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胡风（1948年2月29日，浙江天台）

    胡风先生：

    月初，曾和登泰、潭封二兄去看望您一次，未遇着。

    那时本决定短期里北行的，后妻子携小女来上海，迢迢路途，没有许多路费是不敢远行的；而友人们和我又都是些贫穷如洗的人，于是便来到这个乡间教书，上海事情是谋不到手的。背着战争流落，心里的沉痛是深沉的。其实，与一群天真朴实的农村里长大的学生生活在一起，本是使人喜悦的事，但心里总是蠢蠢欲动，结果只是落得不安而已。学校是依山傍水，清静雅人，所以更寂寞了，也更蠢蠢思动，千里以外的胜利是不能平息自己的暴躁的生命的。生活在悲郁中，有时又想到一句箴言：“悲哀不杀人！”（L·托尔斯泰），也许没有这悲哀的力量自己更不能活下去，悲哀里有复仇的火焰呢。工作是微小的，但它可以支持我的生活，我的生命也可扎根在地上。

    我曾经将两年来写的一些诗，整理成一册，当时因要远行，想留在友人处，并想转奉给您，请看看它们，但一直生活骚乱，饥寒交加，匆匆地便来到这里，未及送上。暑假赴沪后一定要送上，这是我久已执着的一个默愿，自己的诗虽然写得不好，时常为之痛苦！但也决不愿那些市侩们杀戮我的诗。几年来这些诗便带在身上，与我血肉相连，不忍抛弃掉。

    来到这里，将上海写的一束诗草成，随信奉上。希望您能看过后写下些评语，我是多么不容易接受到一些真诚的“打击”呢！有空暇的时候，请常赐予指教。翘望之至！信寄浙江天台县玉湖村育青中学吴海华收。

    匆祝安好！

    屠先生与弟弟妹妹们都好！

    谷风

    2月29日

    致胡风（1948年5月18日，浙江天台）

    胡风先生：

    13日写的信读到了。

    上海愈逆乱。先生生活好吧！时常在怀念中。

    这里学校7月初考毕，我们三口之家将北奔了，即使破釜沉舟也感到壮烈！半年的休息使人更加疲败与苦恼，几年的饥寒挣扎也没如此困倦过。也许在一种即使受伤但仍雄强不息的冲动里会更活得舒展点，将永无疲倦。安静对我不适合，感到一种压迫与窒闷。这半年是在惨败中学习着生活。别的友人在健康的土地上自由的活，那种流血是少痛苦的，但我却是一直惨败，惨败，血泪淋漓的踽踽而行，一分一秒钟里都在沉默地孤单地挣扎着。付的代价太大。

    7月中旬可到上梅，到时，一定与潭封、登泰他们来看望先生。

    写不出东西来，痛苦。

    敬祝好！

    牛汉

    5月18日

    致胡风、梅志（1950年4月18日，北京）

    胡风、梅志同志：

    我十天前由西北回学校，调聘了一批俄文翻译。我还在研究部工作。工作是我以前从未搞过的一门，感到相当吃力。苏联教授专家已陆续来校。

    《小红帽脱险记》已收到，天下图书公司寄来《时间开始了》第四、第五二分册。谢谢您们。

    罗飞同志处已去信，那位江西的同志，我去年就寄过一信，退回来了，我并不认识这位同志，也从来没有和浙皖苏边区有过工作联系。只和几个南京中大的同志认识，可能是另外一个谷风，这个名字太多了。

    第三乐章写好没有？希望您能安静地生活，欢乐而情绪饱满地写出来。写出来，许多年轻的读者们在关心着，谈论着，即使没有人为它宣传，诗还是真诚而雄强，它自己在响着，唱着，这是谁都听到的！

    我这次到了西北一趟，都是老地方，感受很多，写了七八首短诗，但回校以来，工作忙，还无时间静下心改出来。

    最近研究工作很红火，白天忙一整天，晚上十点以后才有时间看一阵书刊，但工作愈忙，诗的冲动也一样在生活里萌动，有时实在想写。

    北京近来正酝酿着一种诗的格律问题，据说，每句六七字，每节都有一定的行数，详细情况，我还不清楚。王亚平、徐迟、冯至、林庚、艾青等都已经写起这样的诗，对一些年轻人是一种痛苦的束缚，但对一些年纪老的（不，生命衰老的），却是一种安慰，冯至、林庚等是十分惬意的，他们几十年一直这样写。说这是中国风格的正统诗。天知道。我是每天都热情洋溢地想读到诗，尤其是我曾经热爱过的诗人，我是十分关心他们的。田间最近出版了一册《抗战诗抄》，有些诗，我觉得很好。不知道您们读到没有？但他有些诗，确实和徐迟、任钩等人的诗走在一起了。

    您们最近写出什么新东西没有？

    前天和鲁煤谈一阵，对阿垅的自我批评，我们认为勇敢，但还没有谈出自己的真正的思想。实际上，有些意见，还是好的。肯定的，还是要肯定。错误的，勇敢改正。

    目前，形式主义泛滥，实在喧哗得心痛，但好诗，还是要产生的。苏联的诗，内容是光彩的，形式也是光彩而生动的，决不是先创造出一种形式，再号召把文艺赶进去！我是不进去的！中国，应该多产生一些聂鲁达、西蒙诺夫写的真诚的人性的诗。

    来信吧！

    《彩色的生活》印出来没有？它收进去哪些诗？我还不知道，请你们告诉我一下。

    敬礼！

    4月18日

    致胡风、梅志（1950年8月7日，北京）

    胡风、梅志兄：

    很久没有给你们写信了。十分怀念。近几个月以来，时常在报纸上读到一些关于“胡风”的讯息，使我十分痛苦，有几篇东西，令人气愤，太恶毒。好的批评，应该诚心接受，但有意的鞭笞却是很不正直的事情。现在好像有这么一个倾向，谁要是说胡风还不错，诗写得还好的话，会遭人骂的。

    这是很不好的，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虽然如此，还是有人喜欢胡风的诗。即使某些地方还有意见，但意见也是很忠诚，这样的年轻人我遇到的最多，一口骂倒的，我还没遇到过。这种刊物上报纸上形成的对胡风的看法，并不是十分可怕的，很多年轻人还是喜欢这些诗，因为对于胡风这十几年来的情况，他们是很清楚，并不会那么坏，是有相当深厚的感情的。因此，让人忘却胡风，或者把胡风涂抹得不像个人，还是有认识的，还是有一种不可断隔的情感存在。

    这种不正常的偏向，我是坚信会过去的，也许会延长一个时期，但终究要水落石出的。三四个礼拜前，曾碰到徐放和路翎，谈了很久，感觉是相同的。

    我的工作是十分忙碌和零碎的，没有写诗的机会，西北途中写的七八首短诗，至现在还没有心境修改好。有这么一个心情，在政治上，是十分炎热的，生活是好的，但好诗，我却觉得有很多在“地下”，没有茁长出来，在群众中闷着。

    我虽然写不出好诗，然而，我的诗也是闷在胸里。这是与政治情势很不和谐的气象，使人伤心的事情。

    最近学校过暑假，办半天公，我有空来想诗，有可能写一些。

    鲁煤见到过几次，因为我又搬到六条胡同，住得远一些了，最近没有看到。他不谈诗。只高兴写剧本。

    听说梅志兄又写出一个童话，希望出版后寄我一册。

    胡风兄这几个月写了些什么？我看到《大众诗歌》的诗讯上有一条消息，说“胡风在开上海文代会”。不知道写出什么没有？还是老开会？

    有几个刊物，对冀访的诗打了几次。

    那个诗丛，还是没出路吗？十分惦念。

    敬礼！

    8月7日

    （我的一个小女儿，在“七七”那天死了。）

    致胡风（1950年10月24日，沈阳）

    胡风同志：

    来到沈阳已经一星期了，工作还没有决定，住在招待所里（东北旅社，七层大楼，我住在第七层）。成天没有啥事，只听了三次报告。本来打算到新的岗位后再绘您去信，但没有事干，也就只好提前完成任务了。但心情实在不宁静，急迫地等待着。工作分配问题，虽未确定，但看样子恐不会过鸭绿江了，听说人民大学干部是由空军司令部包干，我填写志愿书上写着：随军记者或文艺工作。空军里也有文艺科，但不知道搞些什么？还未最后通知，也许有一线希望让我过江去。今天已公布一批过江干部名单，他们已穿起黄军装，和朝鲜人民军一样的军装，我也真想穿一套，然后在出发前，照一个像，给您们寄一张来。大概三两天就可决定了。

