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责任论

    回应历史幽魂

    高桥哲哉（1956-），生于日本福岛县，东京大学教授。从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角度讨论战争记忆问题，著有《靖国问题》《记忆的伦理学》《国家与牺牲》等。

    你没有正视它，抚平它的伤口，它就会变成一个幽魂，一再回来呼唤你。

    日本名古屋市长河村隆之公然对南京官方代表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1]。另一方面，日本人却非常不理解，为什么每次提起广岛原子弹的受害者，美国人就抛出珍珠港事件指认日本是杀人凶手。

    1995年，美国华盛顿史密森博物馆举办了一个关于原子弹爆炸的展览，强调日本受害者的角色，结果遭到很多退伍军人的反对，导致停办。广岛市民听到这个消息很受冲击，不理解为什么会这样。当时的广岛市长分析说，这是因为日本没有正面认识战争责任问题，日本人必须正视历史，对日本军队的殖民统治和残暴罪行进行反省和谢罪。

    可惜，并非每个日本国民或政界人物都有广岛市长这般见识。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出现了很多修正主义史学观，孕育出无数像名古屋市长这样否认南京大屠杀、否认日本战争责任的人物。

    高桥哲哉是东京大学的哲学教授，他的《战后责任论》非常值得中国人读一读。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中国人隔一阵子就会很愤怒，可是对这个问题的思考似乎没有太多，反而是日本学者的研究比较有深度。高桥哲哉认为，我们要搞清楚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区别。战争责任指的是当年日本发动战争，要对历史事实和战争失败负责。到目前为止，日本对那场战争承担的责任仅限于此，很多人都在反省为什么会打败仗，而不忏悔要对受害者负什么责任。

    什么叫战后责任呢？高桥哲哉引用了《哈姆雷特》里一句台词，“The time is out of joint”（时间脱臼）。意思是说，早该过去的东西又回来了。比如南京大屠杀、七三一细菌部队、慰安妇等，像挥之不去的阴影，不断回来提醒日本人。很多日本人觉得，战争结束那么多年，还要我们道歉多少回呀？为什么今天还要讲几十年前发生的战争呢？

    高桥哲哉从语言学角度分析“责任”（responsibility）这个概念，他认为“责任”本身就负有回应别人呼声的义务。比如有人跟你说，我想请你吃饭，这时候你就处于应答责任之中。在这一点上，你是不自由的。当然，你可以选择不回应，但后果你要承担。同样的，战争结束后，受害者的亡魂会再三回来向责任者发出呼求。历史的亡魂还没有被充分哀悼，我们就不能轻易说所有的伤痛都应该过去，过去的事不要再提了。很多人面对重大历史悲剧时，总是说不要再提过去怎么杀人了，反正人总有一死，死了就让他死了吧。高桥哲哉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你真这么想，就会经历一场精神错乱。你没有正视它，没有抚平它的伤口，它就会变成一个幽魂，一再回来呼唤你。

    为什么日本人会有战后责任问题？很多日本人认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政治民主化，战争已经结束。但高桥哲哉不这么认为。他举例说，20世纪90年代初，以金学顺为首的韩国慰安妇开始出来控诉[2]，向日本政府提出赔偿要求。为什么这时候才提出赔偿？因为战后半个世纪，冷战结构为日本提供了保护膜，使受害者不能直接控告日本的侵略战争和殖民罪行。当时韩国跟美国结盟，不愿让国民追究日本太多。中国出于冷战原因，想跟日本修好。这种国际背景加上日本人的刻意遗忘，致使战后责任被一笔带过，问题遗留到今天。

    高桥哲哉认为，如果有位慰安妇向国际呼求，诉说当年的遭遇，便将整个人类都置于应答的责任之中，何况是日本？所有人都应该回应她的痛苦，不能假装听不见，而日本人的回应尤为重要。至于怎么回应，那是在考验日本人的良心了。

    高桥哲哉并不接受简单的民族主义的说法，他认为身上只要流着日本人的血，就应该承担日本人犯下的历史错误。他是从法律与政治角度来审视这个问题的，认为日本人指的就是日本国民。当战争受害者要求日本政府履行国家赔偿、处罚罪犯的法律责任时，日本人不能说自己跟政府没有关系，责任在政府，与己无关。作为国家的政治主权者之一，日本人享受着日本公民的某种权益，去国外旅行时受到日本护照的保护，也理所当然应承担起战后责任的履行问题。高桥哲哉说，从那些外国寡妇和孤儿的目光中，日本人应该意识到自己的可耻，发现自己非但不无辜，还是掠夺者、杀人者，应该感到羞愧。

    我们常常听到一种论调，说中国人不应针对一般的日本人，因为大部分日本人跟当年参战的那些人没有关系，当年的罪责主要应该由那些疯狂的军国主义者承担，大部分日本人还是很友好的。接下来的结论是，为了中日两国的友谊，我们应该放下歧见，共谋和平与发展。老实说，我非常讨厌这种论调，因为它忽略了日本人的战后责任。我非常同意不要仇恨日本人，我甚至相当喜欢日本人，也有不少日本朋友。但这并不是说现在的日本国民可以不用对过去的战争负责。我们中国人身为受害者，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出于廉价的、功利的甚至政治的理由，推却追究日本战后责任的责任。

    （主讲梁文道）

    最寒冷的冬天

    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

    大卫·哈伯斯塔姆（David Halberstam，1934-2007），美国著名记者、作家，任职于《纽约时报》，曾获普利策奖。著有《陷入困境》《罗伯特·肯尼迪未完成的远征》《胡志明——北越的领袖》等。

    朝鲜战争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判断失误，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后果迥异。

    好莱坞战争片最喜欢的题材是二战、越战和反恐战争，朝鲜战争似乎故意被忽略掉了，消失在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很多参加过朝鲜战争的美国老兵，觉得自己的地位还不如越战老兵。

    大卫·哈伯斯塔姆是美国记者，在几十年记者生涯中写了很多几乎改变历史的报道。同时，他也是一位多产作家，最著名的作品当属越战系列。2007年，他在一场车祸中意外身亡，此前正好写完《最寒冷的冬天：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这本书的出版使美国公众重新对朝鲜战争产生了兴趣。

    朝鲜战争为什么会发生？大卫·哈伯斯塔姆认为，当时金日成决定跨过“三八线”往南入侵，主要是因为背后有两个人给他开了绿灯：一是斯大林，二是毛泽东。为什么会开绿灯呢？主要源于判断失误。1950年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3]在华盛顿国家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篇演说，似乎暗示朝鲜已不在美国的亚洲防御范围之内。斯大林和毛泽东将这个信号解读为：如果朝鲜境内发生冲突，美国不会轻易介入。

    当年金日成看到中国内战打得有声有色，觉得自己也该回老家大显身手。他三番五次去莫斯科游说，苏联要求他去跟毛泽东面谈。金日成再三保证，单凭他那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就能压垮韩国微不足道的腐败军队。就军力方面，事实的确如此。可他太自信了，以为自己跟毛泽东一样，只要挥军南下，韩国民众统统会揭竿响应他，这又是一个判断失误。

    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来说，金日成跨过“三八线”不叫内战，而是对他国的侵略行径，也因此让人联想到当年没有阻止希特勒的侵略行为，最终导致二战爆发。但在中国、苏联、朝鲜眼中，这个观点简直匪夷所思。他们认为1945年美国授意作为南北分界线的那条“三八线”根本不是边境线，朝鲜1950年6月25日的所作所为与中国内战如出一辙。

