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眼记

    近几年我的视力突然衰退，医生诊断是老年性白内障，而且是“老双白”：两只眼都被“白”蒙上了，这一点儿不冤枉我。几十年来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睛跟着我受够了罪，伤眼的事儿看得太多了。

    现在右眼的视力仅剩下零点零六，伸手不见五指。好在左眼还维持到零点八，勉强可以看书写字。

    可是只靠一只左眼看世界，感觉太片面，眼前的东西，总像错了位似的，提笔创作，字总写不进稿纸的格子里。最令我不安的是，走路身子失去平衡。记得十多年前，多次听右眼失明的艾青伤感地说：“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把右胳臂都摔折了。”他不无自嘲地说：“为什么我这一辈子问题老出在右边？”这当然是句笑话。

    两个月前，我只好去医院求治，医生劝我住院做手术治疗，说现在不需要等白内障成熟之后再做剥离手术，可以在病眼内植入一个人造晶体，就可以复明。有几个朋友提醒我，应当审慎一点，切不可操之过急；换晶体的手术引进才几年，还带有一定的风险，老老实实坐在家里安度晚年算了，世界看不清楚，就不看好了。但我考虑到还有不少创作项目没有完成，对人生须作一番交代才能瞑目，于是下决心做手术。这也许跟我的性格有关，有一线光明，为什么不追求呢？

    四月二十八日下午，我住进了医院。手术前已做过全身性检查，心脏，血管，还有右眼底，都没有发现问题。在安静的病床上看了《里尔克诗选》和《瓦雷里诗歌全集》。

    五月四日，护士把我带进手术室，医生嘱咐我好好配合。

    听说这种手术只需半个钟头就可完成，而且晶体一旦植入，当下就见效，说得神乎其神。两只手臂被固定了起来，右眼四周打了麻药。我想，大灾大难都过去了，这么点痛算不了什么，由于是局部麻醉，头脑仍清清楚楚的。没想到手术几乎用了两个小时。我绝对地听大夫的话，“忍着，眼睛不能眨动。”“右眼朝下看。”不敢有一点自动行为。

    我提醒自己，头脑可不能有一瞬间的迷糊和闪失，万一我的梦游症发作，大喊大叫，从手术台上滚下来，那结果可就不堪设想了，梦游症常常在刚入睡时发作。我清醒地感觉着手术的全过程，时间似乎过了好久好久。右眼一直圆睁着。突然觉得，甚至望见了，右眼的里里外外正发生着某种翻天覆地、闪烁不定的变化，右眼睛成了一黑洞。随后，隐约看见了一片晃动的彩色云团，心想，我的右眼要换了。我应该写一首小诗，题目叫《一颗光明的星体是这么诞生的》，我一边玄想，一边快活地笑着。宇宙间的星球多半就是由旋转乱动的彩色云团渐渐地凝结而成的。刚才，我真真切切地望见了那片飘浮旋转的彩云。上中学时，老师讲过，天体的形成有各种说法，其中有一种星云说。我觉得这个说法有道理。正当我构思小诗的时候，眼前的彩色云团渐渐地澄清了，显现出黎明一样的白净，随即望见许多闪动的影子，就像一群飞鸟从眼前飞掠了过去。听见医生和护土的笑声，手术结束了。右眼睛又被蒙着。我问医生：“手术怎么样？”很好。”大夫问我：“你看见了什么？”我说：“看见了朝霞，看见了黎明。”大夫说：

    “感觉很准确。”这位主刀的大夫知道我是个老编辑，还写诗。十多年前，他曾为秦兆阳做过眼睛手术。

    我被推回病房，想不到麻药的劲儿一过，竟然痛了我三个钟头，钻心的痛。哦！原来眼睛也连着心，难怪人们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次日早晨，到治疗室检查换药，当医生把我蒙着的右眼揭开的一刹那，我惊呆了。眼前熟悉的景象变得鲜亮而陌生，顿然觉得恐怖起来。我立刻记起几天前读过的里尔克的诗句：美是恐惧的开始，每一个天使都令人恐怖。新的右眼（已忘了它是人造的晶体）真的为我带来了美丽的恐怖。眼前的大夫的形象、面孔、头发都显得异常清晰新鲜，仿佛幻变成另一个人。当我站起来时，觉得身子在晃悠，人整个又失去平衡。

