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德秋水既是思想家，又是活动家。而河上肇是大学教授，一直从事理论研究和著述，幸德秋水是一个激进者，较早地参加自由民权运动，后接触社会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入狱后思想急剧转型，并最终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相较于幸德秋水较早地接触社会主义，河上肇算是一个大器晚成者，是一个渐进者，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才了解社会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幸德秋水在生前（1911年前）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理论贡献表现在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与诠释上，1911年后，对中国早期知识分子影响较大的是河上肇。河上肇对于马克思主义，其实主要是对于唯物史观的理论阐述，无疑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主要理论来源和思想资源，若说得稍微夸张一点，中国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几乎都是河上肇理论的翻版，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唯物史观的解释基本上是顺着河上肇的思路来解释的。本章将幸德秋水与河上肇的社会主义思想进行比较，以便更加深入地了解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特质。
第一节 思想演变比较
作为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活动家、思想家，幸德秋水自幼受中国儒家思想的影响，酷爱中国文化。成年后在中江兆民先生的教导下，开始翻译马克思著作，如《共产党宣言》，逐渐了解社会主义思想。幸德秋水1898年加入社会主义研究会，深入研究社会主义思想，但1905年流亡美国后，加入美国社会党，倾向无政府主义。
而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道路，是相当漫长而艰难的。用他自己的话：“昭和三年（1928年——引者）四月，才对辩证法的唯物论——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相互关联的学问体系，逐渐达到大体的理解”[304]，“过了50岁才好不容易成为彻底的唯物论者”[305]。河上把1905年以《新史观》为题、翻译并发表采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塞利格曼的《历史的经济解释》，作为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起点，此后历经20多年，才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理解和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306]。
为什么幸德秋水能较早地接触社会主义，并最终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而河上肇却经历了漫长的时光才了解社会主义，最终成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与两人所处的家庭与学习、工作经历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一 在家庭出身方面
幸德秋水（1871～1911）本名传次郎，号秋水，日本四国高知县幡多郡中村町（今中村市）人。明治四年（1871）9月22日（阴历）出生在一个世代担任村长等地方公职并从事药材、酿酒等业的商人家庭。他曾以出身低微为憾，喜自称农民出身。幸德秋水生来体弱多病，终生受胃肠病和结核病折磨。他不满周岁，父亲幸德笃明病故。母亲多治子，出身于乡土之家，因不忍抛弃多病的幼子，拒不再嫁。寡母弱子相依为命，度过苦难重重的岁月。他曾自叹“天下第一不幸儿”，“天下第一不孝儿”。
河上肇于1879年（明治十二年）10月20日出生在周防国锦见村散畠。河上家世世代代侍奉毛利家的支藩吉川家。明治维新之时，食禄为十九石。明治维新后不久，河上忠（河上肇的父亲）被任命为曾经为河上家旧领地的锦见村的副户长，河上肇出生时父亲升任为户长，且与母亲处于离婚状态，所以河上肇由奶娘哺育，在祖母的疼爱下长大。由于后来的继母对河上肇有虐待行为，父亲与继母离异，与生母复婚。随后锦见村并入岩国町，河上肇的父亲成为町长。因为岩国町位于远离日本中央的乡下，所以河上肇的生活并没有受到外界太多的影响。
综上可见，幸德秋水由于早年父亲的去世家道中落，一边忍受疾病的折磨，一边和母亲过着清贫的日子，看尽了世间冷暖，而河上肇虽出生在远离日本中央的乡下，父母曾离异过，但河上肇的早期生活却在祖母的疼爱、父母的关爱下长大，并不曾接触外面纷繁复杂的社会，这也许就是幸德秋水较早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原因之一。
二 在学习经历方面
幸德秋水自幼聪明好学。1876年冬入中村小学，1879年入汉学家木户明的私塾修明舍，读《孝经》等中国古籍。在这里，他习作诗文，8岁时所写祝外祖母还历的汉诗，就颇为人称赞。1881年夏入中村中学后，更以文笔流畅、才华出众而闻名乡里。1885年夏，他刚读到中学三年级，学校并入县城中学，因无力远出就读，被迫辍学。次年到县城，寄寓老师木户明的游焉义塾，走读高知中学，又因患结核性肋膜炎而弃学。他没能取得毕业资格，感到这是命运不公的恨事，后来他说这是他成为社会主义者的原因之一。此外幸德秋水之所以能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与他从小就对政治感兴趣是分不开的。1881年10月，自由民权运动的激进派成立自由党，主张“主权在民”。幸德秋水很快就以自由党的同志自许。而后几经周折，幸德秋水做了自由民权运动的理论家中江兆民的学仆。从此开始，到1893年8月，他三次直接师事中江。在中江的指导下，幸德秋水研读儒家著作，深受孟子的“民贵君轻”思想和“仁政”、“非战”等观念的影响，铸就了幸德秋水匡时济世、积极进取的思想品格，因而后来他在回忆自己一生时说到：“我是由儒家进入社会主义的”。