    美国对于中国会不会派兵援助朝鲜也判断有误，低估了毛泽东参战的决心。当时很多信息说明中国会参战，因为中国不可能容许美国把整个朝鲜半岛纳入其势力范围，并且刚刚成立的新政权亟待一场战争来表达自己对政治信仰与意识形态的坚定决心。周恩来曾通过印度驻华大使向西方发出消息，但前方指挥官麦克阿瑟[4]和白宫官员故意忽略这些消息，以致美国决策失误，最后付出沉重代价。类似情况在美国历史上不断重演，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打的两场战争都是如此。

    还有一个问题表面上与朝鲜战争离得很远，实际上对这场战争的走向和决策起了重要作用，那就是台湾问题。大卫·哈伯斯塔姆提到，当年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政治讨论：“美国到底如何失去了中国？”这个问题感觉很奇怪，好像中国原来属于美国人似的，其实他们是在说中美两国之间的友谊。过去美国人对中国特别友好，派出无数传教士到中国传教，办学校、医院、孤儿院、养老院。中美两国更是二战中的亲密盟友，只要中国愿意，美国会希望中国变得富强，成为跟美国一样美好的国家，大家都信奉基督教。后来美国人发现，中国完全不可能变得跟美国一模一样。

    中国内战结束后，美国并未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相反，出现了一股新的政治势力——院外援华集团。这里的“院”指的是国会参众两院。这个组织结构松散，成员目的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有权有钱，且与蒋氏家族成员保持着密切联系。最有名的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卢斯[5]，他是蒋介石的坚定支持者。在这个强有力的游说集团影响下，美国政界总有股仇共亲蒋的势力。蒋介石是希望看到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打一场混战的，一来有助于保卫台湾，二来可以浑水摸鱼实施“反攻大陆”计划。

    在朝鲜战争前线支持蒋介石的人，就是麦克阿瑟。他是这本书里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台湾的历史教育跟大陆完全不同。台湾民众觉得麦克阿瑟是一个悲剧英雄，当年那场战争美国胜券在握，只要他肯再下一点决心让美军压过鸭绿江，说不定台湾就能反攻大陆了。但是美国国内政治斗争把他叫了回去，导致他功败垂成。

    毋庸置疑，麦克阿瑟是个军事天才。他是美国西点军校成绩最好的毕业生，西点军校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校长，美国有史以来最年轻的陆军参谋长。他一战中战绩辉煌，二战被重召入伍。他看不起上级给他的命令，喜欢身边的人都奉承他。他还是个非常自大的表演狂，任何时刻都要保持光辉伟大的将军形象。

    仁川登陆是个胆大妄为的行动，因为仁川完全不适合登陆作战，但麦克阿瑟敢于冒险，解救了数以千计的美国士兵。可是除了那一仗打得漂亮之外，他在这本书里的形象非常负面，出现一连串决策失误。战争前期美军节节败退之际，他居然一直留在东京指挥部远程指挥作战。他抗拒华盛顿的命令，漠视朝鲜半岛的现况，还任人唯亲，发出不少错误指令。比如美军压过“三八线”

    后一路北上，他忽略了朝鲜半岛多山的狭窄地形，导致部队之间联系松散，最终落入彭德怀设下的伏击圈套。这本书把彭德怀描写成足智多谋、非常冷静、非常朴素的将军，唯一可与之媲美的是李奇微[6]。两个人都是铁汉，都能冷静地判断局势。可惜的是，他们背后都有更高的领袖从政治利益角度来思考这场战争。很多史学家想不通，为什么隔着大洋都能在二战取胜的美国军队偏偏在朝鲜半岛输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武器装备等方面无法与美军相比，为什么美军占不了上风呢？

    除了指出麦克阿瑟指挥不当、不能准确掌握局势之外，大卫·哈伯斯塔姆还提到他的另一个罪状。麦克阿瑟在二战后支持大量裁军，造成朝鲜战争中美军的后勤补给不够，武器弹药的生产线跟不上前线需要。而且，军队几乎全是生嫩的新兵，很少有二战老兵。这些新兵在军校里学到的是如何戴安全套，如何在雪地上开车不打滑，却唯独没有学好怎么射击。另外他们也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战斗力，遇到彭德怀布下的天罗地网时，才发现中国军人太可怕了——居然能摸黑走十几里路，白天几个师躲在山上让你看不出来，然后突然出现，人海战术一浪接一浪地袭击你。美国有压倒性的火力，但使用不当，加上士兵胆怯，不断后退，终于造成溃败。

    改变这种局面的是李奇微将军。他上场指挥后形势变了，中国军队开始陷入困境。当美军一直沿着狭长半岛撤退时，中国军队面临越来越多的棘手问题，最致命的是不断拉长的补给线。在这个只有最原始公路和铁路的国家，运送物资绝非易事。美军向南撤退时，用卡车和火车作为交通工具，而且不用担心空袭，还可通过空军或海军输送急需的弹药和食品。相形之下，人数占优势的中国军队拥有的机动车辆太少，有限的车辆也很容易成为美军轰炸的目标。

    此时毛泽东可能像麦克阿瑟那样不从实际出发，而从想象出发来看待战局。事实上，初期在朝鲜北方取得的胜利蒙蔽了毛泽东的判断力，即使战区指挥官早就意识到胜利很难重现。彭德怀的观点一直比较保守，认为有很多迹象表明中国军队将在往后的战斗中遇到更大的困难。仅仅是这支大部队的吃饭问题就让人头疼，他们大部分时间靠美国人剩下的食物充饥，士兵处于半饥饿状态。如果继续南下，口粮和军火补给将更加困难。

    这本书里还提到一些阵地争夺战。当时看来很重要的阵地，事后再看真的那么有战略价值吗？如果没有，为什么双方抢得那么厉害呢？理由只有一个：对方要抢它，我们不能让他抢；对方占据了它，我们得把它抢回来。双方为此牺牲了大量生命，到底值不值得呢？

    朝鲜战争包含了太多的政治判断失误，给中美两国带来的后果迥异。大卫·哈伯斯塔姆认为，对中国而言，抗美援朝增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权威，增加了毛泽东的个人威信。一个新建立的国家政权居然打败了世界第一军事强国！对美国来说，朝鲜战争被遗忘使之无法从中吸取教训，从而埋下隐患。越战、伊战等战事就是证明。

    （主讲梁文道）

    寻找家园

    漂泊者之眼

    高尔泰（1935-），美学家、画家、作家。江苏高淳人，现居美国拉斯韦加斯。1957年因发表论文《美学》被划为“右派”，到酒泉夹边沟农场改造。1962年入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1989年入狱，1993年赴美。著有《论美》《美是自由的象征》《美的觉醒》等。

    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

    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过许多英雄人物，但今天仍被记住的很少。如今资讯太多，时间太赶，历史的记忆不断被冲刷，在冲刷过程中不断流失。其实当时很多重要的学术讨论，今天仍有回顾的必要，可惜有兴趣的人不多了。

    当年掀起过一股美学热，其中一个重要人物是高尔泰先生。他是美学家，也是艺术家，20世纪90年代初寄居美国。这几年，他跟中国最密切的联系是出版了回忆录《寻找家园》。书中牵涉到一些现实人物的故事，曾引起轰动。抛开争论不谈，以书论书，这是一本很坦诚的书。身为画家，他的文笔竟如此了得，写景写人栩栩如生，别具画家之眼。

    新中国成立初期，高尔泰在苏州一所艺校学画。当时社会环境比较开放，自由散漫惯了的他渐渐感到身边有些人不太对劲。比如一个女同学叫唐素琴，对他表达过爱慕之情，但他实在没办法接受。因为，她是个“正确得可怕”的人。唐素琴最感兴趣的是数学，从小学到中学，数学成绩一直是班上第一。她本想工作两年后考清华理工科，但组织根据需要安排她学美术，她就高高兴兴地来了。她说，祖国的需要就是前途。

