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脉

    在皖南，从宣城到当涂，有一条千古文脉。

    南齐的著名诗人谢脁，年轻时生活在建康，自幼接受了那里山川丽景的熏陶。弱冠以后，又广泛地接触了三江、荆楚的山水。三十二岁出守宣城，因为仕途的险恶引起了内心出处、仕隐的矛盾，更加有意识地放情山水。而宣城恰是山水名都，为他的山水诗的创作，提供了富饶的资源，这个时期的诗作，不仅数量颇丰，而且成就巨大。以他的五言诗为旗帜的“永明体”的出现，为诗歌由古体转变为近体架设了一座桥梁；对于盛唐王维、李白、杜甫的诗歌的影响，至为深远。因此，被文学史家看作是一个文学流变的分水岭。

    两个世纪之后，诗人李白曾经七到宣城，对于谢脁倾心追慕，写下了“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我家敬亭下，辄继谢公作。相去数百年，风期宛如昨”等许多抒发其景仰之情的诗篇。清代诗人王士祯有诗云：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

    李白对谢脁的追慕，当然主要是着眼于他在诗歌艺术方面的高度成就；但我以为，可能也和两人在政治抱负、仕途遭际、思想基础、生活阅历方面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有一定关系。

    正如杜甫咏怀宋玉时所写的，“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里面有悲慨，有同情，也有知己相托，惺惺相惜。同李白类似，谢脁始终期望着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但他也是既缺乏政治家的胆识和气质，又没有肆应宦海惊涛的经验与韬略，只是以一个才情洋溢的诗人，被卷进激烈斗争的政治旋涡，推涌到郡守、尚书吏部郎的官位上，最后被诬下狱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李白殁后六年，著名文学家韩愈诞生。他特别崇拜李白，由于深情怀念，“夜梦多见之”，晚年，跋山涉水，专门到宣城来筑室而居，以体认高怀，亲近遗泽。尔后，相继又有白居易、杜牧、欧阳修、梅圣俞、苏轼、黄庭坚、文天祥、李东阳、文徵明等无数文化名人接踵而至，在宣城写下了许多凭吊李白、谢脁的诗文。元帅诗人陈毅在抗日战争戎马倥偬之际，还曾在宣城题咏：

    敬亭山下橹声柔，雨洒江天似梦游。

    李谢诗魂今在否，湖光照破万年愁。

    足见谢、李二公诗文影响入人之深。

    当涂城南十五里，有座名叫“青山”的小山，林壑幽深，风光秀美。谢脁出守宣城时，尝筑室于青山之阳，与客遨游吟咏，双旌五马往来于湖山杳霭之间。李白爱屋及乌，对青山怀有特殊的感情，曾多次前来凭吊谢公宅、谢公井，寻访谢脁的遗迹。太白既殁，原殡于龙山东麓，五十年后，友人之子范传正根据太白“悦谢家青山”和“宅近青山邻谢脁”的夙愿，迁葬于青山西北麓，李、谢终于结为异代之芳邻。

    一千二百年之后，有“诗书画三绝”和“当代草圣”之誉的书法艺术大师林散之先生，心仪李白，先后十余次驻足采石，放歌横江，泪洒青山，立誓“归宿之期定与李白为邻”。林先生1989年病逝于南京，经请示中央同意，马鞍山市政府为筑墓园于太白祠侧，并就地建立了林散之艺术馆。

    谢宣城、李青莲、林散之，生前死后得偿其青山同聚，魂魄相依的夙愿，也是一桩文坛幸事。

    我以为，这种所谓“文脉”，实质上反映出一个文人相重的现象，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优良的文化传统。

    所贵者情

    杜甫没有到过皖南，但当我们由“皖南文脉”说到文人相重时，会自然地联想到李白和杜甫的真挚友情。

    闻一多先生曾把李杜相逢比作两曜遇合，认为意义极为重大，“我们该当品三通画角，发三通擂鼓，然后提起笔来蘸饱了金墨，大书而特书”。我则更加欣赏两颗诗星无比纯真的本性与至情。每番诵读他们互相忆念的诗章，辄激情喷涌，心灵久久为之震撼。

