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列宁格勒州委第一书记、48岁的基洛夫在自己的办公楼里遭人暗杀。斯大林下令必须查出凶手。此后，苏联国内便开始了肃清反革命的运动。这是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是列宁逝世后，党内斗争的继续与发展。这场斗争越演越烈，牵扯的方面越来越广，涉及的人越来越多。到了1937～1938年，斗争达到了极点，后来被称之谓斯大林的大清洗。冤假错案迭起，不少忠贞的老革命遭到监禁，许多无辜百姓人头落地。最后，酿成了民族大悲剧，为国家后来的变化埋下了隐患。

    这也是苏联文艺界损失很大的一个时期，有的作家是自然死亡，更多的作家是非自然的死亡。文艺界在大清洗前已经发生了多起案件。有的案件涉及的人多多少少都与帕斯捷尔纳克有联系。

    帕斯捷尔纳克是非党作家。他不接受别人说他脱离现实的指责。他对艺术的作用别有看法，他坚守自己的立场，甘愿居身政治漩涡之外。即使如此，他也未能逃避政治浪潮的冲击。

    斯大林的电话

    苏联文艺界正在积极筹备召开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时，诗人曼德尔施塔姆于1934年5月13日深夜突然被捕。消息很快传遍莫斯科。

    曼德尔施塔姆与帕斯捷尔纳克早在20年代初就已相识。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几乎同时出版了个人诗集，又几乎同时结婚。

    他们的妻子都是画家，两家生活都比较穷困，爱好又都很接近。

    曼德尔施塔姆当时写过专门评论帕斯捷尔纳克诗歌的文章，并对他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帕斯捷尔纳克不是那种巧于杜撰，善于变戏法的人，他是俄罗斯诗歌新形式、新结构的拓荒者，这种俄罗斯诗歌已具备了语言所达到的相应的成熟和勇气。

    凭借这种新的和声可以表达一切——将来大家都会采用它，不管他们是否愿意，因为从今以后这种新的和声已变成全体俄罗斯诗人的共有财富。”（见曼德尔施塔姆《风暴与强攻》一文，1922年）

    帕斯捷尔纳克读了曼德尔施塔姆的随笔《时代的喧嚣》也大为赞赏。他说：“《时代的喧嚣》给我带来了少有的、早已没有得到的享受。”他们二人经常通信，相互十分尊敬。

    曼德尔施塔姆早年谢顶，身材不高，所以不论坐着还是立着，总是昂着头。他为人有些古怪，说话用词又尖酸刻薄，对别人的诗苛求挑剔。有人听不惯他讲话的腔调，认为他傲慢。

    曼德尔施塔姆究竟为什么会被捕呢？莫非仅仅因为傲慢？

    帕斯捷尔纳克觉得他的被捕可能因为讲话不慎。曼德尔施塔姆常常讲一些不合适宜的与时局相悖的话。也可能因为他的诗。

    他的诗晦涩，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也可能因为他打了阿列克谢·托尔斯泰一记耳光。也可能因为他是犹太人，某一位大俄罗斯主义者对他无端陷害。等等等等。

    知道底细的亲朋好友们最怕的是当局掌握了他写的一首挖苦斯大林的诗。如果真的如此，他的性命即使能保住，人也会被关进集中营。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后，不顾个人的安危，立刻登门去看望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帕斯捷尔纳克问询曼德尔施塔姆夫人有什么事需要他办，他愿意效劳。帕斯捷尔纳克的心意使曼德尔施塔姆夫人非常感激。曼德尔施塔姆夫人建议他去求求布哈林，或许这位平易近人的领导人能够给些帮助。

    布哈林当时任《消息报》总编，与文艺界很多人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曼德尔施塔姆很早就与布哈林相识。1922年，曼德尔施塔姆为了营救自己的胞弟，亲自找过布哈林。布哈林尽了自己的所能，甚至为此事还直接给捷尔仁斯基打过电话，请他接见曼德尔施塔姆，听听他陈述的情况。曼德尔施塔姆本人被捕以后，纳杰日达也找过布哈林。

    帕斯捷尔纳克与布哈林也有来往。这次，帕斯捷尔纳克受曼德尔施塔姐夫人的委托，求助于布哈林是义不容辞的事。

    “曼德尔施塔姆是位大诗人，怎能因为一首愚蠢的诗就把他送进监牢呢？”帕斯捷尔纳克没有指明是哪首诗。也许他想知道布哈林是否了解那首诗。布哈林当时大概还不知道曼德尔施塔姆写了一首讽刺斯大林的诗，所以答应尽力解救曼德尔施塔姆。

