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路

    当文明成为灰烬

    戈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1933-），美国小说家，荣获多项文学奖，被誉为海明威与福克纳的唯一后继者。著有《血色子午线》《所有漂亮的马》《险路》等。

    每一天都是谎言，而你快要死了，这是唯一的事实。

    二三十年来，美国小说界出现了一批雅俗共赏的作家，文学造诣很深，深受大众喜欢。有些作品改编成电影后，很受欢迎。比如戈马克·麦卡锡就有两三部小说被改编成电影，最著名的是科恩兄弟拍的《老无所依》[1]。

    《长路》也被改编成电影《末日危途》，但拍得不太好。比起电影，小说好太多了！在我过去三四年读过的美国小说中，《长路》不能说是最好的，但最让我难忘。在戈马克·麦卡锡一生的创作过程中，这部小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想象一下，你每天坐在电脑前，桌上亮一盏灯，旁边放一个水杯，里面有温热的饮料，窗外有人声、车声，街上闪着灯光。你知道今晚过后，明天太阳又会升起。你有家人、朋友、同事、伙伴，你能看到世界各地的新闻，欣赏最新款手机的广告……但是，假如有一天，大火从天而降，一切都消失殆尽了，这时你该怎么生活？那个昨晚还非常熟悉的世界，如今又有什么意义？假如你有一个孩子，面对这个被毁灭的世界，你该如何教育他？教育还有意义吗？当一切只剩下生存的时候，道德还有意思吗？所有的价值，还有什么基底来承托？

    《长路》的故事背景就设定为这样的世界末日。一场大灾难将世界毁灭，幸存者在地球上苟延残喘。几年后，人们陆续饿死、冻死或自相残杀而死。海水变成灰色，河里不再有鱼，植物不再生长，人只能吃一些文明时代存留下来的食物，比如罐头。然而，这些食物也所剩不多了，人类挨不了多久。于是，盗窃、谋杀，甚至吃人肉的现象都出现了。当人们在市镇间穿梭，寻找活下去的机会时，他们会看到路边树枝上悬挂的尸体，有时甚至是死婴。妈妈生下孩子，觉得孩子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存活，自己和家人又很饿，何不干脆把孩子吃掉？当你看到婴儿的肠子挂在火炉边，烟火熄灭没有多久，你就知道刚才有人在这里吃婴儿了。你得赶快逃离，不能和他们相遇，否则自己也会遭殃。然而，你能说他们就是坏人吗？当世界末日来临，原先的社会道德恐怕都要像尼采所说的那样重新评估了。

    《长路》写的是关于父子的情感故事。父亲带着年幼的儿子，行走在世界末日的路途上，缓缓向南方海岸靠近。母亲在世界末日即将来临时生下孩子，几年后再也受不了这样的日子，就投奔荒野自寻毁灭了。于是，剩下这对孤独的父子在世界末日求生挣扎。男人相信，到了南方，也许会有出路。除了这样的信念，他还能做什么呢？这样的故事非常难写，很容易变成情节起伏、高潮迭起的恐怖剧。可是戈马克·麦卡锡用非常饱满的想象力和对文字的极尽雕琢，创作出一种典故跟智慧夹杂融合的文体。英文原著写得非常美，用典繁多，辞藻华丽，每隔几页就迸出一些美得让人心碎的句子。翻译时要想准确掌握那种行文语气是非常困难的事，我极少称赞译者，可是台湾毛雅芬小姐的翻译水平真是上乘。

    这对父子在路上漫游时，偶尔会想起文明世界的情形。男人会想起他的太太、他的童年，想起以前有蜜糖、果酱、面包的丰足日子。他梦见太太以新娘的形象出现，他和儿子走在遍地开花的树林里，鸟儿从头顶飞过，天空蓝得刺眼。梦太美了，他在梦里都知道这不是真的，所以他学会了在梦中把自己叫醒。有一天，男人忽然路过小时候住的房子，便走进去看看。他想起一个寒冷的冬夜，暴风雨导致停电，他和姐姐坐在餐厅的火炉旁做功课……这时儿子走过来对他说，我们该走了，爸爸。

    漫游的过程中，男人身上带了一个很没意义的东西——钱包。有一天，他坐在路边掏出钱包，检视里面的东西：一点钱、几张信用卡、驾照，还有妻子的照片。他像打扑克牌一样，把东西摊在马路上。因汗湿而发黑的皮夹被他扔进树林里，他拿起妻子的照片看了一会儿，最终还是留在马路上，起身离开。有时候男人会从废墟里找到一些东西给儿子玩。有一回他找到一支笛子，孩子开心地吹起来。父亲听到身后传来乱无章法的笛声，回头望见孩子正专注于自己的世界，像挨村宣告流浪马戏班到访的传报儿童那样，矮小丑怪，孤僻哀伤，全然不知马戏班早让野狼夺去了性命。父亲每一天活着只是为了孩子，孩子像野人般生长，很安静，不大说话。父亲知道等待孩子的命运是什么，但他不忍说出真相。

    有时，在市镇街道空无一人的角落，孩子看到有小男孩在跑步，就叫父亲等着。可父亲说，不可能有小男孩，那只是你的幻想，你从没见过什么小男孩。但孩子说，爸爸，我们去接他，带他一起走，把狗也带走——孩子说他还见到一条半死不活的狗，炭黑的皮包裹着骨头，已经跟了他们两天。孩子想把这条狗也带走，就跟父亲说，狗会找东西给我们吃。父亲说，不行。孩子说，那我分一半食物给那个小男孩，行吗？父亲还是说不行。孩子哭了起来，抽抽噎噎地说，那个小男孩怎么办？其实，父亲知道，那个小男孩和狗都是幻象。

    孩子一路很关心一个问题：什么叫好人？因为父亲常常要他做一个好人，告诉孩子我们不能吃狗，更不能吃人。偶尔他们闯进别人的地下室，发现一些食物，父亲叫他感恩之后再拿来吃。孩子不会祷告，只能胡乱感谢一下那些留下食物的主人。后来父亲发现，他不能为取悦孩子而编造一个世界，眼前这个世界真的什么都没有了，比如有时孩子会问，刚才天上那个是乌鸦吗？他说，不是。孩子又问，是不是只剩下书里的乌鸦了？他说，是的。

    看到这个世界残酷的真相，父亲想起自己年幼时的残酷。他曾经在美国南部一个小镇上跟一帮很粗野的男人跑到荒野里，看他们铲开一些泥块，引出上百条正在冬眠的毒蛇，然后朝蛇群泼洒汽油，活生生将它们的躯体点火，像遍寻不着万恶的解药，只好着手歼灭假想的邪恶化身。燃烧着的蛇疯狂地扭动着，有几条挣扎着爬回洞底，照亮了地洞的幽暗深处。蛇本喑哑，却也好像发出了痛苦的呻吟。他们见证了蛇体的燃烧、蜷曲、炭黑，最后在冬日薄暮中解散，回家吃晚餐。现在父亲知道，自己也快要死了。在这个世界上，病了就无药可治。有一天，他看着儿子入睡，火光映红了孩子的脸。他对自己说，每一天都是谎言，而你快要死了，这是唯一的事实。