相对于幸德秋水坎坷的求学之路，河上肇的求学较为轻松，并接受了小学至大学完整的教育。河上肇出生并长期生活在日本山口县岩国市。1888年，9岁的河上肇毕业于岩国的一个普通小学，之后进入山口高等中学的五个预备学校之一的岩国学校。这些预备学校是山口县为了将旧世族的子弟培养成才输送给明治政府而设置的，以谋求天皇制绝对主义体制下自身势力的发展。幕末时期，由于荷兰的“兰学”受到人们的尊崇，“西学”全面兴起，从而使中国古典思想受到影响，但已在日本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并没有完全被丢弃。又由于河上肇生活的山口县，即过去的长州藩曾出现过很多明治维新的志士，因此河上肇很早就受到这种儒家式的“志士仁人”气氛的熏陶，服膺阳明学的吉田松阴就是河上肇少年时期的崇拜的英雄人物。在15岁时，河上肇在阅读了德富苏峰写的《吉田松阴》后，极为兴奋、感动。用他自己的话说：“在我胸底潜藏的经世家的愿望，不断被松阴先生激发着……”于是儒家式的“杀身成仁”的精神和经世的思想，通过幕末维新志士，在少年时代已在河上肇的心灵扎根，形成了他的“志士”的人生追求。后来河上肇在发表于1901年的《愚者的天下》一文中，述说志士的道德使命：“苟以志士为任者，勿顾虑于现世的毁誉荣辱”[307]，可见儒学在早年就对河上肇的道德观念起了很大的影响，并从此伴随他一生。在他的生命长河中，河上肇把“求道”、“得道”作为人生的至高目的。他还多次借用“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思想来表达他这种“求道”乃人生最高目的的思想。在发表于1916年的《贫乏物语》中，河上肇说：“人类生活的一切营为，其最终目的，舍道德生活的提升而无他。按照儒教的说法，就是明吾人本具之明德，亲民而止于至善”[308]，同时河上还引用《孟子》中的话描述得道的境界“上不耻于天，下不耻与人，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309]。可见这种带有儒家色彩的求道精神对河上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发挥着精神支柱的作用。1898年，年满20岁的河上肇离开岩国赴东京帝国大学法科大学，在政治科学习。在大学期间，河上肇接触到了《圣经》，并被宗教的“利他主义”所感动，在生活中这种精神的驱动下，河上肇也做出了“利他”的行为。如在“足尾铜山矿毒问题”上，他极为同情受难农民，在一次募捐讲演会上捐献了除自身所穿衣物之外的所有，被当时新闻报道为“慈善大学生”。正是这份高尚的道德情操促使河上最终信仰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走上了社会主义的道路。
综上可见，能够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幸德秋水和河上肇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中国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但也应看到由于社会历史的原因，河上肇的人生哲学同时也受到了基督教的影响。
三 在社会工作方面
幸德秋水是以新闻工作开始他的战斗生涯的。在老师中江兆民的介绍下，他主要参加过三家报社的工作：自由新闻社（1893年8月～1895年2月）、中央新闻社（1895年5月～1898年1月）、万朝报社（1898年1月～1903年10月）。他从事新闻工作初期，正值自由民权运动陷于衰落时期。不久，日本资本主义的急剧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种种弊端的暴露将幸德的注意力吸引到政治时事和社会问题方面，他站在革命民主主义者的立场上先后撰写了《活宗教活历史》、《社会堕落的本源》等评论文章，文章的字词、语句间无不透露着幸德的儒家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中日甲午战争后，随着社会主义运动登上历史舞台，幸德秋水的思想也开始了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历程。在此期间，幸德秋水积极借助发表文章来宣传社会主义。同时他还参加“普选期成同盟”（1898年10月）和“四国非增租同盟”（1899年11月）等组织，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携手，共同开展争取普选权等民主斗争。1900年8月30日，幸德秋水发表了《祭自由党》一文，明确指出民主革命任务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这表明此时的幸德秋水正式宣告同资产阶级政党分手。随后，1901年4月幸德秋水发表的《我是社会主义者》标志着他开始信奉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加入社会主义运动。而后随着日俄战争的爆发，幸德秋水频频发表文章表达自己的“非战”思想，同时重要的是在此期间他和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用日文介绍到了日本。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十分害怕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以“危害社会安宁”等罪名迫害幸德秋水等人。于是，1905年成为幸德秋水相当沉寂而又失意的一年。在狱中幸德秋水阅读了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文章，开始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同年7月幸德从东京巢鸭监狱出狱后，社会主义运动和非战论的根据地平民社，因政府打压、财政困难和同志立场相异等缘故，于10月9日宣告解散。志业无望，加上身体不适，使他顿如战败的士兵，斗志全失。为了替运动寻求新的发展方向，也为了养病和游历，他决意暂时逃离日本，来到了美国。在美国，幸德秋水常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盟”接触，更加迷恋于克鲁泡特金的思想，由此引发了他“我是以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者入狱的，而以无政府主义者出来的”之想法，这证明幸德秋水的思想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相较于幸德秋水较早地接触社会主义，河上肇算是一个大器晚成者，在他37岁时（1916年），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贫乏物语》标志着他开始接近社会主义运动的实践。早年的留学经历使河上肇对西方世界有了全新的认识，而西方的发达经济与社会贫困问题的对比引发了他的思考。可以说《贫乏物语》是河上肇从“资本主义经济学”转向“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转折点。1918年，河上肇开始以马克思主义者的身份在《社会问题管见》中表述自己的见解。