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楚天三月，虽然没有“江南草长”、“群莺乱飞”的旖旎春光，倒也是芳菲照眼，绿树荫浓，到处都是迷人的景色。

    这一天，袁中郎离开素有“百湖之县”、“江河走廊”之称的公安县的故里，搭乘了长江的下水船，顺畅地到了武昌，然后又舍舟登陆，直奔麻城而来。他原本性耽山水，喜欢漫游，但此刻却顾不上流连光景，一直是兴冲冲地赶路，到得龙湖已经是第二天傍晚了。李卓吾先生闻讯，带着满怀的欣喜，赶忙走出芝佛院的精舍，前往山下迎接。

    宾主一照面，就显现出了强烈的反差：这一年中郎刚刚二十四岁，一副雄姿英发、气宇轩昂的气概；而卓吾先生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了，虽说身板还算得上硬朗，但剃得光光的头顶也还是丝光如雪，一绺花白的胡须罩着下颏，更显出来长者的风范。这一老一少像是相识多年的老朋友一般，紧紧地握着手，一边循着坡道向院堂缓缓地走去，一边纵声地交谈着，引来路旁一些僧众惊异的眼光。

    袁中郎名宏道，号石公，又称六休。为人纵情放达，倜傥不羁，年届弱冠便已文名卓著，虽然他在袁氏三兄弟中排行第二，却已经成了晚明时期著名的文学流派“公安派”的领袖人物。一年前的会试中，他中了三甲进士，现在正在家中听调候选，过着无牵无挂、身心悠闲的日子。就在一年前，他有幸结识了流寓本省的前辈学人、名闻遐迩的思想家李贽。当时，卓吾先生因事有公安之游，落脚在离城数十里的柞林村的一座野庙里。家居赋闲的袁氏三兄弟，早就对这位异端思想家望风怀想，听到这个信息后，立刻束装就道，前往柞林拜访。双方尽管素昧平生，年龄差异也十分悬殊，但彼此相互知名，相慕已久，并且引为同道，因而倾盖相逢便亲热异常。特别是袁宏道，视李贽为“大奇人”和精神导师，尤其倾心俯首。三兄弟向卓吾先生提出了各式各样的问题，老人都一一披露了自己的见解。这在事后整理的《柞林纪谭》一文中有过周详的记载。

    二

    也是在这一年，李贽的代表著作《焚书》在麻城印行。友人收到寄书之后，不约而同地给予了高度赞誉。有的说，“其立论多出前人所未有”，“煞有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有的认为，此人“能与之相朝夕，岂非大眼界大缘分哉”！还有的风趣地说，对这个老先生，如果和他不睦，就应该把他捧到莲花座上，从早到晚，顶礼膜拜，以消折他的福分；不应该批评挫抑，那样，反而会抬高他的声价呀！袁中郎得到赠书后，立即展卷诵读，赞赏不置，当即向李贽献诗一首，倾诉其无限景慕的衷怀：

    似此瑶华色，何殊空谷音？

    悲哉击筑泪，已矣唾壶心。

    “瑶华色”，比喻诗文的精美。“空谷音”，形容珍贵难得。“筑”是我国先秦时代的乐器，以竹尺击之，声音悲亢、激越。荆轲西刺秦王，好友高渐离击筑送别。“唾壶心”，南朝王敦酒后，吟“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心情忧愤或感情激昂，竟把唾壶击缺。

    李贽，福建泉州人，出身于航海世家，自幼接触西方文明，又熟读百家之言，喜欢研诘庄老、佛禅的玄机妙义和阳明的“心学”，养成了独立思索、辨理求真的良好习惯。对于许多社会、人生的课题，对于史籍中早有定评的成见，他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是有明一代进步的思想家和卓然有成的文史学者。

