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忠诚乃为官之本。

    在封建社会，君可以不仁，但臣不可以不忠，臣下要无条件地服从君主的意志，维护君主的利益。愚忠是君主最需要、也最喜欢的。要想得到君主的信任，忠心是不二法门。同样，如果想做好官，忠君更是第一要义。曾国藩从小深受儒家的忠义教育，忠于君主是他的为官原则和心理底线。他正是靠忠君行动获得了朝廷的信任，这样他才能够放开手脚，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办成大事。

    曾国藩是封建统治阶层的成员，他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把对国家和君主的忠诚作为一个人的根本。他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家境也算不上富裕，而且几百年间，湘乡之地从来没有出过杰出的人物，而他则高中进士，登上仕途，在历史大动荡中崛起，成为中兴名臣，获得皇帝的倚重与信赖，这就更增加了他的忠君情结。他把这一条当作为官的根本原则，指导自己一生的活动。从一开始，他就打算把余生奉献给大清王朝。在治军从政过程中，他大力提倡“诚”，并在“诚”字前加一“血”字，谓之“血诚”，他特别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达到极点。

    曾国藩的一生正是凭着这股“血诚”来对抗太平军和捻军的。他于咸丰十年（1860年）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曾国藩把“血诚”当作医治清王朝的顽疾的一副“良药”。

    曾国藩处处以“血诚”要求自己的下属。例如，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人，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接着他说：“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在他看来，才能的高低是次要的，选人才最关键的是忠心。

    在政治实践中，曾国藩特别强调对官吏的忠诚教育。曾国藩刚刚开始在京担任官员的时候，就对当时的吏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当时的曾国藩初出茅庐，社会影响太小，并没有受到多大的重视。后来曾国藩奉朝廷的命令，兴办团练，组织湘军，自己逐渐拥有了军事大权，自己的理论开始有了实践的渠道。在曾国藩周围，有为数众多的受过传统封建道德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和曾国藩都致力于为国家培养忠义之才，他们对于清廷来说，就像是一粒粒种子，在不断地传播着封建伦理，不断地培育出为国尽忠的将帅之材。

    如果说曾国藩重视的是道德修养，那么李鸿章就更重视才干和实际效果。这是后来一些人比较两个人得出的结论。实际上，从李鸿章在晚清的活动看，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于最高统治者，他都称得上忠心不二。有的研究者发现，对李鸿章一生产生重大影响的有三个人：父亲、母亲、恩师曾国藩。诗酒狂傲、质朴土气的风貌，得自父亲的遗传；勤俭孝悌、乐于助人并能团结人的气质，受的是母亲的影响；而坚韧不拔、勇于任事、忠君报国，则是出于曾国藩的熏陶。

    李鸿章出山以后，曾国藩随时给予指导。李鸿章创办淮军，完全按照湘军的规模和思想，用忠义思想进行武装，使这支军队成为清廷最重要的正规军。此外，无论是办理外交还是办洋务，曾国藩都要求他以忠心为第一原则，他对李鸿章说：“与洋人交际，孔子忠敬以行蛮貂，勾践卑逊以骄吴人二义，均不可少。”“以忠刚慑泰西之魄，而以精思窃制器之术，国耻足兴，于公是望。”“既钦阁下之忠草阂远，而又私幸下走创立淮勇新军，正所以济湘勇之穷，而为鄙人弥缝无限之缺憾也。”他还曾经对李氏兄弟说：“除却耐劳尽忠四字，别无报国之道，也别无保家之法。”尽管不如曾国藩那样愚忠，李鸿章对于清廷还是尽心尽力的。在当时，他的官位不是最高，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成为朝臣，一直是个封疆大吏，因此朝廷的很多决策他都无法参与，这也造成了李鸿章处处受到牵制的局面。左宗棠还曾经担任过军机大臣，参与过中枢决策，而李鸿章则一直没有这样的机会，但是办海军、办洋务、办外交，这些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却由他来承担，位不高，权不重，事务却极其繁重。而他任劳任怨，过则归己，功则推让。有功劳的时候轮不到他领赏，一旦有失，如甲午海战失败签订《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略签订《辛丑条约》，开战不是他的决定，但是失败却要由他来当替罪羊。如果不是忠于朝廷，这样费力不讨好的差使，他完全可以不做，他完全可以当个位高名重、到处指手画脚却不承担任何责任的朝廷清流。曾国藩没有这样做，李鸿章也没有。因为他从曾国藩身上学到了：真正报效国家，使国家得到尽快地发展，避免不必要的战争，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治秩序，就要敢于担当，不以个人的得失为得失，不以个人的荣辱为荣辱，坚韧不拔，勇于任事，这才是真正的忠臣。

