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幸德秋水思想演变的原因分析
幸德秋水的思想发生两次演变，绝非偶然，是有其原因的。第一次思想演变的不彻底也是其思想发生第二次演变的重要原因。
一 缘何从自由民权主义转向社会主义
幸德秋水经受自由民权运动的洗礼，思想随着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而前进。他前期接受资产阶级“自由民权”思想，又从自由民权思想上升到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思想飞跃的转变，是有其原因的。
1904年1月，幸德秋水在回答《平民新闻》题为《予如何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专栏访问时写道：“境遇与读书，二也。境遇者，生于土佐而自幼醉心自由平等说，维新后见一家亲戚家运衰败而不堪同情，自身无学费而深感遗憾与命运不公。读书则《孟子》、《欧洲革命史》、兆民先生之《三醉人经纶问答》、亨利·乔治之《社会问题》及《进步与贫穷》，是予热心民主主义且对社会问题有浓厚兴趣之因缘，而能明白断言‘予是社会主义者’，乃是六七年前初次阅读谢弗莱之《社会主义精髓》时。”[208]这段话概述了他成长为社会主义者的历程以及环境与思想因缘。其中提及《孟子》对他的思想影响，甚至他更断言“小生乃由儒教走上社会主义。”[209]
幸德秋水9岁时，就学于儒家学者木户明的修明舍，从《孝经》开始，以后又阅读了“四书五经”等汉籍。他终生喜作汉诗，也是此时受木户明影响而致。16岁时，他再次就学于木户明主办的“游焉义塾”。木户明不仅是个儒学者，还是坚定的“勤王”志士。尽管幸德秋水在接触自由民权派林有造、板垣退助等人后，其政治见解与木户明渐生分歧，认为“先生眼中只有一个中国古代历史存在”，“似绝不知世间为何物。”[210]但木户明的志士风范却对他的人格塑造产生难以磨灭的影响。木户明的“勤王”认识对幸德秋水的“国体”论也曾产生长期的影响，可以说，木户明是幸德秋水在知识和为人方面的启蒙老师。
幸德秋水终生敬仰的老师是自由民权思想家中江兆民。在中江兆民的影响下，幸德秋水成为自由民权运动的坚定“左派”。中江兆民除要求幸德秋水学习英语之外，还“日课予以汉籍”，尤其让他精读“孟子之文”。[211]经一年余的刻苦学习，幸德秋水的汉学素养明显提高，以至中江兆民不无自豪地称赞他说：“我家幸有读书儿”。[212]
在师从中江兆民期间，幸德秋水还认真阅读了中江兆民于1887年发表的反对钦定宪法活动的《三醉人经纶问答》。该书对他的思想成长影响甚大，其中“变恩赐的民权为进取的民权”的主张，成为幸德秋水投入民主运动，展开社会批判的主要依据。中江兆民影响于幸德秋水的，实有两个侧面：一是自由民权思想，一是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其影响下，幸德秋水的社会理想是“有德义之民主社会。”[213]强调“德义”，显然来自儒家的道德主义，力求民主则来自西方民主主义和日本的自由民权思想。幸德秋水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走上社会主义思想之途的。
幸德秋水曾寄希望于自由民权运动和从中产生的“民党”（如自由党等）。1893年后，幸德秋水结束学习，曾先后就职于倾向“民党”的《自由新闻》、《中央新闻》，主要从事外电翻译工作，也发表过一些新闻记事与政论。1898年2月，经中江兆民介绍，成为《万朝报》的评论员后，便开展了富有战斗性的新闻宣传活动。在这一时期，他的批判主要指向日趋专制腐败的明治“藩阀”政府和日渐背叛自由民权理想而与政府同流合污的“民党”。他虽参观过纺织工厂，目睹了纺织女工的惨状，并担心“资本与劳动之关系渐有不祥之兆”。[214]但他关注的重点仍在政治问题，他力争确立立宪政治，以实现“有德义之民主社会”。
伴随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幸德秋水开始关注社会问题。在1898年1月31日发表的《剑相知录》一文中，他指出：“青年之腐败，因为无理想；壮士之堕落，因为无主义。”“二十世纪之问题，非政治问题，乃社会问题也。二十世纪之战场，非武力战场，乃经济战场也。将来经营日本之青年，不可不先由社会的及经济的方面，培养真正平等、博爱、和平之新主义、新理想。”[215]不过，当时的幸德秋水不仅未能明确这一“新主义”、“新理想”究系何物，而且对于欧美的“社会党”、“虚无党”也持否定态度。他说：“美英皆因同盟罢工而搅乱其经济，法、德频因社会党震撼其政府之基础，俄、奥、意诸国亦因无政府党而危其帝王之身。”“殷鉴不远……经世之君子不可不注意于此”。[216]这些言论表明幸德秋水虽已失望于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和“民党”，但又未能赞同社会主义，尚处于迷茫状态。
随着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幸德秋水逐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想。1898年11月，他在《万朝报》上发表题为《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方法）》一文，主张对社会实行根本改革，其解救之策唯有寄希望于能够“杀身成仁”的“真正为国家人民而谋的仁义之士”起而行社会主义。这篇文章是幸德秋水看穿了议会政治的虚伪无能之后，由民权主义者开始转向社会主义者的鲜明标志，并受到村井知至和片山潜的赏识，联名约他参加“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对各种社会主义学说进行探讨。
1899年后，幸德秋水开始对社会主义理论发生兴趣，曾阅读过美国社会运动家亨利·乔治的《进步与贫困》和雪弗莱的《社会主义精髓》等，并经片山潜等人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研究会”。在同年7月还发表了题为《现今之政治社会和社会主义》的论文。1900年8月30日，他发表题为《祭自由党》（或《噫！自由党死矣》）一文，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正式宣告同资产阶级政党分手。1900年12月，以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为核心，将“研究会”改组为“社会主义协会”，成为日本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1901年4月9日，幸德秋水终于在《万朝报》的社论中公开声明：“吾乃社会主义者也，社会党也。”成为从自由民权运动转入社会主义运动的典型人物。认真分析幸德秋水在这一期间所写的几篇颇具代表性的论文《社会腐败之原因及其救治》、《现今之政治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废止金钱》、《胃腑之问题》等，便可窥知他是如何转向社会主义，以及儒家思想于这一转变过程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的。
儒家思想的特色在于它的道德本位主义。它的社会认识与社会批判的基准主要是道德的，而不是历史的。其理想社会为道德社会。虽不能说幸德秋水是儒家式的道德本位主义者，但他是从对社会道德的关注即追求“有德义”之社会理想出发，从伦理道德的角度进行社会批判，并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他认为在明治维新后，“近年，使我国民腐败堕落”。于是他从儒家“为政以德”的认识出发，强调执政者的道德典范意义，以为全体国民之腐败堕落，主要是由于“元老、藩阀政府、政党、议会、投机家”的“奸诱、诈欺、游堕、奸淫、杀人”等罪恶行为而引致。[217]不过，与儒家学者或西村茂树等道德本位主义者不同的是，幸德秋水认为这一切可以在“金钱有无限万能之力”的“社会现时制度组织之罪恶”中寻到根源。他指出，金钱原不过是“交换之媒介、价格之标准”，而“今日金钱之所以有无限万能之力，实由于个人可以使用之以为生产资本”。正因为“金钱有无限万能之力”，才使“人心腐败，风俗颓废，自由破坏，平等搅乱，社会国家衰亡”。而要“绝灭金钱无限万能之力，欲救社会之堕落”，则应像“欧洲最新的社会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宜速更革今日之经济制度，移生产资本为社会共同之有，名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218]。
大部分儒家学者讨论经济问题的重心不在于如何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而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即所谓“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当然，这里的“均”，并非完全消除贫富等差，而是不可使富者太富，贫者太贫，以免打破社会均衡，导致社会动乱不安而影响道德社会的建立。
