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鲁迅先生

    ……

    陈秋帆[本文发表时署名小秋。]

    我没有正式会见过鲁迅先生，没有跟他说过话。但是，我认识他！我从许多书本上认识他，倾听过他的说话。

    那一次，大约在他死前两年，我在内山书店里，忽然，旁边的朋友轻轻一撞我的手臂说：

    “你看，鲁迅先生坐在那里！”

    是的，他坐在那里。就在卖台尽头的一把藤椅子上。可是他的样子呀，多么枯瘦又多么苍老！——和我所看见过的照片很不相同。

    “唉，他的血，他的精力都让工作挤干了。”

    当时，我的心里这样地感叹着。同时还怀着像小孩子看见亲人一样的心情，很想过去叫他一声。可是又缺乏介绍自己的勇气，终于没有叫出来。只在旁边向他注视了一会，才恋恋地走出内山书店的门口。

    我，也正像别的许多青年一样，敬他爱他。更喜欢常常看见他的文章。

    从十多年前起，自己无论住在什么地方，每到书店去，总是先找找看，有没有鲁迅先生新出版的书，或新刊的文章。只要发见了，一定想法子买了来。买到手就一口气把它读完。虽然有些场合，不敢说是能够完全了解他；可是他的东西里面，总好像有一股气力，有一点希望，那是使我激动，使我不能够轻易撇开的。

    直到现在，还常常在书店里翻看他的东西。然而一想起他已经不在人间，再也不能看到他的新写的什么了，那些精警、泼辣的文章再不会继续出来了。这一来，心头便被压上忧伤和迷惘的大石头。

    他并不很老，怎么就死去了？因为他的精力是有限的，而他的工作又太多了，他是被工作压倒的。

    有一回，我在另一个地方看见周作人氏。那是刚好和鲁迅先生相反的，一个面圆圆、腹便便的富态样儿。看着那红润肥圆的脸相，我立刻就忆起另一个枯瘦的须发参参的黄脸来。和这位富态的先生相对越久，我越加苦苦地追忆到那一个被工作榨干了的人的样子来。而且，逐渐地由心底里兴起一种不平的感觉，一种愤怒。仿佛觉得哥哥的枯瘦原因就在弟弟的肥满。而那样的瘦和肥都像是不应该的。

    那时曾经在日记上这样写过：

    “他尽量地把自己养得那么舒适、丰满，而他的哥哥却把自己的血，自己的精力尽量绞榨出来，拿来供养大多数的人。关于他们两位，将来在历史上会得到怎样的评判呢？”

    其实呢，肉体肥满的，灵魂也许枯瘦、丑恶。而身体枯瘦的，灵魂却是丰润、美丽的。冷静些想起来，我当时的气愤不平，未免有点儿孩子气。到今天，谁丑谁美，事实不是明明白白的告诉了我们么？

    载三卷二期（1941年10月出版）

    追念许地山先生

    ……

    胡愈之[本文发表时署名愈之。]

    我对南洋第一次发生了兴味，是要感谢许地山先生的。这是在十六七年以前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高潮正开始激荡。在当时的青年作家群中，许地山先生是以“南洋作家”的动人姿态出现的。不但是“命之鸟”以及署名落华生的小品，使我领略到热带地方的风光，和迷人的南国的浪漫斯，而且在一个暑假中间，差不多每天晚上我都和爱说爱笑的地山在一起。他的天真，他的热情，他的率直，他的对人生的热爱，是和生长在古老的国度的一些青年们，显然不同。我回忆着，由于当时和许地山先生的接触，南洋——这一个谜的地方——曾经有一时成为我的青年时代的憧憬之地。

    现在我已来到了南洋，来到了现实的南洋，而不是憧憬的南洋。在星期一的下午，我偶然去商务印书馆闲逛，出门的时候程雪门先生送给我一本新书，说：“这是有你的序文在里面的。”这才使我记起一年以前，路过香港的时候，去看许地山先生，他给我看一本刚才写完的稿——扶箕迷信的研究——要我写一篇序文。序文我不会写，但当时刚从内地到香港，感慨倒是有一些，所以就写了几句送给地山，不是程雪门先生送给我这本书，这件事也差不多完全忘了。回到寓所，我把地山的新著在重读的时候，我深悔那篇序文，不该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时间的安排，竟像是有意捉弄人。就在这一晚上，我在想念许地山先生的时候，香港的专电却报道了地山去世的消息，使我木呆了半晌。“命之鸟”是多么飘忽无常呢！

    不用说，对于祖国的文化界学术界，这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但是从地山自己来说，虽然死得太早了，却死得并无遗憾。他是尽了时代所给予的任务了。他一生忠实地为他的时代服务，他帮忙时代前进，而没有阻挡过时代的进程。

    “五四的英雄”，现在已不再是一个十分光彩的名称了。有的出卖了灵魂肉体，有的成为煊赫一时的显宦，有的变为尊经卫道的遗少，五四所产生的儿子，始终不背叛五四的只有是极少数，但是许地山先生却是这极少数中的一个。

    在“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是被捧得何等样高。但是到后来，才明白他们拿德先生和赛先生当作耍把戏的傀儡的。科学到了中国，也就和八股制艺一样，变成了一块敲门砖，进了“权威”先生的大门以后，就得把这敲门砖抛在门外。

    许地山先生可不是这样，他到底还带着“南洋伯”的憨气与热情，他没有一天背叛过德先生和赛先生，他是研究宗教学与印度哲学的，但他是用病理学家研究血毒的方法去研究的。他读了很多的线装书，却教青年不要学他，他是远东最最古色古香的古老大学的汉文学教授，但是他却主张废弃汉文，而且自己用全力提倡新文字运动，在理论与实践方面，许地山先生对中国的文字改革，都尽了极大的努力。

    记得五六年前，我经过香港去看他的时候，我问他汉文学院有多少学生，他说：“现在有六个，这一期毕业以后也许只剩两个。”我很为他着急，但是他说：“如果一个都没有，不更好吗？”

