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争的分类
对战争进行“分类”，可以基于战争的起因，或基于主战武器的技术特征，或是基于普遍采用的作战样式。例如，根据是否使用核武器，可将战争划分为“核战争”和“常规战争”。“常规战争”中，不排除会有限地使用核武器，但“常规战争”也因此将有很大概率会升级为“核战争”。
谢列布里亚尼科夫曾就战争的“分类”和“断代”的依据给出建议：①根据战争所处的历史阶段；②根据引发战争的主要矛盾；③根据战争发生时期的社会性质；④战争中主要使用的手段和方法；⑤战争对社会带来的改变。但他提出的这些划分依据，更多地是从“社会”的角度，很少是从“战争”本身出发。
战争的划分也可以从其他角度。例如，根据战争进行的规模、范围和程度，罗伯特·奥斯古德将战争划分为“有限战争”、“无限战争”和“总体战争”等3大类。这种划分方法，可以很容易地区分人类有史以来发生过的所有主要战争，也是比较常用的战争分类方法。
所谓“有限战争”，是指敌对各方在冲突中，对其目标进行严格和明确的限定，均不投入全部的军事力量，并寻求通过谈判解决冲突。这里所指的“有限”，主要表现为“打击目标”和“投入力量”的“有限性”上。
有限战争中，一般只有两个相互敌对的势力，战争被界定在有限区域内，打击目标被严格限定为敌方军事目标，因此，只需敌对双方动用其拥有的部分资源，双方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仍能正常进行。有限战争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有限的，而在其他方面却并无限制。二战以来的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和利比亚战争等，都是有限战争。有限战争是现代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最常见形态。
所谓“无限战争”，是指敌对各方均动用其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对打击目标的性质和范围不施加限制，均使用其最大的军事能力，以求在最大程度上打击对方，直到对方无条件投降。有限战争如果不能达成既定的战争目标，可能会升级为无限战争。
无限战争中，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可能都将卷入其中，成为交战国。交战国对于一切对己方有利的都要争夺，对于一切对敌方有利的都要摧毁，为此，交战各方将不择手段。无限战争是不加克制的战争，以争取最终军事胜利作为唯一的战争目标。无限战争的结束方式，不是无条件投降，就是相互摧毁。战争结束前，社会的所有方面都要受到巨大影响。18与19世纪的拿破仑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都属于无限战争。无限战争一般是指地区性或全球性战争。无限战争难以控制，军事胜负是战争最终得到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战争中胜利的一方拥有政治谈判中的所有主动权。无限战争结束后，往往会带来世界权力分配和地缘政治格局的重新划分。
所谓“总体战争”，是指交战各国各方动用其拥有的一切资源，攻击目标是敌人的整个国家，为达成这个极端的目标，需要采取一切极端的手段。现代战争条件下，无限战争很有可能会演变为核战争，会给参战各方带来毁灭性的风险。
总体战争中，战争强度高，交战范围广，破坏力极强，战争不存在严格的限制和约束，但不等同于总体战争一定不受任何限制。总体战争中，战争手段的运用必须留有一定余地，从而使军事行动达到有限和合理的战争目的，但实际上，战争手段往往难以控制。控制总体战争，必须慎重设定战争所要达成的政治目标，不致于使交战各方在总体上失败或毁灭，届时就可以结束战争。总体战争仍属于常规战争，而在这种最高强度和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中，难以保证不使用核武器。幸运的是，迄今为止，总体战争尚未发生过。
奥斯古德认为，确定一个战争的性质和类型时，必须要对战争的物质性、政治性和心理性进行全面分析。其中，交战国要达成的政治目标是关键，这也是其理论最为可取之处。但是，虽然政治目标需要战争手段达成，战争手段有时却难以做到理性地选择。
不难预测，未来战争将主要是“有限战争”，交战双方都有既定和有限的政治目的，打击目标将被严格限定为对方关键和重要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对抗双方都将尽量减小对平民目标的附带杀伤，力求避免战争升级和扩大化，并坚持“最终依靠政治手段加以解决”的结束战争原则。
