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29年，苏联实行了农村集体化，并以“伟大的转变”载入史册。1930年，苏联在各条战线上开展了“社会主义全线进攻”。

    社会变化巨大、深刻而迅猛。

    一方面是充满英雄气概的时代，劳动群众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积极性和无比的忘我精神。另一方面人民生活极其困难。

    1930年，苏联政府发布命令通知全国，不过圣诞节，不过新年，不摆放松树，认为这些活动都是宗教宣传，必须对它进行坚决斗争。

    帕斯捷尔纳克喜欢冬季的节日。色彩缤纷的装束，此起彼伏的钟声，装点在松树上的忽明忽暗的蜡烛，庭院里儿童们围着堆起来的雪人欢欢喜喜地耍闹，街上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小贩的叫卖声，使他回忆起童年的生活。

    莫斯科以教堂多、建筑美闻名遐迩。这时，教堂一座跟着一座被关闭，教堂顶楼的大钟一尊又一尊被拆除。没有悠扬的钟声了，没有民间的欢腾了。莫斯科一下子陷入无声之中。

    文艺界也发生了令人难以琢磨的变化，惊心动魄的事层出不穷。

    1925年，诗人叶赛宁在列宁格勒安格勒泰旅馆“自缢”身亡，留下一封血书：《再见，我的朋友，再见……》。他死后，在他的坟前又有崇拜者相继开枪自杀，先是他的情人别尼斯拉夫斯卡娅，后是追随他的新闻记者。叶赛宁最后一位妻子苏菲娅托尔斯泰娅为纪念他创办的纪念馆也于1929年被当局强行封闭。

    1930年3月，“列夫”成员西洛夫被处决。他是诗人和评论家。他很年轻，不满30岁。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西洛夫是“列夫”中最诚实的人。他的死使他的妻子悲恸欲绝，跳楼自杀，但被人救活，胳膊上永远留下一条长长的被玻璃划伤的疤痕。

    过了一个月，“革命喉舌”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在寓所里对着自己的心脏开了一枪，告别了人间，留下一封遗嘱，更多的是疑问。

    当时自杀者远不止一两个诗人。他们都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

    马雅可夫斯基的死对帕斯捷尔纳克震动最大。

    送走马雅可夫斯基

    帕斯捷尔纳克与马雅可夫斯基是莫斯科第五中学的同学，他比马雅可夫斯基高两级，在学校时他们并没有往来。他们的接触是在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和别的诗人一起举行过诗歌朗诵会，在朋友家中听过彼此的新作。马雅可夫斯基以他的《肾柱横笛》、《战争与世界》、《穿裤子的云》等与传统诗歌截然不同的作品在改变读者的艺术口味。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是时代的偶像。马雅可夫斯基很欣赏帕斯捷尔纳克的《超越障碍》、《生活啊，我的姐妹》等诗作，但不喜欢他后来的《1905年》和《施密特中尉》。早期他们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学团体，准备在一家咖啡馆进行一次谈判。帕斯捷尔纳克和包勃罗夫代表一方，剧作家特列季亚科夫和诗人舍尔舍涅维奇代表另一方。对方不知何故又带来了马雅可夫斯基。

    马雅可夫斯基那高大的身材，不修边幅的漂亮外貌，机智的谈话，灵敏的反应，处处显示出出众的才气，立刻博得帕斯捷尔纳克的喜爱。而帕斯捷尔纳克的稳重、深沉和不美但有魅力的外表，使马雅可夫斯基也感到亲切。

    当二人对坐在一张桌子之前，四只眼睛互相凝视的时候，他们都各自想着对方的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欣赏马雅可夫斯基的不同寻常的抒情诗。他说过，马雅可夫斯基诗中有一种“威严的、笨拙的、哀怨的严肃性”，在当时那种庸俗成风的社会中“极不寻常”。他那经过“精雕细刻”的作品“有些傲气，又有魔鬼精神，同时显得无限绝望，奄奄一息，几乎是在呼救”。他认为马雅可夫斯基和叶赛宁一样，并“没有把他们自幼熟悉的牢记的东西弃置一旁，他们掘开了司空见惯的地层，运用了孕育在其中的美，使美没有久埋地下而不用”。帕斯捷尔纳克欢呼马雅可夫斯基的创作“这太棒了”！

    有一次马雅可夫斯基组织一场诗歌朗诵会，邀请了几位友人参加。他没有通知帕斯捷尔纳克便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印在海报上了。这件事使帕斯捷尔纳克很不愉快。那时帕斯捷尔纳克虽然也参加了以马雅可夫斯基为首的“列夫”文学团体，但他认为应该尊重他的权利。后来他发现自己的观点也与“列夫”所提倡的并不一致。他不理解马雅可夫斯基为什么对宣传工作那么卖力，硬向自己和伙伴们灌输一时的社会意识，他不理解他的哥们儿义气、行帮思想，为什么他要让歌喉服从于迫切的现实。他更不同意“列夫”成员们否定文学传统的做法。他认为“列夫”中盛行着为符合时代需要而改得一蹋糊涂的作品是艺术半成品。所以他不喜欢马雅可夫斯基后期的作品，从《滑稽宗教剧》开始，他认为那是一些“拙劣的顺口溜”，是“满篇的空谈”，是“人云亦云的玩艺儿”，是“老生常谈的大实话”，“写得做作，混乱又不俏皮”。

    他和马雅可夫斯基保持了个人的情谊，但和马雅可夫斯基领导的文学团体“列夫”分道扬镳了，他声明退出《列夫》杂志编辑部，不再是他们中间的成员，可是《列夫》杂志上仍然把他的姓名印在同人名单中。他火了，便给马雅可夫斯基写了一封措辞激烈的信，要求更正。马雅可夫斯基没有更正，最后导致二人的疏远。

    但，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使帕斯捷尔纳克悲恸欲绝，是一个天才的覆没。那是春雪后的4月14日，万物复苏的季节，帕斯捷尔纳克听到噩耗立刻奔向马雅可夫斯基的寓所。马雅可夫斯基的妈妈和两位姐姐也先后赶来了。二姐奥丽加走到马雅可夫斯基的房门前，两手一摊，呆住了。她呼叫弟弟的呢名：“沃洛佳！”

