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苑奇葩

    1913年几位爱好诗歌的青年编了一本《抒情诗集》。第一辑中收有8名成员的作品，包括帕斯捷尔纳克的几首诗作。这是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诗印成了铅字。他欣喜若狂。

    这年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将自己一两年前躲在莫洛吉别墅池塘的老桦树上写的作品，也编成集子出版了。这是他的第一本诗集，名为《云中双子星座》。书名相当古怪。用莫名其妙的句子作诗集的书名，是当时的风气。他的诗集的名称是模仿宇宙学的深奥术语。多年后，帕斯捷尔纳克认为那本诗集的名称起得“愚蠢到了家“。那本诗集记录了他在不同情况下的感受。他的诗与其他人的诗很不一样，用词特别，句法复杂，很难一下子摸透他想表达的思想。这也许是作者不想让读者或根本不需要让读者知道他的思想。

    诗集《云中双子星座》富有象征主义色彩，但又呈现出新的形式。有人把这本诗集看作是向象征主义挑战之作。这本诗集在社会上没有什么反响，可能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有关。兵慌马乱的年代，人们无暇去欣赏诗歌。只有勃留索夫在《俄罗斯思想》文集中评论当年的诗歌创作时，提到了帕斯捷尔纳克这本诗集，认为帕斯捷尔纳克最有个人特色……可以感受到莫大的幻想能力：他用的一些古怪的有时是荒谬的形象并不给人以造作之感：看来诗人的确如此所感如此所见：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的‘未来主义之作’——不是从属于理论，而是出于心灵独特的积累“。

    1916年1月，帕斯捷尔纳克带着大学毕业的文凭，硕士的头衔，离开莫斯科前往乌拉尔，在一家公司当了一名小职员。这一年他的第二本诗集《超越障碍》在莫斯科问世。这本诗集引起舆论界的重视。

    ”超越障碍“一词取自他的诗《彼得堡》，暗喻才华是一种力量，它一往直前，不畏惧任何阻力。

    有人认为这本诗集是“纯未来主义之作”。之所以如此评论，因为当时未来主义风靡俄国，而且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也参加了未来主义小组“离心机”。

    他发现自己的创作与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有意识地摆脱了浪漫主义的手法，开辟新的途径。他认为《超越障碍》是一本“非浪漫主义哲学”的作品。

    诗集《超越障碍》对于帕斯捷尔纳克来说，属于技巧训练的习作和寻找自我表现的手段。最初，他拟把诗集的名称叫做《四十四首练习曲》。

    1916年4月30日，他写给双亲的信中说：“目前我只是在创作的各个领域中练笔，为自己而写，锻炼技巧为目的，与此同时，积累一些经验，克服昙花一现和偶然性的东西。”

    十月革命前夕，各种革新的探索对帕斯捷尔纳克不是没有影响的，但总的来说，未来主义先锋派的美学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影响并不大。他有些观点与未来派相障，所以与未来派诗人们相处一段时间之后，他便自动地离开了他们。

    他的诗，成了诗苑的一朵奇葩。

    帕斯捷尔纳克年近而立，在文艺界已小有名气。不过，他人在乌拉尔，是一家化学公司的办事员，与首都文化中心有一定的距离。1917年春天他在静山镇乌沙科夫工厂负责工人服兵役的登记工作。当工厂里传开彼得堡爆发了二月革命的消息时，帕斯捷尔纳克便决定返回莫斯科。

    沙皇政府被推翻了，国家发生了巨变。他漫步街头，看到人们成群地聚集在一起，纷纷议论国家的命运和今后的生活。

    1917年夏天，他根据自己日常的观察与感受又完成了一本诗集《生活啊，我的姐妹》。这本诗集到了1922年才出版。

    帕斯捷尔纳克不是革命家，也不是政治家，他是艺术家。他早期的诗作已表明这一明显的倾向。他的观察事物的切入角不在革命的性质上，而在人的内心感受。他抒发的是人的命运，生死爱情，对大自然的眷恋。他吸收的不是劳动人民的语言，而是传统文学的辞藻，句法复杂深奥。他追求的是文字的纯熟，内含着对道德的完善向往。

    这部诗集充分显示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独特的艺术风格，说明他已谙通传统诗学并善于运用丰富多彩的俄罗斯文学语言。他以自己诗的发现在更新诗的形象，多维地运用隐喻和复杂的句法结构。帕斯捷尔纳克在探索新的形式，同时高度珍视古典诗人普希金、莱蒙托夫等人的成就。

    《生活啊，我的姐妹》面世以后，在读者群中反响强烈。

    勃留索夫在《报刊与革命》杂志上发表的《俄国诗歌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一文中指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作“可能甚至不为作者本人所知，浸透着当代精神：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心理……只能在我们当代生活条件下形成”。

    茨维塔耶娃、曼德尔施塔姆和爱伦堡也都发表文章予以肯定。

    1917年秋天，从彼得堡传出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俄罗斯大地上成立了新的苏维埃政府。帕斯捷尔纳克欢呼：“这是空前未有的事，这是历史的奇迹。”当时，在远东、在高加索和其它边陲地区战火仍然未熄。俄罗斯的经济处于崩溃的状态。年轻的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革命的成果，动员一切人力和物力采取了战时共产主义经济政策：将大中型工业和大部分小企业收归国有：工业生产和分配实行最大限度的集中领导，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禁止私人贸易，对居民实行商品计划供应（票证供应制）：实行普遍义务劳动：劳动报酬平均化等等。这时帕斯捷尔纳克出版了《主题与变调》，反映国内战争和战事共产主义时期的复杂的感受。这本诗集和前一本《生活啊，我的姐妹》在他的诗人生活中有重大的意义。

    20年代苏联各种文学流派的大小团体变幻频繁，组合、解散，解散后再组合。当时的作家大致可分为无产阶级作家、反对十月革命的文人和“同路人”三类。无产阶级作家主要是十月革命烽火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他们出身工人阶级家庭，虽然在文学修养上有些不足，但充满革命激情。另一类是对十月革命怀有刻骨仇恨的反动文人，有的遭到镇压，有的逃亡国外，在国外形成俄国流亡文化。后来其中有一部分人分化出来，返回祖国，回国后的命运不同。第三类是十月革命前即开始写作的作家，他们有一定的写作经验，他们大部分出身于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家庭，他们既不反对十月革命，也不拥护，采取旁观者的态度。帕斯捷尔纳克即属于这一类作家。

    无产阶级出身的青年作家的涌现，是革命现实的必然。他们来势凶猛，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逐渐在组织上出现了以“拉普”为名的团体。“拉普”即“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俄文简称。联合会下边有各种小组，从名字上亦可感受到他们的阶级性，如“锻冶场”、“十月社”、“红色处女地”等。

    “拉普”存在了10年，从1922年开始直到1932年被联共（布）党中央强制解散。它的活动主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它的头面人物，自诩为共产党在文艺界的利益的代表，喜欢发号施令，唯我独尊，唯我独“左”，最后以不光彩的“拉普作风”留名史册。

    当然“拉普”也不是铁板一块，成员也比较复杂，其中有一批很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他们的代表作经过时间的考验，为70多年的苏联文学增加了光辉。他们中间有的人走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如否定古典文学，认为过去的文学对无产阶级是有害的，必须彻底打倒。因此“打倒席勒！”（法捷耶夫语）这个口号甚嚣尘上。有些追随“拉普”的人也提出类似的、甚至更左的口号，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马雅可夫斯基等人语）。

