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

    胡适“再发现”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中国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历任北京大学校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在哲学、文学、史学、古典文学考证等诸多领域皆有所成。潘光哲（1965-），生于台北，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兼任胡适纪念馆主任。

    凡事都可以再商议，凡事也都应该有保留。这样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温暾的人。

    2012年2月24日是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纪念日，我在台北看到一些朋友在纪念他。现在纪念胡适的人很少，虽然马英九去了墓园，但毕竟是一个小众活动。回想当年他去世的时候，几十万老百姓自发上街设祭、扶灵，真是霄壤之别。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还有必要重新认识胡适吗？还有必要读他几十年前就被人说是很浅显的文章吗？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问题是，胡适一生著作超过千万字，我们该如何阅读呢？目前市面上很多集子好像容易以偏概全，比如我读过台湾远东图书公司出版的四卷本《胡适文存》，那是被李敖痛骂非常对不起胡适的一部书，因为它把胡适很多重要文章都删去了，或者把一些文章里面的要害段落改掉了。

    胡适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人之一。我年轻时在台湾念书，看不到鲁迅的书，能看胡适的作品。尽管如此，在“两蒋时代”想全面认识胡适还是很困难的。因为胡适固然不喜欢共产党，但他对国民党、蒋介石甚至对孙中山的批判，也是国民党政权无法容忍的。他成了一个很尴尬的存在，大家都崇拜他，可是要看全他写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面对卷帙浩繁的胡适的著作，从哪个本子读起呢？我推荐一本目前市面上最好的选本——《容忍与自由：胡适读本》。这本书的重点不是介绍胡适很多重要的学术文章，比如当年开风气之先的《白话文学史》《中国哲学史大纲》等，这些东西今天再看有点过时了。这本书主要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胡适能够成为一代思想启蒙导师，他对社会、个人、文化、学术有哪些看法，他为人处世、做学问、看世界的方法是什么。方法，正是胡适成为“大家”的关键。

    这个读本也并非完全没有问题，有个瑕疵是注释不够。例如胡适提到一些洋人的名字，直接用外文写，其中Karlgren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本汉[1]，编者如能做注释，对一般的汉语读者恐怕比较有帮助。不过，台湾胡适纪念馆的主任潘光哲先生已经做了很多了不起的编辑工作，比如每篇文章都有一个“解题”，说明文章发表的年代、社会背景，给读者一个清晰的历史脉络；同时后面附有延伸阅读，列出参考书目，指导读者进一步了解。

    为什么我们今天还要读胡适？潘光哲在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篇文章的“解题”里提到，当时胡适在《整理国故与“打鬼”》一文中说，“整理国故”是为了“捉妖”“打鬼”，目的在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解放人心”。后来人却未必体会其意，反而扛起“发扬民族精神”的旗帜，使学术成了为民族主义服务的工具。我觉得这一看法，点出了今天国学热跟当年胡适谈国学的用心之不同。胡适号召大家整理国故，对庞大的古籍做一些索引式、总结式整理，将中国文化史、民族史、语言文字史、经济史、政治史分门别类进行整理……这些今天听起来都太平常，没什么了不起，可是在当时还从来没有人如此完整地、系统地提过这些东西，这就是胡适了不起的地方。我们今天看到满街满巷的中国宗教史、中国民族史、中国政治史等，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整理的。

    有些学者会说胡适很浅薄，当年就有很多人这样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胡适浅薄呢？第一，他的老师杜威开创的美国本土化哲学流派当时叫作实验主义，这个名字给人感觉学问、思想都讲实用，好像很肤浅。第二，胡适不喜欢高谈一些比较深奥的玄理，喜欢谈具体的、现实的问题。当年他写文章叫人“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时下流行的各种主义，他全不以为然。他说：“凡‘主义’都是应时势而起的。某种社会，到了某时代，受了某种影响，呈现某种不满意的现状。于是有一些有心人，观察这种现象，想出某种救济的法子。”胡适认为，中国应该赶紧解决的问题太多了，“我们不去研究人力车夫的生计，却去高谈社会主义！不去研究女子如何解放，家庭制度如何救正，却去高谈公妻主义和自由恋爱！……”这些在胡适看来都是自欺欺人的梦话。这种态度也体现在胡适做学问方面。他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回顾“五四”新思潮，说其根本意义只是一种新态度——评判的态度。这种评判的态度，实际表现为两种趋势：一方面是讨论社会上、政治上、宗教上、文学上种种问题，一方面是介绍西洋的新思想、新学术、新文学、新信仰；前者是“研究问题”，后者是“输入学理”。然后，他再次强调为什么要研究问题。他说：“因为我们的社会现在正当根本动摇的时候，有许多风俗制度，向来不发生问题的，现在因为不能适应时势的需要，不能使人满意，都渐渐地变成困难的问题……”于是，研究问题变成很必要的事。这是胡适一辈子都在强调的。

    研究问题应该用什么方法呢？胡适提倡的各种方法中最重要的当属杜威的方法。他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认为，杜威的实验主义哲学方法可分为两部分：一是历史的方法，要将一个制度或学说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不能抽空于时代背景；二是实验的方法，要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一切学说、理想、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而非天经地义，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最后这句话后来毛泽东和邓小平都讲过。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主义革命家居然也受到当年他们猛烈批判之人的影响。

    胡适把剧作家易卜生介绍到中国，他和鲁迅都很推崇易卜生。他在《易卜生主义》一文中说，易卜生就像个医生，看到的社会、人生都像有病，但他知道人类社会是极其复杂的组织，有种种绝不相同的境地，有种种绝不相同的情形。社会的病，种类繁杂，决不是什么“包医百病”的药方所能治得好的。因此，易卜生开了许多脉案，却不肯轻易开药方，而是让病人自己去寻找。

    由于胡适持有这种观点，所以大家觉得他不够深刻、不够系统、不够全盘，从来没有提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的方案。那种自称能够解释历史规律和社会所有现象的庞大理论系统，胡适是不相信的。他认为社会由种种势力构成，改造社会须要改造社会种种势力，而这种改造一定是零碎的改造、一点一滴的改造、一尺一步的改造。

    最近几年中国常常有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学术讨论，这些讨论很快就会变成很激烈的争论，再发展下去就形成了不同派别，出现了种种对立。这种气氛常常让我觉得很无聊。比如方舟子与韩寒的争论，我们有必要在其间站队吗？有必要全盘赞成一个，全盘否定另一个吗？胡适就是一个不肯轻易站队的人，也不肯轻易地否定或者赞成任何一个人或者任何一种主张。在他看来，好像凡事都可以再商议，凡事也都应该有保留。这样的态度让人觉得他是很温暾的一个人。这几年，大陆知识界很多朋友开始喜欢他，觉得这种态度是今天大陆特别需要的。胡适跟陈独秀当年是发动文学革命的战友，在北京大学共同推动了很多文化革新运动。后来陈独秀当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任总书记，两人政见不同，却能同持一种容忍异己、彼此尊重的态度，友谊基本保持不变。1925年发生北京晨报馆被群众烧毁事件[2]后，胡适不认同陈独秀的态度，便写了一封信给他。他在《胡适致陈独秀》中说：“你我不是曾同发表过一个‘争自由’的宣言吗？那天北京的群众不是宣言‘人民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自由’吗？《晨报》近年的主张，无论在你我眼睛里为是为非，决没有‘该’被自命争自由的民众烧毁的罪状；因为争自由的唯一原理是：‘异乎我者未必即非，而同乎我者未必即是；今日众人之所是未必即是，而众人之所非未必真非。’”他又提到：“我也知道你们主张一阶级专制的人已不信仰自由这个字了，我也知道我今天向你讨论自由，也许为你所笑。但我要你知道，这一点在我要算一个根本的信仰。我们两个老朋友，政治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同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