    （主讲梁文道）

    自由

    不幸家庭之镜

    强纳森·法兰岑（Jonathan Franzen，1959-），美国小说家、《纽约客》撰稿人。著有小说《第二十七座城市》《强震》、随笔集《如何孤独》、回忆录《不舒适地带：个人史》。

    一些很偶然的原因会促使你迈出第一步，然后一步一步把你推向无可挽回的境遇。

    当今世界文坛，英语文学无疑是最具活力的一支。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非常多，他们将各自的文化传统和独特腔调注入写作，使英语文学丰富多彩。英国作家看到加拿大作家写得好，可能会将其视为同行或对手。这跟中国的情况不一样，中国作家只跟本国作家比较。

    在英语文学中，有一个国家的文学比较特别，那就是美国。美国小说界好像一直对“伟大的美国小说”这个概念特别着迷。这个名词的含义是什么呢？我有一个很粗糙的归纳：首先，它应该像《白鲸》那样人人喜闻乐见，既有很高的文学造诣，又能打动一般读者；其次，它要关注一些特别宏大的主题，不仅要契合时代的关怀，还要具有永恒性与普世性；更重要的是篇幅要够长，人物要立体、具象，还要比较写实。

    这样一种文学传统最近二三十年却遇到了很大麻烦，因为很多曾经写出过“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作者，包括一些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一一辞世。谁是接班人呢？在美国文坛甚至整个英语文学世界着急了这么多年之后，2010年终于有一位美国小说家登上强纳森·法兰岑登上《时代》杂志封面《时代》杂志封面。这是继2001年斯蒂芬·金[2]当上该杂志封面人物之后，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作家。他就是《自由》的作者强纳森·法兰岑。

    强纳森·法兰岑早就是个家喻户晓的作家了，2001年他出版过一本畅销书The Corrections（《纠正》），据说全球销量超过300万册。这部小说出过中文版，但好像不太被注意。强纳森·法兰岑一直坚守文学的纯正性。很多年前，他写过一篇文章，批评我们这个时代被电视毒化掉了，喜欢鼓吹一种盲目的乐观情绪，而真正重要的文学风格是悲剧现实主义，它是盲目乐观情绪的解毒剂。

    《纠正》获得了很多赞誉，大家都看好法兰岑，认为他是“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接班人。美国电视脱口秀天后奥普拉邀请他上一个读书节目。法兰岑答应之后又后悔了，说他感觉不太好，上奥普拉的节目违背了他一向坚持的原则。奥普拉说，那就算了，你别来了。当时这件事还惹起一场争论，照我们的说法，有炒作的嫌疑。不过，在《自由》出版之后，他终于还是上了奥普拉的节目，在美国乃至全世界引起轰动。

    法兰岑是一个有点孤僻的人。他喜欢观察鸟，离加州他家不远处有一片很适合观察野鸟的地方，他躲在那里，用了整整九年时间写作《自由》。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写作习惯：躲在一个租来的小办公室里，早上7点钟开始写，每天写八小时，一周写六七天，写的时候一定要拔掉网线。他认为，如果又上网又开手机，不可能是个认真写作的作家。写《纠正》的时候，他戴上耳塞，把窗帘全拉上，甚至戴上眼罩，在一种几乎黑暗的状态下写作。据他解释，这能让他处在梦一般的状态，像做梦一样失去自控能力。写完一些对白后，他还会大声朗读，听听写得怎么样——这个习惯倒是很多作家都有。

    在这样一种孤绝的状态下，法兰岑写出了《自由》。评论家说，这是21世纪前十年最重要的美国文学作品，甚至是此时期最重要的英语文学作品。有人更夸张地说，这是世界文坛的盛事。还有人说，这是这个时代的《战争与和平》。《自由》的确跟《战争与和平》有某些关联。但是，假如《自由》就是21世纪前十年美国文坛向世界交出的成绩单，我们会发现这太奇怪了，因为法兰岑完全回归了19世纪的写实主义，有点像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和狄更斯。但它又不像19世纪的写实主义小说那样，一下子很夸张地把整个时代包裹进去，而是像全景式的画卷慢慢铺开，集中写一个家庭，然后旁涉美国社会背景，连“9·11”事件、伊拉克战争都有。一本新世纪的小说，竟然用最传统的写法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有一点讽刺，不是吗？

    这部小说的故事并不复杂，篇幅那么长是因为作者写得非常仔细，对人物的性格、心理、动作、语言刻画很多，还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人性分析。在别的小说家笔下，把这样的分析夹杂进去，有几处就很有亮点了。然而，《自由》每隔几页就有一些灿烂而深刻的描写，这是最好看的部分。比如故事的主人公沃尔特从事鸟类保护工作时，因为猫总是捕杀他心爱的野鸟，他就劝大家不要让猫出来玩，甚至说应该给猫套上口罩。有一天，他忍不住把邻居家的那只猫抓起来，丢到远处一个动物保护中心。女主人马上明白他就是幕后黑手，她恨他，愿意陪他玩这个仇恨游戏。她养了新猫，故意把它们引向这个可恨的邻居。这部小说到底讲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安娜·卡列尼娜》开篇那句名言来描述：“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自由》主要讲述一个美国家庭如何变得不幸，沃尔特和太太佩蒂一家三代人如何变得痛苦不堪。这里面触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面临的一些共同的家庭难题，很难说清谁好谁坏，“坏人”走到那一步也是有原因的。《自由》里几个主要人物，都是想努力把事情做好的人。沃尔特是个难得一见的好男人，有原则，有社会责任感，对艺术感兴趣，对金钱不在乎，尽力讨好身边的人。他的太太佩蒂想做个好妈妈，虽然后来跟丈夫最好的朋友理查德搞出了外遇。理查德英俊性感，对性上瘾，因为敬重沃尔特，尽量压制对佩蒂的情欲。

    三个人都没什么大问题，可是最后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怎么回事呢？我从小说中看到了最可怕的原因——人生会遇到无穷的人和无数的机遇，一些很偶然的原因会促使你迈出第一步，然后一步一步把你推向无可挽回的境遇。比如一个男人想甩掉不那么爱的女人，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爱情，可最后他还是被捆绑住了。再比如父母跟子女的关系，佩蒂为了逗儿子开心，不加修饰地讲述邻里间的猥亵八卦，连沃尔特的种种古怪行为也不在避讳之列。看着儿子为之发笑，她并不觉得自己背叛了老公，她要儿子喜欢她——这是很多妈妈都会用的方法。后来，儿子跟他们闹翻，离开了家。

