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下天罗地网，人才尽为我用。

    在鉴别、选拔、任用人才方面，曾国藩的“明字诀”具有另一层含义，即要有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

    能不能鉴别、选拔、任用人才，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吏治世风，还关系到一个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曾国藩对于人才非常重视，不论在何时，他都注意留心人才。所以后来就有人评价他说：“曾国藩之好才爱士，为当时之最。故中兴将吏大半出于其幕”“曾国藩昔官京师，即已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虽一艺之才，阁不甄录，而又多方造就，以成其材。”……此类评价之多，难以一一列举。

    善于识人用人是曾国藩成功的根本要诀。他认为，“为政之要，首务得人”“得一好人，便为天地消一浩劫”“多事之秋，得一人则重于山岳，少一人则弱于婴儿”“除得人之外，无一事可恃”。但是用人极难，知人尤难，所以他慨叹“人不易知，知人不易。”

    经过长期实践，曾国藩提出了一套认识和鉴别、考察人才的理论和方法。他在《应诏陈言疏》中提出应以“考言”为主，看他是否具备一定的语言文字能力；除此而外，还要考察人的志趣、意志、态度、品行和思想。例如就“志趣”而言，曾国藩认为卑微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高贵者“慕往哲盛隆之轨”，高低贵贱立时可判；就“品行”而言，人才要以“朴实廉介为质”，要有操守而无“官气”，这是考察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就“思想”而言，曾国藩认为不外乎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

    为了识别和鉴别人才，曾国藩甚至还发明了“相人”之术，从“神骨”、刚柔、容貌、五官、须眉、声音、情态、气色等方面来“相人”。虽然看相之术有许多迷信色彩，但是曾国藩相人之术中某些合理的内容对于识别和选拔人才，还是有一些可取之处的。

    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仅从他的幕府组成人员来看，就可窥见一斑。有人曾经对曾国藩的幕府人才作了总结，认为他幕府中的人才有以下几类：

    谋略人才：郭嵩焘、左宗棠、李鸿章、陈士杰、李鸿裔、薛福成等。

    作战人才：彭玉麟、杨载福、唐训方、黄润昌等。

    军需人才：李瀚章、甘晋、郭嵩焘、李兴锐等。

    文书人才：罗置、程鸿诏、向师棣、黎庶昌等。

    吏治人才：李宗羲、洪汝奎、赵烈文、倪文蔚、方宗诚等。

    文教人才：吴敏树、莫友芝、陆艾、俞越、戴望、吴汝纶、张裕钊、刘寿曾等。

    制造人才：李善兰、徐寿、华衡芳、冯俊光、陈兰彬、容闳等。

    仅上面所提及的曾氏幕府的佼佼者来看，就有近50人之多。因此，当时就有人在评价曾国藩幕府人才之盛时说：“幕府人才，一时称盛，于军旅吏治外，别有二派：曰道学；曰名士。道学派为：何慎修、程鸿诏、涂宗赢、倪文蔚、甘绍盘、方谋诸人。名士派为：莫友芝、张裕钊、李鸿裔诸人……时文正幕中，有三圣七贤之目，皆一时宋学宿儒。文正震其名，悉罗致之。”

    容闳评述曾国藩的幕僚时也说：“当时各处军官，聚于曾文正之大营者，不下二百人，大半皆怀其目的而来。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幕府外更有候补之官员，怀方之士子，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专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国人才之精华，汇集于此。是皆曾文正一人之声望、道德及其所成就之功业，足以吸收罗致之也。”

    从这些评论来看，无不是对曾国藩的知人之明和广致人才推崇备至，这也从另一方面体现了曾国藩善于知人、明于用人的思想。

    事实上，曾国藩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和营中将领也有许多中肯的评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曾国藩的知人之明，也可以领略到他的用人之术。下面仅举几例：

    对于胡林翼，曾国藩说：“胆识绝人，威望夙著”“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对于左宗棠，曾国藩说：“其才可独立一面，固已历有明征。其虽求才太急，或有听言稍偏之时；措词过峻，不无令人难处；而思力精专，识量阂远，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实属深明将略，度越时贤”“左帅平定甘肃之后，恐下文尚长，亦由天生过人之精力，任此艰巨也。”

    对于李鸿章，曾国藩说：“少荃天资于公犊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之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可胜江苏巡抚之任”“用人行政不改常度，而高掌远跖，治事清核，实鄙人所不逮”“殊为眼明手辣”。对于周梧冈，曾国藩评价说：“于军中小事尚能办理妥办，遇有大事则无识无胆”“暗于大局，不能受风浪，若扎营放哨、巡更发探、开仗分枝，穷系宿将，不可多得。”

    对于杨载福，曾国藩说：“气韵沉雄，出奇制胜。”

    对于彭玉麟，曾国藩说：“淡于荣利，退让为怀。”

    在论及营中诸将时，曾国藩说：“塔齐布，一威望之将；毕金科，一晓悍之将；王福、韩升均属难得之才……”

    “人才难得亦难知”，这是我国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在认识和选拔人才时说的一句话。因此，如何正确认识人才、将不同人才用到最合适的位置，是当政者需要着意关注的问题。曾国藩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成功的范例，如果曾国藩手下没有这么多人才，可以说他就难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军。

    选人重要，育人更重要。

    曾国藩从办理团练开始，一步步发展到拥有几省军政大权的封疆大吏，其湘军也成为清政府维持统治的一支重要力量。这期间，曾国藩的培养、选拔人才之道尤其值得重视。在曾国藩重用的人才中，固然以家乡湖南为主，这种地缘上的密切关系使他们在一起有一种天然的亲和感，这是一种心灵上的认同，同时，曾国藩在人才的培养、选拔和任用上也有自己独到的做法。

    曾国藩在总结为政之道时说：“细思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得人不外四事，曰广收、慎用、勤教、严绳。”

    “广收”就是在广泛的范围内招揽人才。招来人才不一定马上重用，要仔细考察，通过培养教育，如果合格才加以重用。“严绳”就是在培养、选拔人才时，有严格的标准。

    曾国藩把培养人才的方法分为四种：教诲、甄别、保举、超摧。教诲是培养人才，甄别、保举、超摧是为了推荐人才，四个方面都是培养选拔人才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领导者，要有识别人才的本领，能够看出一个人优缺点、是否具备培养的潜质，然后再因材施教，助其成长，这就是曾国藩所谓“勤教”。在这一点上，领导者的责任同老师的责任是相通的。

    在教育过程中，要严格要求人才，这就是“严绳”，否则，松散懈怠，教育不会有成果。要让被教育者既有自我追求向上的动力，也有稍有不慎就要受到责备的压力。他曾对人说：“督责者，商鞍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所谓‘千金在前，猛虎在后’也。”

    督促下属们上进，首先要立下规矩，有了规矩，就要严格遵守，违反者，严惩不贷，就像孙子在训练吴国嫔妃时一样，对违抗命令者，严格法办，决不姑息。只有这样，才能使人们老老实实按规矩办事。在教育培养的过程中，要区分不同类型的人，给予不同的奖惩、鼓励方法：

    高明者好顾体面，耻居人后。奖之以忠，则勉而为忠；许之以廉，则勉而为廉。

    卑琐者本无远志，但计锱铢。驭之以严则生惮，防之稍宽则日肆。

    好脸面，懂得礼义廉耻的，就许之以大义，晓之以理；心胸狭小、好利者，就许之以利，管教太严了，也会有恐惧之心，但稍放松一点，他就肆无忌惮，因此，要时时留心才行。表彰一个人时，宜在大庭广众之下进行，对个人来说，是一种荣誉，对其他人来说则是一种榜样的力量、一种刺激。批评就要在私下里单独进行，这样可以照顾被批评者的脸面，同时照样可以起到改正错误的效果，而且更容易从思想深处与之沟通，比板起脸来、不分青红皂白地一通训斥要好得多。

    要想教育别人、培养别人，自己首先要有好的表率，言传身教，以身作则。正如曾国藩自己说的：

    “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同志者共守之，无使吾心之贼，破吾心之墙子。”

    树立一个标准，自己首先要严格遵守，然后与志同道合者一起遵守，形成一种良好的氛围，互相激励，共同进步，这样在教育下属时才有说服力，“欲正人先正己”，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人常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但大多数人不能不为利所动，所以也要体察并满足人们的这种物质需求。曾国藩一生清廉，不爱钱财，不汲汲名利，因此他在选将上也将不爱钱财不好名作为一条标准。他说，为名利而来的人，提拔稍迟一点就怀恨不已，薪水略少一点就计较不止，这种人胸无大志，最没有出息。

    但曾国藩在用兵上，却主张以利来获得军心，以厚赏来得兵将之勇。因此他不惜精力，多方努力，坚持实行了一种厚饷养兵的统军方式，得到了一支勇猛无比的军事力量，这是他在军事上取胜的重要原因。

    曾国藩认为，绿营兵腐败无能的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兵饷太低，绿营步兵月饷一两五钱，绿营的守兵月饷一两，绿营马兵月饷二两。这种情况在清朝初年勉强可以维持生活，至道光以后，米价上涨，绿营兵饷已不够维持五口之家食用，加之绿营兵饷日薄，这更无法依靠兵饷来维持生计了。

    《道咸宦海见闻录》记载，绿营兵“营中公费，近年益亦缺，各种杂出费用无一不摊派兵饷，是以每月每兵仅得兵饷三钱有零，不敷一人食用，别寻小本经纪或另有他项技艺，借资事畜”，因此绿营兵就不得不经常出营寻求生计，便忽视了在营训练，最后导致战斗力低下。绿营军官为了聚敛财富也常常克扣军饷或冒领军饷，导致绿营军军心不稳。

    曾国藩在起始办团练的时候就规定口粮，操演日给予一钱，出征本省“土匪”，每日一钱四分；征外省“粤匪”，每日一钱五分；队长哨长以次而加；养伤银上等三十，中等二十，下等十两；阵亡恤银六十两；征“土匪”减半，比绿营的饷差不多加了一倍。

    湘军的军饷是相当优厚的，湘军士卒的月饷几乎是绿营兵月饷的三倍或三倍以上。连曾国藩本人也认为军饷过于丰厚，湘军几乎人人足于财。曾国藩通过厚饷养兵的原则，收到了一些成效。湘军士兵的兵饷，除个人生活外，还可贴补家用，因此能够安心操练，提高了战斗力。曾国藩一改绿营兵因口粮不足而常常离营兼做它事荒于训练的弊病，同时，曾国藩也希望通过给将领以丰厚的收入，来减少克扣兵饷的事情发生，达到“养廉”的目的。曾国藩在奏疏中阐述了这一想法，“臣初定汀营响项，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

    曾国藩如此厚饷养兵，自然“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急出效命”。于是，当兵，卖命，发财成了湖南贫苦农民的第二职业，湘军也成为一支骁勇善战的武装。

    除了兵将，曾国藩幕府里还养了众多幕僚，大有战国时代的平原君、春申君的风范。这些幕僚都是文人，有的还是“硕学鸿儒”，名声很大，乃至列入所谓“三圣七贤”。这样，武人给钱，文人给什么呢？曾国藩的做法是：给名。

    在曾国藩多年的仕宦生涯里，有一个“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的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广荐人才。