    声音充满人间悲痛，声音震撼了全楼。聚集在那里的亲朋好友都鸦雀无声。在一片寂静中又响起了二姐更大的嚎啕：“他不吱声！——不吱声呀！听也不听。沃洛佳呀，沃洛佳！！多么可怕！！”

    奥丽加昏厥了。当她苏醒过来后，又急不可待地扑向弟弟的遗体。她坐在弟弟的身旁，急促地重复着没有回应的单方面的呼喊。

    帕斯捷尔纳克面对着这个场面，跪倒在既是朋友又是对手的马雅可夫斯基的遗体前，放声痛哭。晚上，帕斯捷尔纳克又一次来到马雅可夫斯基的寓所与他诀别。他想到了诗人的存在，诗歌的作用，与国家的关系。

    几年以后，他读到斯大林给予马雅可夫斯基的评价：“马雅可夫斯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苏维埃时代最杰出最天才的诗人。”他认为，马雅可夫斯基死后，人为地宣传他的作品，“如同叶卡捷琳娜时代推广马铃薯。那是他的第二次死亡。那次死，责任不在于他”。至于后来有人在回忆录中把他和马雅可夫斯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人们把我们俩的接近给夸大了。”

    婚外恋

    1931年夏天，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应新交的朋友哲学家阿斯穆斯夫妇和音乐家涅高兹夫妇的邀请到基辅郊外伊尔平地区避暑。

    帕斯捷尔纳克的弟弟一家也去了。一共四个家庭在一起消夏。

    卢里耶那年在伊尔平作画很勤，既画肖像又画风景。他们住处的院里有棵老橡树，这棵历经风雨的大树，成了卢里耶几次写生的对象。她一边作画一边吸烟。帕斯捷尔纳克也吸烟，却说她吸的是“毒品”。帕斯捷尔纳克把这一情景写入他的诗中：

    再过多少年，在演奏厅里一旦有人为我弹奏，

    勃拉姆的曲子——我会被忧伤弄得疲惫不堪。

    我会惊颤，我会想起当年六颗心怎样连在一起，

    我会想起散步，想起游泳，还有果园里的花坛。

    羞怯的女画家前额凸起，像个梦，

    脸上留着善意的微笑，贪婪的微笑，

    微笑开朗、光明如同地球仪，

    我会想起女画家的面容，她的微笑，她的额头。

    有人为我演奏一曲勃拉姆斯，我会惊颤，我会倾

    我会想起购买粗粮与食物，

    还会想起通向凉台的台阶和室内的陈设

    还有弟弟，儿子，花坛和那棵老橡树。

    女画家用油彩弄脏了草地，

    把画盘弄掉地上，把一把画笔和一盒盒

    害人的毒品塞进长衣，

    这毒品叫“巴斯马牌”香烟，让人患气喘症。

    有人为我演奏勃拉姆斯，——我会倾倒

    我会想起住房门廊和海湾的劲草，

    半明半暗的阳台和培育花草的房间，

    我会想到面容，微笑，嘴唇和眉毛。

    我立刻会被泪水润湿

    全身湿透，不待泪水哭干。

    久远的热情如同喷出钻井，会将

    栅栏、面颊、朋友与各家弥漫。

    间奏曲在水洼地一圈又一圈，

    我用双臂拥抱歌曲如同搂住树干

    四个家庭纯洁得像童年，

    随着德国旋律如同影子在飞旋。

    当时涅高兹正在练习勃拉姆斯的间奏曲，所以这个曲子在喜爱音乐的帕斯捷尔纳克的印象中如此之深。

    帕斯捷尔纳克不仅赞美涅高兹的艺术天才，也羡慕他有一位善于理解他、又能很好地为他安排生活与演出的夫人——季娜伊达。

    这首诗充满了几家人的友谊，又充满了对妻子卢里耶的深情。可惜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和卢里耶在一起度过的最后一个夏天。

    这几家人回到莫斯科后，帕斯捷尔纳克便把自己对涅高兹夫人的爱恋之情告诉了卢里耶。他同情涅高兹夫人的经历，赞赏她的性格、她的能力。

    帕斯捷尔纳克一生中爱过好几位女性，只有和季娜伊达相处时间最长。从1933年正式结婚到1960年帕斯捷尔纳克逝世，他们相濡以沫近30年。帕斯捷尔纳克的诗集《第二次诞生》中的部分作品是在她的情感支配下完成的。

    季娜伊达进入他的生活是始料不及的。

    季娜伊达原姓耶列梅耶娃，生于1897年。她父亲在沙皇俄国时代是将军衔的军事工程师。他们住在彼得堡郊外，在萨勃林有个大别墅，亲友成群，下属众多，前呼后拥，十分威风。这位将军50岁再婚，娶了一位18岁的混血儿，有意大利血统，生了几个孩子，季娜伊达是老二。父亲去世时，季娜伊达只有10岁。家境由兴而衰，抚恤金难以维持众多人口。季娜伊达被送进斯摩尔尼贵族女子中学寄宿学习。季娜伊达自幼姿色出众，长大成为一位十分标致的大姑娘，追求者甚多。

    季娜伊达和钢琴家亨里希·涅高兹结了婚，生了两个儿子。

    她钟爱丈夫也喜欢自己的儿子，是位贤妻良母。偏偏这时帕斯捷尔纳克闯进了她宁静的生活。

    秋天来了，阿斯穆斯夫妇首先离开了伊尔平村。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和涅高兹夫妇带着两个儿子晚些返回莫斯科。收拾行李的那天夜晚，季娜伊达前来帮忙，大显身手，干得十分麻利，如同弹奏钢琴一般。

    第二天早晨，两套车马载着行李，把两家人送到基辅市。火车于当天晚10时开出基辅站。火车上，两家的包厢紧挨着。涅高兹和两个儿子已经睡下。季娜伊达离开包厢到过道里吸烟。帕斯捷尔纳克也出来了。他们站在窗前，望着夜色中飞驰的原野，闲谈起来。帕斯捷尔纳克回忆这一夏天的共同生活，说对季娜伊达有了更多的认识。他认为季娜伊达的外貌与内心都是美的：

    “您的高贵和谦虚对我来说就是美的象征。”

