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门前春水碧如天”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朱淑真的旧游之地桃村就在这一带。

    女诗人的《断肠诗词》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除了物候大致不差；其他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写进诗词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作者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据说，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即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可是，翻检开来，关于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统付阙如。不妨追问一句：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旷代才人！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了。

    “林亭感旧空回首，泉路凭谁说断肠？”提起唐琬来，人们无不为之伤怀悼惜，尤其是那位陆老诗翁数十年间痴情未泯，咏怀忆旧，叹惋不置；可是，大约同时期的朱淑真，无论是当时还是后世，又有谁为之深情悼惜，或者愤慨不平呢！说来也是很可悲的。

    二

    童稚时期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在二百二十六首五七言律绝中，有朱淑真《落花》、《即景》两首。“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便会涌现出这两句诗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老先生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因为觉得太感伤了，有些败兴，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懂得性理了。”说着，老先生就讲了朱诗的风致之佳，体悟之妙，还简单地谈了作者的凄凉身世。于是，这位女诗人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及至通览了《断肠诗词》之后，确认了老师的说法，诗境果然是苦涩而凄清：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

    为《断肠诗词》作序的魏仲恭曾下过如下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朱淑真的生命结局备极凄惨，而且扑朔迷离。辞世之后，一种说法是“残躯归火”。其根据来源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她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真乃“重不幸也。呜呼惨哉！”

    三

    随着年华渐长，世事洞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朱淑真的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的钦佩，赞美她的胆气、勇气、豪气，服膺其凛然无畏的叛逆精神。

    对于女性来说，爱情不啻生命，她们总是把全部精神生活都投入到爱情之中，因而显得特别凄美动人。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重重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枷锁，但从来也未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当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

    当命运搬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藏在心里，违心地屈从父母之命，委委屈屈、窝窝囊囊地打发流年，断送残生。再进一层的，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便暗地里进行抗争，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而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婚姻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礼教网罗的森严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在旧时代，女性原本是压在社会的最底层，无法得见天日，而她，有幸投身于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流传千古的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朱淑真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和勇气。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她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她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的卫道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和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朱淑真的勇气与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她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超出西汉不知多少倍。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具有永生的品格。叛逆者的声音，敢于向封建礼教宣战的激情，无论是获胜了或者招致失败，都同归于不朽。

    四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本人诗词中所展露的，大略可知，朱淑真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对女性的桎梏与其渴望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这在她的诗词作品中也都有充分的反映。在她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体上指女子爱恋的男子。看得出，出嫁之前，她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生命中的磅礴热情一直在高燃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她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亲密无间。娇柔妩媚的少女，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抱中，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如痴如醉地饱饮着美好恋情的香醪。

    可是，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她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去爱的庸俗不堪的官吏。这使她万念俱灰，痛不欲生。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留存下永难磨灭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五

    “事到无为意转平”。初始，她也曾试图着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裂痕日深。及至丈夫有了新欢，她就更加难以忍受了，规劝过，抗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旧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她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她同旧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消魂时刻，也就顾不上去赏灯饮酒了。谁知明年又会是什么境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实在难说。一种隐忧，自始就潜伏在短暂的欢情里。

    一年过去，元宵佳节重临。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词中的感情是那样地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繁华依旧，但是，“揭天鼓吹闹春风”的温情却不见了，留给她的只是泪眼哭湿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与她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慑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家长的阻挠，终因意志薄弱而被迫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

    对于昔梦的追怀，对于往日的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疗治眼前伤痛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水云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从眼前的孤苦忆及当日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梦中相会，醒来一片茫然，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而结果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她借菊花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无常和空虚。据当时人的记载：她“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减字木兰花·春怨》中是这样描述的：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六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森严，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逼使闺中女子完全处于封闭、隔绝状态。对于那些无耻的男人，不管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咒骂，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据说她是那位理学大师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尊亲的头顶上，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不仅毫无顾忌地做了，而且还以诗词为武器，向封建婚姻制度宣战，公开对抗传统道德的禁锢，热烈追求个人情爱与自我觉醒。其结局，不仅自身不容于社会，遭迫害致死；而且，连累到那些掷地有声的辞章也惨遭毁损，付之一炬，致使“传唱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对作者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作者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而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断肠诗词》原本是十分娴雅、优美的，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语）也许正是有鉴于此吧，作者才写下那首反讽式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与礼教对女性的禁锢，抒发其感时伤世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数百年后，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那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两相比较，又是如何呢？