    所有幸福的家庭都很相似，所有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残酷地说，大部分家庭都有一点点不幸，有的甚至非常不幸。不幸从哪儿来呢？我觉得反省是相当重要的。佩蒂后来得了抑郁症，医生让她以旁观者的角度写自传，梳理一下自己的人生。她才发现自己小时候一直没怎么得到父母的关注。父亲临终的时候想拍拍她的肩膀，把手放在她的肩头，最后还是犹豫不决地拿开，手悬浮在半空中。佩蒂终于明白了，父亲从来只有这一种方式来表达亲密。佩蒂为人母后，跟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出现裂痕，最疼爱的儿子跟她形同陌路。

    痛苦是会遗传的，如果人小时候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爱，不知道怎么跟父母相处，长大后也就不知道如何跟自己的子女相处。如果不去反省的话，只会将仇恨投射到外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

    （主讲梁文道）

    狂野之夜！

    向大师致敬

    乔伊斯·卡罗尔·欧茨（Joyce Carol Oates，1938-），生于纽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文学硕士，1978年起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文学创作。著有《北门畔》《大瀑布》《我们是马尔瓦尼一家》等百余部作品。

    这就是天堂，我还没死，上帝就准许我先进来看看。

    假如你经常阅读英语文学作品，你不可能不知道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她是一个非常多产的老牌作家，50年来出版过100多本书，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集、剧本、文学评论等，几乎所有门类都有涉及。她在大学教课，也做各种文学奖的评审，得过美国国家图书奖，几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不过，在有机会拿到诺奖的美国作家里，她又不算头号大热门。

    《狂野之夜！》是欧茨一本很怪的短篇小说集，由五篇作品构成，分别讲述爱伦·坡、艾米莉·狄更生[3]、马克·吐温、亨利·詹姆斯[4]、海明威五位美国文坛大师的故事。故事当然是虚构的，欧茨以这些作家的背景和作品作为参考，虚构他们在人生最后阶段经历的事情。透过这样的写作，她其实是在向这些伟大作家致敬，在回顾的同时注入自己的观察，分析作品与作家的人生之间的关系。

    读这本小说的时候，可能会觉得有点陈腔滥调，比如爱伦·坡以侦探悬疑著称。她写这位作家时，笔下也有点这种感觉。写艾米莉·狄更生时，她好像要秉承某种女性主义的观点，把狄更生写成一个虚拟般的人物、一个看不见的女作家。写亨利·詹姆斯时，她把他写成一个非常纤细、自闭、远离现实世界的人，跟大家对他的印象相同。尽管有陈腔滥调的倾向，但这本小说仍然很好玩，假如你热爱文学史，读起来会很过瘾，因为它好像真的写出了这些作家会遭遇的事情。

    亨利·詹姆斯是我喜欢的一位作家，他在世时已被称为大师。他的文体特别华丽、精巧、优美，美丽纤细到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而他本人也常被认为非常自闭。他一生回避爱情，伤过一些女人的心，被很多人认为是同性恋。他伤女人的心，并非因为背叛她们，而是他从来不愿意敞露心房，躲避现实世界。

    亨利·詹姆斯后来离开他讨厌的浮华美国，移居到英国住了几十年。七十几岁，在他声誉最高的时候，他忽然做出一个非常古怪的行为：离开干干净净的优雅生活，跑去一家医院，给从一战战场上回来的重伤军人做义务看护。其实，亨利·詹姆斯非常怕血，非常怕脏。当年美国南北战争招募军队的时候，他怯懦地躲开了，现在居然去做这种事。

    这个老派绅士跟医院血腥、混杂的环境格格不入，护士根本不知道他是谁。他看到伤员流着血，疮上流着脓，蛆都要出来了。他跟伤员说，亲爱的孩子，坚强些，在英国的土地上，你现在非常安全，你会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治疗，然后回家跟亲人团聚。这些话原本可能出自满脸堆笑的政客嘴里，不知怎么却由这位大师说了出来。他不清楚这些话从何而来，也不清楚到底是真是假，但他被一个事实震撼了：生平第一次，他用这种方式接触另一个人，而且还是个陌生人。

    在医院里，这位大师居然到了打扫便盆的地步，到了被护士用棍子殴打的地步。他端着便盆清理时，手无意中抖了一下，难闻的脏东西一下子溅到地上。他必须马上把地板拖干净，被人呼喝道：“手脚麻利点，伙计。”他不由得想到，他的作品从未提及便盆，从未写过任何排泄物，甚至连排泄物的味道都只字未提。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那个精巧、繁华的文学乐园之外未曾触及过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肮脏的，蟑螂四处攀爬，水沟里粪便漂浮，充满恶臭。但他说：“这就是天堂，我还没死，上帝就准许我先进来看看。”这句话写得太好了，很耐人寻味。这样一个地方，对一个见到血会发晕的人来说，为什么是天堂呢？这句他本人笔记里的话，被欧茨引用到小说里。

    《狂野之夜！》里还有一篇小说，我觉得也非常特别，篇名叫《爸爸在凯彻姆，1961》，写的是海明威。海明威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人物。他喜欢冒险，喜欢打猎，喜欢参加战争，喜欢标榜雄性气概；喜欢征服女人、欺骗女人、玩弄女人，然后抛弃她们；喜欢得到别人的赞赏，但又觉得所有人都不了解自己。他一直追求文学上某种更高的境界，觉得自己尚未写出最好的作品，然后在这条道路上变得虚弱乏力，最后选择了自杀。

    小说从海明威一次未遂的自杀写起。当时，海明威离开心爱的古巴，跑到美国内陆凯彻姆一个庄园居住。篇名为什么用“爸爸”这个称呼呢？因为海明威有个外号叫“爸爸”，此外，这篇小说是从他儿子的角度写的。海明威觉得儿子从小欠缺男子气概，就逼儿子开枪射杀动物，带儿子去妓院找妓女，让儿子经历人生中第一次性爱。这篇小说用儿子的视角去描写这个几乎摧残掉他整个人生的爸爸。

    当海明威垂垂老矣，身上长满脓疮，上厕所时肛门会排出血块，平常坐着会小便失禁时，他想到了自杀。但如果发出声响，说不定他很讨厌的第四任太太会来阻止。他就幻想先开枪把太太干掉，想到这儿他变得兴奋起来，按捺不住激动，手都不由得颤抖起来。他最真实的生命潜藏得如此深藏不露，年少时他就知晓此理，成年之后无论是喝酒聚会、招待客人，还是扮演大家喜欢的小丑爸爸，他都深谙此道。当他身穿散发着汗臭味的睡衣睡裤躺在床上饱受腹痛失眠之苦时，他更加深信不疑——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人，带枪的人注定孤独，不需要他人陪伴。