    李贽所处的晚明时代，堕落与生机并存，是异常复杂而多变的。随着城市、商业、交通以及印刷造纸技术的广泛应用，知识传播更为容易；其时，王阳明的“心学”在士人中广泛传播，体制以外的讲学之风盛炽，使长期定于一尊的理学渐渐失去其拯救心灵、驾驭权力和维护道德秩序的无上权威。原本统一的意识形态受到怀疑与冲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缝隙和裂痕，官方的控制力随之而渐就松弛，伦理同一性的约束日趋减弱，知识阶层逐渐出现了比较宽松的言论空间，透出一种相对自由的空气，为一个多元的思想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大约从16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也就是明嘉靖、隆庆年间，成长了一批思想激进、特立独行、主张个性解放的人士，李贽之外，像思想界的何心隐、罗汝芳，文学界的徐渭、汤显祖、袁宏道以及佛禅中的达观等，或抨击当时普遍遵奉的历史传统、思想理念和社会秩序，或把俗人与圣哲、日常生活与理想境界、世俗情欲与心灵本体一概打通，承认世俗生活的合理性，肯定人的存在价值和生活意义。其哲学渊源，大都程度不同地和阳明心学有一定的联系。而袁宏道则直接师从李贽，著名剧作家汤显祖在《怀卓老》一诗中有句云：“都将舌上青莲子，摘与公安袁六休。”明确指出了他们的师承关系。清初学者钱谦益也说：“中郎以通明之资，学禅于李龙湖，读书论诗，横说竖说，心眼明而胆力放，于是乃倡言击排，大放厥词。”

    三

    芝佛院坐落在城外的一座山上，它并非正式的寺庙，仅是一家私人的佛堂，规模却十分宏阔。卓吾老人平素不喜与常人交接，而对于中郎的来访却备极热心，务求周到，当即把他安置在佛院的招待所里住下，日日陪着他倾谈与游观。这一对忘年交，对坐在高踞于山巅的精舍里纵情谈笑，放眼四围湖光山色，心情格外舒畅。像卓吾老人一样，中郎也是一位封建思想的叛逆者。他刻意追求个性解放，曾说：“大丈夫当独往独来，自舒其逸耳。岂可逐世啼笑，听人穿鼻络首！”他厌恶官场，向往自由自在、任情适性的生活，主张“性之所安，殆不可强；率性而行，是谓真人”。因此，他对李贽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次来，就是抱着虚心求教的态度，以门生身份晋见的，话题自然也是围绕着《焚书》、《藏书》的内容来展开。

    作为富有批判性的思想家，李贽勇于抨击封建意识形态，否认圣人的绝对权威，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他贬抑儒家，不承认孔学正脉，而推崇诸子百家，认为只要论道有理，不限何宗何派，都应成为研究的对象。他说，伪道学打着圣人的幌子，干些蝇营狗苟的勾当，“阳为道学，阴为富贵，被服儒雅，行若狗彘”。他既不把孔子的话当作万世之至言，也不把众人、世人的是非标准当作准绳，完全以自己的心智去判断社会、悟解人生。他从人的个性发展的角度，指出“仁者”的害人在于以德、以礼禁锢人的思想，用政、用刑束缚人的行动；他要求发展人的“自然之性”，重视人的主体地位和价值；提出“天子庶人壹是无别”、“庶人非下，侯王非高”的观点，挑战封建等级制度。

    他陪着袁中郎走进佛堂，看挂在里面的孔子画像，说“其曰‘攻乎异端’，是必为老与佛也”，干脆把他们弄到一起去，且看如何措置。《论语》里有“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意思是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李贽认为，孔子说的“异端”，必定是指老子和佛家。现在，他开了一个玩笑，索性把孔子的像挂在佛堂里，看他们在一起怎样处置。这本身就是对已被后世捧上云端的孔圣人的嘲讽。还引导中郎会见了他在当地结识的朋友，其中有僧有尼，有孤老寡妇，也有畸人奇士。如同他给朋友的信中说的，“今世俗子与一切假道学，共以异端目（看待）我，我谓不如遂为异端，免彼等以虚名加我”。

    四

    那些天，他们在一起交谈得最多的还是有关文学的见解。卓吾先生主张抒写胸中愤懑，反对无病呻吟，“世之真能文者，比其初皆非有意于为文也。其胸中有如许无状可怪之事，其喉间有如许欲吐而不敢吐之物，其口头又时时有许多欲语而莫可所以告语之处，蓄积既久，势不能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他提倡“童心说”，认为天下至文皆出自童心，而反对以“闻见道理”（实即孔孟之道）为心，那样只能“以假人言假言，而事假事、文假文”。

    与提倡“童心”相联系，热烈赞赏百姓日常的“迩言”，即街谈巷议、俚言野语，“上等人”所不道、君子所不乐闻者。强调自然之美，认为化工胜于画工；坚决反对复古思潮，重视一切新的文学样式，高度评价戏曲、小说的社会意义。主张从思想内容、艺术风格到体裁样式，建立一种适合当时市民要求的新兴文学。诸多见解都与中郎的看法完全一致。

