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德秋水生活的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中、日两国各自经历变革的时期。日本经历着反对天皇专制主义的自由民权运动，自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资本主义工商业迅速发展，工人运动也随之兴起，欧洲社会主义之风亦渐渐吹入日本，各种提倡社会主义的组织纷纷出现，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迅速波及全日本。
而中国在进行着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辛亥革命，正是中、日两国的革命任务把两国的革命者联系在了一起。与日本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情况相映照，辛亥革命前清朝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正在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劳动人民痛苦不堪。为力挽狂澜于既倒，拯救中国于水火，先进的中国人士很早就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的过程。
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迅速崛起，是亚洲唯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与日本又是隔海相望的“一衣带水”的邻邦，许多中国的革命青年为了寻求革命真理纷纷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日本近代化的先进经验，形成一股留日热潮。因为“以其地与中国相近，消息相通，便于筹划也。”[320]
资产阶级革命领导人也相继到日本去政治避难，借用日本的条件，准备和组织革命力量。实际上，日本已经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阶级革命的国外策源地，正如当时幸德秋水所说，“现在日本被公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
中国追求进步的人士到了日本，他们广览博采，兼收并蓄，对一切新学都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因此，他们也受到了日本正在风行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当时日本流行的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特别是由于《平民新闻》、《社会主义研究》等刊物上的有关文章和早期日本社会主义者的有关著述对中国进步思想界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可以说，中国人最初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从日本传播而来的。其中，幸德秋水的影响尤为直接而巨大。1905年底，冯自由发表的《民生主义与中国政治革命之前途》一文开篇说：“民生主义Socialism，日人译名社会主义。二十世纪开幕以来，生产的兴盛、性质的发达，百年锐于千载。而斯主义遂因以吐露锋芒，光焰万丈”，文章对幸德秋水、片山潜等日本社会主义者颇为推崇，称近年来社会主义之狂涛“更急急然以万马奔腾之势横流于亚东大陆，而日人幸德秋水、片山潜之辈乃奋然提倡日本社会党……其影响之大，及于中国，岂惟系于社会上经济上之问题而已。”[321]
第一节 幸德秋水主张亚洲革命联合
幸德秋水深深感到邻邦中国的民主革命和日本的社会革命具有不可分割的关联，因而同中国的革命主义者携手并进，便成为他最大的愿望。早在日俄战争以前，他就阐明过如下的观点：“中国革命主义者和日本社会运动者的携手合作，为期当不在远。正像欧洲各地的社会党几乎已经联成一体、展开共同活动那样，亚洲各国的社会党也必须结成一体，进而向全世界推进革命运动。”[322]“如果不以俄国革命为起点，不同中国革命和朝鲜独立联系起来，日本的民主社会主义革命就无从兴起。”这就是幸德秋水的信条。
日俄战争爆发后，幸德秋水基本上是站在国际主义的立场上，主张亚洲的革命联合，他把俄国革命、中国革命、朝鲜独立运动和日本革命联系在一起，在1905年俄国革命以后，他也期待着中国革命的到来。幸德秋水挥笔写道：“转过眼睛看一下吧！中国人绝不是‘濒死的病人’，而是‘沉睡的雄狮’，现在就要醒来了。”他还写道：“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定成为世界革命史的第二个俄国，这是稍有见识的人都会一眼看出的。”
幸德秋水一向同情中国革命，他和当时中国留日的革命青年有着深厚的友谊。当时为中国革命运动而奔走呼号的大多数是在日本留学的爱国青年。对于他们在中国发动的武装起义，幸德秋水非常重视。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发表题为《清国对革命党的镇压》一文，他写道：“在武昌的革命党人大都被逮捕了，其中大部分是在日本留学的青年。现在日本被公认为革命党的大本营。湖广总督张之洞，仍正继续竭力搜捕革命党。”“据闻，唐玉麟等四人已被逮捕，并被处决于湘潭。然而清国的革命运动必将在镇压当中日益激烈。”[323]幸德秋水这一段简短的文字，充分表明了日本的社会革命者对中国革命的满怀期望，及对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
中日两国人民还互通革命消息，双方刊物交互发表进步文章。《直言》也曾刊登过《孙逸仙访问万国社会党本部》等消息（《直言》第2卷第27号，1905年8月6日），不断地发表了有关中国民族革命和社会运动的记事（《直言》第2卷第26号，1905年7月28日）；1907年（明治四十年）1月23日《平民新闻》日刊（第8号）还刊载过孙文的土地革命理论即《单税论》。
第二节 幸德秋水与社会主义讲习会
1907年6月，流亡日本东京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刘师培、张继等受日本幸德秋水无政府主义的影响，不满于孙文的美国式民主主义，要追求新的革命真理，于是发起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他们之所以要开办这个讲习会，是“因中国人民仅知民族主义，不计民生之疾苦，不求根本之革命，乃创设社会主义研究会，以讨论此旨。”参加讲习会活动的少时数十人，最多时达到700人。经常参加活动的，除刘师培、章炳麟、张继、何震外，还有汪公权、乔宜斋、陶成章、景定成、潘怪汉、南桂馨等，以及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堺利彦、山川均、大杉荣等。
