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冬，重庆文广书店印行了一本名为《鲁迅旧诗新诠》的书，“新诠”了由《自题小像》到《亥年残秋偶做》的四十一首旧诗。如果作者学风端正，治学态度严谨，这本书是可以成为鲁迅诗歌研究的第一本专著的。但由于作者有意“买空卖空”，无意苦心钻研，致使这本所谓“新诠”，纯属“旧套”，只不过是旧诗话中一些陈词滥调的任意搬弄。
我没读过文老原作，不敢遽以袁先生的判断为判断。通过概念、分析、归纳一套达到对事物准确而深入的理解，是现代学术的基本法门。袁先生应属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学者，旧诗话的“羚羊挂角”“烘云托月”之类，应不是他所能满意的。我想袁文批评文作了无新意，大概多少代表了一种现代美学对于旧式品鉴在思辩上的优越感。的确，用一幅画面来说明一种诗境，这就像用“红”来解释“赤”，在认识上近乎原地踏步。不过传统诗话好像本来也没把“格物致知”当份内的工作，它更是广义“诗教”附属部分。更何况，在“妙处难与君说”的诗歌领域，掰开了揉碎了的分析方法虽然应该，但未必易行——用铁线描摹氤氲水气，也会反失其真。而旧诗话的作者诉诸直觉，通过比兴把自己的印象或感受传染给读者，或不失为一种没办法的办法。王国维《人间词话》的确多了学术思辩的气质，但探讨“境界”也还是离不开“昨夜西风”、“蓦然回首”那些传统手段。就笔者有限的阅读而言，钱钟书、缪钺、叶嘉莹诸先生论诗已颇具社科眼光同时又不乏传统喻象之美。至于文老，他对鲁迅旧诗的诠释，大概应属于旧式赏鉴吧——也就是贾宝玉题咏大观园时贾政手下智囊团的热议。除了这些，文老好像就再没做过别的学术了。不是说文老没有做学者的潜能，而是他没认真开发。那种潜能只能坐在冷板凳上开发，跟在戈壁滩上钻石油差不多，不是谁都愿意去的。花飞燕舞的文艺对“燕堂”（文老室名）先生的确是更称心更顺手的选择，当然也还不是十全十美的选择，例如他就遗憾不能直接“得亲”古代名媛的“芳泽”——通常文人能“间接”亲近昭君、海伦就都很满足了。
文老弟子李之柔为他开列的学术成就，不少属五个星的“开山”级别——什么“西子学”开山、“宝鸡学”开山、“东方美声学”发轫。“开山”的事就不说它了，要说的是文老很少“入山”，很少把行李卷摊开了放在哪座山上。他只是凭着文史素养好加上脑瓜子活嘴皮子灵，一路欢声笑语游山玩水而已。比他年长的郭沫若、闻一多、沈从文，与他同时的钱钟书、陈梦家、钟敬文，也都是由文人改行做学人，却能带着文人的敏锐、细腻和想象力进入逻辑、因果、类比、假设、推导的学术世界，出来时大包小包，在地面上留下小坑一样的脚印。与他们相比，文老飘飘若仙，鞋底老是保持八成新。李君向联合国代表报告的文氏学术成就，除了“西子学”“宝鸡学”这类尚无学人的学界之外，还有“哲学”一项，内容竟是“正清和”外加注解共“三十三字真言”。这样的哲学事业，连“山寨哲学”都未必愿意跟它称兄道弟，更别说一二三级学科的广大哲学工作者了。本来，因体制化、官僚化而日趋僵化的正统学术被来自民间的业余学术顶撞顶撞，从此视野宽些、暮气少些，自然是件好事。怎奈混在后者中的花妖狐魅把好事变成了坏事，也就无怪乎钱理群、葛剑雄等学界名流出来澄清门户，说这位文先生我们从来不认识了。不但学界不欢迎文老入境，他的那班文人旧相识也看不惯他出镜：本来这位跟咱几个坐着一边高，站着一边齐，甚至还略矮点儿，怎么东混西混，混得连文坛都搁不下他了呢？这样的话估计李辉从“文化老人”们那里听到不少吧。
盘点文老的“学人”身份，还需要说一说“国学”。据说文老反对“国学”的说法，足见他的见识的确高于不少人。中国混得好的时候从来都是用夏变夷、天下主义，只有混得国将不国时才会缩“国”里偷安。“国剧”、“国术”、“国学”就属于这样的抗震棚或难民营。那些奄奄待毙的地方戏，也都按着这个思路投靠“非物质文化遗产”基金会，到国粹的标本盒里争一席之地。如今中国国势一路走高，孔子学院都在进军世界，下一步就该文老这样的大师到五洲四海广收男女弟子，桃红李白，莺啼燕啭，让地球沿着“正清和”的“东方大道”自转完了公转。而区区“国学”，就像我们单位附近那座黑不溜秋的“国医院”，哪儿有这样的宏图或愿景呢？
