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去年五月，为寻访战国时期著名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庄周的故里，我曾有豫东之行。那天，到了商丘市民权县，由当地学者陪同，在老颜集乡唐庄村和顺河乡青莲寺村，分别看了传说中的庄子故里遗址和墓地。初夏日长，离黑天还有三个多小时，文友们建议，不妨就便寻访一番南朝著名文学家江淹的遗迹。

    民权地处古代的济阳考城，444年，南朝·宋元嘉二十一年，江淹出生在此间的程庄镇江集村。这里离老颜集乡不远，我们上了车，很快就路经北关，来到了程庄镇，一条笔直的大道又把我们箭直引入了江集村。

    原来，江氏在这里是一个望族，在南朝，除了江淹，还有他的族侄江革，以及江总、江子一、江祏、江谧等等，都在正史里有传。只是，时间毕竟已经过去了一千五百多年，于今，村里除了几户江姓人家，可以视为承祧的余胤，还有那句“江郎才尽”的成语可说是家喻户晓以外，其他任何有关江淹的遗迹都已荡然无存。好在墓地还在，于是，我们在东道主的引领下，赶往几公里外的岳集。和庄子的庐墓所在存有诸多的争议不同，这里的江淹墓地，是板上钉钉，确凿无疑的，一向为史家所公认；遗憾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破坏。据说，原来的墓园十分壮观，现在仅存一个不高的圆形土冢，旁边立有一通字迹斑驳的残损石碑，为明成化年间旧物，上面写有“齐醴陵侯丞相江公讳淹之墓”字样，从字迹看，当是由今人翻刻的。

    当地民众对于江淹十分敬重，有些上了年纪的读书人，还能背诵几句他的诗文辞赋。他们听说我是从东三省远道来访的，非常兴奋。告诉我，江淹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出色的文学家；一个是著名的清官。他在年少时，即因擅长辞赋诗文而声名卓著；后来走上了仕途，历经宋、齐、梁三朝，晚年曾担任过高官，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吏部尚书。他不避权贵，直言敢谏，对贪官污吏从严惩治，绝不手软。到了五十九岁这年，江淹对子弟说，“吾本素宦，不求富贵，今之忝窃，遂至于此”，“吾功名既立，正欲归身草莱耳”！于是，称病致仕，回到原籍养老，三年后就因病去世了。梁武帝亲自为他素服举哀，馈送葬钱三万，布五十匹，加封谥号“宪伯”。

    乡亲们概括得很准确，江淹确实有“两个头衔”。应该说，他的官还是当得不错的，可说是官声甚好。早在他担任御史中丞时，宋明帝就曾予以很高的评价：“宋世以来，不复有严明中丞，君今日可谓近世独步。”也正是为此吧，后世史家修撰《南史》、《梁书》为他立传时，尽管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十分显赫；可是，并没有将他纳入“文学”范畴。——当然，这和中国历来的“官本位”也有直接关系。这令人想起了诗仙李白。他的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不过是翰林待诏，而且为时甚短，原本没有什么值得夸耀于世的，可是，在“官本位”的封建社会，连他的好友魏万也不能免俗，在为他编辑诗文时，仍然要标上《李翰林集》。李白算得上哪家的翰林？岂非滑天下之大稽！不仅此也，古人与今人不同，他们把“立德”、“立功”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同样是“立言”，却一向看重以经国济世为旨归的奏章、策论，而把诗词歌赋当作“余事”，所以，韩愈有句云：“多情怀酒伴，余事作诗人。”而在扬雄的笔下，就更是直白、更加露骨了，《扬子法言》一书中，曾经自作问答：“或问：‘吾子少而好赋？’曰：‘然。童子雕虫篆刻。’俄而曰：‘壮夫不为也！’”

    如何看待江淹的从政与为文，这算是头一个话题吧。

    二

    第二个话题，是江淹的文学成就。作为辞赋大家，江淹的《恨赋》、《别赋》，在中国骈文史上树起了两座丰碑，成为奠定其巍然挺立于六朝文坛之上的两块重要基石。《别赋》堪称江淹的代表作，它运用铺陈排叙、环境烘托、情绪渲染、心理刻画等艺术手法，以浓郁的抒情笔调，通过对戍卒、富豪、侠客、游宦、道士、情人别离的描写，生动具体地反映出南朝社会动乱的侧影，着意表达了下层读书士子的悲凉失意情绪。《恨赋》同样也是六朝抒情骈赋中的名篇，全赋着意渲染一个“恨”字，刻画了从得志皇帝到失意士人的诸多哀伤怨恨，概括了人世间各种人生的幽怨与遗憾。按照钱锺书先生的解释，《恨赋》的题旨应该是：“恨者，本欲为而终憾未能为”也。所以，一开篇江淹就说：“仆本恨人，心惊不已。直念古者，伏恨而死。”在他那里，恨与别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正如钱先生所说的：“《别赋》乃《恨赋》之附庸而蔚为大国者，而他赋之于《恨赋》，不啻众星之拱北辰也。”后世词人辛弃疾有句云，“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同样是把恨和别锁在一起。

