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苏联卫国战争胜利了11945年，春光明媚，红场变得格外庄严美丽。

    多少外国侵略者妄图奴役俄罗斯人民，占领莫斯科，拿破仑、希特勒……

    一个个碰得头破血流。伟大的人民迎来了灿烂的五月。全城到处飘扬着红旗，格林卡、柴可夫斯基的乐曲飘扬在上空。

    人们在街头广场上载歌载舞，尽情地欢唱，互相祝贺，热烈地亲吻拥抱。身佩勋章奖牌的指战员们成了大家最爱戴的英雄。

    有的人高举着名牌向过路的人打听自己的亲人的下落，有的人把一束束鲜花摆放在烈士墓前。

    整个民族经受了血与火的考验，变得更成熟、更雄伟了！

    帕斯捷尔纳克这一年55岁，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期间他因翻译作品又得了一些稿费，生活费用有了一定的保证。

    他决定花一定的时间写一部梦寐已久的长篇小说。

    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

    帕斯捷尔纳克一直想写一部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这部作品不是诗而是小说，主题是他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

    帕斯捷尔纳克最初把写作小说的想法透露给曼德尔施塔姆的遗孀娜捷日达。1946年1月26日他在寄给她的信中写道：

    “我现在有可能用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写一点完全属于自己的东西，不必为每天的口粮发愁。我想写一部关于我们生活的叙事作品，从勃洛克写到这场战争，大概写上10章到12章，不会更多。你可以想象得出，我是如何急于写它，又是多么担心在这部作品完成之前会发生什么意外！可我又经常不得不中断写作！”

    小说最初取名《少男少女》，写作过程中几度易名，最后定为《日瓦戈医生》。

    帕斯捷尔纳克写的是同辈人的故事。个人的往事一幕幕地展现在眼前：西伯利亚，乌拉尔，在公司里当办事员，当家庭教师，1917年二月革命，十月革命，国内战争……他的主人公是位医生，喜欢诗歌，在这个人物身上有他个人的经历与感受，也渗入了同时代知识分子的情感与遭遇。

    当帕斯捷尔纳克全神贯注于创作这部小说时，苏联各种报刊同时发表了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家杂志的决议。这个决议对苏联知识分子，特别是对文学艺术界，震动极大。决议主要是批判文学作品中的“无思想性”，并把火力集中在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身上，称他们是“非苏维埃作家”。决议指责左琴科“早就专门写作空洞的、无内容的和庸俗的东西，专门鼓吹腐败的无思想性、低级趣味与不问政治的习气，想这样来误导我们的青年，毒害我们的意识。”决议指责他对苏联现实进行“恶毒无赖地描述，还伴有反苏的攻击”。决议中说阿赫马托娃是与苏联人民“背道而驰的空洞的无思想的诗歌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渗透着悲观和失望的情绪，表现着那凝结在资产阶级贵族的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为艺术而艺术’的立场而不愿意同本国人民一起前进的旧日沙龙诗歌的风味：她的诗歌给我国青年教育事业带来损害，因而在苏联文学中是决不能容忍的。”日丹诺夫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是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他在关于《星》与《列宁格勒》两杂志的报告中，批判的言辞更加激烈，被指责的作家人名更多，以至追溯到20～30年代的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象征派”、“阿克梅派”，被提名示众的有曼德尔施塔姆、梅列日科夫斯基、维亚契斯拉夫·伊万诺夫、米·库兹明、安德列·别雷、季·吉比乌斯、费，索洛古勃等人。

    决议中还毫不含糊地提出必须“停止刊登左琴科、阿赫马托娃以及他们这一类人的作品”。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进而通过几个决议，其中有一条是“开除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苏联作家协会会籍”。

    决议表明，所有苏联作家必须按规定的精神写作，离经叛道者必将受到惩罚，开除会籍，作品不予发表，甚至剥夺口粮供应证。

    帕斯捷尔纳克有自知之明。他本人虽然在决议中未被点名批判，但他和决议中遭受批判的一些作家是志同道和的好友，在文学观点上与他们有颇多相似之处。他预计自己也难免遭到批判。

    果然，过了不久，法捷耶夫作为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在传达与学习党的决议精神的会议上，指责帕斯捷尔纳克“脱离人民”。

    其实，这仅仅是对帕斯捷尔纳克批判的预演。

    1947年3月21日《文化与生活》报上刊出苏联作家协会另一位领导人、诗人苏尔科夫的长篇文章《论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尖锐地批评帕斯捷尔纳克“精神潜力的贫乏”，说他已写不出“大的诗作”来了。作为例子，苏尔科夫引用了帕斯捷尔纳克30年前写的诗句，以证明诗人已远离社会、远离人民群众的思想感情。

    帕斯捷尔纳克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付之一笑，以沉默对待批判，照旧写自己的小说。他不答复任何人的批评、质问，也不做任何解释。

    1947年夏，他的小说写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即第一部第四章——《不可避免的事已臻成熟》。

    这时，他手头的积蓄也快用光了，不得不暂停写作，改做文学翻译，以便获得稿费，应付生活的需要。

    1948年8月1日，苏尔科夫在一次作家大会上再次点名批判帕斯捷尔纳克，指责他的创作是“个人主义的”，“得到海外唯美主义界千方百计的吹捧”。苏尔科夫没有说明海外吹捧的具体内容，其实在这之前，1946年西方有些作家已开始推荐帕斯捷尔纳克为诺贝尔文学奖金的候选人。1948年《十月》杂志第4期发表了尼·马斯林的文章：《马雅可夫斯基和我们的现实》，文章指责帕斯捷尔纳克为了追求形式而不惜牺牲“任何内容，包括理智与良心”，说帕斯捷尔纳克把艺术变成了“主观主义的感受”的目录。结论是：帕斯捷尔纳克的创作“给苏联诗歌带来了严重的损害’。《新世界》杂志第5期发表鲍·雅科夫列夫的一篇文章，重复了苏尔科夫的话。与此同时，苏联作家出版社将已经印出来的帕斯捷尔纳克《选集》全部销毁。这对帕斯捷尔纳克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有难言之苦。紧接着开始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各方面的刁难。