    季娜伊达没有立刻搭腔。她沉思了半晌，才开口：

    “您并不知道我是怎样一个女人。我是一个坏女人了季娜伊达的话使帕斯捷尔纳克愣住了。季娜伊达不想再谈下去，她准备回包厢，但被帕斯捷尔纳克拦住。他一定要弄清楚她怎么“坏”。

    季娜伊达觉得帕斯捷尔纳克是位可以信赖的人，便敞开心扉，袒露出从未暴露的秘密。她15岁在斯摩尔尼贵族女子中学读书时，曾和比自己年长30岁的表兄相爱。表兄为他们幽会专门租了一个秘密住所。她成了表兄的小情妇，在一起同居三年。那是少女浪漫的日子，但她的失身为她后来造成无法弥补的悔恨与痛苦。

    季娜伊达如此直率地说出自己的隐私，目的在于使帕斯捷尔纳克能冷却自己沸腾的情感。帕斯捷尔纳克从未明确地对季娜伊达表白过自己对她的爱，但她以女人的敏感早已体会到了，而且对这种情感有些恐惧，怕招来后患。她的坦诚暴露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适得其反。他说：

    “这事我可以想象！当然您难以相信。如今我第一次从您口中听到这席话，我已经猜到了您内心的感受。”

    季娜伊达说了一句：“祝您晚安！”转身回了自己的包厢，锁住了门。

    帕斯捷尔纳克在窗前又伫立了很久，各种想法一起涌入脑海。他决定和涅高兹进行一次同样坦诚的交谈。

    回到莫斯科后不久，帕斯捷尔纳克便来到奈高兹家中。他径直走进涅高兹的琴房，两位艺术家关着门谈了很久。帕斯捷尔纳克走后，季娜伊达从丈夫的表情上知道发生了重大的事。三角钢琴上放着帕斯捷尔纳克献给涅高兹的《第一首叙事诗》和献给她的《第二首叙事诗》的手稿。

    涅高兹对夫人说：“我们必须认真地谈一谈。”他审慎地挑选用词：“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说他爱上了你，而且这种爱情永远不会消逝。他还说，他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如何发展，但没有你——他活不下去。”

    季娜伊达听后大笑不止：

    “这未免太不严肃了。我不相信，你也不必对他的话信以为真……”她迟疑片刻，接着说：“即使这是事实，很快也会烟消云散。”

    季娜伊达建议丈夫以后少与帕斯捷尔纳克来往，更不要登门拜访。涅高兹无可奈何地说：“恐怕难以办到。他会常来咱们家。”

    季娜伊达的感情被搅乱了。她不知应该如何是好。她把全部精力用在照顾孩子上，这是控制自己心绪烦乱时的最有效的办法。可是这次却怎么也抑制不住对帕斯捷尔纳克萌生的感情。感情的纠葛对于涅高兹和帕斯捷尔纳克两家都太残酷了。

    1930年12月，涅高兹应邀到西伯利亚进行长时间的巡回演出。帕斯捷尔纳克一天三次去看望季娜伊达。他说：“今后的情况会怎样发展，不得而知，但我已决定和妻子离婚。”

    季娜伊达认为双方都应当控制自己的感情：“我永远不会抛弃我的丈夫，不会抛弃我的两个儿子。”

    她越是拒绝他，反馈的力量就越强烈。

    帕斯捷尔纳克说，他离开妻子的决心——是反复考虑的结果，并非一时的冲动。他与季娜伊达谈话后，当天就搬到皮里尼亚克家去住了。皮里尼亚克家在亚莫斯阔耶·波里耶，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他天天去看望季娜伊达，送去一首又一首新写的诗，后来形成一组《第二次诞生》。

    12月末的一天，他来看望季娜伊达时，天色已晚。季娜伊达没有让他回亚莫斯阔耶·波里耶，留宿在自己家中。他们过了甜蜜的一夜。第二天早晨，帕斯捷尔纳克走了，季娜伊达百感交加。她觉得自己对不起涅高兹。于是拿起笔来给丈夫写了一封信，说她背叛了他，她再也无法与他继续原有的家庭生活。她不知道应当怎么办，但她认为同时属于两个男人，感情上不容许，道德上不纯洁。她说：她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感情已经超过了对涅高兹。

    这是一封残酷的信。她相信涅高兹能够经得起这一打击，她认为公开挑明总比遮遮掩掩更正派一些。

    那天，涅高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正准备演出，情绪非常好。这时又收到妻子来信，真是喜出望外。他已经好久没有收到她的信了。他拆开信封，抽出信纸，先在信纸上亲吻了一下。当他阅读到来信正文时，眼睛突然变得看不清字迹，头嗡嗡作响，几乎昏倒在地。涅高兹知道帕斯捷尔纳克眷恋他的妻子。作为知己、好友帕斯捷尔纳克坦白地向他表露过自己的心意，但他没有想到情况变化得如此迅速。应该怎么办？他想取消当天的演出，可是筹办演出的人告诉他，今天无法改变了。观众已开始进场。

    他强做笑容，登上舞台，险些摔倒。他在钢琴前坐下来，望着黑白琴键，手指发颤。他开始演奏，音色不对，他砰的一声关上琴盖，扑在上面，大哭起来。听众哗然。演出不得不中断。以后的几场，全部取消了。他心急火燎地赶回莫斯科。

    帕斯捷尔纳克来到涅高兹家里。三个人坐在一起，谈话坦率而又诚挚，每个人都觉得所有的话都像是利刃在割自己的心。涅高兹和帕斯捷尔纳克希望季娜伊达作出最后的“判决”。

    “请你们让我仔细考虑一下。让我先离开你们二人。”

    季娜伊达去了基辅。那里有她很多朋友。

    基辅文艺界已经在传说季娜伊达准备抛弃涅高兹的事。传说中又添枝加叶，越渲染越离奇。

    季娜伊达陷入异常的苦恼中。

    涅高兹原本是基辅音乐学院的教授，他的很多学生已经成为音乐界的精英。他们三三两两来看望“师母”。他们语言委婉，但用意明确：她不能毁掉涅高兹这样一位杰出音乐家的生活。有人说，季娜伊达一旦离开了涅高兹，涅高兹就会毁灭，她将是导致一位天才死亡的罪魁祸首。