幸德秋水也是从这种“均平”观念出发，十分关注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贫富极度分化问题，并以为社会主义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道路。他说：“欧洲殖产革命之余波滔滔侵入日本，生产之费极廉，生产之额剧增，而其功果唯堆积一部，社会一般甚难浴其余泽，而见贫富益悬隔，恐慌益频繁，投机益盛行，分配益不正。”然而，他与儒家学者之主张不同的是，不仅仅停留在以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利益的均衡，而是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欲使其功果遍及于社会全体，不可不更依进步之新主义，改造殖产经济之组织。”[219]以后他更明确指出：“为取得分配之公平，不可不根本改造现时之自由竞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220]
幸德秋水还认为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是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前提，并且为了建立“有德义”的社会，才选择了社会主义。他依据孔子“先富后教”和孟子“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认为“生果不食而能有德义人道乎？人生之第一义是胃腑问题。”[221]而当时日本社会的堕落，正在于没有“正当而完全地解决国民之胃腑问题”。“衣美衣食美食者，常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越正直越贫穷，越奸曲越富有”。这种状态甚至还不如封建时代，那时“虽无个人进步而有万人安心，虽无个人自由而有万人统一。胃腑问题正当且比较完全解决，故有武士道，有名誉，有德教，有信用”。之所以如此，“是个人主义制度之余弊也，由自由竞争所生之害毒所致”。幸德秋水并非要倒退回封建时代。他也承认“个人竞争乃社会进步之源”，但他反对“人唯忙杀于生活竞争，以至何物亦不能思，何事亦不能为”，反对由于“自由竞争制度使经济界陷于无统一、无政府状态”。因而他主张，“由竞争而生之弊害，不可不依调和而救之；由差别而生之害毒，不可不依平等而拯之；个人主义搅乱之世界，不可不依社会主义而矫之”。[222]幸德秋水期待以社会主义为手段来改造当时的日本社会，实现其“有德义”的社会理想。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幸德秋水既不是从解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的角度，也不是从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而是以儒家的“德义”、“均平”等为价值判断基准和终极社会理想，从儒家思想的立场出发，在对日本现代化进程中所出现的社会弊病进行批判并为其寻求新进路的过程中，逐渐接受社会主义并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小生乃由儒教走上社会主义”，确为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形成历程的真实写照。
幸德秋水虽已认识到社会主义的特质在于实现“生产资本之社会共同所有”，但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属幼稚，而且他所具有的儒家思想也使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扭曲。在这一时期，他仍未摆脱其启蒙导师木户明的“勤王”思想之影响，而以《孟子》的“民本”、“王道”思想来认识日本的天皇制。他认为社会主义与日本的“国体”（即“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国家）并不矛盾。由此看来幸德秋水“由儒教走上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十分稚嫩并混杂着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
促成幸德秋水从自由民权主义者转变为社会主义者，除了“小生乃由儒教走上社会主义”外，还有历史原因和主观原因。
幸德秋水思想转变的历史原因，是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巴黎公社革命以后，科学社会主义思想从西欧传到东方的日本。这时天皇政府积极推行“殖产兴业”政策，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890年，日本爆发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地主资产阶级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借以转移国内人民革命斗争视线，将“内乱的心愿，移到外部”，并到国外扩大原始积累，正像明治天皇所说：“‘收纳’的来源要到处去找。”[223] 1894年，日本悍然发动了中日甲午战争，结果，从中国掠夺了2.3亿两白银的战争赔款。日本政府把战争赔款转化为资本积累，进一步加速了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从而扩大了产业工人阶级的队伍。
另外，资产阶级“自由民权”运动，为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当时日本一些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从资产阶级民主要求出发，为了批判天皇绝对主义制度，在传播欧美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同时，也开始介绍了西方社会主义文献。例如，1882年，中江兆民主编的杂志《政理丛谈》刊登了法国《近世社会党的沿革》，日下东男翻译出版了《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等著作，德富猪一郎创办的杂志《国民之友》介绍了西欧社会主义思想。1893年“民友社”还编写《现代社会主义》一书，努力宣传西方社会主义思想。[224]这些介绍是泥沙俱下的，其中有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也有基督教的社会主义，同时也开始介绍少量的西方社会主义思想。这是幸德秋水接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客观条件。
幸德秋水思想转变的主观原因在于他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深受中江兆民的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高度评价中江兆民的哲学思想，在其为《续一年有半》撰写的《引言》中写道：“先生的哲学，实际上超出了古今东西的学说，超出了宗教，独自成为一个体系，可叫做中江主义。”幸德秋水继承了中江兆民元素论的唯物主义思想，成为日本近代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1902年出版的《兆民先生》和1911年出版的《基督抹杀论》两部哲学著作，是其唯物主义思想的代表作。幸德秋水在《兆民先生》一文中，曾引用中江兆民的形象比喻说：“灵魂者火也，肉体者薪也，薪尽火灭，如此而已。外肉体决无灵魂之理。”[225]就是说，这种由元素结成的肉体一旦死亡，作为肉体作用的精神也必然同时消灭，就像炭化成灰，薪化为烬一样，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灵魂是根本没有的。幸德秋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而这种物质是由元素结合而成的。另外，他在论述宇宙时说：“余曾思考天地万有，讲有无之说，以为天地一切皆有有而无无，例如，寒唯热之稀少之称，未有绝对之寒。非有真空；即所谓真空，乃一种以太之存在，余无疑焉[226]”。幸德秋水认为宇宙存有万物，真是应有尽有，而就是没有真空，所谓真空无疑是物质存在的一种形式，世界万物虽可有变化，但作为世界本质的元素则永不消灭。幸德秋水认为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前者是后者的根源的唯物主义思想成为其转变为社会主义者的哲学基础。
二 缘何从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
1905年被捕入狱以后，幸德秋水发生了第二次思想转变，迅速转向无政府主义，这其中既有直接动因，又是历史的和阶级的原因所致。
20世纪初，日本也存在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的阶级基础。日本资本主义大工业有了迅速发展，产业革命已接近完成，不过，小生产还占相当比重，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过程中，小生产者不断地破产，并大量流进城市工厂，这些被称为“出稼型”的工人[227]，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工人运动内部的阶级基础。而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论”的思想，正是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心理在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反映。正如列宁所说：“无政府主义是绝望的产物，他是失常的知识分子或流浪者的心理状态，而不是无产者的心理状态。”[228]
