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志是成功的基石。

    做人是从哪里开始呢？从立志开始。没有志向的人和有志向的人绝对是不一样的，不仅在想象上不一样，而且在事实上也不一样。立志则能把这两类人区别开来。

    那一年，曾国藩深有感触：“《礼记》中说，君子庄敬日强。我天天过着很安逸、也很放纵的生活，于是，人也就一天天地颓废下来。正像那些草木，志之不立，本之拔矣。”由此可知，千言千语，首先在于确立志向。这一年，是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曾国藩正好三十三岁。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在于，无论是低微鄙陋时，还是在温柔富贵中，他都能够自立自强。郑板桥说：“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说，艰难困苦可以锻炼人，舒适安逸可以消磨人。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立自强实在令人感佩！

    大凡有所成就的人，没有不自强不息的。

    诸葛亮讲“志当存高远”，宋文帝讲做人应“慨然立志”，王夫之讲“传家一卷书，唯在汝立志。”还是曾国藩的同僚胡林翼说得好，他说：“人生决不该随俗浮沉，生无益于当时，死无闻于后世。唯其如此，我们应自立自强，努力做众人所不敢为、不能为的事情，上以报国，下以振家，不负此昂藏七尺之躯。”他所以说得好，是因为他说得全面、朴实，说得我们可以做到。当然，与曾国藩最为接近的是王阳明，“犹不种其根，而徒事培拥灌溉，劳苦无成矣。”王阳明的“根”和曾国藩的“本”说的就是一个意思。

    所以，做人的第一件事就是立志，也就是要使自己振作起来，抖擞精神，给自己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很多人并不是智力不如人、意志不如人、条件不如人，然而很多年过去后，他却不如人，这主要是因为他没有确立远大的志向！人无志向，柔弱无刚。王阳明说得好，志向不确立，犹如没有舵的船，没有马嚼子的马，飘流奔放，最后将到达何处呢？曾国藩独白：“自从去年十二月二十日后，我常常忧心忡忡，不能自持，若有所失，到今年正月还是如此。我想这大概是志向不能树立时，人就容易放松潦倒，所以心中没有一定的努力的方向。没有一定的方向就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就不能心安，其根子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另外我又有鄙陋之见，检点小事，不能容忍小的不满，所以一点点小事，就会踌躇一晚。有一件事不顺心，就会整天坐着不起来，这就是我忧心忡忡的原因啊。志向没树立，见识又短浅，想求得心灵的安定，就不那么容易得到了。现在已是正月了，这些天来，我常常夜不能寐，辗转反侧，思绪万千，全是鄙夫之见。在应酬时我往往在小处计较，小计较引起小不快，又没有时间加以调理，久而久之，就是引盗入室了啊！”

    这恰恰说明，曾国藩其实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同样有斤斤计较的时候，有见识浅的时候，有心浮气躁的时候，但他敢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黑暗的部分，并无情地加以拷问，这就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吧？

    志向不立，则心神不宁；志向即定，则鬼服神钦。

    曾国藩说，人如果能立志，那么他就可以做圣人、做豪杰，还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吗？他又何必要借助别人的力量呢？古书上说：“我欲仁，斯仁至矣。”就是说，我想得到仁，这仁也就到了。我想做孔子、孟子一样的人，于是就日夜孜孜不倦地攻读，一心一意地去钻研他们的学问，谁能够阻止我成为孔孟那样的人呢？如果自己不立志，即使天天与尧、舜、禹、汤这些圣人住一起，那只能他们是他们，我还是我啊！

    人的立志是第一步，更应当存高远，也就是要有远大的抱负，正如《史记》中所说的“鸿鹄之志”。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曾国藩的六弟在一次考试中受到挫折，于是就抱怨自己时乖命蹇，牢骚满腹。曾国藩知晓后对他立志之小感到很可笑，以为六弟所忧虑的事情太不值得一提了！

    在曾国藩看来，君子立志，应有包容世间一切人和一切物的胸怀，有内以圣人道德为体、外以王者仁政为用的功业，然后才能对得起父母的生养，不愧为天地之间的一个完人。因此他们所忧虑的是德行不修炼、学问不精通。所以，当顽民得不到教化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蛮夷入侵中原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小人在位贤才受害时，他们就深深忧虑；当天下百姓得不到恩泽时，他们就深深忧虑，这真是所谓悲天悯人啊！所有这一切才是君子所要忧虑的。至于一己之屈伸，一家之饥饱，世俗之荣辱、贵贱和毁誉，君子从来就无暇顾及。“六弟小试受挫，就抱怨命运不济，我私下忍不住要笑他气度太小、志向不高远啦！”

    如果说这只是由于曾国藩身为翰林的空谈，那么及至晚年，权绾四省、位列三公、封侯拜爵时，他切切不能忘的仍是自己的德行与学问。在他心中他一直认为这是最重要的。

    诗书文章展露雄心。

    古人常以诗词歌赋来表达自己的志向。从世代耕读之家走出来的曾国藩，也以诗文表达他的志向。

    在京城时的曾国藩，虽然主要立志于学问品行，但从他的诗文中可以看出，他并不甘心做一个文臣，而是寄望于驰骋疆场、报效国家。在《感春诗》中，他写道：“征兵七千赴羌陇，威棱肃厉不可当。”又说：“横斩蛟鳄血流川，天子之宝无伦比。”还说：“一朝荷戈西出塞，辜负白铁悔因循。”感叹时不我用。

    当然，他的志向又不仅限于领兵治军，他要的是文武兼通，出将入相。“杀贼自是书生事”，要以书生从军，征战杀敌，不学穷兵黩武的武夫，而要做平定大乱、再造中兴的勋臣。他要达到的境界是：做一个既能作诗解文又能经理乱世的治国平天下的“圣贤豪杰”。

    当时，清朝天下还算安定，曾国藩却已有如此大志。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之后，他振臂一呼，挺身赴战，最终完成了凤愿。倘若没有原来所定的这番大志宏愿作心理准备，他是很难有这股冲劲儿、狠劲儿的。

    所以说，“丈夫自谋要深远”！男儿立世，没有大志，没有远见，是无法立得住的。

    曾国藩于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在家中无非是读书习字，读“子曰诗云”，习帖括制艺之类，既没有宽广的眼界，又没有广博的学识。道光十五年会试报罢，他暂时居住在京师，开始涉猎诗和古文，他尤其喜欢韩愈的文章。

    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入翰苑后，大部分时间都很清闲，他便更加发奋学习、广泛阅览、勤作笔记，并将笔记分为五类，分别是“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草”，亲自作手录和摘记，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相互间切磋扶持，这样日复一日地学习，使他的学识大有长进。可以说，在京为官十二年，为曾国藩成为一代大儒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京都这段时间，曾国藩因为日课是读书，月课是作文吟诗，因此写了许多的诗文。现在看来，曾国藩集中的作品，几乎一半以上的诗作和一大批文章都写于这段时间。

