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忍耐、肯等待。

    “做人就要像哔叽一样，经得起折磨，到哪里都显得有分量。”

    这是胡雪岩以其一生的处世经验总结出来的。

    胡雪岩是从给别人端尿壶做起。因为资助了别人丢了饭碗，流浪街头。

    所以他能够从切身经验中总结出生存下去的第一要诀：人要有意志，要忍耐，要等待，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胡雪岩是从纵深的角度看待生活。他有经验积累做积淀，以历史感做后盾，面向着过去而向将来负责。他知道，一时的荣辱固然重要，忍耐过后的硕果却有更厚实的回报。

    拿中国古话讲，就是“小不忍则乱大谋”。比如韩信受胯下之辱，勾践忍尝胆之苦。假如他们把一时的荣辱看得过重，就不会有机会成就后来的大业。

    信天翁是世上少有的死得最惨烈的动物之一。它们会因为丧失了伴侣而撞壁而死。照目前的情形看，它们的数量在锐减，不久的将来，我们就只能从传说中听到这些奇特的行为了。

    如果人类整个群体也以这种自毁模式去发展，恐怕不久我们这个世界连讲这些故事的人也没有了。

    外界物种间的竞争实际上十分残酷。如果我们不能同时训练出一套适应这种残酷的反应模式，我们就至多是一个壮烈的牺牲者。

    世界本身又是最势利的。如果你只是壮烈地牺牲了，却没在壮烈之前给世界带来更多的东西，那你在人们记忆中的寿命就会非常短，比若惊鸿一瞥，转瞬即逝。

    每一个为了面子而决绝于世者，最害怕看到的也正是这种局面。这种结果与他们潜意识中的愿望刚好相反。他们想以自己的行为告诉世界，他们是有价值的，不容忽视的。世界却以轻飘飘的口吻嘲问他们：你们都是谁呀？什么价值？嘲讽和遗忘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只得以“他们”这个笼统的字眼指代这一类人。

    结论仍是回到胡雪岩以经验总结的生存第一要诀上：人要有意志，要忍耐，要等待，要经得起反复和波折。

    胡雪岩既然能忍耐少年端尿壶的生活，也就能忍耐由于资助王有龄而失业的窘境。

    失业的滋味并不好受。首先是名节上。钱庄老板震怒于胡雪岩的自作主张，给店里带来了经济风险，在店员中树起了一个恶例。为了防止其他伙计也有类似的举动，所以胡雪岩非走不可。这就把胡雪岩归入了不可信任的行列。

    同行和熟人那里，也有人私下议论，绝不相信以胡雪岩的精明会做出损己利人的事，所以对胡雪岩的交代不但不信，反而觉得大可从这种交代上怀疑开去。保不准是狂嫖滥赌，欠下一屁股债，现在没办法了，就挪用款项，反而编造出一个“英雄赠金”的故事来。

    归在一起，就是不能用这种人了。不但原店不能用，而且同行都不能用。把从小学来的本事都废了，胡雪岩只能去做苦力，吃门板饭。

    胡雪岩因此而生计窘迫，流落到上海后，每日以烧饼白开水充饥，最困难时只得把袍子当掉。

    因为有恶名在外，大凡知道他的人都不肯用他。据说他一度求职无门，曾托人介绍他到妓院去扫地、挑水。

    胡雪岩深知人的本性，所以在自己落难时从没有打主意去找旧同事。

    这是一段茫无尽头的苦日子。因为胡雪岩只是把钱赠与王有龄，但是王有龄是否能捐官成功，何时能捐官成功，他心里都没有底。

    或许唯一有底的事是，他相信王有龄会发达，一旦发达了是不会忘掉他胡雪岩的。

    不过连这一点也是他“自以为是”，因为他和王有龄并无深交。假如王有龄恰好是个背信弃义、没有良心的人，那么王有龄即便发达，也和胡雪岩毫不相干。

    这一场等待以喜剧结束。正如我们从前人记述中看到的那样，胡雪岩等到了王有龄加官晋爵。也因为有王有龄回来作证，胡雪岩洗去了“保不准是狂嫖滥赌”的恶名，借的债还了，胡雪岩成了王有龄的生死至交。

    胡雪岩的忍耐和意志不但表现在艰难困境中，还表现在顺境处世上。

    比如，和漕帮做生意，胡雪岩不但要力争把生意做成，还要力争让别人承认他做人也是很漂亮的。所以当漕帮领头尤五面露难色时，胡雪岩觉得，别人既然爽快地放交情给自己，自己这一面就不能知难而退，光顾自己事情办成了，不去帮助别人分担难处。如果是这样的话，交往就这一次，不会有第二回了。

    考虑到这些，胡雪岩宁可自己多承担些责任，也一定要替对方打算。这样做，也许自己的担子重了些，但却真正交到了朋友。事情要从长远看，只要能有朋友，不愁没有好日子混。

    和胡雪岩的处理方法比较起来，王有龄就显得有些小家子气。王有龄觉得，既然买了漕帮的粮，就有了现成的做生意的机会。与其把生意让给别人做，不如自己做、自己赚。

    他把这种想法告诉了胡雪岩。胡雪岩十分严肃地告诫他：“江湖上做事，说一句算一句。答应了松江漕帮的事，不能反悔，不然叫人看不起，以后就吃不开了。龄公，现在的日子是苦些，不过好日子慢慢会来的，总要我们沉住了气，耐心去维持朋友的交情才是。”

    胡雪岩的这层计较，自然是看得远了，不拿蝇头小利堵塞了心眼儿。所以我们说人的意志不仅要表现在能够忍受艰难困苦，而且要能够忍受平淡寂寞，把平平庸庸的生活都做好了、做活了，让维持顺境的因素变为化顺境为得意之境的因素。如果是这样，一个人就能出乎其意、拔乎其萃。人们总是以为逆境才需要表现一个人的意志力，因而在顺境中往往散漫无节制，结果白白浪费了好多时光和机会，甚至面对顺境手足无措，做事失去了原则和方向。要知道人的意志力本来就是贯穿一生的。有了钱不知节用就会丧产，有了地位不知节制就会丧权，有了名气不知节制就会自毁名节。

    比如，王有龄事事顺遂，好运一个接一个，顺利得让人不敢相信是真的。这时候如果得意忘形，就免不了诸事无稽，做出没有分寸的事体来。所以胡雪岩就劝王有龄：“龄公，你千万要沉住气！今日之下如何，不要去管它，你心中想着今天我做了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就是了。”

    他劝诫王有龄心要放稳了，要经得起好运和喜悦的冲击，不管运道如何变，把事情一件一件地做好，这个大原则不能变。

    做人要经得起折磨。

    厄运来了是大折磨，经受不起，就会毁了自己；好运来了，也是大折磨，经受不起，会白白糟蹋了好运。有好多中了奖券一夜暴富的穷人，过不了几天就又一贫如洗，这就是经受不了好运的折磨。好运道来了，挡也挡不住，这是常有的事情。好运道是加诸于人的，全看承受的人是否有接受的能力。好运道放在做事气闲心稳、从容自在的人身上，他们会把好运再放大十倍百倍；放在手足无措、举止失度的人身上，他们会把降临到头上的好运眼睁睁放走。

    在社会中，人们都会大致辨别出豪门世家和暴发户，就像在校园里，人们可以辨别出高年级学生和入校新生一样。其间的差别，唯在心理一端。由心而发，不同的心理素质，表诸于外，就有不同的特征。

    当然，我们讲人的心理承受时，更多的时候是看一个人在逆境中的表现。因为在逆境中矛盾更集中，成败的抉择更为迫在眉睫，生死的较量、善恶的较量、伟大与渺小的较量更为关键。逆境犹如悲剧的高潮，剧情的进展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要由主人公的行为来凸显他的意志和品质。

    胡雪岩可说逆境不多，而且每每都预先筹划准备好了。比如，在垄断上海丝茧市场、与洋人打商战时，洋人“杀年猪”，故意和胡雪岩较劲儿。胡雪岩自然不甘束手就擒，不愿让辛辛苦苦做成的垄断局面轻易被冲垮了，因而有了长达半月的煎熬，为拉头寸而派人回去联络。就是在这样的大局面下，胡雪岩也是早有准备，通过和庞二等协商联系，渡过了难关。