    和我们同楼住的有苏联小红军，也有朝鲜同志。我还是头一次看到红军，他们和我们一样，廿岁左右的小家伙，成天打打闹闹，躺在窗口作游戏，唱歌，有一两个年纪很小，满脸茸毛，我们对他笑，他也对我们笑，笑得十分憨。和我们一块的一个农村来的干部，十分喜爱他们，一听见小红军笑，就出去看他们，双方不说一句话，但都已经认识了。好像谁给我们早介绍过了，一个同志说，“毛主席和斯大林同志介绍我们认识了的”。我们唱世界民主青年进行曲，他们也和着唱，不同的语句，但欢乐的旋律是同样的。有一个朝鲜兵，很棒，老是敞着棉上衣，胸脯子圆溜溜的，背着一支冲锋枪，上大街他也背着，不笑，不唱。我想和他说几句话，但又实在找不到一个机会。但他会看出我的，对他，我是很热爱着，也许将来会在一个朝鲜的山谷里或是小村庄里碰到。

    今天不见他了，大概都回去了。他那支枪我十分喜爱。当我在街上看见朝鲜同志的时候，我心里是格外感动，我希望，他们在中国生活得也像在他们自己的祖国一样温暖，但我知道，中国对他们再好，他们也还是想马上回到他们的血迹淋淋的祖国去。

    过江的干部今天都穿起了军装，听说今天就出发啦。

    我们还没有确定。希望不大了。

    您还在《人民日报》社住着吗？《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一诗修改好没有，我还希望读几遍。这十天，又写了些什么？我坚信您会写出真实的作品的，我还是希望您能安定下来，长期地安定下来，好好写些东西。年轻一代的中国青年，都是为此注视着您。把《青春颂》写出来吧！然后把《时间，开始了》精印成一巨册。

    《祖国》大样不知道徐放同志给您看过没有？我请您替我修改一番，《毛泽东，您还记得我吗？》一诗里，有许多地方我打算修改，但我又离开了北京。我请您费点心改一番。其他诗，也请改一下。这样，我就放心了，不然心里总是压着一块石头。如没有给您送去，可打电话问一下徐放同志。

    工作确定后，就可以开始写诗。

    暂勿来信。等工作确定后再写信给您。

    路翎夫妇好！不另写。

    好！

    10月24日

    致胡风（1950年10月27日，沈阳）

    胡风兄：

    日前寄上一信，想已读到。

    已确定到空军政治部文艺科工作。来信请照信封番号写。还未具体分工，生活亦未安定下来，因为文艺科还是新成立的。工作主要是搞文艺创作是确定了的。情况还很陌生，尤其对部队工作，最初只能下苦功夫熟悉这一新的工作。写啥东西一时恐怕还无法进行。茫然得很。

    生活还不安定，这几天还不可能安下心来写封长信。

    但我是多么希望接到您的信，告诉我这十几天您的情况。

    是否要搬家？《为了朝鲜，为了人类》一诗如已发表请剪寄我一份。

    徐放同志将《祖国》大样送给您看没有？我很希望您能把它校改一番。同时希望将对这个集子里的诗的意见写给我一点，可以吗？我等着。

    吴平去看您没有？

    匆致好！

    牛汉10月27日

    致胡风（1950年11月6日，沈阳）

    胡风兄：

    来信读到，我明天要到一个机场去，约八天可归来，能在走时读到来信，十分愉快。

    《朝鲜》印出来，请寄我一册。我走的前夕，说把这首诗转给人民广播电台，但次日忙乱了一天，给搅忘啦，在火车上就想起来。很对不住你。我已给这个朋友去信——人民广播电台播音科长齐越同志。他大概日内即来访你，我告诉他说，认识了，就可随时向你要新作品。他朗诵十分出名呢！很真诚的一个人，不好说话。希望能帮助他。

    他在蒋管区时爱朗诵我的诗。这次我寄回北京一个短诗集，我叫他也选几首诗播一下。播你的诗，我这里也可听见的。

    来东北，写了八九首小诗，寄给吴平了。她大概要找你。都是些小东西，甚至是情诗。一定有人会说它是散文，个人感情。但我实在是用心写的。以后就可以写些“感情大”的诗。因为经常可以到机场去看到战士。

    我成天是读书，写诗。分配工作就是编审文艺创作和创作。可以写出东西来的，首先是有时间，可以说成天是读写时间。我很满意。同志们亦都好，热情，天真。我想过些日子，就可写长点的诗。

    读到信，你又沉闷了几天。其实，成天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诗，都是口号诗。真的诗，太重，太沉，一些人感到压得受不住，就像压在他们那好露头角的头顶上。但我还是希望你的诗能让更多的人读到，这是人民的权利，你能拒绝吗？来这里，又把你10月份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几篇东西仔细读了一遍，这些东西我想你可以写许多。也不易碰伤别人。对吗？但，它们也还是好诗。

    我寄回去的那个诗集（八九首短诗，大约有三百多行），希望你给我改改，都是些素描，浮雕性很浓。因为都是征途感受到的。我读了，都觉淡了些。但我有时是有心这样写，我是尽量真实、朴实，因为感动的是生命，不是单凭文字。

    我都是把生活里首先感动了自己的情感写出来。以后如能把自己的感情付与大的战斗中，就更结实了，我的情绪很高。

    吴平是个很怪癖的家伙，她不好动。也可能是肚子太大。我的孩子送到人大托儿所去了。她可以时间多些，我写信叫她译些诗文。

    我总希望你能久住北京，安心写作。

    有机会，到北京时，我们一定好好扯扯。我的嘴粗得很。

    有空来信吧！

    我一写出诗来，就寄吴平，她会送给你。

    11月6日

    致胡风（1950年12月22日，沈阳）

    胡风兄：

    我由机场回来已五六天，生活还是照旧，成天读书写作。行政工作是很少的。这两天我又读了一遍《奥尼金》，感动了我，感动得深，也很痛。

    我寄回北京的那些短诗，吴平来信说已送到你那里。

    读过有啥感觉，告诉我。这些诗，连同我这一年来写的诗，我没写好，写得不深，火劲不强烈，我是以一种单纯的热爱，在这个庞大而纷杂的世纪，浮雕着一些新的花纹，我好像是为了中国的美丽而生活，而雕刻。这种倾向，妨碍了我更深地突人世界的底层，实际上，我很痛苦。那些花样复杂的、垂死的、虚伪的、市侩的、谄媚的、腐败了的与真实生活交融一起不可分的更宽广而真实的生活内容，我没有写，或者说我暂时没有能写，这里面，包融着我的一些消极成分。生活在这里面，而我是片面地拥抱了新的美好的一面，但“新”在现在还是不宽的一面啊！这样，我就只能欢乐地浮雕着一些美丽的花纹，刻得不深，没有把这生活刻透。我这样理解，不知是不是对？你信里说“感觉得淡一些”，我想是对的。但我知道我并没有对生话轻佻与侮辱过一次，我还是真诚地生活。我相信，我还是写出了诗。但这诗，从来不能满足我，只能是在这一个时期，由于自己的弱点和消极的一面，它们妨碍了我。但无论如何是力量不强烈。没有突进去，就只有浮雕一些花纹。我是知道这个痛苦的弱点的。

    最近我正在酝酿着一个长诗，我又一次把自己的生活不留一分地化到这长诗里。我想写出这个世纪的风貌。已经动笔写了一些片断。但不知道能否顺利写完它。

    我是一定要写，好好地写一些东西。

    近几天，我又写了些小诗，可能写出十首来。大半是关于战争的。也许比上次那些更猛烈些。过三五天，我就可以抄寄给吴平，让她送给你。

    我还有这么一个主意：总想把生活里感受到的，写一些短小的抒情诗。苏联的史起巴巧夫、伊萨可夫斯基、古歇夫等人的像一颗心一样小的抒情诗，我是非常喜爱，我也想把自己的生活里的感受，真诚地凝结起来，写成一些美丽的朴素的小诗。这些小诗，即使短小，但它是真的，像一颗小小的悲痛的欢乐的赤心。写出自己的欢乐，写出祖国的脉搏来，即使一次脉搏跳动或波动都可以的。好些“诗人”在不动情感地编着纸扎的玩意儿。我要叫读者感到那些诗是假的。我总是想在这方面，写出一些短小的诗来。写成三四十首时，把它们编成一辑，印出来。就像一丛花朵。或者像一丛绿叶。

    但我还不放弃写几首长诗。我想我能写出小诗，我也能写出大诗来的。我是自信自己的力量的。

    我想，最近，你一定写出一些诗文来的，我已经有这种感觉。生活得还宁静吧？是否一时还不离开北京？不要离开北京吧！把你的家搬到北京好了。我说不出理由，但我觉得这是一件大事。不只是一件家事。