    1955年“肃反”运动时，一些本来很要好的同学突然跟高尔泰翻脸。在一次会议上，他的信件被同学拿来质问。他嘟囔着说，脑子里想什么是他自己的事，别人管不着。这时唐素琴发言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国家的，不是属于自己的，因此每个人都有义务接受监督，也有权利监督别人。问你想什么，就是问你立场站在哪一边，站在革命的一边还是站在反革命的一边，这是头等大事，怎么能说管不着？大家这是挽救你，你要放明白些。”很奇怪，当时的会议气氛很恶劣，但会后同学们又跟没事人一样，恢复了昔日的友好。

    1957年，唐素琴当上模范教师，常常说些“小我只有在大我中丰富”“爱生活才能创造生活”之类的话，依旧正确得可怕。但是这么正确的人，因为家人有国民党背景，到了“反右”的时候也不行了。那段时间，传闻她差点自杀。她跟高尔泰恢复联系后，高尔泰发现她整个人走了样，过去长得挺好看，现在被岁月和斗争磨蚀得非常糟糕。

    二十多年后，总算太平日子来了。高尔泰到四川师范大学教书，带着妻女去唐素琴家做客。三室一厅的公寓住宅，收拾得舒适整齐，一尘不染。她当上了政协委员，银发耀眼，目光清澈，过去那种龌龊境况全然不见。她的儿子是个体户，搞时装设计，财源滚滚。席间说到社会上的种种现象，母子俩争论起来，她说：“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口，文化素质又这么差，一民主就乱，乱起来不得了。要是你当了领导，你怎么办？”她依旧正确得可怕。

    高尔泰最悲惨的一段生活是在酒泉夹边沟农场度过的。被划为“右派”分子后，他在那个劳教农场待过一年。他说，进来以前，没人知道劳教农场是什么样子。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带来了许多事后看起来非常可笑的东西：二胡、手风琴、小提琴、象棋、溜冰鞋、哑铃、拉力器……有些东西如照相机、望远镜、书籍、画册等，进门时就被没收了。没被没收的东西，对于持有者来说，生前是个累赘，死后成为后死者们生火取暖的材料。

    夹边沟是个盐碱地，什么作物都种不好，大家一天到晚饿得要死，都很憔悴、褴褛和衰老。不管你是老中青，不管你什么背景，过了一段日子，大家的样子都很像。有一个叫龙庆忠的人，永远穿着一件蓝皮袄。他把衣服照顾得很好，蓝皮袄始终保持着初来时的光鲜，于是老被批评说影响劳动，但他坚持不改。他是独子，自幼丧父，母亲千辛万苦把他养大，却因农村户口而不能陪他住在城里。“反右”运动中单位“右派”名额凑不够，硬把他划成“右派”。蓝皮袄是母亲在他出门前做的，他天天穿着，弄得干干净净，这样才对得住母亲。

    高尔泰深受感动。后来，他有一段时间没能跟龙庆忠见面，但劳动时远远看见过那件蓝皮袄。有一天晚上，他到医务室换纱布，黑暗中穿过球场，看见“蓝皮袄”在前面走，便马上追过去。他一看，竟是另一个人。那人告诉他，龙庆忠已经死了，后来穿这件衣服的人也都死了，衣服传到他手里时已几易其主。

    高尔泰离开夹边沟后，到他向往的敦煌文物研究所工作。刚到那里，他就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天，一位所里资格很老的画家在资料室门口看见他，非常热情地打招呼，然后急速忙乱地掏钥匙开门。老画家跟他说，因为××原因迟到了，还伸出手表让他看时间。从无时间观念的他没细听也不想看，只是傻乎乎笑着示好。但是老画家固执地要他看表：“你看，不到五分钟，是吧！”他连说“是是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又有一次，他在路上遇到一位女同事。她一手抱着一摞书，一手拖着一根枯树枝。寒暄之后，她说这根树枝已经枯了，是风吹下来的，她是顺便拾的。其实，这不用说，一看就知道。他不明白她为什么要解释。后来他才发现，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研究所的人都彼此监视，上班迟到或者走路手里拿根树枝，都可能让人觉得不对劲。

    说到敦煌文物研究所，不能不提常书鸿[7]先生。他为敦煌的保护与研究下了大力气，做了很多实在事，也帮了不少人。可是他挨批斗时，打他最凶的不是那些挨过整的人，而是他一手培养、提拔起来的人。高尔泰回忆道：“以往出国办展览，先生都要把一个姓孙的带在身边，后来又送他到北京中央美院雕塑研究班深造。每次斗争会，此人都要哭着问他，用这些小恩小惠拉拢腐蚀青年是什么目的。答不上来就打。他个儿高，出手无情，有次一挥手，先生就口角流血，再一挥手，先生的一只眼睛当场就肿了起来。肿包冉冉长大，直至像一个紫黑色的小圆茄子。革命群众惊呆了，一时间鸦雀无声。”

    “反右”运动中，有一张大字报无中生有，说高尔泰半夜说梦话，大喊“杀杀杀”。当时他在一所中学教书，写大字报的人是一位地理老师，平常沉默寡言，和他无冤无仇。多年后，他故地重游，人事景物全非，唯一的旧相识，就是造谣批斗他的地理老师。“他已很衰老，白发稀疏，腿脚也不大灵便。见到我他非常高兴，紧紧地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坚持要我到三楼他的宿舍里喝一盅。显然，又见友人，他有一份深深的感动。二十一年过去，兰州市容变化很大。但皋兰山和黄河都还是老样子，从楼窗外望出去，沉沉晚烟凝紫，风景略似当年。老人说起往事，神色有些黯然。那年老婆子饿死后，儿子去’引洮上山‘，也死了。退休下来没处去，只好赖在学校，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只能默默地对饮。”

    1958年，高尔泰的父亲在毒日头下背着灼热、沉重的砖头赶路，从跳板上跌下来死了，时年五十八岁。父亲背上的衣服焦黄，粘连着皮肤上破了的水泡，撕不下来。母亲和二姐收尸时当众大哭，被指控为“具有示威的性质”，现场批斗，成了“阶级斗争的活教材”。多年后，他回高淳看望姐姐。在那个安置拆迁户的公寓楼里，姐姐指着邻家堆满破烂杂物的阳台上一个晒太阳的老人说，那是1958年监管“阶级敌人”的民兵队长、直接虐杀他们父亲的凶手。那个老人“可能睡着了，歪在椅背上一动不动。看不清帽檐子底下阴影中的脸，只看见胸前补丁累累的棉大衣上亮晶晶的涎水，和垂在椅子扶手外面的枯瘦如柴的手。但是仅仅这些，已足以使我对这个人几十年的仇恨，一下子失去支点——同时，我也就更远地飘离了那片浸透了血与泪的厚土”。

    这是否表示高尔泰能够原谅过去，开始宽容了？他说：“有人说我出国前后，文风判若两人，从激烈到平淡，表明叛逆者经由漂泊，学会了宽容与妥协。这是误解。宽容、妥协是强者的特权，弱者如我辈，一无所有，不是可以学得来的。是在无穷的漂泊中所体验到的无穷尽的无力感、疏离感，或者说异乡人感（也都和混沌无序有关），让我涤除了许多历史的亢奋，学会了比较冷静地观看和书写。”

    隔远之后，冷静会带给你不同的视角，让你想起自己曾经做过什么、你在其他生命眼中是什么样子。高尔泰说，当年他们在荒漠上追赶一只被捕猎夹夹断了右腿的羊。羊逃跑时，毛血模糊的后腿、臀部和下腹部在沙石上拖着摩擦，那条断了的腿在地上拖得稀烂，但羊没有停下来。“这个既没有尖牙，也没有利爪，对任何其他动物都毫无恶意、毫无危害的动物，唯一的自卫能力就是逃跑。但现在它跑不掉了。爬到一个石级跟前，上不去，停了下来。突然前肢弯曲，跪地跌倒，怎么也起不来了。”羊抬头望着他，他也看着它，觉得它的眼睛里闪抖着一种他能理解的光，刹那间似曾相识。