    美髯和长褂子不能代表地山，代表地山的是那种“否定”精神。在他的最后著作《国粹与国学》中，可以充分看出他的否定精神，而否定精神也就是“五四”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

    在现在，虽已不是“五四”时代，但是“五四”的时代任务并没有全部完成。即使是起码的清道工作都还做得十分不够，我们要开来，我们也要继往。所以许地山先生的治学方法与精神，依然是值得我们学习与师法的。

    许地山先生逝去了，让憧憬的南洋永远逝去罢，现实的南洋向着民主科学的大道迈进！许地山先生也一定是这样相信着的。

    四一八六，新加坡

    载第3卷第5期（1942年2月出版）

    丰子恺和他的小品文

    ……

    赵景深

    好几年不曾看见子恺了，偶然看见《人间世》和《良友》的他的照片，不禁为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长的胡子，像一个庄严而又和蔼的释家。

    记得我与他相识，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时我在充满了艺术空气的立达学园里教书，他就是这个学园的创办人。当时的同事，如朱光潜、白采、方光焘、夏丏尊、刘熏宇……都是在这个时候认识的。不过当时我与白采往还最多，子恺和别的同事们，都很少拜访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才为了我自己的《中国文学小史》，《童话概要》和《童话论集》请他画封面，专程去拜访了他几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欢田园和小孩子的，便买了一本描写田园和小孩子最多而作风也最平和的米勒(Milet)的画集送他，还送了一盒巧格力糖给他的孩子们；这盒糖也经过我的选择，挑了一盒玻璃纸印着有一个美丽女孩的肖像的。当时我与他谈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不能省忆；但知他的态度潇洒，好像随意舒展的秋云。

    后来有一次，子恺到开明书店来玩，使我很诧异的，竟完全变过一个子恺了。他坐在藤椅上，腰身笔一样的直，不像以前那样的衔着纸烟随意斜坐；两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样的用手指拍着椅子如拍音乐的节奏；眼睛则俯下眼皮，仿佛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样用含情的眸子望看来客；说起话来，也有问必答，不问不答，答时声音极低，不像以前那样的声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听丏尊说：“这一晌子恺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恺的说法，以上的叙列就是我与他的“缘”。

    李叔同是丰子恺的老师，无论在艺术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响他最深的人。他的《缘》和《佛法因缘》都是专写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师范学校教过他的木炭画，后来出家；子恺曾特地替他绘过护生画集。《两个“？”》更明白的承认他“被它们引诱入佛教中”。我们一听说佛教或基督教，就会联想到迷信上去；其实，倘若除去了那些不科学的成分，这对于人世间的悲悯，恐怕是任何社会主义者思想的发动力和种子吧？

    我觉得子恺的随笔，好多地方都可以与叶绍钧的《隔膜》作比较观。在描写人间的隔膜和儿童的天真这两点上，这两个作家是一样的可爱。其实这两点也只是一物的两面，愈是觉得人间的隔膜，便愈觉得儿童的天真。卢骚曾喊过“返于自然”，子恺恐怕要喊一声“返于儿童”。

    子恺是怎样的写人间的隔膜呢？试看《东京某晚的事》，老太婆要求一个陌生人替她搬东西，陌生人不愿意，接连回报她两声“不高兴”，因为他是带了轻松愉快的心情出来散步的。子恺见了这事，心里就想：“假如真有这样的一个世界，天下如一家，人们如家族，互相爱，互相助，共乐其生活，那时候陌路都变成家人。像某晚这老太婆的态度，并不唐突了。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再看《楼板》，楼上的房东与楼下的房客只有授受房租的关系，此外都可以老死不通往来，直是所谓“隔重楼板隔重山”。而这“楼板”，也就是《邻人》篇中那“把很大的铁条制的扇骨”。像“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那样的诗意，是久矣夫不可复见的了。《随笔五则》里的第四则写人们用下棋法谈话，最为警辟：“人们谈话的时候，往往言来语去，顾虑周至，防卫严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样。我觉得太紧张，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语。安得几个朋友，不用下棋法来谈话，而各舒展其心灵相示，像开在太阳光中的花一样！”

    或人都是互相隔着一堵墙，如叶绍钧所说。把墙撤去的，只有儿童。子恺在《随笔五则》之三里也说：“我似乎看见，人的心都有包皮。这包皮的质料与重数，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单层的纱布包的，略略遮蔽一点，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珑的姿态隐约可见。有的人的心用纸包，骤见虽看不到，细细捆起来也可以摸得出。且有时纸要破，露出绯红的一点来。有的人的心用铁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无论如何摸不出，不会破，而真的心的姿态无论如何不会显露了。我家的三岁的瞻瞻的心，连一层纱布都不包，我看见常是赤裸裸而鲜红的”。

    子恺是怎样的写儿童的天真呢？你瞧，元草要买鸡，他就哭着要；不像大人那样明明是想买，却假装着不想买的样子（《作父亲》）。阿宝和软软都说他们自己好；不像大人那样，明明是想说自己好，也假装着谦让不说出来（《从孩子得到的启示》）。

    子恺又因为思想近于佛教，所以有无常、世网、护生等观念。

    他觉得人世是无常的，短暂的，所以人一天天走近死之国而毫未觉得者，只是由于把生活岁月仔细的划分，年分为日，日分为时，时分为分，分分为秒，便觉得生活是一条无穷而且有趣的路子（《渐》）。这意见，后来屡次提到。《阿难》云：“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大账簿》云：“宇宙之大，世界之广，物类之繁，事变之多，我所经验的真不啻恒河中的一粒粒细沙。”《新年》与《渐》同意，也讲到时间划分愈细，则人也愈感到快乐。

    他又觉得金钱常限制了兴趣，这或者可以说是世网。第一本随笔集的第一篇，就是《翦网》，大意说大娘舅觉得大世界样样有趣，惟一想到金钱就无趣。《从孩子得到的启示》则赞美孩子“能撤去世间事物的因果关系的网，看见事物的本身的真相”。《华瞻的日记》说华瞻看见先施公司的小汽车就一定要买，他不知道爸爸不曾带钱或钱不够就不能买。