    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份书面材料，阐明自己的看法，留给布哈林。布哈林在那份材料上写了几句话，说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诗人曼德尔施塔姆被捕，心中极为不安。布哈林把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材料作为社会上的一种反响，上报斯大林。也许正因为如此，斯大林才打电话给帕斯捷尔纳克，向他了解情况。

    当时，帕斯捷尔纳克一家和别人合住在一套单元里。帕斯捷尔纳克占两间，其他人家占三间。电话是几家合用的，设在走廊里。1934年6月末的一天，电话铃响了。女邻居接了电话，得知是克里姆林宫有人找帕斯捷尔纳克，便立刻告诉了帕斯捷尔纳克。找他谈话的是斯大林。

    走廊里孩子们在吵闹，帕斯捷尔纳克听不清电话里的声音，便抱怨起来。斯大林问候两句后，直截了当地告诉帕斯捷尔纳克，说曼德尔施塔姆案件正在审理中，一切都会顺利。然后，他突然问道：“您为什么不为曼德尔施塔姆的案件去找苏联作家协会或找我本人？”接着又说：“如果我是诗人，如果我的诗友落难，我会不顾一切去营救他……”斯大林的话中含有责备。

    “作家协会从1927年就不管这类事了，”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如果我不为他奔走，您大概还一无所知……”然后，他就斯大林说曼德尔施塔姆是他的“诗友”一事，回答得有些含糊不清。

    斯大林打断了他的话：

    “但他毕竟是位大师呀，是位大师呀！”

    帕斯捷尔纳克回答说：“问题不在于此……”

    “那么在于什么？

    帕斯捷尔纳克说，他想和斯大林见一面，谈一谈。

    “谈什么？”

    “谈生与死的问题。”

    斯大林把电话挂上了。

    单元里的人都听到了帕斯捷尔纳克与斯大林的通话。帕斯捷尔纳克不知道这次电话是否应该保密，于是又给斯大林打电话。

    接电话的是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波斯克列贝舍夫说：

    “您自己看着办吧r整个莫斯科都知道了斯大林与帕斯捷尔纳克通电话的事，大家都感觉到斯大林对作家的关心。苏联作家协会筹备会上上下下的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也一下子变了。过去，帕斯捷尔纳克去作家餐厅吃饭，没有人理睬他。如今，服务员为他开门，替他脱大衣。倘若帕斯捷尔纳克请哪一位生活困难的作家同座进餐，作家组织甚至表示愿意代他付款。”

    过了不久，曼德尔施塔姆果然获释，被发配到彼尔姆州契尔登市，后来又允许他迁往沃罗涅日市居住。沃罗涅日是较大的城市，他在那里可以从事文学创作和翻译。

    1938年，曼德尔施塔姆再度被捕。这次被流放到科雷马，后来由于精神失常，跳楼自杀。

    阿赫马托娃来访

    曼德尔施塔姆第一次被捕后的第二年，女诗人阿赫马托娃的丈夫与儿子也被捕了。

    1935年秋，有一天，阿赫马托娃从列宁格勒匆匆来到莫斯科，找人拯救她与古米寥夫生的儿子——23岁的列夫，还有她的第二个丈夫——蒲宁。他们同时被捕。阿赫马托娃相信他们没有罪。这次对于她，是继她的前夫古米寥夫于1921年被处决后，又一次沉重的打击。

    阿赫马托娃这次来到莫斯科后，先找到了塞夫林娜和皮里尼亚克。

    女作家塞夫林娜的丈夫认识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

    波斯克列贝舍夫告诉她如何上书，如何才能把上书的信交到斯大林的手中。阿赫马托娃照办了，她写了上书的信，第二天上午10时左右，皮里尼亚克开着自己的汽车，带着阿赫马托娃，来到克里姆林宫的库塔菲亚塔楼门口，把信交给了收发人员。

    阿赫马托娃带着焦虑的心情经过红场时，想到的是古代暴乱的皇家近卫军的成员们，他们怎样在红场上被彼得一世下令处死的场面，想到的是自己如同近卫军士兵的妻子，不得不在这里号啕大哭。多少年后她写成感天动地的《安魂曲》，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我像古代近卫军士兵的妻子，在克里姆林宫的塔楼下哭号。

