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言鹦鹉毒于蛇

    ……

    黄秋耘[本文发表时署名秋云。]

    历来中国的暴君大施杀戮的时候，总有两种帮凶出现，一种是青面獠牙、杀气腾腾的刽子手，另一种就是舞文弄墨、捏构罪名的“罗织专家”。例如汉初功臣周亚夫被诬造反下狱，大呼冤枉，那些刀笔吏就马上出来说：“君不欲反地上，亦欲反地下耳。”其证据据说是在他家里搜出了几套僭越礼制的寿衣。至于岳飞的莫须有三字狱，更可算是“罗织专家”们最强词夺理的一例了。

    今天的“罗织专家”并不更聪明一些，不过面皮比古人更厚，心肠比古人更狠，倒是事实。例如秦桧当年杀岳飞的时候，总还不好意思说他私通金几术。指着自己的光头骂人家是秃奴，就是无耻如老秦者，也还讷讷不能出诸口的，在这一点上，陶希圣可比他强得多了。

    我想，凡是能读报纸的人，大概还不曾忘记陶希圣在抗战期间的一页秽史罢。他在效忠南京的日子里，俨然以汪家班智囊团的人物自居。汪曰密约的签订，他也是牵线人之一，“其政治意义的严重性”，恐怕是远出于“郑孝胥、赵欣伯”之流以上的。及后懔于天下大势，“久分必合”，逐卸“和平使命”，翩然归来，和他差不多同时出走的伪中委王开疆，内疚良心，外惭清议，结果在自沪赴港途中，跳进太平洋自杀。假如陶希圣也是一名“好汉”的话，在“自白其叛国阴谋的全部”之后，早该随他的王“同志”于地下，以一死谢国人，才不丧失其所谓“政治道德”，但他不仅“躲闪一时”，而且还苟活到现在，写完了中国版的《我的奋斗》（《中国之命运》）之后，今天又来写其行状的“最后一章”。

    陶希圣的连篇鬼话，固然如“桀犬吠尧”一般，但他的狺狺，是比董显光之流恶毒得多的。他一则比拟民盟诸领袖于郑孝胥、赵欣伯以至石敬塘、张邦昌诸汉奸，想造成一个“国人皆曰可杀”的罪名，好立即开刀；再则强调不准他们自由行动，预示下一步就要作“紧急处置”。这副唯恐不能效忠于“今上”的嘴脸，是摆了出来了。

    鲁迅先生说得好：“能言鹦鹉毒于蛇”，假如说宣铁吾张镇之流是张牙杀人的毒蛇，陶希圣就是以语言杀人的鹦鹉，虽然也是在指挥刀下面钻出头来的，到底还是靠着三寸无耻之舌做奴才。到将来人民胜利，公审内战罪犯那一天，毒蛇固然难逃一死，鹦鹉也“躲闪”不了的。寄语陶希圣，你还有做“好汉”的机会，到时可不要学墨索里尼的模样，跪地求饶。

    载《野草丛刊6·能言鹦鹉毒于蛇》（1947年12月出版）

    群众的意志

    ……

    楼适夷[发表时署名适夷。]

    为了挽救独裁政权的灭亡，不惜以整个国家主权标价出卖的政府，要他为了九龙城这么不足一里地的国土和几百个居民的生命财产来办合理外交，当然是不会有的事情。但是为了守卫这片小小的土地，几百个赤手空拳的居民，却不顾催泪弹和棍棒，甘愿流血被捕，露宿在被拆了房子的瓦砾场上，誓死不退。这足以激发了全国的人心，使人民更加明白这个政府是甘心卖国，不要人民的；而真正爱护国家主权的只有人民自己。而独裁统治的特务头儿忽然心血来潮，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觉得这真是千载一时的大好机会，民气可用，不妨玩一次“群众运动”，对人民表示他也爱国，并非专作走狗，对主子表示他领导得群众，还有些“威信”。而且全中国正卷起反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怒潮，这一来就可以转移目标，对太上主子献功一番，何况在地方上，在外交上，首当其冲的，正是跟自己利害冲突的人，这一下，也给他们一点棘手看看。一石数鸟，真是最好也没有的如意算盘。

    激于义愤，被压迫已久的群众，居然在“戡乱时期”“总动员令”下放开了脚步了，但是带头的毕竟还是特务胚子，一动手就是打人放火，露出杀气腾腾的凶相，事情一闹就大，弄得主子也大为惶急起来，赶忙往什么“阴谋暴动分子”身上一推，嫁祸江东，把自己洗刷干净，顺便还嗾使人家帮着来压迫异己。可是来不及了，特务人员既然昏得连制服也来不及脱掉，军警宪兵这一回又显得那么客气，而且示威“群众”看见美国旗就哄然欢呼……这些玩意儿已叫人看得明明白白。这算盘也就不大如意，弄得窘态毕露了。更不如意的是自己在沙面亲手点上了火，全国各地学生的浪潮却自动的蔓延开来了。人民的脚步就大踏步的冲破了你的“总动员期禁止聚众集会的法令”，巨万的队伍浩浩荡荡的示威进军，他们反对九龙城主权的断送，他们更反对断送全国的各式各样的主权，叫出当前正面敌人美帝国主义的名字，毫不客气的大声喝道：“滚出去！”原来要转移目标的，结果却还是集中到你们想掩护的这个目标上来。玩火者被火烫了！

    群众决不是可以阴谋玩弄的东西，他们有自己的意志，谁也不能把他们歪曲，把他们强奸，一切阴谋玩弄的结果，就是把自己落在群众的火坑里，跌得焦头烂额，由去年交大事件而触发了轰轰烈烈的全国五月的学潮，和这一沙面事件转变为各地反美帝国主义的再度怒浪，正表示着这种群众的坚决的意志，而企图挽救灭亡的独裁政权徒然是心劳日绌，结果还是要粉身碎骨，化为灰烬的。

    载《野草文丛8·春日》（1948年2月出版）

    论裸体情侣自杀案

    ……

    秦似

    住在香港广州这类都市里，对于女人自杀，男人和女人一同自杀，或女人约女人一同自杀，都属司空见惯，不会感到新奇。但最近却发生了一件格外异样、格外新奇的情侣自杀事件，男的和女的，身僵赤卧，一丝不挂，据新闻记者的案语：“犹寻最后之欢。”那段遍载港粤各报的对于裸体死尸的描写，更是十分逼真，哄动一时：