    苏联文学基金会声称：彼列捷尔金诺别墅需要修理，让帕斯捷尔纳克把房子腾出来。季娜伊达只好带着小儿子廖尼亚搬到休养所去住，帕斯捷尔纳克则留在莫斯科住宅。他们不知道是否还让他们搬回去。

    这时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的头四章作为第一部完成了，他还朗诵给一些熟人听。他非常重视这部小说，认为比过去写的全部诗作更有意义。他甚至对人说，这部小说是“我生存的目的”。

    帕斯捷尔纳克还把小说打印稿分别寄给一些亲朋好友征求意见，反应很不一致。

    小说写得比较顺利，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不得不忙于翻译《浮士德》，以便赚些稿费，维持生计并为继续写作小说创造条件，写作《日瓦戈医生》又中断了。

    新爱——奥莉娅·伊温斯卡娅

    就在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日瓦戈医生》初期，一位年轻貌美聪慧的少妇进入了他的生活。这位少妇给他带来了很多愉快，甚至为他创作拉拉这一形象提供了某些素材：同时这位少妇也给他增加了心理负担，使他不得不隐度双重生活。在十几年的交往中他既不能和她正式结合，又不能和她果断地分手。

    这位少妇叫奥莉娅·伊温斯卡娅，她是《新世界》杂志的女编辑。

    30年代，奥莉娅是莫斯科编辑出版学院的学生，不时地试笔写作，尤爱写诗。奥莉娅风姿绰约、窈窕动人，一头金色的秀发，一双迷人的眼睛。她动作灵巧，思路敏捷，善于言谈。

    是诗——使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接近起来：是诗——给他们带来了幸福：又是诗给他们带来了痛苦。

    奥莉娅初次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总觉得似懂非懂。她想，一位男性作家，怎么会如此了解少女的心理呢？

    有一天，她在去“赫尔岑之家”出席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朗诵会，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帕斯捷尔纳克本人朗诵自己的诗。她听得如醉如痴，似乎对诗中的内涵有了新的理解。从此她大量诵读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帕斯捷尔纳克成了她心中的偶像。

    毕业后，她走上了编辑岗位。战争胜利后，她被全国著名的大型文学刊物《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所接受。奥莉娅负责处理青年诗人来稿，对工作很满意，并在与青年诗人的接触中找到了快乐与安慰。这是个受很多人羡慕的职务。

    1946年秋，有一天，编辑部主任对奥莉娅说：“让您认识一下您的偶像。”一位身穿白色风衣的人出现在她的眼前——帕斯捷尔纳克。

    奥莉娅第一次在近处见到了她所崇拜的诗人。她忽然觉得这个人并不太像诗集中的照片。黝黑的脸庞，挺直的鼻子，在这张脸上鼻子显得有些短，可是有棱角的下巴却显得刚强而有性格。

    眼睛是琥珀色的，像鹰一般犀利。帕斯捷尔纳克彬彬有礼地跟她打招呼。奥莉娅的心顿时激动得怦怦直跳。帕斯捷尔纳克说话声音有些喑哑，眯缝着眼睛跟她随便寒暄了几句，从短短的对话中，帕斯捷尔纳克已知道她对自己的诗比较熟悉。临别时，他问道？您有我的诗集吗？

    她点了点头，“我只有一本您的诗集，而且还是别人送的……，，帕斯捷尔纳克答应再给她几本。“我近来几乎不写诗了，而过去的诗集差不多都赠人了！”他说，最近正在从事翻译莎士比亚的剧本，还准备写一部长篇小说，能否写成——连自己也没有把握。

    “我想在书中描写一下旧的莫斯科。”他望着这位俊美的女人深情地说，“您对旧的莫斯科当然毫无印象。”他像是跟她谈话，又像是在自语：“我还想在书中阐述一下自己对艺术的看法……”

    他忽然把话题一转，高兴地说：“现在居然还有女人喜欢我的诗，真没有想到！”他真的没有想到吗？

    第二天，奥莉娅办公桌上出现了一个纸包。她打开一看，里边是五本书，其中有诗集，也有译作。莫非帕斯捷尔纳克来过？

    什么时候来的？如何感谢这位赠书的人呢？

    电话铃响了。喑哑的男性声音——帕斯捷尔纳克问她是否收到了赠书，并邀她一起去散步。著名的诗人原来如此平易近人！

    一位年近60的老诗人和一位年轻的女编辑慢慢走在马路上，谈得很投机。谈话中她多次引证、背诵他的诗句，使帕斯捷尔纳克感慨万端。一次又一次的接触，一次比一次亲呢。她主动挽起他的胳膊，边走边谈。一位鼎鼎有名的大诗人不顾年迈路远来看望她，让她委实不好意思。她想起自己的出身，自己的家庭，便压制自己的感情，谢绝他后来的邀请，可是心里又总想跟他在一起。

    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相识的初期，恰恰是他遭受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批判的时候。法捷耶夫和苏尔科夫都是苏联作家协会的实际领导人，他们的批判显然不止表达个人看法，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领导的观点。一些老相识开始回避他，见面也装做没有看见他或不认识他的样子。季娜伊达整天忙于社会活动，他感到有些孤独。奥莉娅的出现，她的抚爱和体贴使他的精神得到了安慰。奥莉娅渐渐成了他的知心人。

    帕斯捷尔纳克和奥莉娅的交往发展得异常迅猛，感情像洪水冲开了闸门。他简直离不开奥莉娅了。他不仅往班上给她打电话，她下班后他更想找她谈话。那时，苏联的一个小编辑，家里哪能有电话？！“邻居家有吗？他们能借你使用吗？”奥莉娅无奈，只好把同一门洞里楼下一家人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从此，楼下的这家人便成了她的通讯员。常常在她下班后，楼下的女主人便气喘吁吁地爬上楼来，喊她去接电话。电话次数太多了，楼下的女主人不愿意每次爬楼梯，索性用敲打暖气管代替呼唤。

    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在莫斯科各个广场和街心公园、大街小巷散步交谈。他跟她在一起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事。

    他为她一个人朗诵，她从来不敢有这样的奢望。有时她被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向奥莉娅介绍自己的家史，自己的几次恋爱经过，讲自己的诗。他说：“别看我的长相丑陋，我可多次让妇女流过泪……”