    那一天，她来到了帕斯捷尔纳克家中。

    帕斯捷尔纳克与阿赫马托娃是老朋友，都是白银世纪的新星。他比她小一岁。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本诗集《云中双子星座》出版于1914年，阿赫马托娃的第一本诗集《黄昏》出版于1912年，比她晚两年。二人相互十分尊重，平素来往不多，但在困难时，能相互支持，彼此安慰。早在1928年，帕斯捷尔纳克曾写过一首诗献给阿赫马托娃：

    我觉得我能选出适当的词汇

    近似您的首创。

    我错了，——无关紧要，

    错误永远在我身上。

    但，拜读了您的头几部诗集

    句句凝聚着散文的精华，

    处处都像导体的光亮，

    使往事栩栩再现为神话。

    这一次，阿赫马托娃见到帕斯捷尔纳克便说：“蒲宁是艺术史学专家，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他的被捕是冤枉的。”她更为自己惟一的儿子遭到不幸而悲伤。她说他们二人是在1935年10月27日同一天被捕的。

    帕斯捷尔纳克决心给斯大林写封信，替阿赫马托娃求情。帕斯捷尔纳克夫妇留阿赫马托娃在家中过夜。第二天帕斯捷尔纳克把经过一番思考写成的信亲自送到克里姆林宫的收发室。

    那几天，阿赫马托娃便住在帕斯捷尔纳克家里。

    过了不久，从列宁格勒打来长途电话，说蒲宁和列夫·古米寥夫都已获释。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季娜伊达马上把这一喜讯告诉了阿赫马托娃。阿赫马托娃躺在床上未动，她的心脏病犯了。

    早餐时，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在桌前一等再等，不见阿赫马托娃过来吃饭。季娜伊达踮着脚尖走到门口偷偷观察，发现阿赫马托娃还在熟睡。到了中午，阿赫马托娃才出来吃饭。她决定第二天回列宁格勒。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建议她马上回去。帕斯捷尔纳克为她买了火车票，送她上了火车。

    帕斯捷尔纳克感到很欣慰，他毕竟为阿赫马托娃做了一件有益的事。他想，也许他的信对列夫·古米寥夫和蒲宁的获释起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帕斯捷尔纳克从阿赫马托娃那里得知蒲宁在狱中的某些学究气和对现实社会如何不了解。蒲宁在关押期间，几次深夜被提审。那天夜里，他又被叫醒。他以为又是提审，可是关押人员通知让他回家，说他获释了。他一下子愣住了，心想，深更半夜，市内电车已经回厂了，怎么回家呀？

    “让我在这里过夜吧。”他乞求道。

    回答是？这儿不是旅馆。”

    阿赫马托娃的不幸遭遇，再次深深刺伤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心。

    皮里尼亚克失踪

    苏联人民还沉浸在高尔基逝世的悲痛中。统一的全苏性的作家协会在他的努力下成立不到两年，各项活动正在开展，而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却于1936年6月18日离开了人间。

    10月28日傍晚，有人来到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请皮里尼亚克进城。当时，新成立的作协活动很多。他随来人去了。一去，再也没有回来。

    皮里尼亚克生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好友之一。后来迁入别列捷尔金诺作家村时，他们又是邻居，来往很频繁。

    皮里尼亚克和帕斯捷尔纳克当时都是苏联文坛上的名人，虽然经常遭到极左分子的攻击，但二人我行我素，不以为然。

    皮里尼亚克出身知识分子家庭，也是非党作家，被定为“同路人”。其实，他和一切热爱祖国的作家一样，憎恨旧世界，向往新社会，为此献出自己全部写作才华。

    1922年他的《荒年》问世，引起文坛关注，有人誉这部作品为“关于革命最初年代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刻画了十月革命后复杂的俄国现实中不同阶层的人物，不同的生活侧面。

    皮里尼亚克为人坦率，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尤其是对艺术创作的看法。正是这些因素使帕斯捷尔纳克和他能够接近。1924年，皮里尼亚克在短篇小说《分散的时间》中剖析自己的心灵时写道：“……我辛酸的荣誉在于我是个铤而走险的人。更辛酸的荣誉在于我的天职——一名俄罗斯作家，对自己、对俄罗斯都应当绝对忠诚……”当联共（布）提出艺术事业应当由党的领导这一口号时，皮里尼亚克竟声称：“文学靠指令是创造不出来的。”