    女子年像廿五岁以上之妇人，不像其登记册上写之二十岁年龄，穿蓝花布旗袍，仰天而卧，两腿打开，双手外伸，若“大”字形。旗袍下端，卷向腹部，下体毕露。白色内裤弃于左脚端，看来似曾生育。鼻子流出血泡，颜容颇美，惟不像一时髦之少女，仅属中等家庭妇人。男主角则躺于床口，白内衣，下体亦裸露，白内裤弃于女主角右腿侧之床口……

    男子裸体，不算出奇，但这女子，即使确如所推测的二十五岁罢，也还多么年轻呀，她竟仰天而卧，两腿打开，作“大”字形，不穿裤子，任让人们看见他们所要看见的地方，包括那属于人体必须掩蔽的部分。如果她还有知觉，是断不肯如此的罢。如果她不曾发疯，那么自从懂得人事以来，她断未有过一次像这样把下体打开，无遮无盖，让别人随意鉴赏的罢，即使她怎么穷，怎么缺乏廉耻；因为天下缺乏羞耻心如妓女，我们也没有听说过当街把裤子剥开，仰天而卧，像我们现在这位女同胞的情景。这怎能不是奇闻，怎能不超出一切桃色新闻成为登峰造极的桃色新闻，怎能不叫醉心少女少妇的大腿的我们另一些同胞皆大欢喜呢？

    但报上告诉我们，她不是娼妓，不是舞女，不是属于我们社会一向贱视的人类，一直到死前的一天，她还是中华民国的一个公务员。而且她的自杀，不是为了她在公务人员任内贪污犯法，她也许是奉公守法的好公务员。和她同死的男人，她的情人，也是公务员，也可能并不贪赃枉法。他们的死，是死于恋爱，死于恋爱的不自由，死于吃人的礼教观而已。

    以下，是报上关于这件情死案更详尽的报导：

    男主角曹铁，原名绍梁，战后任职盐业工会为干事，女同事阮藻娴，知绍梁未有家室，蓦然倾爱。彼俩感情日炽，绍梁遂携女回家谒高堂，讵曹母查悉女曾在东莞当教员，且有情人，微闻该女已有白圭之玷，故绍梁曾提结婚，即遭拒绝！九月绍梁之母生辰，彼俩设宴庆寿，梁母未许女到家祝寿。最近绍梁复向家庭提出婚事，而梁母坚拒如常，致彼俩认为人生绝望，联同服毒自杀。

    女死前，曾将与男合摄之相片，愤而撕碎，作蝴蝶片片飞，家人拾获，审视其上题有字迹云：“亲爱的梁，为我们的新生而努力吧！”

    可见悲剧的唯一原因，在于恋爱成熟，要求结婚不能结婚，不能结婚的原因，又纯然在于曹母的不答应。为什么不答应呢？因为“查悉”了女的有过情人，而且“微闻”已经有了“白圭之玷”了！于是乎这恋爱中的男女双方的命运便被决定，他们美丽的憧憬便被打得粉碎；于是乎珠沉玉须，裸体自杀的悲剧便发生了。当然，现社会已经不乏敢向家庭宣战，不顾礼教的反对，站在反对旧礼教地位上去处理恋爱问题的男女青年，但在礼教统治将衰未衰，“家”的力量有意想不到的大，“家”还掌握着千万青年的命运的中国现社会里，比较通常的常人，遇到这样的时候，毋宁说还是一种难于克服的苦痛；不能不思前想后，顾此失彼，踌躇焦灼起来，如曹绍梁说的：“尚须依赖家庭，对婚事未能独决。”于是很容易便在心头上萌生无法做人，人生了无意义，不如一死了之的悲念。更何况除爱情之外，这种不上不下的穷公务员未必对他们的周遭有太多的留恋，原就活得死气沉沉呢！

    但他们有过奋斗之心，那是显然的。“亲爱的梁，为我们的新生而努力吧！”虽然只是为两个人的前途奋斗吧，这也是人的求生欲望，证明他们要活下去了。奈何“白圭之玷”，摆在她的前面，使她不管怎样渴望“新生”，她的“新生”终在她跨开第一步之前毁灭！啊，白圭之玷白圭之玷，多少悲剧假尔之名以行！你竟是如此这般伟大，过去吞没过万千女性，二十世纪的今天，还非要有人殉身在你的名下不可么？而且这“玷”，不过“微闻”而已，便足以拒一个女性于千里之外，足以使之无法立足人间！阮藻娴或者真正已经不是白圭似的完好吧，但曹母总不过“微闻”罢了，道听途说罢了；阮藻娴也可能“曾生育”过吧，但新闻记者总不过就那死后的裸露下体察觉或根据别人这种察觉罢了；就这样地竟至于不可补救，终身莫赎，这是什么样的世界？什么样的人间？

    人类或者确乎有一些公认的美德，譬如洁白贞操。但这些字眼的涵义，当不如道学先生、三姑六婆、以至中国封建社会上至圣君贤相下至愚父愚母所指的那么窄狭，仅仅在于处女膜。而且退一百步说，女子性的贞操，应该属于女子绝对的美德罢，但在胁迫利诱可以罗致女性，在有权有势者可以征选、迫婚、强奸，在一个乡长或税警队长便可以随便拉良家妇女，在近年来以色情为对付青年最好的麻醉品，一切刊物遭禁绝，千几百种专讲男女性关系的报章印刷物充塞都市乡村的中国社会，这种绝对的美德也就有如炭炉上的冰，不溶解者几希。何况把女性的性贞操看得无上重要的人，一向恰恰就是最不尊重女性在这方面的权利的人。帝王君相，达官要角，对于自己的妃嫔夫人如夫人，要求百分之百的必为处女，但对于别人的闺秀，特别小家碧玉，偏是处女的蹂躏者；商贾士绅、二世大少之类，对于自己的太太少奶奶，要求百分之百的必为处女，但对于侍婢丫头，偏最爱把她们“一粒红丸盗去”，也是处女的蹂躏者。一方面尽量破坏女性的性贞操，一方面却又拿“白圭之玷”去苛责女性，结果便只好大家欺骗，大家掩饰，弄到“姑嫂成孕”、“饮水感娠”之类的笑话，百出不穷了。直到现在，听说广东的风俗还有所谓“装珠”，已非处女要在合婚之夕乔装处女；有人专门教授此种技术，盛况可以想象。到了这般田地，那么贞操云者，不过旧礼教极可怜的假设的点缀罢了，如果说这是一种美德，它实在也和中国的封建不相容。

