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信的佛教

    觉有情

    圣严法师（1930-2009），生于江苏南通，十三岁出家，禅宗曹洞宗第五十代传人、临济宗第五十七代传人，台湾法鼓山创办人。1975年获日本立正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创办中华佛学研究所，一生致力于建设人间净土，以教育完成关怀任务。以中、日、英三种语言出版著作近百种，其中《正信的佛教》已发行三百万册。

    记得小时候我在台湾看到的佛教跟今天的很不一样，今天很多佛教徒都是品行端正的知识分子，受过良好的现代教育，完全不觉得他们跟迷信有什么关系。我小时候看过的不少人却是烧香拜佛、求官求财，心里不免疑惑这到底还算不算佛教呢？

    当年圣严法师来到台湾之后，目睹这些现状也感到非常奇怪，就在很多佛教杂志上写文章呼吁提倡“正信的佛教”。这本书就是此类文章的结集，在台湾乃至世界其他地方的影响都非常大，是一本很值得推荐的佛教入门书。读完之后你会发现，原来我们之前对佛教的认识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误解。

    书中有一篇是讲菩萨的。圣严法师说“菩萨”这两个字其实是梵文的音译，而且是个简译，全称是“菩提萨埵”[1]；菩提是“觉”，萨埵是“有情”，合起来意思是“觉有情”。菩萨是觉悟了的有情众生，以觉悟他人为己任，能够觉悟一切众生的痛苦。这样的菩萨是大乘佛教中众生成佛的必由之路。要成佛必须先发大愿，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的佛教徒，只要他有扶困济危、救苦救世的菩萨心肠，都可以称之为菩萨。当然，凡夫菩萨与贤圣菩萨还是有区别的。

    还有一篇文章谈到超度亡灵。佛教是讲超度的，但超度的功用有限，甚至是一种次要的力量。相比较而言，修善主要还是个人生前的事，虽然活人修善的功德可以“回向”给死人，但是《地藏经》也说，死人只能得[2]到这种功德的七分之一，其余六分还是活人自己得到的，为什么呢？因为做“回向”是想帮助别人，如果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功德“回向”给其他人，就表示他愿意舍下自己，舍下自己也就远离了“我执”[3]，这难道不是最大的收益吗？

    圣严法师说，超度中起主要作用的其实还是亡者家属和亲友们的感应，而不是僧尼们的诵经。家属们如果能在亡者临终之际，把他的身外之物拿出来施舍给穷人，让他明白家里人替他做了许多善事，这个功德便会对死者有很大的帮助，让他临终时心境归于平静。

    佛教相不相信灵魂的存在呢？圣严法师的答案是否定的。佛法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一切都是因缘和合、缘起缘灭。相信有永恒不灭的灵魂，其实并不是正信的佛教。佛教主张人死之后，不要用贵重的棺木，不要穿高价的衣服，也不要动用过多的人力和物力，最好是换上日常所穿的干净旧衣，将好的新衣和多余的钱财布施给贫苦人家或供奉三宝。而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前，台湾的很多和尚尼姑不懂这些道理，甚至会在一种黄纸上印梵文“往生咒”[4]烧给亡者，其实诵咒的功效与烧纸钱根本是两回事，再说印好的经也是烧不得的，烧了是不敬的。

    之所以连出家人都搞不清楚这些问题，是因为大家已经不愿意花时间去了解真正的佛教了，而要理解真正的佛教，不读书、不求学、不听讲是不行的。有些人觉得读佛经困难，圣严法师认为真正的佛教经典并不难读，只不过有些食古不化的佛学家把它们生吞活剥、断章取义，最后弄出来可能连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文章，读者当然更加不知所云了。

    许多佛教经典都有很高的文学造诣，胡适在研究文学史时就说过，佛经对于中国白话文学的影响相当大，佛经里的很多故事中国老百姓更是耳熟能详。圣严法师推荐大家可以先从《阿含经》看起，然后再读《法华经》《华严经》《大涅槃经》等，也许就会发现佛经并不比基督教的新约、旧约更加难懂。