    曾国藩的言传身教给了李鸿章一生的指导。对老师的忠君爱国，他感触最深，所以当曾国藩去世后，他在给三弟李鹤章的信中说：“曾涤生师自九江劳师，旋回南昌，邃以病入膏肓，扁卢束手，而于十二月十六日寿终，予谥文正。呜呼，吾师讲义理学，宗尚考据，治古文辞。谋国之忠，知人之明，昭如日月。生平公牍私函，无一欺饰语。治军行政，务求蹈实。或筹议稍迁，成功转奇，发端至难，取效甚远。凡规划天下事，鲜不效者。竟以天不愁遗，黯然长逝。中流失柱，滔滔如何。兄等后学，隐鹊是依，提之携之，端在元老。”李鸿章一直是以曾国藩的继任者自居，在忠君方面，也不例外。

    据说，当李鸿章权势达到顶峰的时候，有人曾经劝说他取代清廷，自立为帝，但是李鸿章拒绝了。美国学者福尔索姆在他的名著《朋友·客人·同事》一书中说：“他是个地地道道的现实主义者，而且对皇帝无限忠诚，所以他并不曾打算过把这种想法付诸实施。光绪七年（1881年）曾有谣传，说俄国打算立李鸿章为傀儡皇帝，正在怂恿李鸿章起来造反。同年，戈登拜访他时，也建议他说，既然他拥有中国唯一一支有实力的军队，他就应该率军进京，夺取最高权力。据报道，李鸿章回答说：‘那当然很好，但是，你知道，我从未背叛过朝廷。’接着又说：‘另外，那是不会成功的，我会掉脑袋的。’他并没有采取行动自立为帝，相反，他选择了这样的道路，即在现存制度下做事，同时逐渐建立自己的小王国，这一小王国则服务于中国和朝廷。”可见，李鸿章在忠君这一点上，还是无可挑剔的。

    特别是对于慈禧太后，一旦她下定决心要做某件事，李鸿章从不违抗她的旨意，忠心耿耿。虽然他对慈禧太后的种种限制感到恼怒，但他从未透露出过有造反的意图。对于李鸿章的忠心，慈禧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每当千夫所指的紧急关头，她总是站在他这一边的。在《中法条约》的条款引起的怒浪中，慈禧在后面给他撑腰，使他得以在谴责的浪潮中渡过了难关；甲午战败后是慈禧救了他的命。可见当朝野上下纷纷要求杀李鸿章以谢天下之时，李鸿章的忠诚也算得到了回报。

    勤奋是护官之符。

    曾国藩总结说：“千古之圣贤豪杰，即奸雄有立于世者，不外一‘勤’字。”

    也许是自己本来就不是绝顶聪明的人的缘故，曾国藩不喜欢那些投机取巧的所谓“聪明人”。他最喜欢的，是那些虽然不是天生聪明，但肯脚踏实地、埋头苦干、勤奋用功的人，他认为，这才是成功的铁则。

    曾国藩从小就养成了勤奋的习惯，这个习惯，成为他成功的重要心法，也是他持之以恒、终生不变的美德。他的勤奋表现在方方面面。在学习上，曾国藩从来没有间断过学习，即使是统领湘淮两军，全权处理攻打太平军、捻军事务，并主管江南数省军政的时候，虽然肩负着极其繁重的任务，但是他每天仍利用闲暇时间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据现在出版最权威的《曾国藩全集》统计，从1840年至1871年32年间，他共写了1459封家书，约110万字。平均每年73封，最多的一年是1861年，共235封。据说，他真正写过的家书，比这数倍不止。仅仅是这些成就，也足以让一个人名垂史册了。

    创办湘军之后，曾国藩把这种勤劳的作风也引入军中，他还把是否踏实苦干作为选将的标准。在他招募的兵勇中，那些懒散、怠惰和疲沓的人，成为首先被淘汰的对象。他考察一位将官，也须看他是否勤劳。他说：“练兵之道，必须官弁昼夜从事，乃可渐几于熟。如鸡孵卵，如炉炼丹，未可须臾稍离。”他自己更是以身作则，每天早起，亲自训练，办理各项事务，这种习惯他一直保持终生。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陛见，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整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方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将其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所谓刻苦踏实，埋头苦干，有没有一定的标准呢？有，这就是曾国藩创立的“五到”之说。所谓“五到”者，就是“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这“五到”的解释是：