    但拿着这种道德标准（其实是迫害工具）的一面还是振振有词，“白圭之玷”仍然置阮藻娴于死地！这就不是一件太小的小事。因为中国，是经过了革命的国度，一方面，颇有大人先生、学者教授，以为中国到了现在，不好的东西都已经老早革掉，存下的便是毫无毒素、应当保存的东西：包括礼、义、廉、耻、忠、孝、仁、爱这些含糊透顶的“道德”概念，也包括中国千百年来的“女德”观念。另一方面，革命者呼喊打倒吃人的礼教，已喊了近三十年，不少人受赛先生和德先生的洗礼，懂得中国的旧礼教随时可置人于死地，也将近三十年了，旧礼教依然还有这样大的势力，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依然逃不出它的血盆大口，无知百姓，乡男乡女，更不必谈。所以即小可以见大，中国在某些方面，虽然训政训了近三十年，还是改变得很少，甚至没有什么改变。

    有个家传户诵的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他们相爱，但他们的爱，被“父母之命”杀灭了，只赢得象征不自由的爱情的同穴之墓。这故事流行于民间，我以为也出自民间，是若干百年来中国民间对封建礼教的排击，是解放恋爱的呼唤。若干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又看见了像梁山伯祝英台般互相恋爱，依然不能不被“父母之命”杀灭了恋爱的曹绍梁和阮藻娴，据报载，他们也赢得了一座象征不自由的爱情的同穴之墓。但现实是比任何文学传说都更雄辩的了：“礼”真是那么的至尊无上，女性的“白圭”真只能永远是“礼”的禁脔吗？你们瞧罢！你们无论谁，尽管来瞧罢！瞧罢！瞧罢！新闻记者推测那是“寻最后之欢”，我倒看得坏一点，深恐这里面包含了对礼教的最后抗议。如果真这样，它是二十世纪的礼教统治多么好的说明哟！人到了无法生存，不能不死的当儿，怎么善良有时也露出一点反抗了！竟至于用人类最本能的肉体羞耻感来表示反抗，不免令人在桃色的掩映中，体会到某种莫名的颤栗。

    十二月一日于香港

    后方的捷报

    ……

    申在俎

    近来的社会新闻，我发现有一个特点，不管仇杀、自杀、走私、强奸、抢劫，案中或幕后常常关系到国军。个多月前，广九车经过深×山洞，有人被从窗子里抛出来，那谋财害命的：是五位国军！又早些，番谭禺山村，将届收获时节，农民们十余顷田禾，却有携带轻机枪小钢炮的武装人员来割光了，村人虽然“幸无伤死”，但“被攻入时”“茅屋数间”已是焚毁掉，谷子五十余万斤也给搬了去，事后报上居然布露：那是有番号的国军！

    近日的一件，越更见得英勇非常了：向青年寡妇迫婚不遂，便拔出手榴弹！结果那女人的一只手掌被炸掉，她九岁的小女儿的肚皮开七处窟窿。凶手也是——国军！

    天之骄子的国军呀，我很想问问：到底谁赋予你们这样的权利，任意剥夺中国人的生存呢？你们并非一生下来便是这样的骄子，当你们还在种田的时候，还在做百姓的时候，你们是不是欢迎别人这样对待你们呢？你们虽然变成了骄子，说不定你们的父亲母亲，兄弟姊妹，亲戚朋友，仍然是做着百姓，你们会不会想到别人也这样对待他们呢？

    而且，关于你们的名誉，已是家传户诵的了，难道你们一点也不知道么？你们的身分，并不比你们随意践踏的那些可悲的同胞好多少，难道你们从来不曾自觉到？你们所以干出对待同类这些残酷的行为，是因为你们已被训练成喝血的野兽，你们的全身染着人血了，难道你们从来没有发现过吗？你们的人性已被别人剥夺，你们现在是以兽性向同胞夸耀了，难道你们就不会感到羞耻的？

    暴君的臣民，比暴君更暴虐；独裁者的军兵，比独裁者更凶残。而且这不仅在内战的前线，凡有人民的地方，就有悲剧；凡有国军的地方，就有杀害。可以统计的话，我想每天在“平和的”省份地区牺牲于暴力统治的人民恐怕不会少过前线的伤亡的。如果一天还是这样的“国”，一天还是这样的“国军”，人民命也保不住了，还说什么“民主”？前线不知怎样，在后方，你们的捷报是传遍的了，英勇的国军呀！

    载新三号（1947年1月出版）

    申诉

    ……

    丘东平

    我们没有不同的地方，都是死亡！都是死亡！朋友，再也不能忍耐，我要从死亡的痛苦逃亡！可是呀，逃到海之角，逃到天边，结果呢，仍是离不了死亡的痛苦，痛苦的死亡！没有过去，只有现在；只有现在，不见未来；现在？过去？未来？朋友，我真是心惊胆战，我生怕跟随死亡之日，同时也消失了年、月、时间。

    我们不要说死亡的结果是痛苦，我们要说死亡的原由是振奋，是义勇，是伟大的中华民族的灵魂之跳荡！

    然而，不是慰解，这是欺骗。

    是的，没有慰解不是欺骗，然而欺骗在我们的需要正如饥馑之于食粮；要是食粮的欺骗可以令我们忘掉饥馑啊，我们之切求慰解，也正是饥馑之切求食粮！

    痛苦啊，伟大的死亡！

    如今，千金之金躯已成腐烂，群蛆在这里大开盛筵！是地面，还是海洋？然而地面，地面，愿你也裂开变成海洋！我要远掷了，可怕的残骸哟，我要远掷你于海洋；狂涛与骤浪，快来淹卷！

    然而我呢！我是死亡中之感觉，感觉中之死亡！有如舌之尝味，指之探汤；死亡寓于最灵敏的感觉，死亡于我的感觉竟是这么清晰、明显，一丝也不漠然！啊，感觉，感觉，愿你也跟随死亡一体被葬！

    我赞美你神之巨灵，伟大的仁慈，是你不灭的霞光；热爱出于你的怜悯！神之巨灵，愿你以权威的臂膊开创死亡中之死亡；不要减轻死亡的痛苦，宁以痛苦加重死亡！

    这是无聊的，为战争而死，是多么的蠢笨、痴呆！要是这样的事情还有值得我们一再缕述的意义，那么，就让我说一说战死以前的几个钟头的时间；在这几个钟头的时间，死亡已经张开了他的臂膊在窥伺着我，有如屠宰者之窥伺猪栏！在这几个钟头的时间，我将亏负了一生的聪明机警；对于敌人的防守既已智穷力竭，这样就宣告了我已身之被杀、死亡！