未来的战争和武装冲突，更多的是局部战争、中等或大规模武装冲突，并在严格界定的有限区域内进行，在国内外战争法的约束下，打击目标和范围都将有严格的限制。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武器射程、精度、毁伤能力的持续和快速提高，未来战争将是短时和高烈度的，造成的破坏和经济损失将空前巨大。
未来战争中，防止“有限战争”升级为“无限战争”甚至“总体战争”，是自战争和武装冲突爆发后和整个冲突过程中都要审慎关注和考虑的。为此，关键是要理性地设定战争所要达成的有限政治目标，并严格遵循“将军事手段作为执行外交政策和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这一根本的战争原则。
二、克里米亚事件—军事手段的有限使用
本书开始写作之际，正逢乌克兰危机爆发。克里米亚民众通过公投，顺利并入俄罗斯联邦，成为俄罗斯联邦的“克里米亚共和国”。此次克里米亚“危机”或称“事件”，从内容到形式，与近年在北非、中东和中亚等地区内国家爆发的所谓“颜色革命”如出一辙。
“颜色革命”中，从民众采取反政府游行示威等非暴力对抗，发展到与政府军的武装斗争，最终导致政权倾覆，政府更迭。这种模式，常被称为“中东模式”，虽然与“克里米亚模式”存在着一些区别，但均可作为当代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根源。
可将此次乌克兰危机作为分析未来战争形态的样本，从中能够发现未来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爆发起因、使用手段、设定目标、演变过程、解决方式和最终结果，并可作为研究未来有限战争的典型案例。
2014年2月28日，身份不明的武装人员占领了克里米亚议会和机场。当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召开记者招待会，谴责俄罗斯在乌克兰采取军事行动，并发出警告：在乌克兰境内采取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付出代价。3月1日，普京向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申请在乌克兰领土上使用军事力量的授权，联邦委员会予以批准。同日，国家杜马要求普京采取措施，稳定克里米亚局势，并尽一切可能保护当地人民。3月16日，克里米亚就其未来归属问题举行全民公投。17日，根据公投结果，克里米亚议会通过决议，宣布克里米亚独立，并申请加入俄罗斯联邦。同日，普京签署总统令，承认“克里米亚共和国（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市）”为主权独立国家。18日，普京与克里米亚领导人签署了克里米亚入俄文件，克里米亚成为俄罗斯联邦的一个共和国。
在此期间，俄军不断向俄乌边界地区增派部队，其陆军、空军、空降兵、防空兵部队迅速部署到位，黑海舰队采取了沉船封港行动，并接管了乌海军的大部分舰艇。俄军的这些部署，目的是在事态突变情况下，可在最短时间内占据军事上的主动。
俄军在克里米亚的行动果敢坚决，在最短时间内，直接和彻底扼杀了西方国家军事干预的念想，始终牢牢掌控着克里米亚地区局势，为俄罗斯争得了在克里米亚危机中的主动权和话语权。这又一次验证了：在解决地区性争端中，军事手段仍然是不可替代的。
危机处理中，进入和部署在克里米亚的俄军部队未佩戴军兵种标志和符号，避免了俄罗斯今后在同各国、各方依据国际法进行政治和外交斗争时授人以柄，减少了不必要的麻烦。这种武力干预做法，在“冷战”后期的世界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中，尚属首次。
尤为重要的是，俄军使用雷霆手段，发动如此大规模的进入并成功地对克里米亚全境实施控制，却几乎未发生成规模的武装冲突和严重的流血事件，保障了克里米亚公投的顺利进行，为最终克里米亚问题的政治解决打下了良好基础。
3月28日，普京首次公开承认俄军已经接管克里米亚，并高度赞扬俄军在克里米亚经受住了考验，展现了新的能力和崇高的道德精神。俄军的此次大规模军事行动，是自俄格战争后的首次，也是俄军对新一轮军事改革成果的一次检验。
俄罗斯在克里米亚成功的军事行动，称得上是“动用武装力量，采取军事行动，花费最小代价，最终依靠政治手段解决地区争端”的完美案例。普京给俄军打了“5”分满分，实不为过。
