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升官有道。

    曾国藩入仕途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官运亨通。从最初的翰林到侍读、侍讲，到后来摧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道光二十九年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年之中遍兼兵、工、刑、吏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对于生长深山、出身寒门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变化如此之快连他自己都感到事出意外。他在升任内阁学士时写信对祖父说：“六月初二日孙荷蒙皇上破格天恩，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由从四品骤升二品，超越四级，迁摧不次。”又不无自负地写信对他的弟弟说，湖南“三十七岁至二品者本朝尚无一人”“近年中进士十年而得阁学者，唯壬辰季仙九师、乙未张小浦以及余三人”。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得更加坦白：

    “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曾国藩升发如此之快，究其原因不外有二，一是个人勤奋干练，在士林中有一定声望；二是得到穆彰阿的垂青，受其举荐，而后一条尤为重要。如果没有穆彰阿的援引，无论他多么勤奋好学、聪明能干，要在十年内爬上二品京官的高位，都是不可能的。所以颇为洞悉内情的王闿运就坚持认为，曾国藩的迅速发迹，主要得力于穆彰阿的扶持，比他稍后的人也大都持同样看法。

    穆彰阿（1782年~1856年）字鹤舫，满洲镶蓝旗人，姓郭佳氏翰林出身。他甚得道光皇帝信任，是鸦片战争时期有名的投降派。后来有人评论穆彰阿说：“在位二十年，亦爱才，亦不大贪，唯性巧债，以欺日蒙蔽为务。”这个说法是比较符合实际的。曾国藩与穆彰阿交好，来源于共同的爱好，便是对古书画的喜爱。在曾国藩初点翰林之时，去穆家谢座师，两人因共同爱好有了良好的关系。

    曾国藩在长沙岳麓书院读书时，闲暇时专喜好古玩，尤其对字画甚爱。为此，他拜湖南翰宝斋老掌柜齐师傅为师，专门学习鉴定古玩的知识。对古字画的用笔、用纸、用绢及装裱逐一研究，硬是练就了一双好眼睛，连搞了一辈子古玩鉴定的齐师傅也不得不夸一句“火眼僧”。

    翰宝斋是一个老字号古玩店，齐家三代经营，后堂收藏有上千件的古字画真迹。唐摹本的《兰亭序》，曾国藩就是在这里看到的，唐伯虎及宋徽宗的真迹也各有小幅在案。

    曾国藩来京会试时，古玩齐为了鼓励他，特意选了一件宋丞相蔡京的斗方送给他。

    点翰林的第二天，他来穆府谢座师。礼毕抬头的时候，他见座师的墙上挂了一幅中堂，古色古香的很像是一幅古字画。在声震寰宇的大学士家里，刚刚入翰林的曾国藩不敢有丝毫的越轨举动，但是又禁不住那画的诱惑，告辞的时候，他终于鼓起勇气对座师道：“恩师，学生有一个请求，但又怕恩师怪罪。”

    穆彰阿一愣，问：“曾翰林你讲吧，你是初次来老夫这里，老夫焉有怪罪之理？”曾国藩用手往墙上一指：“学生想好好看一看墙上的这幅画。”

    穆章阿一听这话，惊异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位年轻人竟跟自己有相同的嗜好，于是就欣喜地说：“好，你走近前来看吧。”

    曾国藩大着胆子走到墙边，才看清这是一幅唐朝周防的仕女图。从用笔用纸用绢看，都是唐时风格。曾国藩在古玩齐那里见过周防的摆扇仕女图，而这幅却是鼓琴仕女图。

    曾国藩一路看过去，渐渐地也便沉浸在这幅画当中，他边看边道：“快把放大镜拿过来。”

    穆彰阿既诧异又惊愕，只得把案上的放大镜递过去。曾国藩接过放大镜，看了许久，才道：“可惜了！”

    “什么？”穆彰阿瞪大眼睛问。

    曾国藩两眼望定画，边摇头边说：“可惜我看不到落款。”

    穆彰阿这时情绪却出奇地好，他竟然拿过画杆，亲自将画摘下来，小心翼翼放到案面上。

    曾国藩把放大镜贴在画上反复观瞧，许久才直起身，自言自语：“可惜了这幅赝品！”

