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1957年11月，小说《日瓦戈医生》首先在米兰用意大利文出版了，接着又出版了俄文版。继而又译成了英、法、德、西班牙、葡萄牙、丹麦、瑞典、挪威、捷克、波兰、塞尔维亚、荷兰、芬兰、希伯来、土耳其、伊朗、印地、阿拉伯、日、越等二十多种文字。《日瓦戈医生》在世界许多国家传开了，但在它的祖国苏联却成为禁书。

    当时，国际政治形势尖锐复杂。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世界掀起一股反苏的浪潮。匈牙利首先挣脱苏联的控制。西方大肆宣传《日瓦戈医生》，苏联领导认定这是帝国主义有意利用这部小说加紧冷战气氛，便对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进行讨伐。

    大祸临头

    1958年10月23日，瑞典科学院宣布：本年度诺贝尔文学奖金授予苏联作家帕斯捷尔纳克，以表彰他“在现代抒情诗和伟大俄罗斯叙事文学传统领域取得的重大成就”。

    瑞典科学院设立的诺贝尔文学奖已有50多年的历史，它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俄罗斯作家中只有布宁得过，苏联作家被授予此奖还是第一次。

    自1946年起，帕斯捷尔纳克作为“杰出的诗人”已多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日瓦戈医生》一书在西方问世后，重又推荐帕斯捷尔纳克为该奖候选人，这已是第8次了。殊不知，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一经宣布大祸也就临头了。

    很多外国作家拍发电报给苏联作家协会，祝贺帕斯捷尔纳克获奖。在莫斯科的外国记者纷纷到苏联作家协会采访。当局没有定调，作协不知应该如何答复，只好采取回避的办法。记者要求会见帕斯捷尔纳克，作协女秘书说：帕斯捷尔纳克住在别墅，他的别墅里没有电话。于是外国记者一批又一批驱车前往彼列捷尔金诺作家村。

    帕斯捷尔纳克收到瑞典科学院有关获奖通知时，心情很好。

    他认为自己多年的心血之作得到了承认，虽然不是在自己的祖国，同样也给祖国文学增了光。同时，他觉得今后要挑起更重的担子。他对《纽约时报》记者说：“我无比幸福，但您要知道，从此我就会变成孤家寡人，这是一个新的角色——孤独者的角色，我好像生来就该如此。”

    那天晚上，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不顾夜色已深，与夫人一起来到老友家里祝贺。

    第二天早晨，帕斯捷尔纳克用法文给瑞典科学院拍了一封感谢电：“无比感谢，激动，自豪，惊奇，惭愧。”

    这一天费定来了。他是作协主席，他一向文质彬彬。这次一反常态，见到帕斯捷尔纳克开口就说：“我不是来祝贺你的。”他的目光冷峻，“你需要拒绝诺贝尔文学奖金，还得表示抗议。”

    帕斯捷尔纳克被他的话弄糊涂了。“我不能这么做。谁也不能强迫我放弃应得到的荣誉。”他说他已经给瑞典科学院拍了回电，表示感谢，不能让对方把他看成是个说话不算数的骗子。

    费定说，这件事会给苏联作家协会招来很大的麻烦，倘若不拒绝这个奖，后果不堪设想，到了那时，他也无能为力。“波利卡尔波夫现在在我家里，等你的回话。”波利卡尔波夫是苏共中央文化部长，他亲自督阵，正在费定别墅等回信。帕斯捷尔纳克断然拒绝去做任何解释。

    费定气冲冲地走了。

    那一天晚上，银发红颜、76岁的老作家楚科夫斯基，由孙女叶莲娜陪同，高高兴兴地走进了帕斯捷尔纳克的家。楚科夫斯基一见到帕斯捷尔纳克便伸开两条长胳膊，乐呵呵地与他热烈拥抱亲吻。他由衷地为帕斯捷尔纳克高兴。看到餐桌上有上好的格鲁吉亚葡萄美酒，老人不等主人开口便斟满一杯，举起来祝贺帕斯捷尔纳克获奖。他说：“每一个爱国的苏联人都应当感谢你。”