    很多人认为，海明威自杀是文学困境造成的。这本小说不能免俗地从这个角度理解，但写得很好。它写道：精确是句子的生命，句子的质地类似于钢，它看似细小微弱，却包含着坚硬和韧性。句子之外就是段落，那是一只拦路虎，令人望而生畏，它将通行的道路拦腰截断，让你的车辆寸步难行。一想到段落，海明威就觉得头昏眼花，天旋地转，血压骤升，心跳耳鸣。人生最后阶段的写作，海明威居然要翻字典来找有什么词可用。

    （主讲梁文道）

    2666

    诗意连贯的奥秘

    罗贝托·波拉尼奥（Roberto Bolano，1953-2003），智利作家。1977年定居西班牙。著有《荒野侦探》《遥远的星辰》《智利之夜》等，被《明镜周刊》誉为“当代西班牙语文学中最胆大的作家”。

    各种声音的回响、各种奇妙的耳语，在一部语词密林里闪闪烁烁。

    《2666》这个书名太古怪了，很多评论家根据作者生平及其他作品加以揣测，但在这本将近900页的厚书里实在找不到线索。如果真要追究这名字有什么意义的话，我觉得是这本奇书应该写成2666页。它由五部长篇小说构成，内容非常密集，其中任何一个段落换成其他作家来写，都可以铺张成更长的篇幅。

    按照作者罗贝托·波拉尼奥的遗愿，五部小说原本想分开出版，一年出一本，以保障子女有较为长期的经济来源。大概家人觉得这不重要，就按照文学的完整性合在一起出版了。你可以把它们看成是独立的五部小说，但你最好一口气读完，然后会发现非常有意思。

    罗贝托·波拉尼奥是智利作家，小时候不是好学生，中途辍学。他热爱阅读和文字，受不了学校那一套，就跑出去跟朋友办剧场、写诗歌等。后来他们家移民到墨西哥，他又辍学回到智利，参与当时拉丁美洲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

    20世纪60年代以前，很多拉美作家只在本国享有声誉。六七十年代出现的拉美文学大爆炸，改变了拉美各国文学界交往不密切的状况。那时期出现了灿若群星的伟大作家，如马尔克斯、略萨等。他们关注的不再是本国现象，而开始谈及拉丁美洲共有的问题，如独裁统治、印第安人跟殖民者之间的血泪故事等，一起将这个满是伤痕和神秘色彩的大陆带进世界文坛。这一场爆炸炸出很多奇奇怪怪的名词，如魔幻写实主义、超级写实主义、结构写实主义等。但是当大爆炸结束，已成名的作家都被封为大师之后，拉美文学好像就有点疲软了。

    随后出现一批非常激进的左翼青年，他们喜欢介入政治运动，搞文化革命的同时搞政治革命。罗贝托·波拉尼奥就是其中一员，他回到智利就是要搞这样一个运动，去支持心目中很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智利前总统阿连德[5]。阿连德死后，皮诺切特[6]将军执政，大肆追捕左翼青年。罗贝托·波拉尼奥被捕了，坐了几个月牢，后来逃回墨西哥。

    当时罗贝托·波拉尼奥还推动了一场叫作“Infrarrealism”的诗歌运动，追求一种很纯粹的文学，认为将写作当成职业是不道德的，写诗尤其不能成为职业。所以，他一辈子大部分时间都在干其他工作，比如酒吧守门人、水管修理工、洗涤工，干完杂活后晚上写作。他的写作条件非常艰苦，最苦时趴在地板上写，因为他买不起桌子。

    后来他移民到西班牙，可以说是自我流放，这也是很多拉美作家走过的道路。他住在巴塞罗那附近一个海边小镇，与一位西班牙女子结婚生子。有了孩子之后，他的想法变了，很显然写诗或者做零工养不活孩子，而且他知道自己有病，想留一笔遗产给子女。他50岁就因肝病去世，留下的遗产就是《2666》。早在《2666》出版之前，罗贝托·波拉尼奥就声名鹊起，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学新一代大师。他的《荒野侦探》引进中国后大受欢迎，被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但我觉得它比不上《2666》，《2666》是本奇书，是21世纪第一本大师级巨著。

    这本书开头讲述四位欧洲学者想寻找一位神秘德国作家的下落，结尾讲到这位奇怪的作家为什么隐姓埋名，跑到遥远的墨西哥城镇隐居。第一部《文学评论家》用一种很轻盈的喜剧写法，描写一群欧洲学者充满纠葛的小世界。有评论者说它像戴维·洛奇[7]的《小世界》，好像在讽刺学术界。但是，罗贝托·波拉尼奥的笔调很轻，你并不觉得他在讽刺什么，或者说，这不是他关注的重点。

    《2666》五部小说采用完全不同的叙述方式，第一部有点轻喜剧的感觉，到了第二部《阿玛尔菲塔诺》，开始有很多拉美文学常见的超现实、魔幻的东西出现。第二部的主角是四位欧洲学者在墨西哥城镇认识的智利学者，他有很多奇怪的遭遇，做了一些奇怪的事，让你感觉他发疯了。比如他找到一本很奇怪的书叫《几何学遗嘱》，他觉得对待这本书的好方法是把它挂在自家院子一根晾衣绳上，让它经受风吹雨打，然后天天研究它。更怪的是，他听到有个声音跟他说话，一开始他以为是父亲的灵魂，后来觉得是爷爷的灵魂，总之是他家先人在跟他说话。那个声音有时会问他，你教哲学吗？你讲授维特根斯坦吗？你想过没有，你的手是一只手吗？他回答说，想过。那个声音说，可现在你有更重要的事要想，我说错了吗？他回答说，没错。那个声音说，为什么你不去苗圃商店买些种子、植物，甚至一棵小树，栽种到你的后花园里呢？

    这是一种非常梦幻的语调。但到了第三部《法特》，变成有点像美国钱德勒[8]硬汉派侦探小说的写法。主角叫法特，在英文里是“命运”（fate）的意思。他是一个美国黑人记者，专门报道与黑人文化有关的东西。他跑到墨西哥城镇是为了报道一场拳击赛，可他发现这里有一连串针对女性的血腥谋杀案，一直没有破案，非常神秘和恐怖。