同年，日本爆发“米骚动”事件，而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河上肇的思想也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而发生着变化。1919年他开始创办《社会问题研究》杂志，此时河上肇对于贫困问题解决方式的认识已经从依靠资本家的“伦理自觉”转向“经济的阶级的自觉”。1925年，日本政府公布《治安维特法》，并于第二年制造了镇压学生运动的“京都学联事件”。在这“白色恐怖”时期，河上肇毅然决然地积极从事写作研究，而且受列宁的革命思想影响，开始参加到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中，通过积极参加无产阶级政党会议和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来宣传马克思主义。1926年，河上肇决心着手研究哲学。1924～1928年，他发表了《马克思资本论略解》、《列宁的辩证法》、《阶级斗争的必然性和它的必然转化》、《人的问题批判》、《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著作，同时他还翻译了《资本论》第一卷的第一至第五分册。1927年11月至1929年2月，他参加编辑并出版了《马克思主义讲座》（共13卷）。在这段时间内，河上肇逐渐深入研究唯物史观，从而为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阶级矛盾激化，日本也发生了轰动全国的“四·一六”事件。此事件不久后，河上肇正式加入日本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他化名为本田弘藏翻译《三二年纲领》并参与《赤旗》的编修。此间，日本也已完全法西斯化，对国内的共产党进行大肆迫害，很多马克思主义者都放弃了原有政治立场，但河上肇没有接受当局的转向劝诱，依然坚定社会主义信仰，毅然入狱。河上肇在回顾自己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漫长思想历程时说：“我最初从资产阶级经济学出发，多年来一直追求安身立命之地，一步一步接受了马克思，终至最后转化到与最初的出发点完全相反的方向。为完成这一转化，我在京都大学花费了二十年的岁月。……由于是经过长久的思考研究才得以达到这一境地，反倒使我感到纵使赴汤蹈火，也难于改变对这一学说的信念。”河上肇终于寻到了“安身立命之地”（“道”“真理”），即他所坚信的马克思主义，并愿为此“赴汤蹈火”。
由此可见，幸德秋水和河上肇虽在不同的时间成为社会主义者，但二者都是受社会大环境背景的影响加入社会主义，而幸德秋水之所以从社会主义者最终变为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是由于幸德秋水没有日本许多社会主义者那样的基督教背景，导致他并不十分厌恶暴力。其次幸德秋水的“志士仁人”意识为他后来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潮留下了伏笔。最重要的是幸德秋水受到了克鲁泡特金、艾伯特·约翰逊等无政府主义者的引导，尤其是他与艾伯特·约翰逊的关系，使其迅速皈依无政府主义。相反，河上肇自信奉社会主义直到临终都一直坚守自己的信仰，成为一名坚定的社会主义运动者。河上肇从经济学的领域开始了解社会主义，进而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乃至社会主义哲学。河上肇于1932年夏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入党时他甚至吟诗一首：“两鬓早生斑，宿愿幸得还。追忆往昔日，曾越万重山。”可见其经过了对马克思主义真理的长期追求和钻研。同时河上肇在入党前后曾以自己的巨额稿酬，资助党的活动。而后在狱中的生活以及残酷的阶级斗争事实教育了他，使他愈加坚信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真理的正确性。1937年出狱后，河上肇虽然隐退书斋，整理写作“自传”，吟诗作画，但他始终关注着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直到逝世前，他仍关心日本及中国革命的进程，这足以体现河上肇坚守自己的信仰，拥有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高尚品质。
第二节 主要观点比较
一 关于对唯物史观认识的比较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演变与哲学基础息息相关。他既是日本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也是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家。幸德秋水继承并发展了以中江兆民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唯物主义哲学传统，又带着自己的思想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影响。首先，幸德秋水明确宣称自己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其次，幸德秋水不仅自称是唯物主义者，而且在生死观上确实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例如，他在1910年1月25日给小泉三申的信中说道：“要是谈起死亡的事，就好像高山顶端的云彩，从远处看去，其形状虽似怪物，但就近处观察，则什么也没有。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不外乎就像左右摇摆着的时钟摆，停止了摆动一样。”[310]而恩格斯也探讨过死亡的问题，他曾说过：“生和死。今天不把死亡看做生命的重要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实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之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科学了。”这就是说死亡的因素已经包含在生命之中。死亡的到来就意味着死亡的因素战胜了生命，生命停止了。而幸德秋水的摆动着的“钟摆停止说”，基本上是符合恩格斯这一思想的。但幸德秋水只是从物理学的角度较贴切地来比喻生死的问题，并没有达到恩格斯那样用辩证法思想直接地具体地分析生死问题的高度。此外，幸德秋水还坚持用“元素论”来解释人的生与死，这更符合马克思主义观点。如1911年1月19日，他在写给堺利彦的信中说道：“从此不知数日间、数周间即死。但只是读了又读，写了又写，而且好像要复归于元素似的。”他的这种“元素观”是一种彻底的唯物主义，并且对于批判迷信思想具有积极的意义。
