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

    鲁迅[原署名“公汗”。]

    从公开的文字上看起来：两年以前，我们总自夸着“地大物博”，是事实；不久就不再自夸了，只希望着国联，也是事实；现在是既不夸自己，也不信国联，却也是事实。

    于是有人慨叹曰：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

    如果单据这一点现象而论，自信其实是早就失掉了的。先前信“地”，信“物”，后来信“国联”，都没有相信过“自己”。假使这也算一种“信”，那也只能说中国人曾经有过“他信力”，自从对国联失望之后，便把这他信力都失掉了。

    失掉了他信力，就会疑，一个转身，也许能够只相信了自己，倒是一条新生路。但不幸的是逐渐玄虚起来了。信“地”和“物”，还是切实的东西，国联就渺茫，不过这还可以令人不久就省悟到依赖它的不可靠。

    中国人现在是在发展着“自欺力”。

    “自欺”也并非现在的新东西，现在只不过日见其明显，笼罩了一切罢了。然而，在这笼罩之下，我们有并不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在。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不过一面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

    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九月二十五日

    载第1卷第3期（1934年10月20日出版）

    历史的奥秘

    ……

    聂绀弩[本文发表时署名萧今度。]

    托洛斯基先生薨逝了。多年流离转徙中的托洛斯基先生被“暴徒”所刺而薨逝了。据报纸新闻栏介绍，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这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的托洛斯基，到了由十月革命艰难缔造出来的苏联稳固、壮大而且正发展下去的今天，自己却在流离转徙中被刺而薨逝了。

    在薨逝之前，托洛斯基是活着的，这大概无须说明；不过这活着，在托洛斯基应该是一种悲哀：他，这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的活着，不是因为由十月革命艰难缔造出来的苏联的存在，竟刚刚相反，是因为反苏势力的存在。同时，他的薨逝，在他也应该是一种悲哀：因为反苏势力的存在而活着的他，不被刺于苏联，却被刺于苏联以外的国土——反苏势力也终于不能保障他的安全。

    托洛斯基的活着和薨逝，也真可以说是英雄末路了！

    中国也有像托洛斯基的人物，比如汪精卫就十分类似：托洛斯基英姿飒爽，常为女性所追逐；汪精卫也一表非俗，年近六十，望之还如三十许人。托洛斯基是个演说家，理论家，政治家，军事家；汪精卫也口若悬河，笔参造化，书画琴棋，诗词歌赋，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托洛斯基是十月革命的“重要领袖之一”；汪精卫则曾“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据说：对于中国革命的功劳也不小。托洛斯基在十月革命的当时，就与另一重要领袖的意见有多少出入的吧，但不肯屈居人下，“羞与绛灌为伍”，却是那一重要领袖死后的事；汪精卫在孙中山先生生前固然常受批评，而发挥了最大的政治力量的，也还是在孙中山先生死后。前面说过，托洛斯基是“理论家”，他真也完成了他的独特的理论系统，以他的理论为根据，他可以借重任何反苏势力打击苏联；关于这一点，汪精卫也不弱，他的电报、宣言、论文、演词，在许多地方，曾由“皇军”的飞机替他散播，而他的电台播音，更是常有的。他们的理论，也真有一个共同点；读来读去，就令人想起一句老话：“舍曰欲之，又从而为之词”！不过也有不同的：托洛斯基虽然也借反苏势力而存在，造成了累累的“党案”，却始终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建立起反苏政权；汪精卫比较幸运，托“皇军”的威光，在南京建立了反中华民族的所谓“国民政府”。但这虽然正是托洛斯基深引为憾、死不瞑目的事，却也并非托洛斯基和汪精卫之间有什么差别，症结在于苏联比中国强大。惟一不同之处，恐怕只在托洛斯基已经薨逝，而汪精卫却还健在。《诗》云：“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这就是中国人民对于汪精卫应有的感想。

    从托洛斯基和汪精卫，我想起一个历史的奥秘。

    “白铁无辜铸佞臣”，这是谁在岳王坟上题的诗句，简直为白铁呼冤，对佞臣深恶痛绝极矣。佞臣是指秦桧，虽然秦桧的盛德，不是“佞臣”二字所可包举。

    我不知道秦桧是否也和托洛斯基或汪精卫一样，以不甘居人下，“羞与绛灌为伍”始，以“放僻邪侈，无所不为”终。但借敌国的力量打击祖国，翦除异己，削弱祖国对敌国的抵抗，却正是同样的。

    抗战以前，似乎曹聚仁先生说过：讲和也是一种政治主张，秦桧不过主张讲和而已。这位秦桧先生既然也是汉人，又确实不是大金国派来的选手，一定要把剩下来的半壁河山送给大金国的意思，恐怕未必有；纵然有，也未必多的。只是事情到了要贯彻一种政治主张，就不能不排斥别种政治主张和有别种政治主张的人，不能不使有别种政治主张的人流血的时候；到了不能不借敌国的力量来打击和自己的政见不同的人，以至断送整个民族的生命的时候；到了因为不愿看敌国与祖国人民的共同的血光，却不能不让祖国人民的血单独流洒的时候：却往往又作别论。古人说，卖箭的难道比卖盾牌的心眼儿坏些么？一个惟恐不伤人，一个惟恐伤人。这就不是是不是一种政治主张的问题，而是那政治主张对不对，以及能不能觉悟自己的政治主张或斗争方式不对，就马上悬崖勒马、痛改前非的问题。