    （见《日记片断》）又说：俄罗斯的存在不是为了共产党人，是共产党人应当为俄罗斯而存在。

    从20年代初，他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对新生活的肯定，对共产党员形象的描绘，都起了开拓性的作用，如《亲娘——后妈》、《机器与狼》。

    1928年，皮里尼亚克发表了中篇小说《不灭的月亮的故事》，讲述军事领导人伏龙芝。小说的要害是伏龙芝遵照斯大林的命令住院治疗，在手术过程中不幸丧命。读者从中可以作出不同的解释。小说发表在《新世界》杂志上。上级命令销毁这期杂志，但一部分已流传到读者手中。小说引起轩然大波，批判的调子越唱越高。

    1929年皮里尼亚克又写出《红木》。出版社没有采纳，于是，他将稿子拿到国外发表了。这件事遭到更多地非难。皮里尼亚克不服，1930年上书斯大林，希望得到斯大林的理解。信中说：

    “看来很荒诞，我扪心自问，反思自己作为作家的命运，我发现我的全部写作错误来自一种信念，即只有对待革命真诚与真实的人才能成为革命的作家。”他要求斯大林允许他出国。他说，他已14次出国，如果想叛逃的话，早就可以不回来了。他孤注一掷，把信寄了出去。据说斯大林回了信，但抄家时这封信被没收了。

    皮里尼亚克身材高大，戴着一副近视镜，思想敏锐，观察能力强，善于发现问题，又勇于作文字表达。

    皮里尼亚克曾担任过俄罗斯作家协会领导职务，喜欢与上层人士来往，纵饮作乐。阿赫马托娃说：“他遭殃和巴别尔一样，太爱接近内务部了。他们两个人都渴望与高官们交朋友，大吃大喝，希望有。实实在在的权力’、寻找感觉上的刺激，再说那也是时尚。他们必然会被卷入到漩涡里去。”

    皮里尼亚克喜欢旅行，先后访问过美国、英国、日本、中国等：也喜欢名牌汽车，访问美国时，购买了一辆，海运到列宁格勒，然后亲自从列宁格勒开到莫斯科。

    皮里尼亚克风流倜傥，几次婚恋，招来不少麻烦。他在伦敦爱上了一位英国女人，那位女人抛弃了自己的家庭与皮里尼亚克同居了一段时间。据说他后来被捕与某一位前妻告密有关。

    1936年10月，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团召开创作总结会议，再次点名批判皮里尼亚克。从那时起，直到他被捕，对他的批判与攻击从未停息过。

    1937年10月28日，帕斯捷尔纳克夫妇正在皮里尼亚克的家做客，一辆小轿车开到门口，从车中走出一个人来。

    “谢廖沙，你好！”皮里尼亚克对着来人高兴地招呼。他热情地把客人迎进了屋。

    帕斯捷尔纳克夫妇不认识来者，看到皮里尼亚克有事，便告辞回了家。

    第二天一清早，皮里尼亚克夫人基拉慌慌张张地来到帕斯捷尔纳克家，说昨晚那位来者接皮里尼亚克进城去一趟，有事需要他办。可是皮里尼亚克一夜没有回来，反而来了一批肃反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家搜查了一番，最后查封了车库里他的什物。

    基拉很担心，她估计皮里尼亚克是被捕了，认定自己也逃不脱这一厄运。当时，只要夫妻一方被捕，另一方往往会有同样的遭遇。基拉想把儿子送到姥姥家去。她又说：她想不通，为什么那个叫谢廖沙的来者没有出示逮捕证，而是把他骗走了。

    帕斯捷尔纳克无言对答，只能用抚爱安慰基拉。

    果不然，过了一个月，基拉正在电影制片厂工作时，也被逮捕。

    恐怖笼罩了别列捷尔金诺村，作家们都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岌岌可危。与帕斯捷尔纳克来往较多的谢利温斯基和鲍戈廷都有此感。在那大清洗的日子里，别列捷尔金诺村甚至发生了一些啼笑皆非的事情。

    有一天，有一批肃反委员会的人员闯进费定的家。他们翻箱倒柜，最后催促费定尽快跟他们走。

    当他们叫出另一位作家的姓名时，费定一愣，要求他们说明应逮捕的是哪一位作家？这时才弄明白，他们误入了费定住宅。

    在那两年当中，别列捷尔金诺村里共有数位作家被捕。

    剧作家阿菲诺根诺夫被开除了党籍。熟人都不敢登门了，只有帕斯捷尔纳克仍然是他家的常客。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当时的情况是一种自然的现象，很难说天上掉下来的石头会砸在谁的头上。他毫无畏惧，还表示要写一部不寻常的小说，要和不幸的作家们分担同等的命运了。

