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第三种人”

    ……

    鲁迅

    这三年来关于文艺上的论争是沉寂的，除了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挂着“左翼”的招牌，在马克思主义里发现了文艺自由论，列宁主义里找到了杀尽共匪说的论客的“理论”之外，几乎没有人能够开口。然而倘是“为文艺而文艺”的文艺，却还是“自由”的，因为他绝没有收了卢布的嫌疑。但在“第三种人”，就是“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人”，又不免有一种苦痛的预感：左翼文坛要说他是“资产阶级的走狗”。

    代表了这一种“第三种人”来鸣不平的，是《现代》第三和第六期上的苏汶先生的文章——我在这里先应该声明，我为便利起见，暂时用了“代表”，“第三种人”这些字眼。虽然明知道苏汶先生的“作家之群”，是也如拒绝“或者”、“多少”、“影响”这一类不十分决定的字眼一样，不要固定的名称的，因为名称一固定，也就不自由了——他以为左翼的批评家，动不动就说作家是“资产阶级的走狗”，甚至于将中立者认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认为“资产阶级的走狗”的可能，号称“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种人”又要作而不敢，于是文坛上便没有东西了。然而文艺据说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于阶级斗争之外的，为将来的，这就是“第三种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艺。——但可惜，被左翼理论家弄得不敢作了，因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骂的预感。

    我相信这种预感是会有的，而以“第三种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说，现在很有懂得理论，而感情难变的作家。然而感情不变，则懂得理论的度数，就不免和感情已变或略变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两样。苏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来，是并不正确的。

    自然，自从有了左翼文坛以来，理论家曾经犯过错误，作家之中，也不但如苏汶先生所说，有“左而不作”的，并且还有由左而右，甚至于化为民族主义文学的小卒、书坊的老板、敌党的探子的。然而这些讨厌左翼文坛了的文学家所遗下的左翼文坛，却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还在发展，克服自己的坏处，向文艺这神圣之地进军。苏汶先生问过：克服了三年，还没有克服好么？回答是：是的，还要克服下去，三十年也说不定。然而一面克服着，一面进军着，不会做待到克服完成，然后行进那样的傻事的。但是，苏汶先生说过“笑话”：左翼作家在从资本家那儿取得稿费。现在我来说一句真话，是左翼作家还在受封建的资本主义的社会的法律的压迫、禁锢、杀戮。所以左翼刊物，全被摧残，现在非常寥寥，既偶有发表，批评作品的也绝少，而偶有批评作品的，也并未动不动就指作家为“资产阶级的走狗”，而且不要“同路人”。左翼作家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神兵，或国外杀进来的仇敌，他不但要那同走几步的“同路人”，还要招诱那些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来同走呢。

    但现在要问：左翼文坛现在因为受着压迫，不能发表很多的批评，倘一旦有了发表的可能，不至于动不动就指“第三种人”为“资产阶级的走狗”么？我想，倘若左翼批评家没有宣誓不说，又只从坏处着想，那是有可能的，也可以想得比这还要坏。不过我以为这种预测，实在和想到地球也许有破裂之一日，而先行自杀一样，大可不必的。

    然而苏汶先生的“第三种人”，却据说是为了未来的恐怖而“搁笔”了。未曾身历，仅仅因为心造的幻影而搁笔，“死抱住文学不放”的作家的拥抱力，又何其弱呢？两个爱人，有因为预防将来的社会上的斥责而不敢拥抱的么？

    其实，这“第三种人”的“搁笔”，原因并不在左翼批评的严酷。真实原因的所在，是在做不成这样的“第三种人”，做不成这样的人，也就没有了第三种笔，搁与不搁，还谈不到。

    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他离不开，焦躁着，然而并非因为有人摇了摇头，使他不敢拔了的原故。

    所以虽是“第三种人”，一定超不出阶级的。苏汶先生就先在预料阶级的批评了，作品里又岂能摆脱阶级的利害；也一定离不开战斗的，苏汶先生就先以“第三种人”之名提出抗争了，虽然“抗争”之名又为作者所不愿受；而且也跳不过现在的，他在创作超阶级的，为将来的作品之前，先就留心于左翼的批评。

    这确是一种苦境。但这苦境，是因为幻影不能成为实有而来的。即使没有左翼文坛作梗，也不会有“第三种人”，何况作品。但苏汶先生却又心造了一个横暴的左翼文坛的幻影，将“第三种人”的幻影不能出现，以至将来的文艺不能发生的孽，都推给它了。

