应，孟什维克的机关报《火星报》也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对上面这封信做了回答。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由于当时在受到更加严厉镇压的情况下继续进行困难的地下活动，因此没能回应《平民新闻》的呼吁。7月24日发行的《平民新闻》第37号登载了《火星报》的这封公开信。信中说道：“于日、俄两国之好战叫声之间，闻彼等日本同志之声音，实有如闻来自彼之善美世界使者的妙音之感。而彼之善美世界，若说今日仅存于有阶级觉悟之下层国民之心，则明日必将实现之。彼等虽不知此明日何时会到来，然我等全世界之社会党皆在为使此明日早日来到而努力。我等正为此悲惨之‘今日’，亦即为一时之社会组织掘墓，正为最终埋葬此一时之社会组织而组织力量。”[150]俄国社会党高度赞扬了日本社会主义者的言行，“在日、俄两国的一片应战声中听到你们的声音犹如天籁之音。”对于日本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忠告，他们从现实行动的立场出发回答道：“我们虽然以暴治暴，但是我们绝不是虚无党或恐怖分子。”他们感觉现在最重要的是日本同志《致俄国社会党书》中强调的一致联合的精神，最后以“消灭军国主义，万国社会党万岁”结尾。
当时团结在《平民新闻》周围的日本的社会主义者们，还没能摆脱基督教人道主义的影响。而在当时的俄国，则早已积累了革命运动的经验，国内又有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并且已经处在爆发1905年革命的前夜。因此，即便是孟什维克也已经对和平不抱幻想。虽说《平民新闻》的有关和平的理论，从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来看有着许多缺点，而且接受它公开信的又不是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而是孟什维克。然而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两国的社会主义者表示要为争取和平而携手团结起来，实际上结成了日俄两国社会党的反战同盟。这件事在当时是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的。同年8月14日，片山潜代表日本出席了在阿姆斯特丹召开的第二国际代表大会，他与俄国代表普列汉诺夫一起被选为大会的副主席，两人曾在主席台上紧紧握手，互相致意。幸德秋水知道这个消息以后，于同年9月18日，在《平民新闻》第45号上发表《日俄社会党的握手》一文，他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日俄战争激烈的时候，日本的片山潜在万国社会党的大会上，在满堂的喝彩声中同普列汉诺夫公开握手。这个握手在世界社会党的发展史上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不仅对于世界同志会，事实上对于诸国的君王宰相、贵族富豪及整个阶级，社会党一致运动所宣扬的无人种、国籍区别只有人道的思想是十分勇敢正直明确的。”[151]接着他进一步指出，“此握手，实为世界的社会党发展史上永应大书特书的一重大事实。”[152]出席该大会的格希晋曾记述当时的情景如下，“这时（片山潜与普列汉诺夫握手之时）所有同志的手都紧紧地握在一起了，而且发出了声震屋瓦的欢呼。许多人的泪流下来，我从来没有被这样感动过。”[153]
1904年6月27日，托尔斯泰的《何时悔改》一文在伦敦《泰晤士报》刊登。托尔斯泰从基督教的人道博爱的立场出发，把日俄战争的原因归结为人性的堕落。帝俄政府禁止印刷这篇文章，但是各地都在暗中进行。日本的大部分报纸、杂志都译载了这篇文章，《平民新闻》和《东京朝日新闻》刊登了全文。8月7日《平民新闻》第39号以《托尔斯泰的日俄战争论》为题，由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共同译载了全文。托尔斯泰批评日俄战争震惊了文艺、宗教、言论、政治各界。幸德秋水在8月14日《平民新闻》第40号上以《评托尔斯泰的非战论》为题，公开从唯物论的社会主义立场出发评价了托尔斯泰，公开谴责资产阶级的和平主义。他评论指出，“以我之见，如今的国际战争并不是如托翁所言，只是人们忘记了耶稣的教义，事实上原因在于列国的经济竞争激烈化，以及现在的社会组织、资本制度及其基础。”[154]正确指出了战争同资本主义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关于战争的原因，托尔斯泰是把它归结为人类的堕落，因而指望用启牖人们忏悔的办法拯救人类，而我们社会主义者认为战争的起因在于经济竞争，因此要防止战争就必须废除经济竞争，所以我们的观点和托尔斯泰完全不同。”[155]虽然幸德秋水对托尔斯泰思想的局限性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但是对于托尔斯泰无畏率真的态度却十分敬佩，“言言出自肺腑，句句皆乃心血，直言无忌”[156]，极力赞扬托尔斯泰始终如一的反战态度。
在不断的弹压迫害中，幸德秋水的斗志也一天天地昂扬起来。在1904年12月18日《平民新闻》第58号上，幸德秋水以《非战论的继续》为题发表文章。“近日我等屡遭奇祸……很多人劝我暂停对于时局的评论，在此谢谢他们的好意。然而我是坚决不会停止非战论的，不论受到什么样的嘲笑、迫害、攻击。”[157] 1905年1月22日，在神田青年会馆举行的演说会上，幸德秋水以《对社会主义的迫害及其效果》为题叙述道：“今日的政府大都陷入一种共通的错误中，镇压顺应历史趋势的改革运动却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并深受其害”[158]，“社会主义也是一种趋势非人力所能为，但又必须由人来做”，“然而，寻找现实社会缺陷并热情地寻求改革之法的人最后一定会回归到社会主义者身上，条条大路通罗马，社会改革的分子与社会主义的大潮流相吻合，因此近代世界的社会党力量日盛一日。诸位应不遗余力地推进这个大潮流的发展”[159]。
