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母亲

    他的父亲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是俄国著名的画家。他在南方港埠敖德萨长大，从小就喜欢美术，凭借个人的不懈努力，说服了与艺术毫无关系的父母，只身来到莫斯科，进入私人画室学习绘画。后来又去了德国，在慕尼黑美术学院深造数年。帕斯捷尔纳克在那里接受了良好的严格的绘画教育。回国后，自己在莫斯科开办了私人美术学校。他推行新的教学方法，培养出了一批优秀人才。这些学子为他赢得了声望，致使莫斯科市政当局于1894年主动聘请他到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任教。从那时起，他在该院执教27年之久。

    小鲍里斯的母亲罗扎利娅·考夫曼是位钢琴家。她14岁时前往维也纳学习音乐。年年春季，她由母亲伴随，回国举行汇报演出，并受到热烈的欢迎，媒体对她的技艺评价很高。

    那是1881年。罗扎利娅参加了鲁宾斯坦指挥乐队排练演奏肖邦的乐曲，在场的观众都是音乐家。当乐曲演奏完毕时，鲁宾斯坦走到罗扎利娅跟前，热情地亲吻她，并用双手把这位小姑娘高高举在头上，对听众说：“这章乐曲就应当像她这样弹奏！”那一年，罗扎利娅仅仅12岁。

    1885年她在维也纳举行了一场个人演奏会，轰动了音乐之都。报刊认为这位17岁的少女的演奏可以和李斯特、鲁宾斯坦等大师媲美，说她不但艺术处理卓越，而且能够深刻地领会与阐述作曲家的思想实质。她18岁回国，以演奏为业。结婚时，她正在俄罗斯皇家音乐学会所属敖德萨音乐学校执教。婚后不久，她便辞去了教学的工作。因为有一次演出时得知两个儿子病了，她忧心似火，极力克制内心的焦灼，演完了自己的节目，不等音乐会结束，她便急忙赶回家去。回到家中，看到两个儿子正在发高烧。

    演出期间两个儿子同时患病，对她刺激很大，她感到事业与家务之间有冲突，她必须作出选择。经过一番苦思，她选择了家务：照顾丈夫，使他有良好的创作环境：抚育儿女，使他们成为有用的人才。从此她毅然放弃了演奏事业，一心照顾家人，充分显示了她那非凡的品格。

    小鲍里斯从小接受的就是父母的作风、为人的品德。

    小鲍里斯出生不久，便成了父亲作画的对象。他一天一天长大，父亲画他的样子也不断增多。画他吃奶、走路、玩耍。稍大以后，画他读书、弹琴、作画。为了给父亲当模特儿，他还遭遇过不幸，身上留下了残疾。

    那年小鲍里斯13岁，全家在农村度假。父亲看到村姑们身穿花衣裙，在落日余晖中牧马的欢腾场面，很想创作一幅大的油画。小鲍里斯也骑上马，跟随村姑们奔驰。不料，跳跃河沟时，他从无鞍的马背上翻身落地，腰和腿受了重伤。父亲去请医生，路上忽然发现村庄大火冲天，他风风火火地赶回来，却是河对岸在燃烧。那一天，父亲急白了头发。小鲍里斯经过医生诊察，确定是腿骨折。医生给他打了石膏，躺了一个多月。痊愈后，鲍里斯的右腿短了一截，成了残疾人，走路有些瘸。最初，父母为他特制高底鞋，后来小鲍里斯强制自己不露跛腿的迹象，只穿普通的鞋。但每逢心情紧张时，走起路来难免有些不利索。

    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住在莫斯科美院宿舍时，经常可以看到列宾、苏里科夫等大画家的原作。每年冬天，他们的作品从首都彼得堡运到莫斯科来。这些杰出的作品就在他们屋前院内开箱。这是一般人可想而不可及的欣赏原作的绝好机会。这些作品在美院大厅里展出时，鲍里斯不止一次跟随在父亲身后，听父亲见解极深地讲解。