    亦门的那首小诗，真好。这是一年来少见的好诗。

    这样的诗，和史起巴巧夫们是同样伟大。再谈。

    敬礼！

    12月22日

    致胡风（1951年1月15日，沈阳）

    胡风兄：

    年前曾寄上一信，想早读到。

    我第二次寄京的七首诗，徐放来信说，已转给您了。读后有何感受？修改过后，希将意见告诉我。是否比第一次的诗战斗情绪浓厚与猛烈些，我想《塔》也许浑厚一些，写的时候我有这样感觉。

    最近，我正日夜思索与凝结着一首较长较大的诗，但他不比短诗，我可在那一刻钟的激情里把生活里感觉到的东西使劲抓起来，再用劲一雕即成。但写一首长诗，这样广阔的生活，光彩缤纷的，旋律交响的一个世界，我有些感到吃力。一个多月来，我想写一首《我的祖国》的诗，站在这首诗里面，我被无穷无尽的祖国的力量所吸引与冲击，好像不可能一丝一缕地写完它，而要用千年不息的瀑布与连绵不断的暴风雨那样的力量才能写出来这样壮丽与伟大的风貌。我已经写出一些片断，但还是以写短诗的心情零星呵成的。大的力量，我还没激起来。可能最近因为吴平产后不利，接连发烧使我情绪受到阻碍与转移。您是有这种体验的。现在已经不是我要想写这首长诗，而是诗（战斗）向我挑战并火热地洗炼我，我就像一根雷管一样，连着一次生命的巨大的震响。一定要点着它！我希望能在三两个月里写成即是好的。我记得布洛克写《十二个》就是成天被那种感人的诗的鸣响所包围。我想你写《安魂曲》与《欢乐颂》时，也一定不是平静与间断地写，而是狂热地写，不是拿着笔，而像是用一支烧手的剑在雕诗。就像大的车床制造发动机，而不是用一把小刀一划一划地制造。我是有这样的体会，但还力量不足。当然我不会去市侩地把一点晶盐冲成一大碗水，说这是一个美丽的湖。把自己的脸打肿，说是胖啦。长诗，不是你叫他长，叫他大，而是他走来的时候，就是一个庞然大物，你压都压不小，你吹也吹不大。我比喻的对不对？

    昨天看到《文艺报》上有人抨击xxx的一首长诗，说得很对，应该告诉他说：“诗人，你还没有写出一首诗！”但使我也很痛苦和羞愧．而并没有“太快人心”的感觉。他为什么总是那么昏头昏脑、粗陋不堪地编诗呢？我在讨厌他的诗之前，我首先想到他是不是一个真诚的布尔什维克，一个庄严的人！xx更不用提啦。

    徐放离开人民文艺组，到秘书处工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这次寄京的七首诗，请你修改过以后，考虑一下，投给一些刊物试试看，《塔》那一首，我想投《人民文学》。但不知道合适不合适？我最近倒有这样一个打算，还是尽量多发表一些自己的诗为好。为什么不叫人看到呢？有时感到冤得很。你看投哪里合适就投到哪里吧！

    吴平又到医院去了。她大概无法去看你。生了一个男孩子。我很愉快。

    快过旧年了，你是否要回上海去团聚？

    《为了朝鲜，为了人类》已在此地书店看到单行本，印得很精巧，我又读了几遍，改得好了，上海解放报辛笛说太散文化，不精炼，我倒感觉不出来。恐怕他是不得不那么添几句“应时”的话，其实已经不“应时”啦！现在对你的作品，人们是都不得不重视，不能不受感动，但总得添几句坏话，不然就好像犯了什么嫌疑似的。这是一阵罡风，臭风，浮动的人会被吹得东倒西歪，但也有更多的迎风起舞的勇士，而历史更是不管这一股臭风要按轨前进的。

    来信。这两天又写了几首短诗，但大诗还在洗炼着我，总要写出来的。

    好！

    1月15日

    我总希望你，沉下心来，写一篇抨击目前诗坛混乱的论文，澄清一下这一股恶流。你有这样的魄力！为什么不写呢，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你要这样写，即使有人围击你。看样子不经过一场论争，中国的诗是通不过1951年了。写吧！你是勇敢与真诚的一个人！历史会保卫你的。又及。

    致胡风（1951年1月20日，沈阳）

    胡风兄：

    前几天曾寄上一信，想已读到。

    很长日子没有读到你的来信，很想。但我是知道，你也在关怀我。今天吴平来了病后第一封信，从床褥上站起来了，而且孩子长得还挺好。很幸福。但是吴平是多么痛苦地从血泊中与病热中支持过来，一个人的诞生是多么艰难。

    她说你还特意送去七万块钱给她买炉子，她非常感谢你，比炉子更温暖的是仁慈的友情。炉子，使我也感到有一股火热的热呼呼的温暖冲洗着我。使我想起北京你住的那间温暖的有绿色窗幔的屋子，不是什么能使屋子那么火热，而是里边住着一个仁慈的火热的人，现在我像坐在你那间房子里。祖国的体温是和这一股温暖分不开的。

    离旧历年还有半个多月了，我想你也许要回上海团圆一次吧！祝福你。

    昨天到书店，读到《新观察》上的《祝福祖国，祝福人民》。我感动很深，诗教育了我，让我再前进。每一个青年同志读到都会感到你那种对祖国和人民真诚的祝福，不只是关怀我和你所熟悉的青年人，你是深切地关怀正在发育的祖国的青春。不只是叫我们前进，要让祖国再前进，祖国的诗再前进。

    现在，我的生活和工作，百分之百的放在文艺学习与创作上了，这是几年来没得到的好日子。生活里被我痛苦地压抑了好久的生命们，冤魂们，都冲出来了，前呼后呵。上封信已经告诉过你，诗在冲击着我，烧着我。生活的浪潮和喧响把我卷起来，有许多久久回响在我心胸里的不能冲出来的东西，都将欢呼而出。

    第二次寄京的一束诗，徐放说已转送给你了，看后有什么感受和意见，我等着你告诉我。这半个月来又初草了七八首小诗，还有一首长一点的诗《祖国魂》。修改了几次没有成功，索性平静几天再说。我已经在苦心提炼这些朴素与真挚的小诗了，我最近好像才忽然感觉到这是一个抒情的时代。当然这种抒情是因为有了战斗的光彩的历史才产生了的，谁接触到了历史谁就有了抒情的愿望。小诗也是写着大世界，大感情，也能刻透生活，就像探矿的钻针一样，雷管一样。就像中国的一句谚语说：“麻雀小，五脏六腑俱全”。咱们的国家里真诚抒情的诗人太少了（是指诗坛上漫步的一些诗人），诗里没有血肉，因此也没有热，冰冷冷的，干巴巴的，从概念从形式出发，写出自己，写出祖国的诗人真太少了（当然有许多真诚的诗人们在写着啊！而且很多）。这些人是不值一击的，只要一指即从高空掉下来，摔成骨粉（他们是没有血肉的），就如xxx和xx之流的骨粉。除非他们重新向诗低头，重新铸炼他们自己才成。中国的诗，好像已有转机，诗抬起头来了，好艰难。但还会有人打击他的头的。

    应该有人总结一下这一年来的诗了。不是叫坛主来做，叫读者，叫人民来做总结。

    徐放说他要写完《学诗手记》，想提出他对诗的看法，我看不会写得太好。他的第一篇半年前已读到，不好。

    你应该写一篇或几篇诗论，或者随笔也可以，当然顶好是像你的《论民族形式问题）一类的总结性的东西。你是有魄力、勇敢的人。当然写了一定要论说纷纷，加上罪名。但这是次要的，为了祖国和人民，挨骂挨打都可以。你写吧，别人不会真诚而严正地写的。必要时，我也要写一些。当然我写不出“总论”，只能写一些小问题。舵，该大力扭转啦。但舵手（诗的）还没站在舵座上。只有一些青年的真诚的手固执地坚贞地在船边在河水里一划一划的。

    你最近写了些什么？有诗吗？

    我很希望在这个时候，让《七月诗丛》第二辑出版，整队出来，人们会认出来，这是“诗”！这是久未听到的声音。或许会唤起人们的力量来写真诗。

    我现在才感到中国没有一个好诗刊，多么需要呵！《大众诗歌》里没有诗歌。谁也不理睬它。

    鲁煤一定常到你那里，他说和杨有了真爱。大概已经火热啦。路翎最近生活怎样，很想念，都请代为致意。

    冀访是否到了中央戏剧学院？

    最近在《文汇报》上读到罗洛的一辑小诗，写得很不好，肤浅。假如说我的诗有花没土壤，他这几首小诗，只能算作几片不连枝干的飘零不定的叶子。不知你看到没有？他能写出好诗的。我看到过他，也看到过他的一些好诗。但为啥写得那样粗浅呢？