    费定所讲的“不堪设想”的后果露出了端倪。10月25日，苏联《文学报》上发表了《新世界》杂志以主编西蒙诺夫为首的5位编委写给帕斯捷尔纳克的退稿信，信的日期注明是“1956年9月”。配合这封信还刊出该报编辑部的文章《国际反动派的一次挑衅性的出击》。

    退稿信占了报纸的一个半版面。

    同一天的《真理报》还发表了扎斯拉夫斯基的文章《围绕一株毒草的反革命叫嚣》。

    这几篇文章在文艺界和其它各界掀起了反帕斯捷尔纳克的运动。但在一批文学青年中却产生了逆反心理。

    高尔基文学院组织学员们参加反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游行示威，学院领导说：对待帕斯捷尔纳克的态度是检验每一个学员的品德的标准。文学院当时共有学员300余人，参加者只有几十人。

    他们举着标语牌和漫画板，画的是帕斯捷尔纳克把弯曲的手指伸向美元。标语牌上写着“犹太——从苏联滚出去！”很多学员显得无精打采，纯属应付上级。

    开除会籍

    10月27日，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俄罗斯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局和莫斯科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召开联合大会讨论“帕斯捷尔纳克事件”。作协第一书记马尔科夫向大家宣布：

    帕斯捷尔纳克写了一部诽谤革命、诽谤苏联知识分子的小说《日瓦戈医生》，小说被《新世界》杂志退稿，作者把它交给了意大利出版商，翻译出版后在国外引起轰动。前几天，帕斯捷尔纳克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等等等等。

    随后开始对帕斯捷尔纳克进行批判。没有读过小说的人也批，有位诗人说，战后，苏联政府向一批作家颁发“保卫莫斯科”奖章。帕斯捷尔纳克本人不亲自来接受，竟派了他的儿子，这是对政府、对奖章、对大家的蔑视。

    会上发言踊跃，显然事前做了安排。

    会议最后通过一项关于开除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会籍的决议，决议谴责帕斯捷尔纳克“同苏联作家的称号不相容，同俄罗斯文学的传统、同人民、同和平和社会主义针锋相对”。说他“从宣扬‘纯艺术’开始，终于堕落成资产阶级的宣传工具，为进行冷战和极力诽谤一切进步运动和革命运动的人们卖命。反动集团所以赞赏帕斯捷尔纳克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完全不是因为他们器重他的作家才能，而是因为他加入了他们一伙，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历史前进运动的、疯狂的、然而毫无希望的挣扎。”

    说帕斯捷尔纳克的文学活动“早在自我中心主义的幽居生活中、在自绝于人民和时代的自我孤立的行径里断送了”。说《日瓦戈瞬生》“只不过暴露了作者在思想贫乏之中的过分的自我欣赏，只是一个由于历史没有按照他所妄想规定的弯路前进而又气又惊的庸人的失魂落魄之余发出的哀号而已。小说的主题思想是虚伪的、一文不值的，是从颓废派的垃圾堆里拣出来的。事实上，当苏维埃联盟庆祝自己的40周年，作为强大而文明的强国走在世界科学文化最前列的时候，帕斯捷尔纳克就妄想证明十月革命是不合法的，不需要的。社会主义的胜利已经在欧亚两大洲的广袤土地上历史地奠定了。帕斯捷尔纳克却企图以《日瓦戈医生》主人公的无耻的个人主义哲学来对抗进步思想，对抗改造事业。”

    决议最后说：“鉴于帕斯捷尔纳克在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堕落，背叛了苏联人民，背叛了社会主义、和平和进步事业，鉴于诺贝尔奖金是为了掀起冷战而颁发的，苏联作家协会理事会主席团、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筹备委员会执行局和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莫斯科分会理事会主席团决定取消帕斯捷尔纳克苏联作家的称号，把他从苏联作家协会的队伍中清除出去。”