再次，在形神关系的问题上，幸德秋水主要受到了中江兆民先生唯物主义思想的影响。如他在《兆民先生》一文中引证中江兆民先生的话说：“肉体与精神，其他解释我都不同意。生理学与心理学到底是不可分的。请想想，一个人的精神健康活泼与否与他的肉体健康活泼与否不可能没有关系。一个人的身体内部消化不良，必然导致脑髓精神不快。我以前就相信这个道理，即灵魂者火也，肉体者薪也，薪尽火灭，如此而已。离开肉体绝对不可能有灵魂。”幸德秋水是完全同意、热情拥护并积极主张和宣传了这一观点的。所以他在形神关系上也形成了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
最后，他在社会历史观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唯物主义思想，这主要体现在他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例如，他在分析大多数劳动者贫困的原因时指出：“只是因为分配不公平，财富不普遍于全世界而只堆积在一部分人那里，没有均分给多数人，而只垄断在少数阶级手里”，“所以世界上大多数人陷于饥寒境地就不奇怪了。”接着他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是：“唯有把一切生产机构从地主资本家手里夺来交给社会上人民公有才行”，“换句话说就是要消灭地主资本家这样徒手游食的阶级。这是近代社会主义的精髓。”显然，这种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看问题的观点是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的。不但如此，他还从生产发展上说明了社会发展是有规律性的。他说：“世界历史就是生产方法发展史，社会的进化与革命就是由生产方法的变化引起来的。谁能说现在的生产制度是常驻不变的，今天的地主、资本家是永世常存的呢。”这说明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生产发展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观点。但是《社会主义神髓》中也有一些错误的观点，如“革命是自然的，不是人力”，所以幸德秋水的唯物主义思想带有旧唯物主义的痕迹，总的来说，他还没有达到全面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水平。
相对于幸德秋水，河上肇对唯物史观的认识是一条曲折而又漫长的道路。河上肇从一名知识分子观念论的世界观、宗教的绝对非利己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学出发，经历了迂回曲折的路程才形成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岩崎允胤曾认为：“回顾河上做学问的轨迹，所不能忽略的是当时日本马克思学的水平。”即当时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学说还只是处于初期的发展阶段，距离成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而河上对马克思主义的掌握正体现了这一发展趋势。河上肇认为唯物史观公式的具体内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人类精神文化之经济的说明”，即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二是“社会组织之经济”的说明，或者称为社会组织进化论。[311]
首先，对于精神与物质的关系，河上肇认为随着历史的变革，社会的经济组织也不得不随之变动。如果社会的经济组织一旦变动，流行在这个社会的宗教、哲学、艺术等也不得不随之变动，即物质文明决定精神文明。同时河上肇认为，人们似乎一触及国家问题，就立刻陷于宗教偏见，脱离唯物主义而陷入唯心主义的束缚中，但是马克思主义是要求站在彻底的唯物主义立场上的。关于贯彻唯物论存在第一性的基本原则的问题是十分复杂的，不仅有认识方法论的问题，还有阶级立场和世界观的问题。虽然河上肇对此没作出更多的分析，这样看来似乎没什么了不起，但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指出这一点，是怎么评价也不会过分的，由此可见，河上肇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取得了重大收获。此外河上肇还把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看到的，关于唯物论存在第一性的规定，还有如实把握的规定作了区分。他把第一个规定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上的根本出发点；把第二个规定称为经验或感觉，把它看成是人们的意识以及独立存在于意识之外的外部世界的联络物。河上肇认为，正是为了确认存在第一性的规定而得出了如实把握的规定。河上肇的这个区分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如实把握”不仅是唯物主义的命题，也是经验主义的命题。可见此时河上肇已经建立或掌握了唯物史观，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者。
其次，河上肇对“社会组织进化论”作出了理论性的阐述，他指出社会组织进化论就是将变化发展的思想运用到社会组织上去，即一切社会组织都是变化发展的，没有永恒不变的社会组织。河上肇认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关联的关系。同时，河上肇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运动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来说明的。并且，他提出了生产诸力与生产诸关系的概念，即当生产关系在一定生产力的范围内，与其他生产力共同统一于社会生产力时的发展就会有利于生产力。可是，当一定生产关系下的生产力的发展超出了某种程度，就是不存在这种统一时，生产力就会感受到旧的生产关系带来的种种束缚和阻碍，那时候社会变革就会发生。只要新的生产关系取代了旧的生产关系，从旧的生产关系中解放出来的生产力，将会在新的生产关系中得以继续发展。这种新的生产关系，又将转化成为一种生产力，实现由一种形态向另一种形态的不断推移，又将恢复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统一。河上肇的理解虽然不够深入，但他已经说明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辩证统一关系，已经认识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在唯物史观理论中占有的重要地位。