    帕斯捷尔纳克吟诵自己的诗时，奥莉娅总能接着背下去。

    有时，奥莉娅跟他散步后，刚回到家中，暖气管又响了起来。她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一定有什么话急着要对她讲，便匆匆跑下楼去。

    这一次，帕斯捷尔纳克明确地表白了自己对她的爱，说整天想念她，离不开她。

    奥莉娅感到为难。她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并不了解她，她没有把个人的身世全部告诉他。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她决定把自己的家庭情况与个人经历毫不隐瞒地和盘端给对方。她把当面说不出口的话写了整整一本，交给他，让他看后再说。

    奥莉娅结过两次婚。第一个丈夫叶梅里扬诺夫，和她生了一个女儿，叫伊拉。后来丈夫上吊了。她的第二个丈夫维诺格拉多夫，和她生了一个儿子，叫米佳。第二个丈夫病故。战争期间，有人告发，说她母亲讲过斯大林的坏话，因此母亲一度被捕入狱。出狱后，母亲又结了婚……个人的悲伤，家庭的嬗变，母亲的经历……如此纷乱复杂，他能接受吗？

    帕斯捷尔纳克接受了。奥莉娅的坦荡胸怀唤起他的同情与更深的爱。当天夜半，暖气管又响了起来。帕斯捷尔纳克已把奥莉娅的自述看完了。“奥莉娅，我爱你。”他说，“你已经走进了我命运的天地。”他们跨过了友情的界限。

    那是1947年4月4日，星期五。奥莉娅的母亲与继父带着她的女儿和儿子一起出城了。他们整天不会回来。奥莉娅焦急不安地等待帕斯捷尔纳克的到来。他来了！热烈地拥抱，长时间的亲吻。

    “像新婚夫妇有初夜之欢一样，我们有了自己的第一天。我为他熨平了他那弄皱了的裤子。他为自己的胜利欢欣鼓舞，高兴不已。有的结合比夫妻关系更神秘，确实如此。”帕斯捷尔纳克在那幸福的一天，在赠给奥莉娅的一本红皮诗集上，写下这么几个字：

    我的生命，我的天使，我热烈地爱你。

    “我不愿意你将来为我流泪。不过我们的相识，无论对于你还是对于我都不会白白过去。”帕斯捷尔纳克真挚地说。奥莉娅享受到幸福的滋味，但又常常预感到一种不幸在她身边徘徊。

    结合是愉快的。奥莉娅这一方没有阻力。母亲、女儿都很喜欢帕斯捷尔纳克。可是帕斯捷尔纳克那一方呢？他的妻子季娜伊达是位能干、善于管家的女人。十几年前，季娜伊达为了他离开自己的丈夫钢琴家涅高兹。感情的变化使两个家庭同时解体。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位夫人——画家卢里耶带着儿子伤心地离开了他。涅高兹的夫人季娜伊达跟着帕斯捷尔纳克躲到遥远的格鲁吉亚去避风。

    帕斯捷尔纳克和季娜伊达在一起已经生活十几年了。在这期间，她为帕斯捷尔纳克安排了安定的生活与写作环境。帕斯捷尔纳克很感激自己的夫人。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呢？难道能怪季娜伊达忙于社会活动，而忽略了家庭生活？

    的确，1947年，苏联作家协会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它的任务是援助阵亡作家们的子女。季娜伊达战时在后方管理过作家子女的保育工作，对这项工作很有感情。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的夫人，二人相处甚好，又是邻居。一个邀请对方参加，另一个愿意从事爱幼活动，于是季娜伊达又开始整天的忙碌了。

    她和另外一位委员，剧作家鲍戈廷的夫人划分了地区，挨家挨户走访有子女的作家困难户，调查、研究，写报表，提出处理办法等等。战争结束不久，物质条件很差，工作很辛苦，但他们做得细心认真。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们从潮湿的地下室迁入干燥、通风、有阳光的房间，在可能的条件下还把某些孩子安置在儿童院里。

    帕斯捷尔纳克不是很赞许季娜伊达的社会活动吗？他不是主动为她腾出时间，让她少管家务，多去照料可怜的孩子们吗？他们相处的时间少了。就在这个空当儿，奥莉娅·伊温斯卡娅挤了进来。

    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和奥莉娅的风言风语传到了季娜伊达的耳中。她认为奥莉娅长得的确很漂亮，两次失掉丈夫很可怜。她知道战后有些作家抛弃自己的前妻，寻找更年轻的女人结为伉俪，而年轻的女人由于找不到丈夫，甘愿嫁给比自己年长很多的男人。季娜伊达了解帕斯捷尔纳克的性格，她相信他不会离开她。

    帕斯捷尔纳克是个多情的人，渴望女性的爱。奥莉娅是一位经受了种种苦难的女人，需要生活的温暖。她对诗的理解打动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心。

    奥莉娅积极主动地给帕斯捷尔纳克当助手，找资料、看校样、与编辑部保持联系、领取稿费等。帕斯捷尔纳克对她十分信赖。

    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频频的会晤和过分的亲密已达到不分你我时，又难免发生口角，由一般的摩擦到赌气争吵。帕斯捷尔纳克有些迷信。有一天，他在奥莉娅家中，在感情冲动的情况下，猛然扑到情人的身上，一下子折断了旧沙发的腿。沙发散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第一个反应是：“看来，我们的关系有破裂的危险。”奥莉娅为这种说法大为不满。

    奥莉娅作为一个女人，有女性的胸怀，忘我的爱，也有女人的脾气，女人的小性子。有时她提出一些让帕斯捷尔纳克无法接受的过分的要求。爱得越深，口角越多，口角之后，用不了多少时间互爱的感情又会恢复。奥莉娅的女儿，年纪轻轻的伊拉，当时就不能理解妈妈的行为，今天看母亲把帕斯捷尔纳克的照片挂到墙上，明天又看她把照片取下来。小姑娘想问，可是看见妈妈那一脸的怒气就不敢吱声。奥莉娅的母亲有时像接待女婿似的接待帕斯捷尔纳克，第二天他走了，几天不着面，她很想让女儿早些结束这种不正常局面。幸福渗着泪水，爱情带着伤痕。这一切都变成了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句：