    好！

    汉1月20日

    致胡风（1951年1月29日，沈阳）

    胡风兄：

    日前寄上一信，《月光曲》徐放抄寄来了。读过，喜爱得很。诗刚寄到，我和三四个同志就读了两三遍，他们都是农民出身的老兵，我怕他们看不惯旭他们却出乎意料地静听着，乖乖的，像孩子听着摇篮曲那种样子似的。这样的诗，他们甚至没有读过，但读了却恋恋不舍了，这是因为他们并不懂什么“五四体”、“自由体”，他们是倾心的读诗，没有丝毫流行的成见。后来由一个山东口音的同志朗诵了两遍，他还能体会到诗的温柔和欢乐，大家都说，“这老家伙，心还不老呢！……”有一个暂住在这里的志愿兵，我不认识，他借去抄本，说要抄一份，我向他说：“你爱诗吗？”他说：“火线上有时休息时，实在想看到诗，愈温柔愈好。”他第二天才还我。他说：“我抄了一份，带到朝鲜。”其实这个二十几岁的青年，从前并没想到自己会喜欢一首诗，但他喜欢了，不是“政治诗”，而恰恰是这一首温柔的《月光曲》。我读的时候，感到这首诗的气息是那么郁香。不是不成熟的果子，好看，味道不足，他好像是一个老透的香瓜，看起来皮色不鲜不嫩，但味道是深厚与猛烈的，因为他战斗的时间长。看到一个人的喜悦，一个久经风霜战斗的战士的一股真实人性的温柔。就如你写的郭俊卿似的，在戎马奔忙中，在炮火里，生命还潜在着最温柔的东西。只有真正的硬朗，才有真正的温柔。缺一样，就都没有。好像一个人跋涉到一个山顶后的一阵轻松。这种轻松是和痛苦的长征是分不开的。但没有痛苦，也不会有这一阵轻松。我读了一个真实的人的喜悦，看到一条河，从源泉到人海。——这是我的一些感受，怎样想，就怎样写了，算是一些“共鸣”吧。很乱。

    《祖国》出版，我读到，很痛心，它不沉重，太轻，正如你说是花朵，花朵是轻的，连枝带根才能有重量。但那是去年的诗，今年我跨过了它，远远的。不回头。

    这礼拜正在写一首长诗。不是上次提的《我的祖国》。

    《我的祖国》还是一些片断，一下抓不动。但被另一股热情抓着了，写了一首v祖国魂》。本来它是《我的祖国》的一篇，现在这家伙野得很，带着我跑得很远，翻过几个历史的高峰，因此，我把他单独写了一篇，已写好初稿，大约有1200行，他算是我二三年来第一首长诗。今天上午想改，但动不得，他太野性了，没有大力，牵不住他的生命。还得很好整理才成，有些乱。我想旧年前一定可以定稿。很愉快。我写了一棵带土壤的开花的树。

    我和深厚的历史开始汇合了。我才看到更大的温柔，更大的力量，更大的诗。我想这一年，我能写出不少诗的。

    吴平说去看了你一次。她已痊愈，孩子也胖了。

    又写出什么吗？祝福您。

    好！

    1月29日

    致胡风（1951年2月5日，沈阳）

    胡风兄：

    前天刚寄上一封信。

    这两天的早晨与深夜，我已开始读《诗与现实》。对我太熟悉了。我十分渴望再次读读《七月诗丛》第一辑的诗篇，我要像小学生一样温习这些史诗。我十分焦急地想读到这些真实的诗，我必须读这些诗，我不能离开这些诗。读着《诗与现实》，使我更强烈地感到祖国的诗太少了。因而，使我更想念这些曾经（现在）为祖国出过力与争过光的诗篇。

    前天，我到沈阳市书店找了个遍，都没有买到。难道是绝迹了吗？回来，我想到，你那里一定还有，如果你还有几套的话，请分给我一套吧！原先我有一套，离北京时叫别人要去了。我这里只有你的《朝鲜》《时间开始了》等四册，绿原的《终点，又是一个起点》（文丛之一），第二辑还缺一册贺敬之的。如果不全，寄几本也成。

    我正在写《中国，你的诗呢》。但没有多余的时间思考。

    另外，写成一首《号声在响着》，约五百行。我改好以后，就寄来。短期内成天还得忙“三反”，又要出差。我一定用心写成他们。我可以在深夜写。这些时，我激动得很。

    生活得安静吧。祝福你。

    再握你的手！

    2月5日

    致胡风（1951年2月10日，沈阳）

    胡风兄：

    写来的两封信，都读到。

    旧年前，我出差一星期，到北满跑一趟，冰雪天地，还是头一回看到。很高兴，工作忙乱，没写出一首诗，但有一股力量已经贮存在心里了。

    过年，热闹了三四天，今天开始整诗。我寄北京的诗稿，不知道你带上没有？我已写信给吴平，请她邮给您。不合适的，坏的，希望斫掉，或者不用。假如可以找到书店印，悟想写一点“后记”。您那篇《祝福祖国，祝福人民》能放到这册诗里，最好。不知道合适不合适？要是您同意放进去，我就不写这篇“后记”了。

    最近，我的情绪，叫大诗吸住了。小诗冒不出来。大诗写成，即寄给吴平，您到北京就可以看到。

    我回北京一趟，不很容易，除非是因公。队伍的纪律是不同学校。我是真想到北京一趟，我尽量想办法。大干部是经常到京开会的。但我只是一名营级军官（比莱蒙托夫还高一级呢！）。

    回到上海，欢聚一个时期是幸福的。我是见过梅志兄一次的，现在闭起眼还能想到她的模样，和吴平同样的瘦小。那个老大娘还在吗？都替我问候，我向她们致以军礼。

    我时常还想到您们那座小楼的，尤其那两大书架子书。这次回上海，是不是商量把它搬到北京的问题？到北京好，离心脏近些。

    好！

    2月10日

    致胡风（1951年5月10日，沈阳）

    胡风兄：

    好几个月没有写信给你了，但我还是知道你的讯息的。

    这期间，我曾在报上读到你的两篇文章，《给日本作家的一封信》与《（文艺笔谈）后记》，而且晓得你到过松江县：几个月来，我生活和工作都很动乱，北满南满跑了一趟，虽然没有写出一首诗，但祖国又给予了我新的写诗的力量，又滋育了我。日前吴平来信说你于“五一”前到北京，并且在路上写了一首幸福的诗。我知道你有真诚的战斗，就能幸福地写诗。真诚的爱祖国与爱历史的人，是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人。这种愉快和幸福是与那些不真诚的战斗但却啃舐祖国幸福的沾沾自喜的人们的“幸福”和“愉快”是不同的。在十几年来，你（还有许多真诚的作家们）战斗的幸福和愉快是无时不在激发着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战斗（尤其在文艺上的战斗），知道了什么才是真正的幸福。

    今年春天徐放来过一趟沈阳，你的情况他谈了许多，最后他用低沉的语调告诉我“胡先生生活不好，心里苦得很……”。我心里痛苦万分。但我还是相信，即使你再痛苦些，你对祖国与人民的爱还是忠心耿耿的，你是一个百炼成钢的人。你还是真正能够感到祖国和人民的热爱的人。历史会认识你，爱你，保卫你的。

    在我们诗里和生活里有你的力量，在我们的生命里有你的生命，假如我们这一些年轻的人能算作诗人，那么，首先你是一个诗人。真正的祖国的诗人！

    徐放来沈阳时提到你可能参加政府部门里的一些工作，我是十分同意的，但不知道你究竟做什么事？说是有三个工作。我倒希望你能编《文艺报），虽然艰巨一些，困难多些，却是最适合于你的工作。对祖国贡献就更大些，将直接使中国文艺真正活跃起来。这件事也许早已过去了，但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徐放是希望你到文研（讲）所教书。不知道你这次来京是否会决定。我是老早就希望你有一个适合的工作，真诚的工作，将更使你深人到祖国的内部，祖国将更容易与真实的认识你。也许有许多人还是不希望你参加一个工作，盼望你一直痛苦的“流落”。

    把力量使出来吧！

    最近我深深地体会到一点，目前中国文艺创作上（尤其是诗），客观主义仍然严重地存在着。我记得抗日时期苏联曾坚持肃清这种消积的、僵死的、冰冷的创作偏向。中国目前存在这种偏向就更是不足为奇的了。最近一个朋友来信批评我的诗，说《彩色的生括》感动了他个人，有感情，有血肉。但他说这种诗毕竟还是“小圈子”感情，只写了个人。

    他叫我增加生活常识，社会经验。意思就是说我的诗总是摆不开个人感情，再客观些说只有这样，我才能把我的诗写得更伟大与深广一些。我完全不同意，这正是我所反对的一条客观主义的道路。那个同志既然说《彩色的生活》感动了他，又为什么说那是“小圈子”的诗呢？这是讲不通的。