    他又最爱生物，尤其是渺小的生物，可见他的仁爱之是无微不至的。《蝌蚪》写孩子们用清水养蝌蚪，子恺恐怕蝌蚪营养不足而死，便叫孩子们倒许多泥土到水盆里去，后来还叫他们掘一个小池。《随感十三则》中有两则是怜悯被屠杀的牛和羊的。《忆儿时》对于蟹苍蝇的残杀也认为不应该做，尤其是文人所咏叹的“秋深蟹正肥”，他们以为风雅，“倘质诸初心，杀蟹而持其螯，见蟹肥而起杀心，有什么美而值得在诗文中赞咏呢”？

    照这样说来，子恺的小品里既是包含着人间隔膜和儿童天真的对照，又常有佛教的观念，似乎，他的小品文尽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这许就是他的小品的长处。他哪怕是极端的说理，讲“多样”和“统一”（《自然》和《艺术三昧》），这一类的美学原理，也带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读来不觉其头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写得很艰深，以掩饰他那实际内容的空虚。他只是平易的写去，自然就有一种美，文字的干净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对于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爱，现在我的偏嗜又加上丰子恺。聊记数页，以表示我的喜悦。

    载第30期（1935年6月20日出版）

    林语堂与翻译

    ……

    陶亢德[原文署名“亢德”。]

    大概是前年了，有一次我去看语堂先生，忘记了谈到了什么，他给我看一封鲁迅先生给他的信。这封信是一个老朋友写给老朋友的信，恳切、真挚，绝不是叙寒暄，致钦佩的。信的大意是劝语堂先生不必为办杂志多费气力，以他的英文造诣，翻译翻译西洋名著，不特有益于现在中国，即在将来也是有用的。复信我没有看到，据语堂先生说是表谢意之外，还告诉鲁迅先生说这翻译事业还要在老年再做。事情隔了一年多，我在一张小报上看到一篇大文章，提到此事，说语堂先生的复信意思有点讥笑鲁迅先生的老大，鲁迅先生很生了气。这篇大文，语堂先生也曾看到，我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笑笑说：“迹近挑拨吧。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中年的我另有把中文译成英文的工作。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现在我说四十翻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里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看样子，现在的语堂先生对于翻译外国作品是不很热心的，此中原因也许很多，但我走我的路的脾气或亦是其一吧。这脾气是好是坏自然难说，但说一定是坏怕也未免过苛。天下的事情不止一端，各做各的似乎正是分工合作，当然像救国这种事是要一致的，不能够来一个你们救国我偏卖国。翻译大约不必如此。有人把西洋名作介绍进来，给我们这种不能读洋书的人读读，使我们也有“世界文坛不朽的宝库”，自然是求之不得。同样把中国的思想生活所寄的有些中国书译成洋文，让一脑子中国人是乞丐盗匪的洋人看看，似乎也不是无益之事。而且眼前译外国作品成中文的能手甚多，译中国作品为洋文的人较少。

    不过他对于译外国作品的心目前并不很热，对于怎样翻译的问题却在闲谈中常可以听到（写成文章发表的有《翻译论》，载开明版《语言学论丛》）。他似乎不赞成直译。他说我不大明白直译的直是什么意思，假如说是照字或照句直译呢，那末这译文一定难于下咽。Thank you直译谢谢你是对的，但How are you怎样直译法呢？不赞成直译就赞成意译了。所谓意译，自然包含信与达，决非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这种意译。又十一期《宇宙风》上的那篇《猫与文学》似可代表他的译法。

    说句私话，我是欢迎他译外国作品甚于译中国作品的，因为前者我可以读到，而后者只好俟诸异日。可是这只是句私话而已。

    载第11期（1936年8月5日出版)

    怀念马叙伦先生

    ……

    千家驹

    最近有一个朋友从上海来，带给我一张马夷初先生送我的墨宝，题有马先生自己的诗（卅五年除夕作）。

    爆竹惊残岁，金尊绕百忧。

    平生唯白发，检点尚淌流。

    兵火黏天急，饥寒匝地愁。

    长歌先砍地，更上一层楼。

    岂有刑天志，能无百姓情。

    独夫犹肆虐，举国欲同盟。

    白浪将漂杵，哀声是胜兵。

    吾侪须努力，前路日光明。

    马先生赠给我的墨宝，我真视同拱璧，这不仅是因为马先生是国内闻名的书家，而且因为马先生是民主运动的健将，是我们青年一代的导师。在前辈中，如马先生这样的老当益壮、健斗如昔者，真如鲁灵光殿，巍然独存。马先生是我的同乡前辈（浙江人），但我与他并无一日之雅。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已经做了北京政府的教育部次长代理部务。北伐成功之后，当民十七八年间，他又做过浙江省的民政厅长。待蒋梦麟先生返长北京大学，夷老又回到北大来教书（他本来是北大的老教授）。但可惜我当时没有亲夷老的教诲，因为我学的是经济学，夷老所教的是中国哲学系的功课，所以在北平几年，我竟没有接近夷老的机会，这是我平生所引为遗憾的。当我在北大读书时，我是一个被学校当局所视为“捣乱分子”的，胡适之教授甚至取笑我是北大“捣乱的头儿”。大概那时的教授们，除少数的例外，对我这个捣乱学生的印象都非常恶劣。我对北大的名教授，即鲁迅先生所谓的“正人君子”，也不大怀什么敬意。至于马先生，因为他所教的课与我如“风马牛之不相及”，所以我对马先生的印象，也和对朱希祖、马幼渔、钱玄同诸氏差不多，换句话说，不过一位“老夫子”而已。廿四年冬，北大发生“一二九”学生运动，这时我早经毕业而在一个研究机关任事，同时还兼了北大几点钟功课。在那次运动中，马先生站在正义的立场，做了北平学运的掩护者，我开始对马先生有了新的认识。当时南北两马，同为青年所爱戴：南方的马即马湘伯老先生，北马即马夷老是！廿五年我随研究机关迁到南京，开始参加救国会工作。是年冬有七君子之狱，我也被迫而南走广西，在广西教了半年书。暑假中返京接眷，此时卢沟桥事变已经发生。记得有一次北平有几位学生代表南下，在我家里报告北平抗日运动的情形，马夷老悄然枉驾，静听报告，于是我对马夷老的印象再一变。但我与马夷老始终无私人的接触。抗战发生，我一直在西南，夷老留居敌后，音讯阻隔，但时于友人口中知夷老不受敌伪威胁利诱（听说陈公博曾好几次访问先生，执弟子之礼，并拟馈赠巨金，先生严辞拒绝，陈逆惶恐而退），高风亮节，大义凛然，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闻之尤令人肃然起敬，这更增加了我对夷老的敬仰。