    随后，胡适提起一件有趣的事：“我记得民国八年你被拘在警察厅的时候，署名营救你的人中有桐城派古文家马通伯与姚叔节。我记得那晚在桃李园请客的时候，我心中感觉一种高兴，我觉得这个黑暗社会里还有一线光明：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但这几年以来，却很不同了。不容忍的空气充满了国中。并不是旧势力的不容忍，他们早已没有摧残异己的能力了。最不容忍的乃是一班自命为最新人物的人。”

    陈独秀后来被中共开除党籍，又被国民党抓去坐牢，1937年出狱后忍受贫病、流离生活的折磨，撰文反省自己的一生。胡适直到1949年才读到《陈独秀最后对于民主政治的见解》，看罢非常感动，觉得老朋友的观点已经完全变了。陈独秀在生前最后的几封信里也提到胡适，说：“适之兄说弟是一个‘终身反对派’，实是如此。然非弟故意如此，乃事实迫我不得不如此也。”胡适说：“因为他是一个‘终身反对派’，所以他不能不反对独裁政治……”

    （主讲梁文道）

    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

    胡适受欢迎是假象

    余英时（1930-），美籍历史学家，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教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等。著有《朱熹的历史世界》《文史传统与文化重建》等。

    他的新观念已带出了一整代年轻学人，把整个中国的学问往前推进。

    1930年10月17日晚，胡适应邀到北平协和医院做一场英文讲演，上千名学生把讲堂挤得水泄不通。当时胡适还在吃饭，匆匆放下饭碗，临时决定先用中文讲一场。可见当时青年导师如日中天的地位。

    余英时先生在《重寻胡适历程：胡适生平与思想再认识》这本文集里认为，“胡适崇拜”在很大程度上象征了向政治权威挑战的心理。然而，胡适也并不总是对年轻人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他当北大文学院院长的时候，鼓励学生关心社会，可以游行，但不要罢课，罢课没好处，好好念书才是报效国家的最好方法。这种想法在当时当然被认为是保守的，非常不中听，年轻人便和他渐行渐远。

    胡适发现，当时的年轻人跟“五四”青年已不一样。“五四”时期学生上街游行是自发的，20世纪30年代的学生多是被地下党组织出去的。信奉自由主义的他感到困惑，为什么学生运动还要有人在幕后组织呢？而且组织者神神秘秘，他非常不喜欢。有位年轻人看到胡适反对北大学生在“一二·九”运动后罢课，便写信骂他：“倘若你以为这是不当，那你真是丧心病狂了！该杀的教育界的蠢贼！！……你妈的！难道华北卖给日本以后，你还能当北大的文学院长吗？你把我这热心的青年学生残杀几个，陷害几个，你心还很痛快吗？即使你阻止住了我们爱国心的沸腾，于你有什么好处？！于你的良心也过意得去吗？”

    后来周作人写信安慰胡适在“一二·九”学潮中所受的打击。胡适第二天回信说：“你说‘我们平常以为青年是在我们这一边’，我要抗议：我从来不作此想。我在这十年中，明白承认青年人多数不站在我这一边，因为我不肯学时髦，不能说假话，又不能供给他们‘低级趣味’，当然不能抓住他们。但我始终不肯放弃他们，我仍然要对他们说我的话，听不听由他们，我终不忍不说。”

    在抗日问题上，胡适被认为是主和派。国难当头，主和派几乎等同于汉奸，遭人痛骂甚至挨打都有可能。“九一八”事变后，胡适一直主张跟日本公开交涉，以谋求十年和平，其间中国全力发展现代军事设备，以阻止日本武力征服的企图。明明日本人欺负我们到这种地步，为什么胡适认为还不能抗战呢？他的讲法很简单，要大家冷静地看到：“中国在这次战争中的问题简单说来，便是一个在科学和技术上都没有预备好的国家不得已而和一个第一流的军事与工业强国进行一场近代式的战争。”

    当战事拖到最后不打不行的时候，胡适答应蒋介石出使美国。他到美国干吗？余英时先生分析他的日记后发现：“胡适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使美国，完全是为了实现他早在1935年关于中日战争的一个充满着先见之明的构想，即中国在破釜沉舟，单独苦战三四年之后，终能促成太平洋的国际大战。他首先假想的参战国家当然便是美国。怎样把美国卷入远东的战局是他使美的最大愿望，然而却绝不能露骨地表示出来。”果然，美国对日宣战后不久，胡适宣布辞职。

    胡适一辈子非常冷静，非常理性。在任何激烈的时局讨论中，他永远不是被划分到最符合潮流、最符合大众的那一派明星。他的所谓受欢迎可能是一种假象。他一生中在很多事情上、很多时刻都走到了当时大众期望的反面。当然，他自有想法。可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该如何评断呢？余英时先生提到，中国抗战结束没多久，内战将中国知识分子迅速推向两极，不归于墨，则入于杨。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所有人面前，中间再没有回旋和中立的余地。而胡适始终抱着出国前“超党派”的独立观念，冷静地观察时局变化。

    1945年，胡适从纽约给毛泽东发去一封电文，劝中共放弃武力，在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同时，胡适也劝蒋介石要有容人之量。这些劝告看起来多么可笑！相信“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怎么可能放下武装？而一心要消灭共产党的蒋介石，怎么可能容下一个庞大的反对党？胡适未免对现实政治太乐观了，甚至太天真。胡适的乐观不只在政治上，还体现在教育上。二战期间在美国，他就想着将来要把北大好好重建。他一直有个想法：中国要是有好的大学，未来就有希望。1944年，他给杨联升写信说：“北京大学万一能复兴，我很盼望一良与兄都能考虑到我们这个‘贫而乐’的大学去教书。”当时抗战还没结束，他还不是北大校长，却已开始为北大复兴设想了。他在哈佛大学遇到周一良、杨联升，觉得这两位年轻人很好，很有出息，就想劝他们回国教书。

    胡适一生的风格就是这样，到处发掘他认为有才华、有希望的年轻人。而他看人的眼光很准，被他看中的人后来都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成就。有人问，胡适的学术成就往往不如弟子们，为什么他还能成为思想界的领袖呢？余英时说，胡适回国后短短一两年内“暴得大名”，有其客观历史背景。当时中国思想领域有个缺口，经过清末“中体西用”的争论后，大家仿佛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在五四运动的前夕，一般知识分子正在迫切地需要对中西文化问题有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渴望能突破‘中体西用’的格局。然而当时学术思想界的几位中心人物之中已没有人能发挥指导的作用了。这一大片思想上的空白正等待着继起者来填补，而胡适便恰好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出现了。”

    胡适的出现，造成的影响是什么呢？像尼采所说的“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用这样的态度把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从科技与政治层面提升到文化层面，打破了“中体西用”的格局。从那以后，“中学”“西学”这些名词我们听不到了，变成“中国文化”“西方文化”之类的概念。反对胡适的梁漱溟之所以能够畅谈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命题，正是由于胡适倡导的这种态度造成了一种新的气象。

