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尔斯坦真正的头衔是：纽约城市芭蕾舞团总指导，美国芭蕾舞学校校长。但他与舞蹈的缘分仅仅是他天赋的一个方面。同佳吉列夫一样——人们在评估柯尔斯坦的角色与地位时，时常拿他来相提并论（尽管这并不十分贴切）——他最初也是对各种艺术与文学形式都有着颇具趣味也极富倾向性的品味，是一个有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兴趣、魅力与社交精力的鉴赏家兼鼓吹家；最终，他将关注点聚焦在了舞蹈上。伟大的风尚引领者们都需要一家唯他们的意志是瞻的机构，一个载体。佳吉列夫早早地创立了一本杂志（《艺术世界》），远在创立“俄罗斯芭蕾舞团”的想法诞生之前；柯尔斯坦也在1920年代晚期创立了一本杂志——一本出色的杂志——《猎犬与号角》，为它供稿，也用它来发现其他的天才，不论是崭露头角的新人还是被人遗忘的旧人，而那时他还只是哈佛大学的一名本科生。他本有可能就此与同辈的其他几个审美家走上同一条道路——A·埃弗雷特（“奇科”）·奥斯丁，朱利恩·利维……他们都用博物馆和艺术画廊来宣扬、支持他们五花八门的兴趣，而博物馆和画廊同杂志或出版社一样，也都是选集式的机构。但柯尔斯坦却既有手段，也有胆识和韧劲将他的全副热情与虔诚都投入一家只为展示一位天才的机构。一位。同出版社、画廊、博物馆或杂志不同——这些机构在征集、传播作品方面居功甚伟，但对于作品创作却并非不可或缺——一家舞蹈团就是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它激励创作，也让创作成为可能，同时将创作的成果推向公众。正是柯尔斯坦的远见、毅力和尽职缔造了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舞蹈团，确保了它的生存；没有它，柯尔斯坦引进的那位天才（他可谓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编舞师）迄今创造的大部分作品就不会诞生。
这些角色——风尚引领者和另一位天才的终极成就人——都是服务性角色，而柯尔斯坦也致力于服务的理念。那本了不起的《运动与象征》以及其他几本关于舞蹈史与舞蹈意识形态的书作（及文章）使他成为了一名重要作家。而让他更上一层楼，一跃成为一名令人激动的重要作家的，则是他的散文功力。（我排除了他早年的小说和几卷诗集——这些作品的趣味仅仅在于其作者是他。那部小说——《肉体为嗣》——讲述了他在1929年的威尼斯碰巧参加了佳吉列夫的葬礼；《一等兵之诗》涉及他的二战服役经历，讲述了他如何热爱军旅生涯。）更重要的是，当他与他所创立并维持了数十年的这家伟大机构分道扬镳后（“我死之后，哪管理事会滔天”[174]，就像他借用巴兰钦的话时说的那样），他与英语词句的缘分却还未尽。他拥有超过五十年的写作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猎犬与号角》，而且一直在不断进步，变得愈来愈微妙、愈来愈洪亮、愈来愈炽烈。我此刻想到的是《纽约书评》在八十年代登出的那些文章，更了不起的是则是他在一家叫做《拉里坦》的季刊上发表的四篇自传式的散文——极简的文体与大悲大喜的情感令人由衷赞叹。1991年，柯尔斯坦的多篇涉及各种主题（包括摄影、绘画、文学，以及舞蹈）的文章以《由、因、对、从：林肯·柯尔斯坦选集》为名结册出版；1994年，《马赛克：回忆录》面世，书中收录了部分但并非全部《拉里坦》刊发过的文章。而他的文章还有许多许多，依然等待着人们去收录出版。
作为一个献身于完美秩序体系的人，柯尔斯坦不止一次表达过，他对芭蕾的热爱是一种对某些精神价值的信仰——对一种崇高的自我克制的信仰。但正如非人格化之物的吸引力时常来自一种真正强大之人格的良好品味，被组织性纪律性完美的集体所散发的那种军旅化的魅力所吸引也往往标志着一种真正乖僻的性情。柯尔斯坦为之献身的那个集体主义事业的确体现了他所说的那些理想：完美的纪律，服务，奉献。而他自己的人生——就像我们对任何一个个体的人生用放大镜审视后会发现的那样——则体现出某种两面性。柯尔斯坦的人生和成就完美地诠释了乖僻的必要性——乖僻（包括做人方面的“难以相处”）是一种精神价值，也是产生真正的严肃性的先决条件。
能够有这样一位高贵又复杂的男人置身我们中间，这是我们的幸运。
[1997]
（宋佥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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