    胜利以后，在《民主》周刊上每期均有夷老的大文，每读辄写击节。夷老的文章老练流畅，自不必说，而且观察精到，入木三分，理多于情，言人之所不敢言，言人之所欲言，真令我每读为之想往。夷老不但写得多，而且写得快，每当时局有重要的发展时，便立刻可以在报纸或刊物上看到夷老的文字。例如：当警管区制在上海刚要推行，第一篇反对的文章便是夷老写的。夷老的政论无形中做了上海民主运动的指针。我对夷老的论文几乎每文必读，不但佩服他写得好，而且惊佩他写得快。自然，以夷老政治与文学的涵养之深，下笔千言．倚马可待，本在我意料之中，但以他这样的高年，笔勤目健，却令我自己不能不惭愧我们青年人的疏懒！我也是一个好弄文墨的人，自然我的文章绝不能与马夷老相比，那真有如侏儒之与巨无霸，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但我总是多年来以写作为职业的所谓“文化人”之一，在朋辈中我算是下笔较快的，因此每当团体要发表什么文件或通讯之类，我当有被推为起草人的机会。然而，我总是存着得懒且懒的心理，能够推辞掉我总尽可能推辞；真无法推辞时，才勉强答应下来。香港言论相当自由，我也随时有发表文章的机会，在民主报纸或刊物上我如有文章送去，大概可以登出来的。但由于这种偷懒苟安的心理，我写的文章实在太少，看到夷老那执健笔奋斗的精神，真使我内心感到无限惭愧！

    马夷老不仅是民主运动中的一面旗帜，同时，又是一个实践家。他是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领袖，去年为了民主和平而在下关车站遭反动派特务的痛殴。以他这样的高年硕德，反动派特务竟出这种毒手，这一方面说明了反动派的无耻，另方面也适足证明马先生人格的崇高与伟大。

    我常常说：美国有个马歇尔（好在这“马”字是译音），是中国人民倒霉的，郭沫若先生甚至有“骗”字从“马”的妙喻。但中国有马夷初与马寅初两位先生，都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使我们青年人可以唯马首之是瞻。我和两位马先生都无亲近的机会，夷老仅仅有一面之缘，寅老则尚未识荆（仅通过信），虽然我们是同行。但总觉得二马是我行进中的灯塔，我自然不敢谬托两位马先生的知己，但却有杜工部诗“天涯若比邻”之感，因为在争取民主的运动中，我们的心弦是共鸣的呢！

    载新四号（1947年7月出版）

    琐忆鲁迅

    ……

    杨雯云

    噩耗传来，巨星陨落，鲁迅先生竟于十九日晨五时廿五分继高尔基而溘然长逝了！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界一个无可比拟的重大损失，不，是中国民族革命战斗进行中的一个重大损失，同时也是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的损失。

    我在二十日晨的《常州商报》看到了这个极简短的噩耗电讯，立刻愕然发呆，一块重铅将心压沉了下去，茫茫然无所之，空虚到堕入了无思想的深渊中。适又病剧，不克亲自到上海去临棺吊唁，作最后的一晤，真是此恨绵绵，百身莫赎。

    近日屡次想动笔写一些哀悼文字，一举笔却又掷下了；一则神绪彷徨不宁，二则他在《死》的一文中亲自拟定的遗嘱三四两条是：“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虫”。以他三十年来始终不懈，老而愈壮为民族，为人类奋斗、牺牲的精神，只要除了自愿做“内奸”和“奴才”的两类人以外，谁都感动到情愿做“糊涂虫”，拿他的遗训深刻地刊镌在心上，以他救人类的心为心，以他和丑恶环境奋斗的精神为精神；依着他生前战斗的步伐，更勇猛的向前进攻。

    最使我栗然不敢动笔的是忆起他的《忆韦素园君》文中的几句话：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街，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洁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这几句在编印《集外集》的时候，我也曾引在“编者引言”中，可是在印成书的时候，却连内中九篇最重要的文章一起给检查委员抽去了。——删去骨头而仅剩空虚架子，在当时检查者赫赫戒严下，这中内幕是读者受了损失后，还是不知道的，所以《集外集》出版以后，施蛰存既说“不值得付印”在前，宋云彬又说“不是佳作”于后。（宋云彬后曾写公开信称自己决无《集外集》不值得印的意思。）——现在虽死了仅几天，我想不久的将来，除纯诚纪念哀悼的文章，必定有鲁迅先生各种“谬托知己”文字在各式不同的刊物上出现。当他以为值得悲哀的事加到自己身上，却固因死的掩护而不知的了。在我一个槛外旁观者，却未免有些悲哀的愤怒。忿愤社会恶势力的人已死，而社会上仍充满了一部分无聊和无耻者群。

    我现在可仍然要“谬托知己”般来写一点记忆他的文字。但必须先声明者：我不是他的“知交”或“老朋友”。不过由爱读他的作品，敬仰他的人格，和他有时见见面或通通信，我视他是一位尊师的关系而已。

    今天翻展一回他的书简，觉得内中颇有几段论及他自己早年文学生活的历史，这是外间很少有人知道的。盖棺论定，在研究死者全部生平的作品或思想专著的人，或有一知的必要吧！所以写一点出来作纪念，间或述写个人间小事，则为述者欲藉此文字发泄，假此或可稍舒哀思。——虽后一种的动机是不十分光明的。