    1923年，托洛茨基把非无产阶级出身的作家们称为“同路人”，助长了“拉普”的气势。从此，不少知名老作家如别雷、扎米亚尔、皮里尼亚克等人，都成了“拉普”攻击的对象。帕斯捷尔纳克也是遭受攻击的一位，他对自己的创作进行了反思，同时也展望整个文学现象，提出一些想法，归纳成几条，后来把它们写成文章，以《几个论断》面世。

    其内容之一是：忧虑意识。他说：“我在任何时候，也不会为了任何目的，不用他人的强制，而是根据个人的自愿，从自己关心的世界转入这种爱好者的无所事事的世界去。”

    其二是：当今的扭曲现象。“在我们这个时代，现代派艺术学会了施脂粉、进化妆室，并在舞台上表演自己。”

    其三是：书的价值。“书是活的生灵。”“……我们惟一能够支配的事是使发自内心的生命之音不要走调。”

    其四是：永恒的暄嚣。他说：“生命非今日始。艺术并无开端。它在形成之前，一直在大家的视野之内。”“它无限。此地此刻，它与我相随，它在我体内，它给我的感觉如同从大礼堂突然敞开的门中向我吹来的一股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的清新的风，仿佛这一瞬间必须对天宣誓。”

    其五是：奇迹的法则。

    其六是：不要管我。

    其七是：纯洁的诗歌。他认为向往纯洁才能贴近诗歌的本质。

    这几条论断，帕斯捷尔纳克反复斟酌了几年，从1918年开始到1922年为止。这是他对自己诗歌、散文、戏剧创作及文学翻译的总结，也是他以后遵循的方针。

    最初，这篇文章的篇名不叫《几个论断》而叫《第五元素》，欧洲先人视水、土、火、气为大自然的基本元素原。意大利人道主义者们又增加了第五个元素，即人。从此，第五元素一度成了“人”的同义语。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重点指的就是人与文艺的关系，人在创作过程中的作用。

    帕斯捷尔纳克曾向人表示“全力维护”这几个论断，又说：

    这几个论断“不是箴言”，而是“真正的信念”。

    父母出国

    1921年，帕斯捷尔纳克家庭生活中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父母和两个妹妹去了德国：二是他结了婚。

    十月革命前后，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的名望已经很高了。托尔斯泰在世时，看过他为《战争与和平》画的插图，极为赞赏。

    托尔斯泰写作小说《复活》时，主动邀请他为自己的新作作插图。老帕斯捷尔纳克十分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托翁写一部分，给他看一部分。他立即着手配画。小说在圣彼得堡一家杂志上连载。托翁看清样时每次对文字改动很大，但对插图十分满意。老帕斯捷尔纳克为《复活》一共画了33幅插图。这些插图后来在国际博览会展出，获得极大的成功。

    十月革命后，19培年3月12日首都从彼得格勒迁到莫斯科。

    列宁的办公室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是少数几位获准出入克里姆林宫并为列宁写生画像的画家之一。新政府对这位画家十分器重。

    帕斯捷尔纳克的母亲患有心脏病，病情日益严重。教育人民委员卢那恰尔斯基替她申请出国疗养，得到政府批准。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与两个妹妹也先后去了。帕斯捷尔纳克父母本来准备疗养一段时间便回国，但病情不见好转，拖了下去。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他们再没能回国。

    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在德国有一些老朋友。他的肖像画很受重视，向他订画的人不少。他举行画展时销售情况也很可观。他在德国不仅与那里文化界人士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友谊，而且与苏联外交界人员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来往。他从没放弃苏联国籍。

    帕斯捷尔纳克和弟弟亚历山大当时留在国内。弟弟是莫斯科绘画雕塑建筑学院的学生，毕业以后，在首都从事建筑事业。

    帕斯捷尔纳克经历着诗歌创作的高潮。他被推到新的优秀诗人的前列。当时在莫斯科工作的瞿秋白注意到了这一点。1923年瞿秋白为郑振铎著的《俄国文学史略》一书撰写《劳农俄国的新作家》一章时说：“未来主义创造新的字法，能充分的自由运用活的语言，然而这不是马霞夸夫斯基所独有的：如珀斯台尔纳克与在此亦有很大功绩。”“马霞夸夫斯基”即现在我们通译为“马雅可夫斯基”，“珀斯台尔纳克”即“帕斯捷尔纳克”。

    妻子卢里耶

    1921年帕斯捷尔纳克与叶夫根尼娅·卢里耶结婚了。妻子是高等美工学校的学生。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31岁。卢里耶，比他小9岁，刚22岁。

    卢里耶虽然年龄不大，但经历颇丰。她出生在莫吉廖夫市，中学毕业后想考大学，父亲不允许。这位倔强的姑娘离家而去，独自闯荡世界。

    卢里耶不想靠父母生活，自己在彼得格勒邮局谋了个投递员的差事，工余，学习自己心爱的事业——绘画。后来，她抱着升学的理想，考入莫斯科国立高等美工学校。

    卢里耶的额头宽宽的，她的双唇总是紧闭着，脸上永远带着一副神秘的微笑，一头深棕色的头发闪闪有光。她动作徐缓，讲话声音优美，容貌靓丽，身材匀称。更重要的是自主又自信——这是她最突出的性格。

    卢里耶觉得帕斯捷尔纳克热情又古怪，穿戴随随便便，他那双大套鞋走在泥泞的街道上特别引人注意。她常常拿这双套鞋跟他开玩笑。后来，帕斯捷尔纳克竟把她的话写进了长诗《斯别克托尔斯基》中：“喏，瞧你这双套鞋，好像吃人精穿的一般。”

    当时，卢里耶整个身心都在绘画上。帕斯捷尔纳克把他父亲出国后没有用完的油彩赠给了她。

    他们二人在一起，谈诗、谈画、谈音乐。帕斯捷尔纳克还为她朗诵了自己的中篇小说《柳维尔斯的童年》。二人的爱情关系进展很快。

    卢里耶搬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家——沃尔洪卡街14号二层的一个单元里，成了这里的年轻女主人。

    夫妻二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倾慕逐渐为日常家务所代替，卢里耶不喜欢干琐碎的家务，刚烈的性格也越来越控制不住。这一点连朋友们都感觉出来了。契尔尼亚克夫妇是他们家中的常客。

    他们喜欢卢里耶，认为她长相出众，才华惊人，是他们所见过的“最聪明、最敏感、最有魅力的女性”。她的事业心强，但不会理家，妒心太重。她妒嫉帕斯捷尔纳克与女人的亲近，甚至妒嫉他与男性的交往。她对自己要求很严，对丈夫要求更严。只要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话说得不对，事做得不妥，便毫不留情地数落他，有时甚至当着客人的面，弄得帕斯捷尔纳克十分难堪。

    帕斯捷尔纳克也是很有自尊心的人，只念妻子年纪小，故一再忍让。

    1922年4月，苏联与德国恢复了外交关系。帕斯捷尔纳克和妻子决定到柏林去拜见父母。他们做了种种准备，带了很多书籍，还有卢里耶的美术作品。他们计划在国外停留一年：为了工作与学习，并不是旅游。卢里耶想借此机会到巴黎去深造一个时期。行期定在8月的一天。行李多，走水路费用可以少些。他们决定先到彼得格勒，从那里改乘轮船去德国。

    帕斯捷尔纳克在《出航》一诗中描写了他们离去的场面。而在《候鸟迁飞》一诗中描绘了他们在海边斯德丁公寓里的生活情况。

    卢里耶到了柏林便开始作画。帕斯捷尔纳克的父母初次见到儿媳，觉得她绘画很勤奋，基础也不错，色彩感很强，但对她热心新潮美术一事未敢苟同，至于她不喜欢也不善于做家务活儿，二老对此没有表态。