    （主讲梁文道）

    明末佛教研究

    佛教的衰微与中兴

    圣严法师去世，台湾各界都很震动，很多人赶赴法鼓山参加他的丧礼。由此也能看出近二十年来佛教在台湾的蓬勃发展。有统计数据证明，在台湾自称佛教徒的人超过了人口的一半，而台湾佛教的复兴也离不开圣严法师这样的高僧大德付出的不懈努力。圣严法师是有名的学问僧，不是一般只修行或做法事的和尚。他一生精研佛理，著作等身。当年他来到台湾之后，发现一般大众对于佛教的理解只是念佛、吃素、打坐、诵经而已，并不关注佛法深层次的义理所在。大众信奉的佛法与民间信仰的神并没有什么两样，让人感到非常可惜。

    后来他到日本留学，发现哪怕是一个中学程度的日本人，都能跟你对谈一个多小时的佛法，还不让你觉得他是外行，这中间的差别真是太大了。他深入研究佛法为何到了近代会如此衰微，发现中国大的寺院一般靠林地收租为食，小的寺院则倚赖信徒的香火和供养，寺院的经营并不是为了教化社会，因此对佛法的弘扬并不重视，也没有培养和感召弘法人才的需要。久而久之，佛教留给人们的印象就变成了逃避现实、与世无争，乃至于迷信骗人，甚而很多僧人自己对佛法的要旨都搞不清楚，常常做出一些违反戒律的事。

    当时台湾很多受过西式教育的中产阶级对基督教和天主教的好感比较浓厚，有些基督教徒甚至写书攻击佛教。圣严法师有一段时间专门为此写文章、出书，回应这些攻击，可见佛教在台湾衰弊到了何种程度。

    圣严法师在日本念博士的论文选择了明朝末年的佛教研究，那时候的佛教环境与现代类似，理学家对佛教的挞伐也与基督教、天主教和佛教的对抗相像，而佛教集团内部也是一片腐败。他做这个研究，就是想看看能不能为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找到一点启示。

    对于一般读者而言，《明末佛教研究》可能会有些艰深。这本书是一本有水准的学术著作，体现的是做学问的严谨态度和精密的考证功夫。很多人认为，中国佛教在唐宋以后进入衰败期，虽然中间也历经几次复兴，很多高僧大德都试图出来改革佛教，但似乎总是没有办法彻底扭转这个局面。

    以禅宗为例，禅师修证经验的真伪与深浅，纵然需要自信，也必须经过其他人的勘验和认可，而有资格和能力验证他人的人，通常是指导你修行的人，他可能仅仅在一面之间便承认了你的修行功夫，就此将法脉传承下去。所以禅宗虽说“不立文字”，而偏偏佛教累计下来的文献又以禅宗最多，因为你是不是得到了认可，这个证法过程要被记录下来，一般称为《灯录》[5]。

    到了明朝末年，佛教衰微。很多禅师为了维护寺院在形式上的世代相传，避免趋于灭亡的厄运，虽然有些接班人功力不行，也勉强认可，这种认可被称为“冬瓜印证”，意思是很不值钱的一种印证。

    当时很多高僧大德都极力反对这种法脉承袭的陋习，觉得在这种情况之下所谓的法脉已完全被搞乱了。同时，净土宗开始流行。净土宗主要讲念佛，在他们看来，一个人即使根器不好、不够聪明，也一样可以修习佛法，只要你能坚持天天从早到晚一心念佛就行。净土宗不像禅宗那样严守门户，有那么多卷案和记录，要清理世谱以证明其身。但净土宗也并不像我们所理解那么简单，其法门虽不问根器，却也不是人人都能够修成的。念佛不是光用嘴巴念那么简单，同时还需要去思考“念”的本身是什么？为什么念？谁在念？我又是谁？等等，这就有点像禅宗了。