    谈到秦桧很容易就想起岳武穆。曹聚仁先生（又是他！）曾从一些书本子上找到很多材料，证明岳武穆不过是一个跋扈的军人。其实这些是无需证明的。人只要有脑筋，只要脑筋能够思考，就会想象到书本子上没有写下的许多事情，何况已经写下了的呢？岳武穆既然是一个军人，不能完全摆脱当时军人的风习。他又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和别人一样，要贯彻自己的政治主张；所谓“跋扈”也者，安知不就是一种意志坚决的表现呢？

    我们把岳武穆当作神圣，把秦桧当作反派代表，很少是关于他们个人人性的问题，虽然人性的美恶，往往是一个重要枢纽；倒是在他们在历史舞台上所演的角色，就是说他们所尽的任务，所能发生的作用。一个人演了神圣的角色，他的一切缺点，一切过失，甚至一切罪行，都被他所尽的任务遮住，洗清了。不但这样，还有许多实际上与他毫不相干，而在当时是可能的神圣的传说，都全被加到他头上，使他更为神圣。还不但这样，好事的人们还一定要把他的父母妻子亲戚朋友无一不神圣化起来，以显得他的神圣并非偶然。如果演的相反的角色，不言而喻，他的一切美德，会被一齐抹煞，一切丑恶都和他脱不了关系，而父母妻子亲戚朋友也就没有一个好人。那么岳武穆纵有不名誉的什么，首先就不会被写史书的人写上去，纵然写上去，也不会被读者所重视。至于秦桧呢，也许跟托洛斯基或汪精卫一样是个才子，能够吟诗作赋，有等身的著作，是个演说家，能够在讲台上使听众感动得流泪，以及其他说不尽的丰功伟烈。可是那些都不留存于我们的脑筋里，也不留存于历史家的笔下；留存的那一副尊容，实在太不漂亮，虽说真实的肉体的脸嘴，也许赛过梅兰芳。

    这是历史的奥秘，也是历史的可怕处。就今天说，祖国的抗战正和苏联的建设一样，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谁能献身抗战，坚持抗战，谁就是民族英雄，谁就是岳武穆。已有悠久的光荣历史自然更好；虽然没有，纵然有的不够光荣，也毫无关系。谁要是背叛抗战，打击抗战，谁就是民族罪人，谁就是秦桧，不管过去怎样了不得。而且，背叛，打击抗战，事实上也绝不可能，徒然使自己走向汪精卫，也就是托洛斯基的路而已。

    前线马瘦，后方猪肥（余昕亚 作）

    马从前线回到后方，与猪同住一栏栅——

    马：老哥何其长得这么……

    猪：养生之术无他，能独乐也！

    托洛斯基和汪精卫都是多才多艺的“天才”，他们的部分的著作，也都曾脍炙人口，但是历史的大力将毫不顾忌地把它们完全摧毁，将来的人将简直不知道或不注意托洛斯基和汪精卫其人究竟有什么能耐，正像现在的我们不知道或不注意秦桧有什么能耐一样。只有他们的名字不会被忘记，它们将永远作为人类史上的污点而存在。

    一九四〇年九月九日，桂林

    载第1卷第2期（1940年9月出版）

    载第2卷第3期（1941年5月出版）

    中国人到底“误会”了什么？

    ……

    秦似

    因为全国各地澎湃着反对美国扶日政策的浪潮，司徒雷登于六月四日对“中国的知识界”发表了一个声明，里面有一句话说：

    “我们之间的误会，绝对不容存在。”

    但我们还想知道：中国人到底“误会”了什么？

    现在的美国，是一定要扶植日本的；世界人民力量愈趋于壮大，美帝国主义就愈急于要把日本的侵略武力恢复起来，因为美国并不信任未来的和平，而是忙着宣传、布置另一个战争。对于这一点，中国人似乎没有什么“误会”。

    说事实吗？先前那种偷偷摸摸的做法，还说是“站在人道立场”呀，“为了日本人民生计”呀等等的，现在慢慢的都揭穿开来了。在短短两年中间，按照波茨坦协定应该是“没有一条兵船，没有一辆坦克，没有一架飞机”的日本，现在已经在增筑机场，派神风队飞行员到美国训练；一般工业生产量，据报纸上的统计，还超过了一九三五年的水平了。“美国的国防线拥抱了地球”，对于这事实，中国人也丝毫没有“误会”的。

    司徒雷登警告中国的学生：“如果你们煽动或参加别人所煽动的反美对日政策运动，那么你们必须准备承受你们的行动的后果！”

    这是一个多凶的恐吓！

    但两年以来，凡真正的中国人都知道，只要中国的学生、中国的老百姓抗议了任何美国的暴行，美帝国主义者都是一定要加以威吓的：强奸了沈崇，活活把人掷下桥去，打死黄包车夫，事后都没有一次不是以镇压中国人民的愤怒收场。凡美国损害了中国的什么，中国人都应该珍重“中美邦交”，一抗议，一游行，一抵抗，便是“非法分子”，便非受到“法律处置”不可。美国在中国有由它监督的“政府”，司徒雷登先生做着太上皇。但我们真想问问这位美国老爷，什么叫做“行动的后果”呢？屠杀吗？侵占吗？割地赔款吗？美国的枪弹一直就在屠杀着中国人，青岛也早插上了柯克将军的旗子，所谓“行动的后果”，中国人老早就承受着了。再没有什么可怕了！