    为了求得视觉的平衡，人活得安生和安全些，我才做这个手术，可现在不但没有获得平衡，眼前的东西更加晃动了。医生告诉我，慢慢地就会适应。果然两天后就好多了。我对来探视的家人说：过去右眼几乎作废，靠一只老朽的左眼看东西习惯了。今天用这只鲜亮的右眼看一切，才顿然懂得了什么是老眼昏花，才明白过去我看任何东西都是带着灰调子。现在右眼新得反常，感到疑虑不安，甚至想，尽管我的右眼植入的晶体，等于换了个新眼，但毕竟是人造的、假的。我对家人说，眼前的东西，都显得贼亮贼亮的。此刻这两只眼睛毕竟不是新生的一对，相互不信任。我真有点怀疑：哪一只眼睛看见的才是真实的世界。

    回到家里之后，好多朋友关心我的眼睛，我对他们说，我的右眼睛是人造的，是假的，看见的却是春天，是一片童年的世界；我的左眼是我本来的眼睛，但看见的却是秋天。我这两只眼睛所看见的，真不知哪一只看见的是假的，直到此刻还疑疑惑惑，不敢断定。

    大夫告诉我，半年之后，可配一副眼镜，把两只不合作的眼睛协调起来。现在右眼植入的晶体仍没有最后稳定。然而尽管我仍有点心神不宁，对新眼不完全信任，却不得不承认这个光明的事实：自从右眼植入人造晶体，视力已从零点零六提高到零点六，这能是假的吗？如今不但伸手可见五指，而且眼前的世界真正鲜亮了起来。

    墙头草

    这许多年来，墙头草一直是一个被讽触侮蔑的对象，说它骑在墙头上，随着风向左右倾倒，很没有骨气。墙头草不会说人话，无法向人文世界辩诬，我为它伸冤，我以为墙头草是与悬崖边的树同样坚强伟大的生命。它曾经在我困厄的时刻给过我探情的安慰和力量。我永远感激它。

    四十九年前的一个夏天。汉中城内一间牢房，只有六平方米，门外面上锁，厚重的木门上有一个圆圆的洞。白天，只有很短的时间能从这个空洞透进巴掌大的阳光。后墙的上端有个窗口，不过一尺见方，封着密密的铁栅栏，仿佛一只恶狼的有睫毛的眼睛，冷冷地朝里窥探着，又像一个人龇着牙齿在冷笑。牢房阴暗而恶臭，凝聚着稠稠的不流动的霉味，在这里，连空气似乎也在囚禁人。深夜，牢卒从门上的圆洞用手电朝里照射，查看每一囚徒的动静，有时还点名。

    曾经在这个牢房住过的囚犯，遗留下一副他们用泥捏的象棋，棋盘深深地刻画在泥地上，还在土墙上画了许多粗俗的画。这就是我的小天地，严格地说，并无天和地可盲，活像个墓穴。

    这间牢房只有一个好处，十分圈音，当我唱起《囚徒之歌》，“生活像泥河一样流，机器吃我们的肉……”声音膨胀得非常特别，嗡嗡地如镶冒回响着，整个牢房变成共鸣的音箱，土墙似乎也颤动着发出了声音。为了解闷，我白天黑夜地唱，招来后窗外另一个巷道里囚徒们的掌声和喝彩声。

    一天上午，放风的时候，有人从后窗扔进一小块土。

    朝那里一望，现出一个苍白的面孔，眼窝很深，络腮胡子，操着河南口音，他向我打招呼：“喂，大学生，唱得好听！教教我们！”他说他过去在我这间牢房住过两年，他被判了无期，罪名是土匪。我问他：“真是土匪？“真是。”他并不悲哀，更无悔恨之意。我对他说，“我唱时，你们一声一声跟着唱，慢慢就学会了。”以后的几天，我唱一声，听见墙外真的有人跟着唱。他们要我抄一份歌词，他们中间有一个人识字，抄好的歌词我从后窗口扔了出去。