克里米亚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对于俄罗斯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历史上，克里米亚虽然曾脱离过俄罗斯，但俄罗斯一直将克里米亚视为自己的领土，绝不会轻易放弃。另一方面，从民族情感上讲，自17～19世纪的俄土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数俄罗斯人为克里米亚流尽了鲜血。俄罗斯民意调查显示，89%的俄罗斯人认为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一部分，80%的人赞成俄罗斯接纳克里米亚入俄，为此甚至不惜与乌克兰爆发武装冲突。克里米亚危机期间，笔者在与俄罗斯人交谈中，俄罗斯人常说的一句话是：“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3月18日，普京在克里姆林宫进行了为时47分钟的演讲，称“在俄罗斯人心中，克里米亚一直且永远是俄罗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坚定信念，俄罗斯人世代相传。”俄罗斯通过“不流血”的军事手段收复克里米亚，极大振奋了民族精神。
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国内民众支持率稳步上升，从2014年1月份的65%，到2月份的69%，至3月中旬，更是上升到72%，达到了普京执政以来的最高点。普京支持率的上升，除成功举办索契冬奥会的因素外，更多的是由于普京在克里米亚问题上的应变和处置，极大地迎合了民意，也因此，普京在处置克里米亚危机时，表现得“底气十足”。
乌克兰危机发展至今，西方国家已经丧失在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动权。西方国家可采取的手段，不外乎对俄罗斯进行声讨，以及采取政治和经济手段制裁俄罗斯，并已经采取了多项举措：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决定暂停俄罗斯的八国集团（G8）成员国地位；北约中止与俄军事合作，重新考虑与俄关系；法国可能取消对俄出售“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军售合同；日本暂停与俄进行的简化签证制度磋商以及中止签署投资合作、航天开发合作和防范危险军事行动等双边协定的谈判；欧盟对一些俄罗斯人和克里米亚人采取冻结财产和禁止发放签证的制裁，美国也对一些俄政府官员及乌克兰官员采取类似的制裁举措；美国对一些俄罗斯银行实施金融制裁等。
俄罗斯对西方的上述制裁不以为然。承受和应对西方制裁，自苏联时期，俄罗斯就已习以为常，更何况西方国家尚未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命脉—石油、天然气和武器出口实施制裁。上述制裁无异于“隔靴搔痒”，甚至当制裁宣布后，由于制裁力度小于与预期，美国、欧洲和俄罗斯的股市都大涨。
俄罗斯作为全球第一大产油国和天然气最大出口国，对欧洲和世界能源供应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由于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存在着很强的依赖，使得欧盟国家的制裁显得有气无力。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大武器出口国。俄罗斯通过向叙利亚、伊朗等国出口防空导弹、反舰导弹等先进武器系统，直接影响西方国家最为关注的叙利亚局势和伊朗核问题的解决。此外，俄罗斯还是朝鲜核问题“六方会谈”中的重要一方。可以说，目前国际上最为重大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如果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和合作，是无法得到根本解决的。
基于此，普京底气十足地发出警告：考虑制裁俄罗斯的国家应当先想想制裁对自己的损害，对俄罗斯的所有制裁都会受到反制，对俄罗斯的所有威胁都会伤及自身。俄外交部也发表声明：一旦西方国家对俄实施制裁，俄罗斯将进行报复。
西方下一步可能选择的制裁方案中，有可能对俄罗斯产生实质性效果的，只有对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实施制裁，但实施概率极小，因为欧盟对俄罗斯天然气存在着极大的依赖，这类制裁无异于制裁自己，也相当于变相地向俄罗斯宣战。
西方不会把俄罗斯与伊拉克、伊朗、利比亚和叙利亚等国同等看待。现在的俄罗斯的军事实力虽然相比苏联时期已经大大削弱，但仍然是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并相对其他国家占据较大的优势。即使其常规力量相对美国和北约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但仍然是两个“超级核大国”之一，而拥有的超强战略核力量，一直被俄罗斯视作国家安全的基础和支柱。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国家实力的急剧衰落、国家尊严和国际地位的丧失、欧盟和北约咄咄逼人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在此过程中，俄罗斯丧失了对西方的信心和信任，更多地是感受到西方对自身国家安全的威胁和对自身国家利益的损害，这也是近些年来俄美关系急速倒退的根本原因所在。