    明朝末年佛教的又一个特色是出现了很多居士，对此后佛教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居士大多是些传统的读书人，受儒家影响很深，在修习佛法时也难免会用儒家的孔孟之道去理解佛经，有时候还会和道教沾上边。比如明末有位袁了凡居士，他在佛祖面前发愿要扶危济困，居然还说希望诸佛能够赐给他神丹或仙草，让他在世间活得更长久一些，以便更好地救度众生。圣严法师说，这分明是将道教的神仙信仰与修习佛法混为一谈。

    那么这么做到底好不好呢？其实也很难说，它虽然使佛教能够更加顺利地融入中国传统，但佛教的本来面目却也渐渐丧失了。而且很多人对佛教的期许本来就不够清净，明朝末年宦官弄权，政治黑暗，人们想从佛教中找到一些精神依托，以此来帮助自己面对叵测不安的命运。

    （主讲梁文道）

    中国历史中的佛教

    顿渐之争

    芮沃寿（ArthurF．Wright，1913-1976），二十世纪中叶美国汉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之一，与费正清同为美国汉学研究的奠基人。194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之后任职于斯坦福大学和耶鲁大学。著有《中国历史中的佛教》（BuddhisminChineseHistory）《行动中的儒教》（ConfucianisminAction）《儒家与中国文明》（ConfucianismandChineseCivilization）等。

    佛教在汉朝的时候就已传入中国，但那时候还没站稳脚跟，直到南北朝时代，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新秩序，它才真正稳定下来。

    佛教为什么在南北朝时期能够在中国扎下根呢？芮沃寿教授在《中国历史中的佛教》中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观点。他认为，对当时的人来说，佛教传说是一个宝库，它能够提供君王行为的新典范，比如印度阿育王就是通过皈依佛陀而成为统治有方的君主；同时，佛教也提供了慷慨布施的典范。当时的世家大族掌握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实际的政治权力，而佛教经典中的维摩诘居士本身也是个有权有势的贵族，是受人尊敬的家长和父亲，但他的生活又非常纯净和严谨，有着无碍的辩才，智慧超群，这样的人自然成为当时世家大族们模仿的对象。

    南北朝时期胡人入侵中原，他们很快就明白自己部落的传统方式根本不能够支撑他们统治整个汉人社会。但他们也不愿意接受一些老谋深算的儒绅建议而采用儒家方略，因为这样一来，会丧失胡人政权的文化身份。这时候一些外国人提供了一个新方案，那就是西域的佛教。作为一种外来宗教，佛教既不是汉人的也不是胡人的，它的理论具有普世性，讲究众生平等，并不在意什么华夷之别，所以很容易就跨越了种族和文化的界限，为中原各地所广泛接受，并且到了隋唐时期全面兴盛。

    这本书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佛教的所谓顿渐之别。这个区分是东晋高僧竺道生[6]提出来的。当时中国同时翻译了小乘和大乘佛法，顿渐之别在二者的对比之中产生。佛教讲求解脱，“渐修”要求人一步一步修行，循序渐进，累积功德；相比之下，“顿”则是一种忽然而然的、在急遽变化中一下子解脱的状态。禅宗就是“顿”支，后来取代了“渐”支成为主流，一直主宰着中国的佛教思想。

    芮沃寿说，禅宗在很多方面其实已经与原来的佛教大相径庭。比如它对语言很怀疑，喜欢具象的隐喻与类比；它对悖论很喜爱，对书籍较排斥，相信直接面对而又默默无言的交流与洞见。事实上，禅宗可以被视为中国思想传统对印度佛教典籍冗长单调、经院化逻辑证明的一种反动。

    顿悟的基础其实是中国道家的直觉哲学，此外还有对个体开悟的强烈专注。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符合中国儒家的一种传统信念，即“人皆可以为尧舜”，每个人都可能开悟而超凡入圣，得到解脱。如果像渐宗那样慢慢累积，可能下辈子都解脱不了。