    曾国藩从军之初，“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如1854年曾国藩带兵攻下武汉，“仅保三百人”，受奖人数仅占百分之三，两年保奏三案，合计仅数百人；而胡林翼攻占武汉一次即保奏“三千多人”，受奖人数竟达到百分之二三十。消息传开，不少人认为欲求官职投曾不如投胡，因而曾国藩挽留不住的人员往往都主动投奔胡林翼门下。开始，曾国藩还以为自己德不足以服众，后来渐渐发觉主要是保举太少，使人感到升发无望所至。回顾往事，亦甚感对不住李元度、甘晋等同自己患难与共的僚属，他们长期沉于下位，实与自己保举不力有关。对此，好友刘蓉、赵烈文多次恳切进言，曾国藩随即改弦更张，在保举方面也不再像过去慎重了，而是大保幕僚。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攻占一城、夺回一地或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于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特保多以荐举人才的方式保奏，如1861年曾国藩以常州士绅办团坚守危城为由，一次就特保周腾虎、刘瀚清、赵烈文等六员。密保之案则专为立有大功或特别优异的人才个别办理，或专具密折，或夹带密片，如保奏左宗棠、沈葆祯、李鸿章之密折等。

    汇保与特保皆属一般保案，人数较多，办理稍宽，只能保奏候补、候选、即用、简用之类，或仅保一官衔，且有时全准，有时议驳；或只批准一部分。因实缺有限而记名、候补之类无限，所以用汇保之案开空头支票就成为曾国藩乃至所有统兵将帅在战争期间鼓励士气的主要手段。武人给钱，文人给名，这种办法初由曾国藩创立，后来风行全国，愈演愈烈，成为晚清一大弊政。

    让合适的人做合适的事。

    要想做大事业，用人是关键。你可以不会做具体事情，但是不可以不会用人。在用人方面，曾国藩主张“广收”“慎用”。他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为什么要慎用？因为“人不易知，知人不易”，慎用的核心是量才器使。“徐察其才之大小而位置之”，用其所长，避其所短。薛福成称曾国藩“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誉，量才录用”。曾国藩获得“有知人之明”的赞誉，就因为他慧眼识人，又因材使用。

    认人、识人是做到量才器使的前提。他指出：“窃疑古人论将，神明变幻，不可方物，几于百长并集，一短难容，恐亦史册追崇辞，初非当日预定之品。”把有一定能力或有一定成就的人誉为“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甚至神化，无疑是认识人才上的一种片面性。因此，衡量人才要不拘一格，判断事情要不苛求，不因木材腐朽就弃置不用，不频繁撒网就有失去捕抓大鱼的机会，重要的是要善于去认识。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不可苛求全才，“不可因微瑕而弃有用之才”。他写信给弟弟说：“好人实难多得，弟为留心采访。凡有一长一技者，兄断不肯轻视。”有材不用就是浪费；大材小用也有损于事业；小材大用则危害事业。曾国藩说：“虽有良药，假如不是对症下药，那么也形同废物；虽有贤才，如果没有发挥其作用，那么与庸俗之辈无什么两样。栋梁之材不可用来建小茅屋；牦牛不可用来抓老鼠；骏马不可用来守门；宝剑如用来劈柴则不如斧头。用得合时合事，即使是平凡的人才也能发挥巨大作用，否则终无所成。因而不担心没有人才，而担心不能正确使用人才。”

    随时对人加以考察，从细微处入手，这样才可以做到“慎用”。曾国藩说：“所谓考察之法，何也？古者询事、考言，二者并重。”就是说，要对下属的办事情况和言论情况同时进行考察，而曾国藩尤其注重部下的建言。当时，“考九卿之贤否，但凭召见之应对；考科道之贤否，但凭三年之京察；考司道之贤否，但凭督抚之考语”。曾国藩说：“若使人人建言，参互质证，岂不更为核实乎？”通过建言，上司可以收集思广益之效，也可以借此观察下属的才识程度，确实是个一箭双雕的好办法。

    曾国藩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所上的广开言路的奏折，固然是针对咸丰帝下令求言的应时之作，同时也隐约反映了汉族官员要在满清王朝获得更多的“伸张”的机会。在同一份奏折中，曾国藩提出了对人才的“甄别”，他把它归之于“培养之方”中。

    曾国藩本人很注意考察人才，对于僚属的贤否、事理的原委，无不博访周咨，默识于心。据《清史稿》记载：曾国藩“每对客，注视移时不语。见者惊然，退而记其优劣，无或爽者。”而且，他阅世愈深，观察愈微，从相貌、言语、举止到为事、待人等等，都在他的视线之内。据说，曾国藩颇知麻衣相法，有一首流传的口诀，传闻是他写的：“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又有四句：“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著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虽然曾国藩的有些看法非常唯心，但“端庄厚重”的气度确是用人的一条重要参考标准。

    驾驭人才要恩威并济。

    与有德无才者相反，小人也许才华横溢，但品德有失高尚。这样的人才怎样使用，请看曾国藩是怎样巧用刘铭传的。

    刘铭传生长在民风强悍的淮北平原，自小养成了一种天不怕地不怕的豪霸之气。十八岁时，一个土豪到他家勒索，其父亲与哥哥皆跪地求饶，只有刘铭传愤而寻找土豪报仇。土豪欺他年少，对他进行污辱，不料他大步跨上前去，抢过刀子割下了土豪的首级，之后便聚众为王，拉起了两支队伍，成了乡里有名的流氓头子。

    李鸿章奉曾国藩之命回原籍招募淮军时，第一个就看中了他。因此，将他的队伍募入淮勇，名为“铭军”，并花了不少银两，从洋人手中购买了枪支弹药，把铭军装备成为近代武装，这支队伍为李鸿章建立功业出了不少力，但对于刘铭传的倨傲狂妄，李鸿章也着实恼火。因此，当曾国藩借用淮军剿捻时，李鸿章就把“铭军”拨给了老师，希望曾国藩能够熏陶、管教他一下。

    果然，在“剿捻”过程中，刘铭传军与另一悍将陈国瑞军发生了争斗。怎么处理这个事端，可真让曾国藩犯了难。不处理吧，于事不公，双方都不能平心静气，今后还会内讧；处理吧，这是李鸿章的属下，且刘铭传谋勇兼备，又有洋枪洋炮，今后自己还要倚重他。于是，曾国藩想了个万全之策，就是对刘铭传进行严厉斥责，嘴上说得狠，但对其过失不予追究，使他心生畏悸。这一招果然管用，只是不久，曾国藩就调铭军独自赴皖北去剿捻了。

    对于老师的办法，李鸿章心领神会，所以他照方抓药，在剿捻成功后，他向清廷力保刘铭传的功绩，使刘铭传得以委任台湾道员。正是这个桀骜不驯的人，在中法战争中带领台湾军民奋起抵抗法军的进攻，使法军终未能攻下淡水，也使他们占领台湾的梦想破灭了。

    1885年，清政府将台湾正式撤道改建成省，刘铭传被任命为台湾第一任巡抚。

    所以，对于有才无德者，要控制使用。这就好像剑一样，控制好了，则为利器，控制不好，则为凶器。

    一般而言，悍将多粗鲁、莽撞，因此，要想利用悍将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悍将的优点是勇敢、不惜力，冲锋陷阵的时候，还真少不了他。所以，悍将就像烈马，要想使用他，先要收服他。

    什么人能收服悍将呢？有两种人，一种是比悍将更强悍的人，另一种是有威严、能震慑住悍将的人。

    前边提到的陈国瑞，原是蒙古王爷僧格林沁的手下大将。他从未读过书，更不知道什么德不德，只是开口脏话，只要是他想干的事，任天塌下来也要办成。

    陈国瑞十五岁时，在家乡湖北应城投了太平军，后来又投降清军，几经辗转被收在僧格林沁部下。据说他异常骁勇，打仗时，炮弹击碎了他手中的酒杯，他不但不避，反而抓起椅子，端坐在营房外，高叫“向我开炮，向我开炮”，使手下都很敬畏他。

    要说粗鲁莽撞之人，僧王比他有过之而无不及。传说僧王是个暴虐、狂躁、喜怒无常之人，听手下汇报战况也要到处走动，赞赏时不是割一大块肉塞进对方嘴里，就是端一大碗酒强迫别人喝下去。发怒时则用鞭子抽打或冲过去拧脸扯辫子，搞得很多人都难以接受，只有这陈国瑞不怕僧王，他是打心眼里佩服僧格林沁。

    僧王死后，曾国藩接替“剿捻”事宜，与陈国瑞军打上了交道。当处理陈国瑞与刘铭传所统率的两军械斗事宜时，曾国藩感到只有让他真心地服自己，才有可能在今后真正地任用他。于是，曾国藩拿定主意，先以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打击陈国瑞的嚣张气焰，继而历数他的劣迹暴行，使他知道自己的过错和别人的评价，当陈灰心丧气、准备打退堂鼓时，曾国藩话锋一转，又表扬了他的勇敢、不好色、不贪财等优点，告诉他是个大有前途的将才，切不可以莽撞毁前程，这使陈国瑞又振奋起来，紧接着，曾国藩坐到他面前，像与朋友谈话那样谆谆教导他，给他订下了不扰民、不私斗、不梗令三条规矩，一番话说得陈国瑞口服心服，无言可辩，只得唯唯退出。

    但是，陈国瑞莽性难改，所以一回营就照样不理睬曾国藩所下的命令。看到软的作用不大，曾国藩马上请到圣旨，撤去陈国瑞和办军务之职，剥去黄马褂，责令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并且告诉他再不听令就要撤职查办，发往军台效力了。陈国瑞一想到那无酒无肉、无权无势的生活，立即表示听曾大人的话，率领部队开往指定地点。

    所以，曾国藩驾驭悍将，无外乎用两种手段，或软硬兼施，或外严内宽，坚持两手都用，两手都要硬。这样，就可以人尽其才。

    用人都想用能人，能人是指有一技之长的人，这类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智者多诈，勇者多怒”，要使人才真正的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到两人都要硬，既怀之以德，又严之以法，使他们扬长避短，各尽其用。美国著名企业家玛丽·凯阿什认为，要成为一个优秀的管理人才，第一要做的就是了解下属。她在任用每一个部门经理前都会对他们进行彻地调查和了解，根据每一个部门经理各自不同的特点，委以不同的职务，真正做到了人尽其才。

    治军严明才能拢住人心。

    曾国藩初办团练时，手无一兵一卒，但他却在最后成为江忠源的楚勇、罗泽南的湘勇等势力的精神领袖，并在湘军的逐渐发展过程中，使大批湘籍非湘籍的人才为其所用。除了志向、思想相通之外，曾国藩待人之道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待人以诚，待人以恕”，但在关键时刻却丝毫不会心慈手软。

    在曾国藩移驻衡阳前编练湘军的时候，王錱本来是曾国藩非常赏识的一名将领，曾国藩一直准备要重用他。王錱在曾国藩将营地搬到衡阳后，曾受命回湘乡募勇，但王錱回到湘乡后，十分张扬，出入都要敲锣打鼓，乡人为之侧目，此外，他又将勇丁多招至三千人。更令曾国藩气愤的是，王錱带着这三千勇丁到长沙，竟与湖南巡抚骆秉章来往密切，并渐渐流露出自成一军、不再听曾国藩指挥的倾向。

    曾国藩于是断然要求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者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曾国藩任命，并按统一营制编练。但骆秉章却不令裁撤，命其加紧操练，驻省听调。这样，王錱更拒不听命，从而导致曾、王彻底决裂。王錱从此自定营制，自派营官，在组织上、制度上独立于曾国藩之外，自成一军。人们以后也习惯地称之为老湘军，以别于曾国藩统辖的湘军。