    中国20世纪50年代出版过几百万字的《胡适思想批判》，其批判范围之广反过来说明了胡适思想的全面性，几乎触及了人文学科的每一方面。当年顾颉刚在北大听胡适讲中国哲学史，本以为会从伏羲开讲，一年下来才讲到《洪范》，没想到胡适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讲起。一帮年轻学生吓一大跳，他们发现胡适有截断众流的魄力，居然从《诗经》中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胡适带来了一种开天辟地的新观念，原本想骂他的人都服了。至于他后来对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学做出多大成就，那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的新观念已带出了一整代年轻学人，把整个中国的学问往前推进。

    （主讲梁文道）

    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

    激进年代

    罗志田（1952-），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师从余英时。著有《民族主义与近代中国思想》《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等。

    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1919年6月的北京，52岁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在少年中国学会演说。章太炎以长者立场，针对青少年的弱点做了几点告诫。28岁的归国博士胡适接着登台演讲。他一开始就宣布章太炎先生所说的“都是消极的忠告，我现在且从积极的方面提出几个观念”。话虽婉转，反其道而行之的意思很明显。胡适在讲完他的积极观念后，用英文念了一句荷马的诗：“You shall see the difference now that we are back again.”这句话胡适早几年在留学日记中译为“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

    罗志田教授在《再造文明的尝试：胡适传（1891-1929）》的引言中，先声夺人地写出上面那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胡适的自信心，早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念书的时候，他就已经想着回国要干一番事业；二是他果然一回来就告诉大家，且看我们这些留学生会带来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他们带来的果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罗教授以治近代史和现代史著名，尤其在思想史方面非常有成就。身为余英时先生的高徒，他对胡适的很多理解并未脱离导师理解的范围，但在细节处理上更为缜密。罗教授认为，胡适、陈独秀那批人学西学的时候，对西方思想建设性的一面接受得并不多，倒是对近代西方那种与传统决裂的精神颇有领会。陈独秀就将“近世欧洲历史”化为一部“解放历史”，即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与传统决裂，结果出现破坏即救国、爱之愈深而破之愈烈、不大破则不能大立的诡论。

    以这样的思潮作为背景，整个民族思想文化的激进程度可想而知。胡适在那种潮流里也被边缘化了，虽然他回国后造成不同的局面，但很快就被认为不够激进了。在这个过程中，最具特色和革命影响力的是白话文运动。罗教授特别勾勒出胡适文学观与众不同的地方。大家都知道胡适喜欢白话文，认为白话文是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学。但是大家忽略了胡适的另一个讲法，他认为后一个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个时代，唐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曲，都是在进步，越变越好。胡适看待西方文学史也是如此，说莎士比亚当年算是一代圣手，但以现在的标准看，他远不如近代戏剧家。《奥赛罗》只是一部近代大家绝不做的丑戏，《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什么好。他这么说，大家都认为他太外行，不懂文学；他爱文学，但文学不爱他。

    胡适还认为，我们不应从古文史里去找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而应向旁逸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找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够代表当世。旁逸斜出的东西是什么呢？他不断强调白话文学和各种小说。中国的文学传统不重小说，但他从西方引进新观念，将原来不登大雅之堂的话本小说地位抬高，把中国文学史上属于边缘地位的东西拿出来。在这种观念下，一部新的文学史出现了。什么是文学的美呢？在胡适看来，说清楚了就是美。《尝试集》里的新诗基本上都是大白话，有一句常常被人挖苦的诗句是“匹克尼克来江边”。“匹克尼克”是“picnic”（野餐）的音译，意思是在江边吃野餐。类似这样很好笑的诗，当年却很受欢迎。把democracy译成“德谟克拉西”，把popular译成“普罗”，在当时的思想文化争论中就赢定了，因为够洋派。

    当时最支持白话文运动的主要是知识青年，他们论古文根底不行，论西学又是半桶水，所以白话文是他们力争上游的最佳工具，总算能跟过去占据庙堂的精英一较高下。胡适、陈独秀希望白话文能让一般老百姓喜欢，但是老百姓真的爱吗？不一定。当时普通大众喜欢看的文学，比如林琴南翻译的小说，或者鸳鸯蝴蝶派的小说，都不是用白话文写的。吊诡的是，胡适后来反思白话文运动为什么能够成功，发现主要是因为北洋政府非常迅速地将所有教科书都改成白话文。北洋政府是大家认为最保守、最顽固的坏政府，竟这样支持白话文运动。

    大家想想看，一个最保守、最顽固的政府都能做这么激进的事，那是不是一个再造文明的年代呢？

    （主讲梁文道）

    舍我其谁：胡适

    狐狸才，刺猬心

    江勇振，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哈佛大学博士，现任美国印第安纳州私立德堡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星星·月亮·太阳——胡适的情感世界》《张君劢传》。

    在他眼里，私下怎么做人，公共领域怎么做人，二者要一致。

    40岁生日的时候，好友马家辉送我一份厚礼——胡适的《四十自述》。我很喜欢这本书，但坦白讲，好看归好看，却不是可靠的胡适传记。胡适生平喜欢鼓励别人写自传，自己也写自传，还写了大量日记和书信。他太清楚自己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了，知道这些东西将来有人会看，所以他在书写和整理时很系统地修改过，以维持自身完整的形象。他非常重视自己的名声，这是他好名的一个表现。

    《舍我其谁：胡适》的作者江勇振教授在这本书的前言里就表明对胡适这些资料的不信任态度。但他也不是要挖胡适老底，相反，他把胡适捧得不得了：“有多少人，人云亦云，说胡适‘肤浅’，说他西学根底薄弱，浑然不知他们自己就是庄子的寓言里所说的蝉与斑鸠。他们不识鲲鹏之大，坐井观天，正坐庄子所谓‘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之讥。试问，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人如果能看出胡适‘肤浅’的所在，其所反映的不过是学术的渐进，而不是哓哓然贬抑胡适这个人的聪明与才智；反之，在胡适出生百年后的我们，既有坐拥群书之利，又有能坐在研究室里，随时手打键盘，上图书馆期刊网搜索、阅读论文之便，如果不能超越胡适，则该汗颜的是自己，而不是反其道而行，津津乐道地细数胡适的‘肤浅’。”

    很多东西被胡适自己隐埋得很深，又或者被他自己修改了很多次，怎么办呢？江勇振的做法很简单，尽量找回原始材料。比如想知道胡适在美国念书期间受什么人的影响比较深，他就直接去找当时胡适修过的课，把教科书、参考书看了一遍，然后对照胡适写的东西，看看他多大程度上受了这些书的影响。帮一个人写传记写到这个地步，怕是不容易。不过，下这样的功夫是很适当的，因为胡适也是这样一个人。

    大家笑胡适是“上半部先生”，写什么都只写个上半部，很多宏大计划最后无法完成。例如胡适曾为《中国思想史》准备了很多材料，但他才着眼汉初，就发现连“太学”这个题目都没有可资利用的材料：“《博士考》一个题目，我欲借此作汉代经学变迁的研究。偶一下手，始知谨严如王静安先生，亦不能完全依赖！……本意只想为王先生《博士考》作一跋，结果也许还得我自己重写一篇《两汉博士制度考》。”哪知半年后，《水经注》就吸引了他的注意力：“作《东原年谱》，我久有此意。但为《水经注》案搁置《中国思想史》太久，此案结束后，恐须用全力写书，不能再弄‘小玩意儿’了！”试想，《中国思想史》都还没开始写，他又动念想写《东原年谱》！