幸德秋水是带着小资产阶级思想进入社会主义行列的，他参加社会主义运动以后，主要是从事知识分子的文笔革命生活，很少经受群众革命斗争的锻炼，头脑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思想没有得到改造。幸德秋水在其所著《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说明社会主义革命主张时说：“要拯救整个社会，使其摆脱痛苦、堕落和罪恶，首先需要防止贫富的悬殊。要防止贫富的悬殊，必须首先做到财富的公平分配。要实现财富的公平分配，只有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使其归社会公有。”[229]因此，当遇到革命挫折的时候，就由天皇的崇拜者急速转变为天皇的反对者，同来自国际上的个人恐怖主义思想一拍即合，充当了小资产阶级“冲动”的带头人，这是由幸德秋水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所决定的。列宁曾经说过：“无政府主义是改头换面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个人主义是无政府主义整个世界观的基础。”[230]
幸德秋水皈依无政府主义，1905年2月已露端倪。就是在这个月，他因印刷发行内含《共产党宣言》的《平民新闻》周年专刊而被判处监禁5个月。此时，他在《直言》杂志上发表了两篇有关俄国革命党人的文章[231]，幸德秋水在文中着重介绍了19世纪80年代民粹派传统的继承者——俄国社会革命党的情况。作者对该党及其继承的传统抱有好感，但也提出自己的见解，认为：“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温和政策已不得人心，另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党已经建立，而且吸引了半数以上的青年。”为了使他的抨击留有余地，他又说：“我确信社会民主党在发动工人罢工和示威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232]此外，他还明确地指出，“使用革命的暴力，只是在没有宪法的俄国才无可非议的，而日本则不然。不过，这种手段还是背离了议会政治的社会民主方向”。因而，弄清幸德秋水思想转变的方法是看他如何背离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
实际上，他作为一个在争取民权运动的斗争中成长的志士，似乎事先决定了他倾向于使用暴力，而对温和的议会手段不很迷恋。他出生在有十分激进的平均地权传统的高知县，并在那里长大。[233]而且，他是中江兆民的学生和传记作者。中江兆民也是高知县人，他翻译了《社会契约论》，被称为“东洋卢梭”。所以，幸德秋水的全部社会经历，都与马克思主义强调城市无产阶级的作用以及强调社会民主主义的信念格格不入，后者认为社会主义唯有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之后才能到来。幸德秋水似乎向来喜爱民粹派的这种观点：在资本主义获胜之前，由青年人领导一场有多数人参加的革命。
幸德秋水既然有此倾向，令人惊奇的不是他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而是其一贯自称社会民主党人。究其原因，主要是在1905年以前，他与其他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任何有理智的人都不能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通过经济的和历史的分析，他认识到是马克思而且只有马克思才能把社会主义从美好的憧憬变为一种科学。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者虽然令人钦佩，但其思想不切合实际。正如1904年幸德秋水所说：“傅利叶的大部分计划所以失败，并非因其立论的错误，而是由于他的计划不科学和违背人道。”[234]
除了确认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的科学的社会主义之外，幸德秋水还认为，只有社会民主党人才是马克思学说忠实的阐释者。因此，尽管他抱有很大的偏见，但仍不得不承认，西方的社会民主党代表了未来的潮流，而无政府主义只不过是即将消逝的远古遗风。1904年8月，《平民新闻》报道说：“与其他国家一样，自俄国社会民主党问世以后，无政府党就日趋衰亡。”[235]
幸德秋水认为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主要诉诸志士仁人的奋起，要以孟子所说的“不忍之心”即以民众的幸福为第一要义，以这种不能坐视他人不幸的仁爱之心来接受卡尔·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他的社会主义观中还保留着他自少年时代所树立起的儒教“治国平天下”政治思想的深刻烙印。
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还介绍了《共产党宣言》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他肯定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到来，指出：“旧时代衰老，新时代产生，新时代长成，又产生另一个新时代，这些都需要经过革命。[236]”就像分娩有时需要剖开母腹一样，“革命也有时不得已诉诸暴力”，但这绝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革命是必然，而不是人为，可以利导，而不可以制造。……虽然有人害怕它，厌恶它，但绝不可能避开它，只应利导它，促成它，使它顺利地而且和平地实现。社会党的任务，仅此而已，岂以盲目杀人制造叛乱，平地起风波为快哉？”[237]
“志士仁人观”易于走向无政府主义，本质是由“英雄史观”所决定的，认为历史是少数人创造的。幸德秋水对俄国民粹派系统的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逐渐发生兴趣。他把俄国的女社会革命党人普列斯柯夫斯卡雅描绘成“志士仁人”般的人物，称誉其为“俄国革命之祖母”。幸德秋水的这一变化并非偶然，因为俄国民粹派与幸德秋水的“英雄史观”是相通的。“英雄史观”加上崇尚暴力，便是无政府主义的固有特征。
幸德秋水认为在文明国家的立宪政治下，“社会主义大革命将能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宣告马克思所说的新时代的诞生，犹如水到而渠成。”[238]他虽然褒扬了革命在实现社会主义新社会的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但是还没有分清革命暴力与反革命暴力的区别，真正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是他当时没有也不可能超越的历史局限，也为他后来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留下了伏笔。
直至1905年2月，幸德秋水才重新考虑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此举显然有三个直接动因。
幸德秋水思想转变的第一个直接动因，是《平民新闻》被封，他本人被判刑。警方对于演说会、地方宣传等的露骨压迫，对于《平民新闻》读者的无理干涉，社会主义协会的被强令解散等事件使得幸德秋水自1904年以来，加深了他对日本立宪政治的怀疑，同时在其思想上，也对仅持温和的议会手段能否将革命推向前进感到疑虑。[239]幸德秋水的社会进化论的合法社会主义的乐观情绪，从根本上发生了动摇。
继周刊《平民新闻》进行社会主义运动的“直言”再次被停刊，“平民社”解散之后，幸德秋水出狱了，万念俱灰的他带着“败军之将”想法开始了美国的亡命之旅。“我为什么要离开日本，这不是我个人意愿所能决定的，我是多么想留在日本啊！故国的同胞们啊——我只希望暂时能够找到一个归隐之地，何时能再举大事啊？前途渺茫啊！”幸德秋水感到迷茫。
幸德秋水思想转变的第二个直接动因，是受俄国1905年革命的影响，这也是最重要的原因。1905年1月9日是“流血星期日”——对工人的大屠杀，以及揭开俄国革命序幕的罢工和示威的浪潮。对这些事件，《直言》和其他日本报刊作了大量的报道。显然，幸德秋水受其极大的影响。他认为俄国革命具有世界性的意义，特别是对东方各国足为楷模：20世纪初期俄国的境地与19世纪初期的法国极相似。像西方国家的革命党人曾期待法国的信号一样，东方各国不知所措的革命党人——如中国的和朝鲜的——现在也在期待俄国革命的信号。[240]
俄国的民粹派对日本社会主义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B.查苏利奇谋杀特烈波夫未遂以及民意党人暗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产生的影响更大。1883年，在日本出版了C.斯捷普尼亚克的《地下俄罗斯》和保尔·维尔涅的《追踪虚无主义者》的日译本。[241]
幸德秋水对俄国民粹派系统的社会革命党和无政府主义逐渐发生兴趣。幸德秋水把俄国的女社会革命党人普列斯柯夫斯卡雅描绘成“志士仁人”般的人物，称誉其为“俄国革命之祖母”。[242]对俄国民粹派居高临下地唤起民众而提出的“到民间去”的口号，他也深表赞同[243]。甚至认为“暗杀”行动在俄国亦是“不得已而为之”。“到民间去”及恐怖行为，先前似乎是那些违背科学和绝望的理想主义者的可怜的尝试，此时却被认为是得到革命成果的必不可少的耕耘。