    “喂，大学生，送点花给你。”我个子高，从后窗口伸手接了过来。哪里是花？全是草。不过绿茵茵的，一股青草气扑面而来，顿时间到了广阔的大自然的气息，心情跟着便爽朗了起来。我说：“是草，没见有花。”趴在后窗口的人笑着说：“有花，有两朵。”我仔细找，真的在草里找到了两朵小小的黄花。我闻了闻，微微有点苦甜，像我们家乡春天的苦苣的味儿。我问：“从哪里弄来的？”“墙壁上。墙头上的草更密，花也多，可够不着。你尝尝，那小黄花，那叶子，都可以吃，越嚼越有味。”他告诉我，墙壁上的草，今天只开了这两朵，每天都有开的。我谢谢他的花，还有草。但我没有尝花和草的滋味，我晓得一定很苦、很涩。

    我们话还没有谈完，突然听见（准确地说是全身心地感触）枪声，不是响，简直就是攥炸，立即闻到了呛人的硝烟味。听见那个趴在窗口的囚犯重重地坠落到地上。前后不过半秒钟工夫。

    塔楼上的狱卒厉声喊叫：“再爬墙，就打死你，”第二天，听说那个送草花的人腿上挨了一枪。以后虽然再没有人送草送花，但他们跟着我天天唱歌。有时，我不唱，他们也唱，他们像一群狼在嗥叫。

    记得我当年很想写一首诗，没有写成。诗的大意是：

    他们送我一束草花，我送他们一支嚎歌，不论草花，还是嚎歌，枪声绝不能使它们灭亡。

    给我的那一束草花，三五天之后才慢慢萎谢，它比一般生长在大地上的草似乎顽强许多。它的叶片，还有细细的茎部都很有韧性，有点像几十年之后我在戈壁滩见的芨芨草。我惊喜地发现草叶里隐藏着一只小甲虫，漆黑的光泽，很神秘，有两只小极了的眼睛在东张西望。实在令人惊奇，它能听见我们的歌声吗？它能听见那儿响枪声吗？

    当天放风时，我发现我的巷道的对面墙壁的墙头上，也有一丛丛草，也是那么青嫩。铁青的砖墙缝里，居然能滋生出几小撮草！仔细瞧，也有几朵小花，有黄的，还有红的。这时才相信那一束草是从墙壁上拔下来的。正如那个挨了枪子的囚徒说的，墙头上的草太高，无法拨下来。

    这个发现使我真兴奋。有一天，我看见几只蝴蝶在墙头草上飞翔，有几个夜里，还听见窗外空间幽幽地飘荡着蟋蟀的吟唱。我想，它们一定是在墙头草丛间吟唱的。谢谢你们！

    墙头草并不愿意自己的生命落生在墙头上，它们的同类都生长于大地或河边肥沃的岸上，或湿润的山林。一定是命运的风把草籽从远方吹到了墙头的砖缝之中的。

    幸运的草籽（也许只有三粒五粒）．由于雨水或露水的浸润而萌发出了细小的芽叶，它们终于生根，终于艰难地找到了一点活命的泥土。高高的墙壁和荒秃的墙头没有一滴水，小草如何生长？没有谁怜悯它们，为它们浇水，当遇到久旱不雨的枯干燥热的夏天，这些孤苦无告的墙头草如何活命？真难以想象。它们比监狱的囚徒活得还要艰难。当风暴向它们无情地吹袭，它们挣扎着（绝不哀哀地求乞）．倾倒着（绝非跪拜），它们几乎被连根拔起，然而它们终于坚强地活了下来，而且还开出小小的花。为此，它们的根必须扎得很深很深，死死地在墙缝中求生。雨水顺着根须流人墙缝的深处，它们的根才借以生出长长的根茎和一球一球的根瘤。因为墙头草，我才更加理解了根，生命的根，特别是那些在厄运中挣扎的根，为什么大都是苦的，而且在苦涩之中还蕴含着一点点甜味，让囚徒们咀嚼到了。没有这一点苦涩中发甜的希望，墙头草绝开不出小黄花。