    （2006年）

    附：

    一场虚拟的叩访

    一

    您对我很陌生，先自我介绍两句——耍笔杆的，记者出身，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访问过许许多多文化名人。访问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是对话，有的是问答，有的是纯粹的纪闻——他说我记；唯独这一次例外，变成了记者的独白。

    作为访问对象，您原本应该坐在记者的对面，然而，此刻您却没有到场。我的身旁只有这本《断肠集》，封面上印着您的名字：朱淑真。这倒真的用得上老杜的两句诗了：“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

    二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杭州，正值梅子黄时。当时撑着一把布伞，漫步在丝丝细雨之中。这里靠近“绿水逶迤，芳草长堤”的西子湖，是古临安的著名街巷，据说当年您就曾居住在这一带。地面上的楼台、屋宇，不晓得已经是几番倾圮、几番矗起了。一般的景观我无心过问，只是关注着那些被您写进《断肠集》的“东园”、“西楼”、“桂堂”、“水阁”、“迎月馆”、“依绿亭”，想从中寻觅到诗人的哪怕是一丝一毫的心痕足迹。

    您的诗集里有“东风作雨浅寒生，梅子传黄未肯晴”的锦句，今天看来，物候大致不差；只是，毕竟八百年过去了，一切一切，都已经满目皆非！由于多年来一直结记着您的旧游之地，现在得便身临其境，也就执着地向往着此间的一切。结果呢，除了失望，还是失望。

    当然，最令我愤懑不平、恨填胸臆的，倒不是因为地面上的遗存没有了，这完全可以理解；而是关于您——这位了不起的文学精灵的兰因絮果，竟然片言只字不见于史册，一切都统付阙如。我们的现存古籍，多达六七千万册；单是南宋以降的史书、笔记，也足以“处则充栋宇，出则汗牛马”了。可是，翻检开来，看看那些连篇累牍、不厌其详地记载的究竟都是些什么物事？怎么就偏偏悭吝于这样一位传世诗词达三四百首的才女！操纵在男性手中的史笔，那些专门为帝王编撰家谱的御用文人们，他们的心全都偏在腋下，竟把您的芳名，连同血肉、带着诗情，一股脑地轻轻抹掉了。

    对于您，早在童稚时期，我就萌生了一种美好的印象。那是在读过蒙学课本《千家诗》之后。这部古书收了五七言律绝二百二十六首，除了两首偶然杂进的明人诗外，均为唐宋名家作品，其中您入选了两首，而大名鼎鼎的李清照竟然一首也无。小时候的我，由于记熟了您的《落花》、《即景》两诗，便穿越时空，遥接百代，想望风采。特别是每当春困难挨之时，脑子里总会现出那句“谢却海棠飞尽絮，困人天气日初长”来。

    有一次，我在雨中贪玩，捕鱼捉虾，竟然忘记了吃饭，耽搁了上课，老塾师带着愠色，让我背诵《千家诗》中咏雨的诗篇。当我吟过“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绿遍山原白满川，子规声里雨如烟”等令人赏心悦目的清丽诗章之后，塾师轻轻点了一句：“朱淑真的诗，你可记得？”我猜想指的是那首《落花》：“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我当然记得，早已倒背如流了。但因觉得有些伤怀、痛心，便摇了摇头。老师也不勉强，只是轻叹一声：“还是一片童真啊，待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懂得人生多艰、世事无常了。”当晚回家，当我把这番话说给父亲时，父亲告诉我：老先生的爱侣，十年前在警察署长家充任家庭教师，因为遭到东家的奸污，不堪羞辱，便在一个漆黑的雨夜，含愤跳进了辽河。

    那天，老先生专门讲了您的诗词风致之佳、用情之深、体悟之妙，说是“韵味与诗境可以概括为‘凄美’两个字”，还扼要地介绍了您的凄凉身世。这样一来，您在我那小小的童心中，除了赢得喜欢，赢得仰慕，又平添了几分怜惜、几丝叹惋、几许同情。