    当年在敦煌，高尔泰写了一些东西：“写人的价值，写人的异化和复归，写美的追求与人的解放，写美是自由的象征。自知是在玩火，但也顾不得了。除了玩火，我找不到同外间世界、同自己的时代、同人类历史的联系。”透过书写，他才能肯定自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在那个风声鹤唳的年代，他写作时非常紧张，总要把房门闩住，门外一有声音就会吃一惊，猛回头，一阵心跳。那些文章在“文革”中全部失去，且大都成了他的罪证。他说：“但我无悔，因为写作它们，我已经生活过了。”

    （主讲梁文道）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

    中国变革镜像

    何伟（Peter Hessler，1969-），美国作家，曾任《纽约客》驻京记者，多次获美国最佳旅游写作奖。1994年首次到中国旅行，前后在华旅居十余年。著有中国纪实三部曲：《江城》《甲骨文》《寻路中国》。

    信仰在个人层面一派萧条，宗教组织相当弱势，而警察和官员也同样罕见，只在有机会捞一把的时候适当出现。

    很多书名噪一时，书评都说好看，也非常畅销，但你看完会觉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美国作家何伟的这本《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却会让你觉得好像很多赞誉还不足以说出其独特之处和真正价值。比起之前的《江城》《甲骨文》，这本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我觉得这是一本现代中国作家写不出来的书，并不单单因为作者是美国人，采用外国人视角看中国——当然这个元素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如果像何伟一样深入地在中国民间待上一段时间再去描写，大部分中国人会有包袱。

    《寻路中国：从乡村到工厂的自驾之旅》没有很鲜明的主题，由三篇长文构成：第一篇是何伟沿着长城在华北、西北一带开车漫游的经历；第二篇是他在北京近郊怀柔渤海镇三岔村居住了几年，跟村民打成一片的经历；第三篇是他跑到浙江丽水市，记录了那个地方从山地变成新兴工业市镇的变化过程。书中涉及的主题，如中国的农村状况、荒凉的西北地区、工业城镇发展等，很多中国作家、记者、学者也会去研究，不同之处在于我们会有包袱。我们在中国生长，熟悉这里的文化、背景、历史、生活习惯和社会运作原理，已经有了很多自己的判断。我们总希望用看到的东西来佐证早就有的判断，写作时总有得出某种判断的倾向和冲动。

    何伟不一样，他是外国人，描写所看、所感时，不那么急躁地下判断。他不是没有判断，只不过对他来说，判断不是最重要的。他跟我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不那么关心中国应该怎么样、中国的问题出在哪里、中国该往何处去。他不像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忧国忧民，因为这不是他的国，也不是他的民。这不是说他对中国没有感情，恰恰相反，他对中国非常有感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这句话有时候像笑话，可是你真的看完此书，会得出这个结论。他能够尊重笔下那些中国人，跟他们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对他们有一种同情。

    何伟谈到中国一些很严重的问题，比如医疗问题。住在三岔村时，有个他看着长大的小孩得了一场病，他非常担心，带着孩子去北京不同医院看病。他的外国人身份，有时让他得到医院比较殷勤的照顾，有时则相反，因为医生觉得这个外国人是不是想来挑战他们的专业知识。在求医的过程中，他看到作为公共服务机构的医院对乡下人的野蛮无理，对生命状况的不闻不问，还有粗暴、官僚等问题，这让他很愤怒。但他对中国朋友的感情大于对这种体制的愤怒。

    在谈及一些我们看来牵涉制度问题的话题时，何伟并不太在意问题有多坏。比如他看到一些工人应聘时不断抱怨制作人造皮革的化学物质有毒，想争取更高的工资，却遭到人力资源经理毫不留情的反驳，说如果你不想在毒烟中工作，去当老师好了。这位经理吐出来的每一个字几乎都会得罪人，但工人们还是以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这种应聘方式跟美国完全不同，中国工人绝对不会谈什么“成为团队的一分子”“成长的机会”“有高度积极性和创意的人才”，而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人力资源经理的评价则尖锐得近乎残忍，“人力资源”更接近其字面意思，工人只是“资源”而已。对于中国人面对种种限制和困难仍努力迎上去的勇气和毅力，何伟表示尊敬。他以一种比我们更包容的态度来看待我们的同胞。

    其实，何伟笔下能够大做文章去批判中国怪现状的地方非常多。比如他参观所谓的成吉思汗陵墓——那个墓当然是假的，成吉思汗哪有什么墓留下来。在那里，他遇到一个女导游，两人聊到了希特勒。他问，你觉得希特勒是好人还是坏人？女孩说，我认为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在历史上留名。这个女孩所表达的感觉和情绪，我们一点都不陌生。对此，我们忍不住要发一番议论去批判和剖析，但何伟只是很平静地写出来而已。

    何伟还写到一个调配染料颜色的工人小龙。小龙和许多城镇工人一样，是励志文学的主要消费者。他最喜欢的一本书叫《方与圆》，是一本阐明在现代社会如何处世的畅销书。书名来自“内方外圆”的古语，作者将其运用到城市激烈的生存竞争中，教大家如何通过说谎得到好处，如何操纵同事，如何声泪俱下又不过火地在上级面前哭诉，如何做一名后共和主义时代的马基雅维利[8]。看这些东西我们会觉得很灰暗，会批评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和价值虚无问题，但何伟没有。他唯一有点价值评判的话是说，《方与圆》这本书“得出了一些令人不安的结论”。何伟发现，中国人在回应快速变化的社会时选择并不多。像丽水一家工厂里的陶氏姐妹，我们可以用最经典的异化理论来谈论她们的工作状况，那就是把自己完全掏空，只是手部在工作，大脑一片空白。这就是中国“世界工厂”背后的真相。对此，何伟并没有批评太多，只是描述这些中国人并没有太多选择，好像只能顺从而已。他说：“我在中国住得越久，就越担心人们对快速转变的反应。这不是现代化的问题，至少并不全然是。我从来都不反对进步，我明白为什么人们急于逃离贫困，并且我对他们愿意努力和改变怀有深深的敬意。”

    在描写时下中国的种种古怪现象时，何伟说：“进步来得这么快是有代价的，有时问题很微妙，不可捉摸。在西方，关于中国的新闻故事喜欢刻画戏剧性和政治性的一面，他们强调不稳定的风险，尤其是经常发生在农村的地方性抗议。但从我观察到的来看，这个国家最大的骚动不在于它的内政，而在于个人。许多人在寻求着什么。他们渴求某种信仰上或哲学上的真相，他们希望和别人建立有意义的联系，他们无法将以往的经验用于现在遇到的挑战。父母和孩子身处于不同的世界，婚姻生活复杂异常，我极少见到相处快乐的中国夫妇。在一个改变如此之快的国家，人们几乎不可能保持自己的方向。”