    这段时期，曾国藩也有几篇文章表达了他的文学观点，道光二十三年正月的《读李义山诗集》、二十四年十二月的《书归震川文集后》、二十五年九月的《送周荇农南归序》这几篇文章正是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送周荇农南归序》对自汉以来的文学家进行了评述，其中对清初文坛的评述是：“康熙、雍正之间，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属，号为古文专家，而方氏最为无类。”大概这就成为他后来推崇桐城文学的开端。

    曾国藩在京都期间写了不少诗作。他常常检查自己写诗是否是因为想出人头地、求取功名。如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八日，他检讨自己“作诗之时，只要压倒他人，要取名誉，此岂复有为己之志？”十二月，又对自己检讨道“汩溺于诗句之小技”“多半是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十月二十五日经过深刻反省之后他说：“好作诗，名心也。”十月初十日又写道：“今早，名心大动，忽思构一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盗贼心术，可丑！”十一月十六日所作的文章是这样写的：“走何子敬处，欲与之谈诗。凡有所作，辄自适意，由于读书少，见理浅，故器小易盈如是，可耻之至！”可是在同一年的十月二十六日那天，他很得意地在家书中说：“子贞深喜吾诗，故吾自十月来已作诗十八首。”十一月十七日的家书中他的得意之情更是暴露无遗：“近日京城诗家颇少，故余亦欲多作几首。”

    在弟弟们面前，他的求名思想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少年得志，考中进士。

    每个人生活在世上，常常感受到现实生活的庸俗，但很多的人看到了这一点却因为更多的原因而缺乏去改变现实生活的勇气和信心，更不能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立下高远的志向，而曾国藩与人不同之处在于，他不仅仅看到生活庸俗、颓废的一面，并且因为自己所处在这样的环境而迅速觉醒过来，为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立下了远大志向。

    曾国藩六岁时，祖父曾玉屏便为他请了个姓陈的先生教他识字。第二年，父亲曾麟书在自己家里设了一个私塾，取名“利见斋”，有十几个儿童入学读书，曾国藩也就随父读书了。

    曾麟书因为自己天分不高，认为自己求取功名没有希望，于是便把满腔热血都灌注在儿子身上。他在读书方面也没有高招，只是在儿子身上用苦功夫，从早到晚不停地督促、指导，就连吃饭、走路、睡觉都嘟嘟囔囔，爷俩相互提示，背诵诗书，议论文义。

    在父亲的苦心教导下，曾国藩也苦下功夫，他的天资很高，记性也好，到九岁时就读完了五经，开始学作八股文；读到十四岁时，在当地的读书人中已初露才华。那年，父亲的好友衡阳廪生（资历高的老秀才）欧阳凝祉（字沧溟）到湘乡来看曾麟书，见到了曾国藩所作的诗文后大加赞赏。欧阳氏是衡阳、湘乡有名的学者，尤其诗文作得好，功名虽不高，但平日自负得很，值得他称赞的实在不多。为了试一试曾国藩的才学，欧阳凝祉当场出题考问曾国藩。曾国藩对答如流，据题赋诗，使欧阳凝祉大为惊奇，认为这孩子将来一定大有前程，当即与曾麟书议婚，成就了曾、欧阳两家的儿女亲事，欧阳之女便是后来曾国藩的结发原配。

    曾国藩十六岁时，父亲让他参加长沙府举行的童生府试，他考取了第七名，是年为道光六年（1826年）。曾麟书看到儿子小小年纪竟有如此的才华，再看看自己，连考多年秀才未中，如果让儿子跟着自己读书，怕误了他的学业，不如给孩子另请名师。于是，曾麟书跟父亲商量找个教书先生，他们听说衡阳唐氏家塾有个汪觉庵老先生，八股文教得极好，可以送去就学。于是，曾国藩在十九岁时赴衡阳读书。天资聪颖的曾国藩在衡阳只读了一年书就学完了该校的课程，于是他又回到本县的涟滨书院就读。

    经过学习，随着年龄增长，曾国藩渐知自己过去各方面的幼稚，许多想法也不对，必须从新做起、奋勉不懈，才能真正有所长进。为此，在涟滨书院读书期间，曾国藩特为自己取“涤生”为名号，即有洗涤过去、从新做人之意。

    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二十三岁，其父于前一年考取了秀才，便也让曾国藩参加秀才考试。曾国藩一举成功，中了秀才。这一年，家人为他与订婚已九年的欧阳小姐成亲，二十三岁中了秀才才结婚，这在当时是突出的晚婚了，也见得曾家对曾国藩的读书和功名要求极严格，没有功名不能成亲。

    考上秀才后，曾国藩于1834年到长沙岳麓书院学习。清代岳麓书院，是湖南的最高学府，藏书宏富，名人辈出。岳麓书院在湖南全省范围内招生，其山长（相当于校长）、主讲是名声很高的欧阳厚钧，他是嘉庆四年的进士，曾任郎中、御史等官，以母老告归主讲该书院。他为书院主讲长达二十七年之久，前后教出当时知名的学生三千余人，因有“弟子三千”之称。在校学生须按月课试，月课分为官课、馆课两种。官课由学政、长沙知府等高级地方官出题，有时甚至由巡抚亲自出题。由此可见，岳麓书院对学生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官府对岳麓书院也相当重视。据曾国藩的年谱说，当时曾国藩以“能诗文，名噪甚，试辄第一”。

    曾国藩在该校系统地学习了儒家著述，掌握了儒家思想的精髓。

    曾国藩在岳麓书院学习不满一年时，于1834年秋天参加了省城乡试，得中举人。两年连中两级，成了“举人老爷”，这对曾家来说，已是破天荒了。全家喜庆尚未结束，曾国藩便打起行装，前往北京，准备参加来年的进士会试。

    第二年，曾国藩就到北京参加会试，但是没有成功。可巧，道光十六年（1836年）适逢皇太后六十大寿，照例增加乡试、会试的恩科考试一次。曾国藩为了节省路费、减少舟车劳顿，决定在北京等一年。于是，曾国藩写信回家说，湖南至北京，千里迢迢，往返一次太困难，路费也太多，不如留住北京，等着来年的恩科会试。家里回信勉励他不要灰心，也别太节省了，多多保重，好好准备。于是他住在北京的“长沙会馆”，那里住着不少湖南的举子，花销不大。

    在北京等候考试的这一年里，曾国藩除准备功课之外，还目睹了京华文物名胜，这使他大开了眼界，不再是蛰居湖南山乡的寒门儒生了。就在这段时间里，他喜欢上了号称“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韩愈的文章，从此终生不变。年谱说他“留京师读书，研穷经史，尤好昌黎韩氏之文，慨然思蹑而从之，治古：艾词自此始”。曾国藩的文章写得好，不仅文词华丽，对仗工整，而且有雄奇之气，读来有如长江大河，滔滔而下。虽然他后来爱好桐城派文章，但作文的基础恐怕至少在此时就奠定了。再一年，1836年的恩科考试，曾国藩又名落孙山。一个乡下小财主的儿子，在京师读了一年书，此时已是囊空如洗，只好打道回府。就在回家的路上，他到了金陵这个日后与他的政治、军事生涯有重大关系的城市。