    在这样的环境中，小鲍里斯怎能不想当画家呢？他也确实喜欢作画，而且画得不错。他父亲曾经认为，如果鲍里斯继续努力学画，是“可以成为画家的”。但是，他当画家的愿望很快就消逝了。他知道自己没有父亲那种绘画的天赋，永远达不到父亲的水平，他不可能成为画家。

    迷人的音乐

    当小鲍里斯还没有意识时，钢琴的旋律就滋润了他的听觉。

    母亲天天弹钢琴，音乐成了他生命中的一部分。童年，他和弟弟妹妹们一起玩耍，母亲为他们弹琴制造气氛。当他患病时一个人躺在床上，母亲又用娓娓动听的音乐安慰他。优美高雅的旋律从鲍里斯襁褓时期起就渗入他的小小心灵。但他永远忘不了一个不寻常的夜晚，那一年他只有4岁。

    那是1894年11月23日。在那个夜晚，也许是那夜晚的音乐，为他划分了没有记忆能力的婴儿时期与开始有记忆的儿童时代。那个夜晚，他正在摇篮里熟睡，突然被一种不熟悉的声音惊醒，吓哭了。妈妈正在客厅里和几位音乐家演奏柴可夫斯基的三重奏曲《纪念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妈妈心灵感受到儿子的哭声，但她不能半路终止演奏。

    演奏一结束，妈妈立刻奔向鲍里斯的摇篮，把泪汪汪的儿子紧紧地搂在温暖的怀里。小鲍里斯模模糊糊记得妈妈抱着他来到烛光摇曳、烟雾萦绕的客厅。黑色的钢琴，绛红色的提琴，彩色的连衣裙，还有两位老人雪白的头发。后来他知道一位是老画家盖伊，另一位是老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盖伊那年63岁，托尔斯泰66岁。他们是专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聆听罗扎利娅弹奏的。

    鲍里斯已是一个少年了。

    一次偶然的机会使鲍里斯对音乐发生了更大的兴趣。

    那是1903年春天。他随父母住在勃朗斯基铁路线附近的奥博连斯克别墅。那里风景宜人，空气清新。

    别墅位于一座丘陵上，附近是一片树林。树林的另一端，也有一座别墅。每天拂晓，鲍里斯带着小弟亚历山大跑到原野上去迎接日出。他喜欢野花野草的芳香、灿烂的阳光、地上的光影。

    他和小弟在林中奔跑，聆听各种鸟儿的呜叫，各种树木的絮语，享受大自然的赐予。

    有一天，他们听到从毗邻别墅里飘来的钢琴声。鲍里斯一下子被不寻常的乐曲的旋律迷住。他再也迈不动脚步，悠悠然沉入幻想的世界。不知不觉已经到了傍晚。原来那是作曲家斯克里亚宾在弹奏自己的作品。

    多少年后，他回忆初次听到斯克里亚宾演奏《第三交响乐》的片断时，写过这样一段感受：

    “天哪，这是一种什么音乐呀！这部交响曲如同遭受炮火轰击的城市，接连不断地在坍塌在倾倒，然后，它又由断垣残壁堆积起来，发展起来。乐曲中充满经过大胆加工的、新的内容，如同生长中的树林充满生命与清爽那么新鲜……他的乐曲具有悲壮力量，这种力量对一切腐败但又被人赞扬的东西、对伟大但又十分愚蠢的东西嗤之以鼻，它大胆到狂妄的程度，又充满稚气，它像放荡的安琪儿具有淘气的天性而又自由自在。”

    “估计谱写这种乐曲的人一定会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工作之后他的头脑会清醒，精神会镇静，如同摆脱一切事务之后正在无忧中休息的上帝。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

    那时，鲍里斯对很多事理远远不清楚，然而音乐的力量却使他震撼，也许因为他有母亲的遗传因素。

    父亲与斯克里亚宾当时都是30刚出头的艺术家，丰采奕奕，蓄着漂亮的胡须。二人都是艺术界的闯将，都在探寻艺术的真谛。父亲比斯克里亚宾年长两岁，他们相识不久就成了艺术上的知己。他们经常一起散步、聊天、讨论问题，甚至开展互不相让的争论。鲍里斯跟他们在一起，成了二位艺术家推心置腹交流思想的见证人。