    很多人谈到这本书时，喜欢说，何伟让我们看到一个大部分中国人看不到的中国。其实，何伟描写的中国对我们大部分人来说不太陌生。如果我们平常看不到，不是因为真的看不到，而是因为经历过了，没把它当一回事，没纳入意识范围加以认真对待。它是我们生活的背景，但在何伟的书里，它成了主角。比如他写到某些基层公务员收取勒索时，“你看到他的平头就害怕，因为那个头型好像在告诉你这是个恶霸”。他还写到农村生活中的一些无聊消遣，比如三岔村一个农民家的墙上有幅中国地图，很多城市都被标上手写的号码，而那是《新闻联播》之后城市天气预报的播报顺序。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何伟一直提到在首汽租赁公司租车旅游的经历。他喜欢这家国有企业，那种很老式的国企做事方法和派头让他觉得舒服自在。比如何伟问这家公司办事处一位负责人王先生，为什么他每次还车时要求油箱四分之一满或半满，甚至八分之三满，而不要求全满呢？他说，你们应该租车之前加满油，然后要求顾客还车时油箱也是满的，美国汽车租赁公司就是这样做的，比你们简单得多。王先生说，在这里行不通，中国人还车时油箱总是空的。他说，那你们就收一笔加油费，把它变成一种规范，让不守规矩的人多交钱。王先生说，中国人不会这样做的，你不了解中国人。最后，何伟很幽默地感慨道，把油箱加满显然超越了中国文化上的可能性范畴。

    今天的中国，让何伟想到镀金时代[9]的美国。中国改变的步伐，和当年的美国很相似。当19世纪第一拨城市开发商西进时，美国也非常野蛮和荒凉，欧洲人惊讶地发现新市镇一夜之间拔地而起。何伟说：“但是，我在丽水待得越久，看到越来越多的工厂开始运营，我就越能发现其中的相反。这并不仅仅是时代、文化的不同，创造新城市的基本动机也全然不同。”很多美国城市初建时，第一拨居民通常包括律师、商人和银行家。在人们还住帐篷的时候，当地通常已有报纸出版。首先出现的永久性建筑通常是市政大楼和教堂，日子不好过，但至少有社区和法律。在中国的新兴城市里，没有独立工会，没有私人报纸，没有社会组织，这些东西都被禁止，信仰在个人层面一派萧条，宗教组织相当弱势，而警察和官员也同样罕见，只在有机会捞一把的时候适当出现。

    （主讲梁文道）

    走出中世纪二集

    君学岂是国学

    朱维铮（1936-2012），江苏无锡人。1960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主要研究中国经学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史学史等。著有《走出中世纪》《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重读近代史》等。

    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的只是君王之学，不是真正的国学。

    朱维铮先生去世了。我从未见过他，但向来佩服他的学问和为人。一般人觉得，他是个言辞犀利、不假颜色的人。朱先生做学问非常扎实。尤为难得的是，他没出过很大部头的专著。我们知道，今天如果你希望别人尊敬你，在教育系统步步高升，最后被人称为“大师”，没有几部能把人砸死的专著不行。

    朱先生过去二三十年编校了很多书。许多丛书如果少了他的圈点，简直不能卒读。比如由钱锺书先生挂名而实则是朱先生主编的“中国近代学术名著丛书”，里面有古奥生僻如章太炎《訄书》者，如果没有朱先生做注解和导读，一般人真是难以读懂。我觉得像朱先生这样做一些涓涓细流的工作，才是学术界最需要的基本功。现在很多人跳过这样的功夫，直接跑去碰大东西，结果因为基础不扎实，做出来的东西像沙堆的城堡，一碰即倒。

    除此之外，朱先生也辑有几部文集。一般认为，朱先生是经学大师，甚至是“最后的经学家”。其实，朱先生不太赞成这种说法，不认为自己是在研究经学。虽然他做过很多经学方面的演讲，写过不少文章，但他认为自己研究的是经学史，而非经学。

    朱先生对“大师”一词有些敏感。《辞海》对“大师”有一条释义：指有巨大成就而为人所宗仰的学者或艺术家。朱先生追溯史料，抄录一段《史记》如下：“伏生者，济南人也，故为秦博士……秦时焚书，伏生壁藏之。其后兵大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齐鲁之间。学者由是颇能言《尚书》，诸山东大师无不涉《尚书》以教矣。”从司马迁的陈述来看，“大师”绝非有巨大成就而被人敬仰的人物，不过是些能对《尚书》分章析句的经师。朱先生说“大”本是不确定的概念，地位、年龄、辈分、资格等在特定群体内居前者都可称“大”，与成就或威望没有必然联系。

    朱先生对“国学”一词也有点感冒。他说，讨论国学首先要知道什么叫国学。“国学”一词并非古已有之，最初出现在清末刊行的《国粹学报》上。这份革命性杂志在1905年至1911年风行全国知识界，强调“研究国学，保存国粹”，支持章太炎的革命路线。也就是说，20世纪初的国学热，是要否定专制独裁政权。从清朝一直回溯到秦朝，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有的只是君王之学，不是真正的国学。真正的国学是讲革命的，要打破朝廷与政府不分、朝廷与国家不分的君权垄断。

    朱先生在《也说“国学大师”之类》一文中提到钱穆先生，没有随俗称之为“国学大师”，只说是“史学大师”。这让一些人不舒服，觉得他对钱穆先生不敬。他说，这并非随意褒贬，中国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也是通儒消失的过程，今天还存在精通整个国故的国学大师吗？非常值得怀疑。至于此后在史学领域里扬威立万的人物，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范文澜等，都可称为大师。而在各有特色的众多大师中，算上钱穆一席，已属对他的过誉。

    朱先生最为读书人所知的，是他提出“走出中世纪”一说。

    所谓中世纪，朱先生并未详细界说它的范围，也未提供界说的理由。他认为，所谓封建时期，那是周朝的事，自六国被秦国吞并之后，皇帝专制建立起来，就再也没有封建，只有漫长的中世纪；从秦始皇统一六国到清朝灭亡都叫中世纪。我们大致可以理解为，他的“中世纪”说法是要反对官方史学的“封建时期”说法。

    朱先生所谓“走出中世纪”，指的是晚明到晚清这段时期。他认为，中世纪一些特殊的文化特色、政治特色，比如君主专制，在此时期发展到空前绝后的地步，由此也带来重重危机。当时很多人希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推动改革，但终究改不了，最终走向结束。

    朱先生关注的一个角度是，清朝好几位皇帝喜欢讲道德。比如清朝盛世三帝喜欢叫大家读朱熹理学，就是以理杀人那一套道德观。最早发现清朝要完蛋的人是清朝中叶大诗人龚自珍，他提出改革之必要：“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意思是与其让后来的人拼命把你这一套改掉，不如你自己先行改革。但他随即否定道，太晚了，清朝已入衰世，表面的治世不过是回光返照，整个社会自上而下全是平庸之辈，不仅当官的平庸，就连盗贼都很平庸，遇到有能力、有想法的人，遇到真正讲道德的人，只想把他们干掉。

    为什么会这样？那个社会不是特讲道德吗？朱先生提到，乾隆跟他爹一样，绝对算不上有道德的君主，却偏偏喜欢提倡道德，表面是遵从朱熹，其实只是玩弄朱熹。“夫满洲未经读书，素知尊君亲上之大义。即孔门以诗书垂教，亦必先以事君事父为重。”这就是乾隆的全部道德观。换句话说，你好好孝顺，忠于皇帝，你就是有道德之人。按照这个标准，谁最有道德呢？大贪官、大权臣和珅。把奴才的道德作为衡量官员品德的尺度，你说它完不完蛋呢？专制统治不容许有其他主人，你不可以忠于其他美德，只要一发令，你便没有考虑道义和职责的余地，最盲目的服从乃是奴隶们仅存的美德。

    朱先生的中世纪研究，最有趣的是王朝的贪污腐败问题。尤其到了清朝，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皇帝怎么对付呢？康熙时期有个河道大臣叫张鹏翮，皇帝说他是一介不取的天下第一廉吏，后来证实是个大贪官，而且能力平庸，什么事都做不好。没想到康熙临死前还把他升为太子太傅。雍正元年，他又被提拔为大学士，死后还进了贤良祠。为什么呢？听话！即便后来发现他贪污，皇帝说过他是廉吏，又怎能推翻自己说过的话呢？