幸德秋水直到入狱以前，始终站在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前列，在联合日、俄两国工人阶级起来反对这场非正义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三节 幸德秋水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目标的设想
幸德秋水在分析资本主义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蓝图作了美好的描绘，阐述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并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具体方案。他对社会主义的分析是一般理论性的，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混杂着资产阶级人性和民主主义口号。
幸德秋水指出，“实现公平分配，非根本改造现自由竞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不可”，其办法是，“将一切生产机关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来，将其移至社会、人民以充公有。”他研究了各派社会主义理论，力图描绘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形态。他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 经济上主张四个基本原则
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对资本主义进行分析以后，接着提出了社会主义的主张，在第四章《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全面引用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美国社会学教授伊利的《社会主义与社会改良》一书中的学说，拿来描绘他当时所能理解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蓝图，幸德秋水提出了社会主义的四个基本原则：第一，“生产资料，即土地、资本的公有”；第二，“生产的公营”；第三，“社会收入的分配”；第四，“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幸德秋水最后得出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得以实现这些要素”[160]。具体来说如下：
第一个基本原则是“物质生产资料即土地和资本归公有”。他说：“近代社会主义主张土地资本归社会全体人民公有，主张全体人民均需由此产生的利益，并且还主张废除向来具有经济意义的地租和利息。”[161]“资本集中合并的结果就必然使各种企业尽变成垄断企业。……现在的问题是，让这些垄断企业仍然归少数阶级私有呢，还是把它们收归社会公有而加以统一呢？二者必居其一。”
第二个基本原则是“生产的公营”。他说：“社会主义不但要对生产资料实行公有，还要公选代表进行经营，而这种经营一定要对整个社会负责。”[162]在这种社会主义社会里，“不仅没有失业者，同时，这还意味着任何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因为在共同生产的情况下，没有利息，没有地租，没有游手好闲而能剥削别人劳动果实的手段。”[163]
第三个基本原则是“社会收入的公平分配”。“除了首先把收入的一部分充做生产资料的保养、扩充、改进以及后备之用外，其余部分应该全部分配给社会全体成员，供其消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任何人从出生到死亡，不但享有对疾病、灾祸、衰老的保险，而且享有受教育、娱乐及其他一切需要的保险。”[164]关于公平分配的标准，他不同意巴贝夫关于分配物的数量和质量必须完全一样的主张，也不同意圣西门按照技能贡献的高低给以不同报酬的主张，而是采取了路易·勃朗按需分配的主张。幸德秋水认为：“每人的身心条件都不相同，因而生活需要不同，嗜好不同，如果强求分配的平等，反而会严重违反公平原则。不言而喻，分配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应该完全相等的。”[165]但关于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问题却没有加以说明。
第四个基本原则是“社会收入的大部分归个人私有”，供“每个人消费”。他说：“社会生产的目的虽然完全是为了满足我们的需要”，但不必要都归私有，“如学校、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都是作为公有财产……让人们自由使用。”[166]“将来经济组织更加统一，社会道德更加提高以后，就将共同使用社会收入。”在这社会主义社会里，“每人为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劳动，社会为每人生产必要的衣食。有分配而无商业，有计划而无投机，有协作而无争斗。哪里会有生产过剩呢？哪里会有危机的袭击呢？人类绝不受财富支配，而能充分支配财富。”[167]幸德秋水所描绘的未来社会主义的四个原则，基本符合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同时，也带有某些空想性的成分。
二 政治上强调民主、自由与公民立法