“讲习会派”是辛亥革命时期有影响的一个无政府主义派别。[324]《天义报》卷首刊载该报宗旨：“破除国界种界，实行世界主义，抵抗世界一切之强权，颠覆一切现今之人治，实行公产制度，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这表明，它的宣传基调是废除官吏、废除政府、废除国家，实行财产公有制。《衡报》也刊载了类似的办报宗旨。同所有无政府主义派别一样，“讲习会派”也把造成人类不公正的根源笼统归咎于国家、政府的存在。”盖政府者，万恶之源也。”[325]为了实现人类“天然的平等”，就必须废除政府、废除国家。
1907年8月1日至10日，日本社会主义者连日举行社会主义讲习会，两派社会主义者作调和的最后努力。结果，由于两派主张的尖锐对立而未成功。1907年8月31日，刘师培等在东京牛进区赤城元町清风亭举行第一次研究会会议时，就首先邀请幸德秋水作了演讲，这是“社会主义讲习会”的首次集会。这天出席集会的会员有90多人，于午后一时开会。幸德秋水的演讲经速记后译成了中文。幸德秋水演讲完毕后，刘光汉起立发言，略谓：“幸德秋水君所谓法律、租税、官吏、警察、资本家之弊，无一不足以病民。而中国人民既无自由，又无幸福。……故吾辈之意，惟欲于满洲政府颠覆后，即行无政府主义；排满以外，不欲另立新政府也。”[326]
上述记事，均见《天义》第6卷，但“幸德秋水”的名字并未出现，而代之以“□□□□”。这是出于幸德秋水的深谋远虑，即幸德秋水深恐由于出现自己的名字而使中国人在日本办的杂志遭到查禁，以致殃及中国人。[327]
他们公开邀请幸德秋水、北一辉等人出席并演说，倡言无政府主义，支持“直接行动派”。之后，他们又连续举行了四次讲习会。不仅如此，他们还积极参加大杉荣创办的世界语夏期讲习会，与山川均等共译克鲁泡特金的文章，并频繁邀集中、日同志聚会演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这时也对中国革命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兴趣，他们不仅为《民报》、《天义报》、《衡报》撰稿，而且在日本报刊上报道和称赞中国革命者。
另外，何震女士在《天义报》上发表了关于男女平等问题的专论。幸德秋水写信大加赞赏，给何震的信很富有启发性：“《天义报》首卷已拜读，不禁拍案称快。尤以其中《女子宣布书》一文，议论雄浑，宛如名将用兵，旗鼓堂堂，势不可挡。至若帝王与娼妓，骂得痛绝，如利刃刺骨，诚属镂心文字，敬服之至”。并提出自己的观点。
“讲习会派”主要受日本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认为凡施行议会政策者，绝不能达真正之目的。他们列举俄罗斯、意大利、法国、芬兰、德国、美国、奥地利、西班牙、日本等国社会党的议会斗争情况，说社会党在议会中始终未能取得多数，而少数人当选议员以后，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背叛了工人阶级的事业。“谓少数社会党议员足以限制上级特权，以期劳民全体之解放，有是理哉！”“故吾党对于中国劳民也，惟期其直接行动，决不望其求选举。”[328]
以幸德秋水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是从社会党分裂出来的，他们早年信奉的是科学社会主义，发生分裂以后，仍然翻译、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某些著作，与欧洲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采取完全对立的态度。受此影响，“讲习会派”在传播无政府主义的同时，也传播了一些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思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作了较多的介绍，这在当时宣传社会主义的各种派别中是很突出的。这些宣传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和虚伪，介绍了消灭阶级、消灭国家、消灭私有制、实行共产主义及其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原则的思想，介绍了妇女解放以及暴力革命的思想，介绍了国际工人运动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片断历史，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启迪了人们的思维。[329]
中国的思想家们就是这样以幸德秋水等人为核心，悉心研究社会主义，并和日本“金曜会”的人们亲密交往，进而结成了“亚洲和亲会”。然而随着日本政府对日本社会党的镇压活动日益加剧，如日刊《平民新闻》的被迫停刊等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致使张继不得不秘密亡命他去。其后，“亚洲和亲会”的活动也就被迫陷于中断。但是，日本政府的镇压，对于中国人思想的激进变化反而起到了促进的作用。
第三节 幸德秋水与中国革命党人的交往
1903年9月，孙中山在日本接待来访的留日学生廖仲恺、何香凝等，畅论革命救国的道理和方法。1903年孙中山居日本期间，又曾与日本平民社领导人幸德秋水交往，二人就社会主义的实行问题多次讨论并交换意见。[330]
幸德秋水创办的《平民新闻》经常刊登支持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文章。日刊《平民新闻》（第8号）还刊载过孙文的土地革命理论即《单税论》。《直言》也曾刊登过《孙逸仙访问万国社会党本部》等消息（第2卷第27号），不断地发表了有关中国民族革命和社会运动的纪事。
井上清所著《日本近代史》提到：“1907年4月幸德秋水在《平民新闻》上提倡中国的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运动家携手，东洋各国的社会党应当联合起来。幸德秋水和中国流亡到日本的民族主义革命家也有交往，《直言》和《平民新闻》经常发表支持当时在孙中山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革命运动。”[331]
1907年，幸德秋水还亲自撰文提倡中国革命家应与日本的社会主义者携手合作。孙中山由于思想认识的局限，未作积极反应，但一部分接近他的中国革命者却接受了幸德秋水的思想影响，代为宣传散发过《平民新闻》，朱执信还在《民报》上介绍过马克思的生平与思想。
幸德秋水从1906年变成无政府主义者，但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依旧同情和赞扬。1906年《高知新闻》上刊登了他的《病中放语》，幸德秋水挥笔写道：“试转眼看一下中国！中国人决非‘濒死之人’，而是‘沉睡的雄狮’，现正在觉醒，文明之输入一面促进国民之自觉，一面同时养成民主思想、权利思想、革命思想。中产子弟相继率先投身革命运动之状况，仿佛犹如1860年代俄国革命之初期。”他还写道：“在不远的将来，中国必定成为世界革命史的第二个俄国，这是稍有见识的人都会一眼看出的，决无所疑也！”