    两年以来，只要司徒雷登或麦克阿瑟说“是”，中国大小官员决不敢说半个“不”字，也决不让中国人民说半个“不”字。吴国桢甚至于对交通大学学生说：“美国既非扶植日本，也不是加害我们，美国给你们学生便宜的米吃，是因为它怕共产党起来，怕苏联起来。”虽然他只是说谎，学生哪里吃得着什么便宜米？他们吃着的，是枪把子和铁棍。但这句话反面的意思，就是凡不赞成日本起来的人，便是赞成共产党起来了，当然杀无赦！所以司徒雷登说“损害美国的利益”就是“损害你们的祖国”，中国的小民是必须保卫“美国的利益”的。

    这是什么话！

    再看看中国官方的反响，那就十分明白了，奴才与主子之间，是决没有什么“误会”的：

    “中国政府与人民对于美国之合作及协助，深为感谢，当不容中关关系为不负责任之行动所损害。”（杭立武）

    “反关扶日是对美的误解，中美有志同道合合作的必要。”（王世杰）

    “我赞同大使的意见，吾人过分忧虑与恐惧是错误的。”（胡适）

    这是说，司徒雷登的辱骂和恐吓，中国人除了“深为感谢”之外，别无可说，否则就必然是“曲解”和“错误”，当然也要——杀无赦！所以司徒声明后的第二天，上海就有三十多个学生被“先关入黄浦公园，然后以布蒙面，送上汽车扣解。当上车时，有一同济附中学生突跳入黄浦，幸被救起”（五月六日《大公报》）。中国的官决不容“损害美国的利益”，难道还不够清楚吗？中国人还有什么“误会”？！

    如果说有，那么中国人只有一点这样的“误会”：就是无论美国人的残害怎样凶，中国人还没有把美国当作“一·二八”时候的日本。现在连这一点“误会”也已经破除了，司徒雷登公开恫吓中国人民爱国运动，是会叫中国人记起重光葵来的。侵略者代言人的血口，是如何无耻凶残！

    一九四八年六月七日于香港

    载《野草文丛10·论怕老婆》（1948年6月出版）

    谁是真正的中国人

    ……

    全增嘏

    中国有一部分外国人，他们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完全是和一般所谓“高等华人”交际中得来的。这般所谓高等华人与平常中国人的分别是他们可以和外国人用外国话来谈话；他们每星期又一定要洗三四次澡，所以他们身上便不像黄包车夫一样的臭了。他们差不多都是留学生，所以对西洋文明又会热烈地赞扬。同时他们又声明中国故有文明有许多是有不朽之价值的，非特中国人应当去保存，即欧美人也得来效法。他们和外国人接触的时候，无时无刻不设法表示他们的君子态度——他们始终有礼貌，始终小心谨慎，有时候简直君子得过了分。

    这般中国社会里高贵的君子虽然处处和一般平民表示悬殊，但也处处显出他们对后者是不乏同情的。他们谈起来总是一番好意，虽然接触起来难免几句恶言，譬如他们坐在黄包车上骂骂猪猡，踢踢背心，是常事；但是写起上海人力车夫生活状况的大文章来，唤起几声“我们劳苦的弟兄，被压迫的同胞”来也异常亲热。

    这些高等华人，我相信，要是开什么茶舞会来是用得到的。可是假使外国人竟然把他们当作是中国民族的代表时那却错了。老实说，要认识真正的“中国人”，他们须到苦力和农夫的群里去找，碰见了著作家或大学教授，他们一定要上当。所以，据我所知道，只有两位外国人是真能了解中国人的。一位是白克夫人，一位是罗素先生。罗素先生在他的一本书里曾经诚恳地对中国的农夫表示爱慕，并说他们乃是中国真正的代表。同样地，白克夫人的小说里的主人公王龙，便是典型的中国乡民，不论他们有什么错处，有什么苦状，他们始终是国家的生命。

    几年前白克夫人曾为《中国评论周报》写过一篇文章，里面对中国的爱国青年有几句热烈的话：“我是一个外国人，我对你们致敬，可是我所致敬的并不是你们，也不是你们的大建筑，也不是你们的大计划。我是对你们的平常百姓，农夫、小车夫、店员、纺织人、大户人家的奴仆，深致敬礼。假使我是个爱国青年，我要把他们去炫耀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从他们里面，我看见过那样的勇敢，那样的仁爱，他们又是那样简单的去接受穷困的环境，他们对付一切的人事又是那样的诚实与真率，宇宙间再没有比他们更伟大的人类了。我要全世界人都能认识他们。对于我，中国的美，莫过于农家的土屋，小生意人忍受贫苦的精神，人力车夫的能耐。你们谁敢说这是可羞的！”

    谁是真正的中国人，假使我们相信，罗素先生及白克夫人，那么，他们决不是上海的高堂华厦里喝着“鸡尾酒”的那般动物。

    载第86期（1936年4月16日出版）

    高等华人论

    ……

    章克标[本文发表时署名“岂凡”。]

    自从洋人在中国得势以后，华人又被分为高等与下等二种，所以说又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士农工商优倡隶卒等等阶级的区别，而高等华人下等华人则为除此以外之另一种区别也。

    高等华人不必一定是穿洋服的，但大概会说几句洋话，能和洋人礼让往来、相互交际。大都总到外国游历过，或留学过若干年，对于外洋的文物，有崇拜仰赞之心，一方面他们也不忘却自己是华人，对于中国固有之文化，也相当尊崇，意思是想熔冶中外于一炉的。懂礼貌、讲礼节，是他们的一个特点，爱面子、好虚文，也是由此所产生的必然的结果。

    中国一切事情的混乱糟糕，他们是很愤慨的，譬如土匪绑票共产党之类，他们是深恶而痛疾之，同时对于贪污残虐的官吏，他们也不快意。他们很有心思把社会改良，但缺少这种毅力和才能。对于公平的外人的言论，他们最佩服，中外合办的事业，少不得要他们参加的。