    “什么？”穆彰阿终于忍无可忍了。

    曾国藩一下子清醒过来，知道自己闯祸了。他忙跪倒，边磕头边道：“学生该死！请恩师恕罪！”

    穆彰阿喘着粗气说：“你说这幅画是赝品？哼！老夫眼拙了？”

    曾国藩早就听说穆中堂是京师八旗子弟中鉴定古字画的高手，所以只管磕头，再也不敢言语。

    许久，穆彰阿长出了一口气：“曾翰林，你起来吧，老夫并没有怪罪于你，来来来，你给老夫说说这幅画。”

    曾国藩起来后，红着脸道：“谢恩师不怪之恩，学生学识尚浅，再不敢妄言了。恩师就不要再羞臊学生了！”

    穆彰阿脸一沉，手抚胡须自言自语：“老夫年近花甲，最见不得有始无终的事情。”

    曾国藩迫于无奈，才道：“整个画卷，学生都没有看出什么，只是这落款有些疑问。恩师知道，唐时宣纸较粗糙，而落款处的宣纸纹路却很细腻，这定然是把原款提掉，后补的款。看这宣纸的成色，像是明人所为。请恩师明察。”

    穆彰阿拿起放大镜认认真真地看起来。

    半晌，穆彰阿抬起头，冲外面喊一声：“来人，快快摆酒，老夫要与曾翰林一醉方休！”

    曾国藩的一颗心随着落了地，两个人的距离也一下子拉近了。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自秦以来即实行中央集权统治，但皇帝个人专制的程度并不相同。唐及其以前诸朝，丞相有相当一部分权力。明清以来，事无大小皆由皇帝专决，相权也就不存在了。道光帝嗣位后，“尤虑大权旁落，必择谨善之士佐治，故一时才臣半遭废斥”，而唯与曹振镛、穆彰阿“有水乳之合”。曹振镛死后，穆彰阿继之，“其用人行事一遵其辙”。他最善于窥测道光皇帝的意向，进而施加自己的政治影响，党同伐异，无所不用其极。鸦片战争时打击抵抗派，陷害林则徐，极力怂恿道光皇帝对英妥协投降，就是施展的这种手法。穆彰阿多年来利用衡文大权网罗党羽，培植亲信，遂致“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而对于不附于己者则极力加以排挤。相传罗停衍与何桂清、张芾同年中进士，主考官即穆彰阿，张芾、何桂清皆附于穆，而罗停衍不肯；庶吉士散馆三人同得考差，罗又不去拜见穆彰阿，“次日忽传旨，罗停衍年纪太轻，未可任衡文之任，著毋庸前往，另派某去。”其实当时罗停衍十九岁，张芾十八岁，何桂清只有十七岁，张、何二人岁数都比罗栓衍小。据说，清朝“已放差而收回成命者”，仅罗停衍“一人而已”。对于这次罕有的更动，时人皆认为系“穆所为”，并有“其权回天”之叹。

    曾国藩的际遇与张芾颇为相类，只是时间稍后，机会来得也晚一些。曾国藩戊戌年会考中式，正总裁就是穆彰阿，二人遂有师生之谊，时相往来。曾国藩有几分才干，对穆彰阿在鸦片战争中的民族投降主义政策十分称赞，所以甚得穆彰阿的器重和赏识，处处受到关照。道光二十三年大考翰詹，穆彰阿为总考官，交卷之后，穆彰阿便向曾国藩索取应试诗赋，曾随即回住处誊清，亲自送往穆宅。这一次拜访似乎成为曾国藩其后飞黄腾达的起点。在此之前，曾国藩之秩品一直滞留未动；从此之后，则几乎是年年升迁，岁岁加衔，五年之内由从七品一跃而成为二品大员，前后的变化是非常明显的。

    做事缓慢未必全是毛病。

    李鸿章曾当面指出，曾国藩行事懦缓，是他的一大毛病。殊不知，懦缓恰恰是曾国藩的超人之处，又恰恰是李鸿章所缺乏的。其实，曾国藩本来是一个生性倔强、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也是个急脾气。后来发现，心急最易坏事，才渐渐改变急躁的毛病。