    又比如，杭州光复后胡雪岩晋见左宗棠。左宗棠听人传言，对胡雪岩冷眼相向，并准备上折参革胡雪岩。面对这样的荣辱浮沉，胡雪岩仍是冷静观察，提前就想好了一套说法，让左宗棠不得不承认，胡雪岩潜出杭州城并非贪生怕死，而是为了千万饿殍待哺的浙江灾民。不仅道理在，而且有实际行动，胡雪岩晋见左宗棠之时，就已经采购好了大米万石，陆续还有后继。这就使左宗棠骡子脾气尽消，把胡雪岩奉为上宾，进而收为幕僚。

    胡雪岩唯一防不胜防的是他的整个钱业王国的崩溃，从钱庄挤兑开始，加速了胡雪岩整个事业的失败。那么，胡雪岩在这样一个大的失败面前，表现又是如何呢？

    胡雪岩乘船去杭州，上岸伊始，就遇上了这么一个大变故，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胡雪岩明白，现在唯一于局面有益的，是要自己镇静。这就好比一条船，一旦遇到了大风浪，如果船长先慌了手脚，必然会引起船员更大的慌乱，他们就会各顾自己，谁也不去设法拯救大船，结果只能是船毁人亡，无一幸免；反过来，只要船长镇静，能把整船的人组合起来，同心协力，就有可能逃出险境，化险为夷。

    所以胡雪岩叫来杭州分号的钱庄档手，要他回店告诉伙计们，钱庄仍要继续营业，有他胡雪岩的其他生意做后盾，一切困境都会克服。

    他又专程去拜访藩司德馨，向他征求善局方略。德馨和胡雪岩一向关系甚好，知道胡雪岩面对这种行将崩溃的局面，决不会像其他一些小商人那样一逃了之，所以心先宽了三分，答应帮助胡雪岩疏通浙江巡抚和京城里的都老爷。疏通的目的，无非是要这些人不必因事浮沉、乱发议论。最好的处理办法，是大家一起来支持胡雪岩，给胡雪岩时间，让他自己来弥补因挤兑而带来的损失。

    有了官面上的这种信任，胡雪岩才能从容调度，挽救危业。

    胡雪岩能在这样纷乱的气氛下有条有理地处理问题，也足显示出胡雪岩的气度。他仔细考虑了全局，知道人生做事，有输有赢，胜败乃兵家常事，关键是心理上不能输，要眼光放远，把事情看开。

    照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一双空手起来的，到头来仍旧一双空手，不输啥！不但不输，吃过、喝过、阔过，都是赚头。只要我不死，照样一双空手再翻过来。”

    这种眼光和心胸，在商人中有不少同其类者。与胡雪岩同期而稍后的徐润，就是这样一位经得起波折的人物。

    徐润以买办起家。咸丰到同治年间，洪杨变起，上海租界人口由500人猛增到14．2万人，大量地主、富商逃离家乡，躲入租界，使得投资房地产成为十分有利可图的事业。

    徐润从同治三年（1863年）到光绪九年（1883年），陆续购置地皮6100多亩，其中建筑地皮3200多亩，所建筑的洋房、住宅、商店等，每年可收租金12万余两，房地产价值总额达223万余两。

    也就是在1883年，和胡雪岩一样，因为遇到中法战争，法国兵舰驰抵吴淞口，上海富户纷纷提款离沪，全市钱庄信用崩溃。另一方面，胡雪岩阜康钱庄倒闭，致使其他钱业同行也都资金周转不灵，纷纷向徐润逼债。

    徐润无奈，只好将自己的产业贱价出售，抵偿债务，一下子亏损了八九十万两。徐润遇到了一生最惨重的经商失败。

    徐润遭此变故，并不灰心，曾自书一副对联解嘲：“放宽肚皮装气，咬定牙根吃亏”，仍在寻找机会东山再起。

    光绪十六年（1890年）以后，徐润变卖家中古董器玩、书籍字画、先母遗物和夫人珠宝等，共得银八九万两，继续投资于房地产业，先后在上海和天津购地3000余亩。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在天津新划租界区，徐润购得的房地产也被外国人占去，使他再次蒙受很大损失。

    在房地产经营方面，徐润数次受挫，并不顺利。但他不甘失败，屡挫屡起，充分体现出一个大商人所具有的心理韧性。

    胡雪岩和徐润，同是近代著名的商人，在大变故、大挫折面前，两人的态度都很沉着。尤其是胡雪岩失败的原因，一方面是李鸿章为代表的官僚势力不支持，拆后台；另一方面则是为了保护传统手工丝织业，为了蚕农的利益而和洋人斗法。失败后，胡雪岩态度光明磊落，欠谁的款还谁的钱，力所能及，决不拖欠，因而为时人称道，被认为是“杭铁头”的典型代表。

    这种心理素质，在大事的比照面前，已经化为一种修养。它需要一个人长期的磨砺，才能真正获得。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自叙经历，从中可以看出我们所说的心理素质和一个人所受磨砺的关系来：

    “余平生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壬辰年发佾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戍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入江西，又参抚臬；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笑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练后得来。”

    胡雪岩处变不惊、遇喜不乱的心理素质，也正和曾国藩一样，是从长期的经历中积淀提升出来的。细考人的一生，真正的智力差别固然存在，而意志的差别对一个人事业的成败、为人形象的好坏所起的作用则更大。

    边打边拉，营构洋场势力。

    胡雪岩借重的另一个势力就是洋人。按胡雪岩自己的说法，他的成功得力于两个局势的大转变。第一个是洪杨之乱，第二个是漕海禁大开。

    两者共同形成一个纷纷攘攘的乱世。而胡雪岩是典型的乱世英豪，善于应对乱世，把握方向，整顿秩序。

    他对洋场的利用，也正得力于他这种能力。

    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

    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

    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

    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

    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

    势力一旦形成，别人就不易进入。就像自然保护区一样，在保护区内是保护的动物的天下，外类不得涉足。想涉入也是不大可能，因为洋人认准了胡雪岩，不大相信不相干的来头。所以江南制造总局曾有一位买办，满心欢喜地接了胡雪岩手中的一笔军火生意，却被洋人告之，枪支的底价早已开给了胡雪岩，不管谁来做都需要给胡雪岩留折扣。

    综合胡雪岩经商生涯看，其突出特点就在他的取势理论。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知道势和利是不分家的，有势就有利。因为势之所至，人们才唯马首是瞻，这就没有不获利的道理。另一方面，有势才有利。社会上各种资源散布着，就像水白白流走一样。假若没有蓄积，没有成势，就无法形成一种力量、一种走向。蓄势的过程，就是积聚力量、形成规模、安排秩序、形成走向的过程。积聚力量和安排调度，正是一个有效的管理者的主要任务。

    商人企业家在社会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人才闲置，把他们组织起来，充分利用；资源闲置，把它们挖掘出来，充分利用；信息闲置，把它们组合起来，充分利用。这本身就是一种创造的过程。明明是个无可救药的赌徒，胡雪岩却能够把他利用了，派他购丝、办货。明明是个落魄的文人，胡雪岩能把他鼓动起来，让他尽己所长，安定地方。

    官场和江湖有嫌，洋人和官府有隙。胡雪岩却非要他们前嫌尽弃，沟壑尽平，大家携手来做生意、求利益。这种作为，一般人想不到，胡雪岩想到了；一般人做不到，胡雪岩做到了。所以人们称赞他神，称赞他奇。这种神奇，在胡雪岩身上所表现的，就是与众不同之想。

    凡事总要超出别人一截，眼光总比别人放得远，所以才能在经商中，在商不言商，花出许多精力去做势。这和下围棋的道理一样。别人放一子，自己紧粘一子，必是笨伯。稍具常识的人都懂得要放手做势，从整体上营构自己的势力范围，然后抱犄角与敌逐。杜牧的《阿房宫赋》中说：“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其中所讲的势，与官场的势、商场的势，道理相通，唯有能够“抱势”，方可“钩心斗角”。

    智就是通权时变。

    智即权变，也就是观察市场，通权时变。这是一个商人的基本要求。而胡雪岩的商业智慧还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是把“智”运用到“义”上，以攻心为上，以此把握商情；第二是把“智”化解为“眼光”，以此评判生意。