    或许有人会诘问我，把墙头草、囚徒和歌唱联系起来似乎有些勉强，特别对墙头草，人们很不理解。但对于我来说，那一丛丛墙头草，却是一个亲切而庄严的生命的境界，如若没有那一丛丛青葱的墙头草和那些小小的花朵，如若白天没有蝴蝶翩翩飞翔，夜里投有蟋蟀的吟唱，我的那段被囚禁的生活必定会更加郁闷和悲凉。

    对于后窗外的囚徒们的心灵来说，我当年的歌声多么像墙头上的那一丛丛青草，多么像草丛间蟋蟀的吟唱和蝴蝶的飞翔。

    因此，我深探地尊敬和感念在苦难中求生存并给人以精神力量的墙头草，绝不仅仅是出于一点同情。

    玉兰花是这样开的

    每年三月末到四月初，我每天清晨必去宿舍附近的一个公园，为的是能赶上玉兰花开的时刻。花期只有短短的个把星期，有两年我就错过了。今年本是个暖冬，没有下过一场大雪，春节前后那儿天，白天气温已达到十三度。

    一个多月过后，天气仍没有真正暖起来。整个公园的基调仍是冬天的颜色，灰灰的。几株玉兰也灰灰地兀立着。我的心又灰又冷。

    北京的春天一向来得艰难。

    十三年前我写过一首小诗《第一蛰伏的生命的歌，藏得很深很深。花苞的第一层皮，灰灰的，显然不愿意让外界发现它。皮的表面生满了茸茸的毛，就像野生动物一般，否则如何能保护鲜嫩的花和花的芬芳的梦，度过长长的严寒的冬天？我用手摸摸，茸毛很硬很尖锐。我想，这一方面是为了保暖，另一方面，还可起自卫的作用，让虫豸们下不了口。原以为有这么一层皮已经够了。我估计错了，我远不如玉兰花活得聪明，当我看见皮渐渐地开裂，心想花还不随后就绽开？谁知道皮裂开后见到的并非花，还有第二层皮呢，不过灰的颜色中略带着一些淡淡的黄色，皮上虽然也生着茸茸的毛，已不像第一张武士的盔甲般那样坚实了，茸毛有了一点柔和。我欣喜极了。可等到了这一天，这一刻！但我还是猜错了。还有第三层青春的皮！它像女人穿的内衣，闪亮而滑润，凑上去闻闻，有微妙的气息，似草芽的鲜嫩气，幽幽地冒出一点点清香。两天后，花瓣才伸展开，开得十分地舒畅，我闻了又闻，却闻不出一点香气，真不可理解。但两天前我的确闻到了。这香气也许是花做梦时发出的，花开圆了，就散尽那种企盼的激情。

    我兴奋异常，朝绽开的花苞祝福地呼喊一声：“朋友，明天见！”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直奔玉兰花。花朵真的雪白雪白地绽开了，不是全开，只是半开，开得还是十分谨慎。

    先绽开的是高高的树冠上的几十朵花，我的嗅觉比视觉灵，又闻到飘飘忽忽梦一般的幽香了。今天阳光格外的明亮和暖和，玉兰花，似乎早有预感，不迟不早，开得正是时候。花瓣上有晶莹的水珠，不会是露水，因为还不到有露水的节气，多半是欢乐的泪珠。我站在玉兰花的前面，久久地仰视着它。

    我的心，也仿佛脱掉了三层茸茸的皮，感到了玉兰花绽开时的那种轻松和快活。

    从一只破旧木箱想到的……

    ——并以此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

    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门外的一个墙角，有一只破旧的木箱，高不过尺半，长不足一米，未经油漆的木纹粘结着污泥似的积垢，很像胡同里修鞋师傅的工具箱。