综上所述，幸德秋水的唯物史观还带有旧唯物史观的痕迹，认识尚不全面，相反，河上肇虽经历了曲折漫长的道路，但已具备了较为正确的唯物史观。
二 关于社会主义观的比较
“小生乃由儒教走上社会主义”这句话是幸德秋水用来概括自己怎样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一句话，除此之外，幸德秋水还深受老师中江兆民的影响，在这二者的影响下，幸德秋水的社会理想是“有德义之民主社会”。强调“德义”，显然来自儒家的道德主义，力求“民主”则来自西方民主主义和日本的自由民权思想。幸德秋水正是从这两个基点出发，走上社会主义思想之途的。最初幸德秋水曾寄希望于自由民权运动和从中产生的“民党”（如自由党等），但由于目睹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工人运动的高涨，幸德秋水曾说：“美英皆因同盟罢工而搅乱其经济，法德频因社会党震撼其政府之基础，俄奥意诸国亦因无政府党而危其帝王之身。”“殷鉴不远……经世之君子不可不注意于此。”这些言论表明，幸德秋水虽已失望于日本的自由民权运动和“民党”，但又未能赞同社会主义，尚处于迷茫状态。随着日本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幸德秋水逐步接触社会主义思想。
1898年11月，他在《万朝报》上发表题为《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方法）》一文，主张对社会实行根本改革，其解救之策唯有社会主义。这是幸德秋水开始转向社会主义的明显标志，1900年8月30日，他发表题为《祭自由党》（或《噫！白由党死矣》）一文，指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已不能寄希望于资产阶级，要由社会主义者来完成，正式宣告同资产阶级政党分手。1901年间，幸德秋水又撰写几篇颇具代表性的文章，如《现今之政治社会和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等，若认真分析这几篇文章，便可窥知他是如何走向社会主义的，以及儒家思想于这一转变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也应看到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尚属幼稚，而且他所具有的儒家思想也使其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产生了扭曲。在这一时期，他仍未摆脱其启蒙导师木户明的“勤王”思想之影响，而以《孟子》的“民本”、“王道”思想来认识日本的天皇制。他认为社会主义与日本的“国体”（即“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国家）并不矛盾。他说：“君主的目的和职责不外是为全体人民谋福利。所以自古以来被称为明君贤主的君主，必然是民主主义者。采取民主主义的君主，必然实行一种社会主义而受到人民的欢迎，歌颂他的德政。”他把中国古代“主张‘与民偕乐’的文王”说成是“社会主义者”。还说：“我们日本的皇祖列圣，尤其像那宣称人民的财富即朕的财富的仁德天皇，可以说是与社会主义完全一致，并无任何矛盾。”由此看来，幸德秋水“由儒教走上”的“社会主义”，还只是十分稚嫩并混杂着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
幸德秋水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慢慢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河上肇亦受到中国古代传统思想的影响踏上了社会主义之旅。人道主义与社会主义并存，既是河上肇迈向马克思主义的起点，也是河上肇式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特征。20世纪初，河上肇通过托尔斯泰、汤因比、马克思等思想学的著作，并在与内村鉴三、木下尚江、田中正造的直接接触中，渐渐地接近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开始思考“利己”和“利他”的问题，并明确提出经济和道德。1905年起，河上肇频繁地引用《论语》、《孟子》、《管子》、《中庸》和《大学》等中国古代典籍，以论述他关于社会主义和唯物史观的思想。
一方面，河上肇肯定经济是道德的基础，如他所说：“古时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仔细思考一下，足食实在是政治的第一要事。足食始能培养强大的军队而达到兵足，这样教育、道德才能兴盛而使民信之”。[312]另一方面，河上肇又认为道德在价值上高于经济，其思想有明显的道德至上的倾向。他说：“一些经济学家倾向于仅仅把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值——作为文明的尺度，我则相信，只有尽量多的人能够‘闻道’，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明的进步。”在他看来，经济只是手段，道德才是目的。“闻道是人生唯一的目的，富裕只不过具有作为达到这一人生目的的手段的意义。”[313]与这种道德主义相适应，河上肇的社会主义还具有“尊农”的倾向。他主张改变牺牲农业而发展工商业的状况，调和“工商业与农业的冲突”。河上肇当时农业论的代表作《日本尊农论》（1905）和《日本农政学》（1906），一方面带着国家主义的色彩，另一方面也包含着对农民和劳动者的人道主义同情，进而具有与早期社会主义思想相通之处。[314]此外在二战日本战败投降之际，河上肇提请国民去领悟老子“小国寡民”的深意，其用意在于让日本国民从军国主义的意识形态中醒悟过来，去建立和平、民主、自由的苏维埃社会，从而获得幸福。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国传统思想是河上肇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媒介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诠释中国传统思想。