    左翼作家诚然是不高超的，连环图画、唱本，然而也不到苏汶先生所断定那样的没出息。左翼也要托尔斯泰、弗罗培尔，但不要“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因为他们现在是不要的）的东西”的托尔斯泰和弗罗培尔。他们两个，都是为现在而写的，将来是现在的将来，于现在有意义，才于将来会有意义，“尤其是托尔斯泰，他写些小故事给农民看，也不自命为“第三种人”，当时资产阶级的多少攻击，终于不能使他“搁笔”。左翼虽然诚如苏汶先生所说，不至于蠢到不知道“连环图画是产生不出托尔斯泰，产生不出弗罗培尔来”，但却可以产出密开朗该罗、达文希那样伟大的画手。而且我相信，从唱本和说书里是可以产生托尔斯泰、弗罗培尔的。现在提起密开朗该罗们的画来，谁也没有非议了，但实际上，那不是宗教的宣传画，“旧约”的连环图画么？而且是为了那时的“现在”的。

    总括拢来说，苏汶先生是主张“第三种人”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还不如努力去创作，这是极不错的。

    “定要有自信的勇气，才会有工作的勇气！”这尤其是对的。

    然而苏汶先生又说，许多大大小小的“第三种人们”，却又因为预感了不祥之兆——左翼理论家之批评而“搁笔”了！

    “怎么办呢？”

    三二·一〇·一〇

    载《现代》第2卷第2期（1932年12月出版）

    为小林的被害檄日本警视厅

    ……

    郁达夫

    资本帝国主义末期的法雪斯蒂狂犬们听着！你们平时自负着是执法的机械，日本天皇的顺民，社会治安的保障的，你们真的知不知道人间有羞耻事了？

    小林多喜二氏，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文人，即使你们因他参加了左翼文化团体而目为非法，也尽可以按了你们国家现行的法律以判罪；于秘密中，黑暗里将他惨杀，以卑鄙恶劣的手段，禁止他的丧葬行列，禁止他的尸体解剖，禁止这被害事件的新闻记载，只仅仅以心脏麻痹四字了之，究竟是小林的心脏麻痹了呢，还是你们的心脏麻痹了？这简直是匪的行为，兽的行为，你们自在夸耀的世界一等强国的正义在哪里，法治精神在哪里？

    你们平时老在扬言讥笑，笑中国是匪国，笑中国是不懂法治的劣等国家，以惨害大杉荣的全家老幼男女，及这一回的惨害小林事件看来，则你们的行动，你们的法治，究竟比中国政府及中国劣等军阀的行为优秀得多少？

    像这一种行动，你们还要强辩说是合乎日本帝国国法的话，那你们的帝国简直并不是在昭和治下的帝国，你们的国法也不是日本帝国的国法了，你们不是日本帝国的叛民是什么？你们自以为是统一的国家，但日本帝国之内又有了你们这一个警察帝国，昭和皇帝之外，又有了你们这些警察皇帝，长此下去，日本帝国还可以称作统一的国家么？

    你们出兵侵入满洲热河，出兵图吞上海的时候，唯一的口实，就说是为保持该地的治安，为保护该地侨民的生命财产；现在在你们帝都之下，尚且不能保障人民的生命，对一为社会谋幸福而奋图的日本国民，还要加以惨害，难道你们的保障治安的天职，就在这同疯犬似的乱咬乱杀么？

    你们若想一洗这一个叛君称帝，蔑视法纪，扰乱治安的污点，第一警视总监就应该负责自决，切腹以谢你们的天皇及皇宗皇祖之灵；第二，凡与这一次谋害小林事件有关的刑事侦探警察等人，都应该按照预谋杀人的刑律，施以极刑，方能维持法纪。否则等将来你们日本的民众审判到来之时，一定还须加重和扩大对你们的刑罚。

    一九三三·三月

    载《现代》第3卷第1期（1933年5月出版）

    关于……一切

    ……

    傅东华

    提起笔来，要想写点关于什么，觉得什么都与我无关，也什么都与我有关，故只好提名为“关于……一切”。

    提起“一切”，记得从前当教员的时候，学生课卷上十中有九都用着“一切的一切”这个词，如果汇在一起看，简直如同“雨后春笋一般”。（这也是学生诸君最喜欢用的一句成语。）据说这个辞是从前创造社“创造”出来的，但是查究它的来历，则又据说就是英语“All in all”一个phrase的译语。我因有些怀疑，曾经查考过一下“Dictonary of phrases”，而据一般的解释，这词的意义总不外是“To be everything”或“To be mutually devoted”。例如，“That husband and wife areall in all to each other”，你如果把它译做“那夫妻俩是彼此一切的一切”，恐怕叫洋人自己未必能解罢？

    从此可知创造社的作品所以会风行一时，也许就在他们能够“创造”这一类的词，而且能使“雨后春笋般”的青年们知道“一切的一切”之故罢？

    这且不谈。我此番回到故乡，使我最感安慰的，就在故乡“一切的一切”都并不改从前那种懒洋洋的态度，并且似乎比从前更加懒洋洋了。据说总原因在于谷贱。谷价原非城里人所能操纵的，但是农民们仿佛觉得城里人存心同他们作对，因而群想抵抗城里“一切的一切”。