    第二天，苏共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召开隆重的大会庆祝共青团成立40周年。赫鲁晓夫等党政领导人都出席了。团中央第一书记谢米恰斯内在大会报告中，破口大骂帕斯捷尔纳克，把他比成猪，甚至不如猪。赫鲁晓夫带头热烈鼓掌。谢米恰斯内的报告在全国转播。

    在这种形势下，帕斯捷尔纳克给瑞典科学院拍了第二封电报，表示放弃接受诺贝尔奖金：“由于考虑到您们这个奖对我所属于的社会所造成的意义，我必须拒绝这项授予我的不应得的奖。请不要因为我的自愿拒绝而不悦。”

    看起来，当局认为攻势还欠猛烈，又召开莫斯科全市作家大会。这次不是以作协领导成员的名义，而是以全体莫斯科作家的名义表示拥护开除帕斯捷尔纳克作协会籍的决定。先后有14人发言，个个慷慨激昂，声嘶力竭，要求开除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协会籍。

    难道莫斯科作家是铁板一块，没有一个站出来表示反对？或者至少提出不同的意见？难道每一个发言的人讲的都是心里话？

    没有违心之言？有！有的人接到了通知但没有出席那次大会：有的人想办法回避了发言：有的人在表决前借故离开了会场：也有的人在发言之后，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

    当时爱伦堡正在斯德哥尔摩，代表苏联国际和平委员会向瑞典作家伦德克维斯特颁发列宁国际和平奖。帕斯捷尔纳克被迫拒绝诺贝尔文学奖使他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设想一下那时的情况：苏联人向瑞典作家颁发列宁和平奖，瑞典没有引起任何风波。同一时期，瑞典人向苏联作家颁发诺贝尔文学奖，苏联当局却掀起了九级风浪，动员全民来声讨。

    爱伦堡读过《日瓦戈医生》的手稿。他个人虽然不喜欢这部小说，但他确信“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是真诚的”。他赞赏书中的诗，认为写得“绝妙”。他尊重帕斯捷尔纳克的人格，深信他是爱国者。

    爱伦堡在斯德哥尔摩街头到处看见各种报纸上的标题尽是“帕斯捷尔纳克”。他回到旅馆，打开收音机，传入耳鼓的仍然是“帕斯捷尔纳克……帕斯捷尔纳克……”爱伦堡认为帕斯捷尔纳克已变成冷战的工具。爱伦堡说：“我确信，帕斯捷尔纳克绝无损害我国之意。他的过错仅仅在于他是帕斯捷尔纳克，这就是说，他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他没有料到他的书会引起一桩恶劣的、轰动一时的政治性事件及必然随之而来的回击。”

    爱伦堡回到莫斯科以后，不许家人替他接电话，并且不改声不变调地回答邀请他出席作协会议的人：“外出了，不会很快回来。”这是爱伦堡的表态方式，让对方知道他在莫斯科，就是不出席会议。当时这种表态方式是需要有一定勇气的。

    “月1日苏联《文学报》第三版通栏标题：“义愤与怒火。

    苏联人民谴责帕斯捷尔纳克”。除了报道前一天莫斯科作家大会的情况和通过的决议之外，还发表了各地读者的来信或来信摘要，要求把帕斯捷尔纳克驱逐出国。来信者中有工人、工程师、农民、教师、教授、学者、演员、退休老人等等。

    形势越来越可怕，有人建议帕斯捷尔纳克主动给赫鲁晓夫直接写封信，求得缓和。

    上书赫鲁晓夫

    提出建议的人找到了奥莉娅。奥莉娅赞成他的建议。于是奥莉娅等人便背着帕斯捷尔纳克，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语气起草了一封信稿，把信稿交给帕斯捷尔纳克过目，让他自己最后决定。帕斯捷尔纳克看了信稿，改了几个字，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帕斯捷尔纳克还用红铅笔写了一个便条给奥莉娅：