幸德秋水指出：“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168]从一方面说，“社会主义就是民主主义，就是人民自治。”[169]“社会主义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和干涉，不依赖少数阶级的慈善施舍。这种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政治。”——因为这是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的、人民自己的、由人民掌握的政治，所以是民主主义的最高形式。
在《社会主义的贡献》中，幸德秋水除说明了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外，还反驳了对社会主义的种种诽谤和污蔑，解释了一些对社会主义的攻击和误解。例如，有人认为，社会主义抹杀个人自由的问题。幸德秋水对那些人反问：“现时果真有所谓个人的自由吗？也许有信教自由，也许有政治自由，可是信教自由和政治自由，在遭受冻饿的人们看来，难道不仅仅是一句空话吗？归根结底，经济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前提；衣食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本。而今日果真有这种自由吗？”[170]他说，“社会主义不依靠国家的保护和干涉，不仰赖少数阶级的慈善施舍。这种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国家，政治是全体人民的政治。从另一方面说，社会主义是民主主义，是人民自治。”[171]
关于如何实现人民自治，使公民参政权收到实际效果，幸德秋水认为，只有通过公民立法来保证。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与公民立法》中谈到，“如果真正贯彻政治的根本精神，应该是人民直接行使政权”，“我和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从社会主义的立场，迫切希望我们日本能够实行Referendum和Initiative。因为一时还想不出适当的字眼来表示它们，所以暂且把前者译为公民投票，后者译为公民创制权。”[172]
怎样才能使公民参政权收到实际效果呢，怎样才能多少接近于政治的根本精神呢？为此，普选固然迫切需要，公平的选举法固然迫切需要，但仅仅这些，还是不够的，因为这种参政权的实际效果，也只限于投票的一刹那，所以还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主张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权。
公民投票是就议会通过的重要法案征询人民的意见，经过人民同意后才作为正式法律。公民创制权是由多数人民联名就重要法律的修改、废止或制定，提出建议，也是经公民投票决定的。有了这两种制度，人民才能真正参与政治，才能制止不代表人民意志的官吏和议员的非法行为。
今日的国民参政权确是毫无意义，政治的根本精神无疑在于人民直接参与政治，而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权，也确是向政治的根本精神靠近一步。[173]“假如我国人民早已获得公民投票和公民创制的权利，藩阀政客还能保持他们今天这般好运吗？毫无道理的军备能够得到扩充吗？苛重的捐税能够被接受吗？高野问题能够拖延到今天还得不到解决吗？矿毒事件还用得着直接向天皇提出控诉吗？只就这些例子就可以知道，我国人民的权利是怎样地被蹂躏，舆论是怎样地被无视，因为国家政权被一小撮人所窃取，以致做出多少不公正、不道德的事，使国家遭受多少损失和多大的玷辱。”[174]
“如果两个公民立法制度能够实行，那么社会主义的目的也就大部分实现了。”[175]如果要为占人民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的利益而贯彻民主，那么，仅仅实行议会代议制，还是难以达到目的。所以幸德秋水从很早以前就主张实行公民投票（Referendum）和修改宪法的公民创制权（Initiative）。当时，即使在美国也很少采用这种市民的民主主义最高形式，第一次规定人民对于官吏有罢免权的是1908年俄勒冈州通过的一项法律。
此外，幸德秋水认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造就更多的“中间阶级”。他说：“高尚的品格和伟大的事业，决不产生在社会的贫富两极上面，而总是产生在中间阶级。”[176]“伟大人物既不出生于富贵人家，也很少出生于最贫穷的家庭。”这是“因为中间阶级虽有资财，但不足以腐蚀其志气。需要勤劳，但不至于疲敝其躯体。有锻炼其智能的余裕，有振备其意气的许多机会”。[177]他说：“社会主义的目的，难道不正是使整个社会变成这种中间阶级吗？”[178]而幸德秋水在这里所说的有“志气”、有“智能”的“中间阶级”，不过是“志士仁人”的同义语。其实他说的“志士仁人”所指的具体对象也不清楚，也许是社会主义者，也许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但其关于“中间阶级”的思想，无疑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三 国际关系上坚持世界和平主义
社会主义又是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社会主义不但不承认今日国家的权力，而且坚决反对军备和战争。军备和战争是今日‘国家’用来保卫资本主义制度的‘铜墙铁壁’，多数人类为此遭受了重大的牺牲。……战争一旦爆发，就要耗费多少亿国币，牺牲千万计人命，国家社会的疮痍永远不得平复，只‘赢得’少数军人的功名和投机商人的利益而已。人类的灾难祸害，难道还有比这个更甚的吗？”[179]
“如果世界各国没有地主和资本家阶级，没有贸易市场的竞争，物产丰富，分配公平，人人各自安居乐业，还要为谁扩充军备，为谁发动战争呢？这些悲惨的灾难祸害，将为之一扫而空，天下一家的理想也将得以实现。”[180]“社会主义一方面是民主主义，另一方面又意味着伟大的世界和平主义。”
