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在几千年中沿着二十四节气按部就班，周而复始，其间春时秋序、花开花谢，老的该说什么，少的不宜做什么，人人心里都装了一个程序。这程序到了天崩地解的近代，自然要修订增损、与时俱进。例如旧时代有“父母在，不远游”一说，而二十世纪初叶岂止热血青年要远游，湖南的蔡和森兄妹甚至偕同小脚老娘葛健豪女士一道西行求法。吴稚晖洋插队时也是偌大一把年纪。还有断指血书的徐特立，记得多年前读斯诺《西行漫记》，其中提到老先生见革命洪流滚滚，心中闷闷不乐：没人拉他去冲浪，想必是嫌他老了；后来大革命退潮，共产党邀他入伙，“老匪大乐”（我记得斯诺就是这么写的），打起背包便去入了伙。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老幼，一个民族在长烽哀角的危急存亡之秋，自会打破成格、开放角色，进行死地求生的全民总动员。放牛娃王二小为其年龄所不须为，赵一曼、成本华做其性别所不必做，都把柔弱之躯当角铁、工字钢用了。周作人在挖苦乃兄不坐小板凳上晒太阳看版画、却跟着青年人攻城劫寨时，显然是忽略了这个时代大背景。
在近代大危机的总形势下，身份/角色的变更自然要助于危机化解的社会动员。传统婚姻中富于不平等色彩的老男少女配就需要改革，否则还是地主娶小那一套不足以凝聚人心，号召人民。关于文老年龄中那下落不明的十岁，不妨从这个角度加以解释。据文老的公子文斯先生提供的说法，文老和妻子1947或48年逃离上海前往解放区，“投入革命怀抱”后须以夫妻名义登记注册，“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想都没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其实不改两人也只差十岁，比起前些时杨、翁的“时差”根本不算个数。但当时解放区想必是新社会新风尚，两口子差个十岁虽不至让人疑心那是黄世仁在拐骗喜儿，但如果一岁不差，岂不就更像同班同学，一同读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论》，然后一同投奔光明么？我这当然纯属猜测——老文家的事也只能猜猜，谁也不敢打包票。
新中国三十年，文老一半牢外，一半牢里，平分了秋色。待到他一头飞雪走出监狱大门，第一脚踏进的是古稀之年，第二脚就是改革开放的十里春风了。在这醉人的春风中，老翁老妪们晒太阳的晒太阳，下象棋的下象棋，跳交谊舞的跳交谊舞，上老年大学的上老年大学，应该说，他们属于近代以来最幸福的一代老人。幸福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没有战乱动乱；经济快速增长，就业形势大好；当年播种了多子（女），如今收获多福；计划体制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传统的家庭支持体系为老年生活提供了双保险；中青年虽然别的都不尊，但都还尊自己父母；房地产业尚未大发展，“常回家看看”还不成问题，几代人想不欢聚一堂都办不到。至于文老，不敢说他比养鹩哥、扭秧歌的大爷大妈更快乐，但相对于他所属的那个老年知识分子群体，他肯定是最快乐的了。
知识分子群体在“文革”后比在“文革”中当然是大大松了一口气，但接下来也遇到一些不怎么开心的事情，头一桩不舒心就是学术等级体制的卷土重来。整个社会等级体制当然还是开心的，由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政策和风气，知识分子乘电梯一下就重返了社会的顶层，比传统的“士农工商”序列还略高些。但在知识分子内部重划阶级，搞教授、副教授、硕导、博导那些劳什子，和刚刚取缔的“阶级斗争”差不太多。这回的“阶级斗争”虽然没有伴随着武斗抄家大字报，但也造就了一些批跳楼的、抑郁的、瞪着眼睛睡觉的。读书人本来把面子当成第二生命，如今拉下老脸跟职称评委死磨硬泡，到学报编辑部伸头探脑，形象还不如范进高大呢。就这样跑疯了不算工伤、跑死了不算烈士的生涯，会让读书人打内心深处不再高瞧自己。为近代大危机所一再宣传表彰的那位“仁人”，从此渐渐淡出知识分子的身份及价值认同。前来接班的是“犬儒”，“犬儒”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熟悉工作，到1990年代初期全面主持工作——知识分子的再洗脑没用多少年功夫就完成了。
第二桩不舒心是离退休。离退休意味着离开单位，单位那时对“单位人”意味着几乎全部公共生活，离开单位就等于告别公共生活。一个人在五六十岁做这样的诀别，后果会十分严重。女性知识分子问题要小很多，因为根据传统的性别角色，在公共生活中她们本来就不是挑大梁的，没了单位生活她们还有家庭生活，指挥锅碗瓢盆，协调油盐酱醋，为女儿海选佳婿，为装修筹集资金，工作量比国家总理小不了多少。菠菜从四毛三涨到五毛四，猪肉从三块二降到两块八，都足以牵动她们的喜怒哀乐，维持她们的人生意义。相比之下，男性知识分子离了公共生活差不多就没生活了：家里的事一向是老伴主管，自己插不上手；到马路边的棋盘上跟退休工人互动吧，又与自己身份不符；至于养鱼养花摄影书法，平时没养成那闲情逸致，临阵磨枪的效果不会太好。总之，许多男性知识分子通过退休从“外”到“内”，经历了从男到既不男又不女的身份流失。市场社会以及公民社会倒是为老年知识分子参与社会、发挥余热提供了一些适合他们的渠道和空间，但那基本上是1990年代甚至2000年之后的事了。