    胡雪岩体人情，通人性。他对人情的体察到了十分细微的地步。

    他虽因资助王有龄而丢了饭碗，落魄了，却决不去找老关系的麻烦，宁可屈尊去吃门板饭。一旦发达了，他又精挑细选礼品，把老同事们服侍得服服帖帖。这些人个个觉得，胡雪岩这人有难了不会找熟人麻烦，有福了会和大家一起享。

    这是人情的智慧。胡雪岩知道人心厌恶啰嗦，有人添麻烦总是件不快的事；反过来，人本性中又总爱占小便宜，能满足他这一小小本性，他就会喜不自胜。

    这个入微体贴、周到的关于人性的知识运用起来了，做出来的行为就入了“义”。

    比如，和松江漕帮的尤五商谈“民折官办”的事情时，揣知尤五卖米隐衷。胡雪岩就捕捉到了这一心理，并且拿话挑明了，告诉尤五，有什么难处，胡雪岩自然会帮，否则还不如不买这批粮食。

    难处被人讲明了，并且帮着落实了解决办法，这就是为人打算的举动，显出是朋友了。因此，关于人性的体察，又化作了与“义”有关的举动。

    这种“智”，算不算商业智慧？应该算，而且应该是上乘。因为这种智慧是边拆边用，边用边结，最后上升为“义”，又借“义”为以后的商业往来打开了路子。新的机会由于受这种“义”“智”的鼓励，是越滚越多，越扩越大。等于每一次都为未知的下次增加了取胜的机会。它和单纯的商业市场大为不同。

    如若拿营兵罗尚全存银一万一千两的例子来做比较。按一般的市场操作规则，只需点明银两，立折为凭即了；或者按现代银行储蓄法则来做，发现此人行踪可疑，身份与银两出入太大，先把来人稳住了，找到警察来盘问清楚再说。

    胡雪岩却人未打交道，已经义名在外。罗尚全是听了自己的表亲杨书办讲述胡雪岩的侠义之举后做出判断的：姓胡的这人靠得住。

    这个判断正是胡雪岩关于人性智慧运用后，化“智”入“义”的结果。

    有了胡雪岩的一贯表现，罗尚全就有信心上门存银了。

    存银却不要折，也不要息，显见得别有隐曲。换一个人不见得会处理，胡雪岩却借故要和他摆一碗。

    这一摆就有了时间缓冲，胡雪岩又算对了。酒酣饭饱，罗尚全把自己的故事全倒给了胡雪岩听。罗尚全年轻时嗜赌，结果亲家老召他入堂，告诉他，如果他愿意退婚，原债不算，另外奉送他一千五百两银子。罗受此刺激，撕了婚约，投军攒钱，用尽了各种手段，发誓要把这笔欠款还清。

    胡雪岩的商业头脑又活动开了，向罗尚全表示，罗的这笔钱，以三年为期，三年后来提一万五千两足银。利息是给得高了点儿。不过，首先，这又是一个化“智”入“义”的机会。有了自己的这一表示，成例放在那里，经罗尚全回去那么一宣传，恐怕短期内的存款，单是罗尚全这一号当兵的，累加起来也会不下十万。其次，利息高低，全看你对存款如何运用。头寸足了，生意大了，区区利息，实在算不上什么。

    胡雪岩的商业智慧，是以智养智。

    还有一点，胡雪岩不但用他对人情的通透了解结义，化“智”入“义”，而且善攻心，化智为利，化智为势。

    比如，对抚台黄宗汉的贪吃贪索，那是毫无“义”字可言的，但是胡雪岩照塞不误。先是从上海往他老家汇去了两万，后是从杭州往北京帮他汇到户部一万。

    前一笔化为黄宗汉对王有龄的提拔，从海运局转为署理湖州府。

    后一笔化为对嵇鹤龄的补缺，允许由嵇代王有龄在海运局的原差使。

    两个差使各管一摊官银，只要自己人在，不愁官银不从阜康过，阜康的头寸和实力更不在话下。

    嵇鹤龄曾戏称宁可拿钱塞狗洞，也不肯白出孝敬费；王有龄也对抚台大人的暗示置若罔闻，落得抚台大人把脸一沉，端茶送客。

    胡雪岩只是听，听出门道了，就适逢其时地派人把事情办了。

    这就是胡雪岩攻人心的智慧，即便它是人性的负面，表现出来是恶劣的，也要顺着对它去做。因为这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判官。做生意要的是畅通无阻，要的是取势获利。

    胡雪岩商业智慧的第二点是化“智”为“眼光”。

    在上述罗尚全存银一例中便看出胡雪岩的眼光来。普遍地讲，化“智”入“义”均是眼光。就是说，胡雪岩人在做眼前的生意，思虑却是放在将来。所以他不做一锤子买卖。

    胡雪岩的眼光还有另外一种：“做生意精明，十三档算盘，盘进盘出，丝毫不漏，这算不得什么！顶要紧的是眼光。生意做得越大，眼光越要了得。做大生意的眼光，一定要看大局。你的眼光看得到一省，就能做一省的生意；看得到天下，就能做天下的生意；看得到外国，就能做外国的生意。”

    这是大处显示商业智慧。

    胡雪岩的商业智慧，有这两点与众不同，也就注定了胡雪岩走上与官府合作、受朋友拥戴的道路。尤其是化“智”入“义”这一点，把侠义之心渗入到商业活动中，把握了人性中的最为复杂的方面，使得胡雪岩有了“东南大侠”的尊誉。假定一个商人工于算计，斤斤计较，按现代资本主义眼光看，符合商人的一般标准，但其智慧是冷苛型的，做出的事也必平庸无奇，总没有胡雪岩的义智型来得光彩照人。

    勇就是决断。

    勇就是决断。对广大商人来说，关键时刻，往往一念之差，出入甚大。所以，是否敢拍板定夺，决定着一笔生意的成败。尤其是大部分资金积压于一处时，一旦调度不当，常遭倾家荡产之灾。商人多虑，若不能佐以多勇，犹豫辗转，且不说劳心劳力、贻误时机，单是这种工作方式，也会让雇员、合作者甚为担心。商人的勇毅不存，商业上开拓的锐气就会折杀，局面也就可能经常徘徊不前。

    不过任何一个商人都知道，勇建立在对商事各方面情况的缜密了解上。胡雪岩为了做丝茧生意，就得从丝的生产知识入手。季节到了，人手齐了，资金足了，地方有了，还需要了解市面。

    了解市面胡雪岩是让徒弟陈世龙去办的。透过尤五的口气，兼以陈世龙从茶馆里听来的消息，胡雪岩知道，小刀会在八月要起事了。起事了会带来什么反应？该怎么应对？这就需要胡雪岩做出决断。

    当然，如果有进一步的消息，或者另有路道，胡雪岩的决断还可重新考虑。小刀会起事前专做丝生意，估计不会有太大风险。只是，假定小刀会闹成了，上海要有好一阵乱，外边的丝很难运进。知道了这种情况，事先囤丝、大批吃进，是一笔好生意。但是囤丝又有囤丝的风险。假定市面不出半月又平静了，囤丝也就意义不大，这就又需要下决断了。因为商人不可能知道与下决断相关的所有信息，所以就有风险。在最后时刻，只能根据大致的情势估算。至于估计是否准确，情况会不会按估计的方向发展，这都是一个待卜之数。正因为是未知待卜的，才需要商人勇毅果敢的品性。

    胡雪岩这次做出的判断是：大量买丝，囤往租界，必赚！高价亦不惜。他的辅助理由是：洋人暗中支持小刀会，政府必然要想个法子治一治洋人，最好的法子就是禁止和洋人通商。所以过不了三个月，洋人有可能有钱而买不到丝，丝价会大涨。

    局势果然按他的估计发展了。两江督抚上书朝廷，力主禁商而惩罚洋人。清廷也回复答应这么做。

    这是胡雪岩自立门户以来第一笔大宗生意。为了这笔生意，他调集了几十万银款，其中多半是钱业同行拆借的。大家都相信胡雪岩有了断。

    幸好，结局甚为圆满。“勇”和“智”结合，“智”和“义”结合，“义”和胡雪岩的处世手法结合，再加上胡雪岩从官场、从洋场、从江湖得来的消息也都千真万确，没有纰漏，这一决断变成了现钱。

    商人日思夜想的无非是希望市场能沿着自己预想的方向发展，希望预测的一切都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希望各种意外越少越好。