    最近我读了伏契克的《绞索套着脖子时的报告》，我更相信了什么是诗，伏契克谁也不能否认说他不是一个真正的战斗者和真正的诗人。我是很虚心地读着目前报刊上发表的诗，我很气愤。王亚平、沙鸥、田间……的诗，实在不算好诗。照我的那个同志讲，他们写的不是个人感情，是国内外大事，是顶好的诗了。但我总觉得，诗人，写不出个人的感情，就写不出历史的感情。但这个“个人”，决不是个人主义的“个人”，而是集体里的一个人，队伍里的一个战斗兵。大的战斗给了诗人以力量，而诗人就以这种力量把战斗写出来。历史的震动与一个兵在战斗里感到的震动是一脉相通的。诗人只有以自己更火热的战斗感情投入、拥抱、熔炼到大的战斗里，诗人个人的感情就与历史的感情融在一起，然后才能把历史的感情在诗人的抒情里真实、高度的激发与凝结出来。任何不动个人感情写诗的人，都是虚伪的。他们也许只能比画出战斗者的样子，但战斗者的心灵和血肉却写不出来。更写不出战斗者的希望！这些诗人们，是用“政治概念”和“一般原则”强调诗的政治性的。一些人认为这不犯政治错误，但作为一个诗人，却真正犯了错误，不只是创作上的错误，也是政治上的错误。这些诗人，都是客观现象的奴才！失去战斗力的兵——解除武装的兵。他们只能千篇一律的干巴巴的套用成语，和叙述现象过程。真正的僵诗（尸）！只做到现象的概括，却永远不会是时代的歌手，更不会是时代的预言者。诗人的激情真诚地通过现实又跨远一步的喜悦和希望，更会受到人的指责，说是小资产者的幻想。但列宁曾经说“梦想是好的”，可见列宁还是同样喜欢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我这样想，战斗里的革命英雄主义，在创作上也许就是一种浪漫主义的表现。但这种浪漫主义者首先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在苏联同是好诗人，但却是有不同的创作个性，这种不同的个性，有机的汇集成苏联诗的性格。中国现在是硬叫人走进一个木框子里，千篇一律。诗人都没有个性，更没有时代的性格。

    最近我实在忍受不住这种客观主义的僵尸们在文坛上啃舐祖国的幸福和愉快了。

    我自己也深深地感到自己太贫弱，还没有深入到历史的深处，在我生命里还没有包容时代感情的大的力量。只要一个人能有力量拥抱和热爱了整个历史，那么他就有力量把这个历史的热力和性格在个人的感受上激发出来。我将慢慢地锻炼自己这种大的气魄。祖国是会给予我这种大的气魄的。

    我写的那两首长诗还未完成，《祖国的早晨》誊好五分之四了。我想把祖国最动人的时辰，历史最光彩的时辰写出来。前几天我才有空又翻出来，我将再锤炼它一次！

    6月份里可以写成的。这算是我这几年来的一首最大的诗。

    最近组织号召写剧本，我将大力写。但我没有写过剧本，组织上可以给充裕的时间写作。我将好好地写。读了不少的剧，柴霍夫的剧本我都看过了，我喜欢他的剧本。

    这几个月你写诗来没有？写吧！祖国的伟大的壮丽的诗篇在你的生命里。

    我上面瞎扯了一大通。说的也许不对头。请你给我指出来吧！来信！信寄“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原工人政治大学内”交我。

    我生活很好。吴平说你这次身体看起来很精神，我相信。有空就到我家，吴平可以给做些菜吃吃的。

    好！

    5月10日

    致胡风（1951年10月23日，沈阳）

    胡风兄：

    五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也不晓得通讯处，思念是很深切的。这期间又一直未读到你的一篇诗文。只在《解放日报》上见到一篇有头无尾的报导，还是写英模人物的。不知为什么只刊出一次而再不连载了？十分令人不愉快，弄得莫名其妙。当然你更不愉快了。

    我想你这五个月一定很辛劳，日夜在为土改工作而激动着。相信你一定能够写出许多真诚的诗来，或者美好的报导，像你曾经雕塑的郭俊卿一样，你又雕塑了一些农民。

    我还想，你的（青春爽）也许在土改中获得力量而完成了它。

    也许有人以为你真的沉默了近半年。这期间，爱你的人，是更怀念你，感到见不到你的寂闷；讨厌你的人，是希望你永远沉默下去。但你恐怕还生活得很起劲与欢乐呢，比我们还结实些。真诚的人，是永远有人思念着的。我在这期间，证实了这句格言。

    昨天吴平来信，才知道你已回来。她找你两趟未遇。

    她听徐放说，你这次回来，可能接受一个工作任务。我非常关心这件事。有许多人是专门拿“胡风不参加工作”的藉口来曲解你，撕裂你。当然，你为革命而工作，也决不是怕人指责而干的。前几个月，就有人劝过我不要再与胡风接近，“胡风不是一条路上的人”。这样想的人，恐怕还不少。实在可笑。人，是有思想感情的，不是一块木头能任人取拿来又摔过去的。什么人是我喜欢的，我十分清楚。

    这一年来，使我知道了更多、更复杂的、也更真实的人情世事，我感到我已长成人了。

    五个月来，我没有写出什么诗来，但草稿却已经不少了，不下十首。总不愿夏天写，而愿意在冬天的夜里写。这是我的一个怪脾气。现在我正打算用心修改它们。《在祖国的面前》，天下出版社大概十月份能印出，大样我已校正过，徐放替我写了一篇《付排小记》，你那篇代序，书店不给加上，我心里一直不宁静。这本诗集共收辑了十五六篇诗，有三五篇你没看到过。他们说《我会回来》会遭到批评的，人们会说“小资产”或者模仿西蒙诺夫的《等着我》。我当时确实有这种想法：苏联这样的诗，是好诗，中国为什么不要呢？！我就是写这种诗的人。因此，我也写了一篇情诗，但我还是真诚地写着我自己的感情。其实我认为西蒙诺夫那篇短诗里还有不真实的地方。他比起史起巴巧夫、聂鲁达、希克梅特来，要逊色一筹的。也许我想得不正确。我十分喜欢聂鲁达。武尔贡的《黑人说》我也十分喜爱。这半年，我在中国没读到中国人写的好诗。《祖国的面前》也许日内即可出版，看过后，给我好好地写来些意见，只有你能击中我的要害。因为你最理解我。我盼望着。

    《祖国》曾经有人批评过。不是好心好意地帮助我，我没有理他。

    这几个月，我读了不少译诗，海涅与裴多菲我喜爱上了。昨天买了一册马雅可夫斯基的《列宁》，还不是全本，但缺得不多。太好了！

    来信吧！告诉我你这半年来的简单动态。写了些什么？你生活得怎样？

    我的通讯处还是：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

    好！

    10月23日夜工作十分忙乱，不是写诗的气氛。非常不畅快。没办法的事。又及。

    致胡风（1951年11月12日，沈阳）

    胡风兄：

    来信读到。牙疼已一周，今天稍有好转，又是礼拜，无论如何应该给吴平与您写封信，不知道你南归没有？十分思念。我希望您能生恬得好一些。

    诗集印出来了，朋友们大概已给您送来了吧！印得太简陋了，纸质太坏。心里挺闷。我是一个十分爱美的人。

    老板一定会赚钱。当然诗集的好坏，是决定于诗篇。我这两天在床上翻了几十遍，内心里感到比《祖国》要好些了，才愉快一点。诗里有些热，有些光辉，有些我自己的理想的成分了。几个友人来信，把他估计很高，要把他拿去讽刺那些已经衰老的诗人。本来还有一些诗篇想编进去，但总感到还轻薄一些。（我这半年来，在日记上草写了近二十首短诗，但未修改誊好。整党过去再说吧！）这个诗集，有一些人一定有看不惯的地方。《我会回来》，我知道人们会批评他，但我坦然无愧地放进去，不管怎样，真诚不真诚，作者体会最深切。当然那些连自己的感情都无法体会的人除外，他们是看惯了没感情的赝品了。这个诗集，我是心爱的。因为有自己的风格，有自己的真实的心血。那些不用心血写诗的人，是不会心爱自己的诗的。我记得今年秋天，有一次在书店，我看见几个士兵、工人买了我的《祖国》，我十分不安，因为我确实不满意它，我真想过去阻止他们：“这个诗集不好，等作者写出下一个好的集子，再买吧！”我没有说出口，但给我教训很大。为什么要真诚与严肃地写每一行诗？

    我从心里体会到了。写一首好诗，祖国的人民该多愉快呢！！有时我环视一下书店架子上的诗集，很可怕，就像看到东安市场里的玩具店的摆设。祖国的人民，当他们还未尝到蜜（好诗）的时候，他们还想象不到好诗的样子呢I他们还饥不择食地啃那些又冰又干的东西。我心里十分痛苦。中国需要诗，好诗，真正的诗，不只是需要一行，需要几百万行。