    涅高兹的一位得意门生的母亲——古特曼，推心置腹地与她谈了一番话，使季娜伊达深受感动。

    “你一旦和帕斯捷尔纳克结合，”古特曼说，“后果不堪设想。”

    不管帕斯捷尔纳克现在怎么爱你，怎样崇拜你——他毕竟有自己的家室。你们关系中会有一条裂缝，永远无法弥合。”她甚至不惜以身说法：她年轻时也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任何爱情也治愈不了家庭的伤口。

    季娜伊达当时在基辅住的地方成了大家争论的场所。压力之大，使她已经抬不起头来，她准备屈服，吹熄心中的爱火。

    可是远在莫斯科的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放松追求。他寄来一封又一封信，每封信都有五六页之多。他在信中倾诉的爱恋之情使季娜伊达又不能不动心。过了半个月，帕斯捷尔纳克本人又来到基辅。帕斯捷尔纳克建议季娜伊达和涅高兹离婚，和他组织新的家庭。季娜伊达这时又被他的热情和真挚所俘虏。过了一周，涅高兹来到基辅音乐学院举办钢琴演奏会。帕斯捷尔纳克不愿意妨碍他们，便返回了莫斯科。奈高兹的演出极其成功，再次轰动乌克兰的京城。这时季娜伊达觉得她最爱的还是涅高兹，她觉得她永远不会伤害他。演出之后，涅高兹来看望季娜伊达，恢复了二人的夫妻生活。“这样生活下去——是可怕的！”季娜伊达心中默默地对天呼喊。

    过了20天，涅高兹回莫斯科之前，对季娜伊达说：“你只是在我成功的演出之后才爱我，可是平常并不如此。我这个人除了弹琴以外，别无可取。我们在一起给你增加了种种麻烦，使你生活得毫无乐趣。我是个笨蛋。鲍里斯比我聪明，你若抛弃我，我完全可以理解。”

    涅高兹的话击中了要害，事实就是如此无情。季娜伊达又犹豫了，告别时，她说：“如果你能够原谅我，并忘却过去，我会回到你的身边来……”

    帕斯捷尔纳克第二次来到基辅，说他在莫斯科见到了格鲁吉亚诗人帕奥罗·亚什维里。亚什维里邀请他和季娜伊达一起去格鲁吉亚，还说住处没有问题，他会把自己的房间让给他们。

    季娜伊达一见到帕斯捷尔纳克心又软了，言听计从，过了三天，二人买了火车票，驰向温暖的南国古城第比里斯。

    南国之旅

    1931年7月，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带着伤残的心，还有她的儿子阿季克来到了格鲁吉亚。这是炎热的南方。这儿有亚热带的常绿植物，茫茫的大海，醉人的美酒，更重要的是人们无私的热情。

    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暂时避开了难以解决的情爱的纠葛。

    他们到达格鲁吉亚之前，当地的诗人们已从帕奥罗亚什维里有声有色地描绘中知道了帕斯捷尔纳克，他的为人，还听到了他写的献给季娜伊达的诗。

    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到底是怎样一对情侣呢？格鲁吉亚诗界人士在猜想。当他们二人出现在大家的面前时，格鲁吉亚朋友们很快就被他们的坦荡征服了。他们感受到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内心的热，同时也感受到他们不言的隐痛。帕斯捷尔纳克的朴实与灵气，季娜伊达的直率与美貌都使他们赞叹不已。

    好客的格鲁吉亚朋友们极力把日程安排得充实有趣，使他们快快乐乐，忘掉忧愁。俄罗斯作家到过格鲁吉亚的人毕竟不多，他们想更好地向来客介绍自己的故乡。到哪些地方去？参观些什么地方？经过一番商量，大家决定首先游览第比里斯，新城老城，可以看看这里曲曲弯弯的街道，极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阳台上长满的紫藤连结了隔街的楼房。晚上，主人陪着客人登上山顶，从高处俯瞰第比里斯的夜景。山下一片灯光。帕斯捷尔纳克把它比作星空翻了个个。山坳里确实像天上的星星撒落在脚下。

    离开格鲁吉亚首都，主人又陪着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去了卡赫蒂市，然后又去了山区科焦雷。那里山峦重叠，白雪皑皑，远离喧嚣闷人的城市，感到格外凉爽宜人。主人安排他们住在当年安德烈·别雷住过的旅馆。他们游览了古堡的遗迹，传说那儿是民间起义领袖盲人之子的大本营，他们还参加了古老乌兹多字。

    帕斯捷尔纳克在格鲁吉亚的所见所闻对他翻译格鲁吉亚诗，起了很大作用。他知道诗中描写的不是异国情调，而是民族文化的沉淀。

    帕斯捷尔纳克和季娜伊达在科焦雷住了将近一个月，然后他们由奇奇安·塔比泽与帕奥罗·亚什维里陪同去了博尔若米、巴库里阿尼。当地主人——诗人列昂尼泽——在森林里为他们举行了别开生面的招待会：夜幕笼罩着大地，天空星星在细语，周围点燃着火把，众人载歌载舞，饮酒作诗。后来帕斯捷尔纳克把这一情景写入他的诗中。

    8月里，他们到了黑海之滨的科布莱蒂，在那里又结识了诗人西蒙·契科瓦尼和别索·日根基。帕斯捷尔纳克在黑海边上创作了《浪》，后来他把这首喜爱的诗献给了布哈林。布哈林被扣上“人民的敌人”的罪名时，这首诗成了“黑诗”，被做了种种莫明其妙的解释。

    他们在科布莱蒂的生活如同在仙境。季娜伊达忘记了痛苦与忧愁。

    涅高兹来信了。她从暂时的陶醉中清醒过来。涅高兹在信中说他梦见季娜伊达与阿季克乘汽车坠入山崖，危在旦夕。他恳求她回个信。季娜伊达给他回了几次电报，说平安无事，详情待她回到莫斯科后再谈。

    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带着她的儿子阿季克在格鲁吉亚无忧无虑地过了3个多月，在感情上在精神上都有了很大的收获。