    这一部体现了《2666》的一个最大特色，就是跑题跑不停。它总是叙述到某个人物时忽然岔开一笔，沿着这个人物一路说开去，洋洋洒洒二三十页后才返回来。比如法特认识小镇前黑豹党成员希曼，跑去听他布道。希曼说他要跟大家分享五个问题：第一是危险，第二是金钱，第三是食物，第四是信心，第五是用处。他分享的内容非常荒谬，但居然全文照录。比如讲到第五个问题“用处”时，他一开始批评现代人笑容的虚伪，接着谈到生活质量如何改善，最后劝信徒们多吃蔬菜，并开了一个食谱，教大家做一道菜。这本书充满了这种莫明其妙的细节，难怪很多人看着看着就晕了。不过，有些细节非常吸引人，是对社会现实的辛辣讽刺。比如谈到墨西哥拳击赛，说因为饮食、体型等问题，墨西哥很少有重量级选手，然后岔开讲到如今墨西哥有了一位比美国总统个子高的总统，这事在从前是不可想象的，过去墨西哥总统顶多到美国总统的肩膀，有时头顶勉强超过美国总统的肚脐眼。

    不停跑题，加上如此丰富的细节，使我们看整本书的主要线索和人物关系时，感觉层次很立体，非常有质感。像《清明上河图》一样，无数的细节和人物使你对汴河及其流贯的汴京有了丰富的美学感受。这种作用在第四部《罪行》里体现得最为明显。第四部是全书篇幅最长也是最惊世骇俗的一部，写墨西哥与美国接壤的一个城镇上，1993年至1997年间发生了一百多起针对女性的谋杀案。虽然是虚构的故事，但它有现实作为参照，墨西哥与美国接壤的一个城市确实在那段时间发生过连环谋杀案，罗贝托·波拉尼奥花了很多时间做这方面的研究。

    在小说里，他像法医报告一样，将案件按年代一一罗列下来，陈述那些女人是怎么死的：有些女人是被勒死的，舌骨碎裂；有些女人的死状是头被埋在地下，身子倒卧在泥土外面；有些女人被短剑砍杀或被枪杀；有些女人生前被强奸或轮奸。他用一种非常冷酷的写法，不带感情地写一个个案件，让你觉得读的不是小说，而是一连串案情报告，整个人的感情都麻木掉。但它不是一般的案情报告，夹杂了大量正在办案的警察、法官、检察官的形象，还有关心这些案件的媒体、百姓、政客等。他采用跟现实平行的写法，把人间地狱的景象活现在读者眼前。他写凶案如何在城镇引起恐慌，然后大家麻木，开始习惯罪恶。

    五部小说每一部都有鲜明的特色，但是有一些共同的色彩贯穿其间。罗贝托·波拉尼奥是个诗人，他最爱的始终是诗。他对细节的诗化处理贯穿全书，尤其是第五部《阿琴波尔迪》。这部写一位德国作家意外翻到一个俄罗斯年轻作者的手稿，又从这部手稿里认识了一位俄罗斯科幻小说家。在那个大家轮流被整肃的年代里，名叫伊万诺夫的科幻小说家坐了牢。他蹲大狱期间，和一只老鼠成了朋友。这只老鼠半夜出来跟他进行长时间的对话，他们不谈文学，不谈政治，只谈各自的童年。他很想念母亲，跟老鼠讲起母亲的故事，讲起兄弟姐妹的故事。老鼠窃窃私语，说起莫斯科的阴沟，也说起母亲的温情和妹妹们的顽皮行径。有时他情绪沮丧，一手托着下巴问老鼠，他俩的未来会怎样。老鼠用半忧伤半困惑的眼神望着他，他明白了，这只老鼠比他还无辜。后来，他被人从后脑勺一枪打死了。

    这是一个非常奇特、非常美丽的段落，而这样的段落充斥全书。所以，尽管这本小说有那么多残暴的描写，有那么多性爱的场面，有那么多令人咋舌和冷血的图景，我仍然觉得它很美。尽管整本书由五篇小说构成，情节不够完整和连贯，但我相信任何一个读者都会忍不住想把它看完。我们过去有一种想法，觉得小说应该是有机体，就像人体各个器官之间的配合是有机的。在这本小说里，我读到的是一种诗意的连贯，把五部分内容贯穿起来的不是人物，不是情节，也不是笔调，而是某些很奇特的形象、姿态和语言。这些诗意的联系，有情节上的重要性吗？没有，但是里面充满了各种声音的回响、各种奇妙的耳语，在一部语词密林里闪闪烁烁。

    （主讲梁文道）

    大河尽头

    南洋华人的浪游文学

    李永平（1947-），生于英属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马来西亚华人。1967年就读于台湾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和博士学位。著有《婆罗洲之子》《吉陵春秋》《海东青》等。

    他希望救赎她们，救赎的手段是那图腾般的、神秘的方块文字。

    最近几年，很多港台作家纷纷在内地出书，但我始终觉得欠缺一块——马华文学。我们常常以为，马华文学不外乎一群远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华人作家尝试用中文写作，恐怕不是中州正韵。我们视之为边陲文学，却忽略了它庞大的创作潜能。

    最近终于有一部很了不起的马华文学作品在内地出版了，就是李永平先生的《大河尽头》。李永平能不能叫马华作家呢？他生于婆罗洲沙捞越邦古晋市，原是英国殖民地，今属马来西亚。后来，他在中国台湾念书、教书、写作。他非常讨厌人家说他是马华作家。因为他出生时，马来西亚这个国家还不存在，后来马来西亚建国了，他却痛恨这个国家，认为完全是大英帝国的阴谋。马来西亚分为两大部分，东边是婆罗洲，西边是马来半岛，中间隔着一片大海。婆罗洲是世界第三大岛，现在分属三个国家：一大半属于印度尼西亚，一小半属于马来西亚，还有一小块是文莱王国。

    南洋华人在华洋杂处的环境下成长，一般都没有很强的国家身份认同。李永平说，他原是英属殖民地的臣民，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后，变成马来西亚人，1967年到台湾，在此落脚40年，台湾变成第二故乡。他觉得自己无法完全认同上述任何一个地方，有时宁愿说自己是广东人。南洋华人的乡籍认同往往比国家认同还要强烈。

    不过，李永平很认同文化上、精神上的中国。当年到台湾之前，他原本打算先到大陆，但是正值“文革”，只好退而求其次去了台湾。到现在李永平也没有再回祖国大陆，他担心破坏了心目中的那个中国形象。他在台湾还到处搬家，几乎处于漂泊的浪子状态。所以，他写的是南洋华人的浪游文学。他说自己是一个没有母语的作家。少年时代，说普通话的风气还未盛行，周围人讲各种方言，广东话、客家话、闽南话、海南话，夹杂着英语和马来语。在那种混杂状态下，哪种语言是母语呢？李永平从小受的是英国殖民时期的英文教育，用华语写作并非命定。我们用母语写作无须选择，对他来讲确实是需要选择的。