    帕斯捷尔纳克在德国学习过，通晓德文，对德国文化颇有感情。他准备过几年再来看望父母，没有想到那次是他最后一次见到双亲。

    1923年3月底，这对年轻的夫妇回到了莫斯科。

    9月，卢里耶生下一个儿子。有了孩子，卢里耶不得不暂时停学。她不愿意干家务活儿，总想作画，觉得家务事儿太繁琐，浪费时间与精力，为此她经常抱怨，感到委屈，动不动就发脾气，动不动就闹着要回娘家。性情温和的帕斯捷尔纳克不得不担负起很多繁琐的家务劳动。他们的朋友库宁娜，看见帕斯捷尔纳克在给儿子补裤子，认为这事应当由妻子来做，便开诚布公地对卢里耶说：

    “叶夫根尼娅！这事应当由你来干。有一天你会明白过来，但到那时，恐怕就悔之不及了。”

    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不时发生口角。卢里耶有时住在彼得格勒娘家长期不归。帕斯捷尔纳克只好给她打长途电话，哄着她，让着她，说些好话，然后再和好。

    其实，卢里耶很爱帕斯捷尔纳克。不过她有自己的理想与抱负，她不肯为了爱情牺牲自己选择的道路。这一点，她无法与帕斯捷尔纳克的母亲相比，她没有婆婆那种崇高的道德修养和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她的艺术成就也不及帕斯捷尔纳克，又不能摆正自己与丈夫的地位。卢里耶显然低估了帕斯捷尔纳克作为诗人的价值，她只想到自己需要时间进行创作，需要丈夫的关怀与爱抚，殊不知帕斯捷尔纳克也同样是个多情善感的软弱的艺术家，也同样需要创作时间和她的体贴与支持。

    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看到他们夫妇的关系中经常出现如此僵持的局面，已经预感到二人的结合恐怕难以维持长久。

    里尔克的拥她

    20年代中期，鲍里斯听说他最崇拜的奥地利诗人里尔克去世了。他写信给父亲，让父亲在德国打听一下。当时里尔克躲在一个教堂里，过着孤寂的生活，很少有人知道他的情况。

    1925年12月老帕斯捷尔纳克从报刊上得知里尔克活着，不但活着，而且西欧正在隆重地庆祝他的50诞辰。那时，里尔克已是欧洲极负盛名的大诗人了。青年人把他看成是诗的象征，文化的代表，真正艺术创作的化身。认为他的为人，他的作品，都超群脱俗。对现代世界精神状况怀有不满的人，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性别都喜欢诵读他的诗。

    里尔克健在的消息使老帕斯捷尔纳克万分欣喜，他马上写了封信，向他祝寿。他不知道里尔克的住处，便把信寄给一家报社代转。

    那几天，里尔克收到的贺信如雪片飞来。在众多的贺信中，他看到了一封字迹熟悉的信，细细一读，原来是多年没有联系的老友——帕斯捷尔纳克教授——亲笔写来的。

    他看着每一个俄文字，读着每一句俄文，手颤抖了，心颤栗了。

    “难道这不是梦吗？”信中写道：“我是莫斯科的那个列昂尼德·奥希波维奇·帕斯捷尔纳克。我相信您还记得我的名字，我能祝贺您的五十寿辰感到荣幸。过去，您是我亲爱的老友，如今您是欧洲的知名的人士，拥抱您并衷心祝愿您幸福！

    “我敬爱的诗人，您还记得俄文吗？您曾用俄文给我写过信。

    如果还记得，那么我继续用俄文给您写信。

    “您还记得那古老的、迷人的、如今已成为传奇式的、童话一般的莫斯科吗……还记得托尔斯泰吗？还记得他的庄园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吗？还记得那美妙的、温暖的罗马之夜吗？在保尔盖兹毗邻的别墅，还有我们的畅谈——那么多的话——还记得《伊戈尔王出征记》吗？……还记得我们在瑞士火车的过道里最后一次偶然的相遇吗？当时我们脚下是一条浪花滚滚的山川里尔克读着信，一幕幕的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热泪模糊了他的视线。怎能忘记呢？那是他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时光。”

    那是19世纪最后一个春天。莫斯科。街道上的树枝已经露出了嫩绿，积雪正在融化。隆隆作响的马车驰行在石块路上，溅起一片片污水。

    他还记得他身披墨绿色斗篷，穿行在人群中间，好奇地东张西望。

    飘渺的迷雾笼罩着圆顶的和尖顶的教堂。教堂的门口簇拥着男男女女虔诚的信徒。钟声阵阵，优美悦耳，使他心旷神怡，暖意融融。

    “啊，这正是我要看到的景观啊！”

    他手中拿着一封信，上边用俄文写着地址。在好心人的热情帮助下，他找到了米亚斯尼茨卡亚街。这儿是莫斯科绘画雕刻建筑学院教授列昂尼德·帕斯捷尔纳克的寓所。

    他叩开了教授家的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神采奕奕，留着美丽的胡子的成年人。他用德语做了自我介绍，观察对方的反响。

    对方用德语跟他谈话。当他证实面对的正是帕斯捷尔纳克教授时，他高兴极了。

    他递上名片和介绍信。写信人是帕斯捷尔纳克在慕尼黑艺术界的几位朋友。他们希望帕斯捷尔纳克能帮助这位年轻人，也就是里尔克，还有他的两位同行者，参观游览莫斯科与彼得堡，如有可能，还希望把来者引见给托尔斯泰伯爵。信中简单地介绍了里尔克的情况。

    里尔克在慢慢地回忆，那年他24岁，出版了几本诗集：《生活与诗歌》、《祭神》、《梦幻》等。德语读者把他视为诗人了，但在其它国家尚不为人知晓。

    他告诉帕斯捷尔纳克教授：与他同来的两位朋友是东方学者安德烈亚斯和他的夫人女作家莎乐美。两位朋友正在旅馆休息。

    他年轻，急于了解这个梦想已久的陌生国度，在旅馆安顿下来，不顾旅途劳累，便到街上游逛，现在来到帕斯捷尔纳克教授府上拜访了。

    帕斯捷尔纳克上上下下端详这位奥地利青年诗人，听他爽直地陈述对莫斯科的最初印象，感到既亲切又可爱。

    他再次向教授表示，这次最大的愿望是拜见托尔斯泰伯爵。

    帕斯捷尔纳克教授说：他来访的时机很巧。帕斯捷尔纳克教授本人当时正应伯爵的要求为他的长篇小说《复活》作插图，经常去见伯爵。所以客人要拜访托尔斯泰伯爵的希望可能不难实现。更巧的是，伯爵现在正住在莫斯科市内哈莫夫尼基街的寓所中。

    帕斯捷尔纳克第二天就安排三位奥地利客人见到了托尔斯泰。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资本主义和现代文明的发展，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是纯理性主义的膨胀，是对神灵的亵渎，因此知识界中不少人士开始在东方寻找复活传统道德观念的途径。

    俄罗斯——在西方人的眼里，是东方的一部分，认为在那片古老的土地上，仍然保持着古风古俗，文人名士纷纷拥到那里参观访古。

    里尔克第一次来到俄罗斯，游览了莫斯科和彼得堡，处处都感到新奇。他觉得这个国家像是一个做不完的梦，保持了种种古朴风习，它和正在发展的工业化的西方形成对比。他认为自己在俄国找到了他在西方世界一直找不到的东西，人与人的关系如同兄弟，生活处处都是艺术。