    这个寂寞的角落，怎么会出现这只简陋的木箱呢？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东西？它什么时候被弃留在这里，似乎谁也不知道，更没有谁关心它。但我这个出版社的老人却没有忘记它，一眼就认了出来。我不常来上班，每次经过这里，总要在木箱前面伫立片刻，无法与它对话，只能深深地弯下腰身抚摸它几下，向这个老相识表达自己的一点感激与安慰的情意。我说的感激绝非是一个空泛的词，是真正发自心灵的悸动，而且还有着对于一段历史的深深的凭吊和怀念。

    不久以前，我指着这只木箱，对一位年轻的编辑说：

    “你绝不会想到吧，这只木箱可是有来头的。曾经长期存放过鲁迅的全部书信和日记……”我还没有把话说完，他就惊诧地“噢”了一声：“真的？”“当然是真的。”但那天我急着要办一件事情，来不及向他讲述这只木箱的革命经历和许多遭遇。这位青年编辑陪着我在木箱前面伫立了足有两三分钟，默默地走开了。我看见他的眼睛里闪射出一种近似怜悯与伤感的黯然的目光。我相信，他以后每天上班经过这只木箱时，至少会向它望上几眼的，说不定他还会写出一首有真情实感的诗呢：我真的这么想过。

    现在，木箱多半仍孤苦伶仃地弃留在那里。很惭愧，我无法改变它的命运，正如我多年来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唉！把它供在哪里才好？如今的编辑室都有足够的书橱和书架，搁在哪里都碍手碍脚，而且样子又是如此地破旧和寒伧！写到这里，我禁不住地模仿朋友邵燕祥写下两行杂感诗，“难道这只珍藏过鲁迅书信和日记的木箱，就再不配装别的什么东西了吗？”请原谅我的这点近似愚顽的愤激。

    一九五三年初春，我由东北部队调回北京。四月一号上午，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报到，首先看望仰慕多年的社长雪峰同志。我穿一身军装，一跨进雪峰的办公室，敬了个军礼。雪峰让我坐下来说话。我一向随随便便，见墙边有一个木箱，就不假思索地坐在上面。雪峰对我说：“这木箱坐不得！”当时我并不理解雪峰话里所包含的庄严的内涵。过了一两年，我在老前辈孙用办公室又见到这只木箱，这时才敏感到它的非同小可的身价和地位。之后不久，有人对我说，木箱里珍藏着鲁迅的全部书信和日记，我才恍然大悟。是否确实，我从未进一步探究过。但我晓得孙用当时正负责整理编订鲁迅的这部分遗作，由于随时要翻阅，箱子自然得搁在手边才方便。但是为什么不换个更结实，更体面的橱柜或更加稳妥的保险柜呢？还是有些纳闷。现在我想，当年或许是雪峰、孙用以及其他几位鲁迅专家们对这只木箱有着特殊的情感吧。建国初，上海成立了鲁迅著作编刊室，由雪峰主持。一九五〇年之后，迁到北京，这木箱多半在上海时就有了，而且一直存放着鲁迅的书信和日记，它之前属于谁就不清楚了。雪峰、孙用以及杨霁云几位鲁迅生前的友好已先后谢世，晓得这只木箱来历的如今怕只有林辰和王士菁二位专家了。我为什么如此啰嗦地追述木箱的身份和形状，以及来历？就是要证明它的确不是一只可以随便遗弃的东西，我们应当怀着祟尚感念的心情，对它加以珍爱才是。

    据说有许多年这只木箱的钥匙是由孙用掌管的。“文革”之后当然就得交出去，在那动荡的几十年间，它是如何陪着鲁迅的遗作度过的？一定有许多难以诉吐的苦衷。

    一九五五年五月到五八年二月，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我离开了出版社。一九五八年回到出版社后不久，《鲁迅全集》就印了出来。之前的两三年间，雪峰由于被牵扯进所谓“丁陈事件”中，已不大来上班。记得当时我问过几位编辑，“鲁迅的书信为什么才只有三百多封？”而且还从注释中读出了不少触目惊心的问题。我请教过几位专家，他们都保持沉默，回避我的询问。当时我不该这么问。