    京广洋货，南北杂货铺子的生意清淡，无待说了。我曾问过药铺子的老板，他也说生意清淡。我已有些诧异，但他说出的理由却很简单：药铺的大宗生意靠着补品，而补品是可有可无的。我又问过棺材店的掌柜，谁知他也摇头。这就使我莫名其妙了，大概死也为着经济恐慌而实行紧缩罢。

    回到上海，我除开卖文字的朋友更不晓得其他行情。卖文字而能靠版税生活的，便要算是我的阔朋友。但是这一季，一般版税大家莫大哭丧着脸儿叫“惨跌”。

    岂但版税而已，“一切的一切”都在惨跌！

    但是谁甘心由他跌下去呢？于是乎在蛰伏紧缩的状态中仍有一种挣扎，仍有一种幻想。一方面是蛰伏和紧缩，一方面是挣扎和幻想，这就构成现代的“一切的一切”。

    单看文坛罢，作家而不得不有“群”，不得不有“翼”，不得不揭起各色各样的大旗，这就是文坛的挣扎。但是也有耽着幻想的，以为只消肃清一下，便仍可统于一尊，这就犹之老板们幻想明年生意仍可兴隆一样。

    讲到归根，所谓“群”也，“翼”也，实都为着自己的利益。在现在这种年头，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而奋斗，而挣扎，本没有什么难为情，然而偏说是为别人，实在大可不必。

    公然揭起一面旗的朋友们，态度比较老实，但是旗下倘无将士，你就将它摇破了也属无益。

    倒不如我们的对手，他们的作品实比我们刻实。他们不必迎旗，自然联成强固的一翼，只消把你的肚子饿瘪，看你不中途变节，而却还不容你变节！

    呜呼，这就是现代的“一切的一切”！

    载《现代》第2卷第5期（1933年3月出版）

    一周间给五个人的信摘抄

    ……

    沈从文

    一

    不要为回忆把自己弄成衰弱东西，一切回忆都是有毒的。

    不要尽看那些旧书，我们已没有义务再去担负那些过去时代过去人物所留下的趣味同观念了。在我们未老之前，看了过多由于那些老年人为一个长长的民族历史所困苦，融合了向坟墓钻去的道教与佛教的隐遁避世感情，而写成的种种书籍，比回忆还更容易使你未老先衰。

    二

    大概人是要受一种辖治才能像一个人。不拘受神的、受人的、受法律的、受医生的、受金钱或名誉、受过去权威或未来希望，……多少要一点从外而来或自内而发的限制，他才能够好好的生活下去。奴性原是一种本能，一个人无所倾心，就不大像一个人了。

    失恋使你痛苦也是当然的，就因为这是你自己选定的主人，初初人离开你时，你的自由为你所不习惯，所以女人的印象才折磨到你的灵魂。觉得痛苦，就让它痛苦下去，不要用酒用别的东西去救济，也用不着去书本上找寻那些哲理名言罢。酒只是无用处的人懦弱的人才靠到它来壮胆的东西，哲理名言差不多完全是别一个人生活过来思索过来后说出的话语。你的经验，应当使你去痛苦，去深深的思索，打发一些日子。惟一的医药还是“时间”，时间使一个时代的人类污点也可以去尽，让时间治疗一下你这个人为失去了主人而发生的痛苦，实在太容易了。

    三

    不要羡慕那些作家，还是好好的做你的物理实验罢。

    一个写小说的算什么？他知道许多，想过许多，写了许多，其实就永远不能用他那点知识救济一下他自己。他的工作使他身心皆十分疲劳，他的习惯罚他孤单独立……他自己永远同一切生活离开，站得远远的，他却尽幻想到人世上他所没有的爱情和其他东西。他是一个拿了金碗讨饭的乞丐，因为各处讨乞什么也得不到，才一面呻吟一面写许多好梦到这世界上。

    四

    决定一个民族的命运，是能用思索的人就目前环境重新去打算，重新去编排，不是保守那点遵王复古的感情弄得好的。

    与其把大部分信仰力量倾心到过去不再存在的制度上去，不如用到一个崭新的希望上去。

    不要因为一些在你眼前的人小小牺牲就把胆气弄小了。去掉旧的，换上新的，要杀死许多人，饿死许多人，这数目应当很大很大！综合成一篇用血写成吓人的账目，才会稍有头绪！

    五

    一个女人本来就要你们给她思想她才会思想，给她地位她才有地位，同时用规则或人格使她生活得像样一点，她才能够有希望像样一点！

    女子自己不是能生产罪过的！上帝造女子时并不忘记他的手续：第一使她美丽，第二使她聪明，第三使她同情男子。上帝毫不忽略已尽了他造人的责任。可是你们男子办教育的、做丈夫的以及其他制香料的、贩卖虚荣的、说谎话的、唱戏扮王子的、缝衣的、发明鞋子帽子的……却把女子完全弄堕落了。