    鲍里斯对他们争论的问题并不能理解，对斯克里亚宾观点的实质也不全能听懂，可是他愿意站在斯克里亚宾的一方，因为他爱上了斯克里亚宾的音乐，爱到了痴迷的程度，由此而爱斯克里亚宾的一切。

    两位前辈有关生死问题的争论，在鲍里斯心中留下很深的印象，从此他一生没有放弃对这一问题的探讨。

    第二年年初，斯克里亚宾去了瑞士，一去就是6年。临行前，他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告别。他留给鲍里斯的是对他的期望。被音乐迷住的鲍里斯在这6年当中，专心致志地钻研音乐。

    他先跟尤·恩格尔学习作曲和音乐理论，后来又投师米·格里埃学习演奏。

    音乐几乎占据了鲍里斯的全部生活时间。他在学校上希腊文课和数学课时，有时把音乐书籍摊在书桌上阅读赋格曲和对位法。老师发现他没有专心听讲，便严声厉色地问道：

    “刚才我在讲台上讲的是什么？”

    帕斯捷尔纳克傻呆呆地伫立着，一言不发，摇摇头。

    老师不能理解他。他却得到了父亲和母亲的谅解与同情。为了音乐，家中什么事都可以原谅他，大概相信他将来在音乐方面会大有作为。

    1905年冬，鲍里斯第一次随父亲出国去了柏林。在国外，他开始阅读德语作家原文作品，尤其是德国小说家霍夫曼的作品。

    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停止利用通信向恩格尔老师继续学习音乐。

    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全家在海滨休养了一段时间。恩格尔老师携夫人及两个女儿也来到了那里。师生又相会了。

    有一天，恩格尔在谱曲问题上讲了一个想法。鲍里斯立刻哼出声来，接着又把曲调改变了一下，出现新的乐曲结构，既新颖又优美。意外的曲调使师生二人不胜惊喜。”鲍里斯，你真行！太妙了，鲍里斯！“老师的欢呼中洋溢着赞扬。

    于是他们找来乐谱纸，37岁的恩格尔和15岁的鲍里斯像两个音乐伙伴，两位知音，一边哼着曲调，一边在五线谱上写下音符。

    小弟亚历山大看到这一场面，脱口叫道：

    “这两个人好像喝醉了，若不就是疯了！”

    恩格尔说过：“不能全身心地沉入创作的氛围，不能忘却世上的一切，就不会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作。同样，不能全身心地进行教学，就不可能有真正的传授。”

    鲍里斯每天想的讲的都是音乐。有时母亲和他一起弹琴，琴声从早到晚响彻他们的住地。有一次，父亲写信给一位朋友诙谐地说：……母子二人整天在演奏乐器……您可别娶钢琴家为妻！

    孩子一定要演奏！

    音乐——多么诱人的艺术。

    斯克里亚宾出国后，鲍里斯一天也没有放弃音乐。他苦心钻研，期望不辜负恩师的鼓励和教育。他创作出几部音乐作品。

    “如果有一天我能演奏给斯克里亚宾听，得到他的指教，该多美呀！斯克里亚宾从国外载誉回来了。莫斯科的俄罗斯音乐协会决定组织一次盛大的专场演奏会，由斯克里亚宾亲自参加演奏自己的奏鸣曲和新作《销魂曲》。”

    排练是在莫斯科音乐学院进行的。鲍里斯每天冒着寒风，踏着积雪，穿过晨霭弥漫的街道，到排练场去聆听斯克里亚宾弹琴。那时，鲍里斯最喜欢的是音乐，而音乐领域里他最喜爱的又是斯克里亚宾，他岂能放弃这个机会。排练厅内先是各种乐器嘈杂喧闹，调弦对音。慢慢地零乱的声音趋向和谐，交融在一起，最后形成惊魂动魄的乐曲。乐曲旋风般地在低音度上戛然而止。