    他考中进士后，师从唐鉴专攻程朱理学，程朱的治学之道，讲究株积寸累功夫，逐步深入，而心学因受佛学影响较大，有浓厚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认为学问可以凭悟性速成。王阳明凭悟来研究竹子，即所谓探究事物规律的“格致”之学，结果他在竹子前静坐了7天，冥思苦想，终不得要领，还把自己“格”出一身病来。曾国藩受唐鉴、楼仁的指教后，对心学不太满意，却日益笃信程朱的渐进功夫。从此，他坚持从小事做起，每日必读几十页书，写一刻钟字。点点滴滴，渐渐进步。这种治学修身的方法深深影响了他的性格，使他由原来急切好进变得稳重懦缓。

    但在为官上，曾国藩还没有达到这样的境界。由于对官吏腐败、民不聊生、盗贼四起的社会现状的深深忧虑，曾国藩急于求治。咸丰帝上台不久，一年间，他连上四道奏章，从吏治、银价，民生、军队等四个方面揭露了国家面临的空前危机，请咸丰励精图治。由于咸丰帝充耳不闻，他又上折直接针对皇帝展开了尖锐批评，指责咸丰拘于小节而疏于大计、追求虚浮而忽略实际、刚愎自用而拒绝纳谏，为这一冒失之举，他差点有性命之忧。此事虽与他性格倔强有关，但也反映了他求治心切。倘若是后来，他再急也不会这样做。

    他领兵之后，因为急于想扭转局面，也有些操之过急，结果得罪了许多官吏，引起了很大矛盾。他刚出山的几次兵败，与其急于求胜、轻易出击有必然的联系。经过这番仕途和战场的挫折后，曾国藩认识到，办事和治学一样，也要逐步地来，丝毫急躁不得。所以，他从整顿军队、重建湘军开始，逐渐扩大、完善自己的武装力量和指挥系统，湘军越战越强，终于取代绿营成了晚清的统治支柱。

    可以说，“缓”字是曾国藩经历无数波折后总结出来的处世秘诀，是他在学问、仕途、用兵上成熟的标志。虽然一味讲“缓”也有弊病，但“缓”在曾国藩办事过程中，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李鸿章当时并未认识到，因为他还年轻，气太盛。随着在官场上混迹时间越长，阅历越多，李鸿章的办事风格也由急趋缓，不能不说是受了他老师的影响和熏陶。

    曾国藩总结的“缓字诀”的精义在于，缓可以纠急躁之弊，办事时给自己留有充分余地，使得考虑更周全，计划更严密，保证万无一失，所以说，“事缓乃圆”，即做事缓一些才会将事办得圆满无缺。另外一层意思是，要把一件事做好，不能心急，应脚踏实地，逐渐积累，水到渠成。曾国藩办事不求速成，治兵也不愿速进，有时兵须出奇，如唐代名将李靖，率轻兵奔袭2000余里，直捣突厥颇利可汗驻地，将之一举击溃，从此北方大定。名将用奇兵速兵致胜者不胜枚举。但因稳取胜也大有人在，诸葛亮就是显例。曾国藩办事缓，用兵缓，却能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咸丰十年（1860年）三月，李秀成用围魏救赵之计，奇袭浙江诱江南大营清兵来救，半路上击溃清军张玉良部，接着集中数路大军，合击江南大营，清军全军溃散，张国梁投水自尽，和春兵退常州。李秀成又紧追不舍攻占常州，和春兵败自尽。四月，太平军攻克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自尽。

    江浙一带是清廷财富之源，丢失不得。清廷严令曾国藩率师东下，解江浙之围。接连发了几道谕令。此时曾国藩正全力围攻安庆，安庆是天京门户，一旦攻克，天京就无险可凭，因此是关键所在。为此，曾国藩不愿东下，此外，还有其他考虑。曾国藩用兵讲主客之道，不愿反主为客，被太平军牵着鼻子走，陷入被动，张国梁、和春之败，即由于此。同时，浙江巡抚王有龄与曾国藩是政敌，在铜源上争夺激烈，曾国藩也想借机除掉这个异己分子，即使做不到，也可打击他一下。于是曾国藩又借口拖延。清廷无奈，用厚奖诱其出兵，给他加兵部尚书衔，署两江总督，又发下第五道谕旨，令其驰援杭州。即使如此，曾国藩仍按兵不动，上了一个《苏常无锡失陷，遵旨通筹全局，并办理大概情形折》，说明不能东下的理由。不久，杭州失守，王有龄被杀，朝廷也就不再催促了。