    七月十三

    载《现代》第1卷第5期（1932年9月出版）

    致石民书六通（选四）

    ……

    梁遇春

    昨夜饮酒逾量，今晨拂晓即醒，无师自通地作出一首香艳的情歌，班门弄斧，乞加斧削。到底成诗与否，尚希见告。少年人到底是少年，枯燥的心，总难免沾些朝露，倘编辑先生以为成诗，则用以填北新空白可也。但弟自己无甚把握，所以请“勿要客气”，（这苏白说得不错）酒意尚在，焉能多说。

    今天病了，所以写信。病得很不哀感顽艳，既不病酒，与愁绪亦决不相关。只是鼻子呼呼，头中闷闷。你迁居后谣诼纷兴，俟我返申实地调查，有何莺声燕语，鸭尾高跟隐在屏后否？阳历中秋之约，恐在于必负之列，良心（交与Nurse）已如风前残烛，一片冰心，将付之东流矣。但万一倘负约，此后愿每月代贵刊作三千万字补白，底于永劫。病中作画，情意实属可感，足下以为如何？

    久未晤，风雨愁人，焉能无念。午夜点滴凄清，撩起无端愁绪。回思弟生平谨愿，绝无浪蝶狂蜂之举，更未曾受人翠袖捧钟，自更谈不到失恋。然每觉具有失恋者之苦衷，前生注定，该当挨苦，才华尚浅，福薄如斯！昨宵雨声不绝，兄当亦为之起坐，或已诗成二字矣。今日细君归宁，重温年前生活，独酌于某酒楼，醉后挑灯，惜无剑可看，要亦别有一番风味也。暇时过我一谈何如？万勿吝步。

    来函久未覆，不忙不病，春困而已。说来真是太小姐气了，怪难为情。前日雁君飘飘然下凡，谈了一天。他面壁十年，的确有独到之处。你何时北上，与这班老朋友，一话当年呢？昨日坐在洋车上，看见燕子穿杨柳枝飞过，觉得真是春到人间了。你记得这儿的柳树吗？那是上海永远找不到的。南京也许还可以看得见，然而隔六朝又太远了，近来颇有多读书少做文章之意，也就是古之学者为已的办法。你以为如何？

    载《现代》第2卷第4期（1933年2月出版）

    女子·圣人·革命

    ……

    秦似

    妇女问题，近来颇成为谈论的重要题目。有人说是别的事情无可谈的缘故，我想也许真确，但至少还应该有一种原因在，就是妇女是社会构成分子的一部分，它代表一种社会力量。历史已经走到旧社会和新社会的分界点，谈论的趋势因之也反映着一个根本问题了。

    但如果说妇女问题的存在和谈论，已经很久远，就进化史和人类历史说来，未必是的。生物的时代和人类初期，不发生妇女问题，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的时候，妇女问题存在了，但不能谈，也不会谈。那时候用的是男性裁定法，印度经典上说女子是“天下之至秽”，基督《圣经》上说女子是“地狱的门户”，自然都是他们的主张，给她们判定的，她们承认了；厌恶之外，还须征服，所谓“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娩婉听从”，外国也采用的，把女人在圣坛作永远服从的宣誓，放在结婚典礼中，女子呢，不消说也“娩婉听从”了。妇女问题的能够提出，能够谈论，是这些圣典和圣典崇奉者的实力统治衰退，奴隶有了自觉的时代，离我们现在实在很近。

    因为近的缘故，有些性急的先生们，听来听去，就目为“虽说千万遍，等于吹牛皮”。真的，国民革命以来，不知多少革命领袖、社会学家为妇女解放呐喊过：搬理论，讲道理，现在由上海新文化书社汇集印行的，就有厚厚的三本。别人耳朵听腻，妇女本身并没有打出什么天下来。妇女问题不存在或妇女解放不能发生效果的持论者，说是“事实胜于雄辩”了。

    但这里面有一层，他们却没有想及，就是“革命尚未成功”。国民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另一面，当然就是解放被统治被压迫的人民。既然妇女也是被压迫者的一部分，革命尚未成功的事实，不就证明妇女问题的存在是合理的吗？

    革命的不能澈底成功，另一面，就证明反革命势力的存在，的宏厚；从妇女问题看，足见释迦牟尼、耶稣彼得和孔孟的统治虽已衰替，但那余炎，尚足以临弱者以万钧，几年前我们还读着《孝经》，便是一例。

    释迦、耶稣、孔孟或者尼采们的圣典的精义，除压迫女子回家庭去外，还有劝导、教育的方法，“十年姆教”，就说明着潜移默化的功夫。他们有整套的家庭理论，而且这些理论必须最后关系到国家、天下、人类。所谓“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夫唱妇随”，都是深体家庭为国家之本而发的。“正位乎外”，显然要攫夺全部的政治经济权的了，但那时候的人们并不觉到。这是教育的成绩。