    鲍里斯躲在排练场的一隅，默默地倾听《销魂曲》，热泪不住地涌流。他对演出的轰动效果并不感到意外，因为谱写这部交响曲的手早在6年前就紧紧地攫住了他的心。他为斯克里亚宾鼓掌、欢呼。

    有一次，恩格尔走到鲍里斯跟前，颇为不满地说：“《销魂曲》——这是音乐的终结！”

    恩格尔老师的音乐观点与斯克里亚宾相比显得太落后了。

    鲍里斯看了看老师，毫不掩饰真情，说了一句恰恰相反的话：”不，这是音乐的开端！“师生之间对音乐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他要走自己的路。真正的导师是斯克里亚宾。

    鲍里斯走在阿尔巴特街上，心怦怦地跳。他去拜访久别的偶像。斯克里亚宾热情地接待了自己的青年朋友。鲍里斯要向斯克里亚宾汇报自己几年来的学习成绩。他走向摆在大厅中间的大钢琴，熟悉的黑白琴键排列在他的眼前。他感到两手在发抖。他定了定神，然后手指有力地触及了琴键。他弹奏了一支乐曲，心绪平稳了。接着又弹奏了第二支乐曲，完全克服了心情的慌乱。可是弹奏第三支乐曲时，又感到一种新的压力。他悄悄瞟了斯克里亚宾一眼，发现斯克里亚宾正和着他的旋律和节奏的变化笑眯眯向他走来。琴声停止了。斯克里亚宾击手鼓掌，称赞他的进步，随即坐到他身旁，重弹了他刚刚演奏过的乐曲中的一段。斯克里亚宾的这种意外的行动使鲍里斯愕然。更愕然的是斯克里亚宾弹奏过程中把原来的旋律稍加改变，成了一曲新作，恰好消除了久久苦恼他而未能克服的缺陷。这是多么神奇的一双手啊！

    那天，鲍里斯回答了一些有关学业的情况。当斯克里亚宾得知他在莫斯科大学攻读的是法律时，脸上露出了疑惑。略加思考之后，他建议鲍里斯转入历史语文系，攻读哲学。

    鲍里斯的音乐才华得到了斯克里亚宾的肯定。谁能不相信他正确地选择了终生的职业？

    可是鲍里斯这时却陷入了无言之苦中。他从未对任何人吐露过心中的疑虑：他是凭理智、按作曲规律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

    实际上，他的听力并不佳，缺乏迅速判断乐声的准确能力，自称“没有绝对辨音力”。他认为身为音乐家，而又没有“绝对辨音力”，是对事业的玷污，是上帝和命运安排他不能从事音乐事业。

    不久，鲍里斯果断地下了决心，与音乐一刀两断，砸碎当音乐家的美梦。他想从此再不创作乐曲，再不接触钢琴，再不参加音乐会，甚至不与音乐家们来往。这仅仅是他一时的主观的愿望。事实证明他不但没能摆脱音乐，而且生活本身使他和音乐紧紧地卷在一起。

    鲍里斯青年时代创作的乐曲，大部分都失散了，只保留下来两首序曲，是他1906年之作。80年后，他的两首序曲在俄罗斯和欧洲都演奏过，还灌成了唱片，得到专家们很高的评价。

    至于他为音乐付出的心血，他对音乐的深刻理解、浓厚的感情与酷爱，后来全部注入他写的诗、小说和评论文章中了。

    别了，哲学

    鲍里斯是非常爱动脑筋的少年。早在莫斯科男子第五学校六年级读书时他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

    1905年俄国爆发了第一次革命。那次革命在他心中留下深深的印记，使他后来写成不朽的诗篇《1905年》。

    1906年鲍里斯随父母在德国住了几个月。他第一次出国，对一切都感觉到不寻常，好像是在梦中。

    那一年，鲍里斯在柏林大学旁听过音乐史课。课程讲得枯燥乏味。他想转到哲学系去听课。他认为在临近哲学的地方将出现他未来事业的胚胎。帕斯捷尔纳克成熟时期的诗作中常常透露哲理观念并非偶然。