    你别哭，别努起肿胀的嘴唇，

    别让嘴唇布满条条的皱纹。

    别用火辣辣的春天的激情

    刺痛我那已经结了疤的伤痕。

    你把手从我的胸上挪开，

    我们是电线，通着电。

    当心，无意中我们又会被

    推向彼此的面前。

    再过几年，你会结婚，

    种种混乱都会忘记，

    做女人呀——是伟大的壮举

    令人疯狂——是英雄业绩。

    我一生一世如同忠仆

    怀着眷恋的心情赞赏——

    女人迷人的手臂和脖颈，

    女人的脊背和肩膀。

    任黑夜用苦闷的铁环

    紧紧地禁锢住自我，

    可是别有希冀的力量更大

    激情在召唤我挣脱。

    帕斯捷尔纳克走进奥莉娅的家后，曾给这个家庭带来过生机。他亲切、和蔼、慷慨。奥莉娅的母亲、继父、她的女儿和儿子都把帕斯捷尔纳克看成自己家中的一个成员。他曾一度想挣脱原来的家庭，离开季娜伊达，可是当他想起自己曾向涅高兹做过的保证时，又改变了主意，回过头来要与情人断绝来往。

    帕斯捷尔纳克在爱情上是个软体动物，他没有果断处理爱情纠葛的勇气，也许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一方，也许他愿意长期沉湎在这种爱情的漩涡中。他把解决矛盾的希望寄托于命运，任命运去安排，听其自然。

    季娜伊达以合法妻子的身份托别人给奥莉娅捎去口信，不许她跟帕斯捷尔纳克来往。她的口信没有发生效力，反而使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的暖昧关系变得更隐蔽了。于是季娜伊达亲自找上门去，告诉奥莉娅：他们的关系她可以不闻不问，但不许她教唆帕斯捷尔纳克拆散家庭。

    1949年10月6日他们在一起度过了一天，在地铁站分手时约好准备明天再见面。

    晚上，奥莉娅和往常一样，俯在桌上写作，她要把自己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深情写入诗中。突然敲门声大作，闯进几个陌生人。他们是内务部的工作人员，来进行搜查。全家人都吓呆了。

    “我犯了什么罪？！为什么这样无法无天？！你们没有权利搜查我！”内务部人员出示搜查证和逮捕令。搜查人员说：奥莉娅有“反苏情绪”和“恐怖性质情绪”，“其父于1918年投奔白军”，“其母于1941年曾被关押”，鉴于上述情况予以逮捕。

    那是斯大林晚年贝利亚肆虐的年代。受害者中知识分子居多。

    内务部人员翻箱倒柜，奥莉娅望着他们。他们在搜查什么？

    “那是帕斯捷尔纳克赠给我的书！”她说。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的书与她家没有关系。

    “那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我的信！”

    “你们无权没收！”

    可是谁听她的话呢？他们没收的还有她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那本自述，还有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诗，其中有一首还没有写完。她后来才知道，搜查她实际是收集帕斯捷尔纳克的材料。

    帕斯捷尔纳克得知奥莉娅被捕后，大哭了一场。他对一位朋友说：

    “一切都完了，他们从我这儿夺走了她，我再也见不到她了，这就等于让我死，甚至比死亡更可怕。”

    情人受审

    奥莉娅被关进鲁比扬卡。

    鲁比扬卡——苏联内务部监狱的代名词，离莫斯科红场不远，奥莉娅在寻思：为什么会被抓进来？莫非接触过可疑的人？

    不假，她认识过一个神秘的女人。那个女人曾主动表示要帮助她解决住房问题，只要给她一笔钱就可以办到。不过当时被帕斯捷尔纳克劝阻了，并没有上当。后来听说那个女人是专门以此行骗的，已经被关了起来。

    莫非因为帕斯捷尔纳克？不，不！怎么可能呢？！他是个老实人，是个古怪的诗人，根本不应当往他身上去想。

    奥莉娅认为自己的被捕可能是个误会，只要一提审，就会水落石出，就会把她释放，就可以重见她日夜思念的帕斯捷尔纳克了。

    审讯逐渐转向追查与帕斯捷尔纳克的关系。奥莉娅一听，义愤填膺，这岂不是无中生有吗？她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污辱，可是她现在是在押犯，只有交待“罪行”的义务，没有反驳的权利。

    她照实说了自己知道的事，因为一想到心上人，一想到他的爱，她就轻松多了。

    问：“你交待一下帕斯捷尔纳克的政治情绪。你知道他从事哪些敌对工作？有哪些亲英的情绪和叛国企图？”

    答：“他没有反苏。他没有叛国企图。他一向热爱自己的祖国。”

    “可是从你家里抄出了有关帕斯捷尔纳克创作的英文书。那本书怎么会到你的手中？”

    “那本书的确是帕斯捷尔纳克给我送来的。那是一本伦敦出版的关于他的画家父亲的专著。”

    “帕斯捷尔纳克怎么有那本书！”

    “那本书是西蒙诺夫到国外出差时给他带回来的。”

    西蒙诺夫当时是苏联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是苏联红得发紫的人物，是党政信任的作家，是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多次获得者。也许审讯员听到了西蒙诺夫的名字，便不再追问了。审讯员是在回避西蒙诺夫。

    问：“你还知道帕斯捷尔纳克与英国有哪些联系？”

    答：“有一次他好像是收到过他妹妹寄来的邮包。他妹妹住在英国。”

    审来审去毫无所得。审讯员把话题一转：

    “你为什么和帕斯捷尔纳克有联系？你是俄罗斯女人，怎么会爱上一个犹太老头子？一定别有打算吧？为了稿费？为了金钱？为了财产？

    排犹情绪在苏联是一股蔓延很广的潜流，伤害了很多人的心。正因为如此，帕斯捷尔纳克每次填写各种表格时，看到“民族”二字，就心酸。我的鲍里斯呀！我爱你！难道就不许我爱一个犹太人？！更何况我四分之一的血统是德国人，二分之一的血统是波兰人。奥莉娅想到这里毅然说道：“因为爱情！”

    “不对！”审讯员大吼一声，“是政治观点和叛国企图的一致使你们勾结在一起的。”