    这是佛教在中国本土化的结果，佛道元素最终与民间信仰混为一体，几乎成为一种新的民间宗教。很多印度佛教传说中的神佛菩萨都被安上地方神的属性，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喜好，往往把他们说成历史中的一个真实人物，后来才变成神佛。例如佛教中有一个神叫Yama--地狱之王，到了中国就成了阎罗王[7]，并且被解释成是隋朝一个死于公元592年的官员。还有弥勒佛，在中国变成了一个大腹便便的恩主，你求他“阿弥陀佛”，他有求必应。

    事实上，中国的很多社会观念都深受佛教影响。比如以前人们认为上天的赏罚会降临在整个家族上面，后来佛教思想传入，这种业报就变成了以个人为基础的独特的中国版。此外，佛教还给中国带来了一种翻译外来语的方法，那就是大量的音译，像romantic被译为“浪漫”，modern就译成“摩登”，这些经验都是在翻译佛经的时候积累下来的。

    （主讲梁文道）

    禅与文化

    佛教和商人的关系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作家。他精通12国语言。曾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南亚研究所所长。

    “佛”这个词在梵文里是Buddha，也翻译成“佛陀”。这个词原意并不是指什么神灵，而是“觉者”，即一个觉悟了的人。所以，佛教严格来说应该是个无神论的宗教。

    在中文里我们常常会把“佛陀”省略成“佛”，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吗？季羡林先生在《禅与文化》这本书中谈到这个问题。季先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佛教，他的研究完全从学术角度出发，跟一般的宗教信仰没什么关系。关于“佛陀”这个词，他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写过一篇很重要的论文《浮屠与佛》。

    一般人以为，“浮屠”指的是佛塔，人常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但其实最早在中文里“浮屠”并不是佛塔，而是Buddha，佛陀。也就是说，这个词是先翻译成“浮屠”，后来大概觉得不太好听，才改成了“佛陀”，然后又简称为“佛”。

    季先生还有篇论文叫《再谈浮屠与佛》，运用了梵文和各种西域古语文文献，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浮屠”这个词并不是从梵文直接翻译过来的，更可能是从大夏文[8]或摩尼教[9]安息人的古文字翻译过来的。这样的文字考证看上去好像没什么意思，但却能够让人发现，原来佛教传入中国并不是直接从印度过来的，而是辗转途经西域、中亚的一些国家，中国佛经的翻译也与这些国家的古语文有着很大关系。

    季老常常从这样的细微处下功夫，通过系统的考据做出了很多学术贡献。比如通过研究各国的古文字，他还发现了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佛教和商人的关系。佛教其实完全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个躲在山里清修的宗教，它一开始就是在城市中发展的。当年释迦牟尼觉悟后，首先供养他的就是两位商人[10]，因此佛教最早与商人的关系很好。

    在当时的印度，商人和佛教徒都是被歧视的。佛教提倡众生平等，而种姓制度则相信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划分是牢不可破的，所以佛教徒自然成了被社会排斥的边缘人，他们与商人的结合也就相当自然了。通过研究佛教律典，季先生还发现，早期的佛教还曾规定，佛教徒与商人同行时，如果想放屁或者大小便，必须到下风去，而不能够在上风，以免熏坏了商人，可见那个时候佛教徒对商人就像对待贵族一样，实在令人吃惊。

    季先生的研究也让我们发现，如果从社会学或者人类学的角度去考查，也许各种宗教的戒律莫不与某种风俗有关。而任何宗教一旦进入到一种文化里面，也一定会与当地原有的文化习俗融合，适应它并发生相应的改变。

    （主讲梁文道）

    弥勒会见记

    弥勒信仰的来源

    季羡林先生擅长用历史语言学的工具和资源来做学问，在这个领域中他最有名的一个成果是关于吐火罗文版的《弥勒会见记》的译释。当时《弥勒会见记》的残稿在新疆一发掘出来，就被交到了季先生手中，希望他能够翻译出来并进一步研究。那时候只有他一个人能做这件事。