    744年，二人在洛阳首次相会，情意相投，备极欢洽。次岁，他们又在山东的齐州、兖州重逢，相偕游览，亲如兄弟。“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凄然话别时，李白写诗相送：“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别离日久，怀想殊深，李白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之句。杜甫回到长安后，也写了《春日忆李白》的名篇：

    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

    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

    何时一尊酒，重与细论文。

    可惜两位诗坛巨擘此后再未重逢。757年，李白因受永王牵连，被捕入浔阳狱，翌年流放夜郎。杜甫万分悬念，结想成梦，写成《梦李白》二首和《天末怀李白》，中有句云：“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江南瘴疠地，逐客无消息。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感情至为真挚。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这是白居易与元稹论诗时提出的观点。首先在做人、交友上，元、白二人就身体力行了。每番展读他们的诗集，都为那种真挚的深情所感染。809年，元稹奉命入蜀复查刑事案件。白居易时在长安，饮酒中忆起他来，写道：“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与此同时，元稹在梁州驿舍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他和白居易同游曲江和慈恩寺，就写了一首诗相寄：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表面上看，似乎有一点神秘色彩，实际恰恰说明二人真挚友情是何等之深！

    六年之后，元、白分别被贬谪到通州和江州。元稹听到白居易亦遭贬谪的消息，不顾自身的困难处境，拖着病弱之躯，写了一首七绝：

    残灯无焰影幢幢，此夕闻君谪九江。

    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

    白居易见到这首诗之后，在给元稹的信中说：“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耳。”稍晚一些时日，元稹又写了一首题为《得乐天书》的诗：

    远信入门先有泪，妻惊女哭问何如。

    寻常不省曾如此，应是江州司马书。

    诗人手持远信，流着泪走回内室，引起了妻儿的惊疑。因为诗人已经伤心得说不出话来，她们只有猜测：是谁一封信竟引他如此悲伤，看来肯定是白乐天了。——如果没有深厚的情感作基础，这种情态是绝对不可能出现的。

    情，是文学的生命。凡是传世的名篇，无不文自情生，贯穿着一根真情灼灼的红线。曹丕当过皇帝，但政治上并没有什么突出的建树，倒是在文学方面成就为一个建安时代的重要诗人，而且也是文学批评史上早期的一位重要人物。他的散文，语言流利婉转，感情色彩浓重，《与吴质书》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建安二十二年，疫病流行，“建安七子”中的徐幹、刘桢、应玚、陈琳，都在这时病死。曹丕在给他的文友吴质的信中，一方面深情悼念这些死去的朋友，同时也满带感情地表现出对过去友朋相聚，觞酌诗咏的生活的忆念。感情悲怆恳挚，文笔哀婉动人。

    一开始，他就引《诗经·东山》篇，说征人三年不见亲人，尚且叹恨离别太久，何况我们已“别来行复四年”。下文转入对故友的思念，追怀昔日相聚情景：“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相失”！聚会时，互相巡回劝酒，还有丝竹相伴，“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可是，现在呢？……

    既把昔日无限的情趣表现出来，更把今天深深的孤凄与怅惘诉于笔端。叙事、抒情，交融互汇，可谓至文至情。据《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魏略》，此信写于建安二十三年，其时曹丕为魏太子。以他当时的地位和身份，能够做到这样，也是难能可贵的。

    文人相轻

    在当涂，唐宋时期，除了李白，恐怕要推北宋时的郭祥正和李之仪了。他们的诗文集《青山集》和《姑孰居士集》，都以当涂的胜地命名。

    这两个人，大体上生活在同一时期。郭祥正，当涂人，熙宁进士。他特别喜欢李白的诗，写的古风有类似李白之处。但对他的为人，当时与后世都颇有一些非议。《宋史》本传中说，王安石执政时，他曾奏请神宗，天下大计应专听安石处画，如有异议，虽大臣亦当黜免。安石得知后，耻为小臣所荐，便极口陈其无行。有的书上还说他，先曾上书推崇王安石，后来新法推行，他又作诗讥刺，反复无常，“小人褊躁，忽合忽离”，“其人至不足道”。