    这个诗集，我总感到还不够很热，很壮实。头一篇，我就感到太轻薄了。后边的几首，《想念》《我会回来》《前进的时候》，我比较喜欢。《塔》我修改了一点，但还不满足。

    你给我好好提些意见吧！您知道，读一首好诗难，听一声中肯的真诚的批评又该多么使人高兴呢。尤其我，和文坛上的前辈们又联系太少，等于没有。有时候自己也有一个不虚心的思想，总不是那么劲头大，认为一些人，不会给我什么好东西的。这就使我更孤立了，这实际上是不对的。

    应该把自己的诗，给每一个人看。

    这一个月您生活得怎样？工作最后确定没有？念念。

    写出什么诗文没有？写呀！祖国和人民在思念你呢。

    您能不能送我一张照片？

    有空写信和写对诗集的意见来。

    好！

    11月12日

    致胡风（1952年2月3日，春节，沈阳）

    胡风兄：

    信早读到，心里很沉重。不论怎样，我还要祝福你的幸福与生命。全家过年好吧。

    部队这几十天来，日夜忙“三反”，我又是支委，更是忙。

    但是过年四天假期中，我还请假回北京一趟，住了三天。看望了一下家人与友人，感到幸福。北京“三反”更猛，吴平日夜奔忙于火线上，她是一个真实的战士，瘦弱了一些，孩子们却长得十分顽强。

    见到徐放两次，路翎未得会面，电话联络几次未通。鲁煤南下土改，他的爱人见到一次，看情势很不平静，女的处境不好，她读了鲁煤的信，不敢回……详细情况不悉，总归不是好现象。我没有探问到底。

    留在北京那几天，我一个人领着孩子走动了走动，北京使我留恋。我十分怀念你，正因为你是才离开北京的，人虽然远去了，但你的伤口的血，流汇成的湖还在，它还未冷凝，冒着热气。血湖的四周，你的体温与激情的呼吸长期暖热了的气息还凝然不散——当我走过煤渣胡同的时候，我如此的思念你，一个真正的人，祖国的真诚的战士。我在门口停留了半天，我真想去看看，那一间小房子，那里一定还充溢着你的火热的血气。而你，现在也许正在祖国的南方，坐在火盆旁边和孩子们谈笑呢。你应该休息休息，幸福幸福。

    你是一个为祖国流血过多的人，几十年，血流不停。为什么独有你不幸福与不欢乐呢？然而，你是最理解幸福最先拥抱过欢乐的战士，你有长期转战的疲倦，因为你从没有休息过。你对祖国是负责的。今天当别人疯狂的时候，你正在冷静地苦思着明天。我深切地感到：即使在今天，一个真诚的人，被人正确地理解也是很不容易的，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以前，我对这件事想得有些单纯。这次回北京，我虽没见到你，但还听到许多关于你的讯息——别人认为是不庄严的，但我看到了庄严，别人冷冷地谈论你的“穷迫”的生活，我却热辣辣地思想着一个生命。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有一个诗人（文学出版社的），本来还是比较正直的（中庸的，庸俗的），但也说：“胡风，虚心点就好了……”我没有表示态度，但他是看到我的眉宇间的怒火的，他再不敢谈了。我原先想着，向他征求一下对我的诗集的意见，但一看那种情况，我就冷了。我在他面前说了许多使他伤心与惊讶的粗壮的话。你说的对，许多“老前辈”们都衰老了，他不理解新的东西了，向他们虚心，等于缴械。那几天，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思想：我走在前面了。我原以为自己是一个小兵，挂在队伍里，我想前边一定有“老前辈”领着，但我回到北京四下一望，诗坛冷静无人。哪里有队伍呢！诗人们到哪里去了！老诗人们都停滞不前了，他们不动，还挡着我们的路。跨过他们，我走在前面了。不必要的谦虚我不要的了。在文学出版社，我看到萧三的一个诗集正在准备排印，诗集名叫《礼物》，我看了几篇，生气了，我不客气地说：“如果出版，可真给中国丢人！”这是萧三二十年来的诗，简直幼稚得可怜！我真不知道他怎样能在苏联印出五册诗集。那位诗人，也说“不好”。桌上还躺着何其芳的《夜敢和白天的歌》。这就是中国的诗吗？决不是！说艾青到苏联后．写了不少诗，但诗里尽是一些“游记”与随感的东西。好像诗人是一个游客一样。走动着，并没有长着一颗心，他没有写出一首好诗。我想只要是一个普通的人到苏联就应该写出诗来的。

    我已开始写一首诗：《中国，你的诗呢》，我要大声疾呼！

    唤醒他们，更好；唤不醒，就证明这些人，都是死人了。再不值得尊重与爱了。我是愿意他们醒来，返老还童，永远是诗人。但，不行。那我就要推倒他们！这些泥胎。

    许多人，又想写诗了！白原也说他要写诗。

    为什么绿原、冀访，化铁等不写了呢？在最悲痛的日子里，都写出好诗，在筋疲力尽的日子里还写出雄壮的诗，在失败的日子还写出胜利的诗，但为什么在今天，胜利的日子，狂欢的日子，就没有诗呢！力量哪里去了呢！祖国惨败的时候歌颂祖国的美丽，但祖国真的美丽了，倒不歌颂这真真实实的美丽了。中国，今天更需要诗，遍地都是诗，但为什么看不到更多、更好的诗呢。你告诉他们写诗吧！

    我实在不忍看下去。中国，需要诗。

    这次到北京，给我一个强烈的思想——我走在前面了。

    我一定要走在前面。如果我是一个诗人的话，我就应该如此勇敢与正直。

    《诗与现实》我带来了。

    最近“三反”，接着是整编与整党，时间很紧，我写好的诗稿，一时不能改出来，但我一定要抽空改好，抄给你。只要有十几个夜晚就成。

    你写了什么诗文出来吗？

    我怀念你。向梅志兄问好。

    握手！

    来信，信皮上还是写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较妥当。写代号寄的太慢。

    2月3日、这封信在《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里被捕出一节，如下：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今天，却正因为一个人庄严，真实，才受到损伤……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人还是污损人的。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是中国的耻辱。我气愤得很。

    关于这节文字，有一段按语，照抄如下：

    这个胡风分子是比较悲观的。他说“也许”要“再过几十年”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即是说，要有几十年时间，蒋介石王朝才有复辟的希望。几十年之后，蒋介石王朝回来了。一切人民革命力量都被压倒了，那就是“人与人没有矛盾”了。“人的庄严与真实才不受到损伤”，这个“人”指的是一切反革命的人，包括胡风分子在内，但是一个也不包括革命的人。“今天中国，人还是不尊敬人的……”上人指革命的人，下人指反革命的人。胡风分子写文章，即使是在写秘信，也会有些文理不通的。这也是被他们的阶级本质所决定的，他们无法像我们替他们作注解的时候这样，把文理理得很清楚。

    这封信本来是友人之间正常的通信，即使措词带有偏激的情绪，也绝无按语所说的“反革命”的意图。这段被掐头去尾摘出的文字，经过撰写按语人的曲解之后，弄得真的有些“文理不通”了。

    “也许再过几十年以后我想在中国才可以办到人与人没有矛盾……”这段话是有当时认为的“革命”根据的。毡年苏联正式颁布？宪法，说苏联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之后，不再有人剥削人的现象，于是宣布境内阶级消灭？。写信人牛汉据此认为中国当时一切向苏联一边倒，因此至少必须经过四个五年计划之后，才能像苏联那样消灭阶级。所以信中才有“几十年之后”的话。怎么能平白无故地歪曲信的原意，跟“蒋介石王朝复辟”拉扯在一起？就因为这段神圣的按语，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头头认定牛汉是蒋介石派来从事反革命活动的“潜伏特务”，令牛汉吃尽了苦头。

    按语中指斥的另一段话，也并非“文理不通”：“人还是不尊敬一个劳动者，人还是不尊敬创造自己的劳动……”这不过是对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人”的观点的转述，本来是说得明明白白的。如果按照撰写按语人的观点与逻辑来批判，这段话同样也是“文理不通”的。