    对于下等华人，他们有二种态度，一是悲悯，一是厌恶，这是和洋人一模一样的。他们认为下等华人是辱没了他们的体面，而且又不识抬举，所以厌恶；但要表示他们的博爱为怀，因之口头上又是悲悯的。对于一切事情，他们有一种超越的立场，超然地站在事件之外而作种种批评，结果他们的结论，是空空洞洞的。但他们的态度却很漂亮，许多洋人都欢喜他们，这一点是他们顶得意的。

    他们是属于知识阶级的。知识阶级的通病，他们都不缺少，如夸大狂妄、能说不能行，以及缺少知识等。在生活上，他们当然是衣食无优，和苦力拉车这一辈下等华人是不同的，他们的享受，也和在华的洋人差不多，所以有高等之称，因洋人在中国的地位，自以为是高等的。

    知识阶级通常不能成为一个阶级，而必附庸他一支配阶级之内，中国传统的知识阶级是受豢养于权门豪族的，而高等华人却可以看成附庸于洋人的势力之下。他们的行事说理，都带有些洋气，说明白一点便成了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代辩人或竟是走狗。这是他们自己并不自觉得的，因为他们所受的教养如此，他们并不曾明白所做各事的意义。所以说他们是知识阶级而具有知识阶级的缺乏知识的通病。

    他们一天到晚是很忙的，忙的又大都是无事忙。他们在社会上具有一种特殊的地位与势力，贵显的官僚也莫可奈何他们，但他们也很自重，并不靠这一点而胡作妄为。因为这一点，所以当路的大官，也很借重，有时是勾成一气的。在这一种情形之下，政府定有是很聪敏的当局，而和洋人的国交也过得去。

    所谓政府是统治人民的行政之府，那么对于人民是要行使治权的，所以有居高临下之势，这是高等华人对于下等华人的态度，因之两者可以相通，而和洽一致，国家即可太平。不过高等华人是遵奉洋人教训的为多，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有时不能融洽，所以以前曾有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幸而后来有人发现了其中的误会（这大概是一个高等华人中之杰出者），因之这种喊声近来没有了。但高等华人不一定要做官，他们自有其特殊之地位。所谓高等华人的意见，时常被中外人士在报纸杂志上引证，而十分加以重视，就可以见他们的地位之重要。

    国家将与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他们是哪一种类呢？不，他们是时代的产物，外国人在中国的地位一日不衰落，他们的存在就是一日的延长。

    四月甘日

    载第16期（1933年5月1日出版）

    中国人（节选）

    ……

    孟十还[本文发表时署名“孟斯根”。]

    我所写的这几种人，是我们天天、时时，无论在乡村在城市都看见的大多数的中国人。如果说到五千年文化，这也应该就是五千年文化的最高作品，不料晚近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有过激之徒，为破坏之举，幸有义士，执竿而起，挽狂澜于既倒，使中国人得做中国人。

    生

    他从产婆的十个血淋淋的手指落进一只不是过凉便是过热的水盆里，从此他便开始人生了。这产婆是个上了年纪的健壮的女人。如果他的嫩小的身子没有被她粗硬而莽撞的手所伤害，那是他福分。产婆不是隔壁二大妈，便是前街四婶婶，她这种工作是义务的，不过她知道一定有红蛋给她吃，过节还能收到一包四斤重面条的礼。

    等他叫到喉咙哑，他才有奶吃，再叫，就在他嘴里插上一个小橡皮管儿。

    他也许整天都向左睡，也许整天都斜睡，他的腿也许被东西压住了，所以他的肢体常会从这时候留下终身遗憾。

    到他会爬了，自己会往什么方向移动了，他的大人便将他装进一只木桶里，在他手里塞一块硬烧饼，他就只好终天困在那个圆东西里啃，啃，他的肚子装成口袋形的大，筑下了胃病根源。

    像黄发碧眼人种，乳儿坐在摇篮样的车里，被母亲推着走进公园这种滋味，他绝没有机会尝受。

    家里若是雇有女仆的，他就变成女仆的孩子了，在这种情形之下，他是难得和母亲会见一面的。

    到他能走能跑了，是他黄金的自由时代，他在烂泥里滚，在牝狗身上抓虱子，满身脏，父母不管他。

    他若惹得父母生气了，他的头就做了刑场，母亲是习惯于打他这“脑袋”的。若是他再长大些，还得在灶君菩萨灵位之前跪两点钟。他从小就深深的留下怕鬼神的印象。

    亲戚邻居有喜事丧事，他也有机会参加，并且给他戴上红结瓜皮帽，穿上小马褂，俨然一个小大人。

    若生的是女孩，她的境遇当然不会更好，多半更恶劣些。

    兴趣或嗜好

    闲暇的时候，他只有去赌，姓张的想赢姓王的钱，姓王的也想赢姓张的钱，赢的不愿少得一文，输的满脸忿气，朋友因此变化敌。

    他高兴看失火，看验尸，看人打架，看到热闹地方他站在旁边会叫好。

    他高兴看女人，走在他后面，他不断的掉转头去，走在他前面，他追，若是两个男子同路，他们还一定评论她，说她身上香，臀部好。

    他喜欢看京戏的《小放牛》，电影的《火烧红莲寺》，书里的《太上感应篇》、《啼笑姻缘》。

    他喜欢看报纸上谋杀，强奸，“荒唐老画师”和“张宗昌应死在济南”这类新闻，德国陆军用纸板军器会操，在他认为是无聊的玩艺儿。

    他喜欢偷看别人的信函，揭露别人的秘事。

    他喜欢看别人的事业失败，看别人离婚，他想你事业失败一定因为你不“走运”，离婚一定女人嫌你穷，嫌你丑。

    他喜欢推开别人先跳上电车，表示他的捷足。

    他一天可以吸三十支纸烟，喝二十斤酒，五十壶浓茶，在茶馆坐八个钟头。凡是可吃的东西，他都喜欢，不管是否卫生。

    他最喜欢睡觉。

    观念

    他虽穷，虽疯，也要结婚。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父母生时他尽可骂他们，打他们，父母死后他印了几张讣闻，说“亲视含殓”、“泣血”，即不失为孝子。