幸德秋水强调民主主义和世界和平主义，他说：“世界万邦、地主资本家阶级没有了，废止衣食之竞争，而开始更为高尚之智德之竞争”，实现人人各生其生，四海皆兄弟的理想。他认为，“社会主义之国家非阶级的国家，而平等之社会也；非专制的国家，而博爱之社会也”，“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类品性之向上，道德之兴起，学艺之发达、社会之进步，此之今日无疑乎增至几层几倍。”很明显，在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观点中，包含着资产阶级民权主义的思想。
概而言之，幸德秋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有如下观点：
首先，社会主义的根本特征是消灭剥削阶级，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把一切生产机关从地主资本家手中夺来，将此变为社会、人民之公有。”
其次，社会主义是高度民主、自由的社会，是平等、博爱的社会，“其国家为人类全体的国家。”
再次，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的“真正价值”第一次得到了体现。人们废止了为衣食而进行的“卑劣”竞争，代之以高尚的“智德的竞争”。为社会服务，将成为一种人生的“满足”。
最后，社会主义将使“四海皆兄弟”的世界和平主义理想得以实现。这是社会主义在国际范围的伟大意义。
基于以上认识，幸德秋水认为，社会主义比以往任何社会制度都要优越。“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人类品性之向上，道德之兴起，学艺之发达，社会之进步，比今日无疑增至几层几倍。”这就是他对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
显然，幸德秋水已较正确地理解和掌握科学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以及剩余价值学说。他对资本主义的揭露和对社会主义的描述，包含着出色的真知灼见。然而，他的思想中也掺杂着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主张。他谈到资本家垄断了“法外的利益”，似乎相信超阶级的、公平合理的“法”存在着。另外，他还提出，以“真的文明的道义和科学的知识”来消除资本主义弊端。这些都说明了他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局限性。然而，他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达到上述的认识水平，仍不失为日本社会主义的先行者和启蒙者。
第四节 幸德秋水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与动力
在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动力问题上，幸德秋水把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寄托于少数“志士仁人”。在实现社会主义道路问题上，幸德秋水经历了从主张依靠普遍选举、议会斗争到主张直接行动论的转变，表现在对天皇制的态度上，就是幸德秋水从尊王者变成反王者。
一 忽视民众的“志士仁人”意识
关于实现社会主义的途径，幸德秋水不主张通过阶级斗争和革命的方法，而是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去认识的。他认为，“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谢不已，犹如生物的组织进化不已一般”，“革命是必然，而不是人为，可以利导，而不可以制造，革命的发生，人力无可如何。”那么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能成为世界的舆论，人民的大多数成为社会党员，他们都按照普选制获得参政权，社会党议员在各国议会中取得多数地位”，“社会主义大革命将能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181]因而，他完全没有提及依靠工人阶级与人民大众去完成社会主义革命，依然将造成社会主义的世界舆论和通过议会主义道路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重任寄托于少数的“志士仁人”。幸德秋水曾把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仅寄希望于“作为社会改革之健儿，以国家之良医而自任的志士义人”的“大奋起”，[182]他在《社会主义神髓》中呼吁：“起来！世界上热爱人类和平，尊重人类幸福，渴望人类进步的志士仁人，起来！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现吧。”[183]
幸德秋水寄希望于“志士仁人”，固然与当时日本工人阶级的数量不足和政治上不成熟等客观社会条件有关。同时，与他只是一介书生，并未直接从事工人运动的个人经历也有关。但若考察幸德秋水的全部著作，便不难发现，幸德秋水将“志士仁人”视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建立社会主义的主体力量并非偶然。“志士仁人”意识实为贯穿其一生的精神力量，“志士仁人”乃是他的人格理想。而这些均源自儒家思想以及他的导师木户明和中江兆民等人的人格典范。
“志士”即孟子所说的“尚志”之士。如孔子所说，他们是“志于道”的，即他们应以“道”自任，以追求和承担某种基本精神价值为己任。儒家是以“仁”为基本精神价值的（“仁”既是一种政治社会秩序，也是一种文化秩序），如孔子的弟子曾参所说“仁以为己任”（《论语·泰伯》）。因而在儒家看来，“志士”即是“仁人”，二者同义。“志士仁人”实是儒家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要求。它要求知识分子——“士”，能够超越个人乃至所属阶级的生活条件与利害的限制，以比较全面的眼光，洞察历史发展的动向与需要，追求“道”这一基本精神价值与政治社会文化秩序，即要求他们具备超越的先知先觉性格，有一种追求理想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社会使命感与责任感。