    致胡风（1952年6月29日，沈阳）

    胡风兄：

    好几个月没有给您写信了，心里感到很不安。

    “三反”忙碌了五个月。两月来部队又进行整编，我的思想曾波动过一个时期，抗美援朝来的干部大部都已回京，人民大学亦曾经中组部与人事部调过我，但部队不肯放回去。我争取了几次均无效。现在已逐渐安下心来，倒也不是被动地呆下来，思想上确实已得到解决。前两星期，我的小男孩患猩红热危急，请假回京一趟（孩子已愈），对于我的工作问题，曾与吴平、鲁煤、徐放、路翎等同志商谈过，大家都希望我留在部队（虽然有些留恋北京）。回北京对我说来是一种危险，长期坐在人民大学语文教研室死啃语文修辞与文字学一类的石块，我实在厌恶。我原先想回京的主要原因是：想北京，北京是祖国的心脏，可以看到许多新的东西，另外，我的爱人孩子留在北京。回人民大学当教员我是很勉强的。在部队的工作与生活是比较开阔与生动些，锻炼的机会多，跟我在一起的人，不是书生，是一些战士出身的同志，是战斗的人们。这里虽然没有一个文学专家指导我，但有丰满的工作与生活，就足够使我幸福了。听说北京的一些文人们，通过整风都想下部队下工厂去找生活，不愿再在北京厮混了。鲁煤土改回来，大大改变了，徐放说：“他政治气息浓厚了。”现在他们才很羡慕我这个平凡而“具体”的人（有许多人是“原则”的人），他们这两三年来所经受的苦恼，我碰到的很少。在生活中，人们并不把我当成一个“诗人”看待，有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我还会写诗。都把我当成一个与大家一样的战士，一个普通的政治干部。这是一种幸福与愉快，其实我天天在写诗，天天在诗境中。鲁煤想到农村当个区的副职，或者下工厂搞工会，决心先做个干部，再谈写文章。我十分同意他的看法。（听说中央戏剧学院创作组“话剧”要与青年艺术剧院创作室合并。）他的政治气息浓厚了的理论根据就在这里。北京文坛十分沉闷。这是很可耻的一种现象。我曾经给艾青写过一封长信田，对他有些欠恭敬。因为我看到他的一些诗后，把我激怒了，一时火劲上来，就写了封信给他（他认识我，在正定时见过几次面），对他也许是一种太大的刺激，没有答复我，也许他不会怨恨我的。这次回京一趟，使我更愿意留在部队，不是我厌恶北京，不想留在北京，实在是由于我更爱北京。

    半年来，我没有写诗，但对诗的理解却更深刻些了。一些原稿，都还压在箱子里，时常也取出来读读，修改修改，但总认为都没有完成。这半年来，我的生活与工作是完全投在一种单纯的火热的热爱中，幻想得很少，埋头做了不少工作。工作做得很好。

    最近，我的工作调动了。叫我办一个在职干部学校。

    我本来想能到文工团工作，未允许，因为1952年、1953年是开展文化教育的两个年头，一切干部都得服从这一总的中心任务。我愉快地服从了。我这星期已上任，成天草拟学校教学计划，请教员。部队里能办学校的人是不多的。

    其实我何尝会办学校。教学任务完成后，我还要调动的，领导上已允许我搞文艺工作。但这是以后的事了。

    听说您要赴京。我真希望您到北京一趟，应该与文艺首长们谈一谈。属于缺点的改正，应该肯定的，还要坚持。

    总之，不表示态度是不行了。我知道您是勇敢的。我非常关心您。

    附上一张照片，是我春天照的。

    信写得很乱。来信仍寄沈阳和平区南十马路23号。

    写部队番号邮得慢些。

    问好。

    6月29日

    致胡风、梅志（1979年9月6日，北京）

    胡兄、志兄：

    迟复，谅能理解。信已转原兄等。阔别四分之一世纪，恍若隔世。知道你及志兄安居蓉城，但希望日后能来京。

    闻兄将出席即将召开的文代会，不知确否？八月初，肖公说你缺一本《新文学史料》第二集，他手头无书，我于是寄上一册，我觉得这第二集对你是非常有用的。想不到收到回信。

    这个《史料》草创时，我曾参与其事，后来我尽量躲开它，我不愿介入。但事与愿违，最近社领导决定让我管，从第六集开始抓，明年二月出刊，正赶上左联五十周年纪念，很难应付。既然上马，就只得朝前奔驰了。很可能要摔下马来。

    年过半百了，个人的得失早巳淡了，只愿多做点有益的实际工作。政策落实办公室（出版社的）正在抓紧为我落实。原兄情况相似，他与我隔壁办公，天天见面。嗣兴几个月前调戏协，挂名领薪，未见到人。曾卓去见过他，生活相当困窘。

    徐兄回《人民日报》工作。谢韬调社科院院刊当编辑。党正在调动一切可能调动的力量为四化服务。老肖去东北还未回来。三耳兄病体久久不能大好，盖已年迈，他能活到今天已经是极不易的事情。我一家人都粗安。我们一家人这些年，各人都经受了考验，谢天谢地。许多新旧友朋常常关切你们。我仍在练习诗笔，有机会当奉上一阅。原兄也正想写，他改名刘半九，常有书问世。匆祝全家好。

    9月6日

    致胡风（1979年9月21日，北京）

    胡风兄：

    又迟复了几天，接信次日，转半九，照片他留下一帧。

    他读过你的信的第三天去走访了嗣兴。曾卓曾代表友人们去看望过嗣兴，回来说了一些使人焦虑的情况。半九怀着战粟的心去芳草地北街六号（文联宿舍）找到了嗣兴的黑洞洞阴惨惨的家，没有窗纸，更没有玻璃；可能为了空气畅通讨厌窒闷才洞开窗口，屋里，没有一只凳子，椅子更没有。

    没有一只茶杯，因为多少年没有来客。室内没有色彩，灰暗的墙，灰暗的床单，尘土很厚（半九说他不理解为什么不清扫一下）。一见面，半九对着发愣的老友说：“还认得我吗？”

    “当然认得，你是xx。”谈话很少。嗣兴仿佛对世界，对过去的人生，都失去记忆。他不叹息，不说痛苦，也不笑。在一起始终是相对无言，可怕的沉闷。留半九吃了午饭，（那天明英去女儿家，家里只嗣兴一人）是清水挂面，切了一点白菜帮子，倒了点酱油。这就是接待二十多年没有见面的好友的“团圆饭”。半九一边对我讲当时的情景，一边叹息，也没有说再见面。二十多年的生活，把一个浑身发光的人变成了一个冷漠的生命。我为什么这么描述，是为了让友朋们记起这个人的青春。我准备过几天去看看他。我与半九觉得，我们多找他几回，会把他的失落的魂招回来。他在井中十八年。前几年扫大街，每月生活费二十元，从去年下半年，才在剧协挂名，月薪八十九元。曾卓去那次，明英说：

    “最近，他（嗣兴）开始抽纸烟（想来过去只吸廉价的旱烟叶），也能吃点早点（可见过去是废止朝食）。”他有三个女儿，上下两个已婚，老二还没有成婚。现在生活总算有饭吃了。他极少出门。还有，他家里没有一本书。他不知道怎么打发日子？这几个月，他开始给《剧本》月刊看来稿，半九说意见写得很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嗣兴生活最惨。老徐文革后，被撵到辽阳老家的山区，没有工资，凭干活吃工分，劳动了十年。我是最幸运的了。鲁煤与杨哲民复婚，在剧协工作。我没有见到他，他非常谨慎。

    今天，雪蜂儿子夏熊来，他给我带来一封信的抄件，是你写给适夷的信，适夷转给丁玲，他从丁玲那里抄录了下来。适夷是文学出版社的顾问，实际上只能顾问《新文学史料》，没有一点权。我跟他相处二十多年，深知这个老前辈的品德。近半年来，他才开始同情起我们来。《史料》非常棘手。适夷不能作主，日常编务我搞，头头太多。但也得干一阵子。过几年（一两年之后）我想转到一个安生一点的部门。我还能写诗。半九也开始想写诗，他准备写一首叫作《陌生人的歌》的诗，头两行是：饿认得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不认得我。”他是个很强的人。他的德文学得好，翻了许多有关美学的古典作品。他想写诗论。我相信他会写得非常之好。罗惠已退休，大女儿（刘若琴）在成都工作，两个儿子在北京当工人。他家的生活是安定的，比嗣兴家好百倍（因为有家的温暖），我家生活安定。吴平为我受够了苦。但我们深信祖国的光明未来，深信历史会不断前进。最近有关胡案的讯息不少，都是可喜的。我们几个的问题都在解决中。文代会十月八日开。要开会了，只好搁笔。致全家安康！