    在金陵，他在书肆里见到《二十三史》，对它爱不释手，但是曾国藩没有钱，就向一位在江苏任曹的同乡借，又卖掉了自己的衣服，终于拥有了一套自己的《二十三史》。回到家里，父亲问明原因，不仅没有责备他，反而鼓励他说：“你借钱典衣买书，这不是坏事，我只望你细心研读，能把此书认真圈点一遍，就算对得住我了！”曾国藩牢记此语。自此清晨起床，一直读书到夜半，整整一年足不出户。曾国藩研究历史的兴趣就是在那时培养起来的。

    又过了一年，即道光十八年（公元1838年），又是举子们进京会试的年头。曾国藩要上京城参加考试，可是家里却拿不出足够的路费，只好向同族和亲戚家借贷。曾国藩携钱三十二缗上路，到了京师，只剩三缗。《曾国藩年谱》的作者感叹道：“时公车寒苦者，无以逾公矣！”

    三月春榜发布，曾国藩取得礼部会试第三十八名进士。接着又连续进行殿试、朝考，成绩越来越好，殿试取得三甲第四十二名，朝考取得一等第三名。他朝见皇帝之后，被钦点了翰林，并被授予翰林院庶吉士。红翰林，是科举试途中的巅峰了，中央的极品大员、地方的封疆大吏，绝大多数是从翰林里选拔的。

    曾国藩成功了！

    点翰林那年，曾国藩虚岁才二十八。一般的幸运翰林，由秀才、举人、进士，一阶一阶地爬，熬到这一阶少说也得四五十岁，而多数士子根本摸不上翰林的边，有的中个举人就已是两鬓苍苍。就说曾国藩的父亲吧，数十年考上个秀才，已是四十多岁了。相比之下，曾国藩确实是少年得志，平步青云了。

    在曾国藩生活的那个时代，像他那样出身贫寒、又降生在一个偏远闭塞的山村里的人，要爬到社会的顶层，要施展自己的抱负，路只有一条，那就是考科举。由秀才而举人，由举人而进士，考中进士后做官，然后博得个封妻荫子。然而，这条路实在是太难了，每年中进士的读书人只有几百个，这对于有四万万人口、有成百上千读书人的大国来说，实在是太少了。因此，真正能通过这条路功成名就的人很少很少，它的可能性是千分之零点几，甚至还达不到这样的比例。后来成为曾国藩死对头的洪秀全，生于1814年，比曾国藩小三岁，当曾国藩在科举的路上奋斗的时候，洪秀全也在这条路上艰难奋斗。洪秀全十三岁就开始考科举，与曾国藩头一次考科举恰好是同一个年龄，而后却屡战屡败，最后连秀才都没有考上。愤世嫉俗的洪秀全终于走上了扯旗反清的路。但是，曾国藩是幸运的，经过二十年的奋斗，他终于成了曾家第一个进士！

    在明清时代，翰林院是储备人才的总机关。翰林平时要为皇帝皇子讲书解书，充任经筵讲官、春坊庶子，因此他们必须成为最有知识、最会读书、最会做学问的人。翰林还大多担任纂校殿阁秘书，这更是直接与书打交道的活，他们需要编纂大型的类书、丛书、政书，上自皇帝御览，下至士子阅读，其质量高低，更是对翰林的一种实际而全面、重要而普遍的学识与能力的考验。所以，自明清以来，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而礼部尚书、侍郎及吏部右侍郎，更是非翰林不任。清代自康、雍以来，名臣大儒大多从翰林而起。

    曾国藩入了翰林院，自知前途无限，更有锐意进取之意，决心要做一个藩屏国家的忠臣。此时，他已摆脱了科举的桎梏，转而认为读书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志大人之学。为此，曾国藩曾给自己定下了这样一条座右铭：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

    曾国藩常常在诗歌中抒发自己高远的志向，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国家的栋梁。其中《感春六首》最能表现他的雄心：“群乌哑哑叫紫宸，惜哉翅短难长往。一朝孤凤鸣云中，震断九州无凡响。……虹梁百围饰玉带，螭柱万石从金钟。莫言儒生终龌龊，万一雉卵变蛟龙。”

    曾国藩立志要成为圣贤之人，要成为藩屏国家的忠臣，因此，他无论做人做事还是做学问，都是严格地按照此志去努力发奋的，而且，一辈子矢志不渝。因此，他能取得极高的地位，就理所当然了。

    曾国藩少年立志，决心要做圣贤，因此一生孜孜以求，持之以恒。到晚年时他已位极人臣，身名俱泰，仍然矢志不渝，初衷不改。其立志之坚定，持志之高远，足以垂范后世。

    为官清廉无炭敬。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在科举时代，读书、做官、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在封建时代，升官与发财总是须臾不分，仕宦为官者的人生轨迹似乎就是这样的，升官是桥梁，发财是目的。曾国藩在最初踏上科举之路时，也有这样的思想。但一旦他真的做了官，进入翰苑以后，即立誓不发财。

    为官不贪是对做官之人的最基本要求。同治五年六月，曾国藩已是封爵开府，但他时时不忘祖父在他中进士以后所说的话。祖父对他父亲说“宽一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曾国藩将此番话作为一生的训示，他曾发誓说：“我从三十岁开始，便以做官发财为耻辱，以官宦公饱私囊、为子孙聚敛财富为耻、为羞。因此我立下誓言，此生绝不靠做官发财、为后人敛集财富。神明作证，我绝不食言。”

    曾国藩说的并不是冠冕堂皇的场面话，而是言行如一，他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京官十二年中，他从未假公务之便身染墨黑，这在贪污成风的晚清社会，的确算是位难得的清官廉臣。清代的薪俸很低，甚至不足以养家糊口，雍正时实行“养廉银”制度后，将官员的“灰色收入”明晰化，在很大程序上弥补了低薪不廉的缺欠。但整个清代贪风极盛，尤其是地方封疆大吏，往往积财甚厚，聚敛成性。当时皇帝的心理也是非常奇特，贪官没有养肥之前没有任何动作，一旦贪官成为巨蠹时，他就会马上下令抄家问斩，在所不惜，时人称为“宰肥鸭”。到了晚清，贪风日烈。曾国藩作为一个翰林，既无权又不贪，物质生活的贫困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清代有一位叫汤斌的清官在就任江南巡抚时，刚到南京就把府县官员召集，严加训斥：贪图贿赂的人轻则被别人弹劾丢官，重则没收家产、累及子孙。为官者，一旦沾上贪字，上司接受下官的贿赂，把柄就在别人手中捏着，这样下官有何过失一律不敢责其纠正，长此以往，上司就会有包庇之嫌。这些人一听，都说“公治吾等”，也就是说救了他们的命。