    “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被一种说不清的感情所主宰。我仿佛是获得了母国之情……”里尔克在俄罗斯感到自己真正是个艺术家，对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增强了信心。他觉得生活更充实了，他的艺术声音也更响亮了。他带着超乎自己想象的精神收获离开了俄国。

    里尔克回到奥地利以后，便全力研究俄罗斯文化，学习俄语，根据原文阅读俄国经典文学名著，还把契诃夫的剧本《海鸥》试译成德文，同时也选译了一些俄国抒情诗。里尔克写信告诉帕斯捷尔纳克：

    “我想告诉您，正像我事前跟您讲过的一样，对于我说变得更实际，大大超过了偶然的事件。从去年8月份起，我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于研究俄罗斯艺术、俄罗斯历史和文化上了，还有，我深怕忘记你们优美的无与伦比的语言：目前我虽然还不能用它讲话，但阅读您们伟大诗人们的作品（他们是多么伟大呀！）不太吃力了。谈话时，我可以听懂大部分内容。阅读莱蒙托夫的诗和托尔斯泰的小说，那是何其惬意的享受！”

    里尔克从沉思中醒过来，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接着阅读俄国老朋友的来信。帕斯捷尔纳克在信中提及他的孩子们，说：“如果您知道我们的孩子们是多么热爱您写的每一节每一行诗啊！特别是我的大儿子鲍里斯——他现在是俄罗斯小有名气的青年诗人，受到重视。他是您的最热烈的崇拜者，是您的最认真的和最真诚的知音。当俄罗斯还不了解您时，他就是您的学生了，大概也是最早宣传您的创作的人们中的一个。”

    里尔克闭目思忖了半晌，他记不清老友的儿子鲍里斯，但读过他的作品。

    鲍里斯却记得里尔克，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和亲切的拥抱。

    那是1900年5月30日，里尔克第二次访问俄罗斯。他和女友莎乐美准备到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再度拜访托尔斯泰伯爵。不过他们事先没有联系，不知是否会扑空，也不知是否会遭到拒绝。

    说来也巧，他们在火车站上遇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帕斯捷尔纳克一家乘同一趟火车前往敖德萨。那时鲍里斯才10岁，里尔克第一次拥抱了他。

    火车开动了。

    里尔克与莎乐美来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包房，再次提起拜访伯爵的事。

    帕斯捷尔纳克找到了伯爵的老朋友布朗热先生，他是铁路局的工作人员。他立刻给伯爵拍了份电报。托尔斯泰表示愿意接见奥地利客人。

    火车破例地在柯兹洛瓦雅一扎谢卡村停了一下。此地离雅斯纳亚·波里亚纳庄园较近。布朗热请里尔克与莎乐美在这里下火车，说伯爵已派来一驾双套马车等候他们。鲍里斯在远去的火车上，望着马车上的人向他们挥手道别。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历历在目。

    鲍里斯还记得他阅读里尔克赠给父亲的两本诗集，细读之后，认为里尔克的诗歌语言与风格是和现代长篇小说家们（如托尔斯泰、福楼拜、普鲁斯特、斯堪的纳维亚的作家们）的绘声绘色的叙述手法与心理表现手法是分不开的。里尔克的诗为鲍里斯展开了一个新的天地，他的惊讶如同初次读勃洛克的诗一样。有人把里尔克的作品译成俄文，鲍里斯认为很不理想。因为俄国译者习惯于再现诗的内容而不是诗的感情。里尔克的诗的精髓恰恰是它的感情。鲍里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译他的诗，译诗中的感情。他越来越爱他的诗了。

    瓦勒山疗养院里静悄悄。里尔克读完老友的贺信，如同饮了一杯甜美的酒。

    1926年3月14日里尔克给帕斯捷尔纳克教授写了一封回信。

    开头几句是用俄文写的，接着他提到鲍里斯，说去年在巴黎遇到一些俄罗斯老朋友，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大家“都向我提及了令郎鲍里斯的早年荣誉”。里尔克还说他在巴黎时读过鲍里斯的诗，称赞他的诗写得“很好”，那几首收在爱伦堡编选的一本小型《诗选》中。他说：“遗憾的是我后来把那本诗选赠给了俄罗斯舞蹈家米列·希鲁里：我说‘遗憾的是’，因为我后来不止一次想重读它。”里尔克接着写道：“现在得知不仅新一代公认的诗人鲍里斯在关心我和我的作品，而且您们全家都对我的生活怀着真挚的体贴入微的关注，使我深为感动……”

    里尔克的信写完了。他想起一件事，又加了一段：“伟大诗人保尔·瓦雷里在巴黎出版一种很好的大型杂志《商报》，恰好冬季号上刊登了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几首非常好的诗作，诗是由叶莲娜·伊兹沃里斯卡娅译成法文的（我和她在巴黎也见过面）。”

    老帕斯捷尔纳克收到信后，立刻把这一喜讯告诉了儿子。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高潮已经过去，《生活啊，我的姐妹》发表于1922年，《主题与变调》发表于1923年，长诗《崇高的疾病》发表于1924年。他处于创作的低潮，开了头的《斯别克托尔斯基》和《1905年》都写不下去。里尔克对他的作品的肯定，如同注入了新的兴奋剂。

    过了不久，父亲又把里尔克的原信寄给了儿子。帕斯捷尔纳克大为震撼。他没有想到这位诗的偶像会注意他的作品。接到信时，正好家人全都出门了。他一人留在房间里。他走到窗边，望着窗外的飞雪，哭了。儿子和保姆散步回来，随后妻子也回来了。他一直沉默不语，数小时内没说一句话。

    帕斯捷尔纳克提笔给里尔克写了一封很长很长的信：他尊称里尔克为“敬爱的伟大诗人”，并倾诉了对这位诗人20年之久的敬爱、倾慕和感激之情。帕斯捷尔纳克为自己能引起里尔克的注意而感到震撼。“得悉这一信息，我内心激起一种类似电流短路的感觉。”

    鲍里斯在信中还向里尔克谈到同一天使他受到震撼的另一件事，即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的长诗》。他说茨维塔耶娃是“一位天生的大天才诗人”。

    里尔克收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信时，他正在瑞士日内瓦湖内瓦勒山疗养院养病。住院期间，他从不与外界联系，这次破例地写了回信，而且还特意选了几张浅蓝色的信纸。他按照帕斯捷尔纳克的要求给茨维塔耶娃也写了一封信，寄去几本他的诗集，并通过茨维塔耶娃又给帕斯捷尔纳克回了一封信。

    他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并不长，但收信人却它视为珍宝：

    “当您的信中爽直地如同翅膀扇动一般刚一触及我时，您的愿望即被履行：《哀歌》和《致俄耳甫斯十四行诗》已在女诗人的手中了！”里尔克在信中还感谢他：“您使我看到并感受到那在我自身中神奇般增多的一切。”

    帕斯捷尔纳克捧读着那封短笺，心潮澎湃，读了一遍又一遍。收到里尔克的亲笔信是他从来不敢设想的事。从此，他终生保存着这封信，把它视为创作的动力之源。

    爱情、友情与亲情

    从那时起，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茨维塔耶娃三人之间开始了一段异乎寻常的通信。帕斯捷尔纳克与里尔克的通信往往由茨维塔耶娃转递。