    勇是什么？勇是厚利，勇是机会。白圭之所以把它列为商人四德之一，就是因为勇一头连接了智，一头连接了风险。它处在“人知”的边缘，需要勇的时候，即因对此事的发展不能确知。完全地知道事情的发展不需要勇。比如，钻入一个已被各种现代化设备修配好了的大溶洞，不需要勇，至多需要胆来承受高度黑暗的刺激。但要踏入一个荒野中的山洞却需要勇，因为不能预知里面的情况，或许有猛兽，或许没有；或许有蛇，或许没有；或许有岔道，或许没有；或许有陷阱，或许没有……

    因为是通向未知，所以就可能有机会、有厚利，不过同时也可能什么也没有，只有无尽的灾难。

    藩司麟桂来向胡雪岩借贷的时候，胡雪岩就处在这样一种状况中：胡雪岩对麟桂所知甚少，他人很实，不过，正因为如此，他捞的钱也少，临走还得靠借贷弥补亏空，而且一借就是两万两银子。人走了，力不及本省地面，即便他给好处，也不知好处该从哪里给起，况且胡雪岩刚刚开业，包括同业庆贺开业送来的“堆花”加起来也不过四万现银。

    这里边也不纯是商业利益，还有人情在，借走了款，将来不给倒还不至于；但是他要长期拖欠，依着胡雪岩的脾气，真不能让人跑到门下天天逼债。

    为难，真的为难！

    胡雪岩是心中暗暗叫苦，主意却也慢慢在打。可以把王有龄赴任后的官款算进去，可以把私蓄算进去……看来，只要保证期限，借去不会有妨。麟桂要的也只是一时周转，只是他派来的人不够精明，讲出的话让胡雪岩猜不出自己会冒多大风险。

    对着风险，要的也就是一个“勇”字，解了麟桂的急，麟桂自然感激。不日即捎话过来，他到江苏接任藩司，知恩图报，答应各省解往江南大营的协饷由阜康到上海开分号妥为办理。

    就是说，不用垫本钱，只为这二万两银子的借款，阜康就可稳稳当当把分号开到上海！

    这是胡雪岩生意发展史上颇为得意的一件事。借了这个机会，阜康在同治到光绪初年，成为全国规模最大的钱庄。

    仁就是取舍。

    仁是取舍，是有所为，有所不为。

    一个初涉商场的人，手头只要有了一小笔钱，总免不了有不少旁逸之想。无非是想一桩生意勾出另一桩生意，相信自己会连环火爆。

    其实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做了这一件，就没有心思去顾另一件。不过人的贪欲确实无限，俗称“人心不足蛇吞象”，也实属正常。

    成为一个合格的商人，需要时间磨练。到有一天他发现收发由心了，才证明他处理的生意范围是适度的。

    胡雪岩曾走过这么一段路。

    刚开钱庄时，他不免从各方面考虑扩大自己的活动范围。首先选定的就是到湖州做丝生意。

    到上海联络生意时，他为军火生意的厚利所吸引，周旋于洋场、官府和江湖势力之间，一心要做成一笔大的军火生意。

    这一周旋，眼界可就开了。原来茶比丝还赚钱，桐油也是利润不薄，至于上海租界内的地皮，已经有人开始大片购置。兵荒马乱的，来逃难的人很多，要吃，有粮食生意；要玩，有戏园子……

    胡雪岩有点儿乐陶陶，却急坏了亲朋好友。

    “小爷叔，中国有句话，叫‘业精于勤，荒于嬉’。这个‘勤’字照我讲，应该当作敬业的‘敬’；反过来，‘嬉’字不做懒惰解释，要当作浮而不实的不敬来讲。敬则专心致志，自然精益求精。小爷叔，如果说你有失策之处，我直言相谈，就是不专心。人的精力到底有限，你经手的事情到底太多了。眼前来看，好像面面俱到，未出纰漏，其实，是不是漏了许多好机会，谁也不得而知。”

    收心的方法也不止一种。

    首先，必须把自己的本业看好。胡雪岩的本业就是钱庄，熟门熟路，钱庄经营好了，才好说分身去干别的。然后是典当和药店。这两样事业，一时都无利可图，完全是为了公益。开典当是为了穷人，开药店则利人又利己。

    其次，让别人来照应，自己只需要在边上指点一下。或者像药店，只要选拔好了档手，规定了宗旨，立下了规矩，大可只建设不问事，让它自己发展。

    这就需要用人。用人得法，生意照样可以繁盛兴隆地多面铺开。不过，自己要退到后边来，不管那么多琐碎的事。

    白圭讲仁“以取予”，强调了商人做事时的能力限度和面对这种情况时的基本态度。认识到限度是智的表现，好比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是智的表现。自称无所不知的人未免自大，所以不智。高人要面对的是实际的功利，无所不知的态度在商业实践中只能吃瘪。所以有取予，知不足，只有明智商人才能做到。

    面对这种限度而定取舍，是仁的表现。好多时候，舍弃和退却颇不容易。尤其是在中国，人人把面子看得十分重要，一牵涉到面子问题，就宁可自己吃大亏也不愿退却。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一旦变成具体的商事活动，吃亏的只能是死要面子的这一方。

    所以，简单的一个“仁”字，并不容易做到。胡雪岩晚年时期，辅佐的左宗棠成了疆土重臣，自己的“财神”声名也广扬在外了，便觉得台面上总要得体，和自己的声望地位相称。老母亲的六十大寿要做，七十大寿还要做。不但要做，而且还要做得隆重热烈，让人知道胡雪岩在台面上风光依旧，得宠依旧，生意上兴隆依旧。这就是所谓的“尾大不掉”。商人的四德，智勇仁强，到这时恐怕只剩了“强”。强撑着，虚好看，却无果敢之心有取有舍，不蔓不枝了。

    强就是有所守。

    强就是有所守，讲的是商人的心理素质。眼看苦日子快熬到头了，好日子快来了，心理上却支撑不住，垮了，这就是“不能有所守”。反过来，不论眼下的局势如何变化不定，守定了自己的宗旨，事情才会有个好的了断。

    在这一点上，胡雪岩是绝对不输分的。他选人的一条重要标准，就是看这个人是否有耐性，是否能克制自己。有时他甚至故意创造一些不利条件去考验所选用的人。比如，阿巧的弟弟，一来就让他上堂子找人，一试胆量，二试抵制群粉诱惑的能力。一关过后，又给足银子，让他去送信，试探他能否拿着钱又不乱花，而且讲实话。

    商业上的忍耐坚守更为重要。

    胡雪岩第一次联络庞二少爷，垄断上海丝市，以求外商屈服，获得一个较高价格。但是，外商极为狡猾，到了年底，一分丝不收。表面上是国内丝满，暂不需要，实际上盯紧了胡雪岩，要逼他降价。

    辛辛苦苦做成的局面，胡雪岩是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但是，要想不向洋商退却，就得垫头寸。有能力给他帮助的，就是庞二。不过，庞二未必一定肯帮助。胡雪岩下定了决心，与其向洋人低头，不如在自己人面前丢脸。他派了刘不才专和庞二交涉。

    难熬的日子！庞二如果开不出头寸，胡雪岩的钱庄就有可能发生挤兑，开业不久就有可能重新关门。胡雪岩急白了头发。

    这种时候，自然是守的时候。心急如火，都要装作若无其事，静悄悄地等待结果。还得接待人，还得处理日常事务。没有消息前，一切都是未定之数。对于商人来说，除了含在口里的和拿在手里的，一切都是假的。

    商业上的这种等待一个接一个，一次接一次，决定着整个大局的、性命攸关的却只有那么几次。等着了全盘皆赢，等不着全盘皆输。

    所以要等，要静心。心越静，心跳的声音就越响，神经的紧张程度在反衬下就越发剧烈，人受的折磨也就越大。胡雪岩这次受的就是这种折磨。好多人都被类似的折磨弄垮了。胡雪岩挺过来了。庞二答应拨头寸，虽有一半儿是死账，不过只要是胡雪岩去要，总可以要过来。

    和洋人做丝生意就需要这样用心守出来，虽苦不堪言，收获却是双份儿。第一，赢得了厚利；第二，更重要的是，打垮了洋人，显示了联手的力量。

    这种强的品质，面临绝境心不死，在四德中最难具备和实践。白圭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如果不具备这一点，前面的一切辛苦都有可能是徒劳、白费。

    胡雪岩是至死不退却。他的这种可贵的商人品性，也没有辱没左宗棠的评语：“商贾中奇男子也。”