    帕斯捷尔纳克攻读哲学十分专注。家人发现他的性格有些变化，变得孤僻了。同学们也发现他喜欢独来独往，低着头冥思苦想。只有讨论哲学问题时，他才会变得滔滔不绝，引得周围人注意。

    有一天，他和朋友们谈起哲学趋势，认为当今的哲学中心在德国马尔堡，最重要的哲学家是柯亭。要想研究哲学，必须去德国，必须投师柯亭教授。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这种看法，但认为自己还不具备到那里去的条件。

    过了不久，让他喜出望外的是母亲给了他一笔钱，共200卢布，说这是她弹钢琴挣的和全家省吃俭用攒下来的。父母建议鲍里斯到国外走一走，开开眼界，学习新知识。埋在帕斯捷尔纳克心底的愿望立即浮上心头。他早已在幻想去马尔堡了。妈妈和爸爸最理解也最体贴自己的儿子。

    1912年4月21日，帕斯捷尔纳克乘坐火车的三等硬座，穿着父亲的灰色旧西装，经过4天的行程，抵达马尔堡。一座神话般的城市出现在他的眼前。他没有想到这个中世纪的古老大学城竟是如此之小，如此之美。人口不到3万，半数是学生。马尔堡像颗翡翠镶嵌在山脊上。哥特式的尖顶建筑，层层叠叠撒满山坡。狭窄而清洁的街道几乎见不到行人。绿色的小城异常寂静，只有几朵白云在钟楼上空飘浮。到处是花草绿茵，芬芳醉人。

    帕斯捷尔纳克深知自己手中的钱是妈妈和全家用血汗换来的，来之不易，所以他不敢滥用一分。他在城边，公路最后一排楼的三层，租了一个便宜的房间。房东太太是位寡妇，她丈夫原是一位兽医。隔窗可以看到农村风景，弯弯的蓝河流淌，一棵棵栗子树随风摇曳。

    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在马尔堡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如果能顺利完成学业，并获得新康德主义马尔堡学派首领柯亭教授的垂青——让他出席自己的家庭午餐会，那就标志着自己的学习成绩得到了权威的首肯，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从事哲学的前途就展现在眼前了。

    柯亨是最高的权威。为了和柯亨教授谈话，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主动登门拜访。一次，两次，都没有见到本人。第三次，柯亨接见了他。

    柯亨教授白发披肩，胡子遮住半张脸。帕斯捷尔纳克立刻觉得老教授很可爱，便坦诚地说，他不想研究数学和物理学，只想攻读柯亨的理论哲学。柯亨教授脸上立刻露出愠色，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收的学生应当具备渊博而踏实的知识。谈话就那么结束了。

    柯亨教授为人严肃，脾气古怪。他已年近70，右耳失聪，准备第二年退休。他每周二与周五授课：要求学生回答问题简洁明确，只能用几个字，不许拖泥带水。

    有一天，上课时，帕斯捷尔纳克站起来分析自己选自康德学说中的一个命题。帕斯捷尔纳克陈述过程中，柯亨冷不防地问道？什么意思？

    帕斯捷尔纳克的思路一下子受堵，但还是做了正确的回答。

    柯亨没有听清楚，皱起眉头，把手往旁边一挥。帕斯捷尔纳克心中有些发怵，修改了一下答案。柯亨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懦怯的答案露出悻悻不悦的神色。柯亨问其他学生，谁能正确解答。同学们都在发愣。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本来是正确的，老教授一追问，反而成了疑点。柯亨有些气恼。大家一看老教授那副鄙夷的表情，谁也不敢再重复帕斯捷尔纳克的答案了。最后，柯亨自己作了解答。他的解答实际上又恢复了帕斯捷尔纳克最初的说法。

    全场一阵骚动，窃窃私语。等到老教授明白过来事情的原委时，打量了帕斯捷尔纳克几眼，拍了拍他的肩膀。这位俄国学生引起了他的好感。

    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接到一封信：柯亨教授邀请他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参加他的午餐会。帕斯捷尔纳克望着来信，沉思了良久，这正是他梦寐以求的日子。