    1936年他着手创作的长篇小说写到第73页便再也写不下去了。

    格鲁吉亚噩耗

    1937年从格鲁吉亚传来了噩耗。

    7月22日，诗人帕奥罗·亚什维里开枪自杀了。

    亚什维里是格鲁吉亚后象征主义时代的杰出诗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至交好友。帕斯捷尔纳克认为他的诗建筑在准确的感觉上，与俄罗斯的小说家别雷、挪威作家汉姆生、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等人最新的欧洲散文一脉相通。他的诗极富创新精神，具有意想不到的情景和细腻的观察，给人以清新感。诗中内涵丰富，但不冗赘。诗中有足够的空间和空气，诗在动、在呼吸。

    7年前，帕斯捷尔纳克准备和第一位妻子卢里耶分手，和未来的妻子季娜伊达结婚，为了能够冷静地思考一下今后的关系，同时为了避开满城的流言蜚语，他便决定和季娜伊达远离京城躲一躲。那时，是亚什维里伸出友谊的手，邀请他们二人到自己的家乡，神奇的南方——格鲁吉亚去做客。

    格鲁吉亚是好客之邦，那里有物产丰富、风景绮丽的高加索。

    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初次来到南方，亚什维里以最高的礼遇接待了这两位热恋中的人，使他们如同生活在童话世界。

    帕斯捷尔纳克忘不了两年前，1935年2月3日，在莫斯科苏联作家协会会议厅里举行的格鲁吉亚诗歌晚会。大厅里灯火辉煌，人们喜气洋洋，帕斯捷尔纳克特别高兴的是又见到了自己的格鲁吉亚的好友们，又听到了亚什维里、塔比泽等人朗诵自己的诗。然后，几位俄罗斯著名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吉洪诺夫、安托科尔斯基等人朗诵了他们精心翻译的格鲁吉亚朋友的作品。

    亚什维里富有欧洲人的派头，有教养，善交际，工作、生活都富有乐趣。他是诗坛的骄子、社交界的红人。这么一位达观的人怎么突然会自杀呢？帕斯捷尔纳克同时也意识到，不祥的乌云已经笼罩了遥远的南方边陲。

    过了不久，从格鲁吉亚来到莫斯科探望帕斯捷尔纳克的诗人西蒙·奇科瓦尼又带来一个不幸的消息：10月10日塔比泽被捕，而且很快就被处决。帕斯捷尔纳克得知这个噩耗时，号啕大哭，说他相信亚什维里和塔比泽胜于相信自己，他们是绝对清白无辜的，给他们扣上的种种“罪名”都是编造的谎言。

    自从这两位诗人遭难以后，帕斯捷尔纳克便对他们的遗孀解囊相助，邀请塔比泽夫人到莫斯科家中来做客。在那恐怖的大逮捕的岁月里，很多人都极力回避与被捕的家属来往，可是帕斯捷尔纳克仍然与他们保持交往，给他们写信，没有丝毫避嫌与恐惧之感，没有愧对真诚的亡友。

    布哈林被捕

    1937年2月27日，斯大林的秘书波斯克列贝舍夫晚上打电话通知布哈林必须出席联共（布）中央全会。他从那个全会上再没有回家。家中留下了他33岁的妻子安娜和幼小的儿子。

    布哈林是列宁的战友，是党的宠儿，被列宁誉为党的杰出的理论家。布哈林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精通文学，擅长绘画，知识分子很喜欢他。他身材不高，早年谢顶，蓄着赭色胡须，穿着朴实，经常乘公共电车，与人民群众关系密切，平易待人。

    1931年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首诗《浪》。他很喜欢这首诗便把它献给了布哈林。