    他希望为人夫，为人父，因为夫对妻，父对子，有一切支配的权利；但他又有希望妻是富家女，带来一些钱，这样可以免了他负担的义务。

    他守财如命，将钱积给子孙。子孙有了钱便坐吃山空，不求正业，谓之“承祖余荫”。

    他口说“知足常乐”，心却“贪而无厌”。

    他若做官，必不忘贪赃，“为官三日”，“一朝天子一朝臣”，人所尽知。

    “莫谈国事”，谁做皇帝给谁进贡；“明哲保身”，冒险的事愚人才去干。

    他说：“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这是天理。”所以他对强者是屈服，忍耐，镇静；对弱者是欺侮，压迫。如果他本身不是个弱者，他早就试一试做世界的秦始皇的志愿。

    隔壁失火，先搬自家东西；“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是他的格言。

    什么是“责任”、“进取”，他不知道，他只知道遇事敷衍，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

    什么是“效率”，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时间越长工作的数量越多。

    他不知道国家有多大，东半球有几国，他只认识“同乡”，在他以为同乡会比国家还重要。

    别人说那人不好，他就说那人坏，因为他信“孤掌难鸣”，不如“随众”。但有组织的团结他怕，他是个即兴主义者，受不了任何拘束，却能做间接的奴隶。

    他重“说”不重“行”，即使他蓄妾，偷婢，他也攻击你谈性交是不道德的。

    他有时是唯我的，有时是忘我的。

    信仰

    他没有什么中心信仰，可说他什么都信仰，什么都不信仰。他信仰佛教同时也信仰道教和耶稣教，他在佛像前会叩头，在教堂里会画十字。三教九流，他是样样参与的。

    他信“真龙天子”才三岁，现在还养在农家。

    病

    他满腹装着绿色的痰，终生吐不尽。

    不是这种病，便是那种病，他总有一种病。

    他不信刀可以割去病，剖开肚子可以取出病，他说这：“靠不住”。草叶子熬树皮，萧山县王小姐的水才能治病。送鬼，跳神，便能收魂。病危者若在壮年，父母会给他娶过未婚妻，给他“冲喜”，这样造成的“少寡”，一年有几千几万。

    死

    生前做了坏事，死后只要儿女多烧纸，多找和尚念经，“阿弥陀佛”会感动“老天爷”饶恕了他的罪恶，将他的灵魂，引进“西天”之门的，每个人都相信他死后要升天的，天上是中国的殖民地。

    载第5期（1932年11月16日出皈）

    脸与法治

    ……

    林语堂[本文发表时署名“语”。]

    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在好的方面讲，这就是中国人之平等主义，无论何人总须替对方留一点脸面，莫为己甚。这虽然有几分知道天道好还，带点聪明的用意，到底是一种和平忠厚的精神。在不好的方面，就是脸太不平等，或有或无，有脸者固然快乐荣耀，可以超脱法律，特蒙优待，而无脸者则未免要处处感觉政府之威信与法律之尊严。所以据我们观察，中国若要真正平等法治，不如大家丢脸。脸一丢，法治自会实现，中国自会富强。譬如坐汽车，按照市章，常人只许开到三十五哩速度，部长贵人便须开到五十六十哩，才算有脸。万一轧死人，巡警走上来，贵人腰包掏出一张名片，优游而去，这时的脸便更涨大。倘是巡警不识好歹，硬不放走，贵人开口一骂，“不识你的老子”，喝叫车夫开行，于是脸更涨大。若有真傻的巡警，动手把车夫扣留，贵人愤愤回去，电话一打警察局长，半小时内车夫即刻放回，巡警即刻免职，局长亲来诣府道歉，这时贵人的脸，真大的不可形容了。

    新脸谱 肖虎画

    （载第138期）

    不过我有时觉得与有脸的人同车同舟同飞艇，颇有危险，不如与无脸的人同车同舟方便。比如前年就有丘八的脸太大，不听船中买办吩咐，一定要享在满载琉璜之厢房抽烟之荣耀。买办怕丘八问他，识得不识得“你的老子”，便就屈服，将脸赏给丘八。后来结果，这只长江轮船便付之一炬。丘八固然保全其脸面，却不能保全其焦烂之尸身。又如某年上海市长坐飞机，也是脸面太大，硬要载运磅量过重之行李。机师“碍”于市长之“脸面”，也赏给他。由是飞机开行，不大肯平稳而上。市长又要给送行的人看看他的大脸，叫飞机在空中旋转几周，再行进京。不幸飞机一歪一斜，一颠一播，碰着船桅而跌下。听说市长结果保全一副脸，却失了一条腿。我想凡我国以为脸面足为乘飞机行李过重的抵保的同胞，都应该断腿失足而认为上天特别赏脸的侥幸。

    其实与有脸的贵人同国，也一样如与他们同车同舟的危险，时觉有倾覆或沉没之虞。我国人得脸的方法很多。在不许吐痰之车上吐痰，在“勿走草地”之草地走走，用海军军舰运鸦片，被禁烟局长请大烟，都有相当的荣耀。但是这种到底不是有益社会的东西，简直可以不要。我国平民本来就没有什么脸可讲，还是请贵人自动丢丢罢，以促法治之实现，而跻国家于太平。