    此次曾国藩以“缓字诀”处理，可谓一举数得。一、推延不救张国梁、和春，使清廷依赖的最后一支绿营劲旅全军溃散，两员主将身死，不得不全力依赖湘军。此前朝廷迟迟不封曾国藩，就连胡林翼都升为巡抚，曾国藩仍无实职，此后不久，就授之为代理两江总督。二、借机除掉异己，王有龄败死后，曾国藩保奏的四省巡抚全部是湘军一系，如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李续宜，牢牢控制了江南军政大权。三、稳住自己阵脚，缓缓图进避免陷于被动。倘若曾国藩急于东下，正中李秀成之计。李秀成攻打苏浙，并不仅为夺取财富之区，还在于调动湘军东下，远离两湖根据地；同时在湘军长途奔袭中以逸待劳、聚而歼之，则可解安庆之围，打垮湘军主力，安庆守军1万余人亦可乘机出击，西上攻打湖北，占据湘军老巢。如果此计成功，清朝恐大势已去。曾国藩不为所动，以缓济急，以静制动，终立于不败之地。

    曾国藩办事主张从长远考虑，稳中求成，这是他高明之处。因为考虑长远，就不可不慎，办起事来更应有计划，按部就班地去做。如果贪图迅速，个别地方可能有利，对大局而言可能造成不利影响。“欲速则不达”这句古语诠释了这个深刻的道理。

    做官必须戒骄戒躁。

    不论是在改造自然还是改造社会的过程中，人们都会遇到无数的荆棘难关。政治家角逐政坛，军事家竞胜疆场，学者进德修业，乃至普通百姓居家过活，都不会一帆风顺，都会遇到一些险难忧烦之事。要克服和战胜这些艰难和忧烦，坚毅和忍耐是十分重要的品质。“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没有一分耐心，如何生活。

    对于“耐”字的妙用，曾国藩则有深刻全面的体会。作为一位身在官场的读书人，曾国藩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大量不想做、不愿做、不屑做、但却不得不做之事，官场的繁琐应酬与扯皮因循常令他厌烦，曾国藩曾与这种官场习气做过针锋相对地斗争。但事实证明，这种习气绝不是几个人所能改变的。几经挫折的曾国藩逐渐从中悟出了官场生存之道，那就是一个“耐”字。

    任京官时，曾国藩尽管还未在实践上养成高深的“耐”字功夫，但十年的京官生活，却也使好学深思的他在理论上形成一番对“耐”的高见。

    曾国藩将“耐”分为“耐冷”“耐苦”“耐劳”“耐闲”四个方面，分的细致全面。曾国藩对“耐”字的深刻理解，是在长期的从政、治学生涯中获取的。曾国藩之所以极力强调“耐”在治军、从政、为官领域中的作用，是因为他认识到军事、政事都是极为繁琐细碎、直接具体的。好高骛远、志大才疏的人往往不耐烦，易轻率，爱放言高论，不惯细致躬行，尤其是在事机棘手之际，往往更是沉不住气，因而往往坏事。

    曾国藩正是从繁巨和艰难的军事、政治斗争中磨练出其“耐”性及对“耐”字的深刻认识。

    在与太平军的军事斗争中，曾国藩常常占不到便宜，尤其在初期，几乎屡战屡败。靖港之败、湖口之败中，曾国藩情急之下，皆欲投水自尽，都被部下所救。江西受困、祁门遭围时，曾国藩心胆俱碎，魂梦屡惊，以至写下遗嘱。但他都顽强地咬牙挺了过来，迎来了转机。曾国藩所以能够如此，正在于他那咬牙坚挺的“耐”性。

    曾国藩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告诫正处于战事棘手之际的曾国荃，身处逆境时，不必怨天尤人，那不是好汉的做法，真正的好汉是牙齿被打落了也不吭一声，和血吞之，要咬牙忍耐，徐图自强，去迎接对自己有利的转机。