而在实际生活中，某种理想的基本精神价值或政治社会理想，与权力和财富等现实的“势”，经常存在相当的距离。在“道”与“势”互相对立时，则要求“志士仁人”能把“道”置于“势”之上，“乐其道而忘人之势”（《孟子·尽心上》），坚持对于“道”的思想信念，绝不可“枉道以从势”（《孟子·滕文公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论语·泰伯》）。不仅要在政治权力与财富面前做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而且要有一种“死而后已”（《论语·泰伯》）“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的精神准备，即“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这就要求“志士仁人”具备坚持真理与正义的品格和社会批判、抗议精神，在权力威压与财富诱惑面前，要有节操、守持，进而有一种不惜牺牲小我的献身品德。
为使“志士仁人”的以“道”自任精神能有内在的保障，儒家又提倡“志士仁人”的内心修养，即“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自“修身”始，才可“齐家治国平天下”，才可建立理想的政治社会文化秩序。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尤其是江户时代的武士道，虽曾受到儒家思想的浓重影响，完成了由镰仓、室町时代“死的觉悟”的武士道向江户时代“道的觉悟”的武士道之过渡。但江户时代的武士道却比较缺乏孔孟原始儒家的“志士仁人”意识所蕴涵的社会批判与抗议精神，反倒更为强调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无条件忠诚。因而幸德秋水的“志士仁人”意识，与其说源自日本的武士道，不如说直接源自中国的儒学，特别是《孟子》。这从幸德秋水以下有关“志士仁人”的论述中可见一斑。
幸德秋水认为“志士”应是“怀正志道之士”，即追求理想的精神价值与政治社会文化秩序，且有正确自持的人。他以为其导师中江兆民便是如此。他称誉中江兆民“为使理想成现实，敢以社会为敌而激斗”，“不忌直言，不惮敢为”，“有操守，有血性，有慷慨之节”。虽“多感多血”，又能“以德性自陶溶之，故得以保其身，全其道”。其文章亦是“于冷嘲冷骂之间，自藏至诚至忠之痛泪”，“宛然为明治之少陵其人。”[184]
幸德秋水以为“志士仁人”便应以“治国平天下为志业”[185]，具有社会责任感而“重义务”。他说：“不望报偿，为完成其对社会之责任义务。一身一家之幸福可抛，财产生命可掷，如此方可出大君子、大改革者。”他不赞同福泽渝吉的《修身要领》（1900）只强调“个人之独立自尊”，而忽视“为社会尽力之公义”。他认为福泽渝吉所宣扬的个人自由主义极易成为“利己主义”。他十分惋惜福泽渝吉的《修身要领》未讲“为全社会人民而杀身成仁的高尚道义”。不过，他又赞赏福泽谕吉始终与明治藩阀政府保持一定距离，终身当平民的人格情操，说他“长为无爵一平民，有富贵不能淫之道德，持威武不能用之操守，至死而不渝”，颂其为“平凡的巨人”。[186]
幸德秋水也要求“志士仁人”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他说：“欲我政治善良，先于政治之外，使我社会国民有德义、有信仰、有理想、有制裁、有信用，而后方能之。慨于今日之事的志士仁人，实应于政治以外，发现其战场。”[187]
幸德秋水以为自明治维新以来，“所以成就振古未曾有之进步者”，无论是“尊王攘夷”“开国进取”，还是“民权自由”，皆因为“持远大崇高之主义理想”而“勇猛精进不退转”的“志士仁人”的努力奋斗。[188]他在批判渐与明治政府同流合污的“民党”自由党时，指出自由党也曾有光辉的历史，而那正是因为“几多志士仁人绞五脏之热泪与鲜血，为汝自由党之粮食、殿堂、历史”。这些志士仁人“见鼎镀如怡，荡尽几万财产而不悔，损伤几百生命而不退”。一旦这些“溅其热泪鲜血之志士仁人，……从容含笑就其死”之后，便如“一星忽坠焉而有声，呜呼自由党死矣”。[189]
主要源自孔孟儒家思想的“志士仁人”意识，对于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不仅不构成障碍，反倒可以视为其形成的内在精神驱动力。“志士仁人”意识赋予他一种“明道救世”的社会正义感与责任感，使他能致力于理想精神价值与理想社会政治文化秩序的不息追求。其信仰的“道”的内涵和认定的“救世”途径可以修正变化，而“明道救世”的理想追求却不会止步。这就使他可以不断放弃旧知旧路而追求新思新途，能始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成为一个先知先觉者。
他由儒家的信徒，成长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进而接受社会主义，成为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运动的代表人物，实由于这种“志士仁人”意识和“明道救世”精神的内在推动。他作为一介书生，虽未参与工人运动，却能超越其生活条件乃至阶级的局限而接受社会主义，也是“明道救世”精神追求之结果。他把社会主义视为“真理、正义、人道之所在”，“是可惊异的救世学说”，便是明证。
“志士仁人”意识还赋予幸德秋水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他自幼身体病弱，但投身自由民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后，经常撰文著书，不辍不休。他终生困穷，却不曲学阿世，以求通达。他曾遭政府驱逐、投狱，但矢志不移，不屈于权势。在1911年因受所谓“大逆事件”牵连而被判处死刑时，他以为“人之死不成其为问题，问题在于何时如何而死”。[190]“他走上绞刑架时，从容而举止丝毫不乱。”[191]幸德秋水的一生，可谓他的“志士仁人”人格理想的圆满体现与完成。