    曾国藩尤其推崇汤斌，认为汤斌是清朝有所成就之人中的一流人物。

    曾国藩无论官居何位，总以清廉作为为官的根本。他在位时，“署中没有敢以苞首进者”，其夫人“无珍玩之饰”。据曾国藩的女儿回忆，曾家收受别人的礼仅一次，那是提督黄翼升的夫人进献的。

    黄翼升，长沙人，曾是曾国藩的部下。曾国藩组建水师时，黄翼升鞍前马后帮了许多忙，是曾国藩的心腹大将。建立淮扬水师后，黄翼升被提升为统带。1862年，黄翼升成为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曾国藩正值用人之际，想调回黄翼升，与李鸿章来往书信相商十三次，被李鸿章断然拒绝。因黄翼升本性宽厚，性情温良，深受众将士拥戴，曾国藩千方百计要把这员心腹大将调回。李鸿章赞扬黄“古道热肠，是武人楷模，又是平吴第一功臣，更是淮军第一苦人”，因此坚决不给。为此事，曾、李二人相持不下，差点翻脸。

    这个时候，黄翼升夫人出面周旋，事情才有了缓和的余地。

    黄翼升其时身处两难境地，左右不是，夫人出来调停，设法要拜曾国藩的夫人为义母。待到曾夫人寿诞之日，黄夫人带着蒲翠钥一双、明珠一粒、纺绸帐一番前来拜寿，当着众宾客的面，黄夫人执意要拜曾夫人为义母，曾夫人碍于情面，只好收黄夫人为干女儿。宴席散后，曾夫人向曾国藩说明缘由，开始曾国藩很气恼，但转而一想，此举既能缓和因黄翼升而起的曾、李紧张的关系，又能笼络将心，便再无异议。

    曾国藩物质生活上的清苦是后人无法想象的。曾国藩进京的第二年，即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他别无生计，光景渐窘，拆东墙补西墙，总算熬到了年底，一心盼望外官例寄炭敬，过个“丰”年。所谓炭敬，说的是当时北方天气严寒，每至冬日，家家烧炭取暖，外官照例于冬令以钱馈赠京官用为取暖之资，是为炭敬之名，实际是官场通行的陋规，约定成俗的旧例，说白了就是变相的送礼。可能曾国藩只是翰林院的下级官吏，没有什么权力，因而当年地方官竟无炭敬馈赠，曾国藩无奈，只好借了五十两银子过年。

    道光二十二年，曾国藩同样是东挪西借。春夏之交，他的外债已经达到了二百两。到年底，累计欠债四百两。曾国藩自顾不暇，焉能顾家？不过，曾国藩最重孝道，不管生活多么艰难，每年总要寄些银两作为父母买肉之用。虽然曾国藩多次在家书中称京城借债比较容易，他的师友比较多，能够左右逢源，但欠债毕竟要还钱！这使曾国藩焦急不安，“寒士出身，不知何日是了也！”曾国藩的早年诗作中，不乏对困窘生活的描写。如赠梅伯言诗中曰：

    “隘巷萧萧劣过车，蓬门寂寂似逃虚。为杓不愿庚桑楚，争席谁名扬子居？喜泼绿成新引竹，仍磨丹复旧仇书。长安挂眼无冠盖，独有文章未肯疏。”

    人无钱，受人欺，甚至连佣人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曾国藩的“傲奴”一诗颇有意趣：

    “君不见萧郎老仆如家鸡，十年笞楚心不携！君不见卓氏雄资冠西蜀，颐使千人百人伏！令我何为独不然？胸中无学手无钱。平生意气自许颇，谁知傲奴乃过我！昨者一语天地睽，公然对面相勃硖。傲奴诽我未贤圣，我坐傲奴小不敬。拂衣一去何翩翩！可怜傲骨撑青天。噫嘻乎，傲奴！安得好风吹汝朱门权要地，看汝仓皇换骨生百媚！”

    大考升官后，曾国藩的境况稍好，但绝不富足。家里欠债，他要量力清还，诸弟捐监要他出钱，二男五女要养育，历次升官要请客，还有一些人情来往，用度日繁，最后还是欠了一千两银子的债，生活上只有节俭。所以，曾国藩虽然在北京为官十二年，但是就总体而言还是一直过着清苦的日子。

    曾国藩从民间走出来，他深知百姓生活的艰难。他在翰林院期间，虽然不乏吃请应酬，偶尔也在自己的寓所摆上一桌，但总体上他感到“酒食较丰”并不是好事。

    当时，在外官眼里，京官是肥差，躬身于天子脚下，各项事务都极为方便。一天，好友刘觉香从外省来到京城，对曾国藩大谈“做外官景况之苦”。其实，他根本就不了解京官的苦楚。曾国藩对此触动很大，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愈知我辈舍节俭，别无可以自立。若冀幸得一外官，以弥缝罅漏，缺瘠则无以自存，缺肥则不堪问矣，可不惧哉！”

    这就是说，做地方官如果是肥缺，就会“常在河边站，难免不湿鞋。”如果立志不坚卓，极易成为贪官。如果是瘠缺，连生活都困难，更何以立志、发达？这件事促使他更加珍惜自己的翰院生涯。

    曾国藩在北京时期生活的清苦，还可以通过一件事情来佐证。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冬，曾国藩准备赴京散馆时，看到他的大舅江永熙“陶穴而居，种菜而食”，为之“恻然者久之”。临别时，他的二舅江永燕对他说：“外甥做外官则阿舅来做烧火夫也”。他的三舅江永薰，亲自送他到长沙，握着他的手说：“明年送外甥妇来京”，说罢凄然泪下。几个舅舅朴实无华的品质以及他们家的贫寒景况均深深印记在曾国藩兄弟的头脑之中，永远难以忘怀。

    后来，曾国藩身居高位之后，时常去信向舅舅问安或送以薄礼，或给予银钱以周济之。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兄弟的二舅去世时，因家贫未做到道场超度，次年曾国藩在给曾国荃等人的家书中说：“兄念母舅皆已年高，饥寒之况可想。而十舅且死矣，及今不已援手，则大舅、五舅者又能沾我辈之余润乎？”表示要给他的二舅补做道场，并“恤其妻子”，征求他的两个弟弟的意见，问其是否同意他的打算和计划。

    曾国藩后来做了二品的侍郎，本应宽裕。但他依然捉襟见肘，连回家的路费都凑不够，只好把思亲之情埋藏心中。《曾国藩年谱》记载，曾国藩居京四年时，“宦况清苦，力行节俭”。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曾国藩在等待中迎来了一次试差：这年6月，他被道光帝钦命充四川正考官，这对他的经济状况会有一定改善。