    综白圭商业四德，胡雪岩唯在“取予”一节上晚年略有失，其余则一生践行，成就了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发展积著之理。

    在先秦以来的两千余年封建社会中，陶朱公的名字一直被商人艳羡和称道。直到近代社会，在从事商业贸易活动的人中仍然流传着“陶朱事业，端木生涯”“经营不让陶朱富，货随何妨子贡贤”的说法，可见陶朱公在商人心目中的地位。

    陶朱公在商业经营活动中运用了一套理论知识作为指导，这就是所谓“计然之策”。它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被称为“治国之道”，讲的是封建国家管理粮食市场的办法；另一部分称为“积著之理”，讲的是私人经商致富的学问。

    积著之理基本原则之一是“务完物，无息币”。所谓“务完物”，是指在商业贸易的买进卖出中，要严格注意货物的质量，务必使所经营的货物保持完好；“无息币”是指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积著之理”的这一基本思想原则表明了商人资本的动态特点。

    商人资本为了取得利润，就必须不断地买进货物卖出货物，与此相应，货币也必须不停流动。这就是“计然之策”所要求的“财币欲其行如流水”。从一定意义上说，不断地买进卖出的过程，就是商人资本的存在形式。这个过程的中断，就意味着商人资本生产的停顿。而买进卖出这一过程能否顺利地进行，关键之处在于货物的质量。商人要使自己的商品能够顺利地售出，从而得到利润，就不得不重视货物的质量。

    商人资本最具有特征的行为是在流通领域中投入一定数量的货币以获得更多数量的货币。如果让货币停留在手中，就只是守财奴的行为。所以，从货币形式来看，商人资本，是货币在流通领域中的不断运动，“无息币”则是对这种运动的最好表达和概括。

    胡雪岩自小在钱庄当学徒，深谙钱业生意之奥秘。所以在开业之初，虽只有十万左右的款项，且每笔款项的存贷日期相逼甚紧，他还是有魄力调动资金，及时投入丝茧生意。

    档手刘庆生刚开始听到胡雪岩的调度方法，迟迟不敢苟同。他作为一名优秀的钱庄伙计，深知钱庄必须要有大批头寸殿后，方可不陷窘迫。胡雪岩猜透了他的心思，给他讲了一番“无息币”的道理。胡雪岩说：“搞钱庄生意的，就是要七个盖子八个坛，串来串去不串绷才显出你的本事。要算准了，今天进款多少，余款多少，什么时候要支出多少，可能还有些什么样的进项。眼光要放远，统起来盘算。让钱活起来，不要死在手里。钱业生意最害怕的就是烂头寸。别人存款来了一大堆，放不出去，没地方用，完了。要是这样的话，不过几天，你准备关门得了。”

    胡雪岩的这套商业思想，不但讲到了“无息币”的原则，同时还讲到了做到这一原则的基本方法。按胡雪岩的话讲就是要“有眼光”，按陶朱公的话讲就是要“与时逐”。有眼光就是要观察，能发现市场行情的变化，心中总要有个大数，统一安排自己的经营。这还不够，还要善于主动出去活动，以自己的社会活动影响市场行情的变化，使它朝着更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当然，一旦能够开始影响行情，对市场所做出的预期自然会更为准确和可靠。

    胡雪岩从刘庆生手里调动这笔资金时，他已经做了许多工作，估计到一俟王有龄署理湖州，另一批新款自然源源而来。这也更促使他做出冒险放款的决定。甚至连他自己也没想到，就在第二天，由于事先曾放款给了调任江苏藩司的麟桂，麟桂一到任后马上派人来告诉阜康钱庄，江苏押往江南大营的协饷全部由阜康来代理。这一来，连刘庆生也感到前一天放款出去是极为正确的。不然的话，这么多头寸摆在那里，真是空落个虚好看了。

    陶朱公的积著之理还有一原则，也十分重要。这就是：“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这一段讲的是货物价格与市场供需之间的关系。在需求稳定的情况下货物价格与供给成反比，所以供给过多，价格就会下跌，反之会上升。价格的涨落有一定限度，上涨到一定程度，必然因需求的饱和而下跌；相反，下跌到一定程度，也必然会出现反弹。所以，“贵上极则反贱，贱下极则反贵。”这是商品交换中的最基本规律。

    对于一个商人来说，掌握了这个规律，就能不被市场表面的繁荣或萧条所迷惑，而观时察变，在市场接近饱和时抛出。这时商品越贵，越要及时处置，不能犹豫。反之，在商品价格接近低谷时，要大量购入。抛售和购买，其原则尺度，总结出来就是“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

    胡雪岩虽然在幼时接受的教育不多，但观察行情甚精。按照他的总结就是：“世上随便什么事，都有两面。这一面占了便宜，那一面吃亏。做生意更是如此。买卖双方，一进一出，天生是敌对的。有时候买进便宜，有时候卖出便宜。涨到差不多了，卖出，跌到差不多了，买进。它就是两面占便宜。”

    与陶朱公的积著之理比较，胡雪岩的这套商业理论又进了两层。第一，在知贵贱的基础上指出，做生意的到家之处，就是要利用这一点，两面取利，并把它视作“会做生意”和一般的平平庸庸做生意二者之间相区别的一个标准。一般做生意的人，贵取贱出，趋利避害。会做生意的人，如陶朱公，贵出贱取，而在胡雪岩，更要出也获利，取也沾益。做到了这一点，生意才算做到了家。第二，把生意的两面性推及世事，认为世上无论什么事，都有两面。在现实生活中，免不了在这一面占便宜，在另一面吃亏。但是在胡雪岩看来，这个“亏”要看你怎么看。如果是胡雪岩，他会认为现实中吃的亏都是便宜，因为你顺便放给别人一个人情，这人情总是有机会可以收回的。

    上边所讲，就是商业鼻祖陶朱公的商业理论以及胡雪岩对它们的实际应用。

    善假时机，顺应天理。

    陶朱公一生历涉商业、政治、军事、外交诸业，但他并没有把这些不同的行业混同。相反，他有着惊人的、缜密的头脑，在从事不同行业时，依据各行业的特点做出不同的结论，而且能够不受外界干扰，严格地依照自己总结出的规则办事。

    比如，在军事上，他提出“天时”理论。他说“趋时者如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趋之，唯恐弗及，天予不取，反为之灾。赢缩转化，后将悔之。”就是说，时机到了，就如大火来了要救、敌人逃了要追一样，要不顾一切地冲上去，心思专注，生怕来不及。抓住了这样的好机会，就算是应天时了。

    假如这么好的机会来了，你却不去抓取，错过了机会，你就会后悔一辈子。这倒还不是主要的，有时候老天爷给了你机会，你却不要，机会还有可能变为灾祸。一念之间，时机过去了，你会为此而后悔。

    西方流传这么一个故事。说一个人信仰上帝，认为一切都是由上帝安排的。有了灾难，上帝自然会来搭救。有一天他掉进了海里，轮船开过来了，要营救他，他摆摆手，说要等上帝救他。飞机开过来了，要营救他，他还是摆摆手，说要等上帝救他。后来浪打来了一个木板，只要他手一伸就能够着，但是他不但不用，干脆眼一闭，一心等待上帝的救援。结果这个人淹死了。因为这个人非常虔诚，他的灵魂升入了天国。他见到了上帝，抱怨上帝见死不救。上帝说，我给了你那么多机会，你都不要，还要我怎么办？

    这就是抓时机的问题。在陶朱公看来，人们一旦看到了时机来临，一定不可以白白错过。

    同样，假如时机没有来临，也一定不可轻举妄动。当陶朱公还在辅佐越王勾践时，出主意把熟谷卖给吴国，以伤其农。勾践依计行事得逞后，认为吴国既遭此患，正好乘胜出击，但陶朱公说不可，时机未到。第二年依然如是，越王有些着急，就抱怨陶朱公。等到第三年，陶朱公对越王说：“时机到了，请马上出击。”越王出兵，果然败了吴国。这时吴王派人来求饶，请求放他一命。越王征求陶朱公的意见，陶朱公说不可，这时候正是断其根苗的好时机，如果犹豫了，必定留下祸患。