吴豪德认为，在对待亚洲民族主义者和亚洲各国民族运动的态度上，应把日本政府的政策同日本进步人士的态度区别开来。如日本反动的“理论家”北一辉、日本军部的别动队浪人头目头山满、黑龙会骨干内田良平等，抱着利用中国革命为日本帝国主义牟利的目的，曾一度支持孙中山从事的革命活动。但当得不到好处时，就公然污蔑和攻击孙中山和他领导的中国革命。相反，日本的一些进步人士和广大的日本人民却完全不同，他们竭尽全力积极赞助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革命党人的革命活动，最出名的就是宫崎寅藏（又名白浪滔天），此外还有日本早期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等。[332]
幸德秋水和中国革命家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同幸德秋水特别接近的并不是孙文一派，而是为中国革命追求新哲理的革命家们，其中有章炳麟那样的民族主义者，也有张继那样的思想家。章炳麟（太炎）曾享有“三百年来杰出文豪”之美誉。同孙中山一同来到日本后，竭力鼓吹民族革命，逐渐对幸德秋水、北一辉等人的无政府主义倾向深感兴趣。他不仅在其《演说论》中谈论社会主义，并且在《五无论》、《国家论》等文章中，表现出类似的倾向，他甚至接受幸德秋水的倡议，组织了“亚洲和亲会”，在《约章》中鼓吹“国粹”的社会主义。张继“尤佩服幸德秋水”[333]，他就是在幸德秋水直接影响下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当时张继是同盟会的干事，后来主持该会机关报《民报》（1906年2月创刊）的编辑发行工作。其后，与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发生共鸣。张继以其雄辩来鼓动人心，但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期间，章炳麟、张继等人与幸德秋水交往十分密切，他们经常到幸德秋水家中去请教，一桩记载着当年中日两国革命者互相交往的珍贵历史文物，即章炳麟和张继二人当时写给幸德秋水的一张明信片，直到现在仍然保存在幸德秋水家里。明信片上写着：
拜启，明日午后一时往贵宅，敬聆雅教，乞先生勿弃！
章炳麟
张继
于民报社
大久保村中百人町
幸德秋水先生
二十六日
1907年（明治四十年）3月26日这个日子，就是后述的中国革命家成立社会主义讲习会的前夕。当时的《民报社》在东京市牛进区新小川町。
但无论如何，民族主义者章炳麟和进步思想家张继之所以逐渐与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接近起来，大概是因为他们在反对强权——帝国主义这一点上思想一致的缘故。
与幸德秋水等日本社会主义者交往甚密的，还有江亢虎、景梅九等人。江亢虎最早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就是在日本，他曾拜访过幸德秋水、片山潜等人，并与之讨论用社会主义改革社会的问题。而景梅九等人更经常出入日本社会党人的集会中，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中最早接触到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和最早开始对国内工人运动发生兴趣的人之一。他们甚至一度公开参与了日本以幸德秋水和田添铁二为代表的“直接行动论”与“议会政策派”的斗争，对前者表示了无条件的支持。
日本政府对中国革命家的镇压，也就是对日本革命家镇压的延续。那么，日本政府为什么非镇压中国民主革命不可呢？这是因为他们从日本的天皇制来看，认为中国的共和民主革命正是对日本国体的破坏。中国的革命家们想要推翻清廷，建立共和，辛亥革命迫在眉睫，然而日本当局却对此深感畏惧。他们认为清朝如被推翻，君主制度如被废除，其思想必将迅速波及日本，从而使日本的天皇制发生危机。因此，他们担心中国的民主共和革命将对日本的民主共和革命产生直接的影响。此时，激进的幸德秋水，恰恰反对天皇制，而幸德秋水又和章太炎、张继等人过从甚密，这就不能不使日本官署的恐惧愈益加深。日本当局对刘师培、张继及章太炎等人实行镇压，其矛头所向，必然是幸德秋水。基于上述原因，日本天皇制政府开始对留日中国革命家进行镇压，迫使日本的革命者和中国革命家之间的协作陷于中断。
当时日本革命家和中国革命家是如何亲密相处的呢？之间的友好关系究竟达到什么程度呢？他们时常互相举行郊游会、赏花会，在社交方面也保持着亲密的往来。仅从下述一事即可窥其一斑：大杉荣因“赤旗事件”入狱，其妻子掘保子无法生活，后来成为幸德秋水之妻的菅野须贺子，当时是《每日电讯》的记者，也因此次事件而失业，无以为生，二人曾在东京（柏木）谷钟秀（思慎）的家里寄居半年多，曾受到中国同志的生活照顾。[334]
与此同时，聚集在渴望实现自由社会的幸德秋水周围的中国革命家们，都是些激进的民主主义革命者。他们认为没有社会主义，就不能完成民族革命，因而求教于日本的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这是一件颇具特色的事情。
无论从出身来看，还是从中国的社会状况来看，他们都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不仅是明末的黄宗羲，就连章炳麟也是一个高唱“还我轩辕”的民族主义者；张继虽因受到幸德秋水的感染而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共鸣，但也并非是站到了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就其社会基础而论，亦不外是追求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罢了。尽管如此，他们都集聚到无产阶级革命家幸德秋水的周围，究其原因，盖可谓为反抗强权即反抗帝国主义使然。总之，他们已经认识到，不能仅靠民族主义，如不通过民主主义，民族革命也就不能贯彻，这是一个进步；然而他们只能停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围之内，而不能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一点也是不容否认的。
第四节 幸德秋水的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幸德秋水和他的著作，对于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一向同情中国革命，和中国当时留学日本的革命青年有密切的联系。他的主要著作《帝国主义》、《社会主义长广舌》、《社会主义神髓》、《基督抹杀论》都曾先后译成中文出版，对于中国早期革命有一定的影响。译作是一个民族了解其他民族的最好的窗口，因为在两种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产生直接影响的，多数是翻译而不是原著”。[335]1920年3月14日，毛泽东在致周世钊的信中说：“看译本较原本快迅得多，可于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336]朱谦之也曾说：“幸德秋水在其转向社会主义之后，其书对中国人有相当影响”。[337]