    1．身到。

    就是说要亲身历事，要做“调查研究”，要勇于实践，不能只是纸上功夫。曾国藩举例说：“比如做官，就要亲自查验案件，亲自巡查乡里；而带兵，就要亲自巡查营寨，和士兵一起攻城陷阵，同甘共苦。当官的不去下面调查，满足于下面的报告；做研究的不去亲身考核，满足于引用别人的资料，这都是不踏实的。”在曾国藩之后，毛泽东又将“身到”的原则更加发扬光大，旗帜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2．心到。

    就是说对事情要用心揣摩、苦心剖析，力求获得透彻的理解。我们都知道，从辩证法上来说，对事物的认识是不断深入的。如果仅仅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进行深入的分析，那是无法真正认识事物的。

    3．眼到。

    就是说要认真看，看人，看公文。这条看起来很简单，其实，“眼到”的关键是练眼。曾国藩看人，一眼就能把人的长处缺点、今后的前途发展看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什么样的“眼功”！看公文、看书，也有各种各样的看法，有人仅仅看见字面的意思，有人则看到了字里行间的深意。眼力不同，看到的也绝不一样。

    4．手到。

    就是要勤写。比如人的优缺点，事情的关键点，想到就随手记录，以免遗忘。曾国藩在这方面极为用心。他的日记就有若干种，有的用来反省自己一天的过错，有的用来记录读书的心得，有的用来品评人物……曾国藩从自我修身养性的功夫到识人办事的水准再到诗文方面的成就，无不得益于这些笔记。

    5．口到。

    就是对下属，除了用公文提醒他们该做的事外，还要时时用口告诫他们。我们都有体会，用笔和用口谈，方式不同，作用也不同。尤其是在军队中，如果只用公文告诉战士们该做什么，而不用嘴巴鼓舞士气，那绝对是一大失误。

    曾国藩这“五到”之说，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并且试图仿效之，细看他之所谓“五到”，无非是脚踏实地、不厌繁琐、不怕艰难地埋头苦干。看上去虽觉得不是一件难事，但非有自己认定“拙诚”二字而抱着这个决心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谨言慎行是官场操守。

    做事，谨慎是良药，常言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任何事情，尤其是做领导的，鲁莽行事是大忌，万事小心为好。俗话说：三人成虎。一言不慎就会招来祸端。与其以后招来麻烦，授人以柄，倒不如今天谨慎从事，谨言慎行。英国有一家惠勤公司在一次商业谈判中，由于谈判人员一时大意将一重要的商业秘密泄露出去，几乎导致该公司破产，这无疑是一个沉痛的教训。

    一般而言，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走向仕途的人要有一二贤者且居高位之人引之向上，仕途就会通达起来，但群众基础也很重要。虽然在只对上负责的中国古代社会，群众基础不起决定作用，但僚属的评价也事关一个人的前程。尤其是人言可畏，不可不省。

    曾国藩涉世很深，观人极广，谨慎异常。他曾经这样说：

    “做官的人，比一般人办事方便得多，做大官的人，往往他想都没有想到，就已有人帮他把事办好了。不仅他自己是这样，就是他的家人往往也是一言九鼎，颐指气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无限风光尽被占。这就叫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所以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

    由于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地位，他的为人，自然很多同乡会去找他商量，一旦找他，也都是一些危急的事情，事情一危急，自然会有几分棘手。曾国藩遵守的是祖父的做法：“银钱则量力相助，办事则竭力经营。”这是一种很智慧、很圆融、也不失体面的做法。他希望家人都这么做，但有一条是不得违背的，那就是家人莫干预公事。

    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一方面会使地方长官难堪，一方面也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也千万不可与他人寻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

    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

    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和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

    曾国藩是一个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的人。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是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

    居官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官不可有傲气。

    曾国藩身为晚清重臣，中兴名相，他能在清朝历史上占据着很重要的位置，与他的为官思想有很大的关系。曾国藩强调，为官不可有傲气，要时时知足，懂得谦恭。

    曾国藩深谙知足之道，他曾经写道：

    知足天地宽，贪得宇宙隘。岂无过人姿，多欲为患害。

    在约每思丰，居困常求泰。富求千乘车，贵求万钉带。

    未得求速赏，既得勿求环。芬馨比椒兰，磐固方泰岱。

    求荣不知厌，志亢神愈昂。岁燠有时寒，日月有时晦。

    时来多善缘，运去生灾怪。诸福不可期，百殃纷来会。

    片言动招尤，举足便有碍。戚戚抱殷尤，精爽日凋瘵。

    矫首望八荒，乾坤一何大，安荣无遽欣，患难无遽憝，君看十人中，八九无倚赖。人穷多过我，我穷犹可耐，而况处夷涂，奚事生嗟气？

    于世少所求，俯仰有余快，俟命堪终古，曾不愿乎外。

    语云：“名根未拔者，纵轻千乘甘一瓢，总堕尘情，客气未融者，虽泽四海利万世，终库剩技。”