    曾国藩在遇到关系到自己以及湘军的前途命运的大事时，每次都不妥协，这次也不例外。于是，在1853年12月，他终于与王錱摊牌，就两人间的关系做一个了结。他给王錱发去一封最后通牒式的信函，提出王錱必须在遵守湘军的营伍制度与脱离曾国藩的湘军系统之间做一个明确的选择。

    曾国藩向王錱提出了五条要求，并声明，如果对方接受，则合力并进；如果不能接受，则从此分道扬镳。

    曾国藩所强调的不可更改的五条之中，最为关键的就是要求王錱自己只能统带其中的一营，其他各营需要由曾国藩另行委派营官统带，各营勇丁的数量也必须遵守湘军统一的营制，不得自行其事。勇丁在招募入营后，必须经过至少两个月的训练，才能开赴战场打仗。一句话，王錱必须听从他的指挥，否则，他就不承认王錱继续做他的部下。

    王錱此时以为自己追随湖南巡抚骆秉章比跟着曾国藩走更有前途，便对曾国藩的警告不予理睬。骆秉章也趁机拉拢王錱，表示他所统带的三千勇丁可以不裁撤，并继续驻守在省城长沙。曾国藩看到局势已无可挽回，便忍痛与王錱一刀两断，将他逐出教门。

    曾国藩明白：与王錱式的矛盾如果连续发生，将对湘军，特别是对曾国藩个人产生严重的影响，因此，曾国藩断然割断与王錱的一切联系，把他逐出教门，且在致自己的老师吴文镕的书中，对王錱大加攻击，使吴不能再调王军北援，失去了进一步发展的机会。事实上，王錱也由于不能援鄂，省内财政又困难，不得不将所部三千四百人减去一千。这样，就对后来可能的效法者，起到了警戒作用。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之方，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步王錱后尘的人，给予打击。

    曾国藩在用人和笼络部下方面颇为用心。他待人以诚，宽厚仁慈，但如果部下犯了原则性的错误，他却绝不会心慈手软。如此恩威并施，自然会赢得人心，严肃纪律。

    曾国藩为了保全、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很懂得珍惜人才，即使在弹劾别人时，也是小心翼翼、谨慎持重。他明白楼高易倒、树高易折这个道理，为了拉拢人才，留住人心，他让自己做到了该放权时就放权。

    对于鼓励人才，曾国藩有一条很重要的体会：“人才尤应惜之，褒之则若甘雨之兴苗，贬之则若严霜之凋物；称许不绝于口，揄扬不停于笔，人谁不欣欣向荣！”因此，他认为，要使人才规模宏大，就需要放权，让别人自主发展。但是，什么时候让手下去另谋发展，却是大有讲究的。在这个问题上，曾国藩的做法是：局面小时，坚决维护手下队伍的团结统一，对另立门户者坚决予以打击。因为在这时自立门户，无异于分裂队伍，瓦解自己；但是当自己的发展具备了一定规模、是自立于世的时候，一定要让手下另谋发展。这不仅是所谓“利己利人”“达己达人”之道，更是自己事业的扩大之道。因为另谋发展以后，总还是自己的属下，可以为自己节制；即使完全独立，也还是可以互相有所照应。

    与此同时，曾国藩更刻意讲求笼络和控制部属，利用同乡、师生、亲朋等关系，结成以他为中心的集团，并对个别敢于不遵从他领导的人给予打击。

    尊重、服从上级领导同谋求自身的独立发展，这在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都是不易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在专制制度下，情况更为棘手。曾国藩高出同时代人的卓识之一，是局面做大时公开鼓励下属谋求独立发展。这并不是说曾国藩主张不分是非，倡导互相吹捧的庸俗风气。

    相反，他力主吏政和治军都必须严格，但在方法上则必须着眼于表扬和鼓励，而在批评缺点错误的时候也必须注意选择适当的场合，照顾对方的自尊。他的这些主张同现代心理学有惊人的暗合之处。例如，马斯洛就认为：“除了少数病态的人之外，社会上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对于他们的稳定的、牢固不变的、通常较高的评价的需要或欲望，有一种对于自尊、自重和来自他人的尊重的需要或欲望。”阿德勒个性心理学的基本观点之一则是不断追求优越，这是人们行动的内驱力，它引导着个人和种族不断进步。

    在放权方面，曾国藩始终表现得很开明，并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并逐渐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协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放权也是如此。

    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的人，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循，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曾国藩都体现了他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唯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这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湘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2月22日，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知道自己的部队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往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介”，以陶铸淮军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带，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由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基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后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膝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

    对于左宗棠，虽然他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在收复新疆这个问题上，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能说明他的胸襟。

    让能者上、庸者下。

    奖惩分明是曾国藩用人的一个基本原则。他对部属要求极为严格，尤其是其立下的军令，更要求部属必须做到。他认为“视委员之尤不职者，撤参一二员，将司役之尤不良将，痛惩一辈”，那么“自然人知做慎，可望振兴”。他经常引用孙武演兵杀宠姬的故事来说明这个道理。

    孙武演兵杀宠姬之事，载于《史记·孙子吴起列传》，讲的是春秋时著名军事家孙武为吴王阖闾操演兵法、三令五申、杀一儆百、训练女兵的故事。孙武原为齐国人，精习兵书战策。吴王阖闾读过孙武的《兵法十三篇》，对孙武十分钦佩，便想拜他为将军。但他又有些信不实，就对孙武说：“你的兵书我都看完了，可以当场试验一下吗？”孙武说可以。吴王想难为他，又问：“可以用妇人来操演吗？”孙武又很爽快地回答说：“可以。”

    于是，吴王阖闾就在宫女中挑选了180人，交给孙武。孙武把宫女们分为两队，命吴王的两个宠姬做队长，令她们每人持戟，站好队。孙武问宫女们：“你们都知道心、左右手和背的方向吗？”宫女们答：“知道。”孙武说：“心在前，左手在左，右手在右，背在后。”

    部署停当后，孙武又设下执行军法的斧钺。然后传下命令，一通鼓响，令其向右。号令一出，众女掩口嬉笑，哪里顾得前后左右。孙武说：“约束不明，申令不熟，这次应由将帅负责。”令军士再次告谕众女，然后再击鼓呼进，宫女们愈发笑个不停。孙武三令五申，又传令向左，宫女们仍然不听调度。孙武变了脸色：“申令不熟，将之罪，现在已经三令五申，仍不执行，罪在吏士。”立刻传令将左右队长斩首，以正军纪。

    吴王正在台上观看操练，见孙武要杀他的爱姬，急忙派人传话，说：“我已知道将军善于用兵了，没有这两个爱姬，我连饭都吃不下，请不要杀她们。”孙武正色说：“将在军，君命有所不受！”当即把两个队长斩首示众，依次派另外二人分任队长，接着击鼓操练，宫女们见此情形，再也不敢怠慢，确认左右前后，无不严格听从将令，连声都不敢出。

    于是，孙武命人请吴王下台阅兵，说现在宫女们可以参战了，即使赴汤蹈火，她们也会勇往直前了。吴王虽心痛两个宠姬，心有不悦，但毕竟知道了孙武善于用兵的能力，终于拜他为大将。孙武率兵西破强楚，北威齐、晋，使吴国显名于诸侯各国。

    李元度是曾国藩的“辛苦久从之将”，曾国藩自称与李“情谊之厚始终不渝”，在靖港、九江、樟树镇屡战屡败的艰难岁月中，他多次得到李元度的有力支持，但李元度丢失徽州以后，仍被曾国藩弹劾而去职。咸丰十年，太平军攻徽州。徽州是祁门老营的屏障，徽州得失关系重大，李元度领兵前去救援。因其擅长文学，不精于兵，曾国藩恐其有闪失，特与他约法五章，一再告诫他要守住徽州，不得轻易接仗。然而，当太平军李世贤部来攻时，李元度却违反曾国藩“坚壁固守”的指令，出城接仗，结果一败涂地，丢失徽州。曾国藩悔恨交加，为严肃军纪，决定上疏劾之，一班文武参佐群起反对，有人甚至指责他背离恩义、有失恢宏之气。李鸿章也表示要“率一幕人往争”，但曾国藩仍不为所动。像李元度这样与曾国藩交情深厚、且有过大功的将领一旦违反军令，也丝毫不予姑息，这一轰动事件传出后，众将为之凛然，盖知军法无情，不容苟且。

    同时，他对有功将士有才良士也倍加爱护，有功即赏。雷嘉澍是已被革职了的一个知县，因为失守德兴县，被江西抚臣毓科弹劾罢免了官职，他其实是一个品行端正的人，在清朝宦海中，是难得的清廉刚正的父母官，做事勤奋而又严谨，奉公守法，爱护百姓，深得民心。

    离职后，恰逢太平军的一支赖文鸿等人逃往德兴。左宗棠知道他平日颇得民心，就委令他招集兵勇，训练兵丁，阻挡围剿匪军，断其退路。雷嘉澍就在五村地区与左宗棠的官兵齐心协力会战太平军，最终大获全胜。

    曾国藩知道后就上奏咸丰皇帝，陈述其事为雷嘉澍邀功，同时请求圣上取消对他的处分，并让雷嘉澍到自己的军营内听差，以观后效，再加提拔。

    成大事者统率团队需要铁的纪律。要想使得某项主张得以贯彻，必须抓住两点：首先是要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道理、做法，让人们知道如何行动；其次便要照章办事，如有违抗或玩忽职守者，便拣其首恶者，严加惩治，以收惩一儆百之效，而对执行得好的则需加以表彰与奖励。

    施恩是要讲究技巧的。

    曾国藩认为，要想使自己的手下心服口服地为自己卖命，就必须对自己的僚属施与恩惠，使僚属自觉地将自己与官长联为一体，让僚属感到自己对行为的选择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官长负责，否则我就对不起他！施恩的方法不同于施威的方法。官长对僚属施威主要是通过有过必罚、严厉督责等方式，使僚属产生惧怕得罪的心理，使其行为选择建立在对自己负责的基础上，间接对官长负责。比较而言，施威相对单纯，大抵做到“有过必罚，不论亲疏”即可，而施恩则颇有讲究，要施得巧妙、施得艺术、施得不露痕迹，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否则，如果把一番盛情好意弄成了一盘盛气凌人的“嗟来之食”，反而会弄巧成拙。

    在曾国藩看来，施恩之法有以下几种：

    一是推功揽罪法，也即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功罪的归属，常常涉及到利害关系，官长们推功于下、归罪于己，往往能使僚属趋利避害。推功揽罪有时是同时表现在一人身上的。

    例如北周赵善做尚书右仆射，其“职务克举，则曰：‘某官之力。’有罪责，则曰：‘（赵）善之咎也。’”功归下僚，罪责自己承担。不过推功与揽罪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离的，某些人以推功见长，某些人则因揽罪而闻名。

    先说推功。西汉赵广汉做郡守，经常“推功善归下”，常说：这是某某曹掾所为，非我所及。由于赵广汉“行之发于至诚”，致使看到或听到此事的僚吏们都“输写心腹，无所隐匿，咸愿为用，僵仆无所避”；东汉的刘宽为南阳太守，也“事有功善，推之自下”。酷吏张汤也精于此道。张汤奏事，汉武帝连连说好，张汤就会说：这个奏章不是我想出来的，而是掾史某某所为。