一 《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的传播
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1901年4月由警醒社出版，1901年5月再版，1903年3版，由内村监三作序。1902年，赵必振翻译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中文版出版，1925年上海梁溪图书馆《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再版。[338]
另外，中国人最早接触“帝国主义”这个概念，是通过日本人浮田和民的《帝国主义》和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两部书。[339]当时，中国广大爱国知识分子深受其影响。梁启超也是在其影响下，利用在美国10个月的游历和考察，认真思考，写成了《二十世纪之巨灵托辣斯》一文，发表在《新民丛报》上。他在幸德秋水的“帝国主义论”的基础上进而提出了“托辣斯者生计界之帝国主义也”的观点，指出帝国主义在经济方面的某些特征，超出了当时的一般认识水平，这是梁启超作出的特殊贡献。[340]
二 《社会主义广长舌》的传播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广长舌》，1902年2月由人文社出版，141页。1902年3月再版，是幸德秋水在《万朝报》、《中央新闻》、《日本人》等杂志上发表的文章的收集整理。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广长舌》最早的中文版，由中国国民丛社译，1902年11月出版，1912年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商务印书馆是最早将社会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的出版社。1902年，幸德秋水出版了他系统宣传社会思想的通俗读物《社会主义广长舌》。不久，商务印书馆就在《外交报》上刊登了出版该书的广告：“中江兆民先生，日本法国学派之第一人也，有东方卢梭之目，门下众多，而幸德秋水为其首出。是书即为幸德秋水原著。全卷三十二篇，凡当今时势上最要之问题，包括无疑。故于吾人今日世界之主眼，不可不读是书；欲探世界将来之影响，不可不读是书。本馆特请国民丛社译出，以响我中国有志之士，今已出书，精整完美，译笔明畅，读者自知。”[341]
《社会主义广长舌》一书的中心是有关社会主义的连载。开头是《19世纪和20世纪》、《革命来了》两篇文章，围绕《破坏主义乎乱民乎》（社会主义的实质）、《废除金钱》（社会主义的理想）、《近时的劳动问题》（社会主义的应用）、《社会主义的衰败》（社会主义的光明前途）等各项展开了论述，说明了社会主义必将取代帝国主义的必然性、必要性，加深了一般人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同时这也是最早一本介绍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
三 《社会主义神髓》的传播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于1903年7月5日由东京堂朝报社出版，7月25日再版，同年9月第3版，11月第6版，1905年第7版，由人文社出版，共147页。
日刊《平民新闻》第l号上曾载文对这本书做过如下的介绍：“当前，革命的浪潮正澎湃于中国全土。将来使这块革命草原鲜花怒放的，必定是社会主义。正如本书原著在日本已经播下很多社会主义的火种一样，我们期待着这一译本在中国这块广阔的革命原野上也能燃起具有真正生命的烈火。”“我们热切地希望邻邦社会主义运动的不断发展。”如上所述，幸德秋水早在1903年（明治三十六年）前后就曾断定，向中国人传播社会主义的任务，必须由就近的日本人承担起来。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最早的中文版于1903年10月5日由《浙江潮》编辑所出版。[342]目前这本书为浙江图书馆收藏，收藏编号为“362/4022/2”。这本介绍马克思主义、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中译本图书的印刷日期，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发行日期则是“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初一即1903年9月21日，光绪二十九年八月十五即1903年10月5日，这就表明《社会主义神髓》中译本最早问世于1903年10月5日，就是说，幸德秋水的原著《社会主义神髓》（最早的是7月5日版）出版3个月后，就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可见，这本书在当时的影响力。另外可查证的版本还有四种：一是蜀魂遥译，中国留学生会馆社会主义研究会出版，1906年版；二是创生译，日本东京奎文馆书局出版，1907年3月版；三是由高劳翻译，《东方杂志》出版编纂，作为《东方文库》的第26种于民国十二年（1923）十二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民国十三年（1924）十月曾再版过。这个版本有附录《社会主义的意义及类别》，由高岛素之著，陈望道译；四是由中山大学马采重译，1963年北京商务印书馆的版本，附有平野义太郎所作的《解题》，69页。
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大体上是以《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两书为依据的。那时，幸德秋水还没有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尽管这本著作中也有不少谬误，也夹杂着不少社会改良主义的内容，但它仍不失为日本明治时代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此书前后五次译成中文，在当时的中国流传之广，影响之深，也远超过其他社会主义译著。它不仅对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而且对中国老一辈的革命家给予极大的启迪和教育。如梁漱溟在谈到1912年末1913年初他读此书的译本时，“受书中反对私有制主张的影响，因而热心社会主义”。
四 《基督抹杀论》的传播