幸德秋水思想转变的第三个直接动因，是他和阿尔伯特·约翰逊的关系。受克鲁泡特金、阿尔伯特·约翰逊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导引，幸德秋水迅速皈依无政府主义。阿尔伯特·约翰逊是上了年纪的加利福尼亚州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于1904年秋开始和他通信，约翰逊很快使其皈依自己的思想。他送给幸德秋水有关无政府主义者及社会革命党人的图书。像其他许多人一样，约翰逊错误地认为，无政府主义的理论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是同一硬币的两面。幸德秋水接受的这种观点，为社会革命党人提供了克鲁泡特金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理论，使无政府主义具有几乎不可抗拒的革命魅力。
幸德秋水在读书和认真思考中度过了狱中的5个月。他的思想继续朝着无政府主义的方向发展。1905年8月，他曾这样写道：“实际上，我入巢鸭监狱时是个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但出狱时却成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者了。”[244]在服刑期间，他就决定获释后赴美发展他的新思想。他于11月启程前往旧金山。[245]在那里住了7个月，多次会见约翰逊，考察了这个地区所有的激进团体。对他已在日本形成的思想来说，唯一重要的补充，是“直接行动”的观念。
这种把革命与改良加以折中的做法，在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中是很流行的。该联盟成立于1905年6月，在太平洋地区有着雄厚的实力。它的领导者拒绝接受美国劳联的行会工联主义及美国社会党的选举策略。该联盟希望通过“直接行动”——以暴力为后盾进行罢工、示威，以及拒绝纳税和征兵等等——使资产阶级的政治和经济势力毁灭。它的领导者强调，当工人阶级通过上述手段有了充分的阶级觉悟和斗志之后，便可以发动并坚持一场总罢工，从而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崩毁。此后，工会将取代政府，其结局必然是整个世界将在“一个大工会”的领导下联合起来。[246]
这种与法国工联主义者类似但又不相干的思想，对幸德秋水的影响是极大的。它为日本提供了比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行刺及农民起义更为直接适用的策略。因此，幸德秋水在美国旅行时，又曾接触俄国社会革命党人费里奇夫人、无政府主义者费里申科。由于这些影响，幸德秋水迅速地激进化了，开始自称为“科学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247]并一直把他的社会革命策略等同于俄国社会革命党人的以及东方各国革命党人的策略，主张对日本和西方的资产阶级立即采取“直接行动”。
当他还在旧金山的时候，就在写给新创办的社会主义杂志《光》的信中，开始阐述他的新观点。但是，他的信直到1906年6月22日他返回日本都未产生影响。回国6天后，1906年6月28日，幸德秋水在归国后的第一次演说中，做了题为《世界革命运动的潮流》的讲演，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其主义理想虽无变化，但所以实现之手段方策，随社会气氛之推移，不可云自无转变。”[248]引起了轰动，当时的报道说：“在国外研究社会党的新动向半年之久的幸德秋水刚刚返日，他作的关于与选举策略相反的‘直接行动’的讲演，是令人震惊的意外事件。”[249]1907年2月他又发表题为《我的思想变化》的论文，更明确指出，“以普遍选举和议会政策不能完成真正之社会革命。为达到社会主义之目的，唯依靠劳动者之直接行动。”此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开始接受他们的先导业已相信的惊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已经过时，今后的运动将是“直接行动”的和无政府共产主义的。
幸德秋水确乎是“由儒教走上社会主义”的，这是无争的历史事实。具有儒家色彩的“德义”、“均平”理想和“志士仁人”的“明道救世”意识，作为一种内在的精神动力，使幸德秋水逐渐成长为社会主义者。然而，它所描绘的仅是幸德秋水前半生的思想历程。幸德秋水忽视民众历史主体作用的“志士仁人”意识，又是其由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的重要思想原因之一。把幸德秋水的两次演变前后综合起来考察，才可反映儒家思想与幸德秋水思想演变的相互关系之全貌，才能对其思想作出客观的评价。
第二节 关于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评价
在评价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我们应当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社会背景、经济状况、政治斗争、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出发，进行具体的历史分析。
一 幸德秋水的历史功绩
幸德秋水所生活的年代，正值日本天皇专制统治，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盛行，无产阶级尚未成熟，工人的觉悟还比较低，工人运动刚刚开始，资本主义还有发展余地，马克思主义传入日本为时尚短，日本的社会科学理论基础还比较薄弱，国际上议会政策的改良主义还占优势，工会运动也只是为了解决工人的经济地位问题，“必须在国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而且日本经过自由民权运动，不少知识分子热衷于议会政策的改良主义。殊不知，议会也只是与虎谋皮，不可能有实质的进展，最多也只是少数议会派知识分子用来聊以自慰罢了。《直言》指出：“社会主义者参加了竞选，尽管得票极少，但说明社会党实际上已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我们参加竞选的目的。”[250]这个实例表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受到了第二国际的影响，以为通过议会道路，即使不能得到政权，也可以增强自身力量。事实上，尽管有限的选举权也许给了社会主义者的自尊心以安抚，但任何反战的政治纲领是不可能获得大多数选票的，即使穷人有选举权。在1901～1905年，社会主义运动在内部虽然取得了令人难忘的成就，但它没有取得群众的支持，《平民新闻》最大的发行量也不过4500份；它没有促成工会的建立，也没有以某种方式对政府及官绅施加影响。[251]
在上述历史条件下，幸德秋水的历史功绩在于：作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驱，他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黎明时期”，对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和批判帝国主义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在日本近代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现代产业工人阶级开始形成。日本工人运动尚未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阶段，迫切需要先进的理论做指导。在西方社会主义思想的灌输下，自由民权运动的“左派”思想家，以幸德秋水为主要代表，逐渐从自由民权运动转向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日本第一代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开始在日本传播西方社会主义思想，成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先行者。
幸德秋水最先宣传社会主义。他挥笔写成《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其目的正如自序中所说，就是为了回答“社会主义是什么”[252]。他撰写时参考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说明他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主义的问题，这是把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日本的尝试。尽管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的主张还不成熟，《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还存在不少错误，但是，幸德秋水的这一代表作，在当时日本宣传社会主义的确发挥了先导作用。
