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社会思想十分错综复杂。一方面是，汉末以来，曹操四次下求贤令，实行“唯才是举”的政策，即使那些“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盗嫂受金”，甚至“不仁不孝”者，只要有才能，都可以推荐上来，委以重任。这种由道德至上到重才轻德的转折，无疑成了魏晋时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而另一方面，这一时期推行九品中正制，世家权贵操纵着遴选人才大权，以致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世胄居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悖理现象。先赋角色深受世人景慕，而成就角色却极少出头机会，在整个社会造成了价值观念的误导，鄙薄事业、轻视功利的思想泛滥。这两种趋向，看似矛盾、交叉，实则殊途而同归，都有助于以崇尚老庄，任放不羁，遗落世事为特征的“魏晋风度”的形成。
由于思想通脱，废除固执，“遂能容纳异端和外来思想，故孔教以外的思想源源而入”（鲁迅语）。社会秩序解体，儒家礼法崩溃，经学独尊地位已经动摇，玄名佛道，各派蜂起，嘘枯吹生，逞辞诘辩，呈现出“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定检，事无定价”，思想多元化的局面。
魏晋时期，堪称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宗白华语）。文人学士在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和自由主义不断高涨；他们蔑视礼法，荡检逾闲，秕糠功名利禄，注重自我表现，向内拓展了自己的情怀，向外发现了自然情趣，接受宇宙与人生的全景，体会其深沉的奥蕴，滋生了后世所说的“生命情调”和“宇宙意识”的萌芽。阮籍、嵇康等“竹林七贤”为其代表人物。
阮籍尝登荥阳广武山，观楚汉战场，慨然叹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自然是话中有话：一则借助谩骂以玩弄权术起家的刘邦，影射那些包括司马氏在内的得势于一时的风云人物；二则也是愤激于生当乱世，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他们这些名士空负英雄之志，而无由酬其夙愿。
按常礼，母丧期间必须茹素，但阮籍偏偏大啖酒肉。《礼记》规定，叔嫂不能通问，他却经常与嫂子聊天，其“嫂尝归家，籍相见与别，或以礼讥之，籍曰：‘礼岂为我设耶？’”邻居家的妻子有美色，在酒店里卖酒。阮籍喝醉以后，就睡在这个女人身边，完全无视儒家“男女之大防”。女人的丈夫起初有些怀疑，暗中观察阮籍的行为，但始终没有发现他有什么不良企图。
他就是这样毫无顾忌地与纲常、礼教对着干，明确地说，君子之礼法乃天下摧残本性、乱危社会、致人窒息之术。阮籍和嵇康率先举起张扬自我、反对名教的大旗。阮籍辛辣地讽刺说，礼法之士如裤中之虱，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自以为得绳墨也。嵇康则响亮地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口号。
如果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观察这个问题，他们这样做，实际上是与司马氏统治集团开展斗争的一种形式。鲁迅先生指出，魏晋以孝治天下。因为他们的天位乃从禅让即巧取豪夺而来，若主张以忠治天下，则立脚点不稳，立论既难，办事也棘手。于是，他们倡言以孝治天下，把名教作为剪除异己，巩固政权的工具，充分暴露了这种名教与礼法的虚伪性。阮籍、嵇康等公开抨击名教，蔑视礼法，无异于把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司马氏，当然要引起当权者的忌恨。
特别是嵇康，在《与山巨源绝交书》中，说他“纵逸日久，情意傲散”，又读《庄》、《老》，就更加放纵而毫无拘束了。上进求荣的心，一天天地低落；而放任本性、不愿做官的情怀，倒是与日俱增。就好像飞禽、野鹿，小的时候进行驯养，容易服从约制；待到长大以后，你再把它束缚起来，那就必然急遽四顾，横踢乱蹦，即使给它戴上黄金打制的马嚼子，喂它美味佳肴，它也会愈加想望高大的树木，怀念丰茂的野草。信中列举了“七不堪”、“二不可”，来说明做了官就会妨碍个性发展与个人自由，实际是表明不肯为司马氏卖命的心迹。这封通信无异于一篇与当权者彻底决裂的宣言。