    偏偏那一天，他需要到基青根去看望他爱过的一位女友。

    当他从基青根回到马尔堡时，柯亨邀请他出席午餐会的星期天已经过去。他不敢去见柯亨教授，尽量回避与他见面。可是事情就是那么巧。中午，在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二人意外地相遇。

    帕斯捷尔纳克已无处可躲，只好老老实实地迎上前去，向老教授表示歉意，一再解释他未能出席午餐会的原因，越说越不清楚。

    柯亨教授默默地听着，未作任何表示。等到他把话讲完时，老教授才关切地问他今后有何打算？回国？当律师？老教授奇怪的是这位俄罗斯青年人有那么好的哲学基础，为什么不留在德国当博士研究生？他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从事哲学事业前途会异常光明。

    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心中对自己说：“哲学也不得不认可任何一种爱都是向新的信仰的转变。”

    帕斯捷尔纳克在马尔堡大学度过3个月。这期间，他的恋人、他的堂妹、他的弟弟、他的父亲都来看过他，占用了他不少时间。凭借自己异乎寻常的勤奋和专心，他弄通了唯心主义哲学的实质与精华，下一步是进行有关思维法则作为动学范畴来研究。他说，“这是一种富有魔力的逻辑学主题之一”，然后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有时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人无害的麻醉剂。”但是，他对这种无害的东西已经失去了兴趣。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从事哲学的料。康德对于他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8月初，拂晓，他乘上火车，穿过清晨的雾霭，越过铁路道口和公路，跨过缓缓流淌的蓝河和绿油油的山坡，向一层层尖顶的石屋，还有他住过的地方，瞥了一眼。火车急剧地拐了弯。在隆隆震动的车厢里，帕斯捷尔纳克什么也看不见了。

    别了，哲学！别了，青春！别了，德国！

    11年后，1923年2月，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妻子叶夫根尼娅·卢里耶又一次来到这里，住了短短两天。

    从此以后，帕斯捷尔纳克的脚再也没有踏上这座中世纪小城的石板台阶，再也没有呼吸到这座小城的特有的空气，再也没有亲眼看到这里新一代的莘莘学子。可是在他住过的这个异国小城里，有一条街却以他的名字命了名，在他居住过的小楼的墙上出现了一块纪念板，古铜色的板面上镶嵌着几行德文字：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1890—1960

    195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1912年曾是马尔堡大学哲学系的大学生“别了，哲学！”

    ——引自《安全保护证》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思念着马尔堡。在关于马尔堡的诗中记录了他的深情、他的爱。马尔堡市也永远纪念着帕斯捷尔纳克。他是为了哲学而来，却怀着写诗的激情离去。

    寻找自我

    帕斯捷尔纳克少年时代，根本没有想成为诗人。

    1908年，他在莫斯科第八中学毕业了。11门功课考试成绩全部是“优”，成为金质奖章获得者。18岁的帕斯捷尔纳克已通晓拉丁文、古希腊文、德文、法文与英文。

    中学毕业之前，帕斯捷尔纳克下意识地梳理自己迷乱的思绪。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都感到不满意。没有一个行业能够让他沉醉。他在寻找自我。

    当他考进莫斯科大学以后，亚历山大发现大哥变得沉闷了。

    弟弟不知道鲍里斯大哥精神苦闷。文学创作悄悄地叩击他的心扉。他试探自己的写作能力，但不肯让人知道。

    鲍里斯接触作家很早，他见过文学泰斗，像列夫托尔斯泰。

    10岁时，他在火车站上见过奥地利诗人里尔克。那时，是里尔克外貌而不是他的创作使鲍里斯不能忘怀。

    文学究竟何时代替绘画、音乐与哲学主宰了他的心，很难说清。

    鲍里斯少年时，有过一位很好的家庭教师，她叫叶卡捷琳娜·博拉滕斯卡娅。博拉滕斯卡娅在教学上受过专门训练，循循善诱，她把自己对文学的爱好灌输给鲍里斯。博拉滕斯卡娅通晓法语与英语，翻译过一些小说。严格地说，那不能称为翻译，而是复述。她的翻译方法与我国翻译家林纾十分相似，用自己的语言把一部名著重写一遍。她发表这类作品时，署名“叶·鲍”并注明是“编写”而不是“翻译”。她根据列夫·托尔斯泰的建议编译了阿里斯·斯托黑默的《生命的创造力》，于1894年问世。她本人也写一些伤感情调很浓的小说，一些刊物很欢迎她的作品。