    临行时，格鲁吉亚诗人朋友们把很多自己的诗逐字译成俄文，赠给帕斯捷尔纳克，供他翻译与介绍。

    主人们的身影已渐渐消逝，火车向北疯狂地奔驰。季娜伊达渐渐从友情的漩涡中爬了出来。回到莫斯科之后，如何与涅高兹详谈？！

    在没有见到涅高兹之前，先得考虑如何解决下车时的衣服问题。格鲁吉亚是南方，天气炎热，衣着单薄，而莫斯科已经零下十几度了。她和孩子的冬衣全在涅高兹处。在这种情况下只好给涅高兹拍个电报，请他带着棉衣到火车站上来迎接。可是他能来吗？

    季娜伊达随同帕斯捷尔纳克经过格鲁吉亚之行以后，深知自己在感情上道义上都不能再回涅高兹家了。到哪儿去住呢？

    有家不能归涅高兹没有到火车站接他们。他派斯塔西克的保姆送去了季娜伊达和阿季克的大衣和其它衣服。

    到哪儿去住呢？帕斯捷尔纳克建议去沃尔洪卡。他的妻子卢里耶在国外还没有回来。季娜伊达觉得女主人不在家，这时住进去很不道德。可是又没有别的去处，只好如此。

    他们到了沃尔洪卡不久，涅高兹便来了。从谈话中可以感觉得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信使涅高兹已从自己心中把季娜伊达划了出去。所以当帕斯捷尔纳克要求涅高兹把他与季娜伊达生的第二个儿子也给他时，涅高兹同意了。这是两位艺术家之间共有的一种别人难以理解的关系。自己的妻子变成了朋友的妻子，两个有家室的男性之间发生了婚变，居然没有变成仇人，而且一生为友，是少有的。

    1932年新年前夕，卢里耶从德国拍来电报，说她即将携子返回莫斯科。她已听说帕斯捷尔纳克和季娜伊达住在一起，俨然成了一对夫妻。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必须马上把房子腾出来。

    到哪儿去住？——又成了问题。最后，帕斯捷尔纳克的弟弟亚历山大让他们暂住自己家中。

    亚历山大和他的妻子伊琳娜住在果戈理林阴路，房间并不宽敞。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带着孩子只好打地铺过夜。这时，涅高兹再次表现出非凡的性格。他把两个儿子接走了，以便减轻季娜伊达的负担。

    涅高兹主动隐退，让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二人生活得轻松些。这一举动反而增加了季娜伊达的心理创伤。她每天早晨去涅高兹家，给孩子们喂奶、洗浴、穿衣，带着两个儿子到小花园里去散步，晚上把儿子交给保姆，再回到自己的住处。

    卢里耶从德国回来了。她见到丈夫处于如此局面，心里委实难过。季娜伊达更是痛心疾首，神魂俱乱。她实在忍受不住这种翻肠搅肚的日子，决定出走。有一天，趁帕斯捷尔纳克外出，她收拾起自己的衣服与用物，雇了一辆马车，不辞而别。她让亚历山大转告他大哥，说她已经享受到人生的爱情与幸福，但为了解除大家的痛苦，她不能不离开他。

    “请他不要去找我。让他回到叶夫根尼娅·弗拉季米罗夫娜身边去吧！”

    离开了帕斯捷尔纳克到哪儿去呢？

    季娜伊达知道涅高兹为人厚道。她对不起丈夫。可是丈夫对她、对帕斯捷尔纳克始终怀着友好的感情。如今她走投无路，认为还得回到涅高兹的家中，她相信涅高兹会接纳她。季娜伊达的估计没有错。她见到涅高兹，声明她是来找住处，因此情愿把关系改变一下，不再作为妻子，而当孩子的保姆。

    “请你把我看成是两个孩子的保姆吧，仅此而已。”她已经不流泪了，她还说，她会在日常生活中侍候他，这样对他不无补益。

    涅高兹抑制住内心的酸楚，表示同意，并且谈好，从此以后二人都不再提过去的事。

    季娜伊达为自己以后的日子做了安排：另找住处，独身和两个儿子生活在一起。她会在照顾孩子的操劳中得到安慰。她认为这样做最合适，道义上也说得过去。

    季娜伊达的心情稍稍稳定了，帕斯捷尔纳克却陷入异常的状态。

    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阿斯穆斯的内弟维利蒙特几次来找季娜伊达，希望她能与帕斯捷尔纳克和好，都被季娜伊达拒绝了。她说：“我已经决定牺牲自己对鲍里斯的爱，因为我现在意识到孩子对我来说，比爱情更重要。”

    “我已经说过，我带着两个孩子单独生活。我认为我做母亲的使命高于一切。”

    过了不久，塔比泽夫人又来了。正当她们交谈时，帕斯捷尔纳克破门而入，他脸色铁青，不是悲伤和痛苦，而是疯狂。他直奔婴儿室。顿时一种怪声从室内传出。季娜伊达推门冲了进去，发现一个喝光了的碘酒瓶子扔在帕斯捷尔纳克身旁。

    所幸涅高兹家对门住着一位医生，他保住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性命。

    帕斯捷尔纳克躺在沙发上，塔比泽夫人守护在他身旁，她说：

    “我一定让季娜伊达回到你的身边！”

    涅高兹面对这一切，大为震惊，他说：

    “让季娜伊达跟你去吧！永远地跟你去吧！不过你要保证她以后能过上安稳的日子，别让她提心吊胆……”

    过了一段时间，涅高兹有了新的对象——米利茨·谢尔盖耶夫娜。他准备尽快结婚，以消除心灵的痛苦。再婚，必须有一份与季娜伊达的离婚证明。他们办理了离婚手续。帕斯捷尔纳克与卢里耶也办了离婚手续。奈高兹与米利茨组成新的家庭。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也正式成为夫妻。

    季娜伊达把两个儿子安置在幼儿园，生活走向平静。

    帕斯捷尔纳克把全部精力放在写作和翻译上。

    没有完成的采访

    1932年7月初，斯维尔德洛夫州和全俄作家联盟邀请帕斯捷尔纳克到乌拉尔参观访问工厂、农庄，希望他能写些作品，来歌颂新的生活。帕斯捷尔纳克接受了，但提出一个条件：携带妻子与孩子。