综上可见，幸德秋水与河上肇的社会主义思想虽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幸德秋水体现的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激进的、偏激的。如幸德秋水在《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中对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激烈的批判，但并没有真正洞察到英美之类的“资本富饶之国”的资本输出及垄断输出国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军国主义和战争，而只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贪得无厌。虽然他批判了帝国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军国主义，但没能进一步对军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基础进行批判。此外他对“爱国心”的批判，把爱国心和爱乡心以及利己心看成一个同心圆，并把它们的原基形态和他认为的利己心看做是人共有的利己心，而未能进行阶级的、社会的分析，因而，他也陷入了把“沙文主义”和真正的人民的爱国心混为一谈的错误。相反，河上肇所体现的是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想，是渐进的、稳健的。河上肇为了实现自己改善社会的抱负，以自己的方式不断地寻找实践途径的过程。在入“无我苑”之前，河上肇在《社会主义评论》中认为，不可采用社会主义，而应实施“现行政策”。而脱离“无我苑”之后，河上肇直至晚年一直在反思思想上的错误。在后来发表的《社会主义论》一文中，面对当时人们对社会主义产生的误解与扭曲，河上肇从孟子的“人性本善”，释迦牟尼的“众生皆有佛性”，基督的“人心之中皆能见到上帝”的角度来审视马克思个人及科学社会主义。他指出，对于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者要分开来看，而现实中人们总是会将社会主义“蛇蝎化”。但是无论怎样，社会主义是以消除世界贫困为目标的思想，是善的，这样我们在认识其所提的方案时，不可不冷静地期待公平。[315]
三 关于贫富问题认识的比较
大部分儒家学者讨论经济问题的重心不在于如何提高生产力和增加社会财富，而是把注意力集中于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即所谓的“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论语·季氏》）。当然，这里的“均”，并非完全消除贫富等差距，而是不可使富者太富，贫者太贫，以免打破社会均衡，导致社会动乱不安而影响道德社会的建立。似乎幸德秋水也是从这种“均平”观念出发，十分关注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贫富极度分化问题，并以为社会主义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道路。他说：“欧洲殖产革命之余波滔滔侵入我国，生产之费极廉，生产之额剧增，而其功果唯堆积一部，社会一般甚难浴其余泽，而见贫富益悬隔，恐慌益频繁，投机益盛行，分配益不正。”然而，他与儒家学者之主张不同的是，不是仅停留在以国家行政手段调节经济利益的均衡，而是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欲使其功果遍及于社会全体，不可不更依进步之新主义，改造殖产经济之组织。”以后他更明确指出，“为取得分配之公平，不可不根本改造现时之自由竞争制度，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幸德秋水还认为解决社会财富分配不公问题是解决社会道德问题的前提，并且为了建立“有德义”的社会，才选择了社会主义。他依据孔子“先富后教”和孟子“若民，则无恒产，固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的主张，认为“生果不食而能有德义人道乎？人生之第一义是胃腑问题。”而当时日本社会的堕落，正在于没有“正当而完全地解决国民之胃腑问题”。“衣美衣食美食者，常为消费者而非生产者。”“越正直越贫穷，越奸曲越富有。”这种状态甚至还不如封建时代，那时“虽无个人进步而有万人安心，虽无个人自由而有万人统一。胃腑问题正当且比较完全解决，故有武士道，有名誉，有德教，有信用。”之所以如此，“是个人主义制度之余弊也，由自由竞争所生之害毒所致。”幸德秋水并非要倒退回封建时代，他也承认“个人竞争乃社会进步之源”，但他反对“人唯忙杀于生活竞争，以至何物亦不能思，何事亦不能为”，反对由于“自由竞争制度使经济界陷于无统一、无政府状态”，因而他主张，“由竞争而生之弊害，不可不依调和而救之；由差别而生之害毒，不可不依平等而拯之；个人主义搅乱之世界，不可不依社会主义而矫之。”
相对于幸德秋水单纯地从儒家思想的角度来分析贫富问题，河上肇利用其在经济学理论方面的优势，同时结合儒家思想撰写了《贫乏物语》来诠释自己对贫富问题的见解。河上肇声称，《贫乏物语》“欲遵奉孔子之立场论富论贫”，其特色是，不是就经济而论经济，而是将经济问题与人生价值问题相结合，贯穿着儒家的“求道”精神。他说：“一部分经济学者虽有以所谓物质文明的进步（财富的增殖）为文明尺度的倾向，但余相信唯有使更多的人闻道，方为真实意义的文明进步。”“财富不过只有作为达成人生目的（闻道是人生唯一目的）之手段的意义。而余希望从人类社会中驱除贫乏，亦仅因贫乏为人类闻道的妨碍。”以这种道德本位主义为前提，河上肇也不否认解决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引用孔子的“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论语·颜渊》），指出“足食是政治的第一要性。足食然后始能养成强大军人而足兵，方能提高教育道德使民信之。”因而他说：“经济问题是最末之问题，而又是最初之问题。”他认为，从人生目的（即“闻道”）来看，经济问题应是“最末之问题”，但若从达成人生目的的手段来看，它又是“最初之问题”，力图说明物质利益追求与人生价值的关系。关于造成大多数人贫苦的原因，《贫乏物语》认为，不应从“分配论”的角度去考察，而应从“生产论”的视点去认识。它认为大多数人陷入贫困状态主要是因为“大量生产无用有害的奢侈品”，而多数人的生活必需品则甚告缺乏。这种情况亦与“今日的经济组织”有关，因为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下，“制造物品是为了一任个人赚钱。”于是，《贫乏物语》提出以下三项消除贫困的对策：一是，“世之富者自动废止一切奢侈浪费”；二是，“以某种方法匡正明显的贫富悬隔”；三是，“为此而改造现时的经济组织”。第一项对策显然为空想，第二项对策也嫌浮泛而无从着手，唯有第三项对策似乎略中鹄的。