他在《卜疑》一文中更加露骨地讲：人们都说商汤王、周武王用兵的功劳有多大，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如何好，尧舜禅让之德多么美，孔老夫子的话怎样有理，依我来看，这一切都是虚伪的。此时的司马昭正在标榜自己武功盖世，辅助魏帝多么忠心耿耿，暗地里却处心积虑地筹划着如何搭设“受禅台”。嵇康上面那番话，针锋相对，恰中要害，不啻一记响亮的耳光，自然要遭到司马氏集团的痛恨。
鲁迅先生说过，“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而“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会平安”。这样，迟早也会找出一种借口、安上一个罪名，一杀了之。嵇康的结局正是这样。
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鲜血淋漓的教训，造成那些名士、畸人在生命形态和生活方式上，有意无意地出现一些畸形的变化。他们的人生以悲剧垫底，但却表现出常人所难以理解的旷达和潇洒，当其得意，忽忘形骸。加之，伴随着旧的权威思想的崩溃，人们在信仰、追求、价值取向方面失去了依归，经常陷于精神空虚与紧张、焦虑、孤独之中，导致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离和联系纽带的断裂。阮籍有一首《咏怀诗》，对他内心的苦闷和临深履薄的心态作了最生动的揭示：
一日复一夕，一夕复一朝；
颜色改平常，精神自损消。
胸中怀汤火，变化故相招；
万事无穷极，知谋苦不饶。
但恐须臾间，魂气随风飘；
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
竹林名士经常纵酒昏酣，遗落世事，这是他们思想、性格上的外在表现的重要形式；而全身避祸，醉以忘忧，“欲将沉醉换悲凉”，则是其深层的考虑。对此，宋人叶梦得看得最清楚，他在《石林诗话》中指出：“晋人多言饮酒，有至于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盖时方艰难，人各惧祸，惟托于醉，可以粗远世故。”司马昭为了把阮籍拉到自己身边，要娶他的女儿作儿媳。阮籍却不愿攀上这门亲戚，但又不敢公开拒绝，就从早到晚喝酒，醉倒就睡，睡醒又喝，连续醉了六十天，媒人无可奈何，不得不怅然走开，司马昭也只好作罢。
刘伶更是出名的酒鬼，经常豪饮，任性放纵，有时在屋里脱去衣服，赤身裸体，别人看见了加以讥讽。他却说，我把天空和大地作为屋宇，把房舍作为裤子，诸位先生怎么跑到我的裤裆里来了？他在散文名篇《酒德颂》中说：“兀然而醉，恍尔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熟视不睹泰山之形”，“惟酒是务，焉知其余”。
山涛“至八斗方醉”；阮咸饮酒“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他们借助酒力来表达对当权者的蔑视与反抗，摆脱世俗礼制的束缚。其间，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乐趣，不过是一种无奈与无聊罢了。
战乱频仍，社会动荡，呈现出多元、混乱、无序、开放状态。反映到思想文化领域，是儒学的禁锢渐近衰弛，个体的智慧才情得到了充分的承认与重视。文人、学者们开始集中地对人的个性价值展开了探讨与研究，个性解放的浪潮以锐不可当之势，冲破了儒学与礼教的束缚。一时，思想空前活跃，个性大为张扬，防止了集体的盲目，增强了创造、想象的自主性，开始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又兼各民族之间战事连绵，交流广泛，作家、诗人生计艰难，流离转徙，丰富了阅历，深化了思想，从而促进了文学创作的发展。
时代的飙风吹乱了亘古的一池死水。政治上的不幸成就了文学的大幸、美学的大幸，成就了一大批自由的生命，成就了诗性人生。他们以独特的方式迸射出生命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留下了值得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生命自由的时代，留下了文化的浓墨重彩。清代诗人赵翼在《题元遗山集》中有“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之句，深刻地揭示了这种道理。当然，这也正是时代塑造伟大作家、伟大诗人所要付出的惨重代价。