    同治四年（1865年），曾国藩奉命剿捻，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行动迅捷的特点和僧格林沁追剿败亡教训，曾国藩逐步确立了“河防”的战略。次年六月十四日，曾国藩在徐州与刘铭传商定了“河防大计”，计划利用自然河道把捻军的活动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进行分段防剿，进而消灭。具体内容是把他的部队与地方势力配合，分守黄河、运河、沙河与贾鲁河、淮河，把捻军困于黄淮之间的狭窄地带，加以歼灭。运河防务，由他与漕运总督吴棠、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潘鼎新、刘秉章两军相配合；黄河的防务，则由直隶总督刘长佑、山东巡抚阎敬铭分守；西线的沙河、贾鲁河防务，曾国藩调集鲍超、刘松山、张诗日、刘秉章、杨鼎勋五军，配合河南巡抚李鹤年一同防守；沙河、准河一线则调刘铭传、张树珊与豫、皖地方军队配合防守。

    六月中旬，张宗禹一部在河南西华、上蔡与湘军刘松山、张诗日两军相遇。双方激战7日，捻军损失约6000人，这是自曾国藩率军北上以来的第一次大仗。曾国藩十分高兴，打算利用“河防”之策调集人马，把捻军歼灭在贾鲁河以西、沙河以南地区。但由于湘淮各军分兵防守，战线太长，一时间很难集中，张宗禹、赖文光、任化邦、牛宏升四军已往河南许州、禹州一带会合。捻军看破了曾国藩的阴谋，于八月十六日夜间对河南抚标营发动攻击，很快突破防线，于开封城内越过壕防东去，进入山东。

    一些人认为曾国藩放弃了“河防大计”，改用追击堵截战术了，也就认为“河防”之策宣告大败。于是朝野内外又开始对曾国藩不满，他的敌对势力则借故大肆攻击。御史阿凌阿等多人上疏弹劾曾国藩“剿捻”无方，要求撤去曾国藩的两江总督之职，收回钦差大臣之命，清政府也深怪曾国藩与捻军作战一年有余，未见实效，也连发上谕，严厉斥责。

    面对皇帝的严责，曾国藩只得以身体欠佳为由，上疏太后、皇上，请开缺办大学士、两江总督，另派钦差大臣接办军务，而自己并不准备离开战场，仍要以“散员”身份留在大营内，协助办理事务。然而，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他终于没能留在军营，仍以全盘失败的结果回任两江。

    他的学生李鸿章接任后，一开始也对其“河防”政策不以为然，轻兵四出，结果部下郭松林、张树珊、刘铭传、彭毓橘等大将接连遭败，张、彭战死，对李鸿章产生了极大震动，使他认识到老师策略的正确。此后，李鸿章拒绝任何建议，顶住舆论压力，坚持“河防之策”，把捻军困在黄河、运河、大海之间的狭窄地带，使其马队无法施展特长。赖文光、任化邦的东捻军首先被歼；张宗禹领导的西捻军还军东救，也被阻于黄河、运河、徒骇河之间，为清军歼灭。

    捻军的最终失败，仍败于曾国藩制定的“河防大计”。曾国藩知道自己的失败不在于剿捻的战略失误，而是另有原因。其中主要是清政府不愿把剿捻之功再授予这位已扑灭了太平天国的大功臣，以免功劳太高，将来难以驾驭。事后，曾国藩总结失败的教训时，也承认自己仍有“不耐烦”之处，其中主要是指没有处理好与河南地方大员的利益关系。在读书治学上，曾国藩也有一“耐字诀”，即要以字句为基础，不弄明白绝不罢休，切忌好高骛远，以速取胜。

    曾国藩认为，学问来自于一点一滴的积累，不可速求：“求速效必助长，非徒无益，而又害之。只要日积月累，如愚公之移山，终久必有豁然贯通之候；愈欲速则锢蔽矣。”