    推功法是僚属主动积极的再创造过程。它以对僚属过去成绩的肯定，激发他们的自觉性并给予充分的再表现的机会。同时，由于推功涉及的是某个具体的个人，而不是笼统的“大家”，所以既鼓励了当事者，又激励了见知的其余僚属。

    再说揽罪。揽罪法以官长引咎自责为特征。闻人晋做泰山太守，“吏有过谬，引以自责。”官长反躬自责，将僚吏的罪过等同于自己的过错，“自责”已经是出人意料的“过分”行为。

    而一旦从引咎自责进入到引咎自罚，“过分”就更会带来意外的效果。

    西魏文帝时，长孙俭做荆州刺史兼东南道行台仆射。辖区内郑县的县令泉璨有不法行为，被百姓告发，经过审讯，判定所告属实。长孙俭召集僚属，当众宣布：这都是因为我教诲不够，恩信不及，是我的罪过，不是泉璨的过错。于是在官衙前，袒衣露肉自罚了三十杖，却没有制裁县令。据说，自此之后，“属城肃励，莫敢犯法”。魏文帝听说此事后，下诏褒勉慰劳他。权臣宇文察也写信给长孙俭说：“近来听说您部内县令犯罪，你自罚三十杖，警示众僚。过去虽听说过‘王臣謇謇，匪躬之故’，说的是忧公忘私、知无不为的事，但还不如您舍身自罚、训诫群僚。”听说之后，很是赞赏。

    揽罪法也创造着僚属的主动积极性。它对僚屑行为的否定，是通过自我反省的“反躬法”作出的，这就是传统儒学的“恕”道。结果，同样以曲折的方式激励了僚属。因为按照“恕”道，不应当再让官长“自责”“自罚”了，谁要再引起这种后果，就会惹发众怒、引火烧身。推功揽罪是一种稀见、难得、过分的极端举动，也正因为如此，它具有撼动人心的感化作用。

    三是不罚示恩法。中国古代有一种通行的施之于僚属的责罚力式，，杖罚，也即打板子。各级官长都拥有对僚属的杖罚权。但精于治道、治术的官长们往往放弃这种法定的惩罚权，不依恃杖罚而求得治理。唐玄宗开元初，砀山县令韦恒“为政宽惠，人吏爱之”，遇皇帝出巡，硒山应当供应衣食住行事宜。当时沿途州县惧怕这一重要事情安排不好，“务于鞭扑”，督责吏人。韦恒“独不杖罚而事皆济理”。德宗贞元时，吴凑做京兆尹，僚吏“非大过，不行笞责”，只是召来当面问清事情原委，批评之后将之放归继续工作。“吏尤惕厉，庶务咸举。”

    陆象先，玄宗先天二年做益州大都督府长史、剑南道按察使，在官“以宽仁为政”。同僚司马韦抱真劝说他：“希望您厉行杖罚，树立威名。否则，一旦下僚懈怠起来，却没有震慑他们的东西。”陆象先说：“做官能够治理就行了，何必用严刑来树立威风！损人利己，那不是宽恕之道。”后来，陆象先又做了蒲州刺史、河东道按察使。

    一次，一个小吏犯罪，陆象先只是批评他几句，就放他回去了。旁边的录事说：“这种情况按法应当行杖。”陆象先驳斥说：“人情都是相差不多的。你怎么就不懂我的意思？如果说今后一定要打板子的话，那就从你开始吧！”一席话说得录事“惭愧而退”。按照陆象先的说法：天下本来是没有多少事的，只是那些庸人插手干扰，这才搞得繁不胜繁。如果在源头上就以清静安之，不用发愁，事情自然就减少了。因而，陆象先前后做州刺史，“其政如一，人吏咸怀思之。”

    武则天时，徐有功为蒲州司法参军，“为政宽仁，不行杖罚”，胥吏们感恩戴德，互相诫约：谁犯了徐司法杖罚，大家就一起来贬斥惩罚他！结果，胥吏们争相做好自己的工作，直到徐有功任满离开蒲州，没有，个人被杖罚过。

    玄宗先天时，李日知做刑部尚书。他做官的风格是“不施捶挞而事集”，既不用杖罚威胁，公事也都办利索了。有一次，一个令史接到诏敕，竟忘记了当天发下去。这当然是了不得的过失，作为刑部长官的李日知自然发怒了。他召集众僚，命人取来杖板，准备杖罚这个小吏。但转而一想，又改变了主意，对那个令史说：“我要是打了你，天下人肯定会说你能撩拨我发怒。而一旦真的打了你，你的声名也就完了。不光矮同僚半截，你的妻子儿女也瞧不起你了。这次就饶了你吧！”从此之后，“吏皆感悦，无敢犯者。脱有稽失，众共谪之。”

    陆象先把大肆杖罚看成不会得一日安宁的“繁扰”下策，以为一施杖罚就会造成“打而不胜打”的恶性循环，所以，他认为不用杖罚是“安静”“简化”的根源，也即开始不打板子，最终也就无人可打了。其实不罚示恩的功效也在于此，它能使官与吏的关系呈良性循环状态。

    一个想成大事的人，必须要在下属心中建立良好的形象、树立有力的权威，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从内心上真正服从你、真正地为你卖命。因此，除了施威之外，他还必须巧妙地对下属施以恩惠，做到投之以桃李，而报之以琼瑶。

    伯乐相识千里马。

    1859年1月，正当曾国藩为三河之败心情郁闷时，李鸿章，，可以说是他平生最得意的门生来到建昌大营。

    李鸿章（1823~1901年），号少荃，安徽合肥人。曾国藩是在京师做官时认识李鸿章的。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与曾国藩同时考中进士，在那个时代叫做“同年”，同年之间有一种特殊的关系，就好像现在的老同学一般。李鸿章自幼天资聪颖，才华横溢，功名心也非常强烈。

    1843年，李鸿章入京参加乡试（考举人）。意气风发的李鸿章赋诗道：“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第二年，他顺利考中了举人，此时的李鸿章只有二十一岁。当时曾国藩的文章道德学问在京师已经小有名气，李鸿章进京不久，就以同年之子的身份拜访了曾国藩，并拜曾国藩为师。

    曾国藩一见李鸿章，便判断他将来是个可成大器的人，再加上很喜欢李鸿章的诗文，因此，李鸿章得到了曾国藩的悉心指点，指点的内容，除了作诗作文外，主要是义理、经世之学，师生二人气味相投。李鸿章在家信中，常称曾国藩为“曾夫子”，并说他与曾国藩“朝夕过从”。

    因为有这层关系，当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时，曾国藩就想起李鸿章，让江忠源到安徽后与李鸿章联系。他在给江忠源的信中说：“李少荃编修，大有用之才，阁下若有征伐之事，可携之同往。”当时曾国藩还在衡阳训练湘军，李鸿章之兄李瀚章已入曾国藩幕府，为曾国藩管军饷，等于是曾国藩的财政大臣。曾国藩在写给李瀚章的信中说：“令弟少荃，自乙、丙（1845年、1846年）之际，仆即知其才可大用。”

    1852年曾国藩离京后，李鸿章便与他的老师分别了，他回到安徽办团练对抗捻军，但几经辗转，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靠山，现在是专门投靠曾国藩来的。曾国藩因为他有清醒的头脑，能够洞察全局，又能随机应变，所以不断对他委以重任。不久，李鸿章便成为曾国藩门生中的第一人，步步高升。

    1853年，太平军自武汉顺流东下，攻占当时安徽的省城安庆。咸丰帝命工部左侍郎吕贤基赴安徽办团练，与太平军对抗，李鸿章奉命随同帮办。此时的李鸿章刚到而立之年，满腹经纶，又兼血气方刚，非常想借此机会建功立业。不料，在安徽的几个带兵大臣都不是成事的材料，马贤基是书生出身，根本就不懂带兵打仗之道，对军队调度无方，不久便兵败身死；江忠源刚到安徽，还没有得到喘息的机会，就遇到太平军围攻，也兵败身死；其他领兵大员则多是带兵打仗无能，互相倾轧则绰绰有余。李鸿章辗转数年，没有多大成就，很不得志。

    曾国藩早知道他这位学生的才干，这时仍在曾国藩幕府的李瀚章又推荐其弟。于是曾国藩多次致函邀李鸿章来帮忙。

    号称曾国藩四大弟子之一的薛福成还记述了这样一件事：“傅相（李鸿章）闻曾文正公督师江西，遂问道往谒焉。谓文正笃念故旧，必将用之。”不料“居逆旅几一月，未见动静。此时在文正幕府者，为候补道程桓生尚斋、前翰林院庶吉士陈鼐作梅、今江宁布政使举人许振棉仙屏。陈鼐与傅相本系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领。鼐因言于文正曰：‘少荃以昔年雅故，愿侍老师，藉资历练。’文正曰：‘少荃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间局面窄狭，恐艨艟（méng chōng）巨舰非潺潺浅濑所能容。何不回京供职？’鼐曰：‘少荃多经磨折，大非往年意气可比，老师盍姑试之？’文正许诺。”

    薛福成还说，这是曾国藩知道李鸿章才气不羁，所以故意这样做，目的是要稍挫李鸿章的傲气。

    《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的作者李鼎芳还把此事作为曾国藩历练人才的方法。

    薛福成记述的这件事为许多书籍多次引用，但此事的记载可能有相当的误差。据曾国藩致曾国潢等的家书载，李鸿章系于阴历十二月初十日（1859年1月13日）抵达曾国藩大营。而据曾国藩的日记，此前十一月二十五日（1858年12月29日），曾国藩听说李鸿章已过广信，即将来营会晤，正为曾国华和李续宾新丧悲伤的曾国藩“为之欣喜”。李鸿章到曾国藩大营的当天下午，曾国藩便与之“久谈”，晚上又与李鸿章、王闿运谈至三更，次日，又与李鸿章谈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及继江忠源任安徽巡抚的福济（时已调京）的情况。此后数日，曾国藩天天与李鸿章叙谈，并且不是一般的闲谈，如十三日（1859年1月16日）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记录他们的所谈内容为“论江南北各路军务”。

    李鸿章到曾国藩营刚好一个月，曾国藩便命他赴淮北招募并训练骑兵，以便将来对付常与太平军联合作战的捻军。事情虽因淮北局势动荡而没有办成，但这充分显示了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似乎没有故意冷落李以折李鸿章傲气的举动。

    不过，薛福成记述的另外一件事是可信的：“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会食，而江南北风气与湖南不同，曰食稍晏，傅相欲遂不往，一以头痛辞。顷之差弁（biàn）陆续而至，顷之巡捕又来曰：‘必待幕到齐乃食。’傅相披衣踉跄而往，文正终无言，食毕，舍箸，正色谓傅相曰：‘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唯一诚字而已。’遂无他言而散，傅相为之悚然。”李鸿章有才子气，不拘小节，当时又年轻，贪个懒床是完全可能的。此事后来李鸿章也对别人说过。

    曾做过李鸿章下属的曾国藩的孙婿吴永，在《庚子西狩丛谈》中写道：“公（李鸿章）平素最服膺曾文正，启口必称‘我老师’，敬佩殆如神圣。”又记述李鸿章亲自讲述在曾国藩幕时的事情：“文正公你太丈人，是我老师。你可惜未曾见着，予生也晚呵！我老师实在利害。从前我在他大营中从他办事，他每天一早起来，六点钟就吃早饭，我贪睡总赶不上，他偏要等我一同上桌。我没法，只得勉强赶起，胡乱盥洗，朦膣（méng zhì）前去过卯，真受不了。迨日久勉强惯了，习以为常，也渐觉不甚吃苦。所以我后来自己办事，亦能起早，才知道受益不尽，这都是我老师造就出来的。”