    朱先生在《走出中世纪——从晚明到晚清的历史断想（续）》一文中提到，嘉庆当了三年皇帝，还是听太上皇乾隆的话。乾隆死后，他开始追查和珅的贪污案，但查到一半就停了下来。有个叫洪亮吉的官员看不过眼，他冒死谏言，要求继续打击和珅团伙，说那帮跟和珅一起贪污腐败的人还在朝廷里。结果皇帝竟龙颜大怒，把他关进天牢，最后免死戍边。

    嘉庆不是笨蛋。他这么干，是因为他聪明。如果继续追查和珅余党，非但朝廷空荡荡，而且皇室亲贵无人幸免，包括皇帝本人在内。当年，他不就是因为接受和珅贿赂又对和珅专权纳贿视而不见，才被父皇认定为老实顺从的接班人吗？洪亮吉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结局当然很悲惨。

    今天中国是否已经走出中世纪了呢？朱先生回答说，许多中世纪的残留仍然存在，需要时间改变。

    （主讲梁文道）

    寂寞者的观察

    中国文人常是强权的同谋

    凌越（1972-），安徽铜陵人，诗人、书评人，兼职媒体工作。著有《隐逸之地》《虚妄的传记》《尘世之歌》等诗集。

    他们通常是出世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并不露痕迹地成为强权的同谋。

    坦白讲，我对今天中国文学评论的现状不十分满意。很多学者、评论家明明读过十分新锐的文学理论，但写出来的东西总是沿用某种老派的旧腔调，看不出新理论的影响和痕迹。有时候他们给人的感觉像是判官，以很高的权威姿态指点众生，再不然就是一窝蜂地追捧成名大作家的新书。

    面对这种局面，我理解为什么有些评论家觉得算了，他不想忤逆大家，也不想追随潮流，干脆躲起来点评一些非时人或非国人的作品。《寂寞者的观察》这本文学评论集的作者凌越，就属于这一类人。他是非常出色的诗人，也是书评家、编辑。他的主业是写诗，副业是在报章杂志写一些书评和文学评论。

    很多人说，今天中国很牛，处在盛世。也有人说，我们经历过人世间罕见的苦难阶段。这些人都认为，无论中国是强盛还是苦难，似乎都应该有伟大的文学作品出现。为什么没有呢？文学跟时代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一个了不起的时代，或者一个特殊的时代，一定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吗？对此，凌越在《我看九十年代诗歌》一文里说道：“事实上，历史上许多对人类影响深远的重要年代，如法国大革命、美国南北战争，都没有在诗歌中留下多少痕迹。诗歌似乎永远听命于心灵的派遣，它没有政治敏感，没有经济那样富丽堂皇，但它在一种类似于惰性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下，保持了人类必须具备的尊严。”虽然谈论的是诗，但如果推广而言，我们能够看到文学跟时代的关系，并非大时代一定会有大文学出现。

    但是，这个时代常常有文学评论家期盼这一点，甚至觉得作家应该呼应时代的要求。作家当然要有某种社会使命感，但是这个使命感该如何完成呢？文学跟时代的关系并非简单而直接，而是比较曲折。凌越在《现实世界，诗人何为？》一文里说：“对于诗人要介入现实或者要表达对苦难的关怀的论调（仅指这种呼吁本身，而非事实），我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因为倡导者的这种姿态本身就预先将自己置于无须辨析的道德位置，有一种居高临下地布道和施予的意味。在我看来，没有人能先天地获得这样的位置，拥有这样的权力。事实也证明那些看起来最有政治激情的诗人往往很难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如果你足够真诚和敏感的话，那些苦难和时代的脉动会自动投身到你的诗句之中，而且遵从着’美‘的拷问，根本无须做出那样外露和不得要领的标榜。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最能体现时代精神的诗人，倒往往是一些貌似冷漠的离群索居的遁世者，比如荷尔德林、狄更生、卡夫卡、佩索阿等等。”

    说得好！真的很奇怪，像佩索阿、卡夫卡这些作家，你简直看不出他们跟时代有过多介入或被介入的痕迹，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标明某一个时代的特征时总会想起他们？觉得卡夫卡能够代表他那个时代，甚至代表他的祖国捷克，但是他的作品有哪一笔写过捷克人的苦难呢？

    当然，也有一些作家跟时代的关系特别紧密。凌越在《爵士时代的幻梦》一文里提到菲茨杰拉德，认为很少有作家像他那样强调自己跟所处的时代那种水乳交融的关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是浮华时代，菲茨杰拉德给它命名为“爵士时代”。那真是一个纸醉金迷、富丽堂皇的时代，可是经济大萧条很快来了，一切如梦幻泡影般消逝。菲茨杰拉德在那个时代如鱼得水，他的短篇小说颇受一些流行杂志的欢迎，获得高额稿酬。

    对此，凌越评价道，如果我们能给予题材应有的重视的话，可能菲茨杰拉德还算不上一位大作家，但他自有其过人之处，那就是他的小说中经常流露出的浓郁的诗人和梦想家的气质和风格。菲茨杰拉德小说的诗意不在于表面的诗化语言，而在于他的整体感受方式是诗歌式的。他具有卓越的诗人才会有的那种抽象能力，这使他的小说就算是记载个人化的生活和较窄的生活场景，仍然能让你明确地意识到这是一部“史诗”。由此看来，单纯影射时代不一定就是好小说，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能力把时代提升到那样一个层面。

    如果说作家不应积极回应所处时代的呼唤，不应积极迎合时代的潮流，那是不是应该像佩索阿、卡夫卡那样躲进小楼成一统，两耳不闻窗外事，躲起来写自己的东西呢？凌越在评论美国著名评论家埃德蒙·威尔逊时说：“中国文人’优雅‘地赏玩一切的虚假姿态，令人深恶痛绝，他们留恋在物的所谓客观世界里，内心的热情正悄悄地稀释以至于麻木，最后只留下空洞的自恋的呓语。中国文人实质上是以表面的姿态掩盖内心的怯懦，他们通常是出世的，因而也是安全的，并不露痕迹地成为强权的同谋。美国文人传统则迥异于中国文人，他们多半以美国繁荣的报刊为阵地，以流畅优美的文笔迅速对文化、文学的各个方面展开犀利的批评。他们涉猎广泛、眼光独到，而且从不掉书袋。更重要的是，他们通常从文学的审美批评旁溢到社会批评，高超的审美能力使他们的社会批评有一种奇特的、柔软的魅力，而宽广的社会批评视野又使他们的文学批评别具一种纯粹的学院派批评家所不具备的粗犷奔放的力量。”

    凌越一会儿说作家不应跟时代有那么简单的因果反映关系，一会儿又赞美作家的社会批判能力，是不是自相矛盾呢？他其实想说的是，一个作家当然不能无视周遭种种苦难，不能不管所处社会或时代，甚至应该勇敢地介入，但介入的方式不是说你写很多道德文章就算完成作家的责任，那顶多只是完成你个人的道德责任。

    凌越引述苏联大诗人曼杰斯坦姆[10]的话说：“语言的发展速度与生活本身的发展毫无共同之处。机械地去促使语言适应生活需要的尝试，事先就注定是失败的。”这是当年曼杰斯坦姆回应苏维埃文艺观的话，他非常反对文学语言像日常生活语言一样去适应生活的需要。中国也经历过这样一个时期，所以凌越补充道：“我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引述曼杰斯坦姆的话，是想说明现实和诗歌的关系不是像许多人潜意识里以为的那样是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非常复杂的对应关系，我们唯一一窥现实和诗歌堂奥的途径都只有词语这一条小道。以我国的作家为例，在’反右‘和’文革‘期间受尽折磨历经苦难的作家不在少数，可是他们日后的写作却改变了这苦难的成色（不是他们不想表现苦难，而是太想表现苦难了，反倒将其扭曲成另外的东西），甚至于让这苦难变得轻浮和滑稽起来，也就是说起决定性作用的其实是词语，是写作本身，因为苦难自身无法自动再现，只有在词语中它才能找到可以降落的坚实的机场。如此，我们说最终考验作家的是使用词语的技巧，也许就不会引起那些文学卫道士的愤怒了吧。”