    这句话的意思是：虽泽四海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求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萎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气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贫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是的，名利心切的，必然俗见重，名利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万家，成熟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处是个尽头呢？

    此外，曾国藩还认为：“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的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历观名公巨卿，多以此二端败家丧生，余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不甚多言，而笔下亦略近于器喧，凡傲之物，不必定以言语加人，有以神气凌之者矣，有以面色凌之者也，凡心中不可有所恃，心中有所恃别达于面貌，以门第言，我之物望大减，方且恐为子弟之累，以才识言，近今军中练出人才颇多弟等亦无过人之处，皆不可恃。余家后辈子弟，全未见过艰苦模样，眼孔大，口气大，呼奴喝婢，习惯自然，骄傲之气入于膏而不自觉，吾深以为虑。”

    从上面几则文字中，可以看出曾氏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气所致且总觉名誉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傲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自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天道忌盈”，是曾国藩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多使。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闹事，少断是非，无撼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已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物。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曾国藩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国藩为官不傲，也与磨练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过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双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已。”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他进一步思出了一些为人之道：“长傲，多言二敝，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衷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功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大权，也常常辞让，自从他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位高名重，他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

    知足，谦让，这是一种贤者的修身态度，也是有所作为的谋世智慧。

    宦海中要保持清醒。

    过去人们喜欢用“宦海”两个字形容封建官场。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官场最能成就人，也最能毁灭人。对于官场中的酸甜苦辣，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都会有自己的感触。曾国藩一生为官，经历了无数的荣荣辱辱、恩恩怨怨、是是非非、风风险险，对于官场体会自然不是一般人所能比的。但他始终是一个清醒的人。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是曾国藩为官之道的核心，也是所有为官者，都应该时时提醒自己的。

    如何才能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呢？曾国藩对此有三个忠告：（1）居官者有四大败身之道；（2）名利二字要看得淡一些；（3）情绪化的反应是一种不成熟的表现。

    曾国藩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宦海是很险恶的，在官一日，即一日是在风波之中。能够平平安安地上岸的，实在不容易。”

    他详细总结历代为官为宦成败之关键，认为为官有四大忌，即“四败”。他说：

    “居官有‘四败’：昏惰任下者败，傲狠妄为者败，贪鄙无忌者败，反复多诈者败。

    昏惰任下：是非不明，不干正事，放纵自己身边的人胡作非为。

    傲狠妄为：举止傲慢，为人蛮横，什么事都敢做。

    贪鄙无忌：贪得无厌，无所忌讳。

    反复多诈：为人反复无常，好用诈术。”

    曾国藩把这“四败”写在案头上，每天都提醒自己。在另一个地方，曾国藩又说，自古以来凶德致败者大约有二端：一是傲慢，一是多言。他总结历史的经验说：“我看历代的那些著名的大官，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两个原因而败家丧身的。”不管是居官四败也好，还是二败也好，其实都有一个核心，这就是，为官者之所以身败名裂，往往是由于不知道顾忌。

    曾国藩曾经有个幕僚叫李鸿裔，四川人，风流倜傥，不拘小节，曾国藩很钟爱他，把他像儿子一样看待。曾国藩的秘室，只有李鸿裔可以随便出入。当时曾国藩的幕僚中有所谓“三圣七贤”，都是名极一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仰慕他们的名声，把他们都召进来。然而只是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并不让他们担任具体的职务。

    一天，曾国藩与李鸿裔在室中谈话，正好来了客人，曾国藩便出去接待客人，留下李鸿裔自己在室中。李鸿裔闲来无事，便翻看桌上的文稿，看到一篇《不动心说》，是我们上面说的“三圣七贤”中的一个写的。诗文中有一段说：“你把我放在美丽的姑娘面前，我会动好色之心吗？我不会。你再把我放在大红的顶戴面前，我会动高官厚禄之心吗？我不会。”李鸿裔年轻好盛，看到这里，觉得十分可笑，就拿起笔在上面题了一首打油诗讽刺道：“美丽姑娘前，大红顶戴旁，你心都不动，只想见中堂。”写完，掷笔而去。曾国藩送走了客人，回到书房，见到所题的文字，说了一声“这小子”，便让左右叫来李鸿裔，对他说：“这些人难免有欺世盗名的成份，言行也不见得一致，我也是知道。然而他们能达到今天的地位，正是靠的这个虚名。现在你一定要公开揭破它，使这些人失去衣食的来源，那他们对你的仇恨，岂能是平常言语之间的仇怨可比的。杀身灭族的大祸，都隐伏在里边了！”李鸿裔顿时出了一身冷汗，很敬畏地接受了教诲，从此以后便深深地收敛锋芒，不敢再出言不逊了。