不过换个角度看，“国学”这几年在国内的确又形势大好。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大众对传统文化开始另眼相看。而且这次没等外国观众带头鼓掌，自己就冲上去又搂又抱了。不少青少年扔了托福雅思而做起对子，唱起昆曲。两年前我在西安小雁塔旁边的广场上见一圈人长衫广袖，还以为拍古装电视剧呢，过去一问原来是当地的“汉服运动”在祭三皇五帝，那古色古香而激情澎湃的祭文，比党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动人多了。再一打听他们的运动员来自各行各业，以中青年白领为主，其中还有个上高中的小姑娘。再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雨后春笋似的高楼大厦，也为“国学”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多少白墙需要行草章草来装点，多少书架需要今典旧典去充实啊。有个初中毕业后就再没跟书打过交道的熟人搬进豪宅，环顾左右觉得少点什么，于是指着一面墙：“这儿，全他妈码书——就照着毛主席当年的书房码，码丫线装的！”他们当然不可能去中华书局、上海古籍一本一本淘，于是像文老策划的《四部文明》这样交一次钱就能管半面墙的各类文史套书便大行其道。另外在社会流动以及资金流动的不少关卡，也可以见到“国学”奋勇“攻关”的身影：许多官员已由收受钱财改为收藏书画了，这不但让书家画家受益匪浅，而且连带出文言文、四六句的利好消息。“国学”的好光景当然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自毛时代结束以来，中国官方就再没有过货真价实的官方意识形态，硕果仅存的实用主义根本经不住西方“普世价值”的穷追猛打。民间积极投标的“主义”倒是有不少，从自由主义到民族主义到新左派到麒麟文化，但扒拉来扒拉去，就属“国学”、“新儒家”看着贤惠，虽然不一定能帮多大忙，起码不会添多大乱。于是诵诗、读经、祭孔子、祭黄帝的活动在各级政府的赞许和赞助下红红火火地展开。小沈阳给赵本山磕头这种早该绝迹的举措，官方电视台也当传统美德播放。再有，伴随经济飞速发展的社会剧变，让无数人起伏升沉得就像坐翻滚过山车，无论上去的还是下来的，感觉都像做梦一般、假的一样。无数流浪猫似的心灵需要到《论语》、《老子》、《心经》的树荫下歇歇脚，回回神。至于那些是上是下还说不准的，就更需要了解阴阳术数、《周易》诸卦了。我有一年在海南的一处黎家寨子里被个道士模样的川人缠住看手相，他说我有财气却不很爱钱，有官运却清高得很，艳福不错要多加小心——总之都是些模棱两可的“反正”话。我付款时问他这些算是哪路学问，他愣了一下，然后豪迈地说：“国——学！”
今天的“国学”在社会功能上早已不是章太炎时代的“绝学”了，它以乱哄哄的内容为这个乱嘈嘈的时代下载了人生观和处世哲学的各种“补丁”。非要拿“青灯黄卷”“故纸堆”来想象人家，非要用“陈寅恪”“饶宗颐”去要求人家，那就不是人家的无知而是你的不智了。如今的“国学”差不多就是茶叶店弘扬的“茶文化”，红灯区组织的“性学研修”，把这样的东西放象牙塔里，与其说是高抬了它，还不如说是低估了它。强大的社会需求已经造就了一个蒸蒸日上、具有非凡融资能力及利益回报的“国学产业”。据《长江商报》消息，武汉大学的“乾元国学班”开班，由特聘教授讲演“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一年的课程只有二十四天，收费28000元，学员大部分来自企业高层管理。“百家讲坛”的易中天、于丹等“国学明星”也眼看着就要被人民币深埋了——相形之下，给民主基金会打工的同胞，他们挣到的美元就很可怜了，即便按前几年的汇率换成本币，估计也埋不过小腿。像少林寺方丈释永信，他的神情气度，“大亨”、“大鳄”、CEO、CFO这些词单独哪一个都描绘不出，得一拥而上才行。那一年我到上海某佛寺观光，发现各个办公室里的僧人手持计算器在跟客户洽谈业务，头都不怎么抬。又一年一声巨响，南方某省佛协负责人被这个职位的竞争者炸死在豪华轿车里，给“人间佛法”大壮声威。我认识的某君近几年跟了“国学大师”写字作画之乎者也，阔得也让人不敢相认。有朋友见他在豪华派对上时而袈裟时而道袍，也不知到底属哪个教——反正都是“国学”的人。从这样一缸“国学”里生出文老这样一位“大师”，论者有什么好不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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