    其实这道理很简单。当年吴王有机会杀越王而不杀，白白错过了时机，留下了祸根，才导致失败的下场。

    出于同样的顺应天时的道理，陶朱公在越国全胜后，知道“天下平，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这乃是一个不易之理。所以他约了自己的好朋友文种一起出逃。文种不明白，非说自己还有一套治国图富的大道理要用。结果文种不久就被越王赐死，而陶朱公先逃到鲁国，在海滨打鱼晒盐。鲁国国君知道后，多次请他出来辅佐鲁国，陶朱公不胜其烦，就又从鲁国逃到了齐国的陶地，在那里与天下商贾打交道，曾经三致于金，富甲天下，成了商人的鼻祖。

    像陶朱公这样的风华之人，既有上马平天下的智慧，又有解甲取私财的谋略，于危难中镇静自若，于平静中雄视天下，真不愧是绝代天骄啊！

    胡雪岩出道之初，就是借了王有龄任粮台的机会，得以大展身手。大约有二十多年的时间，胡雪岩都忙于筹粮、筹饷，其财富的基础就在整个江南的粮食调度上，可见商业本身是有其道理可讲的。

    整个商代和春秋时代，中国的有智之士都在热心于从事理财的工作，就连孔子的得意弟子子贡，也在学习之余从事商业活动。“结驷连乘，与诸侯分庭抗礼。”正是子贡的这种经营活动，为孔子的儒家思想传播做出了贡献。孔子每每要出国宣教，周游列国都是由子贡为他安排行程、安排食宿。后来的商人对子贡也很推崇，说“货殖何妨子贡贤”。如果陶朱公是商界中的孔子的话，子贡就是商界中的孟子。可惜子贡从师之训，过而不行。我们现代人只知他有很强的致富能力，但对他的商业原则所知甚少。

    不过，从前人的记述中，我们可以大致推测，子贡与各国君王与大臣私交甚好，所以他的贸易必定有很大一部分与官府有关。子贡的时代，人们视个人致富为光荣，整个社会也并没有形成对商人的偏见，所以他倒不必像胡雪岩那样为争取一种保护而维系与官僚的交情。

    自西汉以来，中国政治文化发生了变化，上层社会对商业逐渐采取抑制措施，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不能提高，这种情况延续了近两千年。到了近代，西方以其商业文明的成果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时事变幻，中国人才逐渐意识到理私财之重要，此实为国人之大幸事。

    与胡雪岩相关的人物志。

    世界上人是最奇妙的东西。有横刀立马之勇者，有截断江流之强者，有羽扇纶巾之智者，有播示爱心之仁者。当然，也有唯唯诺诺之卑者，有随事浮沉之庸者，有鼠目寸光之懦者，有奉迎溜须之媚者。人世间众生，千姿百态，老天的造化，让我们得以饱览不同风貌之人物。

    中国人一向以人为中心，参与社会的最大教派就是处理人际礼仪关系的儒家。中国人似乎天生就知道，人必须与人相亲、相爱、相助、相敬。虽然道家说人与人之间的至境是“相忘于江湖”，但中国人从来都视其为至境，不到一定境界不可滥用。

    因为有了各色的人，于是便成就了千百的事。胡雪岩与各色人打交道，成就了繁荣昌盛之事业。这些人风貌格调各不相同，经历应对亦各有异，因此做此人物志，欲示众人以重点。

    王有龄。

    王有龄是胡雪岩据以成事的首位官僚。而王有龄能北上求官，全得力于胡雪岩冒着丢失饭碗的危险鼎力相助。王有龄于人情世故不甚通透，全仰赖胡雪岩的指点。后来王有龄成为何桂清手下的一位理财能手，也与胡雪岩这位高参在侧不无关系。王有龄依靠胡雪岩而官运亨通，胡雪岩也依靠王有龄而得大发舒。

    就在王有龄保知府后，何桂清来到浙江当巡抚。在浙期间，何桂清在王有龄、胡雪岩的谋划和参与下，督办团练，并派浙军去皖帮助江南大营作战，还每月向江南大营递解饷银六万两。何桂清升为两江总督后，派善于聚敛的王有龄至上海整理财政，控制江海关税收，在苏、淞、常、太三府一州之地，重征钱漕和苛捐杂税，每年竟征到漕粮一百余万石、捐税等七百余万两，王有龄遂得“长于理财”之名。

    由于有何桂清的支持和个人的实际功绩，王有龄在浙省的影响已远大于巡抚。1860年，太平军进逼杭州，王有龄率所训团练至，太平军不战而走。何桂清认为王有龄保杭有功，就上折请简派王有龄为浙江巡抚。时太平军攻下江南大营，常州、苏州相继陷落，随后太平军进逼嘉兴，杭州吃紧。王有龄率闽兵屯于北新关外，兵分两路夹击太平军，太平军乃退。

    1861年，太平军李秀成大兵压境，杭州处于围困之中。年底，萧山、诸暨、绍兴都落入太平军中，杭州饷源断绝。此时王有龄所请小股援已无力冲毁大批的太平军队伍。而曾国藩与何桂清、王有龄集团有嫌，遂命左宗棠部勒马观变。太平军终于入城。王有龄服毒不死，乃自缢。李秀成知道后，为他备棺安葬。

    曾国藩当时全面主政，奏言称：“有龄在浙，官绅不和，不能驭兵，以致偾事；仍以粮尽援绝，见危援命，大节无亏。”王有龄之为人过与不及之处，基本上可以从这里看出端倪。

    何桂清。

    何桂清（1816年~1862年），字根云，云南昆明人。道光十五年（1835年）进士，选庶吉士。散馆编修，历迁至内阁学士、侍郎。

    咸丰二年（1852年），清政府在太平军打击下，库帑空虚。时何桂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赏事务，推行钞法，竭力为清政府筹措军饷。同年秋，何桂清督江苏学政，疏陈兵事，谧督抚之畏葸懦怯者，无所顾忌，为朝廷激赏。咸丰四年（1854年）夏，调仓场侍郎。九月，调任浙江巡抚。何桂清就职后，整顿全省军队，在杭州设协防局，并每月按时向江南大营递解协饷六万两，取得向荣的协助。

    咸丰五年（1855年）春，清廷将皖南划归浙江巡抚管辖。何桂清奏请以某职江西巡抚张芾督办皖南团练、劝捐事宜，并派军进驻皖南，协助向荣作战。太平军击破江南大营后，大营的败兵蚁聚丹阳，何桂清以大量军用物资协助和春、张国梁重建江南大营。

    咸丰六年（1856年）夏，太平军击溃江南大营，何桂清出任两江总督。在两江任内，他派善于聚敛的王有龄至上海整理财政，控制江海关税收。为讨好朝廷和左右江南大营的军事，他每年办漕一百万石，每月供给大营军饷四十余万两、大米一万数千石。江南大营因饷粮充裕，大量购进洋枪洋炮。

    咸丰七年（1857年），清军攻陷镇江，何桂清以筹饷有功，晋封太子少保。他为一时的得势冲昏了头脑，在常州“征款筵宴”“夺贾人妻为妾”，胡作非为。咸丰十年（1860年），太平军一举击破江南大营，乘胜东征。和春“以十二骑”败奔常州。太平军前锋衔尾而至，何桂清惊慌失措。粮台查文经、布政使薛焕等禀请何桂清退守苏州筹饷。5月21日，何桂清打死打伤跪请坚守常州的士绅数十人，率属逃窜。至苏州，江苏巡抚徐有壬“闭不纳”，遂借口赴沪商借洋兵助剿，遁逃上海。

    太平军于6月2日攻取苏州，徐有壬穷蹙自杀。先前徐已奏参何桂清弃城逃窜，纵兵害民，“语甚激切”，清廷震怒：“着即革职拿问。”何桂清的死党浙江巡抚王有龄、江苏巡抚薛焕奏请将何留营，力赎罪，遂得以滞留沪上，为薛焕出谋划策，“做燃灰之想”。

    薛焕想攻陷苏州，为何桂清赎罪。于是遣人潜入苏州，策动叛变，阴谋未逞。在这之后，何桂清指点薛焕与苏、常士绅沆瀣一气，奏请借洋兵“助剿”。其时，虽然奏请严惩何桂清的呼声甚高，清廷也已严令将何锁拿解京，但何在其旧属的包庇下，仍徜徉沪上。