    确实，身处官场，一定要知道有所畏惧。尤其是在顺利的时候，更不能忘乎所以。曾国藩曾经说自己有“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曾国藩一生，也始终是在如履薄冰、如临深渊这样的心境中度过的。道光二十五年五月，曾国藩升了官，他在给弟弟的家书中，表示不但不敢高兴，反而感到战战兢兢。他说：

    “这次升官，实在是出乎我的意料。我日夜诚惶诚恐，自我反省，实在是无德足以承受。你们远隔数千里之外，一定要匡正我的过失，时时寄信来指出我的不足，务必使世祖积累下的阴德不要自我这里堕落，这样才可以持盈保泰，不会马上颠覆。你们如果能常常指出我的缺点，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弟弟们也应当常存敬畏之心，不要以为家里有人做官，于是就敢欺负别人；不要以为自己有点学问，于是就敢于恃才傲物。常存敬畏之心，才是惜福之道。”

    同治元年六月，已经升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又写信给曾国荃，表达了自己升官之后的惶惶之情：

    “我侥幸居于高位，又有一点虚名，时时刻刻都有摔下来的忧虑。我观察古今人物，像有我这种名位权势的，能善终的很少，我很担心在全盛的时候，无法使弟弟等们有所长进，我摔下来的时候，却要连累弟弟们。只有趁自己还没有事情时经常以危词苦语互相劝诫，才差不多免于大祸吧。”

    曾国藩所讲的宦海之途应当知道畏惧，是有特殊的背景的。在封建官场中，权力是最敏感的，权力太大的人总是很难有好的下场，所以曾国藩才会如此的畏惧。曾国藩强调要有敬畏之心，就是提醒自己要始终保持一种清醒的态度。这一点，对于充满风险的封建官场来说，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他事业的成功是得益于“倔强”这两个字，那么他全身而退，则是得益于他的“敬畏”之道。这一点对于今天的领导也还是有启发的。权力是一把双刃剑，它能给你带来荣耀，也能给你带来毁灭。每一位领导者，都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了自己，只有这样，才会避免大起大落、大成大败。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永远比什么都重要。

    曾国藩的确是一个很清醒的人，他一生所经历的风险，确实不是常人所能体会的。然而他时刻提醒自己，在顺利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不顺利的时候，在兴盛的时候，要考虑到终有衰落的时候。这使得他始终保持一种谨慎、清醒、冷静的心态，从而顺利渡过了宦海的风波，避免了历代权臣败家丧身的命运。

    当然，曾国藩的为官之道，与当时的社会价值观念直接有关系。在传统中国，谦谦君子是最受鼓励的人格。曾国藩以谨慎、谦虚作为为官的原则，体现了他在那个时代的生存智慧。今天人们评价一个人的标准已经很不一样了，尤其在今天，社会更需要进取型、开拓型的领导干部。但曾国藩的四败之道，毕竟是从历史上总结出来的，对于今天的为官者保持清醒的头脑，自然也是有启发意义的。

    大树底下好乘凉。

    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无权难办事，权力大了又容易遭遇不测，曾国藩深刻懂得这个道理，他认为无权一定要争，权大一定要让。一个人的力量毕竟单薄，曾国藩聪明地选择了背靠大树、借力打力、广结关系网。

    曾国藩从1840年入仕为官，到1847年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八年间连跃六品十二级，这在当时实为罕见。这对生长在深山野岭、从黄土地里走出来的曾国藩来说，诚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仕途如此顺遂，连曾国藩本人也感到意外，他在给友人陈源兖（字岱云，湖南茶陵人，曾任江西吉安知府、安徽池州知府）的信中不无坦白地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内，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未敢为此不近情之称许。”

    曾国藩如此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当然不无原因，这原因有内在的，也有外在的。所谓内在的原因，即曾国藩本人学有专长，为士林所嘉许；所谓外在的原因，说俗了就是朝中有人帮忙。“朝中有人好做官”，“有人”就是要有强有力的大员的鼎力荐举，这个人就是红得发紫的朝廷重臣穆彰阿。因此，对穆、曾关系及穆在曾“速化”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不能不做些考察。