    这是五点的时候了，我放哨的那木桥边；交上了七点，我转进那低矮的灌木丛，枪早上了刺刀，我的眼向着四周不停的望；天是那么的黑，几乎伸手也不见掌。寂静哟，一里外还听得风吹草木响！我的刺刀就向前准备，不消说子弹也已经进膛。我注意那丛密的树林，那小河流低斜的岸畔以及其他有着什么掩蔽的地方，因为那狡猾的敌人会像狗一样潜到你的身边，却教你不察不见，我这些准备终竟也不是徒然。十点以后，我听见前面的草木，发出低微的音响，同时我发觉那荒草堆中有一个黑影，我立即轻步转进可以掩蔽的大树干的背面，那狗的一丝一毫的蠕动也逃不了我锐利的目光。不久之后，我发觉这黑影之后又有黑影，我知道已经实行进袭，我沉思之间，前面蠕动的黑影已经到了我的脚边，却喜我还未被发见。这是我的生死关头，我不能不看准他的背，把刺刀猛力刺上！被刺的敌人叫一声，那后面的黑影立即集拢来向我猛扑，我朝着有掩蔽的树林稍作后退，随即把枪对准开放；我一面阻止他们的前进，一面还是后退，已经退到壕沟的里面。然而我绝未觉察，因为我的聪明与机警既已耗尽，人再也没有保持生机的能力，一颗子弹便洞穿了我的胸膛！

    我将述说什么？不是平庸无奇，淡然无味的么！即使我所述说的并不令你们难耐厌倦，可是我将述说什么？不是跟别的人所述说的一样，杀敌，被杀，这一套空洞而无内容的把戏么！我要问：战争，这是涂着什么颜面的东西？在算术的演式上，这是抱着众多的数目去乘一个〇，要不然，就是(3+2)-5的这个最愚笨的玩意；如果战争是可以止渴的流质，这流质就是鸩酒吧！如果战争是供人消遣的话剧，那话剧的节目就是“乐极生悲”吧！然而，这到底要成为怎样的一种哲理？这哲理恰好告诉我们：唯其如此，所以战争成为了人类最伟大的玩具！

    在生前，我隶属于中国军的机关枪连，我握有中国军最锋利的武器，这便是我一手所使用的马克沁机关枪！我以机关枪扫射借坦克军掩护前进的敌人和集密队伍，我以机关枪击落敌人的凶猛的飞机，我以机关枪驱逐敌人的狂暴的兵舰，与七十二生的①（此处疑有错字。）大炮争雄抗拒，然而就仅仅经过这数度的争执，我的头颅已经洞穿，我的四肢已经折断；战争的铁蹄，在我的头上进退舞踏，这舞踏的音律似乎告诉了我，彼时是你把我葬送，此刻却由我来攫取你的生命！完结了啊！我已经不忍再又述说这痛苦的事情。

    许恕我吧，我没有体验过真实的战争；对于战争，我已经遗下了莫大的憾意，我是战争之贫困，战争之饥渴，总之，战争之不满足者。我不欢迎战争，却不能不接待战争。我没有希望战争，然而，要是战争已经不速而来，这倒是战争之莫逆者，我诅咒战争之野心家，我痛恨战争之策划者，然而要是以战争为痛苦之事而必须逃避，这倒是比战争更无聊，更可笑的蠢东西！我不是什么英雄也不是什么豪杰，然而我有我的坚强、我的义勇的品质，我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人体之中，凡是足以面当战争而无恐者我也齐全具备，并不比谁缺漏了一毫一厘！战争以友我为得计，我亦以友战争为可喜。单简单说，这就是以战争报答战争！

    杀敌而后被杀，即使是空洞而无内容的把戏，这正是恨散冤消，死也愿意；世间没有战士的幸运，这便是幸运的战士！然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哈哈，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战争变成了路人，这不是我所接待的战争；战争变成了盗窃，这不是我所接待的战争；战争变成了暴客，这不是我所接待的战争；总之我被战争所误了！我被战争所误了！战争所临于我者是凶狂的巨炮，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战争所临于我者是暴烈的飞机，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战争所临于我者是残酷的达姆达姆弹，横行无阻的坦克，威猛莫敌的火焰机与毒瓦斯，我呢，只是一杆破旧的步枪！不相识的战争哟，拐骗的战争哟，强行劫夺的战争哟，你是变幻莫测的术士，你是权威的巨灵，你是不可仰视的皇帝么？——渺小了啊！渺小了啊！我还未对敌人张目正视，而敌人已经扑杀了我！

    载《现代》第5卷第5期（1934年9月出版）

    大题小解之一

    ……

    茅盾

    今天中国社会的经济性质，比起抗战以前来，似乎颇有不同。这不同的地方，是敌人的残暴的侵略与我们英勇的抗战之结果。事实告诉我们：在华北沦陷区以及华中华南敌人势力较为稳固的区域，原来的半封建关系与日本帝国主义的财政资本相结托，日趋于完全殖民地化，尤其在华北沦陷区，变化得更其顽固与反动；在大后方，主要的还是半封建的与半殖民地的，虽然有点民族工业的“建设”，但在比重上，是渺小不足道的；这都可以说是敌人侵略的结果。

    然而也有不辞斗争的残酷与艰辛，正在挣脱殖民地的命运，并改造半封建关系的地区，例如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其在进步力量更雄厚且巩固的地方，则达到了已经肃清帝国主义势力和扫除了封建关系的地步；这都可以说是我们英勇抗战的结果。

    近来报上常常谈到我们经济上的严重现象。所有关于这方面的论述，似乎都学取了文艺作者的所谓“形象化”的手法，所以满纸都是物资的流通呀，资金的内输呀，物价的平抑呀，而对于根本问题反不提了。现在还不见有从全面的根本的问题上去说明去表现抗战数年来种种现象的文艺作品，如果有人要这样写，那么，首先是一些昨日主抗而今日不主抗到底，或最初不热心于抗而现在却希望“相持阶段”无限延长的人们的心理，如果不研究了他们的“财产损益”的账簿，明白了数年的抗战对于他们的荷包的消长有过如何的影响，或继续抗，且抗到底，又将有如何的影响，那恐怕难于写得深刻的罢？其次，关于广大农民的英勇地加入抗战而且坚持抗战，我们看见了不少的文艺上的反映了，例如最唯心的写法是把农民个个写成深明大义的文天祥，——或者是因为“潜在的民族意识突然觉醒了”，自然我们也不否认这是可有的，但事实告诉我们这也只是“可有”而已，非可以概括一切；又或把敌人的烧杀抢掠作为农民反抗的动因，则同样的可以视作现象之一而已，未足以概括。为什么？因为如果仅从民族意识，或敌人的烧杀抢劫去了解，则要说明伪维持会之何以多失败，以及敌人怀柔政策之何以无效，便只能乞灵于唯心论，或陷于浅薄的表面的分析，说“其中尚多矛盾”而已。