    时代呼唤重大革命题材的作品。

    茨维塔耶娃的长诗《终结的长诗》给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上以启迪。

    帕斯捷尔纳克以哲学家的头脑分析现实，用艺术手段描绘俄罗斯革命的历史。但他的作品毕竟与其他人的作品不同，他关注的是个人在变革时代中的命运和它的悲剧成分。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是白银时代的诗友，二人有很多相同之处：年龄相差无几，帕斯捷尔纳克比茨维塔耶娃年长两岁，都是莫斯科人，又是出身于艺术家庭的子弟，都通晓德文且熟悉与热爱德国文化，甚至他们二人几乎同时登上俄国诗坛。二人的母亲都是音乐家，又都是鲁宾施坦的弟子。他们的诗歌创作虽然风格相差甚远，但同样喜爱里尔克。二人的通信持续了13年之久，信中传递了彼此的情爱·1926年4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在致茨维塔耶娃的信中写道：“与自己的梦境不同，我在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中见到了你。与我寻常的梦境不同，这个梦年轻、平静，毫不困难地转化为梦醒。这几日均是如此。这对我与你均为最幸福的时刻。”

    “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地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帕斯捷尔纳克信中还抱怨妻子叶夫根尼，并讲了自己与女性的关系。他写道：“叶尼娅因几个不充分的理由而痛苦的事，亦即，当我开始爱时，甚至没有爱完第一步。有数千个女性，如果我放任自己，我都不得不去爱。我准备迎向女性温柔的任何一种流露，我的日常生活充满女性温柔的假象。也许，我生来就是这一特征的补充，我就是在强烈的、几乎是绝对的克制中形成的。”

    “什么话也不再说了。我有一个生活的目的，这目的——就是你。确切说，你成为我生活的目的还在其次，你是我的劳动、我的灾难、我如今这徒劳作为的一部分……”

    帕斯捷尔纳克与茨维塔耶娃两地温情脉脉的通信，刺伤了嫉心很强、性格很执拗的妻子。卢里耶不能容忍他们这种难以揣摩的关系。帕斯捷尔纳克的解释反而增加了她的疑心。卢里耶一气之下回了娘家。帕斯捷尔纳克给妻子写了一封又一封信：

    “让我对你怎么解释呢，我与茨维塔耶娃的友谊属于一种世界，巨大的不可缺少的世界：我与你的生活属于另一种世界，更大的更不可缺少的世界，按其规模，我甚至不能把二者相提并论，两种世界的品质接近会出现第三种世界，——我谈的是我内心的这几种世界和它们在我心中所起的作用。这两种世界彼此没有震惊的必要……这段时间里我一再对你谈及此事。我的意思不是让你对我不忠贞，而是相信我，让我也相信你。这样做可以鼓舞人，而前者会使人走向死亡。你对我的要求恰恰相反。我几乎是含着眼泪开始给你写这封信的。一想到你对我的那副可怕的表情，我就想哭出声来，你的表情，你的态度，让我如何是好呢？

    你们确实是两种人。难道不是这样吗？”

    精神上的痛苦，物质条件的匮乏，再次影响到卢里耶的健康。她的结核病呈现出复发的苗头。

    1926年，卢里耶带着儿子去了德国，一方面让公公婆婆看看他们的小孙子，同时自己也想休养一个时期。帕斯捷尔纳克留在莫斯科，集中精力写作。

    二老从卢里耶的表情上、言谈中已经知道了小家庭里常常发生摩擦。

    帕斯捷尔纳克接连不断地写信进一步解释他与茨维塔耶娃的关系。

    卢里耶连续收到几封信，加上公婆的劝慰，她心情有了好转。她觉得自己可以理解一切，可以宽恕一切，包括丈夫与茨维塔耶娃的爱情。

    卢里耶偕子回国时，帕斯捷尔纳克专程到莫扎伊斯克火车站去迎接他们。这是他们生活中又一次幸福的时刻。帕斯捷尔纳克觉得妻子宽厚了，儿子长大了，而儿子感到父亲已用另眼看待他了。

    回到莫斯科之后，卢里耶便投入到紧张的毕业作品的创作之中。

    卢里耶的毕业作表现的是一家冶金工厂的锻冶车间。画很大，家中又没有摆放画架的地方，她只好在车间和学校里作画。

    车间里烟雾腾腾，光线昏暗：学校吵声不停，条件更困难。但卢里耶还是把毕业作完成了，一幅大型油画。帕斯捷尔纳克认为画得很成功，不论构思色彩还是构图都相当大胆，富有新意。

    卢里耶的毕业作——再次证实她能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达到理想的目的。她毕业了，但家庭生活并没有安定。

    帕斯捷尔纳克本来准备在完成长诗《施米特中尉》之后，到国外专程去拜会里尔克。未及前往，里尔克于同年12月逝世。噩耗传来，帕斯捷尔纳克几乎昏厥过去。

    里尔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心中是欧洲最伟大的诗人，是他最崇敬的师长。帕斯捷尔纳克决定写一篇文章悼念里尔克，介绍他的诗歌创作，同时表达他长期受这位诗人的深远影响。但在写作过程中，这篇文章变成了自传的片断，记述了他在里尔克思想的影响下，艺术观念的形成的过程。于是他把这本书作为对里尔克的怀念献给了他的亡灵。这本书后来以《安全旅行证》风行于世。

    帕斯捷尔纳克再没能见到里尔克，但里尔克却永远铭记在他的心中。

    与高尔基的交往

    1927年9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1905年》问世。他给高尔基寄去一本。当时高尔基旅居意大利。他在赠书上恭恭敬敬地题了一句话：“怀着崇敬的深厚的热爱谨将此书献给本时代最伟大的表达者和见证人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

    《1905年》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呕心沥血之作，是他从抒情转向叙事的第一部作品。他认为高尔基是那一历史事件的亲历者与革命精神的表达者。他急切想知道高尔基对他这部长诗的看法。

    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在1905年俄国革命大风暴时期第一次见到高尔基的。那一年，他才15岁。高尔基在他的心目中是革命的海燕，是著名的文学家。

    那年岁末，正当莫斯科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风起云涌之时，高尔基出现在革命运动的中心——莫斯科。

    寒冬腊月，北风凛冽，但革命热情高涨。夜晚全城一片黑暗，只有街头的篝火熊熊和战斗纠察队员们斗志昂扬。鲍里斯和广大革命同学一起投身于学潮之中，和同学们参加游行集会，哥萨克兵巡逻队进行镇压时，他还挨了警察一鞭子。

    那时，37岁的高尔基以其预言革命风暴即将来临的散文、小说和剧本赢得了俄罗斯广大劳动人民的敬仰。作为1月9日流血日的见证人，高尔基在莫斯科爆发武装起义时，向工人纠察队提供武器与活动资金，写下号召推翻沙皇专制制度的檄文。沙皇政府将他关入彼得保罗要塞。俄罗斯广大人民群众掀起抗议活动，世界舆论予以声援，沙皇政府不得不把高尔基释放。

    高尔基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开展了广泛的活动。

    莫斯科有几种政治讽刺画报，特受广大读者的欢迎。高尔基与这些刊物都有关系。他想邀请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给这些刊物提供一些美术作品。

    有一天晚上，高尔基邀请比他年长10岁的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见面。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带着他去了。那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见到名震俄罗斯的高尔基。

    一年以后，1906年3月13日，帕斯捷尔纳克的父亲在德国访问时专程到策勒多夫疗养院去看望高尔基。他又带去了帕斯捷尔纳克。

    帕斯捷尔纳克已经两次见到了高尔基，但都是作为陪同。几年以后，他终于有资格以诗人和翻译家的身份接触高尔基了。

    帕斯捷尔纳克第一次单独与高尔基见面是因为翻译的事，时间是1918年，在这之前，有一段工作上的铺垫。

    1914年盛夏，帕斯捷尔纳克应聘在诗人巴乌特鲁塞蒂斯庄园里给他儿子们当家庭教师。他们住在奥卡河边。那一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还发生了旱灾。莫斯科新成立的卡梅尔奈剧院邀请帕斯捷尔纳克翻译德国作家克莱斯特的喜剧《破瓮记》。