    社会主义远景，你就在眼前。

    你说——近？人群拥挤，

    为了生命，我们聚在一起——

    过渡吧，但，只能是你。

    你穿过理论的雾障，

    国家摆脱了谣言诽谤

    如同冲出银河来到格鲁吉亚

    奔向光明，走向海洋。

    普季夫尔的妇女在你那里

    再不会像布谷鸟那样啼哭悲伤

    我用全部真理使她们获得幸福

    真理也不必再左右张望。

    她们俩同生存共呼吸，

    不声不响，充满激情地扭在一处

    灾难中出生的孩子

    不会再增加分数的余数。

    我不会把生活变成混世，

    换得一点冷饭剩汤，

    但我知道我偿付的是什么——

    我掏尽了我的智囊。

    有个声音在背后追赶，

    追赶新生事物茁壮成长，

    我的婴儿从未来的时代

    给我献上了自己的欢畅。

    一位非党的诗人，把自己心爱的诗献给一位党的活动家和国务活动家，说明帕斯捷尔纳克对布哈林的深深爱戴。

    1933年，布哈林45岁时与老革命家拉林的女儿安娜结了婚。

    安娜比他年轻15岁，不仅被公认是莫斯科的绝代佳人，而且她还继承了父亲的革命精神与胆略。她为布哈林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尤利，以纪念自己的父亲——老革命家尤利。拉林。她父亲临终时问女儿，是否真的爱布哈林？

    “如果你真的爱布哈林，他又爱你，你就和他结婚吧！”然后，语重心长地祝福女儿：“同布哈林生活10年比同别人生活一辈子都要充实。”

    斯大林在和“反对派”斗争过程中，布哈林的地位节节下降。他虽然身为政治局委员，但斯大林把他视为潜在的对手。布哈林最后的职务是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总编，另外他还是苏联科学院院士。

    1934年，布哈林在苏联作家第一届代表大会上做了关于诗歌的报告。在报告中他指出：口号式的“鼓动诗”过于粗浅，应当提高诗学。他的意见无可非议。他在报告中推崇帕斯捷尔纳克。

    他的话惹起了部分自命不凡的所谓无产阶级诗人的不满。布哈林性格上有软弱的一面，怕得罪人、怕别人受委屈。当他得知有的作家对他的报告持反对态度时，他在大会上又向作家们道了歉。

    20年代，联共（布）党内三次重大斗争部把他牵扯进去了，但权势很大的斯大林没有动他。30年代初，对“反对派”进行审讯时，几次提到布哈林，甚至把他作为一个案件，但悬而不定。

    一天，报纸上宣布布哈林案件已经结束。很多同情布哈林的人松了一口气，信以为真。罗曼·罗兰从法国拍来贺电。帕斯捷尔纳克给布哈林写了一封贺信，他感到有责任向这位深信不疑的革命领导人表示自己的心情。信中说：“任何力量也不能迫使我相信您会背叛。”信中他还表示对国内发生的种种事件不可理解。

    布哈林为信中的真情所感动，更为诗人的勇气所震惊。但同时他不能不为这位诗人的未来担忧。帕斯捷尔纳克在那风云变幻的时期敢于写出这样的信，表明自己不愧为人民的良心。

    可是，斗争没有结束，步步加骤，列宁的战友们和老革命家们不时有人被捕，被处决。1937年初，社会上又传开布哈林被捕的消息。还说，布哈林一直拒绝交待自己的“罪行”，拒绝在为他准备好的供词上签字，他曾以绝食抗争，但都失败了。布哈林已预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把希望寄托于未来。他写下遗嘱，说明自己对党的忠诚与清白，让妻子记牢背熟。他希望用自己的死来保持革命家的荣誉，保全妻子与爱子的生命。在当时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他不得不在为他编造的莫须有的“罪名”纪录上签下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与布哈林有过来往，对他比较了解。为营救被捕的文学界熟人他几次找布哈林，布哈林都尽了力。3年前，为营救阿赫马托娃的丈夫与儿子，两年前为营救曼德尔施塔姆，帕斯捷尔纳克都去找过布哈林。1936年岁末，布哈林还以《消息报》主编的名义向帕斯捷尔纳克邀稿，请他为1937年元旦写首诗。他写了《我明白了，一切都充满了生机……》。如今，斯大林是比他更厉害的对手。布哈林被扣上“人民敌人”的罪名，成了法西斯的“雇佣人员”，帕斯捷尔纳克怎能接受这一事实？！他内心的痛苦又能对何人倾诉呢？

    布哈林被宣布为“法西斯间谍”。两个月后，布哈林夫人同他的儿子和布哈林的父亲被迫迁出克里姆林宫，被安排在莫斯科河边的政府大厦中。当时，楼里半数单元已经空无人住了。

    有一天，布哈林夫人收到一张房租单。她一看便气不打一处来，哪儿有那么多钱付房租啊！再说，这也是有意识整治布哈林的家属。布哈林夫人思考了一番便给苏联中央执委会主席米·卡里宁写了一封信（这栋大厦隶属中央执委会管理）：