幸德秋水最先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出版的《共产党宣言》，是日本最早的译本。当时在天皇绝对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他们介绍《共产党宣言》，就是把共产主义“幽灵”引入日本，在东方日本的工人阶级和西方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一道桥梁，对于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的传播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幸德秋水最先起来批判帝国主义。幸德秋水揭露了帝国主义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并基本上提出了资本主义必然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正确论断。当日俄战争爆发后，幸德秋水同堺利彦并肩掀起了反战运动，尤其是他把反战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这在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开创性的历史意义。
虽然幸德秋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在自由民权运动与社会主义运动的转折关头，能够认清历史发展的趋势，前进到社会主义运动，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运动中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但是，当时日本社会主义运动还处于发展初期，日本的工人运动还处于自发的阶段，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这种阶级的不成熟必然反映到思想理论上来。在幸德秋水的思想体系中，有些方面已接近了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但也存在着天皇的国家主义和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的思想因素，这是其转向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根源。
河上肇（1879～1946）在《自叙传》中写道：“自己在27岁时（1905年）译著的《新史观》中，有关于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若干理论，而真正达到理解则已经是过了五十岁的时候了。”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产生于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初期，有这种错误是可以理解的。相反的，正是因为他能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若干影响，而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社会主义的理想，诉之于知识分子，因此纵使他的思想中有很多错误，其在当时的“先驱者”作用是不可埋没的。
幸德秋水思想的局限性，主要是受时代所限，集中表现在他的革命策略上。他把实现“社会主义大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志士仁人”身上，不理解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这是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的表现。所以，幸德秋水经过1905年“监狱里的学习和思考”，到1906年接触欧美无政府主义者之后，迅速从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
事实证明，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错误不是不可以纠正的。当年幸德秋水的战友片山潜，也曾经走过一段弯路。片山潜先是基督教社会主义者，后来又受拉萨尔的国家社会主义思想影响，“大逆事件”前他是个议会主义者。正像他后来所说：“在当时还是一个主张议会道路的，而不是像今天那样的革命家，是合法主义者，实际上就是机会主义者。”[253]但是，片山潜没有停留在以往的认识阶段，在社会主义革命实践斗争中，能够总结经验教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特别是经过“大逆事件”血的教训，他扬弃了“议会政策论”，开始认识到议会主义道路的错误，思想转变到科学社会主义上来，后来终于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幸德秋水这个唯物主义者，曾几次入狱，又经过“赤旗事件”，特别是“大逆事件”的教训，他生前在狱中，也已开始认识到自己“直接行动论”的错误，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在临刑前写了一首诗：“区区成败且休论，千古惟应意气存。如是而生如是死，罪人又觉布衣尊。”[254]这首诗虽然文字不多，但确实表明他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布衣”无疑是指人民，“布衣尊”是认识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这说明幸德秋水同样没有停留在以往的认识阶段，开始有了思想路线的转变，可惜天皇政府的屠刀不容许他实现这一转变。他怀着强烈的革命信念，从容走上绞刑架，宁死不屈，慷慨就义。
应当指出，有人认为幸德秋水走上了无政府主义道路，并在“大逆事件”中被处死了，就盖棺论定其为无政府主义者，从而以偏概全，忽视或者抹杀幸德秋水的历史功绩，这不符合幸德秋水的本来历史面目。幸德秋水是个唯物主义者，他在“大逆事件”中总结了历史教训，已开始认识到无政府主义的错误，只是客观历史没有给他改正错误的机会。
相反，也有人为“幸德秋水冤案”平反，认为幸德秋水没有直接参与宫下太吉等人为暗杀天皇而准备炸药的行动，结论是幸德秋水与“事件”无关，他是无辜的牺牲者。事实不然，幸德秋水“直接行动论”的核心是反对天皇的，并且是主张使用恐怖主义手段的。在“赤旗事件”发生后，幸德秋水在《自由思想报》上鼓动反对天皇政府，号召说：“神，不可服！国家，不可爱！政府，不可重！法律，不可取！”[255]宫下太吉等人的恐怖主义思想来自“直接行动论”，从“赤旗事件”到“大逆事件”工人运动中的盲目行动，在思想上与幸德秋水有着密切关系。我们评价幸德秋水这个历史人物，既不要用形而上学的观点，一笔抹杀他的历史功绩，也不应减轻或者掩盖他的历史过错，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
幸德秋水不是与旧制度妥协，而是与旧制度决裂，同天皇绝对主义制度战斗了一生，从流放、坐牢直到被绞死。他为日本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视为日本近代的政治评论家和热情的革命活动家之一。但是，由于幸德秋水是一个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革命立场上去批判改良主义的，在批判改良主义的同时，转向无政府工团主义，客观上造成指导思想的分歧，导致社会党的分裂，给日本近代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带来了巨大损失。虽然他在主观上想要为工人阶级利益而斗争，但在天皇制残酷统治下，只把总同盟罢工当作社会革命的唯一手段，在当时的条件下是不切合实际的，同时也不可能提出切实可行的、代替的方案。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能过度苛求他们。但也可看到，幸德秋水提出的一些主张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幼稚。
二 关于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历史评价
幸德秋水传播社会主义思想是有所选择的，他结合日本本土的实际，其主观倾向使文本带上日本民族的特色，注入了日本民族的文化底蕴。在1899年成立的日本社会主义研究会的宗旨，就是研究社会主义是否适用于日本。幸德秋水等人从传统的儒家观念出发理解社会主义，以传统的儒家语言阐释社会主义，并结合日本实际，提出了一些具有日本特色的社会主义观点，给后人留下有益的启示和探讨的空间。下面就幸德秋水的革命观与进化观、战争观、天皇观、英雄史观作粗浅的探究。
1.幸德秋水的革命观与进化观