    9月21日

    致胡风、梅志（198年4月7日，北京）

    风兄、志兄：

    一个星期之前，听适夷同志讲，你们将由蓉来京，他是听吴奚如同志函告的。几乎是同一天，罗洛（他从青海来京开会）去看晓山时得到更为确实的讯息。我与绿原闻到后高兴是不必说的了。我们还作了逻辑的推测，认为这是中央一个郑重的决定，显然具有明显的兆头。这几个月来（我平反之后），绿原、徐放等精神上有点沉重，怕留下几个人不解决，或慢慢解决。人生几何，谁还能再受这种难以理解的拖延！现在看来，不会再久拖下去了。现在许多更大的历史积案都一一落实了。许多关心的朋友以及一般人，都是十分关切这个问题的进一步明朗化。夏熊昨天下午来谈，他说风兄身体已渐复原，近期可望能完全摆脱病困。许多人都祝愿您康复。这半年来，一再传说风兄病笃，有些人是巴不得让这一帮子死绝了。历史毕竟是有情的，真理不会被淫没。党中央有决心把颠倒了的东西扶正过来。我们的心情是乐观的，但也清醒地知道事情还有不少的困难，文艺界就有不少障碍。我在干校一呆五年，文艺界的情况前些年不闻不问，是个化外之人，回来后，又长期被搁置一边，但也能感到旧的风尘扑面而来，躲是无用的。我这些年，经历了许多极其曲折的坎坷路，人家审查我，我也审查了许多人的灵魂。学到了一点人生的辩证法。

    《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一期已出刊，听夏熊说你那里已有一本，想是适夷同志送你们的。这一期，延期一个月，主要是发行上出了问题。这个刊物，占了我日常工作的三分之二的时间，非常繁重。适夷同志是顾问，我有事就请教他，他相当放手。但我还是小心谨慎，不敢造次，因这个刊物引起的问题有机会再详说。

    绿原搞吐文，比我要清静得多，但他的家庭不平静，小女孩有病。我家里比他家要简单一些，都还健康，精神上受的摧残是不必说了，吴平在文革中几乎被造反派打死，打了九次，遍体鳞伤，她还是坚贞不屈，没有出卖灵魂，但因此身体弄得非常衰弱。孩子们还好，没有让我们操心。

    晓山变得太可爱了，他已成为一个坚强的有头脑的青年人。

    我和吴平星期天一般都在家。

    我的电话是557553。

    匆匆祝全家安好！

    4月7日

    致梅志（1982年3月31日，北京）

    屠兄：

    《长安》今年第一期寄来，送来两册。他们还真有股子劲头，不但缩了一辑诗，还转载了（芳草）吴奚如同志的文章。有些人会不高兴的。有些同志看到这期，《长安》表示担忧，“太集中”了。我以为，这些作者二十多年来没有发表作品，读者希望看到，是合乎情理的事情。作者与读者都是纯正的，都是为了文艺事业的繁荣与进步。

    胡先生人院之后有无好转，我们都十分惦记。希望天气暖和之后，他的精神能得到缓解。听说文联扩大会，可能要到下半年才能开，事情真难办得很，只好等那时再“见报”了。我近来真有点忧国忧民，我们为祖国几乎献出了一生的生命，为的就是祖国与人民的幸福。我们其实单纯得很。

    胡先生也并不复杂，说到底，他只是一个脑力劳动者，他的心血已经耗得所剩无几了。历史会谅解他的。

    《新文学史料》第三期有一个纪念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特辑，胡先生那个书信注释，准备编入。如有别的有关鲁迅先生的文字，最好再有一篇。

    过些天，来看望你们。

    近安祝

    3月31日

    致胡风（1982年8月4日，北京）

    胡先生：

    近来身体好吧，非常惦念。我下星期找一天来拜望你。

    绿原去西德访问，三五日之后回来。现在我与绿原搬到一座楼，一个门洞里。我来看您时再写下详细地址。

    明年五月《史料》计划编一组纪念雪峰同志的文章，您能写一篇吗？明年一月份赐下即可赶上，拟编入第二期之中。还拟约请绀弩、黄源等同志。

    上次看到的那篇对茅盾文章辨正的回忆文章，定稿没有？如果身体许可，我恳切希望您能把已写的自传稿整理出来，《史料》可连载，每期登万把字，或者两三万字。这篇长稿无疑是极重要的文献。

    《七月》《希望》作品选，是文研所吴子敏编的，他是贾植芳的学生，是当前文研所的骨干力量。选目是草稿，尚需认真补充修订。请您审阅一下，我下周来时告我考虑的意见。

    这部书，分上下两册，下半年付排，明年上半年可望问世。

    我现在的住址，离木樨地很远，来去一趟不容易。铁二区旧宅留给女儿毛毛住，此刻正在努力调她回来。这是我家的难题，吴平天天为此烦恼。

    向屠先生致意。敬礼

    8月4日

    致胡风（1982年10月18日）

    胡先生、屠先生：

    奉上《文汇月刊》一本，请看看。我从来没有写过这类文章，因此写得相当艰苦，花了好几天时间，反映倒还可以。

    绿原极难写，而刊物只限五千字，不能铺展开来，有些感触未能尽情写入，以后还拟写一篇较长的。下月份还要写一篇关于曾卓的，也是《文汇月刊》约的，不知写好写不好。如写得顺手，又有发表的地方，还想评论阿垅、冀访几个，我写评论或散文，像写诗一般，一点不轻松。

    评论集，他们已经着手了，我一定经常催催，年底之前付排无问题。晋驼今天也来了，送来了他的选集稿，上边已打了招呼，可以印。我日内即可交给一个编辑做文字整理工作。

    我还是成天忙忙碌碌，一点闲空没有，但每天夜里我还是挣扎着写点诗，要争口气。字迹潦草，请原谅。祝近安！

    10月18日

    致梅志（1983年3月9日，北京）

    梅志兄：

    晓风写来的信已由绿原兄转我。《为祖国而歌》随信奉上，请收。

    最近我刚刚把《史料》1982年第二期编好发排，精神稍稍松懈一点。感到很苦，白天劳累近十个小时，回到家已是筋疲力竭。想写点小诗之类，常常在黎明之前强迫自己清醒过来；把平常记在本本上的感触写成诗稿，又总是不能一挥即就，还得花几个清晨才可定稿。一年之中，只能这么写一二十首小东西。我尽力写得深些，因为五十年代那些诗是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指我的那些诗），心里一直内疚。胡先生解放初曾多次向我提醒！现在才仿佛从一个大的气氛中冲出来，感到轻松、独立，可以直抒胸臆。在诗的意象上也有些探索。我还是努力把自己的创作与四十年代的那些战斗的诗人开拓的道路相衔接。我常常与原兄交谈，争取在今后的十年之中写出一些真正的诗。五十年代初期，我曾与原兄几次探讨过诗的创作问题，正要下决心写，就失去了为革命为人民抒情的可能。现在属于个人的时间又这么少，因而非得苦苦挣扎才能写点出来。一定得争气。这两年经朋友们的努力，文艺界似乎已经承认我们这些人是一种力量，不容忽视的革命文艺阵营中的一部分。当然也有人十分憎恶我们，但已无暇与别人计较这些，我们只要写出有生命的诗来，比什么都有力量。那些指责我们的长辈，大都写不出新作，只怕人家不承认他们的历史功绩。

    评《白色花》的文章，可能在四月份开始见一些。《中国文学》（对外宣传的外文刊物）最近登了十首《白色花》的短诗，我与原兄写了一篇评介。诗是编者选的，他们有自己的观点，人选的十首，有些看起来与《九叶集》的风格相距不远了，他们把两个气质不同的流派拉在一块了，我提了这个问题。准备在评介文章中多引用一些未人选的诗。香港《新晚报》二月中旬刊出该报记者（特约）访问我的文章，两天刊完，我约略谈了《白色花》，是录音记录整理的，许多地方没有记出我的情绪。但总算是一篇访问记，让港澳与海外的读者了解一下我们的近况。

    我女儿史佳（毛毛）来京，星期日，我想同家人来看望胡先生。有些话，见面谈吧！

    全家安好胡先生致意！

    致梅志（1985年3月23日，北京）

    屠兄：

    信及胡先生诗两首谨悉，勿念。诗我将转给《北方文学》，鲁琪那里要了几回，他也想编一个特辑，我已收集了几个人的。《黑土》的编者之一雷斐处，我已把路翎兄小说的题名函告他。

    胡公的身体又有反复，实在令人不安，这里不仅有身体上的病因，而且也是这两年不明不白的处境的反映。这种落实状况真是寒心。上海落实的情况较好，大家都分到了住房，工资从1979年4月补起。北京什么也没有落到实处。大概也有难处。如果中央对胡先生的安排明朗，见报，没有什么条件，情况可能会好得多。小传刊出之后，有反映。大多数同志认为是宝贵的史料，值得重视。少数同志为我们担忧。个别人明显地流露出不满。有空我来看望你们。

    我没有去武汉，来了函，可惜我这半个月之中有点杂务事，香港三联书店来人商谈一套丛书的编印问题。我是想到武汉走一下，解脱解脱，工作太繁重。

    适夷那天说，他约我去医院看胡先生，多半这个星期去。

    我把《七月》仔细看了多遍，《诗选》已初选了个目录，与绿原一块再研究一下，这个月无法交稿，因为须复制人选的诗作。

    匆匆祝

    近安

    转上徐州师院一封信

    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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