    农民能够被动员起来抗战，这是由于民族意识（用平常话来说，就是他们先天的懂得异族人动刀兵打来，无非要夺取他们的东西，要危害他们），但农民还能不受种种政治欺骗，还能忍痛坚持抗战，那就因为他们还要求生存，——更好的生活，谁能解除他们身上的封建剥削，谁就赢得了他们。伪维持会是甘心为敌人作工具的反动封建势力的政权，它只有加紧了封建剥削，怀柔政策亦同样，所以都无效果。从这上面，方能说明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何以能粉碎敌人的多次“扫荡”，才能深刻地表现农民的英勇和坚决，而且也能“预言”抗日根据地之将屹然存在而且发展，更可以指出倘若不从解除农民的封建剥削入手而妄想在敌后打游击，那只是自欺欺人。

    早就有人说过：我们要表现抗战在人们生活上思想上所引起的一切变化；也有人在努力寻求这样的变化，而思欲表现之。但是至今为止，所有努力的成果，似乎还不尽餍足人们的期望，原因或者就在于此。英勇坚决悲壮的场面和故事，自然不可少，可是光有这些故事而不指出何以能如此，于是朴质而现实主义者的农民便都变成“抱有高超理想”和“非常节操”的贤圣和英雄，结果我们便只有抗战八股。但自然也还有人为的障碍，使得即使有思表现何以能如此者，写成以后亦不能见人。

    现在，似乎朝野一致都在向作家“定货”，这一笔定单，似乎还没受主。总算还客气，还没有大骂作家们是“中华民族最没出息的儿女”。做中国的作家其实也真怄气，一方要你写，一方又限制你写，——不说写罢，要找点材料也不易，例如上面说的经济现象你所能看到的材料只是资金内输，物价平抑，如此而已。这在今天的“经济论文”也许够“形象化”了，而在文艺作者手中，却远觉不足。

    （三十年夏于香港）载第2卷第3期（1941年5月出版）

    血书（节选）[原文约12000字，此处节选了其中的第三部分。]

    ——读土改文件

    ……

    聂绀弩[本文发表时署名绀弩。]

    尼采，天下之妄人也；假如也有点点可取之处，就在于他知道有一种书是用血写的，虽然他未必知道是什么书。世上真有用血写的书么？有！土改文件就是。用谁的血呢？人民自己的。这不仅指在今天为了土改而进行的战争中，遭受美蒋的枪炮炸弹而流的血，也不仅指二十多年来为革命与抗战而流的血，也不仅指中国人民的血；自有历史以来，古今中外，农民的起义，不知有多少次，也不知多少次被地主阶级的政权荡平了，否则就被想做皇帝的野心家掉包了，农民自己总是徒劳枉功地替别人流血。“黄巢杀人八百万”，这话的真实的意义是“为剿黄巢而杀人八百万”，狡猾的统治者把他们自己所杀的人，连黄巢也在内，都写在黄巢账上了。对于李自成、张献忠、太平天国等等，也无不如是。农民不但流自己的血，身上还要染上从屠杀者的血口所喷出来的血！

    在中国，凡是关于农民起义的记述，都是屠杀者的帮闲们仰承屠杀者的意旨而写的；说他们是大逆不道，说他们是乱臣贼子，说他们是盗匪贼寇（现在的国民党还称共产党为“共匪”）。至于屠杀者却反而是“元和天子神武姿，彼何人哉轩与羲”，巍巍乎，荡荡乎，无能名焉。帮闲们用这些词藻掩饰屠杀者的狰狞面目，也冲淡被屠杀的农民的血色，词藻所含的真正的意义反而很少人理解了。为什么本文一开首就引用马丁·路德的话呢？就因为那些话与中国帮闲文人笔下的扭捏做作大大地不同，它是直率坦白的，“杀呀！杀呀！”他喊。在这口令之下，倾泻的、汹涌的当然是农民的血——一这比中国文人笔下的装潢好懂得多，举一反三，我们应该不难领悟到就是中国圣君贤臣们戡乱荡寇、安邦定国的丰功伟绩，也是如何的血痕斑斑！其实，又何止由农民起义而引起的战争流的是农民的血？一切的战争，天子与诸侯，诸侯与诸侯，诸侯与大夫，大夫与大夫，军阀与军阀，帝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又何尝不是流的农民的血呢？甚至被统治者驱策去剿平农民起义的也是农民，少不得也要流血！每天翻开各种报纸，总有两军歼敌的数字，无论被称为“国军”或“共匪”，无论意义与价值如何，那数字包含的是农民的血！

    历来的农民运动，都与宗教、迷信、乃至妖术之类有关。太平青领道、五斗米道、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红枪会等等都是。农民，劳力的成果都被地主阶级抢去了；除了鞭打、拘捕、屠杀之类，别人就再没有什么事要找他们的了。他们的生活，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谁来过问呢？不错，儒家也曾想到“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但那都是为统治者设想的，要统治者来实行的。统治者对于这一件事，先天地具有不彻底性；因为他们有一个矛盾：一面固然要灌输一些麻醉剂给农民，让农民变得更驯良，更容易统治；一面又怕农民因此而真有了知识，看出那些教义的欺骗，看出统治者的破绽而觉醒起来，发生更多的叛乱。统治者是无法使农民有知识，不敢使农民真有知识的。至于农民呢，当有人来要向他们“谨”什么“教”、“申”什么“义”的时候，也许不敢不遵从；但那只是虚应故事，阳奉阴违的官样文章；和对摇役赋税一样，不敢不应承（他们明白那不应承的结果），却绝非心甘情愿的。他们不高兴统治者，“帝力何有于我哉”（《击壤歌》），就是他们对统治者的看法；他们看不起在统治者底下讨生活的读书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论语》），就是他们对“夫子”们的看法。对统治者和帮闲的看法既然如此，对于统治者和帮闲们的教义会有什么好感呢？那些教义除了告诉他们怎样做顺民以外，与他们心里的痒处又有什么关系呢？农民是不愿意从那些教义得到什么知识的。但这决不足以证明农民不需要知识，不过不需要从统治者和帮闲所要栽给他们的知识罢了。假如有从另外的方面来的，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尤其是和改善生活有关的，尤其是和内心生活有关的知识或假知识或非知识，他们却需要之至，欢迎之至，甚至不恤用自己的生命与家室儿女欢迎它。地主阶级的压迫太沉重了，历史太悠久了，统治的网太严密了——政府、法律、监牢、城堡、官吏、差弁、军队、刽子手……所有这些，在一个个人，一家家人地过着日子的农民看来，在不知道自身力量，不懂得团结的力量的农民看来，是不可动摇的，不可侵犯的，不可反抗的，是超人力的天意、神力、命运所安排的。这就是农民的迷信与宗教观念以及迷信与宗教观念之牢不可破的根源。这自然可以产生一些听天由命、安分守己的哲学来自我麻醉，但这哲学是很无力的，一方面固然因为和统治者教他们怎样当顺民的教义是一样东西，立刻就会被统治者所利用；而主要的方面是它与现实生活不相调协。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并不因为有了心灵的麻醉就真地感觉得轻松了。为了生存，仅仅为了生存，他们不能不反抗，至少不能忘情于反抗。于是乞怜于神灵，希望天老爷早把恶人收去，希望真命天子早日出世；而农民领袖或江湖术士也就用神或上帝之名以及别种超人力的妖术之类来骗诱他们。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刀砍不进，枪打不入，尽管不经、不合理、无常识，荒谬可笑，但农民不但无力辨认，反而认为是自己好久以来，在心底痴心妄想、求之不得的东西。这才是与他们的生活有关的，能够改善生活的，搔着心里的痒处的宝贵的知识呀！你想，他们如果真有了那些法术，还怕什么地主呢？还怕什么官兵呢？一句话，还怕什么呢？他们就要把世界照他们自己的意见重新安排了。不用说，奇迹是世上所没有的。宗教、迷信、妖术，决不能帮助他们，决不能挡住统治者排山倒海、杀奔而来的兵力，结果，他们只有流血，枉然地流血！