    作家想跟时代发生关系，需要找到一个特殊的门径，而这个门径应该跟作品本身相关。但今天很奇怪，我常常看到一些评论说，这部作品很伟大，它表现了什么东西，体现了什么精神，内容如何深刻，却不太谈作品本身的语言如何、叙事结构如何、写作技巧如何。假如文学评论就是这么简单地看作品表达了什么，我们何不干脆写宣言算了！宣言表达的东西不是更清楚直接吗？语调不是更激情昂扬吗？

    在对曼杰斯坦姆的解读中，凌越说了一段话：“诗人唯一真正需要对抗的是陈词滥调，当然如果你坚持对抗陈词滥调、坚持美的逻辑，那么所谓败坏的权势你迟早要触及，因为它们正是陈词滥调的最大主顾和拥趸。但这个顺序决不能颠倒，否则你会从诗人变成一个散文家，最坏的时候难免要堕落为政治家。”一个作家可以展现道德良心、政治勇气，如果你非常认真地看待文学，自然会触碰到这些课题，而不是像某些中国文人用一些唯美的辞藻圈套，把自己养在二楼或后花园里。

    （主讲梁文道）

    哥伦比亚的倒影

    静闭长成的奇花异草

    木心（1927-2011），本名孙璞，作家、画家。生于浙江乌镇，1946年就读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从1982年定居美国，2006年回国定居乌镇。著有《哥伦比亚的倒影》《鱼丽之宴》《云雀叫了一整天》《温莎墓园日记》等。

    我什么也没有，只有痴心一片，还是埋头苦写。

    2011年12月24日，在北京举行的木心先生追思会上，我注意到一个奇怪的现象：有头有脸的文学界大腕几乎一个没来，到场的多是70后、80后、90后的年轻人。这些人对木心先生情真意切，从全国各地甚至台湾跑到乌镇和北京参加追思会。

    许多年轻人在成为木心的读者之后，总是想到乌镇去见他，可是真去了那里，又觉得不好意思或者不够资格去见他，就在他家附近绕来绕去。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作家能让年轻人读了他的作品想见他，真要见着时又胆怯退缩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有些作家你读他的作品，但并不想见他）：一位是鲁迅，一位是张爱玲。现在有了第三个，就是木心。

    我第一次读木心的作品在20世纪90年代，算是接触得很晚了。台湾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出版了他的书，曾引起一阵轰动。我那次是和马家辉一块儿逛书店，翻了几页木心的书，很震撼，这谁呀？怎么会这样写东西？马家辉说，好像是个旅美作家。我说，他是台湾出去的，还是大陆出去的？马家辉说，大陆。我觉得很奇怪，怎么大陆会出去这样一位作家而我过去不晓得呢？

    后来我看到他一张1978年拍的照片，感觉他非常怪。“文革”期间他在地牢里待了两年，但你觉得他不像坐过牢。刚刚摆脱“文革”的作家，难免身子都有点佝偻，神情有点沮丧惶惑，但他没有，精气神很足！1984年，台湾老牌文学杂志《联合文学》在创刊号特设“作家专卷”，题名《木心·一个文学的鲁滨孙》。编者说，木心在文坛一出现，即以迥然绝尘、拒斥流俗的风格引起广大读者强烈注目，人人争问“木心是谁”，对这一阵袭来的文学狂飙感到好奇。

    当有人问：“木心是谁？”木心回答道：“我的本能反应是：‘哪一个木心？’福楼拜先生的教诲言犹在耳：‘呈现艺术，退隐艺术家。’文稿上具名的‘木心’，稿费支票背面签字的‘木心’，是两个‘木心’。孟德斯鸠自称波斯人，梅里美自称葡萄牙人，司汤达自称米兰人，都是为了文学上之必要，法国文学家似乎始终不失‘古典精神’。那么，我是丹麦人，《皇帝的新装》中的那个小孩。在远远的前代，艺术家在艺术品上是不具名的。艺术品一件件完成，艺术家一个个消失了。”

    木心提到自己的写作生涯：“从十四岁写到二十二岁，近十年。假如我明哲，就该‘绝笔’。假如我有法国兰波之才，已臻不朽。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只有痴心一片，还是埋头苦写。结集呢，结了，到60年代‘浩劫’前夕正好二十本。读者呢，与施耐庵生前差不多，约十人。出版吗，二十集手抄精装本全被没收了。‘尝著文章自娱’结果是‘尝著文章自误’，因为‘颇示己志’啊，接下来就非‘忘怀得失，以此自终’不可么。”最后一句的意思是坐牢。

    木心的作品会让人思考作者到底是谁，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他用字跟别人不一样，很多人说他常常用特别生僻的字；第二，他用一种非常独特的文体，让你感觉好熟悉但又好陌生。他的文体很古典，但他的思维很现代。这种古典与现代的结合，有一点五四文学的色彩，只是他的文字更干净、古雅。假如中国1949年以后没有经历文脉的断绝，而是沿着五四时期发展起来的白话文一路写下来，说不定会出现这样一派写法。

    木心怎么能够独自静闭起来，长成一朵奇花异草？这是一个谜。大陆作家在几十年的革命遗产中成长起来，使用的语言文字在木心看来是语言贫乏的表现。在台湾，传统文脉虽然没有完全断掉，但受到现代主义的影响，走出的路也跟木心截然不同。他是独自关起门来自我发展的。他的画也是这样。他画的画有当时港台很流行的现代水墨画的感觉。在那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年代，他根本看不到港台画家在画什么，怎么会画出那样的东西呢？

    木心先生小时候上的是私塾，在中国古典文化的熏习中长大。在《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本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叫《九月初九》，他说：“中国的‘人’和中国的‘自然’，从《诗经》起，历楚汉辞赋唐宋诗词，连绾表现着平等参透的关系，乐其乐亦宣泄于自然，忧其忧亦投诉于自然。在所谓‘三百篇’中，几乎都要先称植物动物之名义，才能开诚咏言；说是有内在的联系，更多的是不相干地相干着。”这个说法很有趣，说中国人写文章总是先从动植物讲起，不然好像说不了话。

    木心接着说：“学士们只会用‘比’‘兴’来囫囵解释，不问问何以中国人就这样不涉卉木虫鸟之类就启不了口作不成诗，楚辞又是统体苍翠馥郁，作者似乎是巢居穴处的，穿的也自愿不是纺织品。汉赋好大喜功，把金、木、水、火偏旁的字罗列殆尽，再加上禽兽鳞介的谱系，仿佛是在对‘自然’说：‘知尔甚深。’到唐代，花溅泪鸟惊心，‘人’和‘自然’相看两不厌，举杯邀明月，非到蜡炬成灰不可，已岂是‘拟人’‘移情’‘咏物’这些说法所能敷衍。宋词是唐诗的‘兴尽悲来’，对待‘自然’的心态转入颓废，梳剔精致，吐属尖新，尽管吹气若兰，脉息终于微弱了，接下来大概有鉴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绝妙好词已被用竭，懊恼之余，便将花木禽兽幻作妖化了仙，烟魅粉灵，直接与人通款曲共枕席，恩怨悉如世情……”

    这一小段关于中国文学史的总结非常精彩，可能不像学者的说法那样严谨，但我觉得他有一语道破、直白透视的能力。看得出来，木心非常熟悉中国的传统，但又保持着一种遥远的距离感。他的文风有些人一看就喜欢，有些人无法接受，觉得他太怪了。你能看出他的独特，甚至认同他的好，却不知如何安放他。