    按照清朝的习惯，士人将翰林得差早晚分为“红翰林”与“黑翰林”。因为一充试差，即意味着有颇为可观的一笔进项。曾国藩得试差较早，可称为“红翰林”。七月初，曾国藩偕副考官赵楫一同驰驿出京。经过明成祖与李景隆交战处白沟河时，曾国藩有感而发，得诗两句：“长兴老将废不用，赵括小儿轻用兵。”上句指耿炳文，下句指李景隆。白沟河一战使燕王终于南下，建文帝的江山也在战败后被燕王朱棣夺得，史称“靖难之役”。

    由于此行正值酷暑，加之连降暴雨，因此曾国藩路途染病。到达西安时，陕西巡抚李星沅将他接到衙署，为他请医治病。数日后病愈入蜀，天气转晴。曾国藩的心情也随之一喜，赋诗曰：

    “万里关山睡梦中，今朝始洗眼朦胧。云头齐拥剑门上，峰势欲随江水东。楚客初来询物俗，蜀人从古足英雄。卧龙跃马今安在？极目天边意未穷。”此次试差是曾国藩行程最远的一次。一路上，曾国藩尽管身体不佳，但仍踏访遗迹，诗兴时发，至今仍留存了不少诗作。

    10月11日，曾国藩考试完毕回行到陕西境，此时残秋已逝，宝鸡山已有白雪堆积，但博大的渭水依然奔流不息。这一天曾国藩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三十三个生日。面对中华民族的摇篮，曾国藩情不自已，赋七律二首，其一是：

    “三十余龄似转车，吾生泛泛信天涯。白云望远千山隔，黄叶催人两鬓华。去日行藏同踏雪，迂儒事业类团沙。名山坛席都无分，欲傍青门学种瓜。”

    他还在日记中写道：“夜月如画，独立台上，看南山积雪与渭水寒流、雪月沙水，并皆皓自，真清绝也。琼楼玉宇，何以过此？恨不得李太白、苏长公来此一吐奇句耳！孤负，孤负！”

    11月20日，曾国藩历时半年有余，回到了京师。这次试差，曾国藩得到了当时官场盛行的“规礼”。第二年春天，他将这笔钱用于偿还他在京中所借的债款，另外又寄回家中几百两，用于还家中所欠。同时，又拿出四百两赠送族戚。

    试差缓解了曾国藩拮据的境况，但总体而言，他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曾国藩公私分明，从不贪占公共用度，但他对公务却尽心尽职，“不苟不懈”，这一点让同僚非常佩服。他的这种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的精神让他的同级官僚感佩至深。因此，他在京之日的声誉也就日渐远扬。

    以身作则，遵守戒律。

    曾国藩熟读孔孟之书，对孔子的学说极为推崇，他非常赞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在官场上，大多数人处理政务，仅凭好恶感情用事，曾国藩对此深恶痛绝。他认为，只有根据事情的情理来决定才能博得人们信服，有利于社会发展。曾国藩处理“秦淮灯舫”一事，充分说明了他的居官原则。

    秦淮河是古都南京的古迹名胜，在明朝出现过马湘兰、李香君等色艺双全的名妓。1851年以后，清政府倾注兵力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到了1864年，战争结束，秦淮河畔慢慢出现了繁荣景象。

    官场上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会发生。有的人可以接受，有的人接受不了，有的人自己不喜欢就严格限制此种行为。时任六安郡太守的涂廉访对秦淮河的这种情形看不顺眼，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呈报给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听了他的汇报后，不置可否地笑了笑，对涂廉访说道：“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了以后，好比被当头浇了一盆冷水，怏怏而回。

    过了几天，曾国藩约了幕府中的各位官员，共同乘船游览秦淮河，并命江宁、上无两个县的县令，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向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对秦淮灯舫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扫叶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

    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世人都知道宦海深不可测，仕途坎坷不平，稍不留神便会身败名裂。有的人甚至稀里糊涂就被免职罢官了。所以，身居官场的人都有自己的一套当官哲学。

    曾国藩总结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方面：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四败：“昏惰任下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要居官有成，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下，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他在1853年给好友的信中写道：“您说的‘选择贤人委以重任，听其言而察其理’这两句话，因我阅历尚浅，实行起来难免把握不准而失去良才。不过，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兵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气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他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只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士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只有知人，才能善任，只有善任，才能人尽其才，只有人尽其才，才能事业兴旺。曾国藩能文能武，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同罪。”

    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剿捻之初，认为陈国瑞率僧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羡慕备至，产生了抢夺枪支的恶念。于是，陈国瑞率兵突过长沟，见人就杀，见枪就夺，连杀数十人。刘铭传闻讯赶到，十分气愤，发兵把陈国瑞团团包围，将陈国瑞的卫兵全部打死，把陈国瑞囚禁起来，直到讨饶为止。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所闻，调查清楚了火并事件以后，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深感不满，但曾国藩在向皇帝的奏折中，仍客观地详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受到了适宜的制裁：撤去帮办军务，脱去黄马褂，责令其戴罪立功。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之所以能让部下听从、佩服，不仅是因为他对部下要求严格，更是因为他能够做到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做官的人贪财几乎是官场的铁律，但曾国藩却不受这个铁律限制。曾国藩的日常生活极其俭朴，饮食以素食为主，极少荤菜，衣服、鞋袜都是夫人、女儿手工的绩麻纺纱做成。女儿出嫁，曾国藩规定压箱银二百两。

    他的小女儿出嫁时，曾国荃来贺喜，打开箱子一看，果然只有二百两，曾国荃十分叹服，转赠四百两纹银。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新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麻纺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生活俭朴，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与普通家庭无异。曾国藩三十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平日并不穿着，只有遇到庆贺或者新年时才穿一次，所以，那件衣服始终显得很新。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之间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

    曾国藩身上，有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勤俭持家。正因为有这种美德，曾国藩才能在仕途中保持理性的冷静，无论是得意还是失落，他始终能正视自己，严格要求自己。

    曾国藩既是一家之长，又是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尽忠职守；对部下，他赏罚分明，治理有方。

    正是因为曾国藩为官始终有自己的政治原则，所以他虽然权倾一时，但也能全身而退。

    以澄清天下为己任。

    谈到以天下为己任，这是像曾国藩这样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一大情怀。他们一方面关心自己的学识，另一方面关心天下兴亡。因此，这两点构成了他们特殊的人格。曾国藩除这两方面外，还是一位为官者。中国古代为官者的平常心应该是怎样的？在曾国藩看来，就是不用权谋私，而是用权为公。如果逾越这个界限，那么为官者的心态就会变得“另类”了。

    曾国藩做京官之后，刻苦攻读儒家经典，自省自律，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由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内圣外王”目标出发，改其名为“国藩”，意为“为国藩篱”，立下“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愿，由“内圣”而去做“外王”之事。