    当年李永平写出《吉陵春秋》的时候，整个台湾文坛为之震惊。怎么今天还有人能写出如此纯正典雅的中文？后来他的《海东青》虽然有些问题，但文字的运用还是极为复杂、精密，连文学评论大家都形容这是一部要查字典才能读的小说。《大河尽头》也是如此，恐怕也得准备字典。身为华语小说家，李永平的中文词汇量在港澳台的作家里恐怕是数一数二的。

    我并不是说，一个小说家懂的生僻字多，写出来的就是好小说。我觉得今天有些中国作家写小说的时候，只把文字用作传达信息的工具，服务于人物形象的塑造、故事情节的发展等，所以常常用“用字是否精准”来衡量。但是应该还有另一种看待小说的方式，那就是将小说看成是一种“致广大而尽精微”的文体，小说本身的文字可以像诗一样给人以愉悦感。我们读诗的时候，并非要读到什么故事，而是在享受文字的冲击力。像《大河尽头》这样的小说，很多人觉得是语言的暴发户，其实是一种误会。我觉得李永平、张贵兴[9]等马华作家很独特的一点是他们将汉字带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境地。在华语文学几千年的历史上，不曾出现热带雨林的极致描写；那个华美富饶而又衰颓腐烂的神秘世界，而今被纳入中文版图，把中文的潜能再度发挥出来，令人震撼。

    《大河尽头》上下卷合计四十多万字，主人公是一个名叫永的婆罗洲华人少年。15岁那年放暑假，父亲让他去房龙小姐的橡胶庄园做客。房龙小姐是父亲昔日的情人，38岁，风韵犹存。现属印尼管辖的那一部分婆罗洲过去是荷兰的殖民地，房龙小姐是荷兰人的后裔。她要带永在中国农历的鬼月去溯游一条河，河的源头是圣山峇都帝坂。这趟朝圣之旅是她送给这位小男孩的成人礼。他们跟着一个探险队出发，里面有白人绅士、淑女，有著名探险家，也有大英帝国的律师、联合国教科文基金会专员等。众人溯河而上，穿越雨林，一路上有许多奇遇。原住民、外来者，还有亡魂，混杂出没于莽莽苍岭间，演绎出一个波澜壮阔的诡异世界。

    雨林景象出现在很多西方小说家的笔下，但是除了康拉德[10]等少数几位作家外，没有几人写得像《大河尽头》这么好。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后来被改编成电影《现代启示录》，呈现出种种恐怖景象，比如白人疯掉了，士兵迷失后被砍头等。《大河尽头》也写到探险队进入雨林后，人数一直在减少，有的莫明其妙失踪了，有的死了，有的发疯了，有的忽然身中邪恶的雨林梅毒要回去医治，最后只剩下几个人。李永平写雨林，不仅写出了形状、颜色，连声音都写出来了。他写到树林深处猛兽在捕猎，猎物临死前发出无力的哀叹之声；写到露珠从八九层楼高的树顶慢慢往下坠，经过一整天才掉到地上“噼啪”散开的声音；写到细菌在腐烂的泥土中分解树叶时细细碎碎的声音。他不断寻找新鲜的汉字来描写被常人忽略的声音，用丰富的细节把读者带入了一个人类感官无法探索到的神秘世界。

    李永平在这部小说里用了一种非常古典的写实主义结构，同时又加入了大量魔幻色彩的情节，有时以回忆的形式出现，有时以睡梦的方式出现，有时直接就撞鬼了。比如有一个原住民小女孩，人称“小圣母”，她永远抱着一个芭比娃娃，虽然只有12岁，却怀了白人神父的孩子。神父告诉她，你怀的是小耶稣，耶稣会第二次降临人世。后来，小女孩投河自尽，鬼魂一路缠着少年永。她总在河的对岸招手说，永，你过来，我有话要对你说。

    小说最奇特之处在于结尾。少年永和房龙小姐终于登上圣山之顶，看见无数无人驾驶的空船，也就是传说中的亡灵之船。在圣山上，丧失生育能力的房龙小姐要跟永完成最后一件任务。房龙小姐作为显赫的荷兰殖民者的最后一代，二战期间曾惨遭日军轮奸。她的子宫被捣烂、切掉，失去生育能力。少年永对她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感情，觉得她应该是纯洁的。房龙小姐对永说，我跟你走这一趟朝圣之旅，我要在圣山上把你重新生一遍。

    这当然是一种神话学意象，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李永平自我净化的过程。李永平从早年起就不断书写各种女性形象，有时是母亲，有时是未受污染的纯真小女孩，但她们最终都会遭到凌辱。他仿佛是要写一些原始创伤的记忆，比如他离开原乡婆罗洲，再也回不去了；他很想认同中国文化，但中国也不像过去了。失根的创痛和对原乡的怀念以女性形象被表达出来，他希望救赎她们，救赎的手段是那图腾般的、神秘的方块文字。

    （主讲梁文道）

    巨流河

    惆怅之书

    齐邦媛（1924-），辽宁铁岭人，国立武汉大学外文系毕业，1947年到台湾。曾任教于中兴大学、台湾大学，现为台湾大学荣誉教授。除著述外，还引介西方文学到台湾，并将台湾代表性文学作品英译，推介至西方世界，被誉为“台湾文学推手”。

    “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笼罩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和意志。

    2009年，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出版后，引起一阵轰动。当年撤到台湾的国民党部队和随之而去的外省人被她称为“失败者”。有些人并不同意这种说法，其中就有台湾学界泰斗齐邦媛教授。齐先生觉得，若将这些人叫作“失败者”，她父亲不会同意[11]，恐怕几百万老兵都不会同意。

    《巨流河》差不多同一时间出版，很多人喜欢它，觉得比《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写得好。龙应台从第三人称的视角出发，用一种含情脉脉的笔法，写得颇让人感动。齐邦媛写的是自传，写了一段将近90年的历史，从儿时的故乡东北，到抗战时辗转南下，最后渡海来台，虽是倾诉自己的经历，但情感非常克制，保持着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让人尊敬，在自传写作中难得一见。

    齐邦媛写道，当年她跟随创办中山中学的父亲齐世英从北平一路南下，后来跑到四川乐山去上武汉大学。念武大时，她上过朱光潜先生的课。她写道：“朱老师上课相当准时，他站在小小的讲台前面，距我们第一排不过两尺。他进来之后，这一间石砌的配殿小室即不再是一间教室，而是我和蓝天之间的一座密室。无漆的木桌椅之外，只有一块小黑板，四壁空荡到了庄严的境界，像一些现代或后现代的studio。心灵回荡，似有乐音从四壁汇流而出，随着朱老师略带安徽腔的英国英文，引我们进入神奇世界。