    载第7期（1932年12月16日出版）

    尾巴主义发凡

    ……

    郭沫若

    不肯做别人的尾巴，这似乎是中国的传统精神。战国时代已经有这样的谚语：“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小一点不要紧，小到做鸡的尖嘴巴都情愿；纵使是大，大到做牛的尾巴都是不冠冕的。在这儿不仅表明了有一部分人不愿意做尾巴，而且还愿意做嘴巴。这种思想，可以说是与封建社会而俱来。抱着这种思想的是什么样的人呢？在我看来，就是一些不上不下，非嘴非尾的所谓士大夫阶级。他们是“学而优则仕”的，毕生的希望在求进身之阶，总想往上爬，爬到替圣君贤相做嘴巴的地步，放着喉嗓替他们歌功颂德。

    今天是要肃清封建思想的，这士大夫阶级不愿做尾巴的思想也应该肃清。士大夫阶级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做人民大众的尾巴。从前的“宁为鸡口，无为牛后”，在今天应该掉过来“宁为牛后，无为鸡口”。特别是“牛后”，这可具有着极新鲜的意义。牛是最好的一个人民的象征。我们要做牛尾巴，这就是说要为人民服务，跟着群众路线走，即使不能有多大的贡献，驱逐苍蝇的本领总是有的。这些意义，我感觉着表现得最为形象化。

    其次，我们谁都明白：今天的统治势力是封建残余的最后回光反照。是非颠倒，美恶易位。因而，如果受了它的责骂，那正是我们对于人民立了大功；如果是受了它的褒奖，那正是我们对于人民犯了大罪。一切都应该从相反的意义上去认取价值。再具体一点说吧，譬如统治者的嘴巴爱骂某某是某某的尾巴，被骂者如果真有觉悟，他便可以知道他自己所走的路正异常的正确，正好引以为荣。但有好些却不是这样想，他们听了被人骂为尾巴，便竭力用口舌和行动来表明自己确是嘴巴。这样便已经是上了当了。你不高兴做人民的尾巴吗？那正是统治者所希望的东西。

    因此，我今天要大声地喊出：不要怕做尾巴！这，在我认为，对于目前的知识分子不失为一种对症的良药。不要再蒙着头脑妄想往上升，而是要放下决心往下爬。不要插上鹭鸶毛妄想当无兵司令，而是应该穿上草鞋替工农大众做一名小卒。打倒领袖欲望，建立尾巴主义！把一切妄自尊大，自私自利，上谄下骄的恶劣根性连根拔掉吧，心安理得地做一条人民大众的尾巴或这尾巴上的光荣的尾。

    尾巴主义万岁！

    载《野草文丛7·天下大变》（1948年1月出版）

    中国人与蛋

    ……

    力欧符

    在我们贵国，一个小孩子生下地来，总不免大送“红鸡蛋”；因之，他乃终生与“蛋”有缘。幸欤不幸，非我所得而知矣。虽然，此文不可不作！

    当小孩子牙牙学语的时候，必定是调皮淘气的，其爸爸乃骂之曰“小忘八蛋！”无间昼夜，莫不云然。

    稍长，读于中学，偶或于集会中发言，必遭鸣鼓之攻，遂背负起“坏蛋”之恶名矣。

    或家有资财，值数千元，得备员大学，益被指摘：“斯人也，专门捣蛋！”

    四年之徒刑期满，跌落社会当中，不为工农，不做兵士。好容易觅得出路一条：

    经商，则硬着鸡皮，管他掷下的蛋儿炸也不炸！

    从政，则不问蛋黄蛋白，一概勇于掏挖，非至弄破这脆弱的蛋壳，啜尽那滋养的蛋清，决不甘休！

    留学，则论文洋洋，大卖其中国臭皮蛋。

    习绘，则日也月也，无不变成了油煎荷包蛋。

    唱戏，则师法梅博士，专唱青衣花蛋。

    统军，则恐怕又只会枕戈待蛋。

    年纪轻，不免时刻要吃吃醋溜蛋。

    遇国难，则飞机下蛋。

    出赌场，则成穷光蛋。

    老成些，没一件事体不弄个大糟蛋！

    他底做人哲学，却是力求圆滑，揣摩着如何才可以形成一只琉璃蛋。

    万一不幸而一旦只有七面玲珑，则干脆一句话：老子告诉你，赶快滚你妈的蛋！

    于是告老还乡，隐居租界，死命要当守财奴，生怕风吹鸭蛋壳。

    呜呼！但愿我们贵国今后贤明的父母亲，生男育女千祈莫送红鸡蛋！

    除夕前二百四十小时，南京

    语堂按：“坏蛋”之名，实非中国所专有，英文亦有“badegg”一同词义。惟其他蛋确乎未见西文，吾读英文廿年，尚未闻有“You little forget eight egg”或“Pillow spear waiting egg”也。

    载第14期（1933年4月1日出版）

    论“没有法子”

    ……

    王任叔[原文署名“巴人”。]

    说起来又是算旧账，好在算我自己的，大概也没有什么。

    东京“十三事件”还没有发生，我是住在早稻田一位寡妇的货间里，也不知是那寡妇挡了驾，或者我竟失落在日本警察的视线之外，住在那里三个月，可没有像住在别处一样“三日两头”的来拜访你。在这样的环境下，读书是最安心不过的。因之，我很沉醉于细细地读报的生活。