    古代西域有很多小国，吐火罗文是其中一些地方使用的语言，《弥勒会见记》是用这种语言所写的一个剧本。要研究这本书，首先要了解弥勒或弥勒佛。

    “弥勒”这个字在梵文中是Maitreya。Maitreya源于印度教里Metrak[11]，Metrak再深入追究，发现这个词其实是从伊朗传入的，是指与太阳有关的事物，在整个中东地区包括以色列、黎巴嫩都有这个概念。所以“弥勒”从词源上看应该是一个太阳佛，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看到弥勒佛形象总会有一种光芒四射的感觉。

    弥勒佛为什么又跟未来产生联系呢？这又要回到中东地区了。当地一直流传着关于未来救世主“弥塞亚”的信仰，人们相信，在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弥塞亚”会降临大地，拯救我们，为我们开启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

    弥塞亚、Metrak、弥勒，读音都很像。今天很多人去佛寺拜大肚弥勒，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知道，弥勒佛跟犹太教、天主教讲的救世主弥塞亚其实来自同一个源头呢。

    这个词后来经由吐火罗文翻译到中国，曾出现过三种不同的译法，一种译成“弥勒”，一种译做“梅旦利耶”，还有一种译成“慈氏”。“慈氏”是一种意译，梵文里弥勒的另一个意思就是慈爱者。季先生仔细追溯了这三种译法的源头，发现“弥勒”和“慈氏”同时出现在后汉及三国时期，而“梅旦利耶”出现较晚。为什么呢？因为弥勒是从吐火罗文的Metrak翻译过来的，梅旦利耶则明显是从梵文直接译过来的。相同的例子还有印度的恒河、须弥山这些翻译，其实都来自吐火罗文。

    由此我们知道，至少在唐玄奘到西天取经并把它们从梵文直接翻译成汉文之前，早期像东汉时候的佛经其实都经过了西域的中介，比如先译成吐火罗文，再由吐火罗文译成汉文。这就是季先生通过研究《弥勒会见记》所得出的结论。

    （主讲梁文道）

    开始读懂佛经

    佛经是怎样产生的

    李坤寅，毕业于台湾辅仁大学宗教系，宗教研究所，曾在中华佛学研究所学习，后任职于中华电子佛典学会并任多项专案研究助理。

    中国文化受佛教影响很深，神州大地上广建寺庙，大家路遇僧人也不觉稀奇，佛经里的很多故事家喻户晓，禅宗一支更是在传统文化里深深扎下根来。但是与缅甸、泰国、斯里兰卡等佛教氛围更为浓厚的国家比起来，我们对佛教的认识似乎还差着一些距离。

    如何认识佛教呢？我想最好的方法还是从读经开始。如何读懂佛经？《开始读懂佛经》这本书大概可以解答一些问题。作者李坤寅现在做一些电子工程方面的工作，同时也是佛经电子版的编辑。

    佛经都是历代高僧翻译过来的，翻译时尽量通俗化，便于大众读懂。关于最早的佛经是怎么来的，还有一个著名的传说。据说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他的弟子们很紧张，紧张佛陀的教法会失传或者被后世篡改歪曲。于是就召集了一个大会让大家一起来确认一下。当时五百阿罗汉聚集在一起，共同推选了“多闻第一”

    的阿难[12]忆诵佛陀的教诲，因为阿难博闻强记，佛说的每一句话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于是阿难就在几百个师兄弟面前背诵，背一段，大家认可一段，这样形成了佛教最初的经典。

    但是佛经真正形成文字还得再过三四百年，早期大家都是这么口口相传的，所以至今佛经通常会以四个字开头，叫做“如是我闻”，我是这么听说的。当年阿难背诵佛祖的话，开头都会这么说。

    佛经的结构一般都很井然，开头是序，接下来是题。序下面还有别序，通常讲“尔时菩萨”如何，说明佛说这段话是在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是佛经的正文，再后面是佛祖讲这些话给我们什么教训。结尾通常都是四个字--“信受奉行”。大家听完佛祖的话心里都很喜乐，纷纷承诺佛祖会身体力行。