    经过曾国藩大营的熏陶，李鸿章果然形成了严谨的生活习惯。吴永记述他亲见李鸿章的起居工作习惯道：“公（李鸿章）每日起居饮食，均有常度。早间六七钟起，稍进餐点，即检阅公事；或随意看《通鉴》数页，临王圣教一纸。午间饭量颇佳，饭后更进浓粥一碗、鸡汁一杯。少停，更服铁水一盅，即脱去长袍，短衣负手，出廊下散步；非严寒冰雪，不御长衣。予即于屋内伺之，看其沿廊下从彼端至此端，往复约数十次。一家人伺门外，大声报曰：‘够矣！’即牵帘而入，瞑坐皮椅上，更进铁酒一盅。凡历数十百日，皆一无更变。”

    曾国藩让李鸿章负责文书，稍后命其批稿、起草奏折。李鸿章有才气，所处理的文牍令曾国藩非常满意。数月后曾国藩对人说：“少荃天资于公牍最相近，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对人说：“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南针，获益非浅。”

    曾国藩的幕府，实际上等于是一个不挂牌的人才培训基地。很多人都像李鸿章一样，在曾国藩这里得到历练，得到提高，然后走向全国承担军政重任。果然，李鸿章来到曾国藩幕府不到半年，曾国藩便让他与曾国荃同去攻打景德镇。曾国藩不是叫他带兵打仗，也不是叫他做一般的参谋，而是交给他一项极为特殊的任务。曾国藩在信中如此说：“阁下此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其得处安在？其失处安在？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规模法制尚有须更改者否？一一悉心体察。”曾国藩让他做的，全是大政方针，是关乎全局的问题，是把他当作大才来历练的。他在信中还说：“阁下宏才远志，自是匡济令器，然大易之道，重时与位，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毫不得以人力与于其间。”曾国藩一方面肯定李鸿章的才干；一方面又叫他不必急于马上出人头地，而是要耐心等待时机。

    一个人，一生的事业能否成功，不仅要靠个人天分和才干，还要有相当的机会和客观环境。如果世上没有伯乐，纵然有千里马，也只能埋没于乡间田野之中。何况千里马既需要人发现，也还需要有人加以训练，才能成为真正的千里马。李鸿章是幸运的，他是千里马，曾国藩是伯乐。曾国藩这个伯乐发现了李鸿章这匹千里马，并且，曾国藩还善于养马、驯马。李鸿章是个有才干的人，但如果他继续在安徽游荡而不是到曾国藩幕府，他可能一辈子也做不了什么大事。经过在曾国藩幕府的历练，他的生平事业也就从此开始了。

    重用有才能的人。

    李鸿章是个人才，而且将来肯定能成大器，这是曾国藩早就看出来的。所以，曾国藩如果有什么大的行动，他肯定会让李鸿章参与，听取他的意见。此时，曾国藩留驻武昌，与胡林翼商定了进兵安徽的计划之后，向咸丰帝上奏的进兵的折本就是由李鸿章谋划的。折本内容强调进兵安徽的重大军事意义，他说：“金陵之所以久攻不下，是因为陈玉成掌控安徽。陈玉成开辟并护持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道，以安徽为金陵的后方，并在三河、浦口、庐州叠挫清军。因此，要想攻破金陵，必先驻重兵于滁（州）、和（州），阻住金陵与安徽的通途，割断芜湖的粮道，金陵则不攻自危。而要想把重兵驻到滁、和，就得围攻陈玉成的驻军之地安庆，兼攻安徽的首府庐州，迫使陈玉成进行决战，这样攻陷安庆、庐州，攻克金陵就没有大问题了，而首当其冲的就是要消灭陈玉成的安徽军队。曾国藩采纳李鸿章的这个策略，自然是切中要害的。当时太平军的战略要地的确在于天京与安徽之间的相互毗连之处，陈玉成往返于天京与安徽之间，以滁、和、安庆为屏蔽，不断阻击湘军与胜保等部的进犯，才保住天京的安全。曾国藩把进兵安徽、攻陷安庆当作打败太平军的中心战略，到底让他抓到了太平天国的生死关键了。

    咸丰九年九月（1859年9月末），曾、胡商定了三路进兵计划：都兴阿、多隆阿、鲍超、杨载福沿江东进，围攻安庆为第一路；曾国藩攻太湖、潜山、桐城为第二路；胡林翼取道英山、舒城、六安为第三路。咸丰帝听了别人的建议，害怕湘军会把安徽的太平军逼向淮北，便令曾、胡改变战略计划，而曾、胡并未接受，曾国藩反而亲领围攻安庆的第一路军，第二路军调多隆阿、鲍超担任指挥。

    三路军的作战任务是：第一路为主力军，攻占安庆；第二路切断庐州与安庆的联系，阻止太平军援安庆；第三路阻止太平军西进，攻取湘军的后方。咸丰九年十月二十四日（1859年11月18日），曾国藩从巴河出发，率第一路军万余人马经黄梅进驻宿松，派李榕、朱品隆率兵进攻太湖的太平军。此时，第二路军多隆阿、鲍超、唐训方、蒋凝各部二万余人马已进驻太湖城外，当各路人马会齐，便发起对太湖的进攻，打响了湘军反攻安徽的第一仗。

    湘军入皖早为太平军所注目。当战争在太湖发生后，陈玉成于咸丰九年十二月（1860年1月）率大军增援太湖，扎营七十余座，包围进攻太湖的湘军。胡林翼闻讯也迅速由黄州进驻英山，并向曾国藩告急，建议集中兵力打击陈玉成的援军。曾国藩同意了胡林翼的建议，但并没有放弃进攻安庆的计划，他提出让李续宜、曾国荃增援太湖，李、曾两支人马尚远在湖南和江西，无法马上应援。因此，进攻太湖和阻击陈玉成的援军，仍旧只有多隆阿、鲍超率领的第二军，另有曾国藩派去的朱品隆、李榕的少量湘军。

    鲍超是带领第二路军的主要将领之一。他在太湖之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也因此名声大震。鲍超，四川奉节人，字春霆，是湘军中的一个传奇人物。其父为绿营士兵，在鲍超幼年时即战死军中，其母亦丧。他十余岁时到四川峨眉山清虚观为道士打柴挑水，因他为人爽直、做事卖力，深得道长喜爱，在清虚观几年，竟学来了道长的真传武功。道长欲留他在观里，但鲍超却要凭着自己的一身本事干出轰轰烈烈的事业来，到了成年后便下山投了清军。当时正值太平天国在广西起义，鲍超被发往广西，选入向荣的亲兵营。永安一战，他身负重伤，留在广西，并在此成家，与一位韦姓女子结了婚。鲍超伤好之后，他想领着妻子到湖南追随向荣，但没有追上，却遇上了曾国藩在招兵。当时，鲍超几乎是陷入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已身无分文，还带着妻子。曾国藩试了他的武功和谈吐，知此人未识一字，却有一身莽力和武艺，就安排他做了湘勇的一名教练。后来，鲍超进入塔齐布的军营，数战之后，以勇悍闻于湘军。后编练湘军水师，曾国藩让他做了水师哨官，是杨载福长江水师的前锋船，并参加了洞庭、岳州、金口、武昌、田家镇等战役。鲍超每战皆立功，破田家镇拦江大锁，他的功劳尤大。战后，被提拔为营官。

    曾国藩家居期间，鲍超留湖北，属胡林翼，参与多次战斗，功劳卓著，胡林翼对他十分器重，认为“布衣知己，尝以弟呼之。”并改鲍超所部水师为陆师，招长沙勇三千，号“霆军”，转战安徽、湖北等地，屡与陈玉成及捻军作战。在太平军的心目中，鲍超是一个最为凶恶的强敌。这次参加会攻安徽，鲍超以参将衔为第二路军主要将领，率众六千余人。

    陈玉成领兵援太湖，鲍超主动要求支援。多隆阿让他率本部人马到太湖东北的小池驿驻扎，阻止陈玉成进兵太湖。仗打起来后，鲍超抵挡了陈玉成的全部援军，战斗进行得异常残酷。他离诸军距离很远，成了一支最孤立、最突出的挨打部队。他屡次向多隆阿要求增援，多皆置之不问。结果，在没有援兵帮助的情况下，他带领将士们孤军奋战，部队死伤过半，后被陈玉成团团包围。

    鲍超坚忍不拔，在包围圈里往往率队主动出击，使陈玉成的数万军队一时不能战胜他。一次夜间，他乘太平军连日围攻疲惫之时，率军摸进敌营，发起突袭。太平军在睡梦中突遭袭击，不知是何军杀来，几被其击溃。幸赖陈玉成挥军迎战，才免于溃败。

    正在太平军围攻鲍超之时，胡林翼突然派金国琛、余际昌率兵1万多人从太平军背后袭击。鲍超趁机率部从城内杀出，陈玉成腹背受敌，自顾不暇。多隆阿见状，立即派兵烧毁陈玉成的粮库。这样一来，陈玉成于1860年2月16日不得不放弃太湖，连夜撤走。

    鲍超的苦战并没有付诸东流，这一苦战有力地阻住了陈玉成的大军，使太湖一战取得胜利。战后，鲍超及其“霆军”声名大振。咸丰闻报，加封提督衔，并赏假回籍养伤、省亲。待他假满之后，曾国藩、胡林翼令其募勇万余人统带，成为湘军中最主要的一支部队。

    太湖是安庆的门户，门户一开，湘军便长驱直入。这时的安庆仅剩下枞阳一线与桐城相通。曾国藩后来利用卑鄙的手段收买了韦俊，这位曾经两次攻克武昌的骁将顿时成了太平天国的罪人。1860年6月，韦俊在湘军水师彭玉麟、杨载福的配合下攻陷枞阳。安庆完全暴露在湘军的眼前。

    曾国藩有意要成全曾国荃，命他带领曾家军的嫡系部队进驻集贤关，兵临安庆城下，形成围攻之势。从此，安庆内外隔绝，成为一座孤城，处在湘军严密的包围之中。

    忠肝义胆江忠源。

    《三国演义》里的关云长，义薄云天，以至于被后世称为神。尤其是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的故事，妇孺皆知，老少咸闻。其实，江忠源也有过千里走单骑的经历，而且不只一次。清代道光年间，新化籍举人邹柳溪病逝于北京，江忠源护送其灵柩由京返湘。后来，湘乡籍举人邓铁松在北京患了肺病，死在回湘途中的河北献县，又是江忠源负责料理后事，并护送其灵柩回到家中。献县到湘乡三千多里路，北京到新化就更要远一些，陪伴着一个死人，一路上或舟车或步行，风餐露宿，其间的艰辛险阻可想而知。江忠源的两次义举，使得他的名声大播京城，曾国藩称之为“真侠士”。当时京城对湖南有此奇人也无不敬仰。