    咸丰十一年（1861年）“北京政变”后，清廷重用曾国藩，令其节制苏、浙、皖、赣四省军事。长期以来，以曾国藩为首的湘系和何桂清集团存在着激烈的权力斗争。咸丰二年后，虽然何桂清已被革职，但其旧属仍控制江、浙两省。因此，咸丰十一年底，当太平军猛攻杭州时，曾国藩却命令左宗棠部徘徊于皖赣边界，勒马观变。太平军攻克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穷蹙自缢。曾国藩迅速荐左宗棠为浙江巡抚，并于次年派李鸿章率领淮军到达上海，代替薛焕为江苏巡抚，随即将何桂清逮送北京。何桂清集团彻底解体。

    何桂清被锁拿到京后，刑部拟斩监候，秋后处决。彭蕴年等十七人上奏竭力为何辩解。审讯时，何申辩退至苏州，是从司道之请，欲保饷源重地，并“引薛焕、查文经等四人禀牍为佐证”。清政府命曾国藩查核复议。曾国藩抓准时机，于同治二年（1862年）复奏说：“疆吏以域守为大节，不宜以僚属之一言为进止；大臣以心迹定罪状，不必以公禀之有无为权衡。”何桂清遂被处决。

    左宗棠。

    左宗棠（1812年~1885年），字季高，湖南湘阴人。少家境清寒，二十一岁中举，道光十八年（1838年）会试失败，遂绝意科场，留心农事。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冬，林则徐自云南告老还乡，在长沙舟中曾约见左宗棠，与之促膝长谈。

    太平军起事后，左宗棠曾两次入湖南巡抚幕府，先后服务于张亮基、骆秉章门下。咸丰十年（1860年），左由曾国藩保荐，以四品京堂襄办皖南军务。他招募人马，组成一支约五千人的“楚军”，赴江西与太平军作战。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李秀成部攻袭杭州，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身死，经曾国藩保荐，左宗棠接任浙抚。

    同治元年（1862年），左宗棠以衢州为基地进攻浙西。在胡雪岩的建议下，他雇用中法混合军（“常捷军”）帮助剿平太平军，并称他们“忠义奋发”“极肯出力”。四月，左宗棠任闽浙总督兼巡抚。

    同治三年（1864年）二至七月，左军连陷杭州、湖州，十月，从杭州起程入闽。同治四年，各路清军在左的指挥下，于广东嘉应州绞杀了太平军全部。

    同治五年（1866年）春，左宗棠由粤返闽，当时清廷正在考虑购雇轮船。左致函总理衙门：“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为加强海防，改变“人操舟而我结筏”“人跨骏而我骑驴”的局面，他建议先在福州创办造船厂。九月，他购买二百多亩地为厂营，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得克碑为正副监，着手铁厂、船槽、船厂、学堂等工程，并向国外购置机器、轮机、大铁船槽，同时设立“求是堂艺局”（技术学校），以培养造船技术人才和海军军官。十月初三，左调任陕甘总督，受命镇压捻军和西北回民起义。他推荐原江西巡抚沈葆桢任“总理船政大臣”，胡雪岩任提调。

    同治六年（1867年）春，左宗棠入陕。他采取“剿捻宜急，剿回宜缓”的方针，期以五年，剿平捻回起义。他采取强硬措施，先后收降了董福祥部，攻破了马化龙部。

    同治十一年（1873年），他建立甘肃制造局，制造新式枪炮，并写信给采运局委员胡雪岩，嘱其在上海购置开矿、掘井、开河机器的同时，“留意访购”织呢机器，准备“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光绪五年（1879年），由德织呢技师石清勒末采购的机器四千箱装运来华，由招商局的轮船运到汉口，然后取道陆路运往兰州。光绪六年，织呢局正式开工，共有机器六十余架，锭子一千零八十个，投资白银一百万余两，成为我国第一个用机器生产的纺织厂。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晋升为东阁大学士，并留督陕甘。

    正当左宗棠剿灭捻回起义时，新疆局势日趋严重。同治三年（1864年），新疆库车、伊犁等地相继爆发反清叛乱，先后在天山南北建立了五个割据政权。中亚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乘虚入侵南疆，并于同治六年（1867年）建立“哲得沙尔”国。同治十年，沙俄出兵强占伊犁。

    李鸿章为代表的“放弃论”者打着加强“海防”的旗号，提出停兵撤饷、暂罢西征。左宗棠据理力争，指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先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上堪忧，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然。”清廷接受左宗棠的意见，于光绪元年（1875年）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用兵新疆，军饷竭蹶。经左宗棠一再催促，清政府决定从户部海关税中拨出二百万两，并令各省协饷，而其中大部分，同意左宗棠自筹外债解决。

    左宗棠一面屯田，一面备战。“先北后南，缓进速战”，于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攻占玛纳斯城，结束了北疆之役。

    1877年，左军攻下达坂城，随后进攻托克逊。阿古柏为部下所杀，“哲得沙尔”伪政权瓦解。

    1877年底，清军发动秋季攻势，连下库尔勒、库车、阿克苏、乌什等城，最后于1878年初收复和阗。由于成功收复新疆，左宗棠被封为二等侯。

    光绪五年（1879年），崇厚屈于压力和讹诈，擅自与俄订约，除割去大片领土外，还要赔偿五百万卢布。消息传来，左宗棠极为愤慨，自请出屯哈密，收复伊犁。光绪六年（1880年）四月，左宗棠率部“舆梓发肃州”，五月进抵哈密。沙俄也增兵伊犁，并派舰船来。清政府为避免冲突，于七月召左回京。光绪七年（1881年）一月，《中俄伊犁条约》在彼得堡签订，争回了部分权益。

    左至北京，以大学士任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但其性格脾气颇为同僚所不容，他自己也以繁琐刻板的权臣生活为苦。九月，出任两江总督、南洋通商大臣。

    光绪九年（1883年），法国加紧侵略越南，并进逼中国。光绪十年（1884年）七月，法国舰队袭击马尾，福建水师和造船厂毁于一旦。清廷被迫宣战，并任命左为钦差大臣，督办福建军务。光绪十一年七月，左宗棠病逝于福州，在遗折中表示“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

    蒋益澧。

    蒋益澧，字芗泉，湖南湘乡人。1853年随湘军王鑫部攻陷岳州，以功叙从九品。后归属罗泽南部下，随克黄梅、广信、义宁州等地，累擢知县。1855年，因随罗泽南回攻鄂南，陷武昌，超擢知府。

    1858年，因连克柳州、广远，加布政使衔，署广西按察使。1859年实援按察使，寻迁布政使。不久，太平天国石镇吉部进逼桂林，蒋益澧以防堵不力被劾，降为道员。嗣后，蒋益澧求功心切，愈战愈凶，连败义军，得以陆续开复原职。

    1862年，经浙江巡抚左宗棠奏请，蒋益澧调任浙江布政使，旋率所部入浙参加到对太平军作战中。1862~1864年间，蒋益澧采取“剿抚兼施”政策，先后攻陷寿昌、汤坑、富阳、平湖、杭州、余杭等地，并招降了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的部属蔡元隆、何绍辛等人，获云骑尉世职。

    随后，蒋益澧又会同各路清军，在胡雪岩招募的常捷军（即中法混合军，亦称花头勇、花勇、坑勇）的配合下，力攻湖州地界各处的太平军，进而攻陷湖州城，“浙杭肃靖”。蒋益澧升为浙江藩司，在胡雪岩的协助下，善后安民，并为左宗棠人马筹粮筹饷，后奉命代左宗棠护理浙江巡抚。1866年擢升广东巡抚。

    蒋益澧抚粤后，雷厉风行，裁免关税陋规，添增书院经费，设立义学，兴办善堂，颇有建树。但他久历戎行，不通官场陋习，加之恃功傲物，锋芒逼人，因而引人妒恨，后被人寻了不是，乘机弹劾，降二级调用，未及赴任，即病逝。

    蒋益澧在浙期间，胡雪岩左右逢源，对他敬护有加，兼之处处事事胡雪岩办得都很周到，受到左宗棠的信赖，蒋益澧也一同沾光。所以蒋益澧与胡雪岩相处甚欢，无论是在浙省还是在粤省，都全力支持胡雪岩和左宗棠，成了他们的忠实盟友。