    由此可见，胡适做学问时有很多想法和灵感，所以江勇振说他是一个“狐狸才、刺猬心”[3]的人。胡适有狐狸之才，什么都能碰，但又希望把所有东西弄得严严整整、规规矩矩，希望把所有考证做到最严密为止，而且他有考据癖。问题是，他想做的学问那么多，每一样东西都要自己从头去摸去碰，能搞定吗？当然搞不定。这就是他给人感觉做学问做一半或者学问做不好的原因。但与此同时，他又能够开一代风气之先，成为很多学术领域重要的奠基人之一。

    胡适当年是一名“庚子赔款”留学生。他们坐邮轮去美国，个个都坐头等舱，沿途受到热情接待，真被当成天之骄子。但他当时心里很酸苦，很悲观，跟后来不可救药的乐观派完全相反。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为什么今天中国老出留学生？因为我们自己的学问不行，我们自己的学校不行。我们留学的目的，就是为了将来中国学生不用再留学。他后来那么关心北大的建设，就是希望看到中国能有与牛津大学、哈佛大学相媲美的一流大学。可惜他没看到，我们也不一定看得到。

    关于胡适留美期间的事，有一个著名的争论：胡适到底有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他的博士学位什么时候拿的？江勇振挖掘出一些新材料，认为胡适在康奈尔所受的影响比在哥伦比亚大学深得多，而且胡适受杜威的影响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么大。胡适读博士期间可能没搞懂杜威在讲什么，论文《先秦名学史》对杜威实验主义的误解与滥用比比皆是。直到1919年杜威访华，胡适担任介绍和翻译，才拼命苦读，算是读通了杜威。

    今天大家喜欢谈民国范儿，其中有一点特质很容易在胡适、陈独秀那代人身上找到。他们的言论、思想非常大胆、激进，生活作风却很保守、传统。比如胡适一辈子鼓吹男女平等、自由恋爱，自己却遵从母命，娶了素未谋面的乡下太太。其间他虽然有过别的恋情，但最终下定决心跟太太在一起。关于胡适的感情世界，最近几年出了很多书。我对人家隐私的东西不感兴趣，但这本书谈论的立场却值得我们注意。我们不是要去了解胡适私生活的细节，而是从他用什么态度对待感情可以看出他对自身人格的塑造。

    1911年9月29日，胡适去听康奈尔大学病理学教授穆尔演说“青年卫生”，然后在日记中写道：“注重花柳病，甚动人。”1915年，他去买了一本《男人理性的性生活》（The Rational Sex Life for Men）。在康奈尔大学念书时，他对男女关系谨慎到搞笑的程度。有一次他去女生宿舍聊天，回来后在日记中声明，这是他第一次去女生宿舍，说自己“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一方面几全行忘却”。

    很多人不明白，胡适为什么要跟太太厮守终老呢？江勇振说，胡适认为“休弃贫贱之妻，而娶富贵之女以求幸进，此关于私德亦关于公德者也”。也就是说，胡适把对婚约的信守当成公德的一部分。在我们眼里，要不要跟老婆离婚，关公德什么事啊？但胡适认为，公德跟私德要一致，所以他要守着。当时有人跟胡适的母亲造谣，说他在美国另娶了老婆。他写信澄清：“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而谓儿为之乎？”他如果不信守婚约，则“国人鄙之可也”。他当时那么年轻，就已经考虑到将来国人会不会鄙视他。

    一直以来，胡适对自己的为人很是焦虑，总在苛责自己，甚至到了像蒋介石那种变态的地步。到美国之后，他慢慢从早年对修身进德的焦虑变成对品格锻炼的追求。他在日记中要求自己：

    “第一，卫生：每日7时起；每夜11时必就寝；晨起作操半时。第二，进德：表里一致——不自欺；言行一致——不欺人；对己与接物一致——恕；今昔一致——恒。第三，勤学：每日至少读六时之书。读书以哲学为中坚，而以政治、宗教、文学、科学辅焉。主客既明，轻重自别。毋反客为主，须擒贼擒王。读书随手作记。”

    胡适非常看重的一种品格是表里一致，言行一致。在他眼里，私下怎么做人，公共领域怎么做人，二者要一致。所以，他写自传也好，向别人描述自己也罢，总是修饰得那么厉害，总是那么在乎自己的公共形象。我们不能说他是伪君子，因为他真的是一个律己很严的人。

    （主讲梁文道）

    陈独秀的最后岁月

    没钱买棺材的创党者

    朱洪（1957-），安徽安庆人，安庆师范学院教授。著有《陈独秀风雨人生》《陈独秀与胡适》等。

    一个政党怎能长期作践自己的创党者呢？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陈独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很多人对他并不了解，尤其是青年一代。《陈独秀的最后岁月》写了陈独秀最后十年的生命轨迹。作者朱洪先生是陈独秀的安徽同乡。

    陈独秀生于1879年，3岁丧父，17岁考取秀才。他参加过一次举人考试，失败后出去闯天下，到过日本5次。他自办了安徽省第一份报纸。辛亥革命中，他三度担任安徽都督府秘书长。二次革命时，他在芜湖遇险，差点被枪毙。

    1915年，陈独秀创办了《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高举文学革命的大旗，力倡民主与科学。1917年，他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9年，他被北洋政府逮捕，孙中山出面营救。出狱后，他就转向李大钊的“主义派”，1920年创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连任5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他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都是共产党员，先后在革命中牺牲。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隐居上海，拒绝去莫斯科。由于他和托洛茨基关系密切，后来参加中国托派，被中共开除党籍。但他个性倔强，拒绝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为自己辩护。

    陈独秀就是这么一个怪才。他没有什么像样的学历，却领导了一个时代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政治家，他先后被共产党、共产国际、中国托派开除。身为人父，两个儿子被杀，他不能去哭灵；女儿病死，他不能去送葬。作为一介书生，他生前没一个出版社给他出专著，晚年落魄到没有钱给自己准备一口棺材。他的坟地在“文革”中被铲平，墓碑被砌到泥巴墙上。

    历史人物总要经得起历史的沉淀。中共在201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对陈独秀的评价发生了变化。诚然，一个政党怎能长期作践自己的创党者呢？如果说陈独秀因为与托派的关系为共产国际和中共所不容，倒是情有可原。托洛茨基本人就被斯大林派人远赴墨西哥暗杀身亡。可是如何评价托派这个问题，应该由历史来回答，而不是由权力者来回答。

    即使后来被中共开除，陈独秀终其一生也从未出卖过中共机密，从未跟中共的对手国民党合作过。到了民族存亡的危急时刻，他率先提出应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共必须放弃对立，共同对外抗战。至于陈独秀抵制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现在看来，他的态度是对的。毛泽东晚年跟苏联分道扬镳，何尝不是对陈独秀当年抵抗共产国际的一种认同？

    （主讲何亮亮）

    陈独秀全传

    十大罪名莫须有

    唐宝林（1939-），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著有《陈独秀传：从总书记到反对派》《中国托派史》等。