    后来，有幸通览了您的《断肠集》，更印证了老师的说法。

    哭损双眸断尽肠，怕黄昏后到昏黄。

    更堪细雨新秋夜，一点残灯伴夜长。

    秋雨沉沉滴夜长，梦难成处转凄凉。

    芭蕉叶上梧桐里，点点声声有断肠。

    断肠，断肠，断尽愁肠，道尽了人世间椎心泣血的透骨寒凉。记得为《断肠集》作序的魏仲恭对您下过这样的断语：

    一生抑郁不得志，故诗中多有忧愁怨恨之语。每临风对月，触目伤怀，皆寓于诗，以写其胸中不平之气。竟无知音，悒悒抱恨而终。自古佳人多命薄，岂止颜色如花命如叶耶！

    您的生命结局，说来也是够凄怆惨痛的。一种说法是，辞世之后，“残躯归火”，其根据得之于“魏序”：“其死也，不能葬骨于地下，如青冢之可吊；并其诗为父母一火焚之”；另有一说，“投身入水”，毕命于波光潋滟的西子湖，传说，您入水之前曾向着情人远去的方向大喊三声。不仅人死于非命，而且，诗词文稿又被父母付之一炬，因此，传诵而遗留者不过十之一。真乃“重不幸也。呜呼冤哉”！

    二

    按照学术界的考证，也包括您的诗词所透露的，大略可知，您的少女时代的闺中生活是无忧无虑的，并且有一个情志相通的如意情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封建道德文化加于女性的桎梏，同您的渴望爱情、张扬个性的矛盾，日益凸显，渐趋激烈。这在您的诗词作品中，得到充分的反映。在您刚刚步入豆蔻年华时，萌动的春心就高燃起爱情的火焰，虽是少女情怀，却也铭心刻骨。且看那首《秋日偶成》：

    初合双鬟学画眉，未知心事属他谁。

    待将满抱中秋月，分付萧郎万首诗。

    “萧郎”，常见于唐诗，大概即是泛指情郎吧。看得出，在您出嫁之前，就已经意有所属了。未来情境，般般设想，诸如诗词唱和、一门风雅等等，您大概都想到了。正由于心中存贮着这样一位俊逸少年，一位难得的知音，因而点燃起您对未来生活的磅礴的热情和殷殷的向往。那首《清平乐》词，就把这种少年儿女的憨情痴态，描绘得惟妙惟肖。

    恼烟撩露，留我须臾住。携手藕花湖上路，一霎黄梅细雨。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最是分携时候，归来懒傍妆台。

    在含烟带露的黄梅季节，您来到湖上与恋人相见，一块游玩；淋着蒙蒙细雨，两人携手漫步欣赏着湖中的荷花，后来觅得一处极其僻静的去处，坐下来，窃窃私语，相亲相爱，如胶似漆。娇柔妩媚的您，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爱火撩拨，索性不顾一切地倒入恋人的怀里，任他拥抱着，爱抚着，旁若无人，无所顾忌；在默默不语中，如痴如醉地畅饮着人间美好恋情的甘甜蜜液。

    可是，后来的结局却十分凄惨——由于“父母失审，不能择伉俪”，这场自由恋爱的情缘被生生地斩断了，硬把您嫁给了一个根本没有感情、在未来的岁月中也无法培植爱的种芽的庸俗不堪的官吏。

    就一定意义来说，爱情同人生一样，也是一次性的。人的真诚的爱恋行为一旦发生，就是说，如果心中早已有了意中人，就会在心灵深处贮存下历久不磨的痕迹。这种唯一性的爱的破坏，很可能使尔后多次的爱恋相应地贬值。在这里，“一”大于“多”。对于这种现象，我们应该提到爱的哲学高度加以反思，而不应用封建伦理观念进行解释。

    当然，开始时您也曾试图与丈夫加强沟通、培养感情，并且随同他出去一段时间，但是，“从宦东西不自由”，终因志趣不投，而裂痕日深。及至丈夫另觅新欢，您就更加难以忍受了，抗争过，努力过，据理力争过，都毫无效果，最后陷入极端的苦痛之中。于是，您以牙还牙，重新投入情人的怀抱。那般般情态与心境，都写进了七律《元宵》：

    火烛银花触目红，揭天鼓吹闹春风。

    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惊心忆梦中。

    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常任月朦胧。

    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

    当时，南宋小朝廷偏安一隅，过着荒淫奢侈的腐朽生活，元宵节盛况不减北宋当年。您曾有诗记载：“十里绮罗春富贵，千门灯火夜婵娟。”就在这歌舞升平的上元之夜，您和昔日的恋人别后重逢，互相倾诉着赤诚相爱的隐衷，重温初恋时的甘甜与温馨。正是由于珍惜这难得一遇的消魂时刻，也就顾不上赏灯、饮酒了。明年不知又会有什么情况，能不能同游共乐，尚未可知哩！似乎您在欢情中已经预感到一种隐忧。