幸德秋水揭露资本主义罪恶，论述了世界万邦的社会主义必然趋势以后，着重讨论了实现社会主义这一目标的具体方案，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实现的道路与动力。一方面，幸德秋水正确地认为“古往今来，什么时期没有革命？世界上哪个国家没有革命？社会的历史就是革命的记录，人类的进步就是革命的结果”，[256]他充分肯定、高度评价了革命的伟大历史作用，合理地揭示了革命发生的历史根源及其必然性。另一方面，他把社会历史等同于生物界适应自然的进化过程，未看到社会历史乃是人类有意识地创造的。他认为，“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谢不已，犹如生物的组织进化不已一般”，[257]“生存竞争”是社会进化的“大动机”。他的革命观受到了进化论社会观的影响。他说：“社会的状态一定在冥冥中新陈代谢”，其中，“总是由革命来明确地划分大阶段，开辟新纪元。历史好像一串数珠，平时的进化代谢是各个小珠，而革命则是标志数目的大珠”，[258]“进化代谢的延续，同时又是革命的延续”。[259]这就是进化与革命的关系，以及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地位。他还认为，“社会之进化与革命，皆产业方法的变易而已。”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是社会进化与革命的根源和根本内容，却又认为“革命是天然，不是人为”，可见，他把生物界的进化原理同社会的发展原理等同起来，把革命看作自然和必然的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其结果就不可避免地陷于简单地把生物进化的原理应用到人类社会的社会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他由此前提导出了其革命论。
他认为，革命是社会进化过程中必然发展的东西。幸德秋水认为，“社会的状态经常代谢不已，犹如生物的组织进化不已一般。”“革命是必然，而不是人为，可以利导，而不可以制造，革命的发生，人力无可如何。”那么追求社会主义的人们能够做些什么呢？他说：“如果社会主义能成为世界的舆论，人民的大多数成为社会党员，他们都按照普选制获得参政权，社会党议员在各国议会中取得多数地位”，“社会主义大革命将能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260]
值得一提的是，幸德秋水把革命形象地比喻成分娩本身。拉萨尔曾提出：“革命是新时代的助产士。”[261]幸德秋水对此进行批判，他认为这样说是不够的、不全面的。他进而提出：“革命不是助产士，而是分娩本身。因为革命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进化过程的必然结果。”[262]“旧时代衰老，便产生新时代，新时代长成，又产生另一个新时代，而这些都要革命。这和子子孙孙迭相分娩，百世无穷的情况，有什么不同呢？”[263]“分娩有难易，革命也不可能没有难易。分娩有时需要剖开母腹，革命有时不得已而诉诸暴力。”“诊断母体组织的发育状态，使其保持健康，以便顺利分娩，这是产科医生和助产士的职责。考察社会的组织状态，因其进化的大势而加以引导，以便实现和平的革命，这是革命家的意图。”[264]
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社会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方（西欧），社会主义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却出现在东方（俄国、东欧和亚洲）。[265]这些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几乎都不具备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前提，其母体在政治上或者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或者是专制独裁，或者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在经济上除了个别的（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外都是比较落后的农业国，资本主义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再加上发生“东欧剧变”，社会主义遭受重大挫折。这就产生了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些国家中建立是否具有必然性的问题。
这也就产生了社会主义革命条件是否成熟、社会主义革命是否水到渠成的问题，是否正常“分娩”，还是“早产儿”。从社会主义首先在东方落后国家出现来看，这无疑是“早产儿”。“早产儿”面临一系列发展的问题。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如何缩短理想的社会主义和现实的社会主义之间的差距，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以后应当如何发展等问题迫切地需要解决。就在这些方面，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误区。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前提，只相信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不知道它又是资本主义的后继者。搞不清楚什么是应该抛弃的，什么是应该批判继承的。结果，人民长期生活在短缺经济中，政治上缺乏民主，思想上保守僵化，对外闭关自守，久而久之，无疑会酿成苦果，犹如“早产儿”本身先天不足必须后天加以疗养，如果疗养不当，再加上讳疾忌医，就会有夭折的危险。
一方面，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主观能动性。因为任何一场革命，都不可能在条件完全具备，万无一失的情况下进行，革命也总是有风险的，对革命家来说，不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盲目蛮干，搞冒险主义固然是不足取的，但也不能拘泥于去算计和对照某种条件的余缺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在应当积极行动的时刻不敢行动或者动作迟缓，同样是不足取的。无产阶级的革命家总是以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相结合，最大限度发挥主观能动性，抓住革命时机，敢于革命，敢于胜利。[266]
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历史发展规律，主观能动性要服从于客观规律。我们发现，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史上，充满了用各种独特的和自信能加速社会发展的理论、理想设计去改变历史进程的努力，“主观能动性”成为许多革命者的思想追求。然而更强大的终究还是历史客观规律本身。恩格斯曾说，革命者在革命的最初往往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后来的进程同他们的设想一点也不一样，就是讲的这个意思。在总结了过去的社会主义历程之后，今天应当得出的一条结论是：尊重历史的规律性，才能使思想真正健全地发挥作用，否则，“能动性”发展到极端，往往会不自觉地膨胀变成唯意志论，给社会带来巨大而长久的损害，并使自己受到历史的嘲弄。[267]
革命不能强制执行，革命需要水到渠成。革命的目的是要有成效，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解放人类，让绝大多数人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对革命如何理解，仅仅是为了夺取和保卫政权，这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共产党的目的就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但是，公有制并不是社会主义价值的全部，甚至还不是社会主义价值本身，公有制仅仅是实现社会主义价值和共产主义价值的历史条件。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价值的真正意义在于人的全面解放。今天可以说，历史积累的经验终于证明，没有生产力高度发达、民主制牢固确立、个人自由和自主意识有充分保障这个地基，就不会有丰富完整的社会主义。从这一点说，幸德秋水认为“革命不是助产士，而是分娩本身”、“堂堂正正地、和平而有秩序地埋葬资本主义制度，宣告马克思所说的新时代的诞生，犹如水到渠成”是有一定道理的。
2.幸德秋水的战争观
直到今天，日本思想界、学术界以及大多数国民和进步人士，包括左翼人士在内，对日俄战争的评价依然是持肯定的态度，他们认为日本是代表亚洲和被压迫民族成功地打击了以俄国为代表的欧洲殖民列强，促进了亚洲的觉醒。很多日本进步人士可以否定太平洋战争和侵华战争，但从未否定日俄战争。日本近代史专家井上清认为，通常说日俄战争中日本的胜利是促使亚洲觉醒的信号，于是很多人认为日俄战争中的日本，具有进步作用。但是亚洲的觉醒，基本上不是由于日俄战事，而是由俄国第一次革命唤醒的。这一点，如上所述，当时日本的先进人士就已经看得很清楚。日本的胜利，确实给印度、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斗争以信心，但它没有像俄国第一次革命的影响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意义。[268]不破哲三也曾经说过：“在今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日本没有外交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无反省意识。”[269]另外，像孙中山及大多数留日的中国革命党人，在日俄战争中大多数同情日本方面。孙中山还曾致电称颂日本战胜俄国。[270]