    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陈独秀是中共第一任总书记，中共官方党史却长期否定这位创始人，这个现象十分有趣。1929年，陈独秀因转向托派被中共开除之后，党史便只承认他在创党初期的作用，对他后期的思想和行为全盘否定。

    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为什么要否定自己的创党者呢？唐宝林先生毕30年之功，不厌其详，追根究底，深入爬梳史料，详尽梳理陈独秀一生思想发展的脉络，揭示陈独秀与中共、中国革命复杂纠结的历史关系，最终写成这部迄今为止最详细、最全面的陈独秀传记。

    在这本书里，唐宝林先生运用了大量新近解密的资料：1929年被开除到1942年去世前，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斗争的几乎全部文件、文章和书信；1929年转向托派及1931年被选为中国托派中央书记后，陈独秀与国民党、共产党、托派内部极左派的斗争及呼吁联合抗日的几乎全部资料；中国托派从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莫斯科诞生，到1952年在大陆被取缔时的几乎全部史料……这本厚厚的大书试图回答一些长期被遮蔽的关键问题：陈独秀晚期采取与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对立的立场，究竟有什么原因？具体有哪些主张？进行了哪些活动？与中共矛盾的焦点在哪里？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中共曾给陈独秀定下十项罪名：机会主义的二次革命论、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苏、反共产国际、反党、反革命、汉奸、叛徒。十大罪名，看起来真是十恶不赦。唐宝林先生经过长期研究，发现这十项罪名全都是莫须有。

    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这一点海内外公认。毛泽东晚年曾谈到，如果没有陈独秀，他不会走上革命的道路。对于这样一位重要人物，中共为什么要全盘否定他呢？共产国际是陈独秀与中共发生矛盾的关键。陈独秀从一开始筹办中共，就受到来自共产国际的巨大压力。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共产国际远在莫斯科，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发出了很多错误指示。陈独秀对此一直有所抵制，却也因此招来大祸。现在来看，陈独秀对共产国际的抵制是完全正确的。

    1937年，周恩来到南京老虎桥第一监狱[4]看望陈独秀，谈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陈独秀表示，他完全同意，并愿意到延安去接受教育。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叫他也可以带几个亲属去延安。临别时，周恩来说和蒋介石交涉一下，他就可以出来了，家里如果没有别的事，就可以去延安。但是，周恩来向组织请示之后，延安方面却没有任何表示。换句话说，毛泽东不同意陈独秀去延安。后来陈独秀被迫去了四川，在穷愁潦倒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阶段。

    （主讲何亮亮）

    一个时代的斯文

    清华校长梅贻琦

    黄延复（1928-），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学者，梅贻琦教育思想研究专家。著有《梅贻琦与清华大学》等。

    钟秀斌（1969-），资深媒体人，曾任《中国企业家》杂志社发行总监、《IT经理世界》杂志社社长助理等。

    把大学当成政府衙门的一部分，这是大错特错！

    2011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坊间出了很多书讲述清华百年辉煌史。我为清华感到有点尴尬，因为讲到清华的威风好像总要回到民国年间。清华创校者之一梅贻琦校长有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几年我们喜欢谈论大师，因为现在没有大师了。清华现在有的是“大官”，跟梅校长那个年代有“大师”的清华颇为不同。

    当年清华出现过“三赶校长”的风潮，国民政府教育部派来的三位校长都被师生赶跑了。其中有一位罗家伦[5]校长，他对清华还是有点功绩的，但他搞“党化教育”受到学生抵制。有些学生甘冒被记过、开除的风险，拒绝出席早晚点名。“党化教育”推行不到两个月就收场了，改为只限一二年级必修。但学生对“党义课”日益厌烦，置之不理，听课者寥寥，一般老师甚至不愿跟“党义课”老师同桌用餐。最后罗家伦提出辞职，师生们马上表示绝不挽留。还有一位校长叫乔万选[6]，他在军警保护下企图武力接管清华，学生会组织“护校委员会”在校门外阻挡，居然逼迫他当场撤退，保证不再来接收清华。那个时代的大学生多牛啊！

    这不免让人觉得奇怪，政府是不是太窝囊了，连个大学都管不好？校长有军警护着，怎么还让一帮手无寸铁的学生给轰了回去？原来当时清华有“教授治校”的传统，师生共同营造出浓烈的民主气氛。1930年，中国一度出现南北两个“国民政府”对峙的局面，清华远在北方，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鞭长莫及。“驱罗”“拒乔”之后，清华有11个月之久没有校长，一切校务由校务会议负责处理。

    梅贻琦先生起初担任清华的教务长，1931年12月就任校长后，使得清华在不到十年时间内成为具有学术地位的著名大学。梅校长以民主作风闻名，平日里有些沉默寡言，开会时更愿意倾听大家的意见，但轮到他发言时，总能权衡各方利弊，提出一个非常稳健的看法。他在爱护师生方面也是出了名的，至今仍是清华历史上最负盛名的校长。

    《一个时代的斯文：清华校长梅贻琦》不是一本精彩的传记，里面罗列了大量材料，比如一些课程设计、规章制度等，看起来好像有点沉闷，不过从这些细节才能看到真实的清华。什么叫教授治校？怎么才算学术独立？如何引导学生真正去追求高深的学问？当年清华对于这些问题都有非常详细的制度安排，很多规矩定得也很严，比如学生入学一律凭考试成绩，梅校长与秘书约定，如有达官贵人写求情信，不必呈阅，不必答复，专档收藏了事。但他会破格录取某方面有特殊天分的人，比如吴晗、华罗庚。

    1935年底爆发“一二·九”运动，北京学生纷纷罢课，荒废了学业。次年2月，清华学生要求学校免除学期考试，遭到教授会拒绝后，闯入会场闹事。各教授愧于平日教导无方，遂集体向学校请辞。梅校长当时在南京，连忙回复说，学生聚众要挟，行动越轨，导致教授全体辞职，他非常愧汗；诸生举动失当，他要召开大会训诫，有些学生要记过处理。当时国民政府要求把那些学生当成煽动分子来严办，但梅校长最终的处理方法是骂一骂，训话、记过了事。

    1940年，清华并入西南联大，在南方偏安一隅。国民党政府要求学校加开《三民主义》和《伦理学》课程，继续进行“党化教育”。西南联大召开教务会议，拟定了一份函件。函件说，教育部对于大学应设课程以及学生成绩考核方法有这么多规定，等于是把大学当成政府衙门的一部分，这是大错特错！“教育部为政府机关，当局时有进退；大学百年树人，政策设施宜常不宜变。若大学内部甚至一课程之兴废亦须听命教部，则必将受部中当局进退之影响，朝令夕改，其何以策研究之进行，肃学生之视听，而坚其心志。”

    （主讲梁文道）

    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

    国难当前，教育不死

    易社强（John Israel，1935-），西南联大荣誉校友，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历史系荣休教授。曾师从费正清教授，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著有《1927-1937年中国学生民族主义》等。

    这所大学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传奇，连西方教育界都觉得不可思议。

    假如二战期间，纳粹德国侵入英国，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伦敦大学被迫流亡，逃到爱尔兰寄居，然后联合成立一所大学，那将是一种什么景况？在中国，这种情况真实发生过，那就是抗战时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校南迁合并而成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学不仅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个传奇，连西方教育界都觉得不可思议。美国学者易社强就对西南联大着了迷，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它，被西南联大校友会授予“荣誉校友”称号。