文老回归社会，估计最多也就是到原单位人事处办个离退休手续，就再不用去露面了。单位人离开单位时茫然失落的眼神不属于文老，因为文老眼前的世界，是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市场化改革的大概意思就是变城堡为森林，让家猫当野猫。而文老的经历，无论是解放前的文化北漂，还是解放后的劳改农场，都相当于社会的房檐地洞，本来就是野猫出没的地方。文老坐牢时都能背个药箱“上窜下跳”，置身“社会主义商品社会”，那就更所谓“海为龙世界，云是鹤家乡”了。体制外的野地生活需要有一副好身板儿，而文老的身板儿在同龄人中岂止万里挑一！另外像文老这种总爱出格跑调的文人气质，我不知道国家单位是否比劳改农场稍宽容些，但肯定远不如市场社会宽容。文老那些会惹得单位班子紧急碰头的奇谈怪论，书报市场的娱记们听了只会喜出望外，连夜排版。
前面提到近代中国大危机导致传统角色包括老年角色的开放和变易。改革开放同样以社会结构的翻天覆地改变着社会的老年观。公平地说，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文老的“为老不尊”并非毫无正面价值。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理应物尽其用、人尽其才。而随着生活和健康水平的提高，许多六七十岁的初期老年人，特别是脑力劳动者，有些油箱都还满满的，刀法剑道也刚入佳境，这时不分青红皂白让他门都去含饴弄孙或闭目养神，这无疑对社会是损失，对个人是损害。其中的痛苦在整个社会的苦难排行榜上由于魅力指数不高，只好由老年人默默咀嚼，静静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年北京的不少民间讨论会上，有些老同志不但风雨无阻，而且发言属他们调门高、火力猛，其中主要推手当然是拳拳忧国之心，但通过舞刀弄剑参与社会、表现自我，想必也是原因之一吧。此外，诸如老年人的家庭地位、婚恋幸福等等，也都需要对过时的老年规范做必要的修改。文老作为老年人的形象大使，无论是众里“赫赫”，还是花间“嘻嘻”，都不无矫枉过正的功用。
在这个被孙立平先生命名为“社会断裂”的剧变时期，社会的老年观跟青年观、妇女观、男人观一样，处在一种纷然错杂的城乡结合部状态，老人该什么样，不该什么样，实在是形形色色，没什么统一的尺度。大约十年前读报，永定河有女孩落水，水没多深，一百多人岸边围观，最后竟然目送一位八十开外的老汉下水捞人——此事我曾写入戏剧《切·格瓦拉》。还有回读报，某医院病房住着位八十多岁老头，跟邻床的家属吵架，从枕头下摸出水果刀，一举把人家结果了，送隔壁抢救都来不及。我有回在十字路口等着过马路，见一骑车老汉为了赶绿灯，叫着“×你妈×你妈×你妈”，像警车一样呼啸而过。最近也是最逗的一则消息：有位九十九岁的文老同龄人参与集团诈骗，被公安局一网打尽；因为岁数太大，公安局都不收他，是从家里接来出庭的；又因人老耳背，他的座位几经调整，调到与法官仅一两米之隔；电视上见老人家一副骨架贴层皮，距八宝山连半米都不到，还口口声声说自己就是云南军区政委呢。转型时期整个社会价值体系都在拆迁周转之中，构成当代老年观的种种社会、经济、文化变量正挤在候车室里等着各奔东西。恐怕还要过相当的时候才会尘埃落定——当然落定后也会是一种相对多元的局面。
老年人的权利与义务常常处在“一头沉”的失衡状态，至于沉哪头则因人因地而异。同样是不合传统老年规范，青壮年不下河他下河，儿女挣钱比他多他反倒贴钱给儿女，这是义务一头沉。而像文老的惊人之语、雷人之状，显然是沉在了权利那头。人都有长辈，人也多会老去，社会大众对老年群体伸张权利多会乐观其成，就算有些过分，也多能睁只眼闭只眼。中国的敬老传统再加上这些年社会生活的多样化，使得城市地区的老年权利在总体上处于扩张的态势——社会心理什么容不下也容得下爷爷奶奶的夕阳红。就说性权利吧，有位七十多岁老太太与小她四十岁的男青年结成恩爱夫妻；为了笔补造化、夺回青春，老人在媒体的聚光灯下做了整容手术，然后双双到电视上热拥激吻，载歌载舞，惹得荧屏内外一片掌声笑语。“人家自己乐意，又没碍着别人”已越来越成为公众进行道德评价的基本尺度。文老留给公众的坏印象中，究竟有多少是来自他的“老”不正经，这谁也无法说精确，但似乎比例也不是太大。虽然他“美女”、“名媛”、“十八岁姑娘”不绝于口，可毕竟一百岁了，也只是说说而已，动手能力有限，美女的男友、名媛的老公我想都会是一百个放心——她们搂个百岁老头跟抱个一岁baby或抱只名贵猫其实是差不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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