然而，幸德秋水“志士仁人”意识的另一面则是对民众认识的失误。这大约也是受了《孟子》的影响。孟子认为：“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他把“士”与“民”分裂开来，认为只有“士”才能在任何情况下，均能坚持道德理想与操守，而“民”却不能如此。
幸德秋水在《无理想之国民》（1900）一文中，便笼统而不加分析地把日本国民都视为“无理想之国民”，他说：“举天下，无永远之理想，唯有眼前之肉欲；无高尚之主义，唯有卑陋之利益；不见是非，唯见利害；不见道义，唯见金钱”，以致“理想的日本完全堕落为物质的日本，国家之前途少可依赖。”[192]在幸德秋水看来，最为可怕的是“国民之麻痹”，对国家之危局竟无自知。他说：“凡我政界之腐败，经济之不安，德教之颓废，日甚一日，皆莫非使国家走向危亡之运，而我国民冷然，殆无所感。”他满怀失望与忧虑地指出，日本国民是“无责任之国民也，意志薄弱之国民也，轻薄浮躁之国民也，欺人自欺之国民也，古来如此之国民，无不至衰微灭亡，诚可忧也。”既然如此，“欲拯救日本者，莫急于唤起与养成我国人民重义务，尽义务之念。”[193]而承担“唤起人民”之重任者，无疑是幸德秋水的所谓“志士仁人”。正因为“日本国民”都受到“好战的爱国心”的传染，“不为‘爱国者’的人寥若晨星”。[194]
二 从“议会斗争”到“直接行动论”
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开篇就提出如何解决资本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是宗教吗？不是。是教育吗？不是。是法律吗？不是。是军备吗？不是。不是，不是。”[195]那么究竟是什么呢？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提出了未来社会主义的基本目标后，着重讨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案，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道路与动力。幸德秋水一方面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合理地揭示了革命发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必然性。另一方面，他把社会历史等同于生物界适应自然的进化过程，未看到社会历史乃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他的革命观浸透了进化论社会观的影响。他说：“社会的状态一定在冥冥中新陈代谢”，其中，“总是由革命来明确地划分大阶段，开辟新纪元。历史好像一串数珠，平时的进化代谢是各个小珠，而革命则是标志数目的大珠。”[196]“进化代谢的延续，同时又是革命的延续。”[197]这就是进化与革命的关系，以及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他还认为，“社会之进化与革命，皆产业方法的变易而已。”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化与革命的根源和根本内容。因此，他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发展的东西，人们不能制造革命，而只能帮助它更容易地得以成功。这里既反映了他的机械唯物论的观点，也暴露了他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平过渡的思想。
幸德秋水的这个偏向，还可在他关于社会发展过程的论述中看出来。他引用了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所概括的著名的唯物史观公式——“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与交换方式及其所必然决定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历史和该时代智慧发展史所由以确立的基础；只有根据这一基础出发，才可以说明这个历史时代”——上半段之后，接着便叙述各社会的发展过程，而把最重要的原文下半段削去了，这就是：“因此（从公共占有土地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时起）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间斗争的历史；在这个阶级斗争史现今发展到了的阶段上，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为要摆脱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桎梏，已非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任何压迫，以及任何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不可了。”这样就只能把各个社会的发展过程了解为“世界的历史只是生产方式的历史，社会的发展和革命只是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能把它当做唯物史观最基本的原则，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来把握；虽然承认了作为社会矛盾的表现的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但不能把它理解为社会发展的动力，使得他在谈到古罗马灭亡的时候，看不到奴隶的起义；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产生的时候，虽然承认了产业革命的意义，却不能理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意义；说到资本主义社会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时候，他在强调革命发生的客观必然性的同时，却忽视了在革命中人的决定性作用，也看不到无产阶级作为革命阶级的历史使命。