    了解了佛经的结构，读起来大概会相对容易些。大部分佛经的结构都是如此，所以佛经是相当系统和严谨的经典。在《开始读懂佛经》这本书里，作者还逐一介绍了《金刚经》《心经》《法华经》《华严经》等，方便大家根据兴趣阅读。

    还是回到最初那个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读佛经？佛经原本是记载佛陀的说法供后人研究和分析用的，但是大乘佛学却相信当你念诵经文的时候，经文便会内化，并进而影响人的行为。再后来的说法就更悬了，很多人甚至觉得经文本身是有法力的，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

    （主讲梁文道）

    不生气的生活

    理智面对批评

    W·伐札梅谛比丘，生于泰国清莱，二十一岁受足比丘戒。静觉僧伽大学及曼谷农业大学客座讲师。佛教畅销书作家，笔名金刚塔，已出版九十多本书，如《智慧之语》（WordsofWisdom）《佛陀教我不生气》（AngerManagement）《成功之匙》（RecipesofSuccess）等。

    在很多社会现象面前，人们常常会抱着极大的怒火。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社会运动通常是在人们普遍感到社会存在很多不公正现象时才会爆发。但问题是，愤怒真的能帮助我们解决问题吗？文化界也有很多人喜欢掐架，彼此都很恼火。事后回想起来才发现，其实只有保持足够的理性，才能够更好地处理问题。哪怕是在社会运动中，也要保持冷静，不去憎恨任何人，包括你所反对的那些政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

    《不生气的生活》介绍了九种平息怒气的方法。作者伐札梅谛尊者是泰国一位有名的法师，他把这本书写得非常浅显，用书信体的方式，好像跟弟子谈话一样说出自己对愤怒的看法。

    书中特别提到一种人，当他们被某件事情激怒或者仇恨一个人的时候，就会长久地把这种愤怒埋藏在心里，甚至死后也要带进棺材里。作者为这种人感到可惜，如果心中对于某人或某事不能释怀，生活还能够快乐吗？

    伐札梅谛尊者说，大部分人在生气的时候都是失控的，因为他没有办法觉察到自己的内心，我为什么生气？生气又能怎么样呢？我们没有办法冷静下来理智地分析自己的愤怒。伐札梅谛尊者提醒我们，首先要觉察自己的内心，知道我们正在生气、正在愤怒，然后才能冷静下来分析愤怒背后的原因。

    南传佛教里的一首诗，大意是“那些聆听你大放厥词的人似乎不懂你在表达什么，你因而轻蔑或者鄙视对方，你为何不将这个生气转向自己呢？因为你竟然没能让他了解你所说的话”。还有一句，“头上是天，就不能怕下雨；生而为人，就别怕批评。”就连释迦牟尼自己也曾遭到造谣生事者的攻击。

    大部分时候，愤怒来自于无法忍受别人的批评训斥或诽谤谣言。换句话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对自己的认知，并且一直认为这个认知是对，而别人批评和毁谤完全违背了这种自我认知，因而愤怒无比。但是你真的了解自己吗？你心目中那个不会犯错的完好自我就是大家眼中的你吗？

    伐札梅谛尊者说，毁谤、训诫、指责、批评或谣言都是很普遍的现象，世间无人能够幸免。如果能在批评和指责面前保持理性，或许会从这些逆耳言词中发现宝藏。就算分析之后，仍觉得这些话没什么道理，也仍然可以怀着感恩的心来看待，因为对方竟然在你身上花这么多时间，成了你全方位的照妖镜，试图从各种角度照出你的瑕疵，迫使你能够从他们眼中看到自己的错误。所以你应该利用这些攻击去增进自己的修为，甚至那些恶意冒犯你的人都应该成为你慈爱对待的对象，你应努力引领他们脱离自己的贪、嗔、痴。

    这么做好像很困难，对不对？作者说，让我们想想大地吧，多少年来人们总是践踏着大地，随地丢弃垃圾，倾泻秽物粪便，或者在上面挖洞，但不管人们怎么污损和滋养它，大地总是如如不动，既不曾抗议要求公道，也不会因被珍爱而欢喜。像大地一样稳固坚强不为外界冲击所影响吧，当你被激怒的时候，请想象你的心就是大地。