    穆彰阿是满洲镶蓝旗人。1805年（嘉庆十年）中进士，由翰林累官内务府大臣、步军统领、兵部尚书、吏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等，最受道光皇帝信任，任军机大臣达20余年之久。鸦片战争中，他包庇走私烟贩，阻挠林则徐禁烟，诬陷林则徐、邓廷桢，主张妥协投降，支持耆英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

    穆彰阿不仅贪，而且颇善于玩弄权术，对上以欺罔蒙蔽为务。史载，穆彰阿“自嘉庆以来，典乡试三，典会试五，凡复试、殿试、朝考、教正庶吉士散馆考差，大考翰詹，利用衡文大权，网罗私党，培植亲信，以致于门生故吏遍布朝野，人称“穆党”。1838年，曾国藩三上春闱，穆彰阿为春闱大总裁，二人从此有了师生之谊，曾国藩亦从此成为“穆党”中人。在曾国藩《日记》中，曾、穆交往的记述不绝如缕。1843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国藩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次拜访成为曾国藩飞黄腾达的新起点。在此之前，曾的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几乎年年升迁，岁岁加衔，5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极为明显的。一些稗史曾对曾国藩官运的这一转机做过生动的描述：“一天，曾国藩忽然接到次日召见的谕旨，当晚便去穆彰阿家中暂歇。第二天到了皇宫某处，却发现并非往日等候召见的地方，结果白白等了半天，只好退回穆宅，准备次日再去。晚上，穆彰阿问曾国藩说：‘汝见壁间所悬字幅否？’见国藩答不上来，穆怅然曰：‘机缘可惜’。因踌躇久之，则召干仆某谕之曰：‘汝亟以银四百两往贻某内监，嘱其将某处壁间字幅炳烛代录，此金为酬也。’明晨入觐，则皇帝所问皆壁间所悬历朝圣训也。以是奏对称旨，并谕穆曰：‘汝言曾某遇事留心。诚然。’”从此以后，曾国藩便“浸浸向用矣”。不难想见，穆彰阿在曾国藩升迁过程中，起了何等重要的作用。若不是穆党中人，他怎会有“速化”若此的官运！

    1850年，道光皇帝崩逝。咸丰皇帝即位后，穆彰阿被罢免，永不叙用，曾国藩似乎没受到牵连，因此有人认为曾国藩不算穆党。但整个咸丰年间，清政府对他时冷时热，忽信忽疑，迟迟不愿把地方督抚大权交给他，使他在政治上事事棘手，处处碰壁，似乎又说明与“穆案”有关！

    对于政治家而言，不可能没有“倚人而起”的经历。“朝中有人好做官”这是为官之道的首着。“倚人而起”即跟人做政治赌注。但世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政治家之间的“友谊”更经不起考验。

    肃顺一面排斥打击秉政的满汉大臣，使大学士翁心存、大学士军机大臣彭蕴章、协办大学士周祖培等不安于位；甚至怂恿咸丰帝处死曾为大学士的耆英、大学士军机大臣柏俊。清廷对大臣一向较为优礼，平时以罪论死者极少。肃顺不顾这一点，在两三年内，竟两次力主处死大臣，这显然是要在朝廷中树立自己威严的形象。另一面，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先及留京公车，次京曹，次外吏”。当他访知江西道员李桓为干吏，有能名，即令人示意李向他递“门生柬缄”“即可晋秩两司”。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欣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最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不论是打击或笼络湘军集团，都远比上述种种活动更为微妙，更须精心处理。军队是国家机器的支柱，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耘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运、李寿榕等人均与曾、胡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也关系密切，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龙为肃顺之家庭教师。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还有一些人，虽与曾、胡等人无多交往，但却与王、郭等关系密切，又为肃顺所赏识，如高心夔等人。

    肃顺笼络这些名士，除了培植自己将来的政治爪牙外，还与他们共议政事。他们实际上起了幕僚的作用。如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其时夷患初兴，朝议和战，尹杏农（耕云）主战，郭筠仙（嵩焘）主和，而俱为清流；肃豫亭（顺）依违和战之间，兼善尹、郭，而号为权臣。余（王运）为豫亭知赏，亦兼善尹、郭，而号为肃党。”这就是说，肃顺在和战问题上，听取他们意见，甚至参与他们的讨论，但没有表示明确的主张。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湘军集团的兴起及其显赫战功，是当时最大的政事，肃顺自然也会与他们商议。事实上肃顺就与王讨论军事，即所谓“军事谘而后行”。他们也会趁机出谋划策，而他们同时与曾、胡等人也在书信中议论政事。