    曾国藩确实表现了对大清王朝高度的责任感。在咸丰初政的日子里，他似乎是最忙碌的人，他的上疏、建言一个接一个，而每一个上疏都切中时弊，决无腐儒之见。上《议汰兵疏》后，他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等等，触及清朝的统治基础，表达了他对天下将乱的忧虑。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正是这一年，曾国藩做了京官。由于他初入仕途，对这次战争、战败、签约等没有多大反应。但战后的清王朝，像经过大地震后的多年失修的大厦，摇摇欲坠。身在京都和官场，清政府政治上的腐败、官场中的黑暗、经济上的落后，这一切被曾国藩看得一清二楚。地方上的情况，自鸦片战争之后，变化是巨大的，战争费用、战后赔款要由各省摊派偿还，本来贫穷的百姓，突然加上大笔征收，已经承受不起了，再加上自然灾害、五口通商、洋人的侵扰、商路的改变、大批手工业工人的失业，受害严重的南方数省的百姓首先起来掀起反抗运动了。

    两广地方最不平静，曾国藩的家乡湖南也不断发生农民暴动。清政府调兵遣将，严厉镇压，但是起义运动此起彼伏，闹得越来越凶。这期间，曾国藩忙于读圣贤之书，提升自我修养，也没有过多问及。

    然而，情势越发严重。曾国藩的几位湖南同乡：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不断向他反映地方情况，相互商量，开始探讨挽回颓势的各种对策。

    江忠源是湖南新宁人，1837年中举，1844年赴京会试时，经郭嵩焘介绍认识了做京官的老乡曾国藩。欧阳兆熊是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因病在客栈中遇到了他，得他精心照料，此后二人也就成了好朋友。罗泽南也是湘乡人，家境贫寒，学问很好，后来做乡村教师时，曾国荃、曾国华都是他的学生，因此双方也很知己，但直至曾国藩回湖南办团练，二人尚未见面。曾国藩仅从别人的书信和议论中，得知这位被人们称之为“邑中颜渊”的罗泽南的学识与人品。

    曾国藩与刘、郭、江等人感情极好，他们之间的书信往来甚为密切，地方上的情况，随时由这些朋友传达得知。他们同为封建阶级的知识分子，同对腐败的政治、黑暗的官场不满，同有改革时弊、拯救大清王朝的抱负。他们都认为，当时地方百姓的反抗是要镇压的，但这种反抗情绪是由清朝官吏的贪暴所造成，所谓“推寻本源，何尝不以有司虐用其民，鱼肉日久，激而不复反顾。”

    曾国藩在一首诗里写道：“隶卒突兀至，诛求百不友，蒨蒨纨绔子，累累饱鞭笞。前卒贪如狼，后队健如牦，应募幸脱去，倾荡无余资。”他分析说：“民间之疾苦，银价昂贵，粮饷难纳；冤狱太多，民气不伸；盗贼太多，良民不安；而其根本原因，在于弊政。”

    曾国藩“为国藩篱”“澄清天下”的第一步，便是要求改革弊政，使腐败没落的清朝政府坚强、健康起来，肃清全国的农民反抗运动，实现儒家理想的政治清明、国泰民安的局面。

    斗胆直谏犯天颜。

    人们为了生存，总是随环境变化而改变、调整自己的行为。在官场，身居高位的人在很多时候是身不由己的，作为官宦之人，随着位高权重，保守自己既得利益的倾向越发加重。他们为了自己的生存，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不得不做出一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来。胡林翼曾说：“人一入宦途，全不能自己做主”。康熙皇帝有过一句名言说穿了士大夫的本质：“士子负笈（指书籍）而行时，以天下为易；跌蹶经营位反成尸位”。曾国藩称得上是权位越高，责任感越重，越敢于负责任的人。

    读书养望是曾国藩在翰林院七年间的主要事务，躬亲参与的重要政事并不多。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六月，曾国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这是他跻身高官、涉足政治的开始。曾国藩时年三十七岁，可谓官运亨通。他高兴之余，感到一种更重的责任，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自己骤升高位，担心“无补于国计民生。”

    道光三十年正月，道光帝病故。这位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皇帝临终前立下遗嘱，说自己无德无能，丢损祖宗脸面，因此决定死后自己的灵位不进太庙，也不用郊配，不让臣民祭奠他。这当然是对自己最严重的惩罚了。由于道光帝的遗嘱用的是“朱谕”，属于亲笔书写，皇家宗亲不得不重视起来。因此，咸丰帝即位后立即让臣下讨论。

    咸丰继位之初，为了挽回人心、渡过难关，罢黜了权臣穆彰阿、耆英等人，同时下令开言路、求贤才。

    咸丰的即位还是唤起了大臣们新的希冀，至少，曾国藩抱着很高的热忱。新旧君主更替时，是礼部最繁忙的时候，因为对大行皇帝的盖棺定论要礼部拿出意见，一切丧仪也要做得有章有法，而新君即位大典等等，也是礼部不可少的事。由于曾国藩“职务繁剧，不遑兼顾家事”，因此写信请他的四弟曾国潢到京帮助料理。3月15日，曾国潢到达京都，兄弟二人“相见极欢”，曾国藩把所有的家务交给四弟“经理”，他自己则全身心投入到公务中。

    讨论时曾国藩也在其中，当时他是礼部侍郎，他责无旁贷要拿出意见来。在他上奏前，朝廷大臣已进行了集议，讨论时都认为“大行皇帝功德懿铄，郊配既断不可易，庙袱尤在所必行”。

    按照官场的通常做法，既然大家都已经讨论通过并已经定下了明确的方案了，曾国藩应该是顺着杆往上爬了，但曾国藩没有这么做。他经过十余天的思考，却提出了不同意见。

    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上疏新即位的咸丰皇帝说，诸臣集议乃是“天下之公论也，臣国藩亦欲随从众议，退而细思，大行皇帝谆谆诰诫，必有精意存在乎其中。”他的上疏明确提出：“进太庙应是确定无疑的，但无庸郊配一项，则不敢从者有二，不敢违者有三焉”。曾国藩详细阐述不敢遵从的两个理由，及不敢违背道光皇帝遗嘱的三个理由。在阐述道光帝不应郊配的第一个理由时，曾国藩指出：庙坛的规模尺寸是固定的，不能随意更改。现在，大行皇帝以身作则，不予郊配，是“久远之图”。“今日所不敢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敢言者也；今日所不忍言者，亦万世臣子所不忍言者也。经此次朱谕之严切，盈廷之集议，尚不肯裁决遵行，则后之人，又孰肯冒天下之不韪乎？将来必至修改基址，轻变旧章。此其不敢违者一也。”第二条理由是古来祀典，兴废不常。大行皇帝以身作则禁后世，越严格越表明他对列祖列宗的尊仰。大行皇帝以圣人制礼自居，我们这些臣下的浅短见识怎么能考虑得长远呢！