    现在的反女权论者们，他们也哪里承认自己是反女权？他们不过劝女子们放弃那“徒劳无功”的女权运动，明白“真正的位置是在家”里，从而达到女子和男子相容、相辅、相成罢了。青出于蓝，名流们的傥论，和圣人原是差不多的。本来，人类之间（两性或两种或两组）不应该有相残，有凌压，有虐待，反过来说，就是应该相容、相辅、相成。何况同一种族的男性和女性。但真实的世界，却并不这样简单，我就在上面所举的新文化书社刊印的妇女问题讨论集上，看了汉民先生的意见，他说：“男子一个阶级，不要自私自利的把持，好像现今资本家对于劳动者一般；要晓得都是人类，没有不同的人格”。汉民先生是一个革命者，他的话真不失为一种启示：两性间或两群人间的问题，不都显然由于“把持”而产生吗？革命者的话平直，但常切实；圣人、圣徒、名流学士们的话头头是道，却多半并不预备做，至多也只希望别人做。譬如一面叫女子安于“生物的平等”，一面又大谈其相辅相成，便是这样。

    但如果说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五十年代：即今人概念中的“四十年代”。]的今天，人们都只知拾圣人的唾余，写点欺世文章，则是不对的。有些真正的英雄们已经建立起更直截了当的理论了：男性与女性，一个领导者，一个被领导者，并列起来，不是不伦不类是什么？声势和实力较名流学者显赫得多，历史上只像拿破仑辈的样子了。

    现在还有人学那位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曹子建，拿一点可怜的同类感打动别人的心，希望乞取怜悯的么？

    三月十一日

    载二第1卷第2期合刊（1941年4月出版）

    记温涛木刻——香港之劫

    ……

    茅盾

    《镜花缘》说有一个所谓两面国：戴着浩然巾的人们何尝不是满面和气，真叫人相信他随时准备与人亲善；然而那浩然巾内却藏着另外一付嘴脸，狰狞凶恶，这才是两面人的本色。自然，这是小说家的寓言；这是讽刺世上那些口蜜腹剑的人物的。然而寓言的“两面国”，在今日已成现实，东西的法西斯国家，就是这样的怪物。

    “两面人”的两付不同的嘴脸是同恶相济的。眉花眼笑以为引诱，引诱来了时，浩然巾内那张血盆大口就将人吞噬。这是法西斯强盗们不二的作风。而且甚至在咀嚼人骨楚楚有声的时候，他们还咒诵着仁义道德。我们可不能看轻他们那一套虚伪欺骗的宣传！所谓“东亚新秩序”、“共荣圈”，所谓“欧洲新秩序”，在领教过他们那一套两面作风的我们眼中，原是不值一钱，然而我们试放眼一看，在欧洲战场上，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的人民不是还在东欧前线作炮灰，给纳粹的坦克填平道路么？在太平洋战争的第一阶段，泰国不是在为虎作伥，缅甸人不是做过引狼入室的勾当？

    记得在香港战争的时候，日本法西斯一开始就应用它那一套鬼话。炸弹与传单齐飞，满纸是“共荣圈”，而且“皇军”是“吊民伐罪”，是“解放久被英国奴役的中国人”的。九龙既陷，隔海炮战，这些“纸弹”又使用过多回。敌人在香港早就组织有第五纵队，香港政府挟其百数十年治理殖民地的经验，可怜“黄道士着了鬼迷”，却不知道它平日恃为爪牙的流氓阶层在那时正为敌人的第五纵队尽其酵母的作用。最大多数的香港侨胞是切齿深恨敌人的，敌人“纸弹”的对象亦即此百分之九十九的香港居民。然而敌人有“纸弹”，香港政府毫无决心动员此伟大的力量；由于不动员，故在认识不够的小市民群中，“纸弹”亦有时而发生了效力。我曾亲闻亲见一些被炮火吓昏了的人们，一心一意但求战争事速了，替敌人的第五纵队作义务宣传，死心眼地当真相信日本“皇军”只和英国人作对，而且梦想战事一完，香港依然是一个极乐海岛，他们可以照常吃饭睡觉快活。可怜这些做梦者竟不知道，当敌人的飞机在岛上散播那“解放”的“福音”时，在对海，在刚陷入敌手的半岛上，“点示录的四骑士”已经扬着太阳旗，把一个半岛变成了人间地狱！

    甚至在交易行上扯了白旗以后，甚至在皇皇布告“安民”以后，甚至当“宣抚班”的“亲善”汽车沿街游行，广播其“解放”、“共荣”的一派鬼话的当儿，同时在作二重奏的，便是挨户的搜刮劫夺，便是二楼三楼内“皇军”的淫邪的狞笑以及“被解放”的妇女们的嘤嘤嘤啜泣，挣扎抗拒，乃至血溅重茵！