关于改造当时的经济组织，《贫乏物语》首先对支持这一经济组织的、河上肇本人亦曾予以赞同的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进行了批判。河上肇认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英国正统经济学派“承认各个人追求各自的利益，对此亦不加任何束缚，通过自由放任之，始期社会的繁荣，以得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它以经济上的“自然主义、乐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乃至自由竞争主义”为特征。而正是“在现代经济组织下的利己心的无拘束活动，于事实上酿成可悲的不健全状态”造成“大多数人的贫困”，因而《贫乏物语》主张实行不同于“个人主义、民业主义”的“合同主义、官业主义”（或称“经济上的国家主义”）。尽管河上肇在《贫乏物语》中仍未主张实行社会主义，但他已从以前热衷思考个人的道德理想与人生现实的冲突，转而探究社会经济组织的改造，并力图建立与西方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经济学不同的新的经济学，而且他的“合同主义、官业主义”也距社会主义不甚遥远，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其此后转向主张社会主义的桥梁。这不能不说是河上肇“求道”思考的扩展与深化，他不仅思考个人“安身立命”之“道”，还开始探求社会改造之“道”。
第三节 对中国革命影响的比较
幸德秋水是日本第一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家、活动家。他不仅是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极为关键的人物，其作品为中国早期留日的革命知识分子指明了前进的方向，而且还对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传播有着深远的影响。中国早期留日的革命知识分子可分为三类人群，首先，中国早期留日国民党人，以同盟会朱执信为代表，在阅读了幸德秋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后，于1906年1月以蜇伸的笔名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期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在文中，他从日文本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部分内容，这也成为中国刊物中最早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译文。同时他还比较集中地介绍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活动及其学说，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资本剩余价值学说与唯物史观等作了一定的介绍与宣传。对此毛泽东曾在《七大工作方针》中指出：“朱执信是国民党员，这样看来，讲马克思主义倒是国民党在先。”[316]
其次，相对于第一类人群——中国早期留日国民党人，幸德秋水的思想对第二类人群——中国早期留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更为深远。李大钊曾在传记中说，“在日本，大钊同志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曾经给了他较大的影响。”周恩来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他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他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同志，在回忆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情景时说：“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陈望道将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并于1920年在上海出版。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它受到了共产党诞生前立志进行社会变革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广泛欢迎。
再次，除了中国早期留日的国民党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第三类人群——中国早期留日爱国知识分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如梁启超在读了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之后，受其影响，利用在美国10个月的时间进行了考察和思考，撰写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他在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的观点，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某些特征。此外民族主义者章炳麟和思想家张继都与幸德秋水过从甚密。章炳麟（太炎）同孙中山一同来到日本后，竭力鼓吹民族革命，逐渐对幸德秋水等人的社会主义倾向深感兴趣。他不仅在其《演说论》中谈论社会主义，并且在《五无论》、《国家论》等文章中，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他甚至接受幸德秋水的倡议，组织了“亚洲和亲会”，在《约章》中鼓吹“国粹”的社会主义。张继“尤佩服幸德秋水”，在幸氏的直接影响下倾向社会主义。
综上所述，幸德秋水可谓中国早期社会主义者的“启蒙老师”。他阐述的社会主义思想启发了早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严重弊病，从而开始吸收社会主义养分，倾向于社会主义，并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革命强大的思想武器，带领中国人民一起掀开了中国历史的新一页。