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接通了中国文化审美精神的血脉，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行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大抵文学史上每当创作旺盛的时期，常常同时出现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旧传统的结束者；一个是新作风的倡导者。曹操、曹植正是这样的两个人物。（范文澜语）由于曹氏父子倡导于上，加之本人都是大文学家，当时又具备比较丰裕的物质生活和有利的创作环境，那些饱经忧患、心多哀思的文士们，创作才能得以充分地发挥出来。于是，建安才士源源涌现，多至数以百计，他们的诗赋骈文，特别是以曹植为代表的五言诗，达到了时代的高峰。
“邺下风流在晋多”。西晋一朝，动乱不宁，为时短促，但在文化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是巨大的。钟嵘说，太康（晋武帝年号）中，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勃尔复兴，亦文章之中兴也。一时文华荟萃，人才辈出，流派纷纭，风格各异。继曹氏父子、建安七子之后，活跃在文坛上的正始诗人、太康诗人、永嘉诗人，薪尽火传，群星灿烂。
尤其是以赋的成就为最大。左思《三都赋》一纸风行，时人竞相传抄，遂使洛阳纸贵。陆机的《文赋》，不仅是一代文学名作，而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也是一篇重要文献。竹林七贤多有名篇佳作传世，其中文学成就最高的是阮籍和嵇康，他们的《咏怀》诗、《大人先生传》和《幽愤诗》、《与山巨源绝交书》，一直传诵至今。“金谷二十四友”中为首的潘岳，与陆机齐名，是“太康体”的代表性作家，为西晋最有名的诗人，三首《悼亡》诗，笔墨之间深情流注，真切感人。
魏晋时的史学、哲学、书法艺术成就可观。陈寿的《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被历代史家誉为最好的正史之一。西晋玄学、佛、老，对后世有颇深的影响。嵇康、邯郸淳等书写的古、篆、隶《三体石经》，乃世所罕见的书艺珍品，钟繇的楷书也是独擅盛名。
就在那些王公贵胄、豪强恶棍骸骨成尘的同时，竟有为数可观的诗文杰作流传广远，辉耀千古。这种存在与虚无的尖锐对比，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规律。
事物总是错综复杂的，上下相形，得失相通，成败相因，利弊相关。人的一切社会成就的获得，往往会造成他作为个人的某些方面的失去；而表面上看来是失败的东西，其反面却又意味着成功。从社会时代来考究，嵇康、阮籍等人都是失败者，都是充满悲剧色彩的人物；但从他们个人的角度来看，却又是获得了很大的成功。
魏晋故城遗址东面，建春门外一里多路的东石桥南有个马市，旧称东市，是魏晋时期行刑的场所。这次，我特意到那里转了转，已经是荒草没胫，面目全非了。当年，嵇康临刑前，曾把他的琴要过来，坐在地上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亲友们听了那激昂、凄厉的琴声，个个泣下不止。嵇康只是长叹了一口气，说：这支曲子是一位老先生教给我的，当时我们在旅途中，同住一间客栈。他再三嘱咐我，不要另传他人。可惜，从今以后，它就将失传了。有人考证，这个《广陵散》原是一首古曲，内容是表现战国时期聂政刺杀韩相侠累、兼中韩王的。临死时，嵇康还要奏这种曲子，说明他胸中的愤懑不平之气，该是何等强烈。
嵇康殁后，在缅怀他的诗文中，最撼人心弦的当推向子期的《思旧赋》。嵇康被杀，他的好友向子期再也无法隐居了，只好出来入仕，投到司马氏门下。这天，他归自洛阳，路过嵇康的山阳故居（在今河南修武县），触景伤怀，写下了正文只有二十四句的小赋。在那闪烁其词、欲说还休的寥寥数语中，人们感受到一种欲哭无泪、深沉得近于心死的悲哀。其中有这样的话：“叹《黍离》之悯周兮，悲《麦秀》于殷墟。惟追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蹰。”竟将区区山阳故居的荒凉，与周室、殷墟之破败相提并论，显现出向子期的深沉的故国之思和对从前隐逸生活的眷念。
（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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