    这就是现实的“两面人”的写真，这就是所谓“武士道的杰作”！

    这种浩然巾后面的狰狞面目，这种兽性的残暴，血腥的罪恶，我们的文艺战线上的斗士，久已多所揭发，向全世界提出控诉。现在温涛先生又将敌人在香港的暴行，有系统地给一个全面的记录。凡木刻二十幅，从第一至第四，写战争的爆发和结束；第五以下，则写水深火热中之香港居民如何被掠夺、侮辱、残害，呻吟于饥饿线上，宛转于沟壑之中。呜呼，这就是日本法西斯在东亚所建立的“新秩序”了！谁曾在香港经历了这一次的浩劫的，看了温涛先生这一套作品，痛定思痛，将觉得此身不死，真乃万分侥幸。然而今天在香港还有百多万中国人正在求生不得，求死亦不甘，天天在祈望暴日的倾覆！

    谁处在香港经历了这一次的浩劫的，一定更能想象到五年以来在广大沦陷区的我们的同胞怎样地经常受着敌人兽性的折磨。在广大的沦陷区中，血腥的屠杀，焚烧，劫掠，已成了家常便饭，更何论饥饿与侮辱！在广大沦陷区的千千万万和平的乡村中，敌人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正伴着伪组织、“宣抚班”的欺骗的喇叭，天天在施其荼毒！然而在广大的沦陷区中，反抗的号角响彻了云霄，复仇的火焰到处在燃烧，这已不是昨天前天的事，而已经有五年之久了！在广大的沦陷区中，我们的英勇的军民，赤手空拳，从敌人那里夺得了武器，夺得了弹药，夺得了粮秣给养，从敌人的血口中夺回了土地，建立着无数的敌后根据地，这也不是昨天前天的事，这也有了五年之久了！而且，在广大的沦陷区中，我们的英勇的文化战士，也从敌人的“宣抚班”夺得了印刷机、油墨、铅字、纸张，夺得了钢板、蜡纸，夺得了无线电播音机，夺得了油彩、颜料、画笔，也夺得了木刻刀，从敌人的麻醉欺骗的天罗地网中夺回了人民、锻炼出无数千万愿为民族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战斗员，这也不是昨天前天的事，这也有了五年之久了！

    我们今天的敌人不同于四百多年前的倭寇；今天的敌人是一个有组织的法西斯匪帮，而且是国际法西斯集团中的一员。和这样顽强的敌人斗争，是极艰巨的工作。我们斗争的火线，不但在前线的战壕，也在不受空间限制的文化思想领域。我们总还记得，“七·七”以后，敌人的欺骗麻醉的宣传，它那“两面人”的伎俩，曾经在华北收了相当的效果；然而，自从展开了敌后的斗争，由于斗争的尖锐和残酷，敌人那“两面”中的欺骗麻醉的一面终于不能再顺利地进行，只剩下一副狰狞凶恶的嘴脸了！而这，也就是敌人的武器被消灭了一项！从事于思想斗争的文学和艺术，其重要早为国人所认识，然而它的力量还没有被充分发挥，还没被充分利用。由于印刷条件之困难，绘画这最有普遍性和声诉力的武器，已经只好暂时搁起来了，唯有木刻，还能勉强扎住了阵脚。温涛先生在寂寞中完成了这么二十大幅的作品，而且得到发表的机会，这实在是抗敌艺术战线上一件喜事；希望这样的喜事还能源源而至，不使这一次成为凤毛麟角。

    在全世界，法西斯“两面人”的凶焰还很猖狂，然而民主、正义、自由、和平的力量也在一天天增强，首先是反法西斯的阵线是一天天巩固了。我们对于最后的胜利具有不可动摇的信心，然而同时，对于胜利不可俸致，必须自己努力，克服缺点，发挥优点，——这一个真理，却也具有同样的坚信。文学和艺术必须将这两项的信念，普遍深入于万众之心！这才是文学艺术当前的使命，也就是文学家艺术家的使命。

    九月六日于桂林

    载第5卷第2期（1943年1月出版）

    奴隶篇

    ……

    宋云彬[本文发表时署名云彬。]

    一

    鲁迅说：“任凭你爱排场的学者们怎样铺张，修史时候设些什么‘汉族发祥时代’、‘汉族发达时代’、‘汉族中兴时代’的好题目，好意诚然是可感的，但措辞太绕湾（弯）子了。有更其直捷（截）了当的说法在这里——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这一种循环，也就是‘先儒’之所谓‘一治一乱’。”

    是的，从前人不是说过吗？“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这便是在“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的人的对于“暂时做稳了奴隶时代”的人的一种向往。大多数的中国人，以前做一姓一家的奴隶，近百年来，又因为“中国是各国的殖民地，要做十多个主人的奴隶”。奴隶做得太久了，便不自觉地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抚摩、陶醉，一旦“主子”垮台，欲求做奴隶而不得，对于过去的奴隶生活便不胜其追念，甚至于连做一匹犬都甘心的，只要天下太平。