应该说，在这个狂热的好战时期，在“武士之邦”的日本，对大多数日本人来说，反战无疑意味着背叛。在很大程度上，幸德秋水摆脱了日本民族的保守性的、好战的性格，这也说明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的本质有了清醒的认识和理解。
值此战争年月，在“好战的热情使朝野发狂了”的时候，在“任何人不敢公开反对战争”的时候，幸德秋水的反战宣传，显示出他那非凡的革命勇气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日俄战争和反对侵略战争的历史上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推动了国内的反战运动，同时把反战斗争与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起来，在联合国际反战力量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然，幸德秋水的反战观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他对战争的性质不加区分，一概反对一切战争，是和平主义的“非战论者”。同时也要看到，通过反战，幸德秋水的思想很多方面更加接近于科学社会主义。他在反战言论中试图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解释和揭露社会的一切矛盾。也就是必须从物质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包括战争在内的社会现象，而不能从人们的精神意识里去找。这说明，对幸德秋水来说，反战运动是一个很重要的实践过程，这是幸德秋水在思想上从唯心主义逐步转向唯物主义的可喜的一步，也是民主主义思想转向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一个积极表现。
3.幸德秋水的天皇观
天皇制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是日本人特有的民族情结和历史文化情结，是日本国民性的一个表现，是日本文明的固有特征。战后天皇虽然是作为国家的象征而存在，但自民党出于统合国民、维护秩序的需要，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不断强化国民对天皇权威的认同。[271]
日本自古至今，其国家权力性质的演变经历了奴隶主政权、封建地主政权和资产阶级政权的阶段，但其政体表现形式——天皇制却持续未变，天皇制因此成为日本政治的最大特点。从日本天皇制的发展来看[272]，天皇制可以和封建主义结合，可以和资本主义结合，可以和军国主义结合，但不能因此就简单地把天皇制等同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实际上，日本天皇制作为国家权力的运作形式也经历了古代天皇制、近代天皇制及现代天皇制的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特点。
战后象征天皇制[273]确立后，天皇作为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不可取代的象征。作为一个几乎完全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在日本的政治统治以及日本国民政治社会化的实现过程中，天皇对国民的政治心理、政治行为的影响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幸德秋水也曾在《社会主义与国体》一文中提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在于谋求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推翻对社会有害的阶级制度，使全体人民得到平等的地位，这就是社会主义的实践。这与日本国体——二千五百年一贯的皇统有什么矛盾呢？推翻有害的阶级制度，绝不是社会主义发明的，很早以前就已经实行了。事实上，维新革命时就曾经宣布四民平等，这难道不就是推翻有害的阶级吗？那次推翻阶级，难道不是非但不与日本国体相矛盾，反而完全与之相吻合吗？”“日本封建时代的最有害的阶级，就是掌握政权的武士阶级。因为推翻了这个阶级，全体人民就得到了在政治上完全平等的地位和权利。社会主义革命就像维新革命推翻武士阶级一样，要推翻富豪阶级，使全体人民能够得到在经济上平等的地位和权利。如果说这种推翻与国体相矛盾，那么维新革命也应该被认为与国体相矛盾；不但如此，宪法、议会、选举，也都应该被认为与国体相矛盾了。”幸德秋水所说的意思就是天皇制可以与维新革命并存，自然天皇制也可以与社会主义革命并存。
天皇制是中性的工具，仅仅体现了日本大多数国民非理性的民族情感，只要日本民族还存在，很难设想日本大多数国民赞成废除天皇制[274]。仅仅就象征性而言，天皇制在日本社会中扮演的也是这么一种民族的连续性的功能。
在西方国家，君主制存在了几千年，在封建时代，君主制体现的是专制，在现代，君主制体现的是立宪制。日本也一样，在今天的日本，天皇制体现的也是立宪的原则。专制君主制违反了起码的民主原则，因此与社会主义不相容，这是对的；但民主制度约束下的立宪君主制有所不同。名副其实的共和制，比起任何一种君主制来都是进步；同样，真正的君主立宪制，比起那些名不副实的共和制，也是进步。
幸德秋水一开始不反对天皇制和社会主义的结合，后来又反对天皇制，原因在哪？幸德秋水曾认为：“君主的目的和职责不外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所以自古以来被称为明君贤主的君主，必然是民主主义者。采取民主主义的君主，必然实行一种社会主义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歌颂他的德政。”[275]他把中国古代主张与民同乐的“文王”说成是“社会主义者”。最初幸德秋水并没有看透日本天皇制专制的本质，误以为天皇是爱人民的，认为“日本的皇祖列圣，尤其像那宣称人民的财富即朕的财富的仁德天皇，可以说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一致，并无任何矛盾。”[276]幸德秋水说：“日本的皇统之所以连绵不绝，正是因为皇祖列圣一贯谋求全体人民的和平、进步和幸福，因而带来这样的繁荣。这是东方社会主义者引以为荣的。我甚至认为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是与国体相矛盾的。”[277]后来，他经历了日本天皇政府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残酷镇压后，发现天皇制是专制统治的工具，对天皇产生了怀疑，提出了“一刀斩断天王”的口号。幸德秋水公开反对天皇，由虔诚崇拜转变为坚决反对，无疑是一大进步，这是值得充分肯定的。但这种看法也是历史的、相对的，如果幸德秋水生活在今天，很难设想他会把立宪主义的天皇制看成是社会主义的障碍。幸德秋水早期提出的社会主义与天皇制共存的主张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幼稚、那么荒谬。[278]
4.幸德秋水的英雄史观
幸德秋水的个人品质可谓“志士仁人”，源于儒学。从社会主义观来考察，乃是英雄史观的表现，即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问题，是英雄创造历史还是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是救世主，还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幸德秋水在《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中，将反对帝国主义及其战争的重任寄希望于“志士仁人”的“大奋起”。正因为“穷乏之民为终生衣食而惶惶，唯急于免其饥冻。”[279]幸德秋水在《社会主义神髓》中仅向“志士仁人”呼吁“起来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宣传和实行”。
幸德秋水的“志士仁人”意识既使他为“明道救世”而斗争不息，又使他以为举世皆昏，唯我独醒，高居工人阶级与民众之上，仅将其视为有待少数“志士仁人”唤醒与拯救的群氓，从而忽视了工人阶级与民众的觉悟和力量，难以寻到实现他的理想社会的真正主体。
幸德秋水由议会主义道路转向“直接行动论”与其英雄史观相关联。议会斗争道路的成功，需要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觉悟的提高，这样才能把工人阶级的领袖人物选进议会，且工人阶级的代表成为议会会员并占会员大多数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和平实现社会主义。况且，很多工人没有资格成为选民。相比较而言，“直接行动”也要求成千上万的普通劳动者团结起来，走上街头，进行总同盟罢工，但更多的是依靠先知先觉的“志士仁人”的领导、策划、鼓动，因此强调议会斗争，看不出英雄人物的巨大作用。当时日本工人阶级人数很少，觉悟也较低，还很不成熟，在这种条件下，日本根本就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前提条件，也不具备革命的主体条件。在这种情况下，要推翻现存制度，只有依靠英雄人物，即“志士仁人”，不能依靠人民群众。这进一步说明，幸德秋水的英雄史观是当时历史条件的反映，从英雄史观到个人恐怖有内在的联系。同时，幸德秋水忽视民众的“志士仁人”意识，在其革命生涯的晚期，在其由社会主义转向无政府主义，由议会主义转向“直接行动论”乃至同情个人恐怖活动的过程中，也不无影响。