    我和鲁迅第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三二年晚的几位私人聚餐间。那次李儵也在其中，他还因在《涛声》写了：“那天见鲁迅先生吃饭，咀嚼时牵动着筋肉，连胸肋骨也拉拉动的，鲁迅先生是老了！我当时不禁一股酸味上心头。记得从前看到父亲的老态时有过这样的情绪，现在看了鲁迅先生的老态又重温了一次。这都是使司马懿之流快活的事，何况旁边早变心了魏延”的几句话而引起杨邨人的公开信，这信和鲁迅的答信后都收入《南腔北调集》中。那时因是初次会面，大家谈话未免有些拘束。他谈起早年的历史说：“我也曾学过海军，现在知道的人是很少了，一般人都以为我仅学过医学，校名雷电，实习时却只能在内舱机器间中，后来知道只有福建人才可在舱面甲板上工作，外省人一律只好管理机器间。照这样下去，等到船沉了还钻在里面不知道呢！所以我就不干了。”后来又谈了一会白莽、柔石的死事。这次鲁迅给我的印象，是两颗绍兴人所特有光亮闪烁的眼睛，充分射着热烈和诚恳。谈锋在严肃中时杂以诙谐——这才是真正的幽默吧！我还记得他说：“中国人喜欢捧，所以对黄河也是不用挖而用捧的手段去筑堤坝来对付，哪知河道是不喜欢捧的，结果河底高于城墙，一旦水势猛烈，尽成泽国。”——那时华北正闹水灾——说得大家都笑起来了。

    后来第二次在内山书店晤面，方才看清他一如某作者所记的足穿陈嘉庚黑色橡皮鞋，吸的是品海牌纸烟，就同到书店对面一家外国咖啡馆小坐。他说：“这店主人在上海的很少，是位希腊人。我在‘一二八’战争时，就由闸北迁移住在这个店的楼上。”又谈及“邻邦捉到左翼犯人，是给他们穿一种胸部特别狭小的衣服，令其渐渐自然死亡”。

    其后因编《集外集》事，常常讨论到他早年文学生活情形，现尚存许多珍贵的资料，保留在信简中。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六日的信中说：

    我的不收在集子里的文章，大约不多，其中有些是遗漏的，有些是故意删掉的，因为自己觉得无甚可取。《浙江潮》中所用笔名，连自己也忘记了，只记得所作的东西，一篇是《说象钼》——后来译为《雷锭》——一篇是《斯巴达之魂》(？)；还有《地底旅行》，也为我所译，虽说译，其实乃是改作，笔名是“索子”、“索士”，但也没有完。

    三十年前，弄文学的人极少，没有朋友，所以有些事情，是只有自己知道的。现在都说我的第一篇小说是《狂人日记》，其实我的最初排了活字的东西，是一篇文言的短篇小说，登在《小说林》(？)上。那时恐怕还是革命之前，题目和笔名，都忘记了，内容是讲私塾里的情形，后有恽铁樵的批语，还得了几本小说，算是奖品。那时还有一本《月界旅行》，也是我所编译，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了。又曾译过世界史，每千字五角，至今不知道曾否出版。张资平式的文贩，其实是三十年前就有的，并不是现在的新花样。攻击我的人物如杨邨人者，也一向就有，只因他的文章，随生随灭，所以令人觉得今之叭儿，远不如昔了，但我看也差不多。

    又同年同月十五日信：

    《小说林》中的旧文章，恐怕是很难找到的了。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介绍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有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张资平式和吕不韦式，我看有些不同，张只为利，吕却为名。名和利当然分不开，但吕氏是为名的成分多一点。近来如哈同之印艺术丛编和佛经，刘翰怡之刻古书，养遗老，是近于吕不韦式的。而张式气味，却还要恶劣。

    我因为恽铁樵却没有编过《小说林》，疑心他的第一篇小说揭载的是《小说月报》，就写信去问他，廿日的回信说：

    未印的拙作，竟有如此之多，殊出意外，但以别种化名，发表于《语丝》、《新青年》、《晨报副刊》而后来删去未印者，恐怕还不少。记得《语丝》第一年的头几期中，有一篇仿徐志摩诗而骂之的文章，也是我作，此后志摩便怒而不再投稿，盖亦为他人所不知。又，在香港有一篇演说：《老调子已经唱完》，因为失去了稿子，也未收入，但报上是登载过的。

    登了我的第一篇小说之处，恐怕不是《小说月报》，倘恽铁樵未曾办过《小说林》，则批评的老师，也许是包天笑之类。这一个社，曾出过一本《侠女奴》——《天方夜谈》中之小段——及《黄金虫》——A．Poe作，其实是周作人所译，那时他在南京水师学堂做学生，我那一篇也由他寄去的，时候盖在宣统初，现商务印书馆的书，没有《侠女奴》，则这社大半该是《小说林》社了。

    后来我知道《小说林》是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出版，凡行十二期，黄摩西编辑的。时期相合，他的文章大概载在其中，我所有的《小说林》既不全，一时又无从借取。故《集外集》中没有收入。《语丝》中关于志摩的文章是《音乐》却找到的。《老调子已经唱完》是一篇极重要的文章，我从《鲁迅在广东》书上撕下寄给他改正，因过长未重抄一过，原稿送检查会审定时却给抽去没收了，现在想来真可惜得很。其余被抽禁的，有《今春的两种感想》、《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北平五讲中的三讲改正稿，送去被抽禁没收的均系抄录副稿。在去年一二月间致我的信中：