    曾国藩见了江忠源后，认定此人将来一定会为国家立下大功，可能会死于节义。后来的事情果然都验证了曾国藩的话。

    道光二十八年，江忠源本丁父忧在籍，太平军举事，江忠源在老家新宁募五百兵士，号为“楚勇”。江忠源先是平息了本地瑶民雷再浩的造反，后来开赴广西前线与太平军正面交锋。咸丰元年十一月，和赛尚阿一起围堵太平军于永安。由于赛尚阿指挥错误，致使太平军从永安突围逃脱。咸丰二年二月，太平军从水路进攻湖南，江忠源率楚勇赶到全州蓑衣渡，在此伐木作堰，横江拦截，致使太平军在蓑衣渡一战中损失惨重。清军击毁太平军所有船只，太平军的“开国元勋”南王冯云山也在此役中被炮击中身亡，取得了清王朝与太平军作战史上第一场大捷。江忠源从此名气大震。

    咸丰二年十月，太平军围攻长沙，江忠源赶到长沙支持张亮基。此时的长沙不仅兵微将少，仅有的数千绿营兵几乎没有什么战斗力可言。从各地赶来增援的兵士也各自为政，或不听调度，或无事生非。张亮基在危急之中看到江忠源的“楚勇”却是另外一番气象，其军不仅秩序井然，而且号令严整，张不禁大为感慨，以为是到了当年的“细柳营”。

    张亮基在和他的一席谈话中，发现江忠源不仅善于打仗，而且颇有谋略。江忠源分析太平军实力其实并不可怕，之所以让太平军频频得手，关键就在于朝廷兵将多年不曾打仗，一闻大兵压境便举止失措，指挥失误，缺少全局观念。应该说，这一分析是非常恰当到位的。

    太平军在围城一段时间后，采取了挖地道的方式，几乎攻破长沙城防。在左宗棠的指挥下，江忠源率士兵坚持抗击，终于在天心阁下，将太平军的又一“开国元勋”西王萧朝贵一炮打死，迫使太平军连夜弃长沙逃往别处。

    诛杀南王和西王，江忠源之功非同小可。不久，江忠源即出任湖北按察使。

    咸丰四年，江忠源出任安徽巡抚，成为湖南办团练而迅速崛起升至高位的最早一人。江忠源早年本是一个风流浪荡公子，不想后来改过自新，成为京湘两地士人中有名的侠义举人。江忠源的成功为湖南士人树立了一个弃笔从戎、立功军旅的好榜样，并激起了湖南士人建功立业的热情。

    正是这样一个江忠源，与曾国藩相交甚好，由于有在京城的经历，曾国藩格外赏识他。他也不负所望，为谢曾国藩的知遇之恩，江忠源在历次给朝廷的奏折中陈述曾国藩办团练的业绩，尤其重要的一点，是设法为曾国藩扩军取得了合法的地位。

    咸丰四年（1854年），正当曾国藩率湘军水陆进军出师入鄂之际，时任安徽巡抚的江忠源奉旨进驻庐州，阻击石达开率领的西征军。太平军将庐州重重围住，以地雷攻破庐州城，江忠源身受重创，自坠古潭而死，年仅四十二岁。应验了曾国藩十年前所预言的“以节义死”。

    江忠源死后，清廷追赠他为总督，谥“忠烈”。曾国藩闻听恶信，心中如折了一根支柱。心里空落许久，方为他撰一挽联：

    “百战守三城，章贡尤应千世祀；

    两年跻八座，江天忽报大星沉。”

    春风怒号罗泽南。

    曾国藩手下有两员得力干将，一位是江忠源，另一位就是被人称为湘军儒将、悍将的罗泽南。

    初办团练的曾国藩可以说是白手起家。他所恃者无非就是二品侍郎的空衔，以及当年在京城里开创出来的海内人望。但论实力，曾国藩几乎是一张白纸。

    曾国藩到长沙的第一步，就是把他的老乡罗泽南拉了过来。对于这个罗泽南，任何谈论曾国藩的人都不可回避地要谈及他。曾国藩为什么会看中罗泽南？根本原因就在于此时的罗泽南，手里有一支千余人的武装。在老家时，曾国藩曾与他交谈过，善于识人的曾国藩之所以应允墨绖（dié）出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有了罗泽南。

    罗泽南比曾国藩还要大三四岁。他字仲岳，号梅泉，现今湖南双峰县石牛乡人。因其家住在罗山山麓，故又称之为罗山。

    和当时许多其他湖南士人不一样的地方，罗泽南的家境可能是最差的了。一些史志上都记载，罗泽南的家境情况是“家酷贫”“大父拱诗屡典衣市米，节缩于家，专饷于塾”。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到了要靠典当家里的衣服来买米的地步，节衣缩食，为的是什么？是供罗泽南读书。

    罗泽南读书用两个字概括就是“苦读”。夜里没有煤油灯，他就把书拿到月光底下去读，累了就地露宿。十九岁那年，母亲去世，再过一年，祖父、兄嫂相继死去；二十九岁时，长子、次子、三子先后死去。他屡遭丧亲的打击，十年间死了十一个亲人。道光十五年，大旱，罗泽南考试回来，到家已是半夜，正要敲门，听到妻子在放声大哭，一问方知三个儿子都饿死了，只有诗圣杜甫有过类似的经历，恐怕再找不出第二个比他更命苦的士子了，但越是受到打击，罗泽南的心更坚，志更大。“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这正是孔子圣人所说的“忧道不忧贫”的典型了。直到三十三岁罗泽南才得以“补县学生”。

    从十九岁起，罗泽南开始自己谋生，在县内各地开馆讲学。他所讲的内容和方法都不同于一般的塾师，他除了教人识字开蒙、应试科举之外，还教人静心养性，练习跳高和拳棒。上午讲学，下午操练，这种方法竟然招来了不少学生，如后来在湘军中冲锋陷阵的李续宾、李续宜、王錱等湘军名将，都是罗泽南的弟子。道光二十四年前后，曾国藩的两个弟弟曾国华和曾国荃兄弟一面在城南书院读书，一面附课于罗泽南处，咸丰元年，得以举孝廉方正。可见，饱学之士也不一定科举顺利。此时的曾国藩已是朝廷二品大员。然而，相形之下，罗泽南并没有怨天尤人，而是穷年汲汲，究心洛闽之学，“宗周敦颐而著《太极衍义》”“宗张载而著《西铭讲义》”。周敦颐是湖南学界祖辈，理学开山之人；张载是湖湘学派先师。故泽南成为湖南士人的典型，同时也是极具湖湘性格的士人。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窜入湖南。罗泽南以一介书生在乡操办团练，带领自己的弟子一班人组织起一千多人的队伍。正如他所说：“余以一介书生，倡提义旅，驱驰于吴、楚之间，而其一时之同事者及门之士居多。共患难，履险蹈危，绝无顾惜，抑何不以厉害动其心耶？当天下无事之秋，士人率以文辞相尚，有言及身心性命之学者，人或以为迂。一旦有变，昔之所谓迂者，欲奋起而匡之救之，是殆所谓愚不可及者欤！亦由其义理之说，素明于中故。”他拉起这支队伍，是要把自己平生所学化为匡救时难的经世之功。也正是这支队伍，给曾国藩增添了建功立业的信心，而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也为泽南提供了一个把自己平生所学发扬光大的平台。所以在后来的征战中，罗泽南成为曾国藩最坚定的助手和沙场先锋。

    三国里面的关羽，作战之余爱读《春秋》。泽南颇有此儒将风范。在湘军中除曾国藩之外，罗泽南也是一个将读书之风带到军营里的将领，白天鏖战疆场，夜晚则在营帐读四书，前后身经大小二百余战，常以坚忍而胜。时人问及他制胜之道，他回答说：“无他，熟读《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

    向来只闻读兵法可以打仗，从来不闻读《大学》也能打仗的。可见罗泽南读书颇有一套心得，而不是读死书。他的弟子李续宾，自负臂力，精于骑射，能征善战，而甘心在一个穷教书匠手下“折节受学”，若不是罗泽南有非凡的人格魅力，何以驾驭得这样一个悍将？后来，曾国藩对李续宾有过评价，其中之一便是一个“静”字。可见，李续宾深得罗泽南之学，不愧为罗泽南高足。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出山之后，首先想到的便是罗泽南。后江忠源在南昌被太平军围困，致书曾国藩求救，曾命罗泽南率二千人前往，因立功官升同知。后罗又在衡阳协助曾国藩改组湘军，此后一直跟在曾国藩身边，和塔齐布一起，成为曾国藩的左右臂膀。后来，两人还结成儿女亲家，可见其关系非同一般。

    咸丰五年，罗泽南随曾国藩出师江西，久攻九江不下。曾国藩爱将塔齐布因此呕血而死，而太平军又在猛攻武昌。此时罗泽南向曾国藩建议不如暂时放弃九江、湖口，要打破当前僵局，变被动为主动，不如回军上游，占据武昌，打通江西与湖北之间的通道。

    事实证明了罗泽南的建议是非常正确的，但曾国藩爱才心切，生怕罗泽南有什么闪失，便不让罗泽南远走，考虑再三，才派他率军回援武昌，还把自己的好友刘蓉派去做他的助手。这时湖北巡抚正是胡林翼，罗泽南和他一起合力作战，进攻武昌，取得大破太平军的胜利。眼看武昌不日即可攻下，罗心里惦记江西战事和困在江西的曾国藩，加紧了攻城的步伐，企图一举成功，然后挥师回援江西。咸丰六年三月，在一次攻城之战中罗泽南额上中弹，但他仍然坚持作战，五天后他伤势加剧，不治而亡。临终之前，罗命人取纸墨，写下：“乱极时站得定，才是有用之学。”写罢，握住胡林翼之手，说：“死何足惜，恨贼未平。愿以兵属迪庵（迪庵是李续宾的字）。”说罢撒手而逝，年仅五十岁。

    得到罗泽南的死讯，曾国藩如五雷轰顶。是时3月，劲草已肥，春华未发。“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他在家书中说：“吾邑伟人，吾店首功，何堪闻此”。清廷追封他为骑都尉，谥“忠节”。

    从胡林翼的两副挽联中可以看出，罗泽南的死对湘军的损失是巨大的，影响也很深远。

    其一是：

    “上马杀贼，下马著书，仗大力撑持，真秀才，真将军，真理学；

    前表出师，后表誓志，痛忠魂酸楚，有寡妇，有孤儿，有哀亲。”

    其二是：

    “公来使我生，公去使我骇，公逝使我悲，七尺躯系天下安危，存宜尸祝，殁宜尸祝；

    贼至还他战，贼退还他守，贼炽还他死，一腔血酬半生知己，成亦英雄，败亦英雄。”

    左宗棠的挽联则云：

    “率生徒数十人转战而来，持三尺剑，著等身书，亦名将，亦纯儒，独有千秋，罗山不死；

    报国家二百年养士之德，复州六城，杀亿万贼，是忠臣，是良友，又溺一个，湘水无情。”

    两年前，曾国藩的爱将江忠源死节于战场；两年后，他的另一位爱将罗泽南又战死沙场。从某种意义上说，曾国藩两位爱将的折损，无异于折断了他的左膀右臂。

    为国求才不避嫌。

    龚自珍曾仰天长叹：“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曾国藩也曾感慨国中无人，他认为，中国若不想与外国列强讲和，就得有四五个得力的大将，他数来数去怎么也数不出来。正因为如此，他才对人才倾注了较多的心血。只要这个人确有所长，哪怕给他的印象并不好，甚至与他心存隔阂，曾国藩都不惮任用和举荐。大至总督，小至营哨，曾国藩举荐和扶植的人才不可计数。可以说，发现人才是一个成功领导者的首要本领，其价值往往超过了所发现人才的价值。