    “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法西斯间谍机关没有向它的雇佣人员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提供物质保障，我无法支付房租，现将未支付的收据送交给您。”

    布哈林夫人顽强地活到了布哈林得到平反，洗清了他身上的污泥浊水。列宁关于布哈林的高度评价广泛地公布了，布哈林的遗嘱也公开了。

    拒绝签字

    1937年。

    盛夏的一天，一辆小轿车卷着尘土，驰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别墅门前嘎地一声刹住。从车上走下一个人，穿过院落，直奔住房，求见房主。交谈之后，知道此人是奉命来征集签名：在要求判处图哈切夫斯基、雅基尔和埃德曼等人的死刑书上签名。

    “要我签字，我需要了解他们，了解他们干过什么事。可是我并不了解。他们的生命不是我给的，我也没有权利剥夺他们的生命！”帕斯捷尔纳克说完之后，沉默了片刻，继续道：“支配人们生命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帕斯捷尔纳克紧锁眉头，眼睛射出犀利的光芒：“同志，这不是签发剧场入场券，我不能签！”他的话很干脆，很坚决，也很明了。

    季娜伊达看到丈夫如此拒绝上级要求，感到不安。她正在怀孕，为了保全未来的孩子，她希望丈夫签名为好，免得招来意外的麻烦。帕斯捷尔纳克一听火了：

    “如果孩子是带有另一种观点的人生的，那么，我宁愿不要这个孩子，让他烂在肚子里好了！”他不能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能干那种卑鄙的勾当。

    季娜伊达没有想到一向温柔体贴的丈夫，现在居然如此冷静坚决，但细细一琢磨，觉得丈夫说得有情有理，只能服从。

    帕斯捷尔纳克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对来者说：

    “即使有所叵测，我愿和他们分享同等的命运。”说完，便把来人“请”走了。准备处决的三位军人当时在民间都是传奇式的人物。

    图哈切夫斯基（1893～1937）——1918年参加共产党，从1934年起任国防副人民委员，对改进红军技术装备起过重大作用。

    雅基尔（1896～1937）——1917年参加共产党，1930—1934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埃德曼（1895～1937）——1917年参加共产党，曾任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苏联国防及航空化学建设促进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帕斯捷尔纳克拒不签名，与苏联作家协会形成了僵局，惊动了作协领导。作协负责人斯塔夫斯基把帕斯捷尔纳克叫去，给他做思想工作。当斯塔夫斯基知道自己无法说服帕斯捷尔纳克时，暴跳如雷：“您这种托尔斯泰式的装疯卖傻行为何时才能终结呀？！”

    作协另一位负责人帕夫连科也三番五次登门拜访帕斯捷尔纳克，希望他再考虑考虑，劝说他不要拧下去，要看清形势，还是签上名字为好。帕斯捷尔纳克斩钉截铁地说：“我签了名，就等于扼杀了自己的生命！”

    季娜伊达估计到这场争论的后果，只好给丈夫提前准备入狱的行囊。她夜里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等待黑色囚车带走她的丈夫。可是帕斯捷尔纳克却睡得又香又甜。这时，季娜伊达深感惭愧，她进一步认识到帕斯捷尔纳克的为人，他的高尚品格和不平凡的精神。

    夜间没人破门而入，季娜伊达预期的灾难没有发生。过了不久，6月15日的《文学报》上刊出一封苏联作家群体的信《我们绝不让苏联的敌人活下去》，签名要求处决图哈切夫斯基等人的名单中居然有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

    帕斯捷尔纳克大为光火，当即去了苏联作家协会，找到斯塔夫斯基，便厉声说道：

    “我什么事情都想到了，就是没有想到作家协会能干出如此卑鄙的勾当！”他沉默了片刻，又说，“没有人给予我权力去决定另一个人的生死问题！”他两眼盯着斯塔夫斯基的脸：“替我签名字，等于把我处死！”

    斯塔夫斯基推委道：“可能是《文学报》编辑部弄错了。”

    帕斯捷尔纳克要求书面更正。

    《文学报》当然不会更正。

    从那天起，帕斯捷尔纳克和苏联作家协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张，也越来越疏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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