    “我们没有这种企图。我过去爱他，现在也爱他，把他当做男人来爱的。”

    审讯员反反复复在逼供，还是满足不了他的要求。

    后来，审讯的问题几乎全部与帕斯捷尔纳克有关，她开始替帕斯捷尔纳克担起心来了，莫非他也被捕了？

    这样的审讯持续到三月。奥莉娅病了，不得不延长关押时间。

    春天来了。花园里丁香花开了，芬芳四溢，可是审讯室里霉味呛人。审讯员面目狰狞，反复提问都是围绕着帕斯捷尔纳克的问题。

    最后，奥莉娅被判5年徒刑，罪名是“与特嫌分子有来往”。

    她被送往布特尔监狱：后来又转往流放地——波奇玛。

    奥莉娅在服刑，帕斯捷尔纳克十分痛苦。他无法知道情人的下落，又无处可以打听。

    在孤独中写作

    1950年底，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写到十月革命了，即第一部第五章《告别旧时代》和第六章《暂住莫斯科》。在《告别旧时代》中他利用了不少个人的经历：1917年夏前往西伯利亚的印象，同时也有那时在地方上参加工作的女友的影子。

    帕斯捷尔纳克早在1948年4月写给格罗莫夫的信中就说过，他的小说中的主人公是写了他本人、勃洛克、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之间的一个人物。他提到的几个人都是诗人。他的主人公日瓦戈并非诗人而是医生，他之所以如此，是想创作一个综合的形象，“不问政治”的人物，是在革命洪流奔腾的时代任大浪裹挟的砂粒。他要通过这个人物来表达自己的对人生、对革命、对科学、对艺术的看法。

    听过他朗读小说的人当中，有人认为他的小说创作走了下坡路，丧失了自我。他多年努力所达到的朴实性竟被认为是放弃了原有的特殊风格。他认为朋友们的意见也许对，也许不对。

    1952年春天，他完成了第二部的第十章《在大路上》。6月2日他在莫斯科家中又组织了一次朗读会。听读的人当中有阿赫马托娃、斯克里亚宾夫人、茹拉夫廖夫夫妇等人。几天以后，他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提到大家对他的小说的意见时写道：“读过这部长篇小说的人当中，大多数对它不满意，认为是失败之作，他们说他们对我有过更大的期望，他们认为小说写得苍白，低于我的能力，当我知道这些以后，反而高兴地笑了起来，仿佛这些咒骂与谴责是一种表扬。”

    显然，帕斯捷尔纳克写作这部小说的追求，与听众的反映有一定的距离。

    帕斯捷尔纳克经过30年代在文学界开展的反对形式主义的批判，40年代中期反对崇拜西方文化以及反对世界主义等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更坚定了自己的艺术观念。当时他在写给诗友阿谢耶夫的信中透露了自己对艺术的各种看法。他说：“我觉得当代苏联文学与全部过去的文学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它凝固在一种坚实的基础上，不管这种作品是否有人阅读。这是一种自以为是的傲慢现象，这种现象和国家的其它规定一样，认为是不可动摇的，也是永远不会犯错误的。但是我所理解的艺术与这种奢望相差十万八千里。当艺术上的弱点和过错多于高尚的美德时，它有什么可以逞能和发号施令的。它怯怯地期望自己能成为读者的梦想，成为读者渴求的读物，它需要读者敏感的想象，不是出于好心的姑息迁就，而是一个组成因素，没有这种因素就不会形成艺术家的构造，如同阳光需要有反光的平面或者折光的环境，以便烁烁闪闪，光芒四射。”

    帕斯捷尔纳克这些话表明他希望读者不要有先入为主的看法。他追求的是一种崇高的文学创作。

    帕斯捷尔纳克意识到，他的知音寥寥无几，他感到孤独：文学界没有知音的孤独。生活中失掉情人的孤独，他把自己的小说寄给了很多外地朋友。

    他的思念常常飞到他的情人奥莉娅身边去：“她在做什么呢？”

    奥莉娅正在流放地从事沉重的劳动。她也许也在思念帕斯捷尔纳克。她想起了坐过牢的诗人们写的诗。她自己也写了，不是写在纸上，而是写在心里。她想到出狱后把这些诗读给帕斯捷尔纳克听，他会有什么反应呢？她思念帕斯捷尔纳克。他在干什么？在写什么？谁替他整理稿件？谁替他联系出版社？他身体可好？她咬紧牙关，一定要活下去，保持健康，以便有朝一日能和帕斯捷尔纳克团聚。

    有一天，看守拿来一个本子让她看。她一眼就认出那是她朝思暮想的熟悉的字迹，像一群乌在飞翔，泪水夺眶而出。看守说，上级批准只许她在这儿看，不许带走。她翻开一页又一页，这是帕斯捷尔纳克写给她的诗。她读着亲切的诗句，回忆那美好的时刻。其中有一首是新写的，题为《相逢》，诗中有一节：

    你像一块镀锌的铁，

    有人用你来划我的心

    他们在我的心板上

    刻下一条条印痕。

    刻画出来的温顺——

    从此永远深入我的心，

    再也不闻不问

    人世间的残忍。

    奥莉娅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感情的翻腾了，幸福使她由抽泣而放声痛哭。她感受到自己即使身在图国也是幸福的，因为她尝到了帕斯捷尔纳克的爱。

    1953年3月9日，斯大林去世。

    苏联党政新的领导上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宣布大赦令，冤狱开始得到平反。帕斯捷尔纳克认为奥莉娅获释的日子已为期不远，焦急的心情驱使他拿起笔来，给她写了一封又一封信：让她有“足够的耐性”，“不要丧失镇静”，以便迎接喜庆的日子。但这个日子越接近，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绪就越紊乱，越紧张。当奥莉出狱那天，帕斯捷尔纳克突然宣布不去跟她见面了。

    暮年的爱

    1952年秋天，帕斯捷尔纳克大病一场。他在医院里住了两个多月，患的是大面积心肌梗塞。妻子一直守护在床前。

    1953年秋天，奥莉娅提前出狱。国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波及国外。

    4年的分离使帕斯捷尔纳克与奥莉娅产生了不同的心理状态。

    奥莉娅急于要见到朝思暮想的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也盼望多年，可是，当情人即将回来时，他忽然改变了主意，要回避她。他对妻子增加了负疚感，尤其患病时，由于妻子细心忘我的护理，使他摆脱了险境。他不能再让妻子伤心。还在奥莉娅出狱之前，1953年1月2日，他就给奥莉娅的母亲写过一封信说：