    曾国藩认为，一个合格的政治家，应该为国家举荐英才。他三番五次地说：“居高位者，以知人晓事二者为职。”并说：“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曾国藩之所以善于选将，皆因其知人晓事。蔡锷所辑之《曾胡治兵语录》于曾国藩知人晓事之说，甚表赞同。其言曰：“文正公谓居高位以知人晓事为职，且以能知人晓事与否，判别其为君子小人，虽属有感而发，持论至为正当，并非情激之说。用人之当否，视乎知人之明昧；办事之才不才，视乎晓事之透。不知心则不能用人，不晓事则何能办事，君子小人之别，以能否利人济物为断。苟所用之人，不能称职，所办之事，措置乖方，以致贻误大局，纵曰其心无他，究难为之宽恕也。”

    曾国藩的保举，主要有汇保、特保、密保三种，它反映不同的情况、级别、待遇。湘军每打一胜仗，曾国藩就办一次汇保之案，在奖励作战有功人员的同时，也以劳绩奏保一部分办理粮台、文案、善后诸务的幕僚。

    按照惯例，各省督抚每年年终要对司、道、府、县官员进行秘密考核，出具切实考语，“以备朝廷的酌量默陆”，故清政府对此极为重视，“措词偶涉含糊，即令更拟”，官员的升迁降黔皆以此为据。战争期间，清政府基本上仍沿用此法，虽候补官员汇保甚滥，但实缺官员的补授则非地方督抚出具的切实考语不可。因这些考语是秘密的，任何人不得外泄，所以，这种考核办法及其考语，称为密考。而依照此法保奏官员即称为密保。也因为这一点，汇保一般只能得到候补、候选、即用、即选之类，而只有密保才能得到实缺官员，所以，曾国藩欲保奏实缺官员，就只有密保。

    荐举人才曾是封建社会中任人为官的一种制度。如汉代采用“察举”制选才，就是各地方官员以一套选人准则选拔人才，进而推荐给朝廷任官；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九品中正制成为选才任官的准则，这种任官方法也是由专门的官员去查访各地贤良，然后依标准划分为上中下三六九等，依次授予相应官职；只是到了隋唐，科举制度大兴，这种荐举人才的方法就渐渐走出了历史舞台。到了封建专制达到顶峰的明清时期，科举取士已然僵化，毫无生机。八股取士，往往只能取到一些死读书、读死书的书呆子，根本不能用以经世致用。

    晚清以来，内忧外患不断，选才自然也有变通，因而曾国藩大胆举荐人才。

    曾国藩在举荐人才时，从来不忌讳个人间的嫌隙，他举荐任用左宗棠，便是很好的一例。

    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宗棠恃才傲物，自称“今亮”，语言尖锐，锋芒毕露，二人甚是不合。但曾国藩爱惜其才，虽二人交恶，仍多次举荐。

    左宗棠比李鸿章晚到曾氏幕府一年半，当时的军事形势和曾国藩本人与咸丰十年三月的情况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咸丰十年春夏之交，中国国内到处是紧张而复杂的局势，英法联军正陈兵大沽口，对清朝廷的首脑机构构成了严重威胁；闰三月，清军江南大营遭到了第二次惨败，主帅和春受伤病死，太平军相继攻克了江苏的富庶之地苏州、常州；太平军为解安庆之围，在头一年八月就开始了夹江进击的第二次西征，胜利推进。环视内外，曾国藩感到运筹帷幄，志在必得，他已意识到，朝廷必定会把剿灭太平军的任务放在自己肩上。他的部属更是举杯欢庆，对江南大营的溃败，一个个都感到兴奋异常。左宗棠闻而叹曰：“天意其有转机乎？”别人问他为什么要说这句话，他说：“江南大营得此一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他们不顾同伴的失败，却只想到失败带给他们的好处。胡林翼说得则更为露骨：“朝廷能以江南事付曾公，天下不足平也。”

    所以，在这样的情势下，到曾氏幕府不久的左宗棠，便得到了曾国藩的举荐，于四月二十日奉上谕，“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而在曾氏幕府多待了一年多的李鸿章，在这年五月才被曾国藩派去做淮扬水师的组建工作。

    左宗棠初到曾国藩宿松大营的时候，认为作为一名君子，不可以被人再三侮辱，死于小人还不如死于盗贼，因而想在曾国藩手下做一营官，既满足了自己讨贼的心愿，又可以使自己策马扬鞭、冲锋在前。当时，曾国藩和左宗棠的想法是不一致的，在给骆秉章的信中曾国藩这样写道：“左季翁自领一队之说，侍劝其不必添此蛇足，今已作罢论矣。”但曾国藩接到咸丰帝的寄谕，征求他的意见：“应否令左宗棠仍在湖南襄办团练事，抑或调赴该侍郎军营，俾得尽其所长，以收得人之效？”曾国藩这才改变了原有的想法，叫左宗棠另外带领一队湘军。左宗棠原打算募二千五百人，曾国藩的意见却是让他募五千人。

    左宗棠在宿松只待了二十多天，因为儿子病情很严重，他提前回到湖南。曾国藩的本意，是叫他募勇对安徽的兵力进行支援，他在给曾国藩的信中却这样说道：“苏州既失，为公计者，宜先以偏师保越为图吴之计”“是制此贼，必取远势，而不能图速效”。又说：“先将江西兵事、饷事逐为经划，亦当务之急也。”这个计策实际就是“保越图吴”，尔后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长期运用了这一战略。左宗棠在湖南招兵买马，将以前大批的湘勇集合在一起，又收聚了王錱的旧部，共得五千八百零四人，被称为楚军。这年八月间，他率楚军经醴陵直趋江西，先在江西东北部和东部与太平军进行了几次交锋，随后转战到了浙江。

    太平军在战略上也作了相应的调整。自安庆失守后，李秀成便把兵力全部集中到了江浙。从江西东向的侍王李世贤部及从广西回师的石达开旧部，几乎遍布了浙江全省。十一月二十八日，李秀成带领太平军一举将浙江省会杭州攻克，巡抚王有龄万般无奈，只得自杀。在这之前，十月十七日、十月十八日、十月二十三日，清廷曾发三次廷寄，谕令左宗棠马上赶到浙江去，负责军务的督办。曾国藩等于十月底做出决定，他们于十一月十六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说：“臣等往返熟商，即请左宗棠督率所部进援浙江，并将驻防徽州之臬司张运兰，驻防广信之道员屈蟠，驻防玉山之道员王德榜、参将顾云彩，驻防广丰之道员段起各军及副将孙昌国内河水师，均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兵力稍厚，运棹较灵，于援剿浙、皖之时，仍步步顾定江西门户，庶于三省全局有裨。”

    当时，曾国藩作为两江总督，原本只是负责统率江苏、安徽、江西三省，清廷因为对曾氏集团的依赖，又于十月十八日下发明谕，上述除三省外，“并浙江全省军务，所有四省巡抚、提镇以下各官，悉归节制”，杭州将军瑞昌只是负责浙江军务的帮办。但曾国藩于十一月二十五日给朝廷的奏折中说：“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办浙省，可取决于呼吸之间。”又说，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即无庸臣兼统浙省”。曾国藩深感朝廷对自己有太重的依赖，给了他太尊贵的权位和太多的期望，这令他感到有些畏惧，因此不敢控制四省，恐怕自己会犯下过错；另一方面，也说明曾国藩当时给予左宗棠的信赖与倚重也是非常多的。

    左宗棠此时在广信负责驻防工作，他根据“宁肯缓进，断不后退”的原则，率军至婺源，又分兵解除了徽州的包围，使后方得到了巩固。十一月十一日、十二日、十四日、十六日，朝廷又连发四道谕旨，催促左宗棠赶快带兵赶到浙江。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左宗棠才从江西东北边境和皖南边境翻山越岭、历经千辛万苦进入到浙江省西北部开化县，迫使太平军退到遂安方向。其后，左宗棠根据曾国藩的以衢州府作为控制全浙的根据地的战略决策，于五月初四日攻占衢州，以衢州为基地进夺全浙。八月，蒋益澧带领八千多名湘军从广西开至衢州，左宗棠部的人数增到了一万六千名之多。他们由南向北逐渐推进，太平军顽强地抵抗了这种推进行动。

    经过一年多的双方拉锯，直至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五日（1864年），左宗棠在法国军官德克碑的不败之师的帮助下，才最后把杭州攻下。双方又争夺了几个月，到这年八月下旬，左宗棠的楚军基本上占领了浙江全境。左宗棠攻占杭州后不久，在三月十八日，朝廷命曾国荃补授浙江巡抚，左宗棠补授闽浙总督，同时仍然担任浙江巡抚的职务。

    此时，左宗棠在官场已经站稳脚跟，在清廷有了一定的地位。他与曾国藩的地位不相上下。

    选择接班人要慎重。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选择人才和接班人的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摧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便于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也就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的教育。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的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广学问、拓展眼界。

    曾国藩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抨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即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垫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可谓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力、成长最快、也最能克绍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队。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大有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详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祯、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鸿章素性激直，从事师友贤豪间，皆深知其戆而曲谅之。自兹以往，不欲蹈习官样，又未便率性而行。”对于师友们的劝诫，“当奉为枕中秘”。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他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被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秉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44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为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子就达四万两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100万发。

    湘军攻占南京前后，曾国藩不但是清军进剿太平天国的前线最高统帅，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但骨子里君臣都在为后事发愁。因此，曹国藩急需一位不会挖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朝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

    曾国藩曾有一个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既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他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占南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既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他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撤湘军独留淮军，曾、李联为一气。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曾国藩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仍然与曾国藩保持一致。

    虽然选择好了自己的事业接班人，但还要给他们施展自己才能的空间，适时放开手中的线，让他们自己去驰骋。曾国藩认为，这也是有学问的，在给门人授权、让其挑重担时，就必须放权，让其自主发展。

    曾国藩对李鸿章的器重和赏识是尽人皆知的，对他寄望之厚、花费心血之大也几乎无人能与之相比。可以说，曾国藩把自己的全部政治观点和治国、治军的本领都传授给了这个得意门生。李鸿章也多次向人表示，不仅自己前半生功名事业出于老师的提携，即使其办理外交的本领，亦全仗曾国藩“一言指示之力”。

    曾国藩生平大事年表。

    1811年（嘉庆十六年）11月26日（农历十月十一日）生于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天平村，乳名宽一。

    1815年（嘉庆二十年）五岁。在家识字读书，一年后入家塾“利见斋”。

    1826年（道光六年）十六岁春，应长沙府试（童子试），名列第七。

    1830年（道光十年）二十岁。就读于衡阳唐氏宗祠，师从汪觉庵。一年后转入湘乡涟滨书院，改号涤生。

    1833年（道光十三年）二十三岁秋，参加湘乡县试，考取秀才。

    1834年（道光十四年）二十四岁春，入岳麓书院。秋，参加乡试中第三十六名举人。冬，入京准备会试，途径长沙，始与刘蓉相交。

    1835年（道光十五年）二十五岁。4月，会试落第，留京寓长沙会馆读书。

    1836年（道光十六年）二十六岁春，恩科会试再次不第，出京返家。至长沙，与刘容、郭嵩焘在湘乡会馆相聚两个月。

    1838年（道光十八年）二十八岁。会试中第三十八名贡士，试后改名国藩。殿试取在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朝考列第一等第三名，道光帝拔置第二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年底乞假返家。