    南宋王明清《挥麈后录》载，李之仪，赵郡人，以才学闻于世，因曾为范纯仁草遗表，蔡京恶之。此后即卜居当涂。一次，他为郡人罗某作墓志，开头就说，“姑孰之溪，其流有二，一清而一浊。”清谓罗公，浊即指郭祥正。郭以此怨深刺骨，“文人相轻，遂成仇敌”。之仪丧偶无嗣，曾将郡中娼妓杨姝养在家里。祥正乃怂恿豪民上讼于朝，之议被削籍，杨姝斩首。祥正快之，作俚语曰：

    七十余岁老朝郎，曾向元祐说文章。

    如今白首归田后，却与杨姝洗杖疮。

    当然，这种类似“人身攻击”性的做法，与曹丕当日讲的“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并不属于一种类型。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认为，出现文人相轻，一是由于“善于自见”，各以所长，相轻所短；一是由于“暗于自见，谓己为贤”。钱锺书先生评论说，数行之内，语若刺背，理实圆成。“善于自见”适即“暗于自见”或“不自见之患”，“善自见”而矜“所长”与“暗自见”而夸“己贤”，事不矛盾，只是说法不同。那么，结果呢？就必然是，以己所长，轻人所短。

    又兼文学产品的评价，常常是从欣赏者的个人角度出发，各有轩轾，不易统一。这和比武、赛球有明显的差异，不能一起一伏，胜负立见。所以，有“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的说法。这种类型的“文人相轻”，依据的是文章，与郭、李交恶的基础不同。就性质来分析，主要是认识论和思想方法上，存在着形而上学和主观片面性。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文学上分宗列派，党同伐异，也常常表现为文人相轻。清代雍正、乾隆时期，诗坛上以袁枚为首的性灵派同以沈德潜为首的格调派尖锐对立。沈氏强调温柔敦厚，正格调，主唐音；而袁枚则主张，“诗之为道，标举性灵，发舒怀抱”，最后，在反封建纲常、反形式主义、反纯功利观念上，压倒了“格调说”。再如，他对在考证学风弥漫下产生的以翁方纲为首的“肌理说”也进行了猛烈抨击。“肌理说”主张融经意入诗，以儒典考据、发挥义理为诗旨，袁枚批评它是“满纸死气，自矜淹博”。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袁枚曾以诗刺之：

    天涯有客号詅痴，误把抄书当作诗。

    抄到钟嵘诗品日，该他知道性灵时。

    今天来看，“性灵说”自有其积极的进步内容和符合诗歌艺术审美规律的合理见解。

    但是，除了这类正当的文学批评之外，袁枚有时也明显地表现出宗派性质的文人相轻。比如，他批评摹拟名家是“权门托足”；讥讽神韵派为“贫贱骄人”；嘲骂浙派是“乞儿搬家”；哂笑以诗唱和者为“村姑絮谈”；指责作诗加注是“骨董开店”；评说写肤浅之诗是“矢口而道，自夸真率”；讽刺讲声调、格律者是“栩栩然矜独得之秘”。可以说，骂尽了当世诗人。

    实际上，他自己的诗亦有不少酬唱征逐、内容无聊的敷衍之作，甚至有人讥之为“伪体”和“野狐禅”。尤其是在《随园诗话》中对达官显宦的记述过多，对资助他刻书的更是求则必应，常有“徇一己之交情，听他人之求请”的私货被录进《诗话》。对袁枚这样的诗坛巨擘来说，当然这只是“白圭之玷”，瑕不掩瑜。但从中可以看出，“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各以所长，轻人所短，确是文人相轻的一个思想根源。

    （199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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