    “季娜伊达救了我的命。我的生命应当属于她。”实际上就是告诉对方，他不能与奥莉娅结合。他还想趁机解除两人的关系。

    帕斯捷尔纳克是个怪人，喜欢幻想，常常因幻想与现实矛盾而苦恼。他不敢见奥莉娅，怕监狱生活改变了心目中的奥莉娅的形象。

    帕斯捷尔纳克还找过奥莉娅的女儿伊拉，让这个女孩子把他想断绝来往的话转告给她的母亲。可是，奥莉娅出狱后，不知伊拉是忘了，还是有意没有转告，或者是转告了，而奥莉娅装做不知道。帕斯捷尔纳克只好亲自去见奥莉娅，向她说明自己为什么不能改变原来的生活方式，不能离开妻子，因此也就不能与她组成家庭。

    可是这次见面时，帕斯捷尔纳克发现奥莉娅跟过去一样，一点没有变，仍然那么多情，那么楚楚动人，那么富有活力。他从奥莉娅的叙述中得知审讯追查的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的问题，她是为他而被捕受罪的。帕斯捷尔纳克顿时动摇了与她中断来往的决心，重又投入她的怀抱。这一次，也许比狱前的感情更加深了一层。

    暮年的爱，使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些很动情的抒情诗。有几首，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日瓦戈的诗，收入《日瓦戈医生》一书中。

    当她还没有安置起舒适的小家时，他们常常在树林里幽会，风衣成了他们小屋的棚顶和身下的卧床。有一天，帕斯捷尔纳克为奥莉娅背诵了一首诗——《酒花》。酒花是酿啤酒用的植物原料，它可使饮者陶醉。

    我们想找个地方躲雨，钻进长春藤搂抱的柳树丛里。

    遮盖我们肩头的是风衣，搂住你腰身的是我的双臂。

    这不是长春藤是酒花缠住了树丛。

    我错了。喏，那就更为惬意，让我们宽宽敞敞地在身下铺展开这件风衣。

    奥莉娅倾听着帕斯捷尔纳克沙哑的声音，泪珠滚滚地涌流。

    投稿与退稿

    从1954年开始，西方的记者们常常登门造访帕斯捷尔纳克。

    进屋打开照相机就拍照，拍帕斯捷尔纳克，拍他的家人，从各个角度拍他们的住房。总之，对帕斯捷尔纳克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帕斯捷尔纳克从记者的口中得知，西方再次推荐他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

    季娜伊达面对西方记者的频繁光顾感到不安，她一再让帕斯捷尔纳克把这件事告知苏联作家协会。作协外事委员会的负责人同意他在家中接待外宾，而且让他尽量招待得好些，不要给苏联作家丢脸。

    小说写作进展得很顺利。帕斯捷尔纳克多次邀请亲朋好友到家中聆听小说的章章节节。费定、卡达耶夫、伊万诺夫夫妇、阿斯穆斯夫妇、利瓦诺夫夫妇、维利蒙特夫妇、塔比泽夫人、奇科瓦尼等人都听过。

    大家都认为小说的语言出色，自然风光与时代气息描写得真实感人，对故事情节和人物活动等则有不同的看法。

    譬如，费定问帕斯捷尔纳克：小说中为什么没有写斯大林。

    他认为，小说中如果没有这个人物，就难以成为现代历史小说。

    利瓦诺夫夫妇不仅听了帕斯捷尔纳克朗读，而且还把原稿借走，拿回家去细细品味。读后，他们开诚布公地讲了一堆自己的意见。最后他们说，日瓦戈医生根本不像帕斯捷尔纳克，而且与他毫无共同之处。季娜伊达对这种看法表示赞同，她认为日瓦戈医生不是一个英雄人物，季娜伊达说，日瓦戈是个没有特殊要求的平庸的知识分子，所以他的结局是合乎规律的。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则不同，他比自己笔下的人物高大得多。

    季娜伊达认为有些片断写得极为精彩。利瓦诺夫夫人认为她的评价过于大胆。季娜伊达哈哈笑了起来，说：“我能够嫁给鲍里斯，并和他同甘共苦30年，这才是大胆之举。”

    有人认为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拉拉是以奥莉娅为模型的——举止、行为以至言谈的某些方面，还有她那一头金发、灰色的眼睛等。帕斯捷尔纳克给外国人写信时也讲过，他创作的拉拉是以奥莉娅为原型的。帕斯捷尔纳克这么说，是为了感激奥莉娅为他受过罪。奥莉娅的不幸身世也为众人所知。但拉拉身上无疑有更多的是季娜伊达的影子。季娜伊达自己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塑造的拉拉“只选用了奥莉娅的外貌”，而这个人物的遭遇与性格则“完全是根据我写的，直到细节部分”。季娜伊达还大胆地披露了日瓦戈医生父亲的私人律师科马罗夫斯基的背景。她说：“科马罗夫斯基——实际上写的是我的第一个情人米里廷斯基。鲍里斯把他写得很坏。”她说：“米里廷斯基比科马罗夫斯基要高尚，他并没有那种兽性的品质。”“关于这一点，我对鲍里斯说过多次。但他不打算对这个人物做任何改动，他心目中的这个人物就是这样。”

    帕斯捷尔纳克代替日瓦戈写了不少短诗。他常常把这些诗抄录下来赠送给朋友。后来又选了一部分寄给《旗》杂志，1954年《旗》杂志第4期上刊出10首。遗憾的是没有选登《八月》和《哈姆雷特》等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更重要的是与诗同时刊出的一段作者附言：“这部长篇小说预计于今夏完成。小说包括的时间是从1903年到1929年，尾声涉及到伟大的卫国战争。主人公——尤利·安德列耶维奇·日瓦戈是位医生，有头脑，爱探索，他从事创作并有艺术特长，他死于1929年。死后他留下一些笔记，在青年时代写的一批文稿中，还有一些诗，现介绍其中一部分，全部诗将形成这部长篇小说的最后一章。”