    一年过去，转眼间又到了元宵佳节。可是，风光依旧，而人事已非。对景伤怀，感而赋《生查子·元夕》词：

    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

    这首词是很有名的，因为其中的感情是那样地真挚，让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伤情。此时的元夜，虽然依旧热闹，依旧繁华，但是“揭天鼓吹暖春风”的热意却不见了，留给您的只是泪痕湿透的春衫双袖。这种无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肠寸断。我们有理由推测，与您热恋过的那位青年，许是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和家长的阻挠，由于软弱而退缩，此后再不敢或不愿露面了。从此，您从日日夜夜的热切企盼中，转向消沉，深感失望：“欲寄相思满纸愁，鱼沉雁杳又还休。”

    这样，忆昔追怀，便成了无可选择的唯一的方式了。旧梦重温——对于往日恋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无疑是疗治眼前伤痛的并无实效的药方。且看《江城子》词：

    斜风细雨作春寒。对尊前，忆前欢。曾把梨花、寂寞泪阑干。芳草断烟南浦路，和别泪，看青山。昨宵结得梦夤缘。云水间，悄无言。争奈醒来，愁恨又依然。展转衾裯空懊恼，天易见，见伊难。

    “对尊前，忆前欢”。从眼前的孤苦忆及昔日与情人两情相悦、恩爱绸缪的情景，再写到离别时的悲伤；最后，因相思至极而夤缘相会，醒来却是南柯一梦，又由喜而悲，婉转缠绵，缱绻无尽。这样一来，结局必然是绝望，是怨恨：

    鸥鹭鸳鸯作一池，须知羽翼不相宜。

    东君不为花为主，何似休生连理枝。

    将矛头直指不合理的婚姻制度，责问它为什么要把不相配的人强扭在一起？在《黄花》一诗中，您借菊花以言志，表达了自己绝不苟且求全的态度：“宁可抱香枝上老，不随黄叶舞秋风”，说自己宁愿独守终身，也不再随便凑合。这在封建礼教森严的时代，同样是一种决不妥协的叛逆行为。您日益感到世事的无常和情感的空虚。那种情态，正如当时人所记载的：“每到春时，下帏跌坐，人询之，则云：‘我不忍见春光也。’盖断肠人也。”

    您在《减字木兰花·春怨》中，也曾写道：

    独行独坐，独唱独酌还独卧。伫立伤神，无奈春寒著摸人。此情谁见，泪洗残妆无一半。愁病相仍，剔尽寒灯梦不成。

    三

    文人的心，是相通的。在我由少而壮，世事渐明之后，我的感知又出现了变化，也可以说获致一种升华。由童年时对您的才情钦慕、无尽哀怜，转而为由衷地敬佩，激烈地赞赏。您可能会问：敬佩什么？赞赏什么？答复是：敬佩您的胆气、勇气、豪气，赞赏您的凛然无畏、冲决一切的叛逆精神。

    如果说，男人生命中离不开爱情的滋润；那么，对于女人来说，爱情简直就是生命的存在方式。一位西方哲人说过，爱情在女子身上显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为爱情。古代女子，尽管受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的压榨，脖子上套着封建礼教的重重枷锁，但她们从来也没有止息过对于爱情的向往、追求，只是表现形式有所不同。

    在旧时代，当命运搬错了道岔儿，“所如非偶”，爱情的理想付诸东流的时节，大多数女性是把爱情的火种深深埋在心里，违心地听从父母之命，委屈窝囊地遣送流年，直到断尽残生。再进一层的，抱着抗争的态度，不甘心做单纯供人享乐的工具，更不认同“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混账逻辑，于是，偷偷地、默默地爱其所爱，“红杏”悄悄地探出“墙外”。更高的层次是勇敢地冲出藩篱，私奔出走，比如西汉年间的卓文君。

    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里，私奔，一向是被视为奇耻大辱，甚至大逆不道的。而卓文君居然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跟着心爱的人司马相如毅然逃出家门，大胆冲破封建礼教的约束，勇敢地追求自由、追求爱情的幸福，不惜抛弃优裕的家庭环境，去过当垆卖酒的贫贱生活。做到这一点十分不易，那要终生承受着周围舆论的巨大压力。不具备足够的勇气，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当然，较之她的同类，卓文君属于幸运之辈。由于汉初的社会人文环境比较宽松，不像后世的礼教罗网般的阴森密布，她所遭遇的压力并不算大；再者，不同于其他女性，有幸投靠了一个著名的文人，结果不仅没有遭到鞭笞，反而留下一段千古风流佳话。