    1839年（道光十九年）二十九岁。夏，出衡阳，谒杜工部祠、石鼓书院。秋，出邵阳，察访武岗、新化、兰田、永丰。12月，子纪泽生，离家起程赴京。本年起始作日记，持之以恒，至终不辍。

    1840年（道光二十年）三十岁。5月，庶吉士散馆，列二等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7月，得病，经欧阳兆熊、吴廷栋治疗、护理，两月始愈，三人遂成好友。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三十一岁。8月，偕倭仁往谒理学大师唐鉴，请教治学之方，检身之要。“考德问业”“为义理所熏蒸”。11月，任国史馆协修，遍鉴前史，辨具得失。是年，喜读胡林翼赠送的《陶文毅公文集》。写作《里胥》，直道民间疾苦，鞭笞腐败政治。

    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三十二岁。致力程朱之学，每日必做日课：早起、主敬、静坐、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三十三岁。4月，升任翰林院侍讲。7月，钦命为乡试（四川）正考官。8月，补授翰林院侍讲。12月，充文渊阁校理。

    1844年（道光二十四年）三十四岁。8月，郭嵩焘引江忠源来见，结为师生。派充翰林院教习庶吉士。

    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三十五岁。10月，升翰林院侍讲学士。李鸿章入京会试，以年家子投其门下受业。

    1846年（道光二十六年）三十六岁。1月，充文渊阁直阁事，自书其书舍曰：“求阙斋”。夏秋间，养病城南报国寺，与同寓刘传莹就汉学、宋学深入研讨，知学须返本务要，“执两用中”。

    1847年（道光二十七年）三十七岁。7月，升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街。11月，钦派武会试正总裁，殿试读卷大臣。

    1848年（道光二十八年）三十八岁。3月，子纪鸿生。10月，辑录古今名臣大儒言论，按修身、齐家、治国三门分三十二目辑成《曾氏家训》。

    1849年（道光二十九年）三十九岁。2月，升授礼部右侍郎。9月，署兵部右侍郎。

    1850年（道光三十年）四十岁。4月，上《应诏陈言疏》，直揭官场“委靡因循”、官吏“畏葸”“柔靡”，“今日所当讲者，唯在用人一端耳”。7月，兼署部左侍郎。

    1851年（咸丰元年）四十一岁。1月，洪秀全在广西桂平金田村组织起义。5月，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咸丰帝“怒掷其折于地”欲罪之。

    1852年（咸丰二年）四十二岁。1月，上《备陈民间疾苦疏》。7月，任江西乡试正考官。行抵安徽太湖县小池驿，得母讣闻，回籍奔丧，10月初抵家。太平军出广西、入湖南，9月攻长沙，10月取决岳州。

    1853年（咸丰三年）四十三岁。1月21日，接帮办湖南团练旨，经郭嵩焘力劝出保桑梓。30日，抵长沙与湖南巡抚张亮基商办团练。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定都为天京。9月，奏准移驻衡州练兵。11月，建衡州船厂赶造战船，派人赴广东购买洋炮，筹建水师。

    1854年（咸丰四年）四十四岁。2月25日，奉命率师出征太平军，发布《讨粤匪檄》，命褚汝航为水师总统、塔齐布为陆军先锋，统率17000人，挥师北上。5月，兵败靖港，投水自裁获救。7月25日，重整水陆各军后，出师攻陷岳州。10月14日取武昌，咸丰帝令其部署理湖北巡抚，七天后收回成命，改赏兵部侍郎衔。12月2日攻陷田家镇。

    1855年（咸丰五年）四十五岁。2月12日夜，石达开总攻湘军水营，烧毁湘军战船一百余艘。曾国藩座船被俘，“文卷册牍俱失”。“公愤极，欲策马赴敌以死”，罗泽南、刘蓉力劝乃止。

    1856年（咸丰六年）四十六岁。7月，坐困南昌。9月2日，杨、洪内讧（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元气大伤。10月，曾国藩在长募勇组建吉字营入援江西。

    1857年（咸丰七年）四十七岁。2月27日，其父去世，偕弟国华回籍奔丧。7月，两次上疏，请求在家终制，获咸丰帝准许，是年建“思云馆”。

    1858年（咸丰八年）四十八岁。5月19日，李续宾、杨岳斌率水陆两军攻陷九江，弟国华入李幕。7月13日，接上谕命其出办浙江军务，17日起程。8月5日，抵武昌，与胡林翼会商进兵、筹饷之策。11月15日，李续宾、曾国华死于三河之役。12月，作《爱民歌》以训湘军。

    1859年（咸丰九年）四十九岁。1月，李鸿章来建昌晋谒、留营襄办军务。是月，曾国葆改名贞干入湘军，为其兄国华报仇。2月，作《圣哲画像记》。11月，拟四路进兵之策，攻取安庆。

    1860年（咸丰十年）五十岁。5月，辑录《经史百家杂钞》26卷，“取精用宏”“尽抡四部精要”。6月，左宗棠来营，留住两旬，商讨东南大局，奉命以兵部尚书衔署理两江总督。7月，委授两江总都，并以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10月18日与胡林翼、李续宾商筹北援之策，上疏请求带兵北上扫夷勤王，以“雪敷天之愤”。12月，祁门大营两度被困，太平军距大营仅二十里，“危险万状”。

    1861年（咸丰十一年）五十一岁。8月23日，上《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购买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9月5日，湘军攻陷安庆。25日，移住安庆。11月20日，奉旨督办四省（苏、皖、浙、赣）军务，其巡抚、提督以下悉归节制。12月，在安关刨办内军械所。年底，定三路军进军之策：“以围攻金陵属之国荃，而以浙事属左宗棠，苏事属李鸿章，于是东南肃清之局定矣。”

    1862年（同治元年）五十二岁。1月31日，奉旨任两江总督协办大学士，曾国荃补授浙江按察使。2月14日，左宗棠率军由江西入浙江。4月，李鸿章率军抵上海。5月，曾国荃率军进驻雨花台，会同彭玉麟的水师围攻天京。7月18日，为借兵助剿事再疏力陈利害：“岛人借助剿为图利之计……而中华之难，中华当之”，决不能让洋人以助剿来“蹂躏中国之土地”。9月，为死于战乱而未及安葬的桐城儒生方东树、戴钧衡六人立石修墓，妥为安葬。12月，其弟曾国葆病死于雨花台湘军大营。年底，华衡芳与徐寿父子试制成功中国第一台蒸气机，曾国藩见后，于当天日记中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国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1863年（同治二年）五十三岁。1月28日，安庆内军械所造出的我国第一条木壳小火轮，曾国藩登船试航后，喜而命名“黄鹄号”。5月7日，致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谓“洋人本有欺凌之心，而更授以可凌之势；华人本有畏怯之素，而逼处可怯之地”，反对购买要由海军上校指挥控制的船舰。6月13日，石达开兵败大渡河。9月，与容闳见面，商筹建立一个可以灾圃旎器的工厂。12月3日，交容闳六万八千两银赴美购买机器。

    1864年（同治三年）五十四岁。1月，派李凤苞测量江浙外海各岛屿沙线。5月，江浙藏书遭兵动多有毁损，定刊书章程，即于安庆设书局，刊刻各种经史。6月3日，洪秀全病逝天京，其长子继位。7月19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军宣告失败。7月，曾国藩赏加太子太保、一等侯爵，曾国荃赏太子少保、一等伯爵。8月15日，奏准裁撤湘军二万五千人。10月，行辕移驻安陵。11月，奏准停征厘舍、亩捐。12月，主持修复江南贡院，补行江南乡试，会考江南优贡。

    1865年（同治四年）五十五岁。1月，选汉唐以来各臣奏疏17首，编《鸣原堂论文》。3月，主持修葺种山、尊经两书院，收养八百孤寒子弟，并从自己养廉银中捐款课奖。5月26日，接上谕：“率军赴山东剿捻。”6月，主持整理《王船山遣书》完稿，共三百二十卷，交金陵书局出版。6月18日，北上剿捻之策：重镇设防，划河圈围，清野查圩，马队追踪。9月，经扬州、清江浦抵徐州，一路调兵布防堵围，沿途又张榜招员。10月，将金陵制造局迁往上海虹口，和李鸿章原设的炮局及购自美国人的铁厂合并，再加容闳购回的百多部机器建成江南制造总局。12月，核定长江水师永远章程及营制营规。

    1866年（同治五年）五十六岁。3月，由徐州赴济宁，沿途谒孟、孔、曾诸圣墓。9月24日，捻军突破防线，进入山东。连续二次请假，在营调养。10月，奏陈：“剿捻无效，病难速痊，请开协办大学士、两江总督之缺。”12月，回任两江总督。

    1867年（同治六年）五十七岁。3月，在江南制造总局下设造船所试制船舰，同时拟设译书馆。5月，会同李鸿章将江南制造总局由虹口迁高昌庙，征地扩迁，规制大增。6月，补授体仁阁大学士。

    1868年（同治七年）五十八岁。4月，奉上谕改授为武英殿大学士。5月31日，至上海视察江南制造总局。8月，奉命调任直隶总督。9月，江南造船厂试制的第一艘轮船驶至江宁，曾登船试航，取名“恬吉”。12月，抵京师，陛见那拉氏与同治皇帝。

    1869年（同治八年）五十九岁。2月27日，奏陈直隶应办事宜，以练兵、饬吏、治河为至要。6月，奏请按湘军制改造直隶练军。8月，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提出儒学有义理、考据、经济、辞章四科，唯义理为治学根本。12月，奏陈：“直隶清理积狱……计审结并注销之案四万一千余起，多作尘牍，为之一清。”

    1870年（同治九年）六十岁。4月，肝病日重，右目完全失明，奏准病假一月，5月续假一月。6月，天津教案发生，奉命前往处理。7月11日，抵津，出令放告，要求津民据实检举揭发；23日，法国公使罗叔亚来见，要求杀天津道员、知府、知县为法领事抵命，并以战争相威胁，曾国藩严辞拒绝。24日，奏陈：“挖眼剖心，全无实据；津民生愤，事出有因。”8月，奏陈：“本案凶犯已拿获九名，唯罗叔亚意欲‘三员议抵’，断难允求。府、县本无大过送交刑部已属情轻法重。”9月，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李鸿章调补直隶总督。10月17日，起程南下。11月3日，六十大寿，御赐“勋高柱石”匾额。24日，作家训日课四条：“一曰慎读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说，四曰习劳则神钦。”

    1871年（同治十年）六十一岁。8月19日，挈李鸿章联衔会奏《拟选子第出洋学艺折》。9月，视察水陆各营防务、训练情况。11月抵上海，23日在沪设宴庆祝六十一岁生日。

    1872年（同治十一年）六十二岁。2月27日，领衔上奏，促请对“派遣留学生一事”尽快落实，并提出在美国设立“中国留学生事务所”，推荐陈兰彬、容闳为正副委员常驻美国管理。在上海设立幼童出洋肄业局，荐举刘翰清“总理沪局选送事宜”。3月1日，时发脚麻之症，舌蹇不能语。3月12日，午后散步署西花圃，突发脚麻，曾纪泽扶掖回书房，端坐三刻逝世。是月，清廷闻讣，辍朝三日，追赠太傅，谥文正。6月25日，灵柩运抵长沙。7月19日，葬于长沙南门外之金盆岭。次年12月13日，改葬于善化县（今望城县）湘西平塘伏龙山，与夫人欧阳氏合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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