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声响亮过处，只见一道黑气，从穴里滚将起来，掀塌了半个殿角。那道黑气，直冲到半天里空中，散作百十道金光，望四面八方去了。
八方中应时而起的神人，我印象里最早的有海灯法师。法师虽然根性上未必适合佛门，但毕竟是削了发受了戒的，好歹也算清净过——我是指内心。他的《少林云水诗集》有些篇什记其毛时代行脚四方的经历，其中一首原文不记得了，大意是挑着担子走到峨眉半山腰处，歇口气转过身，发现明月满怀，一思与境谐，表里澄澈。怎奈后来一变天，商业文化的两位力士电视荧屏和晚报副刊三下五除二，便把老僧改装成了红尘里的积极分子，可怜修行了多半辈子，末了竟干起弄虚作假的勾当，足见心由境造，还是唯物主义厉害。接下来就是“气功大师”的出山了。这些“大师”或“宗师”起初大多来自“天下不乱蜀先乱”的四川以及过去难民流人前往的“关东”。1984、1985年气功由养生健体向“特异功能”急转直下，与中国改革大潮从农村包围城市几乎同步。记得1983年我练习马礼堂先生的六字诀，一日在中山公园西侧听他跟粉丝们讲：“最近都在说‘发外气’，哪儿有什么‘外气’？我昨天碰到郭林郭老师，问她‘你有外气么’？她说‘我没有你有么？’我们都没有外气！”时隔一年，等社科院再请马老来演讲气功，他的说法就变了：“海军有个副司令让我给他发‘外气’，我说这点小事还用得着我吗，派我小徒弟儿过去给他发发就行了！”到1980年代中后期，市场社会天风浩荡，吹得亿万张欲望小红帆飘飘欲仙，跃跃欲试——谁也不想当扁舟了，快艇也没多大意思，都想改当风筝扶摇直上。一时间，巫婆神汉风靡大江南北，谁不想练得绝技到人民银行、中国银行附近去“意念搬运”、“隔墙取物”呢？中国社会一时间成了各色神迹、各种神功、各路神人的盛大庙会。那些年气功惹出的案子本来不少，但公安干警都随着“自发功”东倒西歪，破案能力自然要大打折扣。再后来，到了1990年代中期，气功已不满足于举办庙会而是要充当庙堂了。事到临头，这些“神人”拔腿跑下神坛。跑得快的，跑到美国接着做神人。跑得慢的，跑到牢里改行做犯人——没听说他们有谁用意念把自己“搬运”到大墙外头的，无论是穿墙还是翻墙。市场经济白沟阶段上这拨神人中最神的神人，就这样淡出了中国社会大舞台。他们的社会基础也一哄而散，各奔东西：求心安的去了大雄宝殿或天主堂；想发财的去了证券交易所；要健体而没钱的去了街心花园溜早，有钱的则去了健身俱乐部做舍宾、普拉提、body pump什么的。
文老不及张宏宝、李洪志他们“神”；他没有活了九百岁的师傅，也没有让罗锅当场笔挺的法力。文老没走到那一步，以他的学养、才艺和地位，也犯不着走那步险棋——因为他是历过险的。他加入的是市场社会的先遣队而不是敢死队。文老这位“神乎人”其实不过市场社会流行文化众多成功的品牌之一。在市场社会尤其是它的白沟阶段，产品的成败在于能否成为品牌，品牌的诀窍在于无所不用其极。从芙蓉姐姐到粪便艺术，从各种张狂之行到种种奇怪之论，市场社会的大小红人们像狗一样围着他们的上帝或顾客——其实也包括他们自己——上窜下跳。在那又岂止“跳墙”的跳跃中，市场体制及文化的活力与邪恶都被发挥到极致。“极致”当然不是谁想达到就都能达到的，在这方面，文老的先天及后天条件确实出众。别的不说，只他那一百岁的年龄与十七岁的花心一组合，就快能申报“非遗”和吉尼斯纪录了——我甚至怀疑同仁堂有没有想过买断文老千秋之后身泡药酒。其实，年高而犹“花”的肯定不止文老一个，但只有文老广而告之。这样的广告谁见了都会一愣，然后驻足围观。要知道，在这个注意力经济时代，围观就是商机。
我常想，以文老漫长的人生、曲折的经历、加上满腹的诗词歌赋，他本不该跻身秋夜街灯下蚊子蛾子的飞行集会——半明半暗处才应是他安顿心灵的地方。但事实是，他真就成了以闪光灯、聚光灯为生的喜光动物。其中的个人的主要原因当在他复杂而混沌的意义世界深处，不是笔者站在远处所能看清楚的，更不是“就这么一主儿，爱出风头”一句话所能道尽的。文老不完全是他个人心性的作品，也不完全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打造并兜售他这块名牌，发行或购买他这支股票的，还有一个利益共同体。藏了他墨宝、受了他夸赞、得了他题签、写了他传记、发了他专访、做了他节目的，哪个不希望他牛气冲天、直冲九天呢？