    离了故国，也就更放怀不了故国，这心境大概谁都有的。所以一切的病里面，怀乡病该是顶顶美妙的。我不大理解病卧医院中之跟漂亮的看妇谈恋爱的那种风情与趣味，但酽酽的如同微微陶醉似的对于祖国的温热的眷念，却是顶顶叫人奈何不得的。

    每天展开报纸，首先注意的便是那有关于支那的新闻和论文。时过境迁，记忆全成白纸，我也无法来收拾彼时的心境。可是有一件事却使我不能忘掉，那就是彼邦人士对于中国的一句口头语的讥讽。

    大概是新居格吧，游了北平——那时是称做北京的——一趟回去，就在《读卖新闻》文艺版上发表他旅行的感想。他仿佛用科仑布发现新大陆似的口气，说明中国人“没法子”，这句话的广泛的流行，实在是很可吃惊的。照彼邦文字，应该写做“仕方(Sikatanai)”的，可是他却照中国原字写上，以示郑重。他指出这是中国民族性的特征。我对于这种说法，当时颇感到愤怒。所谓开明的自由主义者，也还是军部的策士。

    但我也不是毫无理由。未进早稻田以前，我住在市外西获洼。这离井之头不远的小村镇，大概很少异国人的足迹，于是人们都把我们当作动物园里的珍兽，颇有另眼相看的情形。连一家买冰店的“子供”，也常常跟我们来玩了。不知是受的什么教育，一谈总谈到东三省的富庶与丰饶。“将来，我们也到那边去过活”。展开地图来看时，居然也和日本国土为同一颜色。这对于我的侮辱，实在驾任何侮辱而上之；然而为了这孩子的家境的困穷，我却又为他的受愚而怜悯。在这一种悲愤的记忆下，读了新居格这论“没法子”的文章，我是不能“废书三叹”就可完了的。在中东路事件发生以后，十月三日的早晨，一个钟里，东京市内市外的中国留学生，被检举者达六七十人之多，于是我更憎恨这不很有理性的国家，觉得专为自己的修业而滞留在这国家里，是我的耻辱，我要看看我的祖国到底有没有法子，我回国了。

    祖国有它的光明与黑暗，我确实见到祖国的有法子的一面，而且，我虽困难，也时时在寻求法子。然而，没法子之为“国叹”，正和“他妈的”之为“国骂”一样。我们也无所用其掩饰。虽然用语略有不同，或曰“没有办法”，或曰“有啥法想”。但总之是表现“日暮途穷”之态，盖亦有其所由来。古之人，“日暮途穷”据说作兴哭的。阮籍泣途穷，已成为名典故，不必再介绍了。便是猛鸷如项羽，兵困垓下，也还叹息于“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自以为对自己的命运尽足了力。然而“豁达大度”的汉高祖及其臣下，却处处从没办法中想办法，便是太公捉去被烹，尚欲“分我杯羹”，能动心忍性于前，就能打出一条血路于后。从“没法子”而到“有法子”，也还得归功于残酷的斗争吧。打狗索性打它个死，这里我又要涉笔到汪精卫了，真正是一条“没法子”的软虫！

    中国社会实在也是压迫重重。外有帝国主义，内有皇帝老子、封建军阀、官僚士大夫、买办地主……这一切压迫，全都落在挑粪桶的农民身上。（之后，自然有工人来分担。）这真是一担过重的粪。今天加了这一种税，明天又有那一种捐，送租之外还须送鸡，种田之外又有征役，便是老婆被地主占去当小，女儿被公子强迫成奸，也还是眼开口白，摇摇头说：“没法子。”士大夫听命于官僚，官僚又听命于枪杆，凡有所见，也不该自作主张，“等因”而后“奉此”，“等因”未下，“此”亦难“奉”，若有进言，聊加改革，也还只能说“没有法子”。被压迫者如此，被压迫的压迫者又如彼，所以专制世代，皇帝就成圣口。万民的命运，全系于圣口的一言两语。而历代皇帝，大都昏庸，也未必真有办法。在下既须“马首是瞻”，在上又无“回天之力”，积习相沿，“没法子”也就不翼而走了。

    但“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难愚，却还能于“由之”不得其道之时，略示反抗。国骂“他妈的”的流行，决不是无因的。自“没法子”而到“他妈的”，这已并非偶然了。

    “没法子”的奇迹，虽于“九·一八”以前，已为彼邦人士所发现，且于是而断定中国终于将被征服。因为这边既是坐困于“没法子”，那边自然只要“略施一计”好了。“计”者亦“法子”也。以“没法子”当“有法子”，其败也必矣。“九·一八”一试，果然“言不虚传”，唾手而得四省土地。但四省义军终于也“他妈的”干了起来，一直干到现在，越来越有法子。这是日本文士以及军阀所万万想不到的。

    六七年来，中国是在没法子中寻法子。英明的政治家，提出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口号，居然有了最最正确的法子了。“七·七”事变，全国人民抓住这法宝，一直跟日本军阀打了一年六个月，从“大法子”中想出“小法子”，用“小法子”来帮助“大法子”的成功。而一贯以“他妈的”的精神，每个人民将知道命运本握在自己的手里，只有坚实自己，才能决定自己！彷徨慌张以接受别人的“法子”为“法子”的卖国叛徒，也给一脚踢出于国门之外。“杀了他！杀了他！”的呼声，已经普遍于全国角角落落，我以是知道中国终于有法子了。如其再能让我到东邻去住，我将听到他们满街满弄的“仕方”吧。

    载《鲁迅风》第3期（1939年1月25日出版）

    检查琐谈

    ……

    周黎庵[原文署名“吉力”。]