    肃顺多次向湘军统帅曾国藩等人予以肯定的表示，但善于揣摩政局变化的曾国藩并没有投桃报李，他只是通过郭嵩焘等人暗送秋波。当曾国藩看到肃顺杀人立威之后，愈加感到不能将自己拴在肃顺这颗极易撼倒的大树上。这就是肃顺被处死抄家后，抄出很多文武大吏与之往还的书信，而曾国藩不与之交一字的原因所在。正因如此，慈禧才称曾国藩为“忠臣”。

    把公事当成自己的事。

    大家都想登台表演，但曾国藩最忌讳无能之辈去不知天高地厚地表现自己，因为这是小丑。

    人的一生处世为人未必都全部为己，甚至更多时侯都在给“别人”做事，但无论怎样，别人的成功，还是自己成功，能力和舞台都是决定成功与否的两个关键要素。曾国藩说：“凡办公事，须视如己事。”

    凡大成功者，必须把自己的人生使命与解决时局之弊结合起来，所谓“以天下为己任”，匡时救世，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某一方面的成就。他们的活动，虽不是永远，但必定是敢于将自己的思想锋芒直刺社会的要害。曾国藩在对鸦片战争以来至太平天国起义爆发这十余年间清朝吏治的腐败、军队的无能而忧心忡忡的同时，敢于一再上疏“教训”刚刚登基的皇帝一事即属此举。

    面对清朝的腐败，曾国藩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也感到了问题的日益严重性，所以他在咸丰皇帝上台之初，连上奏折，希图劝说皇上采取措施，革除弊政，挽回颓风，从政治上做一番整顿。然而，奏折递上，并未发生什么实际效果，相反，满清政局越来越向着风雨飘摇的轨道迈进。太平军自1851年1月金田起义后，有如熊熊烈火，正在向东南各地蔓延。清军前往镇压，结果都节节败退。

    面对东南数省烽烟纷起的形势，曾国藩担心清政权根本无法对付这场阶级的大搏斗。更为可虑的是：当权集团中的绝大多数人对时势或是茫然无知，或是根本不当作一回事，仍然花天酒地，无所事事。曾国藩怀着焦虑的心情写信给友人说：

    “内度身世，郎署浮沉，既茫乎未有畔岸；外现乡里，机溺满眼，又汲汲乎有生涯日蹙之势。进不能以自效，退不能以自存，则吾子之迫切而思者，实仁人君子之至不得已也。”

    为了提醒清廷及时采取有力措施，尽快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他于1851年4月上疏皇帝，提出裁兵、节饷、加强训练军队建设的建议，试图首先从军队着手，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以自己的“血诚”揭露清朝军队的腐败状况，并提出了一些改革措施。

    然而，此次上奏又如石沉大海，不见回音，咸丰皇帝并未采纳曾国藩的意见。相反，在军事上，失败的消息从广西等前线不断传来。曾国藩甚感局势愈来愈严重，而自己的建议又屡不被采纳，真是“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每念及兹，可为愤感”。

    然而，这种“血诚”愈多，“愤懑”愈甚，曾国藩对政局的发展愈来愈关注，对朝廷的希望也愈来愈迫切，愈感“受恩深重，不能不报”。于是，他壮着胆子，于1851年5月再上一疏，语词激烈，锋芒直指咸丰皇帝。此疏主要目的是为了杜绝皇上“骄矜”之气和扭转廷臣“唯阿之风”。关于这个问题，他在家书中说得非常明白，当今皇上虽天资聪颖，但“满廷臣工，遂不敢以片言逆耳，将来恐一念骄矜，遂至恶直好谀。”因此，他不顾个人利害得失，决心犯颜直陈。他指出此疏的目的在于：

    “是以趁此元年新政，即将此骄矜之机关说破，使圣心日就兢业而绝自是之萌。此余区区之本意也。现在人才不振，皆谨小而忽子大，人人皆习脂韦唯阿之风。欲以此疏稍挽风气，冀在廷皆趋于骨，而遇事不敢退缩。”

    他不满咸丰帝的“官样文章”，凡上奏或者“留中”不发，或者以“无庸议”了之，这对于如火如荼的形势，无异于拒绝了任何“灵丹妙药”，也就只能走向死亡。曾国藩是个有作为者，他不愿与王朝共沉沦，他要振臂一呼，为王朝鼓与吹。