    博拉滕斯卡娅是俄国大科学家季米里亚捷夫的侄女，原是莫斯科省副省长的夫人，夫妻二人不睦，离了婚，她独自住在一栋宽敞的寓所里。那时，鲍里斯每天到她家上课。她对鲍里斯既严厉又体贴。

    鲍里斯对这位家庭老师终身怀有感激之情。他说，“博拉滕斯卡娅老师教我识字、算算数，学法文，从字母开始，还教我如何以正确的姿势坐在椅子上，如何手握钢笔写字”，等等。

    鲍里斯成年以后，他的字体规范、飘逸，有人说像鸟儿在飞翔，是与这位家庭女教师的良好教育有直接的关系的。博拉滕斯卡娅把文学的种子撒在鲍里斯的心田里，只是他本人没有意识到，而种子的发芽、开花、结果已是后来的事了。

    博拉滕斯卡娅活到1921年，69岁逝世。她欣慰的是看到自己的学生成为著名的诗人。

    20世纪初，俄国艺苑异彩纷呈，爱好文艺的青年人百般鼓吹自己的先锋主张，组成各种流派的文学团体、美术团体，出版社也像雨后春笋一般冒了出来。

    就在这个时候，还在中学读书的鲍里斯结识了青年诗人与画家尤里昂阿尼希莫夫。阿尼希莫夫住在一座老木屋的顶楼里，经常邀请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人聚会，朗诵诗歌，演奏乐曲，展览绘画等。他们给自己的团体起了一个谁也不知其意的名字——“谢尔达尔达”。鲍里斯很喜欢阿尼希莫夫，经常到他家里去，不是以文学爱好者而是以音乐爱好者的身份。每当众人聚会时，鲍里斯便即兴弹奏一些曲调，用音乐的语言描绘每一位出席聚会的人进屋时的特征。他的即兴表演很受大家的欢迎。

    他在阿尼希莫夫家中结识了很多新朋友，年长的诗人：安年斯基、勃洛克、别雷……同辈中有洛克斯、杜雷林……正是阿尼希莫夫使鲍里斯对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作品产生了兴趣，并翻译了他的几首诗，成为里尔克诗歌的最早的俄译者。

    后来，他对这位奥地利诗人的感情日益加深，达到顶礼膜拜的程度。

    正是杜雷林的慧眼发现了鲍里斯的文学才能，并推荐他将试笔之作发表出来。

    正是洛克斯第一个把伊诺肯吉安年斯基的诗拿给鲍里斯阅读，使他开阔了眼界。

    鲍里斯对别雷和勃洛克的诗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的作品使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

    1910年夏天，鲍里斯和双亲在莫洛吉别墅住了一段时间。他每天爬到一棵半倒在水面上的老桦树权上，一边吟咏老一辈抒情诗人丘特切夫的作品，一边创作自己的诗。他认为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如同从事绘画或作曲的人那样，孜孜不倦地创作。写了改，改了再写，反反复复涂涂抹抹，然后再把删掉的部分恢复起来。他感到一种内在的需要，写诗使他得到精神上的满足。写到触及灵魂时，他甚至会动情地流下眼泪。他尽力回避浪漫主义的造作和琐碎的文字趣味，他不想在舞台上高声朗诵这些诗，他没有追求明确的节奏。他梦寐以求的是让诗本身具有含意——新的思想或新的画面。“让它们自己的全部特点镂刻在书心中，并以其全部无声的语言和全部黑色的（即没有色彩的印刷）从书页中发出声响来。”多年以后，帕斯捷尔纳克回忆当时的创作过程时，这样写到。

    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终于在诗的领域里找到了自己，他作为诗人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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