    帕斯捷尔纳克夫妇还邀请一位女朋友，帮助他们照顾孩子们。他们先在斯维尔德洛夫市内乌拉尔宾馆住了将近一个月，后来他们被安排在州委别墅。别墅位于沙尔塔什湖畔，他们住进一栋四间的房子。当时食品供应相当紧张，老百姓的日子很苦，可是州委食堂供应的饭菜却很丰盛，还可以吃到热包子和黑鱼子。

    他们刚刚在别墅里住下来，就有农民到别墅前来讨饭。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给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农妇一块面包。农妇放下10卢布便跑了。帕斯捷尔纳克追上去，把钱还给了她。

    帕斯捷尔纳克觉得现实生活中矛盾太多，反差太大。主人请他去参观，被他拒绝了。他说他看见的事物已经够多了。季娜伊达劝他少发牢骚，牢骚无济于事，可是他说：

    “我看到的是贫穷的现实，可是让我写的是生活如何富足，我能说假话吗？

    农民的饥饿与不幸使他目不忍睹，便借口“病了”，于8月离开乌拉尔返回莫斯科。

    原定参观访问三四个月，他只呆了一个多月。回到莫斯科以后，帕斯捷尔纳克便到全俄作家联盟去向领导汇报。他说，他是从乌拉尔逃了回来的。他看不惯贫民处处伸手讨饭，而州委食堂里大吃大喝的现象。他也不会为这次采访写一个字，以后也不要派他去干这类差事。

    文艺激战

    20年代末30年代初是年轻的苏联文学各种流派非常活跃而又公开进行激烈斗争的时期。

    在这期间，帕斯捷尔纳克继小说《斯佩克托尔斯基》、长诗《崇高的疾病》、《1905》和《施米特中尉》之后，又发表了几部很有影响的作品，如《中篇小说》（这是一部小说的书名，是一部中篇）、《安全保护证》（这是一部随笔，记述自己成长过程中的文学道路）和《第二次诞生》（这是一本抒情诗集）。他积极参加了文学论战，与各种流派进行争论，无所顾忌地表明自己的艺术观点。

    帕斯捷尔纳克认为自己不善于讲话。速记员总为整理他的发言而犯愁，即使整理出来也令人难以看懂。因为他用词奇特，造句复杂。他的话常常被持反对意见的人作出另种解释，招来不少麻烦，甚至攻击。

    帕斯捷尔纳克的艺术观点也不同寻常。有一次他在辩论会上反对讨论诗的技巧问题，他说讨论技巧就等于讨论“不幸”。他说艺术家不是工匠，工匠没有必要冒险，而艺术家必须冒险，“不冒险，世上就不会有一切”。又说：“我们这儿实行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不是平庸专政。这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等等。

    “拉普”分子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发表的是“反动言论”，因此对他的作品一再进行批判。

    “拉普”会议上，有人说：“如果帕斯捷尔纳克昨天还可以被看作是同路人，那么在我们进行阶级斗争的今天，他再不是同路人了，他变成了资产阶级毒素的代表人物。”（特罗申科语，见苏联《文学报》1932年4月23日）流亡苏联的匈牙利作家马泰·扎尔卡（1896—1937）攻击帕斯捷尔纳克在阶级斗争中是站在营垒另一边的人。诗人苏尔科夫说：“有两种通用的标准，它一下子可以让我们辨认出诗的阶级属性。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是唯心主义的？还是唯物主义的？”接着，他下了结论：“是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的诗。对于他来说，世界不是在我们身外，而是在我们心内。”有人更是从庸俗社会学的立场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肆无忌惮地指责。

    也有人对这一类“批判”持有异意。当某些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为人表示怀疑时，作家维什涅夫斯基（1900—1951）明确表示对他的信任：“他所试探的一切，都是他的宏伟的激动人心的艺术，这种艺术发自人的心灵深处。我相信，如果我们同渡难关，比方说在海上航行，他会和我们站在一起，如果我们对他说：。请您用自己的艺术帮我们一把’，我相信他不会拒绝。如果现在我们需要攀登喀尔巴阡山或阿尔卑斯山——您，帕斯捷尔纳克同志，会帮助我们。”

    帕奥洛·亚什维里认为马泰·扎尔卡的发言：“……不是同志式的态度，不是同志式的讨论，而是恐吓。我不知道，您能拿什么东西来恐吓维什涅夫斯基？——您有一枚红旗勋章，他也有一枚，我想你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吓唬对方，不过请你们不要吓唬我们——我们是第三者。”

    这种争吵、谩骂、指责——反映出当时文艺团体之间的矛盾与摩擦，极左思想的势力甚嚣尘上。就在这时，《真理报》公布了联共（布）中央1932年4月23日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党以行政手段解散了“拉普”，提出大团结的主张，于是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的任务便提到日程上来了。

    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

    苏联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成立了，高尔基任筹委会主任委员。他从国外回来，提出工作方案：派遣作家工作队到民族地区去调查当地文学现状，收集材料，起草大会报告等等。

    1933年11月吉洪诺夫率领一个工作队前往格鲁吉亚共和国的第比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也参加了，他当时还抱着向格鲁吉亚诗人索要诗的逐行译文，以便对翻译进行文艺加工。

    阿谢耶夫为代表大会起草了关于诗歌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又点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说他“脱离现实”，“拒绝现代题材”，沉溺于个人主义的狭小世界里。

    经过多次拖延，苏联第一届作家代表大会终于在1934年8月17日在工会圆柱大厅召开。那次大会是苏联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显示了新生的苏联文学的实力，各民族文学的成长，还从理论上制定了文艺方面的创作方法。

    高尔基是那次大会的主持人。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了词。帕斯捷尔纳克是大会领导机构的成员。

    布哈林做了《关于诗、诗学和苏联诗歌创作的任务》的报告。他在报告中把帕斯捷尔纳克、吉洪诺夫、谢里温斯基和部分地提到阿谢耶夫称为大诗人，说他们的创作对诗歌青年有决定性的影响。