而且，他也没有谈到腐朽的统治阶级会全力反对革命的必然性。1850年1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绝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胚胎里成熟以前，是绝不会出现的。所以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会发现，任务本身，只有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的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198]
在上述思想状态下，幸德秋水在入狱以前虔诚地崇拜天皇，推崇普选制下的议会斗争方式，主张只要赢得民众的多数选票，争得议会的多数，便可控制政权，在天皇制绝对专政的帮助下实现“一君万民”的“社会主义”。当时幸德秋水认为这是不矛盾的，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变革。很显然，他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完全割裂开来。他说：“在文明国家的立宪政治下，社会舆论一旦归向我们，政治机关也将归于我们掌握，到了这时，兵马之力也无可奈何，警察之权也无可奈何，富豪阶级也终将无可奈何。社会主义大革命将堂堂正正、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宣告马克思所说的‘新时代的诞生’，犹如水到渠成。”[199]可见，幸德秋水还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他主张用议会斗争来代替武装夺取政权的斗争。
革命动力是指推动革命实现的依靠力量。幸德秋水由于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片面理解为经济史观，未看到历史的真正动力。在实现社会主义的革命动力上，幸德秋水将希望寄托在少数“志士仁人”的宣传工作上，认为只要在“志士仁人”的领导下，或通过议会斗争，或以他们本身的仁义道德感化统治者，唤醒统治者的道德良心，让统治者同劳动人民合作来共同消灭资本主义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他呼吁“世界上热爱人类和平、重视幸福、要求进步的志士仁人起来，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践”，[200]这恰好和《共产党宣言》最后一段话“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颤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颈上的锁链，而他们所能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鲜明的对照。这说明，幸德秋水受天皇制国家主义和德国拉萨尔“国家社会主义”的影响是比较深的，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动力——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他还未能明确表达，在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他还没有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
幸德秋水原是反对无政府主义和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在1904年发表的《致俄国社会党书》中，他曾明言：“我等非虚无党，非恐怖主义者，社会民主党也。社会主义者之战斗手段，不可不始终排斥武力，不可不采取和平手段，不可不为道理之战，不可不行言论之争。”[201]但由于日俄战争期间，明治政府加紧镇压社会主义运动，幸德秋水与堺利彦共同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遭禁，“社会主义协会”被迫解散，幸德秋水等人以后组织的社会主义团体“平民社”及其机关刊物《平民新闻》亦遭禁，幸德秋水也因“笔祸”被处监禁5个月，合法的社会主义运动日渐艰难。
经过一系列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特别是看到日本天皇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后，幸德秋水逐渐对天皇产生了怀疑。1904年，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第55号上以《镇压社会党》为题发表社论，对于政府镇压社会党的行为非常气愤。“国民所称赞的自由文明的日本政府最近以治安警察法、新闻报纸条例等各种手段镇压日本的社会主义，其理由各式各样。说是陆军省担心非战论的倾向增加也好，文部省害怕社会主义思想在学校中蔓延也好，或是外交部担心片山潜在国际社会党上的行动会成为其外交障碍等各种流言飞语，已经无法抓住其真相了。只有一个事实是十分明了的，那就是近日政府对于社会党的言论、集会、结社自由进行压制束缚。”[202]幸德秋水深刻揭露了官僚的野蛮，并进行了彻底有力的痛击。他在《镇压社会党》中指出，“现在的日本政府口头上倡导文明，倡导自由，并以‘亚洲的英国’自居，在世界各国人民面前迫不及待地标榜自己，背后却以武力束缚自由言论结社，不断严厉镇压社会主义，其险恶用心一般人难以解明也。”[203]