    而况“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同是奴隶，还有舆、台、隶、仆等等的分别，如果在奴隶阶层里能够爬得高一点，可以仗“主子”的威势来欺压比他更低一层的奴隶的，自然更值得骄傲了。还有一种平时受“主子”豢养的奴隶，是全靠有“奴隶”的身份才能生活的，我们浙江萧（山）绍（兴）一带有所谓“堕民”者，一向是比“平民”更低一级的，自“五族共和”以来，曾由政府明令解放，然而堕民们大不高兴，原因是怕失去了“低级奴隶”的地位，岁时令节，便不好意思再向主人家讨赏赐。

    总之，“奴隶”这个名词，虽然字面上看来不大冠冕，然而只要生活过得下去，尤其是在奴隶阶层里爬得高一点，永远不会感觉到耻辱、不平，而意图挣脱的。

    二

    然而，终于有人在不平，在叫喊了。三十年前，许多革命志士大声疾呼，要挣脱满洲人所加于我们的镣铐，而康有为却主张保皇立宪，于是章炳麟斥之曰：“饰为瘖聋，甘与同壤，受其豢养，供其驱使，宁使汉族无自立之日，而必为满洲谋其帝王万世祈天永命之计，何长素之无人心一至于是也。”

    康有为为什么不赞成革命，甘心做满清皇朝的奴隶呢？理由很简单，如果立宪成功，康氏自己的地位，是所谓“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这样的高等奴隶，又何乐而不为呢？只可惜大多数的奴隶们已经起来反抗，满清皇朝终被推翻，康有为也只好默默地带着他的宝贵的奴隶标识——辫子，而长眠地下了。

    只是我们身上的镣铐不止一副，挣脱了满洲人所给我们带的那一副，却还有帝国主义者给我们带的。所以孙中山先生临终时告诉他的同志们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而鲁迅先生也告诉青年们说：“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则是现在青年的责任。”

    所谓“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很明白就是没有“奴”“主”之分的时代，而我们也的确正在努力创造——“抗战建国”便是。

    三

    只是中国人奴隶做得太久了，所以要挣脱奴隶镣铐还有办法，而要拔去奴隶思想却很困难。据说现在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奴隶思想似乎也确有两种，一是封建的，一是殖民地的。譬如康有为一定要尊“载湉小丑”为“圣上”，那便是封建的奴隶思想。还有一种殖民地的奴隶思想，就是只看见主子的伟大，不相信自己的力量，只想倚靠他人，占一点小儿便宜，他们根本不要革命，只要能够维持现状，做稳奴隶就成了。这种思想，要找证据，那么，在十二年前，当世界大战正激烈，孙中山先生严辞拒绝英美要求参战的时候，一班反对中山先生、高呼“对德宣战”的投机政客如梁启超、陈仲甫等便是。当时梁启超大发议论，说中国应该为了“公理”“正义”而参加协约国对德宣战，将来协约国胜利，公理张，正义伸，中国便可以战胜国的资格出席和会，享受种种利益。陈仲甫在他主编的《新青年》上作桴鼓之应。后来协约国是胜利了，中国在巴黎和会中却完全失败，然而“高等华人”如梁启超之流仍不失其为高等华人，奴隶镣铐虽依然套着，却是无形的。

    要创造中国历史上未曾有过的第三样时代，须先根本拔去奴隶思想。否则无论是留学生也好，名教授也好，甚至被尊称过“革命的外交家”者也好，尽管你表面上如何高等，如何华贵，一旦褫其华衮，露出本相，也不过是奴隶罢了，也不过是奴隶了。

    廿九年十月

    载第1卷第3期（1940年10月出版）

    蛇与塔

    ……

    聂绀弩[本文发表时署名耳耶。]

    白蛇与许仙，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传说，写这故事的有好几种书，我最爱《警世通言》(？)上的“白娘子”。从那故事看来，白娘子是个极人情也就极人性的平凡的女性，她爱许仙，嫁给许仙，后来为法海收服，文情简单朴素，使人感到一点淡淡的无名的悲哀，是中国短篇中的杰作。别的书就铺张得厉害，什么水漫金山，压在雷峰塔下，许仕林祭塔等等。

    蛇，纠缠，毒，用它比女人，是颇有些憎恶意思的。但这意思，在一般人中间，似乎并不怎样普遍、深刻。写白蛇故事书的人，讲、读、听这故事的人，就都不怎么憎恶她；刚刚相反，许多人似乎还同情她，用老话说，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水漫金山，当然会荼毒了许多生灵的吧？但人们还是并不憎恶，好像明白那责任该法海负。本来，你出家人，管人闺阃则甚？

    把她压在雷峰塔下，而且永久压下去，实在是一件不平的事。她不过找她的丈夫，要她的丈夫回家，犯了什么法呢？就叫她不见天日，身负重负，动也不能动一下，这日子怎么过呀！这是我们愚民百姓所常常盘算的。

