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奖的最后一个奖项——诺贝尔经济学奖终于在全世界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爱好者的殷殷期待中尘埃落定，幸运之神眷顾了挪威经济学家芬恩·基德兰德（Finn E.Kydland）和美国经济学家爱德华·普雷斯科特（Edward C.Prescott），他们携手分享了此项殊荣。

    瑞典皇家科学院10月11日宣布，将200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真实经济周期（Real Business Cycle，RBC）学派的代表人物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以表彰他们在动态宏观经济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此前，基德兰德曾在1969年和1989年两次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提名，但最终都与该奖项无缘。此次成功问鼎使基德兰德成为诺贝尔经济学奖于1968年设立以来第三个获奖的挪威人；而普雷斯科特则成功地延续了美国经济学家连续5年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纪录。他们将分享1000万瑞典克朗（约合130万美元）的奖金。

    他们为何获得“诺奖”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以前，经济学领域基本上是凯恩斯主义和大萧条时期的经济学思想统治着经济周期和经济政策的研究。经济学家通常把宏观经济波动主要归因于需求方的变动，经济学家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也通常集中在解释和说明应该执行什么样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抵消需求的波动。可以说这个时候还几乎没有人致力于解释实际经济政策的运作。然而，从70年代开始，早期的这种分析方法的缺陷日益显现，基于当时的经济理论所制定的经济稳定政策根本无法实现预定的目标。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世界的经济都处于一种滞胀状态——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而盛行的理论却无法对此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与此同时，宏观经济波动并非仅仅缘于需求波动的特征也表现得十分明显，供应方面的波动（比如石油价格上涨、劳动生产率增长下降等）在经济周期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突出。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宏观经济及政策的观察、解释和分析运用新的方法，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

    据诺贝尔奖评审委员会介绍，两位学者的获奖成果主要体现在他们分别于1977年和1982年合作完成的两篇学术论文中，即《规则胜于相机抉择：最优选择的不一致性》（Rules rather than discretion：The inconsistency of optimal plans）和《构建时间与汇总波动》（Time to build and aggregate fluctuations）。其突出贡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对宏观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进行分析，为经济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际有效运用提供了新的思路；二是在对经济周期的研究中，通过对引起经济周期波动的各种因素和各因素间相互关系的分析，深化了人们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和认识。同时，他们的分析方法也为后来的学者进行相关问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如何评价他们的成果

    诺贝尔经济学奖评委会主席托斯特·佩尔松曾表示，2004年的奖项颁给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对于所有评委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清楚”的决定。这充分说明两位学者共享本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是众望所归，而且也赢得了所有评委的青睐。正如评奖委员会在公告中所说的那样，两位获奖者的贡献不仅体现在学术研究上，而且对很多国家的货币及财政政策的现实操作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工作为经济政策可信性和政治可行性研究项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在过去的10多年间，他们的研究成果对许多国家的中央银行改革和货币政策制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还有，在实际生活中，经济政策出现时间一致性问题的现象比比皆是。以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论文中提到的专利保护政策为例，假定某项专利已经发明出来，那么对政府来说，其最优的选择是不提供专利保护，因为专利保护会限制其他人使用发明成果，进而会影响到整个社会的福利。但发明人在预期到这一点之后，就没有动力去继续从事发明创造活动，而都希望做一个搭便车者（free rider）。如果每人都这么想，就不可能有专利被发明出来，这对社会来说其实意味着更大的损失。政府只有通过采取某种制度安排（比如立法的形式）让公众相信专利保护政策的有效性，也即成为一项一致性的经济政策，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福利。世界各国纷纷颁布《专利保护法》一类的法律来保护专利发明活动，其原因正在于此。

    另外，受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的影响，在他们的研究之后，经济政策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引起了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广泛关注，许多学者都开始研究与此相关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问题。比如Calvo（1978）研究了财政政策中的最优税收问题，提出在完全预期（perfectexp ectation）的情况下，最优税收政策从时间上来看并不是前后一致的，因而不能实现动态一致；其他学者对最优资本税收政策、货币政策、最优财政政策的研究也都得出了类似结论。再比如，在货币政策方面，假设政策制定者的目标是小幅通货膨胀，并将这一政策公之于众，进一步假设这样的政策导致了低通货膨胀预期和工资的小幅上升。但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诱惑政策制定者实行更高的通货膨胀政策，因为这样可以在短期内减少失业（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认为，这样的诱惑将使经济陷入高通货膨胀而不能自拔，并且对解决失业问题也于事无补）。

    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来说，由于这一理论对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提出了有力挑战，因而它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严格甚至近乎苛刻的检查。总体来看，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提出批评的经济学家大都认为它缺乏充分的经验检验；此外，真实商业周期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生产率冲击可以是正向的，也可以是反向的，也就是说，技术可能进步，也可能后退。根据这一理论，反向冲击会导致衰退。但这个假设招致了许多怀疑，先进技术通常要持续使用到它被一个更为先进的技术所替代，这使得技术水平会后退的观点显得相当奇怪。但如果没有反向的技术冲击，这个理论就只能解释经济社会周期性的扩张，而不能解释经济衰退。

    客观地说，关于如何解释经济波动，当前经济学界仍存在很多争论。对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仍有一些宏观经济学家认为技术冲击和RBC模型所描述的传导机制与实际经济波动基本无关，相比之下，他们更加认同凯恩斯主义的解释，即名义的扰动和名义价格与工资的粘性才是经济波动的真正原因。但是，随着后来研究人员和学者对标准模型的发展和完善，许多对真实经济周期理论的批判和怀疑都已经得到了克服和解决。目前，许多经济学家仍在继续寻找新的方向来发展和完善该理论体系，比如多部门RBC模型、异质个体（heterogeneous agents）RBC模型、引入离散选择（discrete choice）的RBC模型、引入产业动态发展（industry dynamics）的RBC模型等等。

    尽管从诞生之日起，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面临的来自经济学界的质疑和挑战就从未停止过，但不可否认，这一理论的许多基本结论和研究方法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研究人员所接受。在当今几乎所有大学经济系研究生的宏观经济学教程中，真实经济周期理论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从总体上看，真实经济周期理论已经成为当今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大支柱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经济政策中的时间一致性问题在原则上对于所有类型的经济形式和经济组织都是适合的，因此，对于像中国这样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和急剧变化的国家来说，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就“真实经济周期理论”而言，两位获奖者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种新的模型和方法，可以把长期经济增长理论和短期的经济周期波动结合起来进行分析，这一理论无疑也有助于分析中国长期经济增长和短期利益间出现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本文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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