    人是制造历史的，但却又不愿历史真实，于是产生了检查制度。这结果是好的，使读的人觉得十全十美，一些也不会感到愤怒丑恶。不过这么的手续总要对于读者保守秘密才好。

    要是不然呢，这就很难不令读者悲哀了，例如读史，看到尧圣舜武的熙朝盛世，心里自然是温存的。但一想到那时代的另一方面，也许会有桀纣的事迹，然而不见了，那准是遮掩在检查官朱笔之下的。要是有这样的情境，除非是瞆瞆的人物，他还是囫囵的吞下去，甜蜜蜜的嚼了一嘴，然后床上一躺，呼呼就去寻熙朝的好梦。但在贤明的读者，则决计不肯安分守己受检查官们的骗，他一定要设法翻寻稗史野乘去捉出一条臭蛆来的，这才安心。

    这一捉，就拗断了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只要相信进化论，就不敢相信几千年前有这许多圣贤式的酋长，于是给他们之所以圣贤一个解释，就是检查制度所造成的功绩。所以后世之想效法尧、舜、禹、汤、文、武者，大都就知道采用这个法子。而尧舜之流是否是生而圣贤呢，抑或他们手下的检查官吏替他们造成？这却年代悠远，恕没有一位考据大师能给我们后人一个答复了。

    到现在，虽然写“哲学史”甚至于“算学史”都很风行，但毕竟还没有人敢写一部“检查史”的，因为这太难了，难得像重写一部人类的历史一样。

    但事实却是明显的，人类历史的旁边，正配合着一部检查史。而且这史内的法律，是以上检下，以强检弱，古时候用刀，现世界用笔。数片木屑，几行朱墨，就替在上者和强者立下万世永昌之基了。

    可惜的是，检查官们虽然练就一只善嗅的鼻子，但却天赋予不很健全的头脑。在帝俄时代常常上几位大文豪的当。在中国，鲁迅先生的文字被检查去还是最少（根据《花边文学》序言），这也是每一个暴君和军阀都不能成为尧舜和关岳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上检下，以强检弱”，是当然的，但也有例外，譬如名为分庭抗礼的“友邦”，有时对于别一国的东西也要经过检查官刀笔的。有人说是胡闹，然而并不，因为“友邦”仅是名义而已，实际还是“以上检下，以强检弱”，一些也不胡闹。

    经过一检查，无论是自己或是第三者看看都是好的，例如本来是要讲军事的，现在只剩下一些经济和文化了。不过不巧的是经济既并不振作，文化也关在牢狱里，人家所企盼的还是军事，然而军事不见了，但也用不着找出来补上，因为大家都已知道：“友邦”的关系并不建筑在经济和文化上，而是在军事上的。

    军事为什么不见了呢，原因是过去了，人家在内战的时候，那是竭力帮助的，甚至不惜把国防军的灵魂都肯屈尊借给供四次五次“围剿”之用，一杀就是几十万生灵。但一到了变成外战，就赶紧连三四等人才都予召回，再下作一些或许就是召来供另一“友邦”之用。这就是等于“军事绝交”，故剩下来的，不得不只是些不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了。

    历史上有一些人物，就是用检查制度成就他们的圣贤地位的，现代的希特勒元首，不独想靠此来维系国内的声誉，而且还想把世界的舆论统制起来，世界真好像会缩成一个国家那么小，而神圣罗马皇帝又出现于二十世纪的欧洲了。

    当希特勒的前辈威廉大皇帝穷凶极恶高呼“黄祸，黄祸！”的时候，谁能料得到第一个“黄祸”已经向他们的后人称兄道弟，而另一个“黄祸”却乖乖的连“国书”都送经检查的呢？

    这就很令人想起唐朝的“李谪仙草沼吓蛮荒”那些故事来。原来连“国书”也不能随便打话的，那是作为附庸国家的绝大悲哀。

    而黄脸的子民，却在历史和事实上都不高兴向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朝贡的，无论是私人和国家，都该保持一些傲气。

    清代的乾隆，做了六十年皇帝，居然不忍打破他祖太爷玄烨的纪录而逊位了，于是自号“十全老人”，富、贵、寿、考、多子、多孙、文化、武备等等，是谓十全，详载当时一般翰林院老爷的纪功碑铭中，实在也很可超越尧舜而上之了。希特勒元首现在秉政还不过五六年，已有了那么的成绩，要是他赶快结婚，“豪骚”养儿子，则六十年后，“十全老人”的称呼，是不必顾虑的。但可虑的是，乾隆逊位后不过四年，他的儿子嘉庆大爷已把他的唯一能臣和珅杀掉抄了家。虽然扭扭捏捏说“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不忍干父之蛊”，而一大片抄家单和罪状已赫然公布于圣谕，并不经过“高宗纯皇帝”的检查了。

    希特勒元首手下的唯一能臣戈林航空大将，连他的肖像也已经法院推事的估价，竟值到“三十马克至五十马克”之巨，以后如德意志国内尚有不翻印戈大将的照片而私铸马克的匪徒，那真是混蛋，糊涂透了顶的。

    这正是一件未经检查官刀笔的事实，也许就是希特勒元首将来不能“十全”的原因吧！

    人是制造历史，却又不愿历史真实，于是产生了检查制度。暴君军阀，都想把自己化成尧、舜、禹、汤、文、武，然而又没有他们那样的周密，随处可以露出马脚来，这或许就是古今人之不相及之处吧！然则这一招真也大可省省的乎？

    十二月二十二日

    载《鲁迅风》第1期（1939年1月11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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