    他写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是一本最好的西南联大校史，像故事书一样好看。

    谈起西南联大，我们对它的歌颂非常多，比如开放、自主、自由、独立等等，但常常忽略了一点，这所从天而降的大学，它跟云南当地人会发生怎样的关系？易社强说，这所学校跟西南内陆几乎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当一个抹着红唇、烫着鬈发、穿着高跟鞋的女学生，与一个头顶物品、野性未泯的山里人并肩行走时，简直是一种奇观。西南联大迁入昆明不到一年，这座城市已变成外省人的天地，银行和饭店比以前多了，文化界更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大小书店一天到晚都是翻杂志、看画报的学生。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教育部增设很多必修课，其中一门是《三民主义》。坚持学术自由的西南联大如何应对这种自上而下的政治教育？潘光旦[7]教授和CC派干将潘公展[8]进行了公开讨论。潘光旦认为，教育者的职责是指导学生如何思考而不是思考什么。潘公展反驳说，危机深重的中国已经承受不起混乱无序和优柔寡断，个人自由主义正是造成此种困境的导火索。国难当前，搞教育重要吗？教学生什么呢？统一思想，拥护政府，还是怀疑政府，追求思想与言论自由？团结一致，稳定大局，还是放任自流，容许开放？这些问题始终伴随着西南联大，也笼罩着当时的学术界。直至今天，类似的讨论还在继续。国民政府发现西南联大不屈服，想了很多办法，其中一个是采取经济手段进行压制：一方面减少政府拨款，另一方面逼迫银行拒绝贷款。但是西南联大是不会妥协的，任何对它的公开攻击都会激起中国知识界一致的反抗。国民党政府一时之间不知如何对付他们。

    西南联大由原清华校长梅贻琦主持校政。他平等地对待三所学校，就连清华一个服务社赚来的钱也要平均分给大家，从而造就了西南联大的盛况。当年三校像红军长征一样，从北方迁到长沙，没过多久又迁往云南。有一部分学生是徒步走去昆明的，把车船留给女生和身体较弱之人。这些天之骄子一路历经艰辛，第一次用自己的双脚丈量了湘黔滇大地，第一次近距离地体察到民间疾苦，反思学院教育与现实生活的巨大差距。等他们再回到学校念书的时候，更加奋发努力，在教室、设备、图书馆等硬件设施经常被日军炸毁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做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以及在逆境中的乐观与豁达。

    为免遭轰炸，清华汤佩松[9]先生将农业研究所的昆虫学组和植物生理组迁至昆明西北郊大普吉村。沈同[10]教授与学生在简陋的泥瓦屋里开展动物生理学研究，在户外的高台上用土办法自制蒸馏水，利用简陋设备设计一系列实验，从研究维生素促进红细胞增多效应到检验云南白药的疗效等等。吴大猷[11]教授在小泥屋的临时木架上拼凑出一个简单的分光仪，继续研究拉曼效应。

    昆明地下水多，挖不了防空洞，学生只好跑到户外躲避空袭。学校针对空袭规律调整上课时间：早晨7点开始上课，10点午饭过后离开学校躲避空袭，下午3点回来上课，上到晚上6点。对于想连贯讲完课的老师来说，躲避空袭是让人沮丧的事。

    吴晗就曾经不满学生躲避空袭都跑光了，说学期末要给他们不及格，最后被人劝阻。西南联大的生活非常艰苦，学生主要吃一种叫作“八宝饭”的东西，里面有糯米、糠壳、草籽、沙砾，有时还有老鼠屎。梅贻琦校长的夫人竟要亲自做糕点在街上叫卖贴补家用。学校厨房的工作人员没地方睡觉，只好睡在食堂里，四人合睡一张床，经年不洗的被罩蒙着一层厚厚的黑色胶状物。

    神话般的西南联大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只可惜战事结束后，三校回迁北方，政治风云又起，各派势力拉扯学者，使得曾经非常团结友善的学术共和国烟消云散。

    （主讲梁文道）

    大学校长林文庆

    一生真伪有谁知

    严春宝，山东莒县人。哲学博士，客居新加坡十余年，现为海南师范大学南海区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

    在“左倾”的历史书写里，最后他变成一个负面角色，被晾在一边了。

    民国年间的大学校长大多非常宽容，往往放任甚至保护学生搞学潮。“五四”以来，学生但凡搞学潮，社会公议多认为是对的。政府一旦镇压学潮，就更加印证了这种看法：政府就是坏上加坏，独裁加独裁，浑蛋加浑蛋。在这种背景下，如果一个校长不赞成学生搞政治运动，会被视为异类。可是如果他真的想提高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真正的栋梁，他就要坚持这种理念。

    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史上，林文庆绝对是一个重要人物。他是厦门大学第二任校长，第一任校长不到一个月就被学生轰走了。鲁迅曾在厦大教过100多天书，厦大至今怀念他，为他立了雕像。当过厦大16年校长的林文庆反而在很长一段时间被忽略了。在鲁迅笔下，林文庆是一个尊孔的人，在那个年代尊孔就是保守派，想要复古是坏蛋。

    林文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大学校长林文庆：一生真伪有谁知》的作者严春宝在新加坡住过十几年，跟林文庆算半个老乡。林文庆的爷爷是从福建下南洋的华侨，他自己在新加坡著名的莱佛士学院念完书后，到英国爱丁堡大学攻读医学，在那里碰到了一群中国留学生。林文庆从小在峇峇娘惹[12]族群长大，懂马来语、闽南语和英文，但是听不懂普通话。所以当他看到同胞大谈国内时事而自己完全不懂时，便暗下决心自学普通话，慢慢地把自己教化成为一个真正的中国人。在那个年代，南洋有一批人经历过这种“再华化”运动，林文庆是其中的典型。

    回到新加坡后，林文庆一度从政，担任殖民当局的立法议员。他设法将华文学校纳入政府体系，以便其获得政府资助，但此举却遭到很多华人误解，说他出卖华校。他在南洋率先种植橡胶，后来很多靠橡胶发财的人都是受他影响，包括陈嘉庚在内。他还发起了很多社会改革，比如注重公共医疗卫生，号召大家剪辫子等。林文庆回福建后，参与创办厦门中山医院，提出了很多关于城市公共卫生建设的意见。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是一位爱国华侨，至于保守、尊孔，实际是南洋华人的秉性使然。他仰慕中华文化，渴望回溯源头，却又赶上如火如荼的新文化运动，观念与现实的碰撞让他如何自处？

    出资创建厦门大学的陈嘉庚先生是一位侠骨柔肠的新加坡富商，抗战时倾其所有支援祖国。林文庆被陈嘉庚聘为厦门大学校长时，学校尚处于草创时期。然而，他却甘愿放弃在南洋华人社会取得的一切成就，从头开始创业。林文庆的办学标准非常高，入学考试很严格。有人提出，集美学校也是陈嘉庚创办的，跟厦大一脉相承，能不能让集美的毕业生直接升厦大。他断然拒绝。由于不随意扩大招生规模，厦大的师生比例一直很高。比如1926年秋季开学时，全校学生330名，老师75名，平均一个老师配4.4个学生。林文庆到处延聘名师，许多从北平南下的名流学者，如鲁迅、沈兼士、顾颉刚、林语堂、陈万里等，都曾在厦大教过书。