    直到“文革”初期，看到谦和忠厚的孙用贴出一张大字报，才晓得这只木箱在这些年里所经历的一些厄运。记得这张大字报张贴在出版社的三楼或二楼楼道的墙上。

    当时还允许我这类“分子”看大字报，不久就禁止看了。孙用揭露说，某年某月某部专管鲁迅著作的一位领导，突然命令把鲁迅的书信日记交上去，不过几天工夫，就大砍大杀地删掉了“该删的”大部分书信。鲁迅遗作中的书信部分从此就与这只木箱分别了。孙用的措词异常地沉痛，是可以完全理解的。但他是如何把木箱的钥匙交出去，后来看见鲁迅大部分的书信被砍杀尽，他的受屈受伤的心能不流血吗？大字报是个坏东西，我恨之入骨。但孙用揭露的事实却让我一生难忘，因为那是千真万确的历史。

    书信虽被拿走了，还有鲁迅的日记在。这只木箱所以能留存到现在，可能由于这个原因吧。鲁迅日记也是一直由孙用负责整理校勘，直到它终于出版的那天。这中间当然还经历了许多曲折的过程，在孙用的心灵上所受的伤痛是难以想象的。木箱不能言，但看到它那副破损的污迹斑斑的容颜，对于我这个它的老相识，心里难道会没有一点沉重和哀伤吗？许多历史的情景不甘心突然退隐，又一幕幕地出现我的面前。令人失望的是，当年砍杀鲁迅书信的那位权威，直到今天还没有见到他一句公开的检讨，哪怕只说一声“鲁迅，我对不住你！”但他似乎永不忏悔。

    最后我建议北京鲁迅博物馆可否考虑这只木箱收藏并展览，让人们晓得有多少年，它曾，参藏过鲁迅的书信和日记，也让人们永远感念冯雪峰、孙用等忠诚于鲁迅著作的先辈们不朽的功绩，以及它遭受过的污辱和迫害。

    这只平凡而破旧的木箱会感激我们的，虽然它永远默默无语。

    活着的伤疤

    从口外草地回来的人，身上多半带着大大小小深深浅浅的伤疤。如果伤在手上脸上，谁都看得见，而有些伤是很难看见的。首先，他就不愿让谁看见，而有些伤，即使让你看，你也看不见。这些伤，痛在骨头里，深深地藏在倔强而沉默的心灵里，只能从他们艰难的步态（并非由于衰老，他们大都不过三十几岁的人）和深重的哮喘声中，猜想到他们曾经遭受过难以想象的磨难和病痛，小灾小病难不倒他们。

    秃手伯失去双手，一目了然，他无法瞒过谁，但是他那满胸脯的伤，却从来不让人看。

    我也只见过一回。

    有一年夏天，他一个人在河里洗身子，我悄悄地游到他身边，想帮他擦擦后背，才第一次窥见他胸脯的伤疤（只听说狼差点把他的胸脯子撕开），不见则已，一见真让我吓得目瞪口呆。这哪里是伤疤，我心想，他回来已有两三年，再重的伤也早该结疤，但现在看见的却是血淋淋的一个胸脯，我觉得血还不住地在流，映着夕阳的光辉。秃手伯的胸脯，像多年之后我见到的红珊瑚，从形状到颜色，都十分相像。

    我惊奇地对秃手伯说：“伤口还在流血，可不能见水！”

    秃手伯很平静地说：“不碍事，早已不见血了，这叫红疤，很不吉利。”

    “为什么不吉利？”

    秃手伯用手抚摸着自己多难的胸口，叹了口气，说：

    “红疤，就是说这伤还没有死。”

    “还没死？”伤还有不死的，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是的，没有死，伤还活着，天阴下雨时它不让我安生，整个心口还像那只狼在咬我，撕我。”

    我禁不住去摸摸秃手伯痛苦的血红的胸脯，他没有阻拦我，我不敢用手摸，生怕血冒了出来。

    “愿意摸就摸摸，不碍事。”

    ‘疼吗？”

    “不疼。”

    是的，伤疤显然没有死。我觉得它还在折磨他，哪有不疼的伤？尤其这红疤，还活着的伤疤，更不能轻视它。

    几乎没有摸到一点光滑的好皮肤，蚯蚓似的隆起的密密的伤疤，仿佛在蠕动着，它们比好皮肤硬得多。一条条隆起的弯曲的伤疤里，似乎都生出了自己的筋骨，自己的血管，自己的神经，自己的记忆，难怪它不死！