    布哈林还认为马雅可夫斯基的“鼓动诗”已经过时，现在需要总括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关于“现实性”，他认为也应当重新认识。真正的诗歌应当摆脱表面的肤浅，要有深邃的内涵，不是一说就可以明了的东西，而是要认识“从诗人的语言中渗透出的”思想，这样的诗才能够在读者心中引起另一种情景、形象和感情。作为例子，布哈林又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些诗，主要是《生活啊，我的姐妹》中的作品。布哈林也谈到帕斯捷尔纳克的所谓“自我中心主义”。他认为“封闭在贝壳中的个人感受”

    是帕斯捷尔纳克对旧世界的一种反抗，而且帕斯捷尔纳克早在帝国主义战争之前已与旧世界一刀两断。最后，布哈林说：“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最杰出的诗坛巨擘之一，他的创作像一条线，线上不仅串上了许许多多抒情珍珠，而且献出了很多深邃真诚的革命作品。”

    吉洪诺夫在自己的报告中以帕斯捷尔纳克的长诗《崇高的疾病》为例，与马雅可夫斯基的长诗《弗拉季米尔·伊里奇·列宁》做了比较，认为前者提出了关于列宁的最好的诗句。

    吉洪诺夫的发言，尤其是布哈林的报告，引起原“拉普”成员们的极大反感。首先发难的是苏尔科夫。他不同意说马雅可夫斯基的“鼓动诗”已经过时，他更不同意把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作为文学青年的学习榜样。

    8月21日晚，帕斯捷尔纳克主持了大会的第7次会议。8月29日帕斯捷尔纳克在发言中又阐述了自己的艺术观点：“诗是散文，这种散文不是某人的散文作品的总汇，而是散文的本体，散文的声音，是行动中的散文，而不是小说式的转述。诗是有限事实的语言，即能带来有效后果的事实。当然它和天下的一切东西一样，可能好，也可能坏，问题在于我们是保持它不被歪曲，还是把它糟踏，但是不管如何，正是它，即具有原生力度的纯散文才是诗……”

    大会期间，帕斯捷尔纳克曾在主席台上和高尔基并坐在一起。他没有想到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高尔基。他更没有想到会场上正有一位少女用贪婪的目光搜寻自己崇拜的诗人，而十几年后竞成了他的新爱。

    帕斯捷尔纳克对大会抱了很大的期望。会议过程中，他觉得收获不大。不待大会闭幕，他就退席了。

    高尔基当选为作协主席，谢尔巴科夫当选为第一书记，帕斯捷尔纳克在缺席的情况下当选为作协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心伤

    1935年2月，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举行格鲁吉亚诗歌节，帕斯捷尔纳克的老朋友，诗人塔比泽、亚什维里、奇科瓦尼、列昂尼泽等人都从格鲁吉亚前来参加盛会。2月3日，先在莫斯科开的会，2月9日又在列宁格勒开了大会。

    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一直陪伴格鲁吉亚的朋友们。他们作为主人在列宁格勒引导南方客人们参观名胜古迹与游览。

    季娜伊达已经18年没有来到此地了。故地重游，别有情趣，她想起了童年的往事和早年的初恋。

    有一天，她对塔比泽的夫人说：“这家。北方旅馆’我太熟悉了。”她15岁时，身穿学生装常来到这里和尼古拉·米利廷斯基幽会。

    季娜伊达没有想到塔比泽夫人会把她俩的悄悄话转告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下子触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旧日伤口。自从季娜伊达与帕斯捷尔纳克相识之初，她把自己与米利廷斯基的关系告诉他以后，她就感到帕斯捷尔纳克极其憎恨她那位年长的表兄。季娜伊达对帕斯捷尔纳克的过去就不如此对待。

    几年前，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从高加索回莫斯科以后，米利廷斯基的女儿卡佳给她送来她少女时代留着两条小辫的相片。卡佳当着帕斯捷尔纳克的面说，他父亲临死时，要求她把这张相片交还给季娜伊达，并告诉她，季娜伊达是他一生中惟一真正爱过的女人。季娜伊达很珍视那惟一的一张少女时代的相片。

    可是过了不久，相片不见了。季娜伊达怎么也找不到，帕斯捷尔纳克承认是他把相片销毁了，因为他看到那张相片，心里就不舒服，感情就受不了。一张相片对他如此刺激，更不用说塔比泽夫人转告给他的一席话了。

    帕斯捷尔纳克病了，神经有些失常——夜里不能睡觉，生活也不规律，动不动就哭，常常提到死。季娜伊达带他去治疗，但无效。

    1935年夏，季娜伊达又陪同帕斯捷尔纳克到扎戈良卡别墅去避暑，尽力安慰他，但病情不见好转。

    季娜伊达不能理解，一个爱她的人怎能不体谅她的过去？

    原来帕斯捷尔纳克的心上的伤口一直没有愈合。

    开会与省亲

    法西斯乌云聚拢在欧洲上空，世界文化界人士筹备召开国际会议支持反法西斯的文化力量。时间定于1935年6月21日至25日，地点在巴黎。苏联派出以谢尔巴科夫为团长的文化代表团，成员中有科里佐夫、爱伦堡、托尔斯泰、吉洪诺夫、塔比泽、科拉斯、潘菲罗夫、伊万诺夫、拉普希、基尔雄、卢普波尔、米基坚科。

    有一天，苏联作家协会派人到扎戈良卡别墅来找帕斯捷尔纳克，请他紧急赶赴巴黎出席大会。帕斯捷尔纳克说，他在患病，无法出席。但作协一定要他去，说这是领导的决定。他给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打电话，要求解除他这次出国任务。

    “如果爆发了战争，征召您入伍，您去不去？”从电话线的另一头传来的声音。

    “当然去。”

    “那么您就把这次活动看成是征招吧！”

    季娜伊达劝他去，并不是因怕波斯克列贝舍夫，而是想让帕斯捷尔纳克换换环境。出席会议，会见外国作家，或许能调整他的情绪，使他的病症有所缓解。

    第二天晚上，一辆汽车开到扎戈良卡别墅。来人让他乘汽车去时装店试出国新装，帕斯捷尔纳克确实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