幸德秋水的《基督抹杀论》于1911年2月由日本丙午出版社出版，148页。1911年1月，幸德秋水等12人以“大逆”（谋弑天皇）的罪命被处决，史称“大逆事件”，举世震惊。幸德秋水的遗作《基督抹杀论》在他遇害短短8天后在日本出版，一月之内连印7次，可谓“洛阳纸贵”。
可幸德秋水的这本遗著，一直等到十多年后的1924年，国内再掀社会主义高潮，才与国内读者见面。《基督抹杀论》的中文版由狸吊正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24年出版，后来又由马采译，商务印书馆于1981年出版，共118页。
《基督抹杀论》是幸德秋水的最后一部战斗的无神论著作。在狱中脱稿而在死刑执行后不久出版的这部《基督抹杀论》，实质上就是以否定基督的存在，断定基督教为迷信的内容，作为假托的最后的“天皇抹杀论”，这在当时已为识者所看到了。他的思想，在他死后还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从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到对社会主义的信仰，从抹杀天上的权威（基督）到抹杀地上的权威（天皇），最后走上绞刑架，这就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战斗的无神论者幸德秋水走过的无可选择的唯一道路。
另外，幸德秋水将《总同盟罢工》译稿改名为《经济组织的未来》秘密出版。张继的中译本《总同盟罢工》是根据幸德秋水的日译本转译而成（1907年11月发行）。章炳麟在《〈总同盟罢工论〉序》中写道：“《总同盟罢工论》，德意志人安·罗列著，日本幸德秋水传次郎译为东文，沧州张继以汉语迻书之。”[343]
第五节 幸德秋水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
幸德秋水的著作为何很快在中国进步人士中流行开来，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成长，都是通过日本社会主义思潮孵育起来的。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及其思潮不仅在中国近代舆论界造成了重要的影响，在中文书刊中激起了介绍传播社会主义的波澜，而且启发了一代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使他们看到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弊病，从而对以往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怀疑，因此自觉或不自觉吸收了某种社会主义的养分，以致倾向于社会主义。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从欧美而来，也不是从俄国而来，而是从日本而来，其中尤以幸德秋水的影响较大。
通过幸德秋水与李大钊的关系，就可看出幸德秋水的著作、名声、气节对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是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
关于李大钊与幸德秋水的关系，在史学界已经争议很久了。过去，中国学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李大钊留学日本后，受到了幸德秋水的影响。日本学者对此意见不同。他们通过对李大钊在日本学习期间有关学籍资料、政治活动以及生活社交活动等方面的认真考察，不仅否定了幸德秋水对李大钊的影响，也否定了河上肇对李大钊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结论是：李大钊从安部矶雄那里开始接受社会主义的影响。[344]应该说，李大钊在日本对社会主义理论的接触应该不限于安部矶雄。而且李大钊应该是受到过河上肇的影响的。当然，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思想对李的影响应该是他回国以后。我们知道，李大钊的名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就是参考河上肇在《社会问题研究》的第一至三期上连载的《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写成的。[345]幸德秋水究竟影响过李大钊没有呢？答案应该是肯定的。[346]
1912年10月，日本中岛端出版了《中国分割之运命》一书，对中国肆意诋毁、谩骂，妄图得出中国的前途只能是被宰割、瓜分，最后陷于万劫不复的命运的结论。当时在北洋法政学校读书的李大钊等青年学子，读后气愤填膺，即由担任北洋政法学会编辑部长的李大钊等组织同学，共同翻译，并逐段附译者按或眉批，驳斥侵略谰言。全书于1912年12月出版，为时仅两个月（原书10月出版）。定书名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计驳议按语58段、眉批186处，有3万余字。在按语中有一条涉及幸德秋水，是针对原作者中岛端在题为《世道人心之一大危机》一节中，对幸德秋水的诬蔑而写的。中岛端从“忠君爱国为岛国根本性之符号”的封建立场出发，咒骂在日本方兴未艾的社会主义和工农群众斗争为“世道人心之一大危机”，并且突出地诬蔑日本社会党主要领导人幸德秋水为“鬼畜”、“大逆不道”和“悖乱”。李大钊和同学对此加以严正驳斥，同时给予幸德秋水以极高评价。
现摘录《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如下：
译者曰：物极必反，天之道也。印度阶级之制严，而佛氏倡平等之教；法国专制之风酷，而卢梭倡民约之论；日本伪立宪而有幸德秋水鼓吹社会主义。佛氏也、卢梭也、幸德秋水也，之三人者，虽生不同时，居不同地，而其慈祥恻袒，为吾人人类一大救世主则一也。日本政府蒙专制政体以立宪之皮，图掩国民之耳目，虽有四民同等之宣言，特一空文耳。而其贵族、华族、士族、平民、新平民之间，其权利之不平等自若也。幸德秋水氏慨然提倡社会主义，欲以平其不平……且其处死刑也，以公道之在人心，世界万国国民，无有不痛斥日本政府之惨无人理者。著者乃黜之为鬼畜，诋之为大逆，岂真别有肺肠欤？
《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为集体译驳，署名北洋法政学会，实即学会编辑部集体之成果。但作为编辑部长的李大钊，既是主持者，又是具体参加者。从他主编的《言治》杂志看，每期平均亲自撰稿五六篇，即可想见其写作的勤奋与毅力。同时，《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有不少译按、眉批，充溢着慷慨、悲壮、昂扬之激情，是符合李大钊的性格、思想和文风的，其中译按、眉批肯定必有不少条目出自李大钊之手笔。即使其他编辑部成员撰写，也会经过他的审定。