    看起来林文庆把厦大建设得很不错，为什么后来会惹出恶名呢？主要是因为两次学潮。1924年5月，因与校方发生争执，部分学生发起罢课运动[13]，而后指控林文庆雇用苦力流氓500人围攻闹事学生，甚至打死了3个人。严春宝经过详密考证后，发现这件事纯属子虚乌有。当时组织打人的是建筑部主任陈延廷，林文庆毫不知情。虽说他有用人不当、管理不善之责，但把流血冲突的账全记在他头上，则有失公允。1927年发生了第二次学潮[14]——鲁迅即在此时离开厦大。严春宝先生分析事件原委，认为主要有3个原因：第一，林文庆对中国的情况太不熟悉，空有一片热情和善意，想把中国最好的老师从北平请到厦门，却不了解这帮名人、学者之间存有的私人恩怨，比如顾颉刚本来就跟鲁迅有矛盾；第二，厦大文理科之间本来有种种矛盾，林文庆让理科老师当教务长，令文科老师不满；第三，许多外围因素激化了矛盾，导致闹得不可开交。

    鲁迅当时为什么执意要离开厦大呢？严春宝认为一个重要原因是鲁迅舍不得许广平，这一点从他俩的《两地书》中可以看出。另外，鲁迅在厦门的生活也不太习惯，觉得吃的、住的样样都不好。此外，鲁迅跟北平来的其他教授，包括跟校方也有点矛盾。有些教授觉得来厦大上当了，起初学校好像很有钱，什么都给得起，还说要资助他们出版著作，结果全部没了下文。为什么呢？没钱。当时陈嘉庚的生意在走下坡路，真是接济不上。林文庆屡屡回南洋募款，学校难以为继。

    我觉得作为一个从海外回来的教育家，林文庆真的想办好厦门大学，也真的不想看到学生老是闹运动。在“左倾”的历史书写里，最后他变成一个负面角色，被晾在一边了。

    （主讲梁文道）

    消逝的燕京

    一流大学兴衰史

    陈远，资深媒体人。著有《告诉你文化的真相：道器之辨》《穿越美与不美》等。

    起初周恩来想过燕京是可以保留的，但抗美援朝一爆发，事情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知道燕京大学的人不多了，但它的遗迹还在，像北大的未名湖和那些漂亮的老建筑，过去都属于燕京大学。燕大是一所被历史吞没的大学，连北大有时也不太想提燕京的事。《消逝的燕京》是民间史学家陈远的口述史系列之一，研究做得非常扎实。他认为燕京大学只存在了短短33年（1919-1952），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两个奇迹：一是在不到10年时间里，它从一无所有的“烂摊子”一跃成为中国乃至国际知名的一流综合性大学；二是它为中国各个领域培育了不少顶尖人物，譬如1979年邓小平访美，21人的代表团竟有7人是燕大出身。

    燕京大学有一个灵魂人物——司徒雷登，大陆人对他的印象往往来自毛泽东的《别了，司徒雷登》，认为他不过是一个美国传教士，国民政府时期最后一任美国驻华大使，最后被我们轰跑了。司徒雷登1876年出生于杭州一个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家庭，自小在中国长大，曾回美国念书，后来又回到中国继续传教事业，同时兴办教育。1918年下半年，他在南京金陵神学院干得正起劲，突然被美国南北长老会叫去筹办一所新的综合性大学。

    燕京大学由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而成，当时既没有钱，又烂得一塌糊涂。在燕大初创时期，司徒雷登就已请到洪业[15]、刘廷芳[16]等名师，后来又有顾随[17]、容庚[18]、郭绍虞[19]、俞平伯[20]、周作人[21]、郑振铎[22]、陈垣[23]、邓之诚[24]、顾颉刚[25]、张东荪[26]等学者加入。真正让燕京大学跻身世界一流大学的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立。这个学社至今存在，很多中国人去哈佛大学交流都跟它有点关系。当年美国铝业大王霍尔有一笔巨额遗产捐作教育基金，声明其中一部分用于中国文化研究，由一所美国大学和一所中国大学联合组成基金会来执行。当时燕京大学只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学校，通过司徒雷登的运作，居然能够跟世界一流大学并肩。司徒雷登高兴地说：“承蒙哈佛当局欣然允诺，将他们那所大学的美好名字同中国一所小小的教会学校联在一起，实在令人感激。”说这句话的时候，司徒雷登完全以中国人自居。

    司徒雷登不仅把燕京大学看成自己毕生的事业，也把它看成中国人事业的一部分。1934年，各地学生运动风起云涌，抗议蒋介石积极内战，消极抗日。北平学生纷纷南下请愿，燕大是北京高校里地下党组织最活跃的大学之一。当时燕大学生也去了南京，校方催促正在美国募款的司徒雷登尽快回来解决问题。司徒雷登回来后，召开学校大会，沉默了两三分钟后说：“我在上海下船，一登岸首先问来接我的人，燕京的学生可来南京请愿了吗？他们回答我说，燕京学生大部分都来了！我听了之后才放下心。如果燕京学生没有来请愿，那说明我办教育几十年完全失败了。”

    陈远在这本书里做了很多跟燕京有关的人物访谈，其中一位是燕京老校友、已故文物专家王世襄[27]先生。王世襄年轻时候很爱玩，不好好读书。哈佛燕京学社每年会派学生去哈佛念博士，他也想去。当时历史系主任洪业跟王世襄一家很熟，看到王世襄不务正业，常常训诫他要好好努力。有一次他跟王世襄说：“学校开会讨论去哈佛留学的人选，有人提到你，让我给否了。”王世襄回家告诉父母，父母说：“洪先生这样做是对的，你这样贪玩，原本就不该送出去。”

    除中国著名学者外，燕大还聘请了很多洋学者。红学家周汝昌[28]先生回忆，当时西语系最有名的老师是教授莎士比亚的英国人谢狄克。日本人封锁燕园当天，他没能讲完最后一课。后来他到康奈尔大学任教，战后燕大复校，谢狄克从美国回来，说还要讲一堂莎士比亚的课。

    周汝昌重返燕园时，耳朵坏掉了，英文系美籍女教师包贵思安排他坐在第一排听课，并且说：“我为了你能听清，会提高声调。”有一次，包老师留作业，他做得非常好，包老师就把他叫到家里吃晚饭。那时候燕大师生的气氛非常融洽。后来这种融洽氛围渐渐变了。1949年后，针对燕大“崇美、亲美、恐美”的思想，搞了一些“抗美、反美、蔑视美国”的活动。起初周恩来想过燕大是可以保留的，但抗美援朝一爆发，事情完全不一样了。当时老校长陆志韦[29]跟美国人的一封通信被公开，他在信里说，财产还是你们美国人的，你们走了我们要负责为你们把财产保护好。这种话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当然有严重问题，燕大党支部书记张大中[30]就动员陆志韦的女儿批判父亲。消息传到美国，在美国华人中引起很坏的反响。

    张大中回顾说：“这样的做法，现在看起来是粗暴的……这些人过去都做过我的老师，老师们的为人我都是知道的，但是在政治上怎么样，我心里也没有底。当时很多燕京人说我：’大中，燕京也是你上学的地方，你怎么不理解这些人？‘”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谢道渊[31]先生做过很重要的工作。在访谈中，他说：“我不过是个驯服工具。工具嘛，自然是领导怎么说我就怎么做，但是到头来我却做错了。”看着老人有些伤心，陈远没有再问下去。