    今天，只有今天，我们的农民，才从宗教、迷信、妖术的影响之下解放出来，才不相信任何超人力的东西，才懂得自己的力量，团结的力量，并且懂得和他们的同盟者与领导者一起，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之下共同战斗；而一这样，他们就成功了！

    土改文件就证明着这一事实。多少血换来的经验教训呀！因此，我说，土改文件是一部用血写的圣书！

    载《野草文丛11·血书》（1948年8月20日出版）

    鞭子·奴才·鹰犬

    ……

    廖沫沙[本文发表时署名易庸。]

    在香港，我看见街上的人们整整齐齐排着几里路长的密集队伍，等候买米，就曾发出一种疑问：这些人为什么能这样忍耐，这样驯良？据一般西洋人或西洋化的中国人论断，中国人不是最不遵守秩序的吗？

    买米是静静地排着队伍；自来水断了，到街喉去取水，也是静静地排着队伍。看他们那一种有耐性能忍受的神态，一面觉得惊奇，一面也觉得佩服。但后来看见一个日本小鬼，只穿着一件汗衫，在队伍的两端跑得满头大汗（那时是十二月天气，香港也得穿上棉衣），手中挥着鞭子，口里不住的嚷叫，才恍然大悟：哦，这种秩序，是如此训练出来的。

    实际是这种训练，并不自日本小鬼开始，在日本小鬼来到香港以前，就已经由另一种地位相当，而资格更老的来训练好了。训练的方法，也不外是鞭子，和汗——也可说是一种血和汗的成品吧！

    自从看见和队伍相伴的“鞭子”，我对于这种队伍不再感到“兴趣”，而且，反觉有些厌恶，甚至于愤懑，不愿意再看见这种秩序，再看见这么驯良的行列了。事实上这哪里算是“驯良”？不过是鞭子下面的“驯顺”罢了。

    而不久，我又发现：还保存了一点野性的是女人。在这些队伍之中，能不怕鞭子，突破这个奴隶秩序的，往往是那些垂着辫子、短衣赤脚的女人。她们为了取得生存的食料，能比男人更勇敢，更英挺地冒着鞭挞，突破阻碍，争向前去。

    当然，这种争斗的目标，从那些鼓腹而歌的人们看来，未免太不足道；而且也并不十分“可敬”，不过是起源于她们更自私自利而已，并不是真正把什么枷锁打断了，把什么压迫摧毁了。但是仔细一想，这一星星不驯服的野火，何尝不就是燎原大火的根源呢？

    因此，虽然只是这样一点点野蛮性，我也觉得是可贵的；比那些一见鞭子便低头驯服的人，已经是高了一等，不可多得的了。

    而不久，我又发现：还有比那些见了鞭子才低头屈服的人更不如的。有一种不能够确定国籍的黄色人，却不要见到鞭子，使自动夹住“尾巴”，以头抢地。

    这也是在香港。日本小鬼登陆之后，有些街口，竖着一块纸牌，上写“行人靠右（或左），须向岗位敬礼”。经过这些地方，人们大都从另一边快步走过，我不曾看见真有人敬礼的事实；但我听人说，曾有人被日本小鬼打过嘴巴，并且捺下脑袋，敬礼而去。显然这是屈服于鞭子的一例，我觉得已无可“非议”的了。然而不久，我亲眼看到一人，不是在这些竖纸牌的地方，也就不是在有鞭子的地方，即使和日本小鬼摩肩而过，也不会发生什么不敬的危险；然而他，忽然心血来潮，“喀嚓”一声，两脚并立而举手齐眉，向对面走来的两个日本小鬼，“声势汹汹”地敬了一个“军礼”。那两个小鬼正在谈笑自若的，听见这声音颇吃了一惊，随后便横他一眼，阔步而去。

    他“喀嚓”的时候，我不幸是跟在他后面的，先看见他响声所自的脚，是一双破旧的黑皮鞋，往上便是暗灰色的旧西服，头上没有帽子，蓄着长长的头发，虽只看见他的背影，却立刻感觉他是一个不会超过三十岁的青年，他的手从额头上放下来，还在右下方摆了一摆，迅速而且有力。

    使我愤怒而羞愧的，是我和他穿着同等的服装，而同有一张黄色的面孔。他向小鬼们敬了一个礼，就踏着轻快的脚步，扬长去了，我跟在他的后面不自觉地脚步迟滞起来，心里好像被人点燃了一把无名的火，在里面突然焚烧。我看看前后左右的行人，都带着一副并无特殊感觉的脸色，匆匆地走过，好像没有这回事一样，这不仅使我愤懑，而且更使我惊奇：难道这是一件平常小事吗？

    但随后我就得到解答：这也是鞭子所训练出来的！

    而不久，我又发现：鞭子倘仅仅训练出这样一批“驯顺”的奴才，倒也罢了，更厉害的是从这个训练，训练出一种虽比普通的奴才还驯顺，然而也比普通的奴才更桀骜险恶的鹰犬；普通的奴才不过是自己驯顺而已，而这些鹰犬式的奴才，却不但自己驯顺，而且以咬啮那些不驯顺的人为驯顺。