李大钊赴日留学之第二年（1914）曾与同学张润之合译今井嘉幸所著《中国国际法论》一书，并于同年在东京出版，该书曾附登李大钊署名所写《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再版推销启事。其中有云：“神华男儿，有奋起雄飞之志者，不可不一读是书。”此书“亦欲为吾人当头之棒，警梦之钟，知耻知惧，激发其复仇敌汽之心耳。”[347]从这则启事看出，李大钊仍关心一年前《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再版后的推销宣传问题，说明李大钊对《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是承担着主要责任的。从以上可以看出，《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虽系集体劳动成果，反映编辑部成员的共同思想，但李大钊既是承担主要责任的主持者，又是具体参加者，因此该书更能反映出李大钊的思想境界和思想水平。
大约与《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出版的同时，李大钊在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党。第二年，又被推选为中国社会党天津支部干事。这在李大钊早期思想中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李大钊之参加中国社会党绝非偶然，而是由当时政治形势、社会背景和他本人的思想发展所决定的。1912年中国社会党上海总部出版的党刊《社会世界》第3期和第4期上连载了一篇重要史料，即《补记欧美社会党大会记（为东亚同党幸德秋水也）》，对幸德秋水等被日本政府非法逮捕、秘密审讯之事，提出严重抗议。大会有西方各国社会党领袖发表演说，对幸德秋水给予了很高评价。另外，从报道副题可以看出，中国社会党是把幸德秋水引为“东亚同党”，以表示同情和支持。李大钊参加社会党前夕的这两期《社会世界》，他极有可能看过。
如此看来，《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中关于幸德秋水的一条译按，极有可能出自李大钊之手。即使不是李大钊亲自撰写，也一定会由李大钊审定，而且代表李大钊的思想。
幸德秋水译按，虽不足300字，但它的内容是值得认真评析的。对于研究李大钊早期思想，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首先，译按指出，由于日本虽蒙立宪之皮，但四民之间之不平等，依然存在。幸德秋水敢于鼓吹社会主义，以平其不平，实属日本广大劳动人民之福音。译按把他与释迦牟尼之于印度、卢梭之于法国对比，并列为人类之救世主。如此崇高之评价，姑不论其是否妥当，主要在于反映出译者对幸德秋水的钦佩仰慕之情。这种钦佩之情和崇高评价，是应该建立在对幸德秋水的思想主张和他的革命业绩比较了解的基础之上。
从当时的条件看，日本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著作，已经有不少译成中文。其中仅幸德秋水的著述，就有《20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社会主义广长舌》、《社会主义神髓》等。而《社会主义神髓》一书是依据《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写成的，基本上是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李大钊经常关心国内外政治形势，且已直接阅读日文报刊（《支那分割之运命驳议》一书，即系从日文报纸中看到原书出版的消息），所以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的译本，他极有可能阅读过，并成为李大钊进一步了解幸德秋水思想或者接受一些影响的主要来源。李大钊的传记材料也证实：“在日本，大钊同志并已开始研究关于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特别是读了日本早期工人运动著名领袖幸德秋水的一些著作，曾经给了他较大的影响。”[348]
当然，影响的方面不同，情况不同，表现形式也不同。李大钊是属于那种善于汲取他人之长的人，即使与他所从事的实际活动不同，他也会把其中的有益部分吸收储存起来，以备将来之需。幸德秋水早期支持领导工农群众斗争也好，晚期成为激进的无政府主义也好，与当时中国资本主义刚刚兴起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无法联系在一起的。但幸德秋水为“平其不平”而英勇献身的精神，是会在李大钊心灵深处留下烙印的。
总之，幸德秋水译按，确实代表了李大钊当时对社会主义的初步认识。李大钊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过程是艰苦、曲折而复杂的。也就是说，在民主主义革命的早期阶段中，李大钊虽然始终以建立民主共和为主体，但却经常注视着西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动态和发展，并从中汲取有益的因素，从而为自己转向科学社会主义逐步创造质变的条件，使自己在“十月革命”后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第一人。
在“五四运动”以前，除了李大钊到日本接受了日本社会主义思想外，中国还有许多有志之士到日本去留学。中国共产党早期的许多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宣传家都曾到日本留过学，如陈独秀、李达、董必武、周恩来、李汉俊、陈望道、施存统、杨鲍安等，他们在日本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对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可以说，日本是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之一。其中，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思想对他们有着深刻的影响。如周恩来1917年东渡日本求学，在日本思想界空前活跃的这一时期，他开始思考社会革命问题。他在报纸上看到宣传介绍“十月革命”的文章，逐渐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先后阅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约翰·里德的《震动环球的十日》、河上肇的《贫乏物语》和由河上肇创办的《社会问题研究》等，这些都深深吸引着周恩来。周恩来的思想开始向马克思主义倾斜。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吴玉章同志，在回忆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法国的情景时说：“1903年我在日本东京曾经读过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感到这种学说很新鲜，不过那时候一面在学校紧张地学习，一面着重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对这种学说也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放过去了。这时，又重新看到这种学说，感到格外亲切。社会主义书籍中所描绘的人人平等、消灭贫富的远大理想大大地鼓舞了我，使我联想起孙中山先生倡导的三民主义和中国古代世界大同的学说。所有这些东西，在我脑子里交织成一幅未来社会的美丽远景。”[349]