    ……三月以后，拟编去年一年中杂文，自行付印，而将《集外集》之被删者附之，并作后记，略开玩笑，点缀升平耳。

    又另一信云：

    ……“启事”“及来信”，自己可以检得，但“革命文学……”改正稿，希于便中寄下。近又在《新潮》上发见通信一则，此外当还有，拟索性在印杂文时补入。

    ……俟此文（指《文学》上载的《病后杂谈》，云注）发表及《集外集》出版后，资料已足，我就可以作杂文后记了。

    又：

    再：先生所作《集外集》引言，如有稿，乞录奇，因印《集外集》（此非真名，真名未定。）时拟补入也，又及。

    所以几篇改正原稿我都寄给他的了。我望最近的将来能有印出的机会，这几篇文字是积了无数青年的血写的，对于青年极有用处，我以为。

    这次死讯传来，殊出意外，我也几有不敢相信的模样。因为夏间虽知道他病重的消息，可给已告痊愈的音讯取消尽了，哪里会料到突然发生得这样变故呢！他近几年来身体的不大健康，时时多病，我早疑心他有胃肠病或肺病。有一次在谈话中乘间问他的酒量何如？因我以为绍兴产酒，绍兴人的酒量大致都很不差，胃病和多饮又颇有关系。他似乎有些觉得我的用意，就笑说：“我不大吃酒，我的胃病并非因酒而起。说来年代长远了，还是从前初次离开绍兴到南京进水师学堂的时候，冬天气候冷，没有衣服穿，于是不得不多吃辣椒以御寒，可就拿胃吃坏了。”我当时听了为之一凛，想不到先生幼年的生涯竟如此凄惨！后来在信件来往中，我时常提起他的康健问题。他于去年二月中信上说：

    上海天气已冷，我亦时有小病，此年纪关系，亦无奈何，但小病而已，无大害也。医言心肺脑俱强，此差足以慰锦注者也。

    他还说肺强。直到今年夏天大病后，掩饰不掉了，在八月廿七的信上方承认说：

    我这次所生的，的确是肺病，而且是大家所畏惧的肺结核。我们结交至少已经有二十多年了，其间发过四五回，但我不大喜欢嚷病，也颇漠视生命，淡然处之，所以也几乎没有人知道。这一回，是为了年龄关系，没有先前那样的容易制止和恢复了，又加以肋膜病，遂至缠绵了三个多月，还不能停止服药。但也许可停止了罢。

    那时我想到上海去探视他一下，他在信上说：

    再：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了。

    谁知竟成谶语，在十月中竟长逝而一瞑不视了呢！痛矣。

    至于他在文坛上的功绩，对青年巨大的影响，摧毁旧环境的勇猛，操守的坚贞，谈的人已很多，将来也自会有人作有系统专门的研究，姑置不论。至其愈老愈迈进的精神，在中国也无第二人，只看一九二八年顷一批自称革命文艺的青年，骂他们是“有闲阶级”，“醉眼朦胧”的人目前都退降阴消到哪里去了。孤军奋斗，荷戈呐喊至死了还仅有他一个“老人”。我们青年除愧死外，并应悬作永远的典范。

    他的杂文除一贯前进的思想外，其凝练字句，深刻的嘲讽，诙谐的风趣，无往而不流露着、活跃着。最好的形容词，我很同意某君的：“如铁笔画在岩壁上，生硬以外，还夹着丝丝尖利的声音，使人牙根发酸，或头顶发火”的几句话。在将来整理鲁迅全部著作的人，我却有一个建议，就是将历来骂他诬蔑他的文字，一律收集附入有关系的文章后，或另印一编作附录。《三闲集》序言中说：

    现在我将那时所做的文字的错的和至今还有可取之处的，都收纳在这一本里。至于对手的文字呢，《鲁迅论》和《中国文艺论战》中虽然也有一些，但那都是峨冠博带的礼堂上的阳面大文，并不足以窥见全体，我想另外搜集也是杂感一流的作品，编成一本，谓之《围剿集》。

    《“题未定”草》第八节中说：

    而且一任鬼蜮的伎俩随时消灭，也不能洞晓反鬼蜮者的人和文章。山林隐逸之作不必论，倘使这作者是身在人间，带些战斗性的，那么，他在社会上一定有敌对。只是这些敌对决不肯自承，时时撒娇道：“冤乎枉哉，这是他把我当作假想敌了呀！”可是留心一看，他的确在放暗箭，一经指出，这才改为明枪，但又说这是因为被诬为“假想敌”的报复。所用的伎俩，也是决不肯任其流传的，不但事后要它消灭，就是临时也在躲闪；而编集子的人又不屑收录。于是到得后来，就只剩了一面的文章了，无可对比，当时的抗战之作，就都好像“无的放矢”，独个人在向着空中发疯。我尝见人评古人的文章，说谁是“锋棱太露”，谁又是“剑拔弩张”，就因为对面的文章，完全消灭了的缘故，倘在，是也许可以减去评论家几分懵懂的。所以我以为此后该有博采种种所谓无价值的别人的文章，作为附录的集子。以前虽无成例，却是留给后来的宝贝，其功用与铸了魑魅魍魉的形状的禹鼎相同。

    他在致我的信上也曾说过：

    集一部《围剿十年》，加以考证：一，作者的真姓名和变化史；二，其文章的策略和用意……等大约于后来的读者，也许不无益处。

    可知这事他“遗嘱”虽未曾提及，他的“遗志”确是要这样做的。这是明知范围过大，关系复杂，牵涉过多，要得罪也不少；然而这一些文人和文字的障碍都打不破，难道还说得到解放民族等大问题吗？我们要学鲁迅，要学他那种百折不回的勇气，嫉恶如仇的精神。

    廿五年十月廿五日

    载第19期（1936年12月5日出版）

    升钉——一九四一年纪念鲁迅先生

    ……

    尚钺

    人死了，一种“盖棺”的仪式是必须的。因为这仪式活人不仅可以用作为分肥的合法根据，也可以用来作为对死者的公开咒骂。虽然这“分肥”者和“咒骂”者所作的盖棺论，并不一定就是“论定”。

    这仪式用今日流行的名词来说，叫作“开追悼大会”；到了死者“一抔之土”已干的时候，如果觉着还有必要：如觉盖棺的时候或今日以前未利用得尽致，或觉未骂得痛快，就不妨改为“纪念大会”再来一次，二次，三次。但在云南，就一般落后的老百姓所知道的，这仪式却还仅仅是“升钉”。至于升钉以后，那是不在他们的仪式之中的。如果有必要，也只在口头上说一说，或保留在记忆之中，决不大举了。就是有仪式，也不过今年和去年一样，由死者的家族写在祭祀表中，每年来个老一套。至于死者愿意不愿意，能不能享受，那是不管的。所以，说来还不失于忠厚，颇合符我们中国的古礼：“一刀之罪”的原则。