    1915年初，帕斯捷尔纳克把他翻译完成的这个剧本投给了《同时代人》杂志，随译稿还寄去一篇介绍文章。编辑部通知帕斯捷尔纳克说来稿已被采纳。《破瓮记》在1915年第5期上刊出，但没有刊出他写的文章。译稿做了些删节与增补。删掉的是个别低级趣味的描写，而增加的部分是为了加重剧中的效果。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这种修改破坏了诗剧的韵律。

    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认为编辑部未征得作者同意是无权随便改动原稿的，他建议帕斯捷尔纳克给高尔基写信控告编辑部。

    帕斯捷尔纳克这样做了。他在致编辑部的抗议信中附上写给高尔基的一封信：“我不理解为什么清样上会有那么多修改原文的地方：删节、散文式地增加，勾掉喜剧中最鲜明的部分等等。

    凭借样书来恢复原来的词句，已非我力所能及……”编辑部未作答复。

    十月革命后，1918年夏，高尔基从国外回到莫斯科。他在筹办向俄罗斯读者专门介绍世界经典名著的“世界文学出版社”。

    他邀见帕斯捷尔纳克，并向他组稿，希望他再译几部克莱斯特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提起他译过《破瓮记》，谈到《同时代人》杂志刊出时的改动，对此耿耿于怀。高尔基说，当年在《同时代人》杂志刊用《破瓮记》是他的建议，他亲自审阅的译稿，译文也是他修改的。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才恍然大悟，他是向高尔基状告了高尔基。

    那天晚上，帕斯捷尔纳克回到家中，为三年前办的蠢事感到难为情。从那次会晤，开始了帕斯捷尔纳克与高尔基的交往，主要是通信，见面的机会有限。

    高尔基身在国外，心在祖国，他密切地注视着祖国文学艺术的事业。1921年夏，高尔基在意大利读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柳维尔斯的童年》，很喜欢这部中篇小说，建议把它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他还亲自为这部小说写了一篇序言。

    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时间显得那么长，那么慢。过了半个月，高尔基回了信。信中说：“您的诗集收到了，衷心感谢！”对这部长诗仅这么一句话，再没有别的评论。信中另外告诉帕斯捷尔纳克，他的《柳维尔斯的童年》已经译成英文，近期可能在美国出版等等。又说：“……您在写小说吗？很希望您写下去，因为根据《柳维尔斯的童年》可以看出您能够写出极佳的作品来。”

    帕斯捷尔纳克读着高尔基的信，思来想去，认为高尔基对他的长诗缄口不语，肯定有意见，也许是不便指出。于是，10月10日，他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长信。信的结尾谈到他的长诗时，发了几句牢骚，说他写《1905年》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如果我达到了这个目的，您就会最快地告诉我，而且比任何人更好地告诉我。可是您一句话也没有提，显然我的努力失败了。再次热烈地感谢您的来信。谈及失败一声音难免不带某种悲伤。如果您认为最后几句话里有类似埋怨的话，那么您只能加重这种悲伤”。

    信刚发走，茨维塔耶娃的妹妹阿纳斯塔西娅和她的男友考古学家和诗人祖巴金从国外回来了。他们一起到家中看望帕斯捷尔纳克。阿纳斯塔西娅和祖巴金于1927年8月曾在意大利南部濒临第勒尼安海那不勒斯湾的索伦托拜访过高尔基，还在高尔基的别墅住了半个多月。这次见到帕斯捷尔纳克时，她把高尔基一些谈话转告了帕斯捷尔纳克。她也提到高尔基对《1905年》的意见。

    那些意见可能是高尔基随随便便讲出来的最初印象。可是敏感的帕斯捷尔纳克听后，认为她的话进一步肯定了他的猜疑——高尔基不喜欢这部长诗。他接着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与前一封信只相隔3天。

    “阿纳斯塔西娅伊万诺夫娜顺便把您对《1905年》的印象转告了我。我的预料得到了证实，如果我昨天知道了这一点，我就不会把它当作猜疑对您讲了。我知道，有时对一个人说他的劳动不合格，或者说不喜欢它，是颇不愉快的事。不管我是多么想再收到您的一封信，但我更想告诉您：我对昨天已经讲过的话深信不疑。为了他人的利益您不惜牺牲自己的时间与精力，有时也能遇到有价值的、严肃的作品。可是我的作品不在此类之内。我不期待您的回信。一旦有急需，我会亲自给您写信。”

    高尔基先收到帕斯捷尔纳克10月10日的信，又仔仔细细地把《1905年》读了一遍又一遍。他不是第一次接触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在这之前，他也读过帕斯捷尔纳克的诗，觉得诗中比喻过多，有些形象难以理解，诗句有些过分的复杂。这次重读《1906年》，他的看法有所改变。他认为有必要马上给帕斯捷尔纳克回封信，说明自己的看法，予以表扬，顺便解释一下为什么前一封信没有提出对这部长诗的看法。信中写道：

    “对于您的诗，我只字未提，因为我认为我不是评诗的行家，再有，我相信您已经听腻了各种吹捧。既然您以为我是因为不愿意说出该书似乎不成功而缄默不语，那么我现在告诉您：事实并非如此。您错了。该书——极好：该书属于不是那种读一遍即可作出评价其成就的作品，但它注定要长久存在下去。”

    高尔基又告诉帕斯捷尔纳克：诗中的形象“不是什么时候都很明了：我的想象难以接受造作的复杂性，常常对您的创作的形象估计不足。您自己也知道，您是一位善于创作形象极其别致的能手，您大概也知道，形象的丰富常常使您讲得和画得十分概括。您在《1905年》中就写得更扼要更通俗了，您在这本书中更富经典性，充满激情，所以使我这个读者很迅速、很容易和很强烈地受到了感染。不，这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书，这是真正诗人的声音，是一位社会意义的诗人的声音，这里指的社会意义是就其最好和最深的意义而言。我不用指出某些个别的章节，如鲍曼葬礼、《十二月的莫斯科》，不用指出许许多多的诗文和用语，他们像滚烫的针一般刺入读者的心”。高尔基写这封信的时间是1927年10月18日。信发出去后，他又接到帕斯捷尔纳克写于10月13日的信。高尔基看后，对阿纳斯塔西娅的传话极其反感。过去，高尔基对祖巴金的印象很好，这时态度变了。10月18日他提笔又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信，言辞异常激烈。

    帕斯捷尔纳克为高尔基10月18日的信高兴不已，马上写信告诉高尔基：“我在严峻的孤寂中以您的来信而自豪，我将它牢牢地藏在心中，当精神感到困惑时，我将从您的来信中汲取力量。”就在这时，他又收到高尔基10月19日的信：“您告诉我，茨维塔耶娃‘顺便’把我对《1905年》的‘印象’转告了您，并‘证实’了您的‘预料’。您从我给您写的第二封信中，当然会看出，她并没有能。证实’。她却证实了我对她形成的印象，她这个人过高地和错误地估计了自己，而且还是病态地忙于自己的事，以为他们能够，或者希望理解别人。她也罢，祖巴金也罢，除了自己以外，他们感受不到其它现实，对待他们的话应当倍加小心。”紧接着，高尔基对马林娜·茨维塔耶娃的诗也做了一些批评。