第六节 幸德秋水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革命影响之评价
幸德秋水在其革命斗争的一生中，始终站在人民大众一边，以自己手中的笔为武器，在当时日本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创作出许多有价值的作品，他是一位多产的革命作家。他积极从事有关社会主义的著述，介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他对日本的社会主义运动作出了重大贡献。
特别是1904年，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大部分，在《平民新闻》杂志上发表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名词，是由幸德秋水最早翻译成日语的，这也是幸德秋水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具体贡献。1906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共同重译的《共产党宣言》出版，它是第一个日文本，这是马克思主义在日本传播的开端。1906年，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恩格斯的著作《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出版了，他们还相继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传》和《恩格斯传》等著作。幸德秋水和堺利彦以《平民新闻》为宣传阵地，在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起了很大的作用。
日文版《共产党宣言》，也一直是国内早期共产主义者学习的范本。如果说这是为日本的工人阶级与西方的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的话，那么也是间接地为中国的工人阶级与科学社会主义之间架设起一座桥梁。1906年1月，同盟会朱执信曾以“蛰伸”的笔名在东京出版的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第2期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该文从日文本摘译了《共产党宣言》部分内容，这是中国刊物上最早发表的《共产党宣言》译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名论断“到目前为止的一切社会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一句名言，朱执信译为：“自草昧混沌而降，至于吾今有生，所谓史者，何非阶级争夺之陈迹乎”。这也是最早介绍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朱执信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从日文版转译的，就是取自于1904年日本学者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的日文版《共产党宣言》。
1908年，有署名“民鸣”的人又将《共产党宣言》译为汉语，连载在《天义报》的第15期至第19期上。无论日文译本和汉语译本在当时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中都很流行，影响了许多人的思想。鲁迅先生是在1902年4月由江南督练公所派赴日本留学的，先在东京的弘文学院学习，到1904年8月才转往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他在学医之前并未学习德文，因此，他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是在东京读到的日译本和中译本的《共产党宣言》。[350]
1920年，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上海出版了，这是最早的中文译本。陈译本基本是以日语为蓝本翻译的，他所依据的蓝本是《社会主义研究》创刊号所收的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就如陈望道回忆所说的那样，这份杂志可以看成是由戴季陶提供的。[351]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它受到了共产党诞生前立志进行社会变革的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广泛欢迎，它对于统一建立共产党的思想基础，起了重大作用。这些早期共产主义者中，也包括毛泽东，他曾提到，“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其中之一就是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352]当初只有56页的陈译本后来用各种形式几次重版，此后又经过众多的译者之手，成了共产党员的必读文献。《共产党宣言》是经过日本传入中国的，而幸德秋水为这一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通过此书，“共产党”一词在中国第一次出现。当时似乎无人会想到，这本书，这个名词会给20世纪的中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巨变。
“共产党”一词源于英文Communist Party。英文Commune直译为“公社”，在法国、意大利、比利时等国家，最小行政区划的市区、村镇自治体也作此称呼；而Community则除了“村社，公社”外，还有“共有，共用，共同体”之意，如今“欧共体”用的就是这个词。无论是Commune 还是Community，都没有和汉字的“共产”发生直接关系。Communist Party 若直译便是“公社分子党”“公团分子党”。