    几十年过后，我才知道伤疤也是一种生命。看得见的伤疤，有许多一直活着，看不见的伤疤，有的也一直不死。

    记得过了好多天，我问秃手伯：“你胸脯上的那些伤疤为什么不愿意让人看见？”

    他皱着眉头说：“伤疤千万不能露给别人看，不能让人为自己承当痛苦，更不愿让谁可怜。”

    以后我再不向他提伤疤的事。我跟他常常一起吼唱西口调。

    有关伤疤的道理，半个多世纪之前，秃手伯就对我讲过，当时我并不理解。直到我的身上、心灵上，也带上了许多伤疤，也很大很深，而且有的到我死后，可能仍然活着不死，我才真正地悟知了伤疤这个活东西。

    接羔

    羊羔，多半在黑夜出生，不知什么缘故？我问过祖母几回，她不愿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不理睬我，从她庄重的神情使我感到似乎她说了我也不会明白。

    有一次，我清完了羊圈，垫上干土，把要生羔的黑头羊安顿在一个比较干爽的角落。祖母夸奖了我，才含含糊糊地自言自语地说：“羊跟人一样，生孩子也多半在黑夜。”祖母没有说“生羔”，说的是“生孩子”，我觉得应当这么说。祖母说得自自然然，却很有道理。

    不论人，还是什么生物，在黑夜出生，比白天更平安些。一个生命从母腹出世，就该是悄悄地，决不可声张。

    听家里人说，我是后半夜出生的，几个弟弟也都出生在黑夜。四弟红汉出生的那个夜晚，正当三更天，我记得清楚。大雪在窗外静静地落着，没灯的屋里，显得微微泛白，仿佛黎明时的光景。祖母穿着齐齐楚楚，进进出出，没有一点响声。由于夜深寒冻，祖母清癯的面孔上泛出罕见的一点红润。我不敢出声，在半醒半睡中，隐约听到了隔壁母亲屋里四弟落到绵绵土上时哇哇的哭喊声。

    雪落了一夜。那一夜，我睡得异常深沉，仿佛被光洁的雪深深埋没。一醒来，看见祖母像一尊神一般坐在炕头上，她已经把一个生命接到了世上。我走到她身边，她睁开眼，望望我笑了，笑得十分美好。

    祖母的话说得真准，黑头羊生羔也在半夜，而且那一夜雪下得很大。下雪安静，生命出生正需要安静。

    祖母早几天已经令我抱了几抱麦秸搁在我们的房子里。那几天，她让我干什么，我乖乖地干什么。我特别听话。祖母比平常说的话更少，不断地去羊圈观看母羊的情况。那几天，她夜里没有进被窝睡，像生四弟时那样穿着齐齐楚楚，坐在炕头上，宁神静气地谛听着羊圈那里的动静。严寒的冬夜，圈里的羊咩咩地叫得很凄惨，很像人的哭声。饥寒总是相连着。夜里须喂一顿夜草，都是祖母起来喂的。

    生羔的母羊，夜再寒冻，它也决不咩咩地哭喊，像怀孕期的女人那么安宁、那么充满信心地在期待着。我一个人悄悄地去看过特产的黑头母羊，它安生地卧在那个角落，用湿润的眼睛一闲一闪地望着我，它认得我。我们家的猫狗都认得我。

    我不敢对祖母说，我要帮她一块儿接羔。夜那么寒冻，祖母身体一向很瘦弱，有严重的胃病，她館承受住这么多的家务吗？我夜里醒过来时，听见祖母忍受疼痛发出断断续续的哼哼声。声音很微弱，她生怕惊醒了安睡的孩子们。