    江淹辞赋一个重要特色，是用词造句十分考究，富于声律之美，艺术价值颇高。与其诗“善于摹拟”形成鲜明的对照，他的辞赋却以“奇崛”见长，风韵清标，戛戛独造。说到奇崛，人们当会记起《恨赋》中“孤臣危涕，孽子坠心”这个名句。其意本于《孟子·尽心》篇：“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虑患也深，故达。”按照动宾短语的习惯句法，应该是“坠涕”、“危心”，而“危涕”、“坠心”则有些费解。可是，江淹却偏要把它们颠倒过来用。类似的例子，《别赋》中“是以别方不定，别理千名。有别必怨，有怨必盈。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最后的“心折骨惊”，实际上是指心惊骨折的精神错乱、悲痛异常状态。看得出来，他已经习惯于这种写法了，诚如李善在《文选》注中所言：“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这种事例，在后代的诗文创作中是屡见不鲜的。比如，杜甫的《秋兴》诗第八首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一联，原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过来说。结果，这么一颠倒，变叙述句为描写句，侧重于也突出了香稻与碧梧这两个主体，使审美意义与节奏意义大于语法意义，这样就不同凡响了。再如，杜诗中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一联，就语序来看，也似乎不顺，可是，若从体物深细，令人注意“绿垂”、“红绽”之下究竟要说什么的角度来思考，又确实觉得高明。它们都体现了杜诗“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崛沉雄为贵”（明人王世贞语）的特点。

    当代国外文艺理论家有所谓“陌生化”的说法，就是使审美对象陌生化，触发艺术鉴赏中的理性激动，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鉴于一切熟知的事情，正由于它是熟知，人们往往以为理所当然如此，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放弃了深度理解；所以，他们提出：“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当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们构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其出发点不止是标奇立异，或者单是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们胸中存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三

    至于说到“江郎才尽”，后世更是聚讼纷纭，争议不休，主要是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尽”和如何看待“才尽”这两个焦点上。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话题。

    现在来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确实都产生于青年时代，特别是遭到贬谪期间；中年以后，随着名位不断增高，官声日益显赫，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向了低潮。《南史》本传中也是这么说的：“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那么，原因何在呢？长时期以来，人们都把它说得很神秘。最早给出答案的，是与江淹同时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他在《诗品》中说，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江淹听了，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来，还给了那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这种说法，影响颇大。以致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还把它收入江淹传里；并且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塞进去另外一个故事：江淹曾“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存），今可见还。’”江淹从怀里掏出几尺残锦还给他，“此人大恚（埋怨、憾恨）曰：“那得割截都尽！（怎么弄成这样破破烂烂的！）顾见丘迟，谓曰：‘余此数尺，既无所用，以遗君（赠给你）！’自尔，淹文章踬矣（一蹶不振了）。”

    庙堂之上富贵安逸的环境，盘根错节的矛盾，使得江淹专注于仕途经济，而于诗文创作着力无多，自然就佳作见少了。他在齐武帝永明初年所作的《自序》中，已经流露出满足于荣誉、地位而不思精心创作的情绪：“人生当适性为乐，安能精意苦力，求身后之名哉！”清代文学家姚鼐认为，江淹并非真的才尽，而是后期“名位益登，尘雾经心，清思旋乏”所产生的必然结果。我觉得，这也是很自然、很正常的现象。即便是诗仙李白，尽管他有天纵之才，如果一直在朝廷里出任高官，安富尊荣，封侯佩印，恐怕最后也会诗才大减的。我在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说过：

    亏得李白政坛失意，所如不偶，以致远离魏阙，浪迹江湖，否则，沉香亭畔、温泉宫前，将不时地闪现着他那潇洒出尘的隽影，而千秋诗苑的青空，则会因为失去这颗朗照寰宇的明星，而变得无边地暗淡与寥落。这该是何等遗憾、多么巨大的损失啊！

    明末文学家张溥，同样不以“才尽”论为然，他从一个新的角度予以阐释：“江文通（江淹字文通）遭逢梁武，年华望暮，不敢以文陵主”，“而蒙讥‘才尽’”。意思是，他入梁之后，遇到了博学多才、文学天赋很高却猜忌心重的武帝萧衍，不得不有意识地韬光养晦，收敛锋芒，并非真的“才尽”。宋代诗人徐钧写过一首七绝：

    生际河清献颂文，尤工乐府丽春云。

    人言才尽何曾尽，深恐名高上忏君。

    说是题咏鲍照，实际上，与之齐名的江淹，何尝不是如此！他们这么猜度，并非全无凭据。宋孝武帝时，王僧达文才超众，声名显赫，孝武帝便找个借口将他除掉；还有沈约，原为梁武帝的得力重臣，曾经协助他篡夺齐祚，可是，由于有人告发他与武帝比赛学问时故意认输，武帝觉得丢了面子，勃然大怒，甚至要杀掉他。

    稍后于张溥的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则认为江淹“脉脉自持”，以清标独赏，“不屑尽其才”，与时人争一日之短长：“文通于诗，乃至不欲取好景，亦不欲得好句，脉脉自持，一如处女，唯循意以为尺幅耳。”还有人认为，江淹的诗作遒劲古峭，跟永明体的诗风相隔甚远，致令当时评判、鉴赏者感到不习惯，遂有“才尽”之讥。

    当然，支持“才尽”论者，也大有人在。比较有代表性的，是明代著名学者、文艺批评家胡应麟。他反对那些惝恍迷离的传说，而是从生理学的角度做出解释：“人之才固有尽时，精力疲，志意怠，而梦征焉。”光绪年间进士江云龙，同样认为江淹晚年真的是“才尽”了，只不过找个体面的说法，有诗曰：“郭仙雅意怜才尽，早索江淹彩笔还。”郭璞是晋代著名文学家，又是道学术数大师和知名的术士。江云龙的诗意是，索还彩笔，这体现了郭大仙（实际是《诗品》作者钟嵘）怜爱江淹的一番雅意，一篇遁词。

    （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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