    中郎在此间足足住了三个月，两人谈得非常融洽，相聚日久，更是依依难舍，最后，李贽把他送到武昌才挥手告别。中郎感到此行的收获极大，正如其弟袁中道所记述的（大意是）：

    中郎见到龙湖先生（指李贽）以后，才知道过去一向掇拾陈言，株守俗见，困死在古人的话语之下，结果，一段精华光彩不得披露出来。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浩浩焉，就像鸿毛遇到了顺风，巨鱼放归到深渊里。如佛经所言，“能为心师，不师于心”；能够驱遣古人，而不受古人古语所拘缚。发而为语言，一一从胸襟流出，盖天盖地，有如巨象截断急流，洪雷震开蛰虫伏处的洞穴，浸浸乎，实在是没有涯际呀。

    两年后的初夏，袁宏道又同哥哥宗道、弟弟中道一道重访龙湖，同李贽聚首多日，相与评古酌今，参禅悟道，切磋文学，也议及当时艰危的处境，进一步深化了友谊。这是他们的最后一面。

    五

    孔子所要消除的“异端”，实际上，是与怀疑、批判精神紧相联结的。当时所谓“异端”，主要是指诸子百家，后世把它集中在老庄和佛禅上。如果说，儒家经典是对传统政治文化思想的正面阐扬，那么，“老庄之学”则表现为不同程度的怀疑与批判。这一点，连有些外国人都认识到了。英国的奥斯卡·王尔德就说过：“我在《庄子》一书中见到了一种我从未遇到过的对现代生活的最尖锐和最苛刻的批评。”至于《道德经》里的“反者道之动”，则集中地体现了怀疑主义原则，本意为把一切被颠倒了的再颠倒过来。其引申之义，越是经过圣人认可的，越是人们认为理所当然的，就越是值得怀疑。秦始皇时就开始捉拿“思想犯”——偶语者可以弃市；而后世，“百代都行秦政制”，遇到李贽这样的居然肆无忌惮地公开以“异端”相标榜的狂悖之徒，“大人先生”们还会把他轻轻地放过吗？

    实际上，16世纪前期那种民间思想空间的扩大，思想信仰领域的多元化，已经给濒临绝境的明王朝制造了诸多事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无异于雪上加霜。于是，主流意识形态便挟持政治势力对此实行了坚决的弹压。针对嘉靖、隆庆年间各地讲学、授徒风行，万历七年（1579年），朝廷下诏拆毁天下书院，此禁一出，当即有六十四所书院被毁。也是在这一年，与李贽相融相契、具有独立精神、异端色彩浓重的著名学者何心隐，以“妖逆”的罪名在武昌横遭杀戮，这都标志着形势的急转直下。

    其实，对于面临的险恶处境，李贽还是早有预见的，《焚书·自序》中就讲到，《焚书》以其切中膏肓、痼疾，迟早必被查纠，付之一炬；而《藏书》则因纵论数千年是非，有干时议，必须藏之名山，只能等待适当时机得以传播。多年来，面对着官方与非官方的持续不断的凌辱、诬陷与迫害，他始终像一株傲雪的寒梅、后凋的松柏，屹立不屈。最后，朝廷下了毒手，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的罪名将他逮捕下狱，同时下令：将其已刊未刊的书籍尽搜烧毁，不许存留。万历三十年（1602年）三月，这位晚明著名的异端思想家，终因不堪严重的心灵伤害和缧绁之苦，以七十六岁高龄自刎弃世。

    就在李贽被迫害致死的两年前，1600年，在地球的那一边，意大利的著名天文学家布鲁诺也因为捍卫真理、坚持独立思考而被教廷以异端治罪，死在火刑柱下。看来，无分东方西方、朝廷教廷，也不管是蓝眼睛、黄眼睛，一切反动统治者对于异端思想都是绝不留情的。他们钳制思想、驯服心性的“驭人术”，竟惊人地一致。其共同目标是把所有的知识者驯服成俯首甘为奴役的“会说话的畜牲”；而其操作规则，则都是分类处置：对死心塌地的忠顺奴才予以旌扬、褒奖；对野性未除、时有越轨言行的要严加整饬，务必使其从根性上得到驯化，乖乖地就范；对于那些矢志不渝、之死靡它的清醒者、叛逆者，杀无赦。李贽就是这样的靶子，布鲁诺也是。

    （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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