    急急忙忙让帕斯捷尔纳克出国是有原因的，他的作品早为欧洲读者所喜爱。

    国际作家保卫文化大会筹备处的法国作家们希望苏联作家代表团中有帕斯捷尔纳克与巴别尔，便把自己的愿望提交给苏联驻法大使馆。作为大会的筹备处成员之一的爱伦堡立刻电告莫斯科，请补派欧洲熟悉的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和巴别尔。于是莫斯科就临时在代表团中又增加了他们二人。

    帕斯捷尔纳克与巴别尔路经柏林时，停留了数小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大妹约瑟菲娜得知这一喜讯后，立刻和丈夫一起从慕尼黑赶赴柏林。

    兄妹相隔已12年，终于在柏林见面了。约瑟菲娜感到奇怪的是鲍里斯精神极其颓丧。大哥进了屋，没有说几句话就想睡觉。

    后来，她才知道大哥患了抑郁症。大妹建议鲍里斯在柏林住一宿，可是大会的安排使他无法逗留。帕斯捷尔纳克当天就和巴别尔赶火车去了巴黎。

    约瑟菲娜看着鲍里斯无精打采的样子，有些不敢相信坐在她面前的是她敬爱的、博览群书的、写作严格的、当年令她肃然起敬的大哥。

    约瑟菲娜和她丈夫把鲍里斯送上火车。他们希望他在归国途中到慕尼黑来一趟，看看日夜思念他的双亲。

    “爸爸，妈妈，小妹……都在慕尼黑等你！”

    他们没有想到鲍里斯的回答竟是：

    “我这个样子怎能去见他们呀！或许明年我再来一次——专程拜见二老……”

    火车开了。约瑟菲娜噙着眼泪望着大哥悲戚的形象远去了。

    约瑟菲娜的丈夫朝鲍里斯喊了一句：“快躺下睡觉吧！”

    “是啊……如果我能睡着就好了……”

    那竟是她们兄妹最后一次见面。

    帕斯捷尔纳克抵达巴黎时，大会已经开始。他把自己在路上写的一篇法文发言稿拿给爱伦堡过目。爱伦堡认为帕斯捷尔纳克使用的是上一世纪的法国文学语言，如今没有人这么讲话了，而且内容也不合适，因为其中主要谈的是自己最近患的失眠症、神经衰弱等，发言稿结尾才有几句关于诗歌的论述。爱伦堡让帕斯捷尔纳克根据草稿的最后几句发挥一下，说说自己对诗的看法。

    7月25日，这是大会闭幕的前一天。帕斯捷尔纳克拖着行动不利落的腿，登上互助会大厅的讲台。他的讲话由法国著名作家马尔洛翻译。马尔洛先介绍说：“现在站在你们面前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一位诗人。”大会报以热烈的掌声。帕斯捷尔纳克发言之后，又用法文朗诵了爱伦堡为他翻译成法文的他1922年写的一首诗《人人如此开始》。

    人人如此开始。两岁左右

    挣脱妈妈的怀抱，冲向黑暗中的旋律

    咿咿呀呀，唧唧喳喳——

    三岁了，有了言语。

    懂事也是如此开始

    隆隆作响的涡轮机，让人感到迷离。

    是母亲又不像母亲，是你又不是你，

    说是家乡——竟是异域。

    坐在丁香花下的长凳上，

    如果真的不偷儿童的东西，

    那么可怕的美又该怎么办？

    如此产生了种种怀疑。

    如此也形成了恐惧。

    如果他是浮士德，如果他有丰富的想象力

    他怎么能让星星高不可及？

    如此便有了茨冈人的行迹。

    也许在这里，在篱笆上边，

    本应是房屋集聚，

    突然间，海洋浮现出来，像一片叹息。

    如此有了诗的韵律。

    夏夜带着实现愿望的祈求——

    掩盖了燕麦的田地，

    他用你的眼睛怒视朝霞。

    如此对太阳便产生了敌意。

    人人都是如此开始诗歌之旅。

    帕斯捷尔纳克的发言博得会场经久不息的掌声。

    帕斯捷尔纳克很想留在法国治病，但被代表团领导拒绝。8月4日他随部分团员，在团长谢尔巴科夫率领下，路经英国乘苏联轮船回国，在列宁格勒登陆。

    帕斯捷尔纳克经过德国而没有去探望双亲，这事一直像一块石头压在他的心上，随着年龄趋向老化而越益感到沉痛。

    他在柏林换火车，父母在慕尼黑。自1923年在柏林见过父母之后，他们已经12年没有见面了。父母以为儿子一定会去看望他们，可是他没有去。“当时出于一种愚蠢的自尊心，我没有去。”

    帕斯捷尔纳克解释说，“我不愿意让他们看到我那副可怜像，那种萎靡不振的样子……”

    过了不久，茨维塔耶娃得知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去看望老人，非常气愤。她毫不客气地给他写了一封信：“……乘火车从母亲身边经过，让老人白白等了12年，这事我怎么也想不通，就是杀死我，我也想不通。让母亲白等了——她也想不通。这事已超过我理解的极限，人的极限。在这方面，我与你恰恰相反：我会背上火车去和她见上一面（虽然，我可能也怕见面，见面也不见得令人高兴……）。”茨维塔耶娃接着写道：“……现在该你自圆其说了——说什么只有。这类人’才能干出。这类事’。你的歌德，当年没有和席勒告别，足足有10年没有去法兰克福看望母亲——目的在于保留时间创作第二个《浮士德》——还有别的事，但（括弧”——进入74高龄的他竟勇于去恋爱，还决定结婚——这种做法他就不顾保留。心脏’（体力）了。在这方面你们都是不惜挥霍的人……因为你们是用最简单的办法治疗一切，那种办法就是恋爱……（治疗自己的一切，心神不安的一切，如自身的非人类的东西，内心神圣的东西）……”

    多少年后，1950年5月加日，帕斯捷尔纳克写信给茨维塔耶娃的女儿阿丽阿德娜回答这一问题时说：“……我去参加反法西斯代表大会时……路过父母居住的地方……我不想见到他们，因为当时我认为自己的面目可憎，羞于见二老。我当时深信，将来有机会能以更无愧的样子去拜见他们，后来二老去世了，先是我母亲，后是我父亲，就这样，我们再没能会晤……这事压了我一生，太沉重了，但我向你发誓，出现这种事绝不是因为我不关心他们或不爱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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