随着俄罗斯经济的复兴和人们生活水平持续提高，俄罗斯的国家认同感和凝聚力也在不断增强。同时，俄罗斯不断巩固自身作为其奉行的“多极”外交政策中的“一极”的角色和地位，对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虽然采取合作的态度并力争合作，但如有必要，进行对抗也毫不犹豫。
2012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普京再次竞选总统期间的表现和扮演的角色，已使俄罗斯高度警惕。更重要的是，此次乌克兰动乱可看做是西方国家近些年在利比亚、叙利亚等国推行的所谓“中东模式”或“颜色革命”的翻版，俄罗斯深恐并预感到下一个就将轮到自己。上个世纪90年代国家所经历的苦难，俄罗斯绝不希望再次上演。
克里米亚危机期间，俄罗斯军政领导人的言论与俄军的行动都表现得非常自信和果断；在面对和反击西方国家制裁时，表现得又是极为从容和泰然，归根到底，是以近些年来俄罗斯持续恢复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为支撑的。
孙子兵法有云：上下同欲者胜。虽然有军事、经济和政治实力作为基础，但国内民心所向才是俄罗斯军政领导人敢于在克里米亚实施果断、坚决的军事行动，并自信、从容地应对西方制裁的强大后盾。
三、未来的有限战争
历史上，无数案例表明，尽管参战国总是希望保持理性和克制，但往往难以做到。强大和压倒性的军事实力和战场优势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促使占据优势的一方倾向于升级和扩大战争，以攫取更多的利益，甚至追求实现更高层次的战争目标。
几乎在以往任何一场战争中，能否合理和克制地使用军事手段，都曾受到过严峻的挑战。毕竟，无论在军事、政治还是外交领域，总归由人来实施决策；而人的行为，总要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也因此往往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失去理性。在上述因素作用下，决策难以避免具有“难以预测”和“非理性”的特征。
未来战争中，如果参战一方是恐怖主义组织或极端主义组织，尽管其政治目标多种多样，但同样是既定的、有限的和明确的。为达成其政治目标，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在采取手段上，却很少受到类似于国家性质主体那样的约束和限制，因为这是由其采取的“不对称”作战样式决定的。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在追求其政治和军事目标的过程中，其行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均难以预测，也因此难以防范和制止，既没有明确的开始，也没有明确的结束，几乎是无限期持久战，且往往不可避免地会推动战争升级和扩大化，战争的最终结局难以预测，不存在传统战争那样的投降仪式和缔结和平条约，可以说是没有停战的战争。这类战争已成为21世纪战争的一种主要形态，需有区别地加以对待。
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的作战区域不受地理区域和物理空间的限制；打击或袭击对象不做严格区分，在军人和平民、军用目标和民用设施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道德、法律或心理障碍；使用武器和手段无所不用之极，从轻重武器、民用运输工具、计算机病毒、广播电视、互联网、生化武器甚至核武器；采取“不对称”和“非常规”作战样式，方式多种多样；战争目的是打击对方军政首脑的意志和心理，并最终使其做出让步或妥协，从而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不战而屈人之兵”应作为防止战争和武装冲突升级或扩大化而采取的首要措施，“威慑”与“遏制”策略应作为制定军事战略的基础，战争的风险—收益评估则是制定未来战争计划的依据，且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非军事手段将显得愈发重要，并将与军事手段相结合使用，甚至将成为未来战争中所使用的同等重要手段。这些指导思想、方法和措施，无论是对于国家性质对手，还是恐怖主义组织和极端主义组织，都是适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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