面对天皇政府一系列的残酷镇压，幸德秋水开始认识到所谓“日本是东方最文明的国家”的虚伪性，他的天皇观发生了动摇，认识到国会颁布的所谓“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的欺骗性，议会斗争道路在日本不可行，痛感要重新考虑日本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问题，为此他在狱中坚持学习。他虽然读了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但没有领会其精神实质，可是读了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的书，却成为他转向无政府主义的起点。
幸德秋水对议会道路产生动摇后去了美国，经过同美国和俄国的无政府主义者接触，继承了西方无政府主义思想的衣钵。在美国期间，他同美国的阿尔伯特·约翰逊等无政府主义者交往密切，并且，同当时流亡到英国的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进行了通信联系，接受了克鲁泡特金“个人恐怖手段”的有效说教。从美国回国后，幸德秋水把克鲁泡特金的“个人恐怖手段”加以改装，主张立即进行总同盟罢工的“直接行动论”，提出“一刀斩断天王”的口号，其核心是反对天皇个人。在1906年，他分析日本现状时，针对日本天皇影射说：“为追求一个人的饱暖逸居使百万民众处在贫困饥饿中，这对劳动者有何神圣？为谋一个人的私利、私福，剥夺百万民众的自由权利，这对人民有何价值？为满足一个人的野心、虚荣，百万民众成了战争的牺牲品，这对国家有何尊严？”[204]
幸德秋水在这里用的“一人”显然是指天皇，这说明幸德秋水的天皇观有了根本的变化，由虔诚崇拜转变为坚决反对，他公开反对天皇，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也表明他看到了日本半封建半垄断资本性质的经济基础同它的上层建筑的内在关联。
然而幸德秋水天皇观的转变不是建立在他对日本社会政治体制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其“直接行动论”的核心，是反对日本天皇。幸德秋水没有认识到天皇是日本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只是孤立地看天皇，把天皇看做孤立的个人，幻想把天皇刺死，天皇制即可被推翻，日本社会主义革命就能够成功，这正是无政府的个人恐怖主义思想的表现。
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的实质，是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思想。他在批判“议会政策论”时，把议会主义和议会斗争混为一谈。幸德秋水批判“议会主义”是应该的，但他却否定了无产阶级应当利用议会的合法讲坛争取群众多数。他在宣传“直接行动论”时，把总同盟罢工视为唯一的斗争策略，否定了无产阶级采取武装起义夺取政权的斗争策略。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幸德秋水还没有掌握阶级分析的方法，不是用阶级观点分析天皇，而是用形而上学的观点看待天皇，他没有弄清天皇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关系，矛头只指向天皇个人，有着只是以为由天皇个人决定日本命运的唯心主义历史观。幸德秋水推行“直接行动论”，他没有做艰苦的发动和教育群众的工作，也不去组织千千万万工人群众起来革命，而是不顾客观的历史条件，主观地高喊：“革命来了！革命开始了！”[205]只是凭借少数“革命家”的蛮干，执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冒险路线，严重地脱离了无产阶级群众。正如列宁所指出：“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它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流浪者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阶级的心理状态。”[206]
正因为他缺乏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所以当革命受到残酷镇压、运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候，他就陷入悲观失望迷茫之中，对天皇制统治的认识不足，经过1905年“监狱里的学习和思考”，再到1906年接触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后，幸德秋水走向了个人恐怖主义的道路，不顾客观条件是否成熟，发动少数人的暴动，最终遭到了日本当局的残酷镇压，而招致血腥的“大逆事件”，使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受到严重打击而进入所谓“冬眠时代”。“大逆事件”为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作出了历史的结论，就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必然破产。幸德秋水走上无政府主义道路的结局，是自己成为天皇制政府绞刑架上的牺牲品。幸德秋水从革命开始以悲剧告终，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革命道路，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留下了沉痛的历史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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