    这个附言向读者宣告：《日瓦戈医生》一书即将完成。在这以前，《日瓦戈医生》的章章节节只以打印稿的形式在少数人中间传阅，如今它的诗开始正式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此后一年间，帕斯捷尔纳克整个身心都投入了完成这部写了8年之久的小说。他放弃了一切社会活动，文学出版社拟出版他的诗集，他也一拖再拖无暇整理。列宁格勒一家话剧院上演他译的《哈姆雷特》，请他出席首演式，他谢绝参加：他的最亲的堂妹弗赖登贝格在列宁格勒病重，他未去探望，她逝世后他也没有出席追悼会，为此悔恨不已。

    1955年底，帕斯捷尔纳克基本上写完了《日瓦戈医生》全书，重抄了一遍，打印了几份，让奥莉娅分别送到《旗》与《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去。

    如果说，帕斯捷尔纳克开始写作这部小说时，认为这样的小说不适于发表。如今政治气候开始发生变化，对历史进行重新反思，很多过去的冤案得到平反，不少被关押的人重获自由，从集中营和流放地返回首都。文艺政策也宽松多了。这时，帕斯捷尔纳克急于把小说公布于世，让世人加以评论。

    帕斯捷尔纳克把这部小说看成是他毕生最主要的劳动成果，是可以“为之不羞愧的惟一的一部作品”。在肯定这部小说的情况下，他甚至有些过分地否定自己以前写的诗与散文，他说那些作品只不过是为此书做的准备而已。这部小说里有他个人的经历、痛苦与爱，有对文艺与宗教的见解，有知识分子在革命选择时代的彷徨。日瓦戈是他精神上的自我。

    奥莉娅代表帕斯捷尔纳克到《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去了解对小说的处理意见。奥莉娅当年在那里工作过，与上上下下的人员都很熟。回答是：小说太长，杂志无法全文发表，可能选载几章。

    《旗》杂志主编柯热夫尼科夫原是在国立高等文学训练班的同学，他答应先发表几首诗。

    时间一天天过去，可是一直没有下文。

    安乐窝

    1956年，奥莉娅在帕斯捷尔纳克别墅的附近也租到一个小别墅。那一年，帕斯捷尔纳克已经66岁，奥莉娅44岁。他们除了各自的家之外又有了一个安乐窝。这个窝——面积不大，可是奥莉娅将它布置得舒舒服服。天蓝色的墙纸，漂亮的窗帘和床罩，小小的写字台上放着打字机，花瓶里总有鲜花吐泻芬芳，新的台灯散发的光热给人以温暖的感受。帕斯捷尔纳克经常到这里来，有时住在这里。他们两人重又生活在半公开的幸福之中。

    经过多年的沉默，出版社准备给帕斯捷尔纳克出一本诗集。

    奥莉娅帮助他搜集早期零散发表于各种报刊上的作品。他决定为这本诗集写一篇序，即后来作为自传发表的《人与事》。可惜，这本诗集在他生前并未能问世。

    在这段时间里，奥莉娅堪称是帕斯捷尔纳克工作中的主要助手。与此同时，帕斯捷尔纳克也帮助奥莉娅修改她的译文。她翻译了泰戈尔的诗。帕斯捷尔纳克为她润色。当泰戈尔诗选译本问世时，她喜出望外，因为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和她的名字第一次印在同一本书上。

    有一天，奥莉娅去艺术出版社联系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翻译的诗剧一事。回来后，她向帕斯捷尔纳克讲述一天奔波的情况和办事的印象。她盘腿坐在沙发床上，怀里放着外婆留给她的一串散落的项链，紫红色的石榴石闪闪发光，她一边讲话一边穿串珠。

    帕斯捷尔纳克坐在写字台的一角，似乎根本没认真听。她停住时，他忽然对奥莉娅说：“你听听我写的这首诗。”接着，他用低沉喑哑充满深情的声音吟咏道

    娇女，平素你文文静静，

    现在，烈火一团，烈焰升腾。

    我要把你的美紧紧锁住，

    锁在诗的昏暗闺房之中。

    你瞧，灯伞透露的亮光

    改变了斗室的造型，

    还有墙壁，还有窗棂，

    还有我们的形象与身影。

    你像个土耳其女人

    盘腿坐在沙发床上。

    无论在光亮下，还是在黑暗中

    你总像孩子般信口雌黄。

    你在沉思，用小细绳儿把落在

    衣裙上的项链珠子串了起来。

    你的神色太悲戚了，你的话

    不加修饰，讲得过于直率。

    你说得对，爱情——这个词汇庸俗不堪。

    我会想出另外一种名称语言。

    如果你愿意，我可以把整个世界，

    把所有的话，都修改一遍。

    难道你那阴沉的模样

    能够表达你那情感的矿藏？

    能够揭示在暗中闪烁的矿石心脏？

    那你又何必让眼睛充满忧伤？

    “爱情——这个词汇庸俗不堪”是帕斯捷尔纳克借用席勒的句子。席勒在《致K……》的诗中这样说：“有个词汇被用得庸俗不堪了……”那首诗由帕斯捷尔纳克从德文译成俄文。显然这首诗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帕斯捷尔纳克写的这首诗饱含温存的情感，尤其是最后四行，不仅表达得美，而且深。它变成了一首优美的、颂扬人的真情的抒情诗。帕斯捷尔纳克在赠给奥莉娅的一本书上写了这么一句话：“奥柳莎，第69页上的诗，写的是你。”这首诗，在苏联发表时，有时无题。

    爱情和幽会使帕斯捷尔纳克产生了不少感情充沛的诗句，离别和悔恨同样也使他写出感人的诗篇。有一天早晨奥莉娅在自己的桌上看到他留给她的一首诗，是用铅笔写的：

    几点了？漆黑。大约，半夜三点。

    我，今夜呀，大概又无法把眼皮合上。

    拂晓前，牧童在村里抽响了鞭子。

    寒气侵袭着通向院落的窗。

    我一个人。

    不对，还有你，

    像白皙的躯体，透明的波浪，

    守护在我的身旁。

    从此，帕斯捷尔纳克不仅在大别墅接待客人，有时也在小别墅招待来宾。来访者中有文艺界朋友，也有爱好文学的青年。奥莉娅享受着安谧的日子，她觉得他们好像是生活在没有止境的节日里。