    “奥柳莎，全部保留原样吧，如果可以的话，请你改一下，我出生在俄国而不是在苏联。”

    这封信于11月2日在《真理报》第二版发表了。

    信中说：“我从谢米恰斯内同志的报告中得知，政府对于我离开苏联。不会设置任何障碍’。这对于我来说是无法接受的。

    我的出生、成长、工作，都是和俄罗斯联在一起的。我不能设想我的命运可以离开它而单独存在。不管我犯了什么错误，有什么迷误，我都没有想到自己会成为西方围绕我的名字煽起的政治运动的中心。

    “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告知瑞典科学院：我自愿放弃诺贝尔奖金。

    “让我离开我的祖国，对于我来说等于让我去死，因此恳求对我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措施。

    “扣心自问，过去我为苏联文学尽了微薄之力，今后对它还可能有用。”

    这时，西方作家纷纷表示对帕斯捷尔纳克的声援。有的是以抗议信的形式寄给苏联作家协会，有的发表在本国报刊上，有的直接寄到帕斯捷尔纳克的家中。

    美国作家和诗人、天主教修士托马斯·默顿得知苏联掀起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批判时，感到疑惑。1958年10月29日他给苏联作协领导人阿·苏尔科夫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

    “难道你们，共产党人，看不出这部伟大的书如何宣扬了俄罗斯？您是否能够理解，这部书使全世界爱戴、赞扬和尊敬俄罗斯人民，因为他们以空前的英雄主义扛起历史加给他们的重担。

    如果你们惩罚帕斯捷尔纳克，只能说明你们不爱俄罗斯、不爱人类，追求的完全是少数政治人物的利益。……我是作为朋友，而不是作为仇视你们的敌人给你们写这封信，我对俄罗斯人怀有最博大、最诚挚的爱，对俄罗斯人无限赞美。我既不恨俄罗斯当今的领导人，也不怕他们，我只为他们感到悲哀。”

    巴西小说家、斯大林奖金获得者若热·亚马多，法国作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阿尔贝·加缪，法兰西学院院士弗朗索·莫里亚克，英国作家托·斯·艾略特、格·格林、奥·赫胥黎、罗素、毛姆、普里斯特利、福斯特、韦斯特等人或单独或联名拍电报给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要求他保证不使帕斯捷尔纳克遭受迫害。

    帕斯捷尔纳克从这些声援中得到了某些安慰和心理上的平苏联当局通过奥莉娅动员帕斯捷尔纳克再发表一个声明，向广大人民作个交待，从此可以结束这场风波。

    帕斯捷尔纳克同意了。他以为从此可以喘一口气，可以平平安安地生活，可以与出版社签订出版作品的合同，可以出书，可以得到维持两个家庭生活用的稿费。

    十月革命节前夕，11月6日《真理报》在第四版上发表了帕斯捷尔纳克致《真理报》编辑部的信。信中说：

    “我把诺贝尔奖金看作是对文学的表彰，我为此曾感到高兴，并在致瑞典科学院秘书安德列斯·厄斯特林格的电报中做了表达。”

    “但是我错了。我犯此错误是有理由的，因为过去我就曾被推荐为该奖的候选人，譬如5年前，那时我的长篇小说还没有写出来。”

    “过了一周，当我发现围绕我这部长篇小说掀起的政治运动已发展到何等规模时，我确信这次授奖是一种政治行动，如今已造成骇人听闻的结果，于是我凭自己的动机，不为任何人所强制，寄去了自己自愿的拒绝。”

    他又说：“在这动荡不安的一周里，我没有受到迫害，我的生命、自由和一切都没有遭到危险。我想再次强调，我的一举一动都是自愿而为的。非常熟悉我的人都很清楚，人世间任何事也不能迫使我昧着良心说话，或干违背良心的事。这次也是如此。