    “有一天，朱光潜讲授华兹华斯的《玛格丽特的悲苦》（The Affliction of Margaret）。这首诗写一妇女，因独子出外谋生，七年无音信。诗人隔着沼泽，每夜听见她呼唤儿子：’Where are thou，my beloved son...‘（你在哪儿，我亲爱的儿啊……）逢人便问有无遇见，揣想种种失踪情境。朱老师读到’the fowls of heaven have wings...Chains tie us down by land and sea‘（天上的鸟儿有翅膀……链紧我们的是大地和海洋），说中国古诗有相似的’风云有鸟路，江汉限无梁‘之句，此时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念下去。当他念完最后两行：’If any chance to heave a sign，they pity me，and not my grief.‘（若有人为我叹息，他们怜悯的是我，不是我的悲苦。）老师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愕然，却无人开口说话。”

    当时正值抗战，相对安全的大后方也天天遭受日军轰炸。那是近代史上中国人最为悲惨的时代，无数人都经历了逃亡千里和妻离子散的痛苦，很多人在战乱中丧生。齐邦媛说，也许在那样的年代，表达感情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少年时，齐邦媛曾跟一位国军飞行员张大飞相爱。张大飞也是东北人，父亲因为抗日惨死在日本人手上，其后他便走上从军报国之路。齐邦媛当时还是个念书的小女孩，有很多浪漫的幻想，非常仰慕那个远在他方、开着战斗机升空的年轻男子。

    那个年代，中国人是多么感激空军飞行员。当警报响起，大家慌忙躲避敌军轰炸的时候，空军战斗机却挺身迎了上去。飞行员在空战中牺牲很多，加入美国飞虎队的张大飞最后也以身殉国了。齐邦媛在学校收到她哥哥的来信，里面有张大飞写的诀别信。他对她哥哥说：“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死了。八年前和我一起考上航校的七个人都走了。三天前，最后的好友晚上没有回航，我知道下一个就轮到我了。我祷告，我沉思，内心觉得平静。感谢你这些年来给我的友谊，感谢妈妈这些年对我的慈爱关怀，使我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全然的漂泊中有一个可以思念的家。也请你原谅我对邦媛的感情，既拿不起也未早日放下……请你们原谅我用这种方式使她悲伤……这些年中，我一直告诉自己，只能是兄妹之情，否则，我死了会害她，我活着也是害她。这么些年来我们走着多么不同的道路，我这些年只会升空作战，全神贯注天上地下的生死存亡；而她每日在诗书之间，正朝向我祝福的光明之路走去。以我这必死之身，怎能对她说’我爱你‘呢？”

    我们读过很多抗战故事，但很久没看过这么英姿飒爽、光明磊落的国民党空军形象，而且还那么经典地徘徊于爱情和国事的困境之中。这段故事非常感人，曾有导演向齐邦媛提议购买版权拍电影。

    可以想象经历了这一切的齐先生，对很多事情早已看淡了。她一生坚决不牵涉政治。她父亲齐世英早年是热血青年，从德国留学回来，因为讨厌张作霖军阀割据混战，参与“倒奉”，失败后流亡。后来他当了国民党高官，因有自由主义思想，到台湾跟蒋介石决裂，还被牵涉进雷震与《自由中国》案[12]，好在一些老同志保住他，才免遭牢狱之灾。父亲这一生的故事给她一个教训：政治是可怕的。

    齐邦媛在台湾教书几十年，很多作家、学者皆出自她的门下。白色恐怖时期，她还参与中学国文教科书改革计划。教科书原先充满政治色彩，改革后加入了一些新课文，结果遭到政客批评。比如课文收录了台湾诗人杨唤的新诗《夜》，其中有一句“月亮升起来像一枚银币”，政客说简直离谱，教小孩子看到月亮就想到钱。政客还批评《西游记》选哪段不好，偏偏选“猴子偷桃子”，一点教育价值都没有，教坏孩子。由此言论，可见当时台湾政客的水平。

    齐邦媛在书中忆起往昔与钱穆先生的交往。作为外文系出身的人，她很难与国史大师交流太多学问，但她从钱穆先生身上感受到传统读书人自然具有的尊严，也感到一种宽容和温煦。正如钱穆在《国史大纲》首页“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的要求：“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

    钱穆先生那一代人永远不会悲观。《国史大纲》完成之时，昆明、重庆在日本轰炸下，前线将士血战不休，该书“引论”说：“以我国人今日之不肖，文化之堕落，而犹可以言抗战，犹可以言建国，则以我先民文化传统犹未全息绝故。”这种“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决心，笼罩着他们那一代人的精神和意志。齐邦媛的父亲就算晚年常常落泪，但仍然有这样一种心愿，仍然觉得未来的命运未必就是失败。

    （主讲梁文道）

    南京安魂曲

    节制的哀悼

    哈金（1956-），本名金雪飞，美籍华裔作家。生于辽宁，14岁参军，1977年考入黑龙江大学英语系，后获山东大学美国文学硕士学位。1986年赴美，现为美国波士顿大学英语系教授。用英文创作小说、诗歌，著有《等待》《战争垃圾》等，曾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诸多奖项。

    流泪是一种救赎，南京大屠杀还没有得到救赎。

    多年以来，很多人尝试去处理南京大屠杀的题材，但奇怪的是，没有一部作品能让公众满意。对作家、艺术家、导演创作出来的作品，人们总是抱持反驳、怀疑甚至嘲讽的姿态。或许是因为南京大屠杀太巨大、太晦暗了，光线根本无法投射进去，任何一种描述都让人觉得不像心里想象的那样。

    对于这场非常能牵动中国人情绪的历史悲剧，我们有很多历史记录，但文学方面的成就远远赶不上西方人关于纳粹暴行的书写。二战结束这么多年，写纳粹屠杀犹太人的作品可谓汗牛充栋，可是写南京大屠杀的有多少？有些人试图通过外国人的视角来回顾这场灾难，但很多人批评说，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视角，是不是有意用东方主义的偏见来扭曲事件呢？其实这种做法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尸横遍野、家破人亡的南京城里，除了约翰·拉贝[13]、明妮·魏特林[14]这些外国人，还有谁能用一种全局的、客观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悲剧呢？

    哈金选择了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作为故事背景。代理校长明妮·魏特林无疑是主角，但哈金并不以她为叙述者，而是选择了她的中国助手高安玲这样一个虚构的人物。高安玲是一个英语流利的基督徒，长期在美国人身边工作，而且有一个去日本留学而后被皇军征召入伍的儿子。哈金试图从一个英语世界里的中国基督徒视角去描写南京大屠杀，并通过她的家庭悲剧呈现那个时代人们的境遇。