    至于那盖棺的仪式——升钉，却不能与日后的祭祀日子那样简单。因为这是多少带着是非因素的。男人死了，升钉的人物必须是他的家长和族长之类的权威。女人因为本身即是财产的一种，所以升钉的人物就必需是她娘家的有权威的重要分子，这与登报声明“遗失”或“作废”差不多。不然，不仅棺不能盖，死者也不能马上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因此，每当一个人死下去，尤其是有相当家产的人死下去，有被选举为升钉先生地位的人，总是要以轻轻的三下钉锤，敲去孝子的三匹红布，或三匹红绸子，甚至还有红缎子的，那是要看死者的家产来决定的。自然，此外还必须有一份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的厚礼。假如死者无嗣而又有家产的话，那升钉先生和孝子就多了。某位升钉先生愿否为某个孝子来证明死者是“寿终正寝”，就要看这个孝子送的礼物是否相称，或能否满足他的欲望而定。不过，这位升钉先生愿意了，也许别位有同等权威，或有相当沾亲带故的关系的先生，又烦言啧啧起来。于是盖棺问题，还得这位孝子去送礼。同时这位孝子把各方面的升钉先生对付好了，也许另外又有孝子出来说话了。总之，弄得死者很长时间不能享受“入土为安”的幸福。

    不过这都是落后的地方的落后办法。至于文化人那就要忍受文化界流行的待遇了。只要把“民族文学家”的帽子一放在死者头上，不管死者有嗣无嗣，就把这升钉仪式改成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同时，不管是张三、李四，或者是“第三种人”、“奴才”和“刽子手”，如果觉着有必要，就立刻摇身一变，或毛遂自荐来充升钉先生和孝子了。好在一跳到什么大会的演讲台上，就不是主席，也是名誉主席。上台以后，曲解死者的意见可以，修改死者的意见也可以，抹杀死者的主张可以，为死者捏造离奇的见解也可以，反正有听者就强迫你们听。总之，把开会的时间占去大部分，让能代死者说两句公道话的人没有时间插嘴，才是最妥当的。按着“公道自在人心”的原则，如果有人想在报纸杂志上说几句公道话吧？那也难得很，因为肯说公道话、能说公道话的报章杂志也不见得多。好在人死者不能复生，决不致再来写《论第三种人》、《奴才》、《刽子手》，自然也不能再来揭露这些“升钉先生”和“孝子”的“别有用心了”。

    在许多官绅先生的赞扬和恭维声中，我想，鲁迅先生的“赶快埋掉拉倒”还不失为对付他们的好办法。因为他的真实灵魂已在广大的真实生命中成长着，并发展起来。但却在这些升钉式的追悼大会和纪念大会以外。

    载第3卷第2期（1941年10月出版）

    阮玲玉的死

    ……

    夏丏尊

    电影女伶阮玲玉的死，叫大众非常轰动。这一星期以来，报纸上连续用大幅记载着她的事，街谈巷语都以她为话题。据说：跑到殡仪馆去瞻观遗体的有几万人，其中有些人是特从远地赶来的。出殡的时候沿途有几万人看。甚至还有两个女子因她的死而自杀。轰动的范围之广为从来所未有。她死后的荣哀，老实说，超过于任何阔人，任何名流。至于那些死后要大发讣闻号召吊客，出材时要靠许多叫化子来绷场面的大丧事，更谈不上了。

    一个电影女伶的死竟会如此轰动大众，这原因说起来原不简单。第一，她的死是自杀的，自杀比生病死自然更易动人；第二，她的死是为了恋爱的纠纷，桃色事件照例是容易引起大众的注意的；第三，她是一个电影伶人，大众虽和她无往来，但在银幕上对她有相当的认识，抱有相当的好感。这三种原因合在一起遂使她的死如此轰动大众。

    如果把这三种原因分析比较起来，我以为第三个原因是主要的，第一第二并不是主要的原因。现今社会上自杀的人差不多日日都有，桃色事件更不计其数，因桃色事件而自杀的男女也不知有过多少，何以不曾如此轰动大众呢？阮玲玉的死所以如此使大众轰动，主要原因就在大众对她有认识，有好感，换句话说，她十年来体会大众的心理，在某程度上是曾能满足大众要求的。同是电影女伶，同是自杀的一年以前有过一个艾霞，社会人士虽也曾为之惋惜，却没有如此轰动，那是因她上银幕未久，作品不多，功力尚未能深入人心的缘故。

    不论音乐绘画文学或是什么，凡是真正的艺术，照理都该以大众为对象，努力和大众发生交涉的。艺术家的任务就在用了他的天分体会大众的心情，用了他的技巧满足大众的要求。好的艺术家，必和大众接近，同时为大众所认识所爱戴。普式庚出殡时啜泣而送的有几万人，陀思妥夫斯基的死，有许多人为之号哭，农民画家米莱的行事和作品到今还在多数人心里活着不死。他们一向不忘记大众，一切作为都把大众放在心目中，所以大众也不忘记他，把他们放在心目中。这情形原不但艺术上如此，政治上、道德上、事业上、学问上都一样。凡是心目中没有大众的，任凭他议论怎样巧，地位怎样高，声势怎样盛，大众也不会把他放在心目中。

    现在单就艺术来说，在各种艺术之中，最易有和大众接触的机会的要算戏剧和文学。因为戏剧天然有许多观众，文学靠了印刷的传布，随时随地可得到读者。

    同是戏剧，电影比一向的京剧昆剧接近大众得多。这只要看京剧昆剧已观客渐少而电影院到处林立的现象，就可知道。在今日，旧剧的名伶——假定是梅兰芳氏吧，有一天如果死了，死因无论怎样，轰动大众的程度，决不及这次的阮玲玉，这是可预言的。电影伶人卓别林将来死时，必将大大地有一番轰动，这也是可预言的。因为电影在性质上比歌剧接近着大众，它的艺术材料及演出方法，在对大众接触一点上有着种种旧剧所没有的便利。阮玲玉的表演技术原不能说已了不得，已好到了绝顶，她在电影上的功力，和从来名伶在旧剧上的功力，两相比较起来，也许不及。她的所以能因了相当的成就，收得较大的效果，可以说因为她是电影伶人的缘故。如果她以同样的功力投身在旧剧中，也许只是一个平常的女伶而已。这完全是艺术材料和方法进步不进步的关系。