    任何人没有强制我，此话已属赘言。这一声明是我怀着自由的心，怀着对大家的和我个人的未来的光明信念，怀着为我生活时代和为我身边的人的骄傲而写的。

    “我相信，我在自身中可以找到力量恢复我良好的声誉和被破坏了的同志们的信任。”

    本来是让帕斯捷尔纳克写封信，向广大人民做一次表态，从而结束这一事件。但当局把帕斯捷尔纳克的“致人民的表白”变成了“认罪书”，而且利用他的声明表明他没有受到任何迫害，一切做法都出自他的自愿。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

    “不会客”

    节日过去了。

    报刊上对帕斯捷尔纳克的攻击与谩骂不见了。

    表面上似乎已风平浪静。

    帕斯捷尔纳克的元气逐渐恢复，重新开始他的翻译工作。

    可是当他一想到诺贝尔奖金给他周围的人带来的灾难时，心里就难过。他写了一首诗，倾吐胸中的块垒。

    我遭了殃，像只野兽陷入围猎。

    我和人群、意志、光明已经告别我身后是一片追捕的喧嚣，我冲出去的可能已被堵截。

    一棵云杉，横在地上，树林黑压压，我躺在水塘旁边。

    所有的道路已被切断。

    听天由命吧，什么也不管。

    我干了什么龌龊的事，难道我是恶棍，是杀人犯？

    我让整个世界对着我美丽国土泪水涟涟。

    围捕的圈子越缩越紧。

    另一件事怪我，有口难言：

    我的右臂不跟我在一起——可心的人儿不在我身边。

    绳索勒住我的脖颈，这时还有一个希望与我相随希望我的右臂能够为我拭掉眼中的泪水。

    这首不是为了发表的诗，偏偏传了出去。西方记者以《诺贝尔奖》为标题面世以后，又招来新的麻烦。苏联总检察长鲁坚科把帕斯捷尔纳克传去，说他犯了“叛国罪”，并警告他：如果继续与外国人交往，将绳之以法。帕斯捷尔纳克没有做任何解释，回家便在自己家的大门口贴出一张用英、法、德三种文字写的条子？不会客”。

    英国首相麦克米伦要来莫斯科访问。当局估计到麦克米伦很可能要求会见帕斯捷尔纳克，于是发出警告让他回避。

    恰好这时格鲁吉亚诗人塔比泽的遗孀尼娜·塔比泽写信给帕斯捷尔纳克夫人季娜伊达，邀请他们夫妇到格鲁吉亚去散散心。

    1959年2月20日，帕斯捷尔纳克夫妇在麦克米伦抵达莫斯科的前夕，随身带着一本美国作家福克纳的书和法国作家普鲁斯特的长篇小说《追忆逝水年华》，启程去了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市。

    英国首相回国了。帕斯捷尔纳克缓了一口气。

    1959年6月3日，帕斯捷尔纳克与季娜伊达返回了莫斯科。

    莫斯科啊，莫斯科！

    每次从外地回来，他对这座城市都有一种游子回到母亲怀抱的感觉。他爱这儿的菩提树，这儿的花香：他爱这儿的街道，这儿的教堂：他熟悉这儿的每一条街，每一座桥梁。因此他更想把旧的莫斯科，那时的生活，那时的人们，还有他们的喜怒哀乐再现在纸上。

    莫斯科人和这座城市一起，变了模样。它有自豪的历史，自豪的精神，也有清除不尽的社会污秽和庸俗习气，医治不了心中的创伤。

    帕斯捷尔纳克继续过着双重的生活。爱是甜的，爱也是苦的。他既不能和季娜伊达离婚，又不能和奥莉娅正式结婚。除了这种感情上的纠缠外，他对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都置之度外了。他埋头翻译，要创作另一部不逊于《日瓦戈医生》的作品，即后来只完成一幕的话剧《盲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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