    哈金向来服膺托尔斯泰的一个观点：一部小说应该有两道光，一道在开头，一道在结尾，两道光要往书的中间夹射。《南京安魂曲》的开头引人入胜，立即把我们带入南京大屠杀的现场。当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小帮工本顺被日本人强行拉去当苦力，看到岸边聚集着上千中国人，里面有士兵，也混着很多老百姓。离人群不远的路堤上，停着三辆坦克，炮口对着人群。有几个中国人举着白旗，旁边一棵树上还悬挂着一条白单子，希望日军善待他们。一个日本军官大吼了几声命令，一看机关枪旁边那些日本士兵没有屠杀行动，马上发火了，用刀背猛剁一个士兵，然后把刀一举，发出一声狂吼，冲着旁边几个中国苦力中最高的那个扑过去，一刀劈掉脑袋，两股鲜血喷向空中足足三尺高。先是机关枪旁边的士兵目瞪口呆，接着机关枪响了起来，坦克也开了火。因为人群太密集，一颗子弹能射穿几个人，不到十分钟全都倒下了。一群日本士兵跑过去，看见没有断气的就用刺刀刺死。

    在小说开头，我们还看到各种强奸、折磨、侮辱，这时候我们会明白，为什么南京大屠杀通常被译为“The Rape of Nanking”。除了这些预想得到的场景外，哈金还写了一些出人意料的情景，比如日本士兵杀了太多中国人，把小河、池塘、水井都弄脏了，找不到干净的水喝，连吃的米饭都发红了——是用血水煮出来的。如果说开头这道光是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目睹的残酷场面，结尾那道光就是高安玲个人的时代悲剧。她的儿子战前去日本留学，娶了一位善良的日本女子。战争期间，他被迫参加日本皇军，经过一些奇诡的命运转折，这位反战青年在中国战场上被游击队当作汉奸处死。高安玲在战后出席东京审判，与日本儿媳和孙子相见却不敢相认。她怕人家发现她有个儿子在日本待过，还娶了一位日本太太，生了一个混血小孩，而且帮日本人打中国人，她怕人家说她是汉奸。

    开头和结尾两道光都有了，它们往中间夹射出来的是什么呢？大部分人写南京大屠杀就止步于屠杀的过程，但是哈金非常有勇气，选择了一个很少有人触及的话题。他几乎花一半篇幅讲述南京大屠杀之后，南京城被日本人统治的光景。比如为什么那么多人愿意当汉奸？有时候汉奸做的一些事是在保全中国人的性命，保全中国姑娘的清白。又比如，为什么日本士兵在屠杀中国人的时候如狼似虎，丧失人性，但局势平静下来之后却像疲惫的小孩。还有明妮·魏特林这位美国英雄救了那么多中国人，后来却有人用我们现在熟悉的“阴谋论”去批判她，说她让日本士兵进学校抓走的“妓女”其实是良家妇女，最后推论出她跟日本人勾结在一起。在这些人眼里，所有留在南京城里的外国人都不是好东西。这些传言产生的后果是，明妮·魏特林患上严重的抑郁症，回国后自杀了。

    尽管这本小说有这么多光芒，却远远够不上动人，为什么呢？因为哈金向来喜欢非常简洁的书写，这部重写四十多遍的小说读起来感觉像是新闻报道。对于高安玲这个人物，我觉得哈金对她内心的挖掘还不够，缺乏立体感。当然，书写南京大屠杀这种题材，我们也不能让它变成惨剧的廉价贩卖，变成轻易让人流泪的作品。因为流泪是一种救赎，而南京大屠杀还没有得到救赎。这样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哈金会把英文书名定为Nanking Requiem。安魂曲似乎有安息亡灵的意思，好像是一种节制的哀伤，是一种几乎要流泪却又平静包裹起来的情绪。

    （主讲梁文道）

    [1]《老无所依》（No Country for Old Men），获2008年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等四大奖项。

    [2]斯蒂芬·金（Stephen King，1947-），屡获奖项的美国畅销书作家，被《纽约时报》誉为“现代恐怖小说大师”。著有《肖申克的救赎》《尸体》《闪灵》等，其作品经常被改编成电影。

    [3]艾米莉·狄更生（Emily E.Dickinson，1830-1886），美国女诗人。生前只发表过几首诗，离群索居，默默无闻，死后近七十年才得到文学界的关注，被现代派诗人追认为先驱。

    [4]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生于纽约，1876年迁居伦敦，被誉为西方现代心理分析小说的开拓者。著有《鸽翼》《一个美国人》《贵妇人画像》等。

    [5]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1908-1973），1970年当选智利总统后推行“社会主义之路”规划，1973年在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军事政变中身亡。

    [6]奥古斯托·皮诺切特（1915-2006），智利陆军总司令，1973年9月发动政变建立军政府，此后统治智利长达十六年。

    [7]戴维·洛奇（David Lodge，1935-），英国小说家、文学评论家。其最著名的小说都以文化界为背景，著有“卢密奇学院三部曲”：《换位》《小世界》《美好的工作》。《小世界》描述了当代西方学术界种种景象和冲突。

    [8]雷蒙·钱德勒（Raymond Chandler，1888-1959），生于芝加哥，被誉为硬汉派侦探小说的灵魂。硬汉派（Hard-Boiled School）擅长描写大都市的罪恶，推理解谜不再是故事的主轴，侦探主角也不再高人一等，他们身处黑暗的社会，必须倚恃拳脚和毅力才能生存下去。

    [9]张贵兴（1956-），马来西亚婆罗洲人。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毕业，目前在台湾担任教职。著有《赛莲之歌》《群象》《我思念的长眠中的南国公主》等。

    [10]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英国小说家。1902年根据刚果河航行经历创作的《黑暗之心》最负盛名。

    [11]齐邦媛父亲齐世英为国民党高官。1899年生，辽宁铁岭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1925年回国入郭松龄帐下担任文职，随郭松龄兵谏张作霖失败后，流亡扶桑。后加入国民党，应陈立夫之邀任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主持东北党务，创办中山中学、《时与潮》杂志等。1949年去台，因得罪蒋介石被开除出党，专任“立法委员”，曾与雷震等人组织中国民主党未果。1987年逝于台湾。

    [12]雷震（1897-1979），生于浙江长兴县，原为蒋介石的政治幕僚。赴台后创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刊行的言论屡屡触怒当局。1954年底被开除国民党党籍，1960年入狱，坐牢十年。《自由中国》亦随之停刊。

    [13]约翰·拉贝（John H.D.Rabe，1882-1950），生于德国汉堡，1909年到中国工作。1937年12月南京沦陷后，他被外国人推举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与十多位外国人一同救助了25万中国人。记录南京大屠杀真相的《拉贝日记》被誉为中国版的“辛德勒名单”。

    [14]明妮·魏特林（Minnie Vautrin，1886-1941），美国传教士，1912年到中国。南京沦陷后，她作为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驻校维持委员会主任，加入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在学校设立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1940年汪伪政权成立后不久，她被诬蔑为“人贩子”“出卖中国人的叛徒”。她后来患上抑郁症，回美国后自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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