    曾国藩的“耐”字中有“困知勉行”，努力发奋的意思，只要能熬得住，打得通，便是好汉，便是成功。同治五年（1866年）正月，他在给正在练字的儿子纪鸿的信中说：

    “尔不可求名太骤，求效太捷也……困时切莫间断，熬过此关，便可少进。再造再困，再熬再奋，自有亨通精进之日。不特习字，凡事皆有极困极难之时，打得通的，便是好汉。”

    有人看书总是贪多求快，今天拿本书来乱翻几页，明天又翻开一本书浏览几行，结果功夫花了不少，知识却学得零零碎碎、不成系统，这也是缺乏“耐”心的表现。

    曾国藩的治学“耐字诀”还可有一形象的比喻。他说：

    “子思、朱子言为学譬如熬肉，先须用猛火煮，然后用慢火温。”这里的“熬肉”、“慢火温”都是耐字功夫。对于志向远大、心浮气躁、抱有极强的救世使命感的人来说，现实世界中充满了太多的黑暗和不如意。他想去改变，想去拯救，但书生的意气又使他在许多方面与这个世界格格不入，志大才疏的他不仅难行救世之志，别人不买他的账，他自己却气愤难平，结果言语行事更走极端。这当然更不能改变他与周围社会的关系，自己的救世之志更加难以实现。

    受重用署理两江。

    正当曾国藩全力围攻安庆的时候，天京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拜上帝会的最早成员之一、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从香港辗转来到天京。洪秀全此时正感到身边无人，洪仁玕的到来令他万分高兴，遂封之为干王，总理朝政。1860年初，为解天京之围，忠王李秀成、英王陈玉成等太平军将领策划了一场大的军事行动。李秀成率兵由苏南入浙，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援。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二万，由江宁赶赴救杭州。张玉良刚走到半路，李秀成突然率兵北上，猛扑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也率兵强渡长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将江南大营紧紧包围起来。和春、张国梁拼死抵抗。九昼夜的激战过后，江南大营彻底瓦解。和春、张国梁仓皇逃出，太平军乘胜追击，接连攻下苏州、常州。和春自缢，张国粱落水而死，江苏巡抚徐有任自杀，两江总督与其他江苏官员逃往上海，一时形成了树倒猢狲散的局面。江南七万绿营全军覆没，清政府在南方的绿营武装已基本瓦解，再也没有力量组织对天京的包围了。

    江南大营的覆灭对清政府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让湘勇出力、绿营兵坐收渔利的想法彻底破灭。从此，只得一心一意依靠湘军剿灭太平天国了。

    这样的消息对清政府来说，几乎是晴天霹雳，但对曾国藩来说，这无异于“天助我也”。他和幕府得知这一消息后，欣喜万分，左宗棠、李鸿章、胡林翼等人无不倍感欢欣鼓舞，认为自己的出头之日已到。

    事实证明也是如此，原两江总督何桂清逃走之后，咸丰一怒之下将其革职，后来由肃顺推荐了曾国藩。咸丰皇帝下诏令曾国藩为两江总督，速往江苏署理两江事务。肃顺精明干练，魄力宏大，敢于重用汉人。他认为要想剿灭太平天国，就必须依靠胡曾这帮汉人，所以无论是曾国藩，还是胡林翼、骆秉章等汉人，他们之所以能够得到皇上重用，都与肃顺的极力保荐分不开。曾国藩第一次墨绖出山就曾深得肃顺的推荐，现在又仰仗他登上两江总督的宝座，这对于苦于得不到抚督大权而苦恼的曾国藩来说，真可谓是莫大的恩典。因此，曾国藩从心底感激肃顺。然而，一向以老成持重著称的曾国藩并没有因一时的冲动与肃顺有任何私下联系。后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处死肃顺时，从肃顺家中搜出许多阿谀追随的信件，其中独独没有曾国藩的，这使慈禧大为感叹。因此，曾国藩在慈禧掌权时期，仍能得以重任。