    帕斯捷尔纳克从别墅去莫斯科的次数少多了，他把自己的创作后的事务工作全部交给奥莉娅办理。每到星期天，奥莉娅的母亲带着两个孩子来小别墅玩一天。如果奥莉娅有事进城，回到波塔波夫胡同的家中，那么到了晚上4时，那里的电话绝不许别人动用。电话铃一响，便可以听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声音。奥莉娅满足于有了一个家，海上的轮船有了停泊的地方。

    那些日子里，季娜伊达不断听到一些女友告诉她：帕斯捷尔纳克有外遇，另有安乐窝，对她不忠。她说，她知道他的行踪。

    女友们奇怪的是季娜伊达为什么不过问奥莉娅插足的事。季娜伊达觉得自己已经年迈，想过安稳的日子，觉得帕斯捷尔纳克能对自己体贴恩爱，也就足够了，所以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再说，她当时也不必为家中经济来源犯愁。帕斯捷尔纳克的稿费比较丰厚，虽然小说、诗集不予出版，但剧场上演他翻译的戏，每场戏票收入的6％付给译者。帕斯捷尔纳克将这笔收入全部存入季娜伊达的存折，作为家庭开销。

    送上断头台

    1956年5月，莫斯科对外广播时用意大利文报道了一条消息，说帕斯捷尔纳克完成了小说《日瓦戈医生》，同时介绍了小说的内容，并声称该书即将出版。莫斯科广播电台对外部有一位意共党员德安捷洛在那里工作。除本职之外，他还兼任意大利最大一家出版商——费里蒂涅里的驻苏代理人。他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很感兴趣。在一个朋友的陪同下，他登门拜访了帕斯捷尔纳克。

    德安捷洛年轻英俊，举止文雅，说话客气，还有个博士头衔，给帕斯捷尔纳克留下很好的印象。他在莫斯科已经工作了两个月，用不够熟练的俄语自我介绍说，他受费里蒂涅里的委托，留心苏联文学新作，选择优秀作品在意大利翻译出版。费里蒂涅里和他一样都是意共党员。他说他很想读一读《日瓦戈医生》这部小说。帕斯捷尔纳克在犹豫——是否将《日瓦戈医生》原稿交给这位意大利人？倘若他选中了，首先在国外发表是否合适？也许他考虑到这位在莫斯科电台工作的意大利人和他代表的出版商都是意共党员，而苏联报刊与电台又都正式传递了《日瓦戈医生》将要面世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把原稿交给外国人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德·安捷洛带着打印稿告别时，帕斯捷尔纳克风趣地说：

    “您让我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没有想到，这句话竟成了预言。

    外宾走后，季娜伊达觉得帕斯捷尔纳克做得不妥。帕斯捷尔纳克安慰季娜伊达说，只让他读一读，再说，国内关于这本书已经有了报导，问题不大。他虽然这么安慰妻子，但心中也犯嘀咕。

    帕斯捷尔纳克又把德·安捷洛索稿一事告诉了奥莉娅，饱尝铁窗滋味的奥莉娅立刻意识到情况凶多吉少。她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太书呆子气了！想到自己受审时，追查的主要是帕斯捷尔纳克的事。如今，他居然把小说的原稿交给了外国人，可能会招来新的麻烦。

    奥莉娅在文学界有很多熟人，她四处找人商量。最后，经过柯热夫尼科夫的介绍，她找到了苏共中央文化部部长波利卡尔波夫。波利卡尔波夫的意见是：《日瓦戈医生》必须首先在国内出版，然后才可以在国外问世。因此，无论如何要把原稿从意大利人手中要回来。波利卡尔波夫还主动出了个主意，让帕斯捷尔纳克与国家文学出版社谈一谈，看看他们能否出版。他当着奥莉娅的面给文学出版社社长科托夫挂了电话，请他协助。

    过了不久，科托夫和帕斯捷尔纳克见了面。社长接受了这部书稿。他还赞扬这是一部好作品，可能需要做些删节。

    1957年元旦过后不久，1月7日，国家文学出版社与帕斯捷尔纳克签订了出版小说《日瓦戈医生》的合同。主编普季科夫带着责任编辑斯塔罗斯金亲自来到彼列捷尔金诺与帕斯捷尔纳克商谈出书时间以及修改意见。

    2月，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写信给意大利费里蒂涅里要求对方等到《日瓦戈医生》在莫斯科用俄文面世以后，即过了9月，再在米兰出版意文译本。

    7月10日，费里蒂涅里给苏联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信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苏联出版社9月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之前，我们不会出版该书，特以此函证明。”

    同一个月，正在编辑加工的《日瓦戈医生》突然在苏联搁浅。

    这是上级的命令，原因不详。

    与此同时苏联作家协会想了很多办法，包括让帕斯捷尔纳克亲自写信，向费里蒂涅里索回小说的原稿，都未成功。苏联作家协会负责人苏尔科夫率代表团访问意大利，向有关方面交涉，想要回原稿，也未成功。费里蒂涅里的态度很明确，也很硬，他不同意退还原稿。他说，即使这是犯罪行为，他也认了。他不相信在当时情况下该书能在苏联出版。他说，他不能对人类隐瞒这部杰作，如果隐瞒了，就等于犯了更大的罪。

    苏联想通过党的关系把《日瓦戈医生》原稿追回来。为此找到了意共总书记陶里亚蒂。但是费里蒂涅里一口拒绝，甚至表示，即使让他退党，他也要出版这部小说。他说到做到了，他真的退了党。后来不知在怎样一种情况下，这位费里蒂涅里遭到了暗杀。

    1956年9月，《新世界》杂志对于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终于有了回信：以主编西蒙诺夫为首，另有费定等4位编委联名给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封退稿信。该信很长，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部作品。

    1957年春，帕斯捷尔纳克患关节炎，住进医院。病痛折磨得他整夜不能入睡。但他一直关心小说出版的事宜。他希望《日瓦戈医生》能够早日在国内公开发表，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行，不能让它被人遗忘。他还表示，他不会随便修改自己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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