    高尔基与帕斯捷尔纳克在对人、对事、对茨维塔耶娃的诗的看法上——都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帕斯捷尔纳克一再写信，替他们三位朋友解释。高尔基坚持自己的看法，同时他认为这样继续下去会引起更多的误会，便提出“您最后一封来信中那种歇斯底里的腔调令我不解，我认为没有必要多做解释，因此建议您以后不要再给我写信，因为我担心再写会加深误会”。“此事发展到这种地步，令人难过，但我不会再给您写信了。”（见1927年11月7日高尔基致帕斯捷尔纳克的信）帕斯捷尔纳克不甘心与高尔基断绝书信来往，便找各种理由，一而再再而三地给高尔基写信。1927年11月15日他写信说“我希望您禁止我与您的通信的做法是暂时的，有朝一日您会解除给我下的禁令。”此后，帕斯捷尔纳克又几次主动给高尔基写信，关心他的健康，讲述自己对《克里姆·萨莫金的一生》一书的印象等等。高尔基没有回信。帕斯捷尔纳克继续向高尔基表示希望得到他的赠书，还请求高尔基在书上为他题几句有教育意义的话。高尔基当时可能不想给他寄书了，也许高尔基手头没有多余的书，直到1927年12月27日他才把书寄出。书上题了这么一段文字：

    “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写几句祝愿您的‘好话’朴实——这就是我对您由衷的祝愿，想象力要朴实，语言也要朴实。您是一位才华横溢的人，但您妨碍人们对您的了解，您之所以妨碍，因为您太喜欢。故弄玄虚。您是位音乐家，而音乐——是有深度的——它与故弄玄虚水火不相容。这就是我的看法。书——今天才从莫斯科收到，现寄上。”

    高尔基对帕斯捷尔纳克有关“朴实”的祝愿可谓一针见血。

    帕斯捷尔纳克从高尔基的题词中感觉到更多的是对他的批评。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从写作的复杂结构与奇特的语汇慢慢地向朴实转化，也许与高尔基的“祝愿”不无关系。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当时对朴实的看法与高尔基的理解不一样，所以帕斯捷尔纳克收到赠书、读完题词后，又给高尔基写信做解释：“您对我有一种错觉。我一向在追求朴实，而且永远不会停止这一追求。——我怀着混杂的感情诵读您的题词，不管怎么说，这题词对我是珍贵的。我感到难过的是，其中祝愿的成分为某种谴责所冲淡，我的嗅觉无力断定其中有多少同情的成分为反感所抵消。我讲的话中大概有某些东西为您所不解，仅这一点就使其余的部分都永远处于被曲解的状态。”另外，帕斯捷尔纳克还对“故弄玄虚”的批评表示异议。高尔基再没有作答。

    1927年末，帕斯捷尔纳克借他的好友、诗人阿谢耶夫访问意大利的时机，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说他不知道阿谢耶夫的通讯地址，请求高尔基代转一封信。高尔基回信说：

    “阿谢耶夫早已离开此地，我不知道他在莫斯科的地址，只好把您写给他的信退还给您……”

    1928年1月初和1月末，帕斯捷尔纳克又两次给高尔基写信。高尔基还是没有回信。

    1928年3月28日是高尔基的60诞辰，苏联国内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帕斯捷尔纳克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

    1928年高尔基回国一趟，到各地去参观访问，写了一些随笔。6月9日，《红色处女地》杂志编辑部举行扩大会议，高尔基出席了。帕斯捷尔纳克趁他在场时做了一次发言。他赞扬高尔基是苏联社会生活中一位不寻常的人物，希望他能发挥作用，把各种作家小团体团结在一起。

    会议开得很长。很多人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帕斯捷尔纳克讲完话之后，高尔基起身离开了会场。敏感的帕斯捷尔纳克认为高尔基是对他的发言不满才退席的。这事像根骨头一直卡在他的心中。帕斯捷尔纳克想接近高尔基，可是机遇对他总是不利。

    他觉得自己写的信、讲的话都被曲解，办事弄巧成拙，这一切使他很难过。

    1930年春天，高尔基的秘书克留奇科夫（1889—1938）受命造访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说有人背着他当着高尔基的面议论他，可能有所歪曲，使高尔基疏远了他：还说在《红色处女地》编辑部开会时，他讲完话高尔基起身便走了，连看他一眼也没有看，无疑是对他的无声谴责。克留奇科夫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帕斯捷尔纳克这时才如释重负。“这对我是最大的喜事，是巨大的解脱。”帕斯捷尔纳克认识到高尔基对他是抱着一种“清醒的友谊的审视态度”。这时他又感到了高尔基的亲切。

    1930年5月底，帕斯捷尔纳克又给高尔基写了一封信，请求帮助，他想和全家一起出国。他在信中写道：

    “近几年来，我一直想伴妻携子到国外住上一年或一年半。”

    他说他想去省亲，他已有近8年的时间没有见到二老了。“自1922年冬天我去过德国之后，再也没有出过国。”他接着写道：

    “除了省亲之外，我想到法国或许到英国去一趟，我认为有这个必要。我怕见朋友，如同不敢到您那儿去一样，因为我无法报答这些年来大家对我的厚爱和信任。我对这一点知道得越多，越感到无脸见人，欠人家的情，越感到不幸。显然，我没有能力答谢大家，责任全在于我。但也不止我一人。”

    他说，他一拖再拖，无暇实现自己出国的梦想，因为：“我现在正着手写两部作品，一部是诗，一部是小说。”诗，指的是《斯别科托尔斯基》，小说，后来以《中篇小说》为名，在刊物上发表了一个开头。“最近一个时期，我写作很吃力，特别是今年冬天，城市与农村情况相比，城市处于一种无法描述的、毫无道理的优越地位，还让城里人去访问受难的百姓，还要向他们经受的震荡与灾难表示祝贺。直到今冬之前，我认为，不管西方如何吸引我，在我没有完成已开头的作品之前，我哪儿也不去。我以此自慰，把它看成是预付的奖励，因此我才能够坚持下来。”

    “如今我感觉到——没有什么值得迷恋的了。什么事也办不成，我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毅力，也许是能力。我做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事，不管怎么拖延也没有用了。不知心中什么东西断了，又不知是何时断的，但发现这一点是前不久的事。我决定不再延期了。如果目前情况还不是彻底的精神崩溃，也许出国能使我有所改变。”帕斯捷尔纳克接着写道，他正在办理出国手续，但立刻意识到，“没有您的保证，我得不到出国的批准。请您帮助——这就是我的要求。”

    1930年7月，高尔基从意大利的索伦托给他回了一封信。

    “我不会满足您的要求，而且恳切建议您不要办理出国事宜—等一等再说！”高尔基不能满足帕斯捷尔纳克的要求是有原因的：前不久，苏联作家阿纳托里·卡缅斯基（1878～1941）出国到西方去了。他与小说《沙宁》的作者阿尔齐巴舍夫同属于1905。1907年俄国革命失败后，在社会倒退时代的文学的代表人物。

    他在俄国流亡者在柏林出版的报纸《方向盘》上发表了一些恶劣至极的文章，还到处做极其庸俗的“报告”。还有一位作家叫弗·阿佐夫跟他一样。这种现象引起苏联国内的警惕。所以高尔基深信，“在一段时间内，难以让文学家出国。某些恶棍干的勾当，要拿正派人来出气，一向如此，如今轮到您了。”高尔基告诉帕斯捷尔纳克说：在这种形势下，政府难以批准他出国。高尔基同时把这一情况写信告诉了雅果达——苏联内务部的重要成员，说帕斯捷尔纳克“意志不坚定”，难免会受到侨民宣传的影响。