    曾国藩。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的关系，书中已屡有所述。

    曾国藩之于胡雪岩，犹若一巨大的磁石。不过胡雪岩命定与曾国藩不能接近，故而胡雪岩只能在曾国藩的阴影下，小心地避着他走，稍一不慎，即遭祸患。

    下边只简述曾国藩之思想变化和活动大略，以验证上述论断。

    曾国藩（1811年~1872年），号涤生，湖南湘乡人。“少小从耕拾束薪”，卖菜篮于市街，多知民间疾苦事。

    1838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初时服膺姚鼐论学宗旨，致力辞章，一求以文证道。所以其一生诗文以立言为忌境，笔下滔稻，多叙名教，少见逸致。后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信宋儒性理可以托身之命。说奉“程朱所谓屈教、穷理、力行、成物”程序，常凛凛于“不为圣贤，便为邻兽”。苛苦守己，为日后为人立下了基调，后“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论”，粗得考据章法。

    儒家讲求以学与治合一为本义。曾国藩为官京师十四年，不仅做学问中人，自其登第后，久有效法前贤，澄清天下之心。身经翰林院、詹事府、内阁，先后以侍郎管礼、兵、工、刑、吏五部，阅历甚广。

    儒术之外，曾国藩于百家之论亦多有会心。每举老庄游心之虚静、墨翟治身之勤俭、管商齐民之严整，认为是周孔言中所无而意所必有之事，深信“理之足以见极者，各家未尝不切合也”。

    1852年，曾国藩母丧，丁忧守制。其时太平军已入两湖，湘鄂震动。曾国藩奉旨帮为团练，选农夫壮健拙朴者操练，效明代戚继光束伍成法，尤重所谓将之以忠义之气，上下部属各自成营，而统领多为儒生，号为“湘勇”。每逢操演之日，常群集诸勇，教以孺子大意，纲常人伦。自谓“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声气相求，呼喊汇聚患难中的地主知识分子。于是，“山野材泽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

    1854年，曾国藩集合水陆湘勇二十营一万七千人，作《讨粤匪檄》，大举东下。初时湘军连败，曾国藩几欲自裁，意气稍平之后，以打脱牙和血吞自解，补募兵勇，添造炮船，寄洗耻之心于再图自强。

    7月，克岳州，8月，连下武昌、汉阳，获能战之名。朝旨加兵侍郎衔，命督师东下。

    1855年，1856年，与太平军胶战于赣鄂之间，客军羁寄，“一钱一粟，非苦心经营则不能得；一弁一勇，非苦口训诫则不能战”。心力交瘁，内争外逼，信仰和信念愈见张厉。至1856年秋，太平天国天京内变起，影响及于鄂赣，战场态势稍转。

    1857年，曾国藩父丧，回乡守制一年又四个月。1858年，太平军东逼浙江，北结捻军，声势大震，后石达开入广西，上游兵势缓解，曾渐得长江中游事权。其筹规全局之疏力立“欲破金陵，必先驻兵于滁、和，而后可以去江宁之外屏，断芜湖之粮路。欲除滁、和，必先围安庆，以破陈逆之老巢兼庐州，以攻陈逆之必救”。是为随后几年攻下太平军之基本思路。

    1860年，中国被迫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列强既得长江流域种种利益，曾国藩以太平天国割据东南为虑，有出兵相攻之意，对西人助剿之议深致疑虑。

    1862年，曾国荃屯扎雨花台，直逼金陵；左宗棠、李鸿章同年统兵入浙江、苏南。

    1864年6月，金陵下。曾国藩已久识人世坎坷与宦场情态，私心有“芷热收声，引嫌谢事”之想。

    不久，诏书促曾国藩赴山东剿捻，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皆归节制。自督师剿捻以来，所至不能见功，赴任年余，前后受攻。几度上奏折，请求开缺皆不得。

    1868年，曾国藩晋武英殿大学士，调直隶总督。1870年，还调两江总督。

    英法联军之役后，西人挟条约入长江。曾国藩于“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感受深切，日夜置于思量之中。湘军破安庆后，曾设安庆军械所，用汉人工艺仿做新式船炮；后逐渐知道西人利益，皆由机器制造，就派容闳去洋采办，与李鸿章合力办上海机器局；后又知“洋人制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奏立学馆以译西书。其间，设兵工学校于上海机器局，期于“将来不必需用外国机械及外国工程师”。同治十年，领衔奏请选派幼童出洋学习军政、船政、步算，制造诸书，以通其本源。近代中国官费留学自此开始。

    同治初年，曾国藩言及刘丽川起事期间上海“洋人代收海关之税犹多还七十余万”，叹为“彼虽商贾之间，而颇有君子之行”，逐渐改变了历来视“外夷性同犬羊”的看法。在奏疏陈述中论及中外修约事务，认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执，百折不回；我所可行者，宣示以豁达大度，片言即定”。然而帝国主义一面显露其文明、遵守公约、讲求道理的一面，一面在贫弱的中国人面前不问是非、施用暴力，所以曾国藩晚年有感于“理”“势”错乱，局中艰难，曾奏疏做论，认为：“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为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伫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己，统筹全局，弋一己之虚名，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这成其一生经验之总结。

    1872年，曾国藩猝逝于两江总督任所。

    日意格。

    日意格（1835年~1886年），法国军官，曾就读于法国瑟堡海军预备学校和法国海军学院。后在炮兵部队服役，参加过与俄国争夺土耳其的克里木战争。因作战勇敢，被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称号。

    咸丰六年（1856年），英法对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日意格随法国舰队来华，参加了攻陷广州的战斗。随即，英法联军扶植了近代史上第一个地方傀儡政权，即广东伪巡抚衙门，并设立了管理广州事务的外国人联合委员会，日意格被派往该委员会任职，开始学习汉语，不久，担任了委员会的移民检察官。

    咸丰十一年十月，日意格被任为浙海关（宁波）税务司。刚一上任，宁波即被太平军李世贤部攻克。日意格关闭浙海关，前往上海。

    在上海，日意格作为翻译参与了建立“中外会防公局”的策划，介入镇压太平军天国的活动，同时结识了胡雪岩。

    同治六年（1862年）春，日意格担任一支小炮队的指挥官，执行肃清上海周围百里以内的计划。四月，在奉贤与太平军作战时，腹部受创，返宁波养伤。

    五月，日意格重开浙海关，同时向当地官府和法国海军基地司令建议，组织一支小规模的军队以清除宁波周围的太平军。

    六月，与胡雪岩等联手，募集华勇几百人，组成“常捷军”，日意格任副班领。

    “常捷军”参与了攻占余姚、奉化、上虞、绍兴等的战斗。攻上虞时，日意格受伤，回国一年。

    第二年（1864年）春，日意格返华，前往湖州继续统率“常捷军”助剿太平军，于八月底攻占湖州，后又参与了攻打杭州的战斗。

    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日意格通过胡雪岩与左宗棠会晤，提出法中在宁波合伙办造船厂的建议。后左宗棠入闽，他又参与左宗棠酝酿的造船计划。

    1866年7月，清廷批准于闽省开办造船厂。日意格应胡雪岩之邀，前往福州，同左宗棠择厂址于马尾，并酌定保约一件、条议十一款、合同规约十四条。日意格回沪，请法国领事画押担保。

    1866年~1867年，日意格趁回法国休假之机，竭力宣传船政计划有利于法国工商业，并向拿破仑三世和法国海军界求取支持，获得成功。

    1867年10月，日意格回到马尾，被授为船政监督（法国人德克碑为副监）。任职期间，与胡雪岩同心协力，协助左宗棠、沈葆桢做了如下事务：一、筹建了一座近代化的船舶制造厂。二、负责招募海员，采购机器、设备和材料。三、造成近代舰船十五艘，兵舰十艘，商船五艘。四、开设船政前后学堂，培养造船、设计、驾驶、轮机四个专业的学生和艺徒三百余名。1868年，日意格还编辑了第一部法中工具书，，《福州船政学校常用技术词典》，便利了中国学生学习技术。

    1875年，日意格带领刘步蟾、林泰曾、陈季同、陈兆翱、魏翰等五名船政学生赴欧洲考察造船技术，次年5月返华。1877年，日意格出任清朝留欧学生的监督，偕同留学生监督李风苞率领的三十名船政学生和艺徒赴欧深造。

    1886年，日意格病逝于法国戛纳。日意格在华期间的活动涉及晚清海关、工业、外交等领域，受过清政府加提督、赏头戴、穿黄马褂的特殊赏赐，著有《福州船政局及其成果》《1864年中国内战回忆》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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