    燕京大学的命运是一大批从民国转向共和国的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这所西化的大学在那个年代经历的震荡可想而知。

    （主讲梁文道）

    [1]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瑞典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1910年到中国留学两年，学术研究涉及汉语言学、考古学等领域，著有《中国音韵学研究》《古汉语字典》等。

    [2]《晨报》前身为《晨钟报》，1916年创刊，最初是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之机关报，后逐步成为超越各党派的公共媒体。1925年11月29日，在国民党左派人士和中共北方区委发动的”首都革命“中被群众纵火焚烧。

    [3]江勇振对“狐狸才、刺猬心”做如下解释：狐狸知晓许多事情，刺猬就知道一件大事。思想家、文学艺术家有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或系统，其完整性与一致性不一定必须完备，但这中心思想或系统是他们用来理解、思考、感觉事物的根据；第二种类型则没有定见，他们所追求、探索的事物可以完全是不相干，甚至是互相矛盾的。前者是刺猬，后者是狐狸。

    [4]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以“创办非法政党”的罪名逮捕。1933年4月以“以文字为叛国之宣传”的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后改判有期徒刑8年。1937年8月23日提前获释。

    [5]罗家伦（1897-1969），浙江绍兴人。1928年出任清华首任校长。他促成外交部将庚子赔款使用权归还清华；奠定清华民主治校、学术独立的基础；以学术标准广罗人才，延聘蒋廷黻、张奚若等专家学者任教。1930年4月反蒋的中原大战爆发后，校内党派、人事矛盾重重，罗家伦因南京国民政府的背景而处境艰难，加之一些做法得不到师生认可，被迫于5月辞职离校。

    [6]乔万选（1896-1938），山西清徐人，1919年毕业于清华。中原大战后阎锡山势力侵入平津地区，1930年6月任命乔万选为清华校长。1930年6月25日，乔万选带领卫兵和属员准备武力开入清华，被打着“拒绝乔万选”大旗的清华师生堵截在校门口，被迫当场签字画押以示“永远不再存清华校长的野心”。

    [7]潘光旦（1899-1967），江苏宝山人，社会学家。1922年从清华毕业后赴美留学，1934年任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38年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教务长。

    [8]潘公展（1895-1975），浙江吴兴人，1932年曾任CC派机关报《晨报》社长，抗战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中央日报》总主笔。

    [9]汤佩松（1903-2001），湖北浠水人，植物生理学家，中国植物生理学奠基人之一。1938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农业研究所工作，创办了植物生理研究室。实验室三次被炸毁，四次搬迁重建，条件非常简陋，却聚集了许多有才华的青年科学家。

    [10]沈同（1911-1992），江苏吴江人，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家，康奈尔大学博士。1940年到西南联大任教。当时实验室是泥地、土墙、铁皮屋顶，各种实验设备和试剂匮乏，他因陋就简指导研究生搞实验研究。

    [11]吴大猷（1907-2000），广东高要人，物理学家，密歇根大学博士。1934年任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1938年任教于西南联大，李政道和杨振宁都是他的学生。

    [12]峇峇娘惹（或称土生华人/侨生），指15世纪初期定居在马六甲、印尼和新加坡一带的明朝移民后裔，男性称为峇峇，女性称为娘惹。大部分人原籍是福建或广东潮汕地区，一般与当地马来人混血。他们既继承中国文化传统，又受到马来人风俗习惯的影响。

    [13]1924年5月，厦大注册主任、商科主任等4位主任接到于8月解职的通知书，其中3人合约尚未到期，而到期的那位，学生已向校方要求续聘。学生要求校方收回成命，遭林文庆拒绝，遂罢课以示抗议。6月1日校方召开全体职员大会，林文庆没有出席，学生代表很不满。会后建筑部主任陈延廷召集厦大建筑工地几百名工人包围礼堂，殴打并拘禁3名学生代表。此次风潮导致厦大教员流失，学生离校，对厦大名声打击很大。

    [14]林文庆重用大学秘书兼理科主任刘树杞，遭到很多教职员工的抗议。

    1927年1月6日，厦大校园出现题为“刘树杞不去，厦大无望”的传单，次日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一致通过驱逐刘树杞的方案，1月10日学生全体罢课。鲁迅早在学潮前就已不满厦大，1月15日便离开厦门前往广州。

    [15]洪业（1893-1980），福建福州人，史学家。1923年任燕京大学文理科学院教务长，后任历史系主任、哈佛燕京学社执行干事等。1946年赴美讲学，因中国内战爆发而定居美国。

    [16]刘廷芳（1891-1947），浙江温州人，心理学家、传教士。1921年至1926年担任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兼任司徒雷登助理。

    [17]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县人，作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1929年任燕京大学国文系讲师。

    [18]容庚（1894-1983），广东东莞人，古文字学家。1922年经罗振玉介绍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读研究生，1926年毕业后任教于燕京大学。

    [19]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语言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

    1927年至1941年担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

    [20]俞平伯（1900-1990），浙江德清人，现代文学家、红学家。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25年至1928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国文系。

    [21]周作人（1885-1967），浙江绍兴人，作家。1922年至1931年兼任燕京大学国文系副教授。1938年任燕京大学客座教授，1939年元旦遇刺后辞职。

    [22]郑振铎（1898-1958），原籍福建长乐，作家、翻译家。1931年至1935年同时担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教授。

    [23]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历史学家。1923年起在燕京大学神学科（后改为宗教学院）任教。

    [24]邓之诚（1887-1960），字文如，历史学家。1930年至1941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教授。1946年燕大复校再次回校任教。

    [25]顾颉刚（1893-1980），江苏苏州人，历史学家。1929年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1936年任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

    [26]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哲学家、政论家、报人。1904年就读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1930年至1941年任教于燕京大学哲学系。

    [27]王世襄（1914-2009），生于北京，文物鉴赏家、收藏家、学者。1938年燕京大学国文系毕业，1941年获燕京大学文学院硕士学位。先后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文物博物馆、文物局等单位任职。

    [28]周汝昌（1918-2012），天津人，红学家。他的燕京大学生涯可谓“两进两出”：1939年考入燕大西语系，因天津老家遭水灾，次年才入学，这是一进燕园。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日本人封锁燕园，他回天津，这是一出燕园。抗战胜利后，他要求重返燕园，但校方说复学期限已满，便于1947年重新考入燕大，这是二进燕园。1951年，他离开燕大到华西大学任教，这是二出燕园。

    [29]陆志韦（1894-1970），浙江吴兴人，心理学家、语言学家。1927年任燕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1934年任校长。1941年8月因支持学生抗日活动，与多名燕大教职员遭日本士兵扣押，1942年5月出狱。抗战胜利后主持燕大复校工作，1952年燕大被并入北京大学后，被调到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30]张大中（1920-2007），河北景县人。1941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进入晋察冀地区进行地下党活动，1946年任燕大党支部书记，1951年负责在燕大开展思想教育运动。

    [31]谢道渊（1924-），安徽六安人。1946年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1949年至1952年5月任燕大学生自治会主席、团总支书记、党总支书记等，后在北京大学、中国国家图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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