    （主讲梁文道）

    包容的智慧

    大和尚遇见真君子

    释星云（1927-），江苏江都人，十二岁于南京出家，为临济正宗第四十八代传人。1949年春组织僧侣救护队赴台，1967年在高雄创建佛光山，以弘扬“人间佛教”为宗风，在世界各地创建二百余所道场，开办美术馆、图书馆、出版社、书局、中华学校、佛教丛林学院及大、中、小学等。2010年获“中华文化人物”终身荣誉奖。

    刘长乐（1951-），凤凰卫视董事局主席兼行政总裁，香港太平绅士。1980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1996年在香港与新闻集团合作创办凤凰卫视。现任中国传媒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客座教授，美国国家电视艺术科学院国际董事会理事等。

    《包容的智慧》这本书是星云大师与刘长乐先生的对话录。

    他们一个是台湾佛教界领袖，一个是香港凤凰卫视行政总裁，年龄相差了整整一代，却在对话中找到了很多共同语言。

    星云大师尽管是佛教宗师，自己也经营媒体，而且非常懂得如何运用媒体传播佛法；而刘长乐先生身为媒体大亨，却一心向佛，为推广佛教事业付出了很多努力，这些都成为他们对话的基础。

    两人的这种因缘际会也是两岸三地乃至世界佛教界一件大事所促成的，那就是2002年陕西法门寺佛指舍利被迎奉到台湾，当时凤凰卫视实况转播了全过程。星云大师为此特别感谢了刘长乐先生，我想这是两人合作的起点。后来他们的交流越来越密切，共同致力于推动两岸佛教文化的传播。2007年刘长乐先生专程前往台湾佛光山，在与星云大师的多次对谈之后产生了这样一本书。

    时任中国国家宗教局局长的叶小文先生在序言里说：“本书的两位作者--台湾佛光山的星云大师和凤凰卫视的刘长乐先生都是我的挚友，近年因热心张罗筹办‘世界佛教论坛’，便不时有缘一见。每每看见长乐先生，我会想起‘大和尚’；看见星云大师，我又看到‘真君子’。打开书卷，两位高僧、名士、大师、大家在那里娓娓而谈，倍感亲切，犹如温暖的春风习习扑面，智慧的清泉款款入心，听着、悟着，你会恍然大悟，原来是‘人间佛教，大家包容’。”

    “包容”二字带出了这本书的题目《包容的智慧》。到底“包容”的真意是什么？为什么人类需要互相包容、互相尊重才能生存？如果说做任何事情都可以不怕困难不怕危险，就怕没有伟大的精神，那这种“伟大的精神”又与包容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的善心可以解决所有问题吗？刘长乐先生请大师在这本书里进行了开示。最后刘长乐先生还特别关注大众传媒对两岸的交流应该发挥什么作用，由此从佛教的传播转入了入世的当下。

    《包容的智慧》试图面对的正是当前世界的诸多实际问题。对话一开始，刘长乐就提出，1989年柏林墙的倒塌和2001年“9·11事件”都让我们看到了世界巨变的契机，西方国家通常用“文明的冲突”来解释此类事件，但东方智慧却更提倡文明之间的相互融合。自以为聪明的人类虽然能够对大到宇宙小到原子的物质世界有相当程度的了解，却因为缺乏“包容”的精神，无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能否“包容”往往决定着一个人、一个团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

    星云大师特别提到，有一位观众在凤凰卫视看到他与长乐先生的对话后写了封信给他，说《包容的智慧》好像并没有深入触及“智慧”的真谛，但他深入思考之后，突然明白了，原来包容就是智慧，智慧就是包容。

    （主讲曹景行）

    [1]“菩提萨埵（duǒ）”是巴利文Bodhisatto的音译，梵文中则是Bodhisattva。

    [2]“回向”是佛教修学过程当中一种重要的修行功夫。即自己所修的功德并不独享，而将之“回”转归“向”与法界众生共享，以开拓自己的心胸，并且使功德有明确的归宿而不致散失。