    那个夜晚，预料到母羊要生羔了，我跟祖母一样清楚，但我晓得我不能插手，只能安安生生地钻进热被窝里佯装着已经人睡。在黑沉沉的夜里，我睁着两眼谛听着神秘的生命诞生的动静。我真想听听羔羊出生时的第一声哭叫。它出生后的那一刻，眼睛是怎么睁开的？是它自己睁开的，还是像大狗那样用舌头舐开小狗的眼睛？它是怎么站起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母亲的奶头？我在期待中入睡，仍然像被埋没在光洁的深深的雪地里。醒来时，我看见屋里的地上，母羊在麦秸上卧着。小羊偎在母亲的怀里，祖母为它们从灶膛里掏出的一堆热柴灰还没冷却。

    黑头母羊和它的孩子在屋里整整地休息了一天。羊羔雪白雪白，它望着陌生的我。我真想去摸摸它，但我没有去摸，不是不敢，是觉得不该摸它。几天来，我被一种庄严厚重的气氛所震慑。这庄严，静静地，默默地来自祖母，来自黑头母羊，来自大自然的圣洁的心灵。

    羊，跟人一样，生命是庄严而美丽的。

    船的出发

    近日来，一直卧床养病。黎明时，心境安宁，偶然翻看到惠特曼《草叶集》的短诗《船的出发》，我惊喜得几乎叫喊起来，这不是我童年时画过的一个梦境吗？

    记得我十一岁时，也是在病中，伏在炕桌上，一次次地画着漂泊不定的帆船，画了不下几十张。

    当时我并没有见过船，家乡的河流都不能行船。我为什么入迷地面起了船？回忆起来，主要是由于病中太孤寂了，渴望能乘一只奇妙的帆船，漂流到远远的从没有去过的地方。

    我画的是只有一叶帆的小舟，我没有见过帆，以为是一面小旗，但朦胧地知道坐在船上，就如骑上马，能到达愿意去的地方。用当今的话来说，这是我童年的“白日梦”。但过去为什么没有生出此刻这种强烈的感触呢？说来又非常偶然。十几天来，我正在一篇一篇地写着童年的小故事，且已构思着一篇画船的情节，我把以童稚的心灵画帆船的往事，看做是我生命的第一次美丽的“出发”。

    因此，我借用了《船的出发》这首诗的题目。我喜欢“出发”这个词，更喜欢乘“船”出航大海。惠特曼的《船的出发》只有几行，抄在下面：

    看哪，这里是无边的大海，在她的胸脯上一只船出发了，张着所有的帆，甚至挂上了她的月帆，当她前进时，船旗在高空飘扬着，她在那么庄严地向前进行——下面波涛汹涌，恐后争先，它们似闪闪发光的弧形运动的浪花围绕着船。

    此刻，我一面抄诗，一面就觉得我的生命仿佛随着出发的帆船在一片茫茫的波涛中动荡着。我不仅望见了一只出发的船，而且感到自己就在这只出发的船上，甚至感到我就是这只挂满帆的船。

    我曾在几篇文章里提到我自小喜欢画画，画的是什么，没有细写。我那些幼稚的画，哪里是真正意义上的画，最多只能看做是个性原始的流露。我羞于谈论那些面。前不久，看了法国画家米罗的一个画展。当我立在画厅，被那些奇妙的绘画形成的图像世界所感染和包容，我竟然觉得我小时也画过米罗那个情趣的画。现在又觉得我童年时画过惠特曼的诗。

    细细地追忆起来，或许可以这么笼统地说，童年时我画的多半是自己从没有见过，但心向往之的新奇的境界和景象。记得我曾不厌其烦地画张飞和孙悟空，画关公和他的大刀，画红孩儿的风火轮，我把他们当做崇拜的神灵。我还画从来没有见过的帆船，画雨中的渔夫，面不理解的比天还神秘的大海，我把能远航的帆船当做一个可以载我到达这些梦境的神物或法宝了。弗洛伊德说，一个孩子玩耍时能创造出一个自己的世界。他还提出过一个令我震惊和信服的问题，“难道我们不该在童年时代寻找想象活动的最初的踪迹吗？”我画从没有见过的向大海出航的帆船，正是弗洛伊德说的那个“最初的踪迹”。

    我总希望自己坐在船上出发，向远方的港口，而且是一艘有帆的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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