    应该承认，从越轨的角度说，您同卓文君居于同等的层次，可说是登上了爱情圣殿的九重天。这里说的不是际遇，不是命运；而是风致、豪情和勇气。您，作为一位出色的诗人，不仅肆无忌惮地爱了，而且，还敢于把这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张扬在飘展的旗帜上，写进诗词，形诸文字。这样，您的挑战对象就不仅是身边的、并世的亲人、仇人，或各种不相干者，而且要冲击森严的道统和礼教，面对千秋万世的口碑与历史。就这一点来说，您的勇气，您的叛逆精神，较之卓文君有过之而无不及。何况，您所处的时代条件的恶劣、社会环境的严酷，那要几倍于卓文君的。

    爱情永远同人的本性融合在一起，它的源泉在于心灵，从来都不借助于外力，只从心灵深处获得滋养。这种崇高的感情，只有开始而没有结束。爱情消灭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是永恒的。在这里，叛逆诗人以其豪迈的激情、悲壮的歌吟，向封建礼教勇敢地宣战，无论其为胜利，或者招致失败，都同样不朽。

    有宋一代，理学昌行，“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残酷教条禁锢极深，社会舆论对于妇女思想生活的钳制越来越紧。当时，名门闺秀所受到的限制尤为严苛，“有女在堂，莫出闺庭。有客在户，莫出厅堂”；“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对于闺中女子来说，是一种完全封闭的状态。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在那些无耻的男人身上，无论你把形形色色的淫猥秽乱描写得多么不堪入目，依然难以穷尽他们的丑恶，可是就算这样，也没有人去谴责，去唾骂；而完全属于人情之常的妇女再嫁，却会招人诅咒，更不要说“偷情”、“婚外恋”了。什么“桑间濮上之行”，什么“淫娃荡妇”，一切想得出来的恶词贬语，都会像一盆盆脏水全部泼在头上。

    而您，那位儒家的大管家、宋代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居然造反造到他老先生的头顶上。作为一个爱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娇痴的奇女子，作为一个不满于封建婚姻、对抗传统道德、热烈追求个人情爱、自我觉醒的勇敢女性，全不把传统社会的一切规章礼法放在眼里，并以诗词形式进行大胆的描写，质疑妇女的传统生活方式，向往闺阁庭院以外的世界，再现了个人理想的挣扎，执着地追求生命中美好的情感、精神。由于您的思想、行为与世俗成规和周遭环境格格不入，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另类”，牵累到您的诗词也长期受到不公平的评价。

    那首《生查子·元夕》词，竟至聚讼纷纭，从南宋一直闹到晚清。有的把它作为“不贞”的罪证加以鞭挞，承认“词则佳矣”，但“岂良人家妇所宜邪”？有的则出于善意，为了维护您的“贞节”之名，说成是误收，于是把它栽到大文豪欧阳修头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纳妾、嫖妓风行的男权社会中，尽管欧阳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却没有任何人加以责怪；偏偏在一个女子身上就成了大逆不道，岂非咄咄怪事！

    其实，说到家，也无非是这么一点春心撩乱，根本谈不上什么“淫乱”。试问，那时节哪个文人没有这种出轨意识？所不同的只是您把它写进了诗词，却又写得十分娴雅、优美，完全不同于那些淫媟污秽、不堪入目的货色。但在那些道学先生眼中，却通通都成了罪证，他们一色的道貌岸然，却一肚子男盗女娼，“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先生语）大约也正是基于此吧，您才写了那首反讽的诗，以“自责”的形式，谴责道学对女性的束缚，抒发对封建礼教的愤慨之情：

    女子弄文诚可罪，那堪咏月更吟风。

    磨穿铁砚非吾事，绣折金针却有功。

    “咏月吟风”的结果，是一个天真无邪的旷代才女，被活活地逼死了。

    在您身后几百年，清代文人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难得的一个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里呢？一是鄙弃八股举业，粪土世俗功名，说“秀才未见得好似奴才”；二是敢于向封建权威大胆地提出挑战，在“文字狱”盛行之时，竟敢公然反驳钦定的理论标准——“四书”的朱注；三是敢于依据自己的人生哲学，说《诗经·溱洧》一章讲的只是夫妇同游，并非属于淫乱；四是他不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还能身体力行，在游览姚园时，竟坦然地携着娘子的手，当着两边看得目眩神摇的人，大笑着，情驰神纵，惊世骇俗地走了一里多路。那些真假道学先生为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那么，若是将这位“奇男子”同数百年前理学盛炽的南宋时期的这位“奇女子”比一比呢？无论是勇气、豪情，还是冲决一切、无所顾忌的叛逆精神，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正是出于一种由衷的敬意，于是，我有了这次虚拟的叩访。

    （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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