但幸德秋水和堺利彦把它译作了日文的“共产党”。朱执信将日文中的汉字照搬过来。于是一个无数人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名词，在中国大地产生。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的出版，使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中国人民所了解，中国的革命知识界开始介绍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生平事迹。这对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传入中国是有重要意义的。
幸德秋水撰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一书，在日本社会主义文献史上，可以说是一部处女作，对在日本宣传社会主义是有初创之功的。尽管这部著作有缺陷和错误，但是在《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中，幸德秋水是力图运用《共产党宣言》的观点，来解释社会主义问题的，这对当时的中国人民，是很有教益的。在幸德秋水著作的启发下，中国的革命者开始注意研究社会主义。当时《民报》第5号上发表了劣斋撰写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书，扼要地介绍了第二国际历次代表大会的历史，把第二国际的活动情况介绍到中国来。
幸德秋水和堺利彦合译《共产党宣言》后，天皇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判处幸德秋水5个月徒刑。幸德秋水被关进巢鸭监狱，在铁窗下，他开始认识到天皇政府所鼓吹的“文明的国家”的虚伪性，国会颁布的“言论集会结社”的欺骗性。从此，幸德秋水开始反对日本天皇。敢于向天皇挑战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幸德秋水不是用阶级观点去看天皇，没有认识到天皇是地主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因此不懂得要打倒天皇专制制度，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于是在天皇政府的残酷镇压下，找不到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在绝望中转向无政府主义，否认所谓的代议政体和议会政策，提倡直接行动论。
当时日本社会党内的大部分青年为幸德秋水的言论所吸引，感觉到幸德秋水的言论具有魅力，而这种影响，对于中国的革命党来说，情况也是相同的。中国的革命党，也在张继、刘光汉诱导下逐渐受幸德秋水的思想影响。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通过他在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对当时一部分中国留日革命青年有很大的影响。例如，《天义报》的宗旨“在于破坏固有之社会，颠覆现今一切之政府”，这里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就暴露无遗了。当时在东京发行的《民报》上，由于接受了幸德秋水思想的影响，相继有许多有关无政府主义的著作和文章发表，如张继编辑的《无政府主义》一书，介绍了欧美各国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渊实介绍了烟山专太郎著的《近代无政府主义》一书；无首介绍了《巴枯宁传》一书。
当时中国留日青年之所以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是有其思想根源的，他们多数是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一方面，幸德秋水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传入中国，对中国的工人运动起了负面作用，这是幸德秋水对中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另一方面，1908年以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遭到反动政府的严厉镇压，日本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幸德秋水、大杉荣、堺利彦、山川均等相继被捕入狱，以至被判刑或杀害。特别自1911年“大逆事件”以来，政府对社会主义的镇压残酷到了极点。不分昼夜，总有警察对社会主义者跟踪盯梢。不少人因为同社会主义者有来往而抛了家，失掉了职业。甚至有的人看见天皇行幸，感慨地在自己日记里写了一句“正视龙颜”就被控犯了“不敬罪”，而被判处5年徒刑。反动的风暴在狂吼，逼得人们头也抬不起来，社会主义的活动眼看着就烟消云散一般的沉寂了。[353]
对于日本政府的反动行径，中国报刊普遍表示了不满，《衡报》、《新世纪》、《神州日报》、《东方杂志》等大量报道了有关情况，并在报道中不同程度地攻击了日本政府的政策。不过，由于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因此进入“冬眠”期，关于社会主义的宣传也销声匿迹；《民报》、《天义报》等中国进步报刊亦被日本政府查封，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影响及宣传社会主义的途径几被堵塞。也就是说，“社会主义”最初盛行于中国的时期（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与日本“大逆事件”以前的社会主义思潮时期相重合；正如幸德秋水等人明显影响了清末的社会主义宣传一样，关于这之间的情形，冯自由早在1920年就这样说过：“在日本，自从幸德秋水被杀，更没有人敢倡导这种危险的话。中国的新学书籍，大半由日文翻译出来。日本这种印刷品既然很少，中国哪里还有译本呢？”[354]从此，在中国介绍宣传社会主义的第一次热潮也随之结束，但它对中国人的思想影响是不会结束的。
综观幸德秋水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他始终不渝地热情赞同和积极支持中国革命，在革命斗争中同留日的中国革命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幸德秋水对中国革命既有积极影响，同时也有传播无政府主义的消极影响，而积极影响是主要的，他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上的一位国际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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