    给王安忆、莫言、阿城这些作家定位好像很容易，但木心就难以安放。他长年潜藏国外，中老年时才被国人发现，先是在台湾红，再被弟子陈丹青介绍回大陆，感觉像个天外来客。他的语言方式跟我们差别太甚，假如认真对待他，我们可能会受他的影响，然后会有焦虑感，所以就干脆不理他。

    这就是某些文学家、评论家跟木心保持距离的原因。你假装从来没有人质问你为什么这样写作，你这样用字对不对，你就可以继续写你的东西。假如你已经写了一半，忽然有这么一位老人质问你，你宁愿假装听不见。但是对于没有包袱的年轻人来讲，他们觉得木心真有一套，愿意接近他，就像他们过去接近张爱玲一样。1987年木心在答台湾《中国时报》编者问时，提到中国文学界的水平问题：“四十年来，中国文学进进退退反反复复，现在耆老的一辈作家，差不多全是搁笔在他们自己的有为之年，所以只能说半途而废。据后来的状况看，即使半途不废，也许未必就能怎么样。试想，如果真有绝世才华，那么总能对付得了进退反复的厄运。”

    这话说得有点狠。我们会说老一辈作家受过苦难的打击，怎么能对他们要求很高呢？但木心说，别国不乏这等颠扑不破的大器。他认为：“环境、遭遇，当然是意外，分外坎坷，而内心的枯萎，恐怕还是主因，‘置之死地而后生’这句话就用不上了。

    用得上这句话的是中年一辈作家，可惜根底都逊于老辈，但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劲道特别粗、口气特别大，著作正在快速等身中。面对这些著作，笼统的感觉是：质薄、气邪，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范围限得很小，其功急，其利近，其用心大欠良苦——怎么会这样的呢？恐怕不光是知识的贫困，而主要是品性的贫困。品性怎么会贫困的呢？事情就麻烦了，说来必须话长，使人不想短说。”

    木心对中年一辈作家的批评也许会让很多人非常不同意，认为说得太过分了。但是其中那句“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值得我们思考。我并不认为很多中年作家真的把读者看贬，我要说的是，木心是把读者看得很高的作家。他反复强调自己写东西时，认为读者是有见识的，他用什么文字读者都能看懂，他用什么典故读者都能知晓，他谈什么观点读者都能明白。当他把读者看得很高时，他就能不流俗。

    写散文很容易从俗，容易油腔滑调，写一些众所周知的事，只是在句子上面弄弄花哨，人家说你好敢讲，说你好滑稽，然后拍拍手，像个江湖卖艺的。但是，木心从来不这样，他要求自己每一篇文章都要有见识。他的作品之所以能被美国人欣赏，是因为里面有见识。他在文学上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写了很多箴言般的句子，我有时把他比作蒙田[11]，他的散文真是蒙田意义上的essay（随笔）。

    除了散文，木心也尝试不同文体，诗是一大宗，小说也有。他的作品并非总像大家传说的那样远离人烟，有些作品非常可亲。他的很多诗作就有这个特点，比如诗集《云雀叫了一整天》里的《水仙》：“二战的连天烽火中/丘吉尔对西西里的岛民说/必须继续种植水仙/然后运到伦敦去/庆祝胜利。”很简单的一首诗，但含义丰富，韵味无穷。世界正在打仗，丘吉尔叫意大利人民种植水仙，为了将来庆祝胜利。你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领袖的远见，但你不觉得他有点像帝国的暴君吗？然而，在战火连天之时种植水仙，不也是一件很美的事吗？

    木心毕生最大的文学野心体现在《诗经演》这部惊人的诗作里。《诗经》诗三百，《诗经演》也写了三百首，用的也是四言，标题也一样。读《诗经演》，你真要备一本字典，好在简体中文版有李春阳做注解。一个现代作家为什么要这样写诗呢？我们知道木心是民国年间人，当时对江南的书香门第来讲，读《诗经》是必备的文化素养。他结合了西方一些诗体去重新演绎《诗经》，以一人之力用现代诗的方法去注解《诗经》，并且期望读者跟他心灵相通，所以台湾版书名叫《会吾中》。木心的小说也很特别，写得像散文，不追求情节高低起伏，散散淡淡地铺展开来。比如小说《温莎墓园日记》里，就有他散文中很常见的关于人生的深刻识见。温莎公爵不爱江山爱美人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为什么呢？他说，这分明是最通俗的无情滥情的一百年，所以蓦然追溯温莎公爵和公爵夫人的粼粼往事，古典的幽香使现代众生大感迷惑，宛如时光倒流，流得彼此眩然黯然，有人抑制不住惊叹，难道爱情真是——真是可能的吗？不知是男还是女，在世上第一次对自己钟情已久的人说我爱你。再推演，必有人作为世上第一个第一次以笔画构成“爱”字，在其前加“我”其后加“你”，这样第一次听到我爱你，第一次看到我爱你，必会极度震撼狂喜，因为从来没有想到心中的情可以化为声音变作字。但是之后呢，我们就用得非常俗滥，乃至于真有爱情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要问，它是真的吗？

    （主讲梁文道）

    [1]2012年2月20日，河村隆之与到访的中共南京市委常委刘志伟等人举行会谈时表示，1937年“南京事件”发生时，正常的战争行为是不可否认的，这也是比较遗憾的事情，但所谓的南京屠杀是不可能发生的。

    [2]1990年初春，一位日本人在美国洛杉矶一档电视节目中宣称，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之所以会胜利，是因为有韩国慰安妇照顾着日本士兵。此言触怒韩国慰安妇幸存者。1991年8月14日，韩国老人金学顺第一个勇敢站出来作证，12月6日与其他受害者组成控诉团向东京地方法庭控告日本政府，要求予以每人2000万日元的赔偿。

    [3]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1893-1971），美国政治家、律师，1949年至1953年任美国国务卿，参与制定杜鲁门主义、马歇尔计划和建立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回忆录《参与创造世界》获普利策奖。

    [4]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 Arthur，1880-1964），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1950年7月出任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1951年4月被杜鲁门总统解职。

    [5]亨利·卢斯（Henry Robinson 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商，创办《时代周刊》《财富》《生活》三大杂志。父亲亨利·温特斯·路思义（Henry Winter sLuce，1868-1941）是美国在华传教士，1919年任燕京大学副校长。卢斯出生于山东蓬莱，幼年在烟台读书，192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进入新闻出版界。

    [6]李奇微（Matthew Bunker Ridgway，1895-1993），美国陆军四星上将。1951年4月接替麦克阿瑟任朝鲜战争“联合国军”总司令。著有《朝鲜战争——李奇微回忆录》。

    [7]常书鸿（1904-1994），画家，敦煌艺术研究专家。1943年任敦煌研究所所长。

    [8]尼可罗·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历史学家、作家。代表作《君主论》充满权术政治、残暴、狡诈、伪善、谎言、背信弃义等，强调“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思想，被后人称为“马基雅维利主义”。

    [9]1873年，马克·吐温出版长篇小说《镀金时代》，揭露西部投机家、东部企业家、政府官吏一起掠夺国家和人民财富的黑幕，揭示“黄金时代”所掩盖的丑陋社会现实。后来，人们用“镀金时代”一词形容美国自南北战争结束至20世纪初经济飞速发展的历史。

    [10]曼杰斯坦姆（1891-1938），苏联诗人，著有《石头集》《悲伤》等诗集。一生坎坷，居无定所，后半生在牢狱和流放中度过。

    [11]蒙田（1533-1592），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作家，以博学著称，日常生活、传统习俗、人生哲理无所不谈，哲学随笔因丰富的思想内涵而闻名于世。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