其中的利益最攸关方譬如出版《四部文明》的商业合作者，大概背也要把老人家背过鲤鱼背，背上“大师”、“国宝”、“活屈原”的华山最高峰。这回风乍起，文老从文化股市的高点一路狂泻，救市救得最不遗余力也最不讲是非的，便是被文老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的崔自默君了。这些人就好像是比着放对方的卫星，前引空林子讴歌恩师，也是“八千年一回首，只剩下你一人”。而文老则夸称赞这位“干妈”的诗超过了诗圣杜甫。像这样尊老爱幼的跨代互助组、合作社，不盛产“神人”盛产什么？不过话说回来，狮子大开口本是市场社会的标准口型，莎翁师徒也没有超标到哪儿去。今天的人兜里一毛钱没有都敢大包大揽，何况他们几位确有实力，或则聪颖过人，或则才情可观呢？这些神人或候补神人都不愧是读书人，眼里进、嘴里出净是道家佛门的好词佳句，要是能截留几句给自己化贪祛妄，没事少举着与各界名流的合影照满世界游行，把自己弄得跟火车站附近介绍旅馆的那些嘴脸一模一样，他们又何尝不是时代长卷中可爱而有趣的点景人物呢？
站在中国社会起伏升沉的大背景下看各类仙姑神汉，也会让人在反感中生一些同情。相对于世界其他文明和文化，中国是一个比较强调机会平等、鼓励社会流动的国度。从底层向上层、从边缘向中心，“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成为无数男女的人生指南。“出身低微小家之男女”不甘于小马扎，艰难打拼，百折不回，终于让自己或自己孩子坐进了太师椅，让“大家闺秀”、真假贵族站到了一边。“官无常贵，民无终贱”，贫与富、穷与达的频繁对调，看着固然闹心，但毕竟流水不腐，使社会充满了必要的紧张和进取精神。进取的路线图各式各样：有从钢琴班到书法班到英语班到奥数班到高考强化班，不但走“正道”而且走“正步”的；有拎着蛇皮袋在马路边被工商税务追得尘土飞扬的；有搭便车——移民移入了钱柜、嫁人嫁给了元宝的；有破窗而入、翻墙而过，高风险高回报的；有凭着假证件居然蒙混过关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以社会的重新洗牌引爆了千万人出人头地与不甘人后的强大冲动，这两种冲动合并成社会不平等与社会平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辩证运动。旁门左道、篝火狐鸣之辈，他们的跑姿跑相或许比“范跑跑”还不如，但他们的原始冲动却无可厚非——想翻身还有错吗？有些人，自己刚汗流浃背挤进门里，便转身堵门口检查仪容仪表，盘问出身门第，就真的没什么意思了。
更何况转型时期社会失范，近代大危机以来的价值理性一片狼藉，等着市场社会的工具理性前来接管。笔者曾在戏剧《我们走在大路上》中对新旧价值观交接的1980年代中期做过勾画：
管它正义路西斜街——只抄那道近的
管它红砂掌黑砂掌——只练那致命的
管它奶妈奶粉——只喝那营养价值高的
管它名医名妓——只当那红得不得了的
在市场社会里，“邪”几乎等于“新”，“玩邪的”大概占了“创新”的一半。社会竞争场上的邪拳歪掌，如果说在二十年前还是自选动作，现如今已成规定动作了。在这种大形势下，来自资源极度贫乏的社会下层人士，他们的个人成功史要没点邪的歪的几乎不成信史。笔者这些年与“北漂一族”有过不少接触。这些“社会—文化游民”为出人头地的冲动所煎熬、因一夜蹿红的先例而兴奋、被不得其路的现状逼成热锅上蚂蚁，他们大概是中国社会中最富生气同时也最多戾气的群体。相对于他们向未知未定求生存谋发展时表现出的不择手段、灵活机动，计划体制内养尊处优的“正途”人士在端正之余就略显呆滞了。好的社会管理要能扬长避短，不因过废用，能将功补过。三十年前小青年里曾传说牢里关着的诈骗犯盗窃犯经过选拔，特别优秀的都已被情报部门派到国外建功立业，这虽然是玩笑，但包含了一种对智慧的期待。
黄纪苏，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剧本《我们走在大路上》、《切·格瓦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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