    卡缅斯基后来回国了，但不久便遭到镇压，几十年后又得到平反。

    帕斯捷尔纳克从高尔基那里知道了这种情况之后，便不再申请出国了。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随同一批作家参观访问了正在车里亚宾斯克市兴建的拖拉机厂。回到莫斯科以后曾和高尔基见了一面。这事发生在6月14日上午，帕斯捷尔纳克是意外见到高尔基的。那天，高尔基情绪很好，精神抖擞，对他亲切热情。高尔基主动提到帕斯捷尔纳克写的当时还没有发表的散文体自传《安全保护证》。高尔基读的是手稿，认为写得“有滋有味，有感有情，十分出色”。他还建议把它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这对帕斯捷尔纳克是一个喜讯，可是好景不长。

    《安全保护证》发表以后，出乎帕斯捷尔纳克的意料，在国内文学界得到的不是肯定，而是批评，甚至形成了围剿的形势。

    塔拉先科夫在1931年12月18日的《文学报》上发表题为《唯心主义的安全保护证》：1932年第5期《星》杂志上发表米勒一布德尼茨卡娅的文章《论帕斯捷尔纳克和里尔克的艺术哲学》，用语尖刻，不讲道理，帕斯捷尔纳克很伤心。

    国家文学出版社原来计划将《安全保护证》收入帕斯捷尔纳克散文集，这时又决定把它抽掉。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原来也打算出版他的文集，这时停出了。这些事，很影响帕斯捷尔纳克的情绪。帕斯捷尔纳克当时的经济状况本来就比较紧张。他的收入只有稿费，而且要养活6口人：他本人，他的第一个妻子卢里耶和他们的儿子，他的第二个妻子季娜伊达和她的两个儿子。没有稿费收入就等于断绝了他的经济来源。他曾指望国家文学出版社和列宁格勒作家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可以保证他在经济上过一段安稳的日子，可以让他继续写他已开了头的长篇小说，如今却不行了。

    在他经济困难的时候，他甚至卖掉了中学毕业时得的金质奖章。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写小说才是他真正的工作，他总想写出真正能表达他的想法的一部“大书”来。当他写作小说的进程受阻时，觉得感情失去依托，十分烦恼。他在写给高尔基的信中说：

    “最近几年我一直在幻想写一部小说，它能像盖子似的盖在箱子上，结束我所有未能完成的作品，说完我所有故事情节和各种人的命运。”（见1933年3月4日的信）帕斯捷尔纳克恳求高尔基能否过问他的文集出版一事。高尔基没有直接答复他，但写信把这事告诉了秘书克留奇科夫。高尔基在信中说：“帕斯捷尔纳克埋怨书籍出版局否定了他的《安全保护国——这本书无疑是部文学作品……咳，见鬼了！”然后无可奈何地加了一句：“我们的文学何时才能由精明人来管理呢？”高尔基让克留奇科夫转告帕斯捷尔纳克：等到他回国时再商谈出版他文集的事。

    教堂毁了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爱上了他的朋友一钢琴家涅高兹的夫人季娜伊达，他把他们的关系告诉了妻子。卢里耶气愤地把帕斯捷尔纳克赶出家门。后来，她为此举感到后悔，认为当时应当争取把帕斯捷尔纳克留在自己身边，而不是把他推走。从那时起，他们的家已名存实亡。

    1931年5月5日卢里耶带着儿子又去了柏林。

    母子走后，帕斯捷尔纳克便发出一封信给卢里耶：

    “我的亲爱的朋友叶尼奇卡！”

    “你正在旅途中，明晚我等你的电报。我很惦念你们，这次比以往更甚。”接着他说，他与季娜伊达的接近不会成为他们二人心灵结合的障碍，还说涅高兹夫妇也理解这一点。他劝妻子不要绝望：

    “这样做容易遭受特殊的、每个人都知道纯属病态的半疯的悲痛：这种悲痛毫无益处，不会激励创作，为了亲人的光荣而付出我们的性命——这就是它的导向，这就是它所能做到的。这是由于软弱而作出的牺牲。不要把心灵的真理建筑在它的上边……。”

    帕斯捷尔纳克期望卢里耶恢复健康之后，可以认真工作，在事业中找到自我。他在信的结尾写道：

    “我把你们母子的合影（为护照所摄的照片）贴在我从不离身的里尔克最好的一本书《形象之书》的扉页上了。”

    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还写了一首充满深情的告别之歌：

    不要激动，不要哭泣，不要折磨自己，

    不要再劳累已经衰竭的气力。

    你是靠山，你是朋友，你是机遇——

    占满我的胸膛，活在我的心里。

    我对未来的信念，不怕被你认为，

    是一派胡言，讲得天花乱坠，不着边际。

    如今我们砍断的不是生命，不是联结的心——

    而是相互的自欺。

    甩掉窝囊废害病时的忧郁，。

    面向开阔的清新空气！

    大自然像是寄给你的一封信，

    又像是我的兄弟，我的手臂。

    像展开信纸似的把它展开，

    和茫茫视野进行通信，

    你要战胜纠缠不休的劳顿，

    你要像阿尔卑斯山那样高谈阔论。

    当你站在巴伐利亚如镜的湖面上

    周围是山峦顶峰，粗壮的山脊，到那时你会相信我不是爱说空话的人。

    也没有准备见势奉献甜言蜜语。

    祝你一路平安。一路平安。我们的联系。

    我们的荣誉——并不在家庭里。

    你将会用另一种眼光观察一切——

    像一株向阳光茁长的幼苗挺直身躯。

    欧洲正在经历经济危机。

    卢里耶原想去法国投奔她的老师法里克的愿望也没能实现。

    公婆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发生了矛盾，对卢里耶和孙子表现了格外的关心。但家庭的矛盾只能由他们自己去解决。卢里耶带着儿子在国外生活了不到一年，又返回莫斯科。那一天，公婆二人含着眼泪冒着细雨，把儿媳和孙子送上了火车。

    卢里耶在莫斯科经历了家庭的悲剧。

    年轻的共和国处于大破大立的过程中。苏联政府下令清除一些教堂，包括炸毁莫斯科最大的救世主基督大教堂。这个教堂正对着帕斯捷尔纳克的家。窗户全部被震碎。卢里耶脚踏着满地的破碎玻璃，想到的是他们破碎的家。

    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正式办了离婚手续。卢里耶搬到特维尔林阴路“赫尔岑之家”的院里，那儿是作家联盟的宿舍。卢里耶带着儿子住进一个小单元。她把住宅收拾得十分舒适优美，但无法消除内心的痛苦。她把全部女性的爱投注在儿子的教育事业上。

    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在一起生活了10年，从1921年底到1931年春。

    他们的离异要怪罪双方，同时又难以责备任何一方。二人都是艺术家，都想摆脱家务的累赘，谁也不肯让步，事业心胜过爱情。两个人生活在一个棚顶下，但两颗心没有长到一起，没有形成一个整体。

    很多人关心她，给予她极大道德与精神支持，如女雕塑家萨拉列别捷娃（后来，帕斯捷尔纳克墓碑上的凹浮雕肖像就出自这位女性之手）。卢里耶作为画家积极从事创作，但展出机会不多，有的作品被人收购。她曾为装甲部队指挥官们画过肖像，准备出版画集。在大清洗年代，她画的人中不少人遭到镇压，编成画集的希望也成了泡影。当时苏联美术界领导人只提倡现实主义的美术作品，她的画风受到排斥。她本人也被美协开除会籍。

    她的心渐渐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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