    同样的情形也可应用到文学上。文学是用文字做的艺术，它的和大众接近，本来就没有像电影的容易。电影只要有眼睛的就能看，文学却须以识得懂得文字为条件，文学对于文盲，其无交涉等于电影之对于瞎子。国内瞎子不多，文盲却自古以来占着大多数，到现在还是占着大多数。文学在中国根本是和大众绝缘的东西。救济的方法，一方面固然须普及教育，扫除文盲，一方面还得像旧剧改进到电影的样子，把文学的艺术材料和演出方法改进，使容易和大众接近，世间各种新文学运动，用意不外乎此。新文学运动，离成功尚远，并且还有各种各样的阻力在加以障碍。例如到现在还居然有人主张作古文读经。中国自古有过许多杰出的文人，现世也有不少好的文人，可是大众之中认识他们，爱戴他们的人有多少呢？长此下去，中国文人心口中没有大众的不必说了，即使心目中想有大众，也无法有大众吧。中国文人死的时候，像阮玲玉似地能使大众轰动的，过去固然不曾有过，最近的将来也决不会有吧。这是可使我们做文人的愧杀的。

    载第2卷第2期（1935年4月5日出版）

    袁世凯纪略[此文载于刘成禺《洪宪纪事诗本事注》附录中。作者萧寿昌为湘中老儒，民国六年（1917年）发表此文，行文为文言。文中个别史实、论点未必准确，仅资参考。]

    ……

    萧寿昌

    伪皇帝洪宪姓袁，讳世凯，字慰廷，河南项城县人也。父甲三，由侍郎升云贵总督。母程，知书。凯前四代皆居官清廉，功勋卓著，建坊城南。凯以袭荫列道员，十八入泮，睥睨一乡，人咸不齿。尝将铜易父金，为母诇知。三十丧父，服阕热中，母力阻之，切诫不听。勖以数世清德，若履仕途，必先承志。凯违母训，思握大权。

    适吴长庆为高丽驻兵大臣，庆由凯父保举，凯即谒庆求事，委凯镇摄总兵，随抵高丽，渐娴兵法。值高丽游学生朴咏孝、徐光弼、徐载范等回国，王召谋变政，致新旧纷争焚阙，为乱王匿庆所，凯不谙约章，妄主援救，未经照会日本，（高丽向属中国，因日本侵压，要中国订约，认为两国保护，该国有事，必会商援救，不得独往。）致酿甲午一役，割地赔款。（割台湾一省，赔英金二百兆，赎还辽东。）特命李鸿章议和，与日相伊藤博文订约马关，凯赂其左右关说，得卸罪咎。

    旋随庆回国，驻天津，以慈禧太后内侄荣禄权大势重，因拜禄腹心，候补道张景崇门夤缘进身。时新练津兵五万，崇荐凯隶禄部下，统带新军，袁世凯三字遂现于津镇矣。袁族某，为天津道，尝告鸿章，言凯狡黠，必误苍生，鸿章晒之，无九龄知禄山之明，愧津道多矣。

    戊戌变政，康有为、梁启超见用，凯附和之，而城府深密，阴泄康梁谋诛荣禄事，倾轧图升。禄与进颐和园直奏，太后大惊，命闭五城，饬步军统领拿办康党，康梁先遁，牵戮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康广仁六人。凯遂为禄所信，密白太后，补凯直隶臬司，超迁侍郎。

    岁庚子拳匪煽乱，凯阴主以图功，复忍诛以邀奖。迨大难削平，两宫回銮，凯率兵迎驾。太后谕以母子性命，付于卿手，凯内愧无言，唯唯而已。

    联军扰山东，巡抚李秉恒阵亡，太后命凯补授，其谢折末云：“伏维皇太后圣鉴”，不言皇上，希阿荦媚杨妃之心，存崔浩贬魏主之笔，致京津上海港澳各日报，同登此折，大书逆臣云。

    先是联军蹂躏京师时，文华殿大学士兼北洋大臣首相李鸿章，在粤督任内，两后回銮，召还病故，以鸿章系破格超用，按诸故事，首相无用汉人者，乃以禄补授所遗直督一缺，禄请补凯，并加太子少保北洋大臣衔，兼统四镇兵权，自此凯之权势，不可复遏矣。凯又请以山东巡抚一缺，使藩臣周馥护理，凯为巡抚时，与馥结儿女亲，故力荐之。太后即允行，由李相遗折保凯与馥故也。凯任直督，三品以下，皆趋附。未几，凯登内艰，懿旨赏假百日，回籍治丧。时初行新政直隶先行试办，凯奏请在日本定造海容、海圻两大战舰，统握四镇兵权，扩张势力，皆得旨允行。

    禄殁后，城社失凭，遂迭被参劾，适改兵部为海军、陆军二部，凯乘此以兵权隶陆军部，不隶海军，以陆军统辖，铁良兼陆军部尚书，当权故也。凯又致书铁良，用段芝贵，贵由兵弁出身，特与凯同乡，故凯毁凤山以总统四镇之权与贵，而又私具折本，用贵为天津巡警总局坐办。

    丙午岁，东三省经日俄兵燹后，奉天将军赵尔巽，奏请派员襄办交涉招安、屯垦、善后各大政，特命徐世昌、振贝子出关。事毕返津，凯使贵设宴欢迎，凯工逢迎，固不足责，两钦使未行缴旨，而擅预私宴，不独失体，抑且罔上，宜弄出歌妓杨翠喜一事也。

    乙未，凯因粤东风潮，禁止直隶商人抵制美货媚外手段，阴而且狠。天津《大公报》著论痛诋，凯衔刺骨，欲封报馆，碍难措词，乃施鬼蜮伎俩，饬