    第三条是“我朝以孝治天下，而遗命在所尤重”。曾国藩举出两个显见的例证，一是孝庄文皇后病逝时留下遗嘱，她谆谆嘱咐康熙皇帝：“我身后之事特嘱你：太宗文皇帝梓宫安奉已久，卑不动尊，此时不便合葬。若别起茔域，未免劳民动众，究非合葬之义。我心恋你们父子，不忍远去，务必于遵化安厝，我心无憾矣。”康熙皇帝一向孝顺祖母，孝庄皇后死后，康熙帝遵照遗嘱，将祖母安葬在了遵化的东陵附近。第二个例子是乾隆皇帝。乾隆帝把大清朝推向全盛，他的功绩大业死后是完全可以称“祖”的。但乾隆帝临终前也留下遗命：“庙号毋庸称祖”。嘉庆帝只好遵从，故庙号“高宗”，并将此载入《会典》，“先后同揆矣”。在举出以上两个例证后，曾国藩说：“此次大行皇帝遗命，唯第一条森严可畏，若不遵行，则与我朝家法不符，且朱谕反复申明，无非自处于卑屈，而处列祖予崇高，此乃大孝大让，亘古未有之盛德。与其以尊崇之微忱属之臣子，孰若以奠大之盛德归之君父，此其不敢违者三也。”

    曾国藩的奏疏非常有力量，他最后说：今皇上（指咸丰帝）如果不按大行皇帝之遗命去做，就有“违命之歉”。此时，咸丰皇帝颇感为难：如果按照遗命去做，大行皇帝未能郊配，自己的孝心也“有歉”，考虑到将来又“多一歉”，与其他日成礼时“上顾成命，下顾万世”，左右为难，不如现在慎重考虑，再做决断。曾国藩的奏疏尽管理由是儒家的仪礼，但这是需要万分勇气的。道光皇帝已经死了，他是不是真是那么想的，谁也不敢肯定。也许道光皇帝本人只是做做样子，并不是真心要如此，更何况他的继承人也不会听任自己的父亲自贬自损，想抬高还来不及呢！再者，大臣们已有明确的“公议”，曾国藩如此“不识时务”，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此上疏的末尾用“不胜惶悚战栗之至”这样的话，也是袒露心情的真话。当时，咸丰皇帝虽然在御批奏折上写的是肯定的词语，但是心里并不痛快，对曾国藩平添了几分厌恶之情。但曾国藩认定的是天下之理，所以奏疏一个接一个地上，批评也逐渐升级，最后连刚继位的皇帝也有“三大缺失了”。

    咸丰帝即位之初，颇有一番“振作”。道光三十年二月初八，他发布上谕，令九卿科道凡有言事之责者，就国家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据实直陈，封章密奏”。曾国藩时为一品侍郎，立即将久蓄心中的治国大计倾吐出来，乃于三月初二上《应诏陈言疏》。

    曾国藩对于清朝开国至咸丰之初的人才问题，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他认为人才“有转移之道，有培养之方，有考察之法，三者不可废一。”

    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使清代出现了许多“泥塑木雕”式的官员。康熙末年，顺天府尹余正健不能办事，致使各项事务废弛，康熙帝说他是“木雕草束之人”。有人说，余正健虽然不能办事，但人有正气，康熙帝不以为然，说：“那样的话，不如立一个泥塑木雕之人，不吃不喝，岂不更好！”

    曾国藩主张踏实的学风。他认为，如果要让天下的英才辈出，又要他们不做出格的事情，就必须倡导踏实的学风。如果能这样坚持下去，十年之后，朝廷必然会人才济济。

    曾国藩上这份奏疏时，他已在京师为官十年之久，此间他从七品小官晋升二品大臣，对于官场风习可以说是每日触及，因此他才能够提出发人深思的问题来。他后来多次说，三四十年来不黑不白的官场，已让英豪短气，让豺狼不敢为非。这确实是个悲哀的时代。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

    曹振镛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做了很长时间的大学士却平安如初。他的一个门生请教做官诀窍，曹答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当时流传颇广的《一翦梅》四则形容官场积习十分形象：

    “仕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谦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八方无事岁年丰，国运方隆，官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荫郎中。流芳身后更无穷，不谥文忠，也谥文恭。”曹振镛死后谥号“文正”，他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信任的宰相。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的柔靡泄沓。

    上梁不正下梁歪。在君主国中，皇帝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决定着官员的风气。道光帝经受鸦片战争的打击后，几乎一蹶不振，“恶闻洋务及灾荒盗贼事”，身边的军机大臣也只好报喜不报忧，当时京师有一副联云：“著、著、著，祖宗洪福臣之乐，是、是、是，皇上天恩臣无事。”在这一世风下，曾国藩基于十年京官的经历以及对官场习俗的厌恨，更重要的是要改变现状的决心，因而能反其道而行之。众相柔靡之时，他却敢迎风独立，挺身而出，这为提高他的政治声望以及艰难时挺身而担大任创造了条件。

    曾国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仅敢于提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他还能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可行的办法，有理有据，从这一点，足以看出曾国藩对清朝的官僚体制的弊病研究的十分透彻。他从民间走出来，把八大衙门的正副长官（即堂官）比喻为农夫，把皇帝比喻为太阳，而把中下级官员喻为禾苗，既形象生动又十分贴切自然。

    这一奏疏也反映了曾国藩不是庸碌之辈。他的思考，他的积累，才能使他形成对当时人才问题的系统认识，而这些也成为指导他日后治军打仗磨砺人才的观念基础。

    由于曾国藩上奏时，左副都御史文瑞、大理寺卿倭仁、通政使罗悖衍等也各上奏疏，陈述政事。咸丰帝还将通政副使王庆云、鸿胪寺少卿刘良驹及科道官上的奏折，交有关部门议行。因此，咸丰帝收到曾国藩奏折的时候，也奖许一番，称其“奏陈用人之策，朕详加披览，剀切明辨，切中情事，深湛嘉纳”“折内所请保举人才、广收直言，迭经降旨宣示”，对折中“日讲”的建议，命礼部等衙门讨论切实办法。

    当年四月初，曾国藩参照《会典》等书，将他拟定的日讲十四条上奏。随后，在荐举人才时，他举荐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严正基、江忠源五人可当重任。

    在传统的中国，当王朝更迭时，往往有政策的大调整。而一个王朝老皇帝崩逝、新皇帝即位之初，也有一番政策小调整。这就是说，在专制的统治下，由于皇帝的最高权威性，因此即使他在位期间有什么不适宜的政策，往往也难以纠正，只好等待新旧交替时调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尤其是到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自我调整”的机制已很老化，上述情况更加明显。如明朝的嘉靖皇帝十几年不上朝，整天在宫中炼丹，与道士、宫女混迹一起。朝臣上的奏疏大多连看都不看，就“留中”了，也就是不交有关部门讨论执行。这位统治了四十余年的皇帝，给明朝带来了中衰。他的晚年，终于有一位闻名于天下后世的大臣上了一道疏，大骂皇帝一通，其中有一句说：“天下人不直陛下久矣！”意思是说天下人早就认为您不应当皇帝了。这个人就是海瑞。嘉靖皇帝看到这句气得浑身发抖，把奏疏摔在地上。不久，这位皇帝倒真的想辞去皇帝，当太上皇，并举海瑞疏为证。但这种事情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一切只好等待新君即位。