    就在曾国藩总理两江不久，胡林翼又上奏皇上，保奏左宗棠。

    左宗棠本来在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府中充任幕僚，很得骆秉章的信任，骆秉章对他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每次骆秉章的部下向他请示汇报工作时，他总是令其问“左师爷”去。因此，湖南官场对左宗棠是唯命是从，把左宗棠“敬若神明”。左宗棠本来就恃才傲物、狂妄自负，这一来就更加目中无人。有一次，署理湖南提督、永州镇总兵樊燮（xiè）找骆秉章议事，向骆秉章行完礼后，见左宗棠也在座，于是就向他行了一揖，问了声“左师爷”好，然后落座。左宗棠见樊燮未向他行跪拜大礼，心中极不高兴，厉声责问樊燮说：“湖南武官，无论大小，见我都要请安，你为何不向我施礼请安？”樊燮也颇恼怒，大声反驳道：“朝廷体制并未规定武官要向师爷请安，武官虽轻，也不比师爷贱。何况樊某乃朝廷任命的正二品总兵，岂有向一个幕僚请安的道理。”左宗棠一时语塞，勃然大怒，破口大骂，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去将樊燮痛打一顿，幸好被骆秉章拉开。打过樊燮之后，左宗棠还气愤不过，又以骄倨的罪名将其革职。樊燮一个堂堂二品武职大员的身份竟被一个举人如此侮辱，如何能忍受？于是他立即上诉于湖广总督官文，添枝加叶地把左宗棠如何无视朝廷命官、骄横跋扈、独断专行的情形向官文诉说了一遍。官文对左宗棠早就不满，便趁机向咸丰帝上了一个折子，将樊燮所说的罪状罗列了几条，又给左宗棠戴了一顶“劣幕”的帽子，说他把持湖南为非作歹。

    咸丰看到官文的折子，立即派人前去核查此案，并授权查案人员：倘若真有不法之事，将左宗棠就地处决。胡林翼、骆秉章等人立刻慌了手脚，一边出面保奏，一边在京城活动，请肃顺出头保荐。肃顺说必须有内外大员的保奏，皇上问起时才好说。一时间，保荐左宗棠的奏折雪片般地向咸丰飞来，以至于有了“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这样的称赞之辞。肃顺也乘机推荐，左宗棠不仅性命得以保全，而且赏给四品卿衔，帮助曾国藩办理军务。

    得到了梦寐已久的两江总督的职位，同时又有了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支持，曾国藩开始站在与太平军作战最高统帅的高度，思考以后的用兵计划。

    首先他清醒地意识到，朝廷从江浙入手，通过苏州、常州包围天京，从天京下游进攻的决策是行不通的，要想攻克天京，必须从长江上游向天京包围，即继续执行自己复出时定下的进军皖中的计划，拿下安庆，消灭陈玉成的部队，步步进逼天京。所以他拒绝了清政府让他率兵攻下苏州、常州的要求，只把大营扎在安徽、江西、浙江三省之间的祁门，一心一意围攻安庆。

    安庆自1853年6月为太平军占领后，是仅次于天京（今南京）的政治、军事中心，1858年5月九江失陷后，又成为天京上游唯一的重要屏障，一旦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1860年夏，正当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和东征苏州、常州之际，湘军统帅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统率湘、鄂军水陆师五万余，自湖北大举入皖，连陷太湖、潜山、石牌（今怀宁），直逼安庆。道员曾国荃率湘军陆师万余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与提督杨载福部湘军水师四千余人担任围城任务；副都统多隆阿、按察使李续宜率湘鄂军两万人驻扎桐城西南挂车河、青草塥，阻击太平军援军。6月20日，杨载福水师攻陷安庆东路要地枞阳镇（今枞阳县），安庆被合围。

    是年秋，曾国荃督军在安庆城外掘长壕两道，前壕围城，后壕拒援。时安庆由受天安叶芸来、谢天义张朝爵率两万余人驻守。太平军二破清军江南大营后，天王洪秀全等决定俟东征苏，即沿长江上取湖北，迫使湘军回撤以解安庆之围。9月下旬，洪秀全从江、浙战场调集兵力，分五路由大江南北并进，其部署为：英王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经皖北入鄂东；忠王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经皖南、江西入鄂东南；辅王杨辅清、定南主将黄文金率军沿长江南岸趋赣北；侍王李世贤率军经皖南入赣东；右军主将刘官芳率军攻祁门曾国藩大营。五路中，陈玉成、李秀成为主力，取钳形攻势，预定于次年春会师武汉，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其他三路主要是牵制皖南和江西湘军，并伺机歼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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