直到今天，日本国民仍然充满了保守的性格，大多数对现存制度比较满意，看不到革命的必要。从20世纪50年代起，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增长期，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产业结构、社会阶层结构和社会意识的变化，形成所谓的“中产阶级”[280]的“中流意识”[281]，并成为社会价值观的主流，造成广大国民的政治意识越来越淡薄，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难度越来越大。换而言之，从幸德秋水去世到今天，一百年过去了，日本始终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观条件。当然，盲目崇拜个人主义，靠少数人的蛮干、铤而走险走个人英雄主义、恐怖主义的道路，这注定也是要失败的。或者说，这不是幸德秋水个人的悲剧，而是历史的悲剧。
综观幸德秋水的一生，有功有过，功大于过。对幸德秋水的历史功绩既要充分肯定，也应从他的历史错误中吸取教训。幸德秋水是一位不彻底、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资本主义制度、天皇制度的坚决反对者；是企图用马克思主义来救治日本的爱国者。
幸德秋水虽被处以绞刑，没有摆脱悲剧角色的命运，但幸德秋水思想的影响却是很大的。正如鲁迅说的：“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282]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一条相续不已的长河。包括思想领域在内的一切巨大变革，都不会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总是有若干先行的步骤。它最初也许只是涓滴细流，并不显眼，也不纯粹，行进中间还会有许多起伏和曲折，但这些先行步骤终究是不可缺少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幸德秋水等人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对马克思主义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的传播，无疑起着某些开辟道路的先行作用。
第三节 幸德秋水的悲剧与日本社会主义道路的困惑
日本早期社会主义革命，既不可能走幸德秋水的“直接行动”的路线，也不可能走片山潜的“议会政策”道路。马克思主义如何与日本国情相结合，这不仅是日本早期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面临的难题，也是日本共产党一直面临的困惑，至今仍在探索之中。
日本始终没有社会主义革命，这反映了日本国情的特殊性。日本国体上保留天皇，国家主义至上，国民趋于保守，工人阶级安于现状，效忠天皇。另外，日本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的爱国心，往往导致有一些人好走极端。其国情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不同于中国和俄国，从而决定了日本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与这些国家存在着差异。在1925年，片山潜曾到中国访问，考察了中国革命，就中日革命进行了比较，撰写了《中国旅行杂感》一文，他认为：“中国的工人运动虽然兴起较晚，但是他的知识分子出身的领袖，却是用马列主义武装的、彻底革命的人……中国的工人运动和日本比起来有它的优点，这就是在团结这一点上，中国的革命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发展着，正如长江的巨流一样。”他对中国当时的工人阶级、革命知识分子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工人比日本工人更具有革命精神。
1911年1月24日，幸德秋水被处以死刑。在1个月后，即2月24日，河上肇就撰写了《日本独特的国家主义》一文。河上肇认为：“日本当局之所以不让幸德秋水活下去，并非像西方诸国那样，是因为害怕其暴力，‘纵令他们的思想是极其和平的’也不会幸免，这是日本当局因为害怕并憎恨这些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本身’的缘故”。为什么呢？因为对日本来说，“最高至上的价值”是国家，日本最害怕的正是“破坏国家至上的主义”。依此类推，河上肇认为：“日本人以为纵令国家可以没有我，但国家至上的主义不能丢”，“因此学者应该为国家牺牲其真理，僧侣应该为国家牺牲其信仰。这也就是日本出不了大思想家、大宗教家的缘故”，他还进一步指出：“这样，日本人的神就是国家。而天皇就是代表这种神的国体的人，也可以说把抽象的神，具体化为人，那就是日本的天皇。”[283]文章把幸德秋水被处以死刑的意义，阐释得如此深刻、如此条理清晰恐怕是非常罕见的。是否应该说，河上肇能写出如此深刻的水平，与幸德秋水的悲剧不无关系呢？
日本国情比较特别，要实现社会主义很不容易。一个世纪前幸德秋水的执着追求，以及后来日本共产党的不断探索，都未能成功。从理论上讲，任何一个被法律承认的政党或政党联盟，只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法定的议席数，都可以成为执政党。这就为日共通过普选，在国会中赢得议席多数成为执政党，建立工人阶级政权提供了可能。恩格斯晚年在他的《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中提出：“可以设想，在人民代议机关把一切权力集中在自己手里、只要取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就能够按照宪法随意办事的国家里，旧社会可能和平地进入新社会。”[284]当然这种可能性还不等于现实性。无论从理论和实践上，日本共产党都要扩大影响，为此也采取了许多灵活的措施，谋求得到广大日本国民的支持。但是日本共产党这种振兴的目的，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是难以实现的。日本社会主义道路从目前来看，还没有光明的前景。这也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个普遍现象。
从幸德秋水到日本共产党，无论是战前还是战后，虽然在理论上不断进步，越来越走向成熟，但是在日本的历史发展中始终处于边缘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一个世纪以来，社会主义思潮在日本是边缘化的思潮，日本共产党是边缘化的政党，社会主义运动是边缘化的运动；其二，在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内部，始终不团结，主张激进、革命的共产党和主张改良的、温和的社会党相比较，又处于更边缘化的地位。
可以说，幸德秋水短暂的革命生涯是一个世纪以来日本社会主义运动的缩影。何以言之？第一，幸德秋水的革命思想在当时，是不能为日本大多数国民所理解的、接受的、支持的，只是在少数知识分子当中打转。这是因为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资本主义得以迅速发展，日本国民一度沉醉于战争的胜利，并不主张推翻现存制度。幸德秋水除了在知识分子中有一定的影响外，几乎也没有什么追随者。
第二，无论是早期主张议会斗争道路的幸德秋水，还是后来主张“直接行动论”的、更加激进的幸德秋水，都没有能得到日本多数国民的理解和支持。正像片山潜所说的，日本社会党在“遭到禁止时，只剩下少数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和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可以说，好像有两个互相敌对的团长，而这两个团长都没有带领军队。”[285]
如果说，幸德秋水悲剧的原因有多方面，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运动内部的不团结，指导思想不统一等等方面，但从本质上讲，幸德秋水的悲剧是日本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小、不成熟的反映。然而，一个世纪后今天的日本，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日本国民的物质生活得到很大改善，日本工人阶级也占了大多数，但日本社会主义还看不出任何革命成功的迹象。我们还能把其原因归结为日本资本主义不发达、工人阶级人数少、力量小、不成熟的反映吗？这又能说明什么呢？日本社会主义屡遭挫折有着更为深刻的原因，幸德秋水的悲剧可能也另有重要的根源。日本社会主义革命至今未能成功，包括许多因素和条件。从某种意义来说，这也是一个更普遍、更深层次的问题的反映，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至今还没有明确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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