    当年，曾国藩上奏了《应诏陈言折》《条陈日讲事宜疏》《备陈民间疾苦疏》《平银价疏》《议汰兵疏》等。这些折疏所言之事似乎已不太新鲜，但都出自曾国藩对清廷的忠耿之心、妙手之文，恳切、生动，跃然纸上。奏折揭示了人民的种种疾苦，钱贱银贵等情；官场黑暗，官吏无能、腐败、害民扰民之实况；还提出兵伍不精，徒费国用，建议裁汰五万绿营兵，以裕国用；并提出选拔有用之人，制定严格的培养、考察、升黜制度等。还推荐了李棠阶、吴廷栋、王庆云、江忠源、严正基五人，认为此五人堪当大用。

    这些奏折没有发生任何实际效果，甚至于皇帝看没看都难说。当时应诏上的折子也太多，咸丰虽值英年，又主动征求言路，但是国家问题太多，上奏提的问题又大致相类。所以，皇帝看得多了也就懈怠，哪能一一回复，大不了的，批个“知道了”，也就算不错了。

    然而，当时的政治形势却急剧发展。

    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钦差大臣李星沅、广西巡抚周天爵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同年3月，咸丰任命他的舅舅、首席军机大臣赛尚阿为钦差大臣，担任前线总指挥，任命顺天府尹邹鸣鹤为广西巡抚，协办军务。当时，赛尚阿的职位最高，与咸丰帝的关系也最密切。派他直奔广西前线，在朝野之中，引起极大反响，大家认为这次的形势可不一般了。

    曾国藩更是着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说，自己的多篇上疏、大臣们的纷纷奏章，皇帝多置于不问，或以“勿庸议”三字了之，或下一旨空文，而后“复高阁束置，若风马牛不相与”，将“书生之血诚，徒供胥吏唾弃之具”，表示不满。

    “为国藩篱”的“血诚”，促使曾国藩于1851年5月上了一个锋芒直指咸丰皇帝的《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折。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自己是冒着极大风险上的此折，因为曾家受恩深重，自己身为二品大员，诰封三代，此时不尽忠直言，对不起国家黎民。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因此趁着元年新政，冒死把“骄矜之机关说破”，使皇帝“日就竞业”，使廷臣“趋于骨鲠”，以树立朝廷进取之风气。

    出于“济世以匡主德”的大目的，曾国藩进行了这次冒死地犯颜直谏，几乎因此而丢了前程甚至是脑袋。

    这次上疏的内容的确也是不比寻常的，他是直接给皇帝提意见，是揭皇帝的短。其宗旨包括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批评咸丰苛求小节，疏于大计，对广西前线的将帅安排不当；第二方面是批评咸丰文过饰非，不求实际；第三方面批评咸丰骄矜，出尔反尔，刚愎自用，骄傲自满，言行不一。

    据说，曾国藩的这个疏稿不仅呈给了皇帝，而且他怕又像上几篇奏稿那样，石沉大海。在上朝时曾把要害之处当着文武百官的面，背了出来。

    自广西金田起义后，前线的风声越来越紧，咸丰的朝会也就很多，所议内容多也是战争之事。在一次朝会上，曾国藩跪奏了那篇稿子的主要内容。

    开始一段，他跪奏了“防琐碎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自继位之后，往往以小节归咎大臣，因小失大。而广西的军事用人，也是因小失大，筹措中皆有失误。

    曾国藩操着不易听懂的湖南口音，唯恐皇帝听不真，说得很慢。朝堂上的百官清清楚楚地听到曾国藩句句指责的是皇帝本人，因此鸦雀无声，不知道会如何收场。

    咸丰听完了第一段，克制着火气，又往下听。曾国藩第二节讲的是“杜文饰之风”，举的例子是皇帝广开言路，但对群臣所奏，大抵以“知道了”三字了之，“间有特被奖许者，手诏以褒倭仁，未几而疏之以万里之外；优旨以答苏廷魁，未几而斥为乱道之流。是鲜察言之实意，徒饰纳谏之虚文。”

    曾国藩先批评皇帝处理广西军务失措，又批评皇帝开言路是做样子。

    随后，曾国藩又跪奏了第三节“防骄矜之气”，指责咸丰“饰非拒谏”“娱神淡远”“恭己自怡”“厌薄恒俗而长骄矜之气”。

    曾国藩在百官面前如此指责咸丰皇帝“骄矜”“虚文”，而且举出了一大堆例子，至高无上的天子尊严受到了挫辱。于是，龙颜大怒，大喝：“狂悖！”“该当何罪！”马上要令军机拟曾国藩之罪。

    幸亏大学士祁隽藻、左都御史季芝昌出班跪求，说他罪该万死，但他冒死直陈，是出于对国家的愚忠，原视皇帝为舜尧，自古“君圣逆直”，望免其罪。咸丰这才没有加罪。

    这几次上疏，是曾国藩在咸丰初期的主要作为，表现了他不同于一般官宦的抱负和远见，同时也显示了他直道而行的书生本色。几篇谏疏使他在朝野内外赢得敢于直谏、忠诚为国的政治声望。从清廷到湖南家乡，许多人都称赞曾国藩的这种做法。就在上疏不久，好友胡大任给曾国藩来信，盛赞他不顾个人安危，上疏朝廷，并请曾国藩将他的上书呈转。曾国藩在复信中说：“现今世风日下，而官吏们又狭隘酷烈，内观身世沉浮无有涯期，外观满眼民生日蹙。”实际道出的是他自己的感受。

    当曾国藩没有上书指陈咸丰缺失前，他的同乡好友罗泽南去信责怪曾国藩只上言枝叶，不讲求根本，其中有“有所畏而不敢言者，人臣贪位之私心也；不务其本而徒言其末者，后世苟且之学也”四句话，曾国藩读后，感触很深。实际上，当时曾国藩已上书咸丰，但罗泽南还不知此事。当曾国藩接到好友的信后，说“与我上疏的意见相符，万里神交，真是不可思议”，立即将上书抄录全文，请罗泽南阅读并指教，并请同乡老朋友刘蓉、郭嵩焘、江忠源、彭筱房、朱尧阶、欧晓岭等人，一一阅看。

    果然，老朋友得知真实情况后，对曾国藩更加敬佩，曾国藩在湖南的威望也就日渐提高，这对他后来组建湘军、吸收人才有很大作用。

    曾国藩的“犯颜直谏”虽未成功，但影响极大，他的“鲠声”在清朝官吏中传扬开来。尤其在湖南的知识分子中，如刘蓉、罗泽南、郭嵩焘、江岷樵、彭玉麟、朱尧阶、欧阳兆熊、江忠源等人都一齐夸赞曾之“大疏所陈，动关至计，是固有言人所不能言、不敢言者”，说此举可“慰天下贤豪之望，尽大臣报国之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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