    中国没有大悲剧的故事，什么都让它大团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白蛇被压，还来个许仕林中状元，衣锦荣归，奉旨祭塔，也不脱此例。有人说这是不敢正视现实，是说谎，恐怕是不错的。但也可以有另外的说法，即我们中国人于是非善恶之间，取舍极严，关心极大。蛇已经被压下去了，没有任何法力的我们愚民百姓无法挽救，但对于她的含冤却耿耿在心，对于她的凄凉情况，又抱着无限同情，难道慰问一下也不可以么？于是产生了自己的创作：祭塔。状元公许仕林也者，何尝是白蛇与许仙的儿子呢，不过是我们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探监，甚至到学校里访女同学，不都要说得沾亲带故的么？

    若干年前，雷峰塔倒了。倒的原因，据说，是因为人们偷砖。砖，可以造墙。纵然不过是砖吧，年深日久，就成了古董，可以赏玩，可以卖钱。甚至一说：塔是镇妖的，砖当然也可以避邪，所以偷。天乎冤哉，刚刚把偷砖者的本意忘掉了！本意如何？曰：要塔倒；要白蛇恢复自由。愚民百姓也自有愚民百姓的方法和力量。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一日于桂林

    载第1卷第6期（1941年2月出版）

    论娼妓

    ……

    聂绀弩[本文发表时署名耳耶。]

    一

    娼妓是恶之花。生长于恶的土壤之上，吸收的阳光、水分、空气，无一而非恶，人类的恶，制度使人变成恶的恶呀！只有她自身至少不是恶，如果不可径说是善。

    这花，也有古老的名字：火炕莲。莲者，“出污泥而不染”者也。

    二

    娼妓是淫荡者？不！娼妓是不被允许有节操的圣洁者。没有谁像娼妓一样从心底憎恨性行为，以它为羞辱，为苦痛，为灾难，而无法摆脱。

    无论怎样纯贞的情侣，无论怎样贞淑的夫妇，当她们在一起的时候，都太猥亵了！

    一切人的性行为都有淫荡成分，惟娼妓则否。

    娼妓是风化的妨害者？不！是被风化妨害者。正因为有所谓风化，有人要维持风化，所以另一方面不能不有娼妓。娼妓是社会秩序，幸福家庭的破坏者？不！是被社会秩序、幸福家庭所坑陷者。正因为有所谓社会秩序、幸福家庭，有人要维持这秩序，这家庭，所以另一方面就不能不有娼妓。假如现社会的其他条件不变，只是没有娼妓，至少在都市上，必会更多奸淫，更多情死，更多谋杀。会不会还有风化或幸福家庭，是可疑的；社会秩序的尊严，是可疑的！

    娼妓是病毒的传播者？不！娼妓是法定的病毒的吸收者。在一切人之中，再没有如此宿命地以身殉病的了。

    三

    娼妓是文明的怀疑者。她用自己的存在，证明这文明包含有人身买卖与性的买卖。

    娼妓是人性的怀疑者，有人买她，有人卖她；谁买，谁卖；如何买，如何卖；她知道得很清楚。

    娼妓是父母的怀疑者，尤其是父慈母爱之类的说词的怀疑者。她也是父母的女儿啊！她们中间，很多是被父母卖掉或被父母逼迫的。假如她们能够不卖掉或逼迫她们，现在也许正在炫示他们的“养育之恩”咧！

    娼妓是妇德——贞操之类的怀疑者。一切没有成为娼妓的妇女，是因为她们可以不成为娼妓。她如果也可以不成为娼妓，她早就不是娼妓了。

    同时，也是庄严的男性的怀疑者。他们中间自然没有娼妓，那是因为他们不能成为娼妓的缘故。但安知没有自恨不能成为娼妓者？

    四

    再没有像娼妓的品德这样无可非难的了。

    她卖弄风骚？她应该卖弄风骚！她迎新送旧？她应该迎新送旧！她搽胭抹粉，奇装异服？她应该搽胭抹粉，奇装异服！她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她应该花言巧语，虚情假意！她……？她应该……！

    一切都是职业规定的。

    倒是附庸风雅的薛涛，桴鼓助战的梁红玉，却未免多事。但也证明了一事，即娼妓何事不如人——她们中间不也有才女贤妻么——而竟沦为娼妓！但也无须证明，雅典的娼妓本来都是女智识者。

    但非职业的娼妓，无论男女，哪怕只具有那品德的一枝一叶，都是可耻的。而且人们怎样会具有那种品德呢？从娼妓学去的么？如非其人在娼妓之下，何至以娼妓为师？不是从娼妓学去的么？足见那种品德非娼妓所独有。

    五

    为什么有男女？为什么只有女性才能做娼妓？为什么有娼妓制度？

    如果是自然的划分，自然是错误的！如果是历史的演化，历史是错误的！如果是社会的促成，社会是错误的！

    娼妓是为这一切错误而牺牲的受难者！

    六

    最需要帮助而最无助，最需要得救而最无自救能力的是娼妓。

    在一切不幸者中间，娼妓将是最后的得救者！

    七

    向娼妓骄傲吧，轻视她，唾弃她，践踏她吧！一切人间的幸运儿们！

    载《野草文丛10·论怕老婆》（1948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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