    这种鹰犬式的奴才，不自今始。凡一个侵略者或压迫者进来，随着他的鞭子所产生的，最先就是这样一批鹰犬式的奴才，然后以这种奴才来统治别一些奴才。“鹰犬奴才”，在中国的历史上，是不乏先例的，满清初入中国，就大大地训练过这样一批。作为满人统治中国的象征的，是两件事：一是薙发改装，二是文字避讳。这两件事，正是“鹰犬奴才”们表示驯顺效忠闹出来的把戏，而这两件事也最能够代表他们的作风。手边正有一本小书，叫《研闻堂见闻杂记》，顺手抄一段来作“鹰犬奴才”的标本吧：

    （满清）之初入中国也，衣冠一仍汉制，凡中朝臣子，皆束发顶进贤冠，为长袖大服，分为满汉两班。有山东进士孙之獬，阴为计，首薙发迎降，以冀独得欢心。乃归满班，则满以其为汉人也，不受；归汉班，则汉以其为满饰也，不容。于是羞愤上疏，大略谓：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于是削发令下，而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灶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这位作者虽也是奴才之一，但属于普通驯顺的一派，所以他对孙之獬这样的鹰犬主义颇表不满，除开揭露他的嘴脸之外，还加以痛斥，说他讨“欢心”，贪富贵，“一念无耻”，而“荼毒无穷”。

    其实“薙发迎降”的人，并不是从孙之獬开始，不过别人只以此表示驯顺，而他却借此咬嚼舌头，把别人的血来膏染自己的富贵，独得主人的欢心。

    这种鹰犬式的奴才，自古便有，而如今为烈，凡一切最落后的殖民地区就更加多不可数，举眼便见，我想，近例是不用举出来的。

    但不久，我又发现：那些用鞭子来训练奴才和鹰犬的，一旦被夺去鞭子，便立刻也变成奴才和鹰犬，而且比他所训练过的还不如。眼前的实例，是爱泼斯坦先生所写的《赤柱集中营》，他把这些放下鞭子立地成奴的人们，作了最真实的一幅写生像，使我们读过它的人，宛如目睹，啼笑俱非。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爱泼斯坦先生“惨痛”的报道，我想不应该只当作过去的描画，而且是对那些现在与将来，一切拿着鞭子的下一个警告：中国有一个古谚：“种瓜者得瓜，种豆者得豆。”一切以鞭子来使人驯顺，而驱鹰使犬的，他将同样被鞭子来驯服他自己，甚至为那些驱使过的鹰犬所咬死！

    这古谚不仅实用于香港、马来、新加坡，而且也实用于其他地方；这警告不仅是对日本小鬼，而且是对一切侵略者与压迫者！

    载第4卷第3期（1942年6月出版）

    论目前中国批评界之浅妄

    ——我们果真不需要批评吗？

    ……

    李长之

    自来创作家是不大同意于批评家的，但错不一定在批评家，关键却往往在创作家因了自己创作时所费的辛苦，一变而为对作品的过分珍惜，也会因自己对作品的优胜是冀求太切了，便容易感到去初愿太远，因而免不掉过分的灰心，但在批评家却比较客观一点，当然和创作家对于同一作品的意见容易有些出入了。然而真正的大批评家却是决不会忽略作家的辛苦的，因为真正的大批评家乃是锐感的，也同时是多半富有创作的天才的，他自己对创作的经历并不见得比单单从事于创作的人若何贫乏，我们只消看看歌德，看看雷兴(Lessing)的著作生活，一定可马上了然。正因为他们能够吟味创作历程中的辛苦，可以设身处地的，分担作者对于作品的关怀，并且于关怀之中，又想到作品的进一步的开展，惟独这一点，在作家却是因为创作一篇作品后的疲劳而不暇思索的，恰是批评家帮了忙。作家对作品因冀求太切，也太奢，而来的那些苦恼，批评家正能予以安慰，予以原谅，予以勇气，凡是作家自己所不曾意识到的才能、禀赋，批评家往往抉发出，指点出，使作家认准了方向，可以运用他那天才之最大的限度所能企及的步驱，以完成惊天动地的为了全人类的大功勋。伟大的批评家，是作家的一面镜子，使太重视自己作品的作家来一个清醒，又使太失掉自信的作家重建起自信。同时那些流俗的足以动摇视听的褒贬，以及影响作家的高兴或扫兴的舆论，批评家也负着扫荡廓清的职责，总之，任务在使作品的真面目真价值大白于天下，不但为读者，也为了作家。人尽有不要镜子的，怕照出来难看，也有极少数的怕照出太好的面孔来，倒自己不敢承当。然而，假如有点英雄能本色的气量，偏愿意知道自己什么样子，也偏肯虚心地依了镜子上的真相，把面孔上什么地方是灰尘，什么地方是肌肤认识个清清楚楚，于是从而把灰尘洗净，把肌肤更加以锻炼和滋养，以作到更其康健而且更其强有力的地步，他爱自己，他便不能不同时爱镜子了。大作家没有不是对真正的批评家怀着好意的，真正的批评家也没有不是使大作家首肯的。

    事事贫乏的中国，第一流的作家是太少太少了的，即以一个作家论，产量也终嫌太小，不用说，好的作品是更其稀罕了。同样，像回事的批评，简直就近于乌有。即在这种贫乏、枯窘、可怜状下，我们见到作家对于批评的不满了。就我看，这却绝不是方才所说那种一般的文坛上作家和批评家的，由对作品的距离远近不同而来的主观客观色彩浓淡之差异，因而发生的意见的出入，根本上，乃是在于现在批评界的浅薄和愚妄。

    一切不学无术的人们，是在点缀着、支持着中国贫乏寂寞枯窘的文坛了。假设他们从事于创作，因为中国还没有真正的批评者的原故，其肤浅、空虚、诞妄是稍稍可以掩饰的，一旦而冒充理论家，弱点遂完全暴露无遗了。狗咬狗似的论战，是在充斥着了，然而谁也咬不着谁，原因是在对手都是没有生命、没有灵魂的臭架子，而攻人的人又都是缺少能够窥出对手的要害来的盲目者。他们之所以咬，是因为所见的太小，一如蝇子不能放过桌上的尘埃，而他们之所以咬不着，却是还没有咬的才干。彼此都没有战斗力，都没有论据，糊里糊涂的一幕一幕在演，结果每每是空洞得一无所得。

    批评是要清楚的，但这般人所会的是糊涂。宛如袭了军阀在政治上卑劣的故智，用外人的势力，以施向本国人的压迫，人人有供奉着的木主了，反正是《猫城记》里所谓呀呀夫斯基之流，顺口瞎溜的对作品便硬扣。倘若真是怎么样怎么样也罢了，完全不是的，充其量，不过如道士的画符驱鬼，他自己即莫明其妙，别人当然无从心服。什么卢那卡尔斯基，什么佛理采，什么波格达诺夫，什么布哈林……便都是目前最时髦的共同的木主了。到底那是怎么回事，他们的整个思想体系在哪儿，全般的看起来，优长在哪儿，缺陷又在哪儿，……目前的理论家是瞪眼的。他只等着日本人的勤快的介绍，作为自己懒惰的靠山，倘若日本人没注意那些大处，他便只有沉寂了。