    此疏警告咸丰皇帝：“一念自矜，则直言日觉其可憎，佞谀日觉其可亲，流弊将靡所底止。臣之过虑，实类于此。”“此疏一上，咸丰帝览奏大怒，摔诸地，立召军机大臣，欲罪之。”幸亏祁隽藻、季昌芝为之苦苦求情，才使曾国藩免于获罪。此后，曾国藩虽不敢直言批评皇帝，但他对朝廷大政方针仍为不满，尤其是太平军斩关夺隘、所到之处贫苦农民纷纷加入、各地会党更趋活跃的局势，使得他忧心如焚，一度发出了“补天倘无术，不叫且荷锄”的感叹。

    众所周知，中国专制政体，历朝沿而加甚。到了清代，体制益严，君臣之分，俨若天渊，奏疏措词，务为巽顺；遇有谏诤，必先竭力颂扬，然后折人本题，字斟句酌。因而，清末奏议之文，去古人伉直之风远甚。曾国藩能在一二年之内连上数折，不厌其烦，屡屡陈言；尤以不阿谀奉承，不顾利害得失，犯颜批评皇上，言中时弊，词令尖辣，在一般官僚士大夫中确为少见。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此举动，除了他受中国古代刚直大臣遗风影响之外，更重要的在于他对国内政治的密切关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力维护，对清朝统治集团的血性忠诚，一句话，他的使命感和道义感使他放胆高论，不避斧钺。

    小心驶得万年船。

    1861年，慈禧太后和奕联合发动了政变，打败了肃顺为首的八大臣，而曾国藩也可能被卷入这场清朝内部的政治斗争中去。曾国藩早就和肃顺等人相结好，但最后还是能安然渡过危机，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官场经验丰富、老于世故的缘故。曾国藩和肃顺并没有直接往来，而且也很注意细节，所以并没有给人留下把柄。这就是说肃顺与湘军集团，可以通过郭、王等人进行间接甚至直接交往。不过由于肃顺身败名裂，这类资料已被销毁，交往的具体情况已无法弄清楚。但在一些私人记载中，仍偶有记述。如九年樊案发生，官文欲趁机打击左宗棠。此案后来和平了结，左未受辱。胡林翼求情于官文固然起了作用，但主要还归功于肃顺大力相助。肃顺得悉要严惩左的诏旨，即告知幕宾高心夔，高转告王运、郭嵩焘，王求教于肃顺，肃答以“必侯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乃策动潘祖萌上疏，肃即趁机言左在湖南“赞画军谋，迭著成效，骆秉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难得，自当爱惜。请再密寄官文，录中外保荐各疏，令其察酌情形办理”。这样，官文自然不能不见风使舵。这件事不仅证明，肃顺主动讨好湘军集团，并且力图通过郭、王等人，与湘军集团建立某种合作关系，而且，也生动反映肃顺和文庆一样主张重用湘军集团，比墨守成规的祁隽藻、彭蕴章等高出一筹。

    咸丰十年（1860年）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早在道光末年就与曾国藩建立友谊的莫友芝，“与二三名流议江督非公（即曾国藩）不可，而其时君者为尚书肃顺，适湖口高心夔馆其家，遂往商焉。高白于肃顺，肃然之。翌日径直至高馆，握手曰事成焉”，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他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集团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肃顺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重任，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结交之手，他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与肃顺间接往来。后来慈禧以政变形式处决肃顺，想要进一步清除其党羽时，自然没有任何有关曾国藩的把柄。

    道光帝的第六子，即后来封为恭亲王的奕虽然没有继承皇位，但在咸丰、同治、光绪三朝发挥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奕生于道光十二年（1833年），比生于嘉庆十六年（1811年）的曾国藩小22岁。在咸丰末年至同治时期，奕是清廷各项大政的主要决策者之一。曾国藩于咸丰二年离京，一别14年。两人从年龄、所处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割舍的关系。咸丰末年，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等湘军首领。但曾国藩有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以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将江南四省军务委之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代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而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承认正规的八旗、绿营军已不堪大用，看到了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决心将它发掘出来。

    之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还在于奕认识到中南战场的严重性。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赋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新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于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宜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2月10日），朝廷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于该大臣等奏报到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限制使用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可任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权重足以贾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

    现在曾国藩有顾虑是可以理解的。但奕清楚，政变后启用祁隽藻、翁心存和彭蕴章，只是借用他们的声望，并未付以实权，没让他们回军机处，真正依靠的是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铃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生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魔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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