    [3]小乘佛教认为“我执”是痛苦的根源，又名“我见”。佛教中指对一切有形和无形事物的执著，指人类执著于自我的缺点，包括自大、自满、自卑、贪婪……或者自我意识太强而缺乏集体意识和奉献精神，或者太关注自己而忽略别人，等等。一般以内容分类，有“人我执”、“法我执”；以缘起分类，有“分别我执”、“俱生我执”。消除我执是一个佛教徒的修炼目标，认为没有我执就可以将潜在的智慧显现出来，成为有大智慧的人，即成为觉者。

    [4]佛教净土宗信徒经常持诵的一种经咒，亦用于超度亡人。

    [5]灯录是介于僧传与语录之间的一种文体，为禅宗首创。与僧传相比，它略于记行，详于记言；与语录相比，它撷取语录之精要，又按照授受传承的世系编列，相当于史籍中的谱录。灯能照暗，禅宗祖祖相授，以法传人，犹如传灯，故名。它实际上是禅宗思想史，如《景德传灯录》所记禅宗世系源流五十二世，1701人。此外较著名的还有《天圣广灯录》《建中靖国续灯录》《联灯会要》《嘉泰普灯录》《续传灯录》等，为禅宗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可借鉴的样式。

    [6]竺道生（355-434），本姓魏，巨鹿（今河北平乡）人，出身官宦世家，八岁从竺法汰出家，改姓竺。后追随鸠摩罗什授业，为罗什门下“四圣十哲”之一。其“善不受报”、“顿悟成佛”的理论，在南北朝初期风行一时。撰有《二谛论》《佛性当有论》《法身无色论》《佛无净土论》等。

    [7]阎罗王，梵语Yama-raja，译成阎罗王、阎王魔等。阎王在中国民间影响很大，传说他是阴间的王，人死后都要到阴间去报道，接受阎王的审判。《二十四史》中记载隋初大将韩擒虎在灭陈后，五道将军持天符请他出任阴司之主，韩应允之后便辞别朝廷君臣和家小，赴阴间当阎罗王去了。

    [8]大夏，西域古国名，又译作“吐火罗”﹑“吐火罗斯坦”，公元前174年即有记载。大夏人生活中心大致在今新疆和田一带。属东伊朗人种。大夏语属于印欧语系的伊朗语族，又称吐火罗语。

    [9]摩尼教（Manichaeism，汉语意译为明教），公元三世纪中期由波斯人摩尼（Mani）所创，后分别向东西两个方向传播，盛极一时，影响久远。安息人是塞种人的一个支族，与波斯人族源相近，是典型的游牧民族，使用古伊朗语。

    [10]这个故事见于许多佛经，如《普曜经》卷七《商人奉妙品》，《方广大庄严经》卷十《商人蒙记品》等。释迦摩尼在菩提树下静坐沉思四十九天而成道。觉悟后，刚好有两位商人经过，看到佛陀的威仪庄严，便以米糕和蜂蜜供养。为了回报他们，佛陀初次宣说了五戒十善法。其后，在佛教的传播过程中，商人（长者、居士）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不仅僧众的衣食多由他们供养，而且办道场修行的场所也由商人提供，如著名的孤独园、竹林精舍等，就是当时拥有巨大财富的给孤独长者、迦兰陀长者购置营建的。

    [11]Metrak很可能是梵文的Maitrī（慈爱）加上吐火罗词尾-ik（者）所形成的新词，意为慈爱者。

    [12]阿难，梵语Ananda，意为“欢喜”、“喜庆”。原为释迦牟尼佛堂弟，后随佛陀出家。佛陀五十五岁时，选阿难为常随侍者，侍佛左右二十多年。记忆力超群，对佛的一言一语谨记无误，因此被称为“多闻第一”。佛灭后第一次结集的经藏都由阿难诵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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