    学术上的贫困，却又无知妄作，是目前批评界的浅薄愚妄的大原因。这些人最大的毛病是懒惰，其次是能力上的欠缺，他们根本上胃口弱，所以不能够消化什么硬东西。对国外的东西，总因有可用以降魔的信赖，不妨随便搬运来装装自己的门面的，当然也说不定是些稀松平常的土块。真正逢到理论，要他批评出点意见，却把他烧成灰也做不来了。他只有两法（其实还是一法，即是把理论的东西踢开），不是说不值得谈，即是说大概很有价值，不过他不懂。

    不愿意去理解理论的文章，是没法自己作理论文章（批评）的，不能够理解理论的文章，是没法理解一个作品的。这就无怪乎目前的批评界，即使对于仅可致力的作品的批评，也只有随感录式的了，他抓不住作家的思想、心情和技巧的中心，他无从论到优劣，他只有不相干的书本的印刷上或者定价上的随感。

    那方式几乎成了套，起首是说无意间碰到了这书，也许在书摊上，也许在友人处，意思是表示并没把作家和作品放在心上，同时，也是表示作的批评是偶而为之的，希图不必负大责任。这已经可恶，你不肯认真去做，何必亵渎批评的尊严？正如《聊斋》中所说的狐狸，变成了人，装人，但有时还露出那没变好的尾巴，倘若大街上真有这样带尾巴的冒牌的人，我们一定不惜加以肃清的，冒牌的批评，我们却未免还太姑息。这成了习套的批评，于露出尾巴之后，便照例是照着原有的书的目次，大抄特抄了，其次是背诵一些不关痛痒的内容，又定把轻重倒置，结论却是一共多少页，再和定价一对照，于是可见太贵或太贱。倘若出之本领稍高的人，他便会加上“颇值一读”或者“不值一读”的按语，这种话既无分量，又不涉观点，更不代表什么清晰的意见，仿佛耍得很漂亮，其实这恰是回应了他在篇首所露的尾巴。还有一种人，专门会检定人的意识，他自己总有一套万年陈的八股，逢书便用，那更简单得可怜了，大概写工人的胜利的，总是意识正确，稍微写点革命的波折，一定是歪曲，倘若不幸而故事是提到大多数的中产阶级的学生，便无疑是反革命了。在这种人，已经到了不可理喻的昏迷状态了，对文化上的遗产，在他们是一概否认的了，可是新文化的建设，他们也仍然茫无所知，他所知的，只有手里的八股。这种人，只可以算是病人，我们眼看着他在阵阵的发烧，然而已经到了没法解热的地步。同时，他们也是愚痴的人，没有脑子的人，看见戏上的奸曹操而必欲赏以耳光的人，不配看艺术，不配读什么作品。出自这些人之手里的批评，便是作家所不能忍耐的随感式的批评了。

    有的人甚而说，作批评的人，还不如普通的读者。当然的，像目前的这些如蛆蝇逐膻的依附报章杂志专作凑样的书评的批评家们，真不如读者，至少在惹人的感印上如此。读者还像一张白纸，这些批评家终究是无数小黑点。附带而来的，是批评的事业，渐渐为人所轻视了，以为批评是不需要了。

    竟然达到这个结论，的确是件大错误。而致误之由，却不能不说这般不要脸的冒牌的批评家负其责。事情很显然，我们不是需要不需要批评家的问题，乃是需要什么样批评家的问题。痛快了讲，我们是肯定地不要这些冒牌的贪便宜的懒惰的浅薄愚妄的批评家，但我们还要真正的有学识的有天才的虚心而勤勉的忠实深刻的批评家。

    单注意与朋友的调子同不同的批评家是过去了，单注意转变不转变以定作品死去了不死去了的批评家也被人厌弃了，目前这些琐屑的取憎的冒牌的随感式的批评家当然不久会被人在批评事业的尊严上拂拭掉了的，社会尽管不安定，培养一个天才尽管如何艰窘，我信终有支配一切困难的伟大的批评家的出现，从文学批评到文学史，文学史到文学建设，这是惟一的康庄大道，我们静待真正的大批评家给开拓。

    载《现代》第4卷第6期（1934年4月出版）

    童匪猖獗

    ……

    聂绀弩[本文发表时署名迈斯。载新三号（1947年1月1日出版）]

    据报载：广东海面海匪猖獗，九月中旬我国“海兴”军舰一艘在三灶岛茫州海面被劫去；最近又有“海通”轮载货经该海面时，匪徒利用海兴舰，亦将该轮俘劫。据报案人称：行劫匪徒均系十五岁以下之童匪一百余人。粤省当局对此案异常重视，将予一网打尽云云。

    假如这消息是真的，古老的中国呀，你未免太可悲了！

    人虐待人，必不能存在于即将到来的合理社会里，儿童虐待是人虐待人的最高表现，而使儿童成百成百变成“海匪”，又是儿童虐待的最高表现。那么，中国，你将怎样走进那即将到来的社会去呢？

    那些成百的“十五岁以下”的“童匪”，决不是劫掠者，而是被劫掠者，在他们成为“童匪”之前，他们的生命，他们的一切，早被别人劫掠得干干净净了，这才成为“童匪”的。而且连靠劫掠维持着的仅有的生命，也将被“当局”“一网打尽”了！

    生存，生殖，是一切动物所共有的本能和欲望吧。但在中国也是一种必须歌颂的伟大的东西。生存太不容易：生命，一切，随时都要提防被“一网打尽”；生殖更是多余：凭什么要增加“童匪”的数目，替“当局”增加建功立业、“一网打尽”的材料呢？在这样的中国，而竟也有生存和生殖的本能和欲望，要说不是强者，未免太难了，我们这些值得歌颂的伟大的中国人民！

    然而“童匪”也透露了一个可喜的消息：今天的中国连“十五岁以下的”儿童都站起来了，都成百地组织起来了，多么惊人哪，在海面上行起劫来，简直连“军舰”都不能奈何他们了！虽然今天还不过是“匪”，但总有一天，会不是“匪”的。也就难怪“当局”“异常重视……”了。

    有人说：“救救孩子！”不！我要说：“孩子们救救我们，救救我们这可悲的中国！”

    载新三号（1941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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