河上肇作为日本近代的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与中国思想有着极其密切的双向联系：一方面，河上肇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刻影响，推动其转向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文化处于强势地位的日本近代，他始终亲近中国传统文化，从儒学中汲取“求道”的精神动力，并以中国古代思想为媒介来论述他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和人道主义；另一方面，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又反过来影响了现代中国革命思想的进程。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又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途径，现代中国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都借助他的著作学习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对现代中国的革命思想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逐步接受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逐渐在中国传播开来，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革命者，马克思主义是现代中国革命思想史上的主要思潮之一，而河上肇则在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过程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首先，中国早期革命家们通过阅读河上肇的著作，开始学习到了马克思主义。如1960年日本文学代表团访问中国，毛泽东曾说过：“马克思主义传播到日本比中国早，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是从日本得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从日本的书中学到的，京都帝国大学的河上肇先生写的《政治经济学》，直到现在还是我们的参考书。”[317]除了毛泽东，周恩来也深爱河上肇的著作。许芥昱的《周恩来》（高山林太郎译，1971年刀江书院）里说了这样一个情节：因为京都大学的社会主义学者河上肇的魅力，河上每月出版的杂志《社会问题研究》周恩来几乎每期都要阅读。通过这个杂志，河上肇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也就是日本在这方面最初的权威著作在周恩来的心里深深地打下了烙印。
说到中国早期革命家们受到河上肇著作的影响，就不能不提到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李大钊曾多次在著作中引用河上肇的理论。如1919年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有相当一部分就是引用河上肇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李大钊的朋友高一涵曾经说过：“李大钊同志的思想总站在时代的前边，他在日本时学的是经济学，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学从来不感兴趣，那时他最喜欢读的是河上肇博士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终天阅读，手不释卷，十月革命后，他就一心一意地学习苏联的一切，专心去研究和宣传苏联的革命理论。”
其次，在中国，河上肇的著作也深受大众的欢迎。当时中国思想界对河上肇的作品几乎到了有文必译的程度。据研究者统计，从1919年至1922年，中国思想界翻译河上肇一个人的文章，竟有30多种。而河上肇的著作在20世纪30年代前译成中文的竟亦有20余种，这恐怕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也是罕见的。
此外，河上肇的著作，从1936年《新社会主义讲话》到1965年由仲民翻译的《经济学大纲》，共有6种。
以上所列的著作都再版过很多次。仔细想想，一个思想家的作品，尤其是日本思想家的著作，在半个世纪里不断被翻译成中文，而且在此期间，河上肇先生已去世，中国革命也终于获得成功，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见其理论的光辉和思辨精神被中国人民，尤其是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所吸收并实践于中国革命。这些著作，对中国人民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应该说起到了引导的作用。
综上所述，相较于其思想辐射的人群，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群在其1911年生前较为广泛。纵观革命家幸德秋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始终不渝地热情赞同和积极支持中国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同留日的中国革命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幸德秋水对中国革命的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同时也有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而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他可以说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位国际友人。而在1911年后，在众多的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中，对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当时日本马克思学说研究的最高权威、京都大学教授河上肇。[318]
幸德秋水与河上肇二者均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幸德秋水与河上肇社会主义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互动、融合的特点及思想历程，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东方化以及为中国传统思想的现代转型，提供了一个思想史的借鉴。他们的思想被视为包含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因素，具备东方气质，这一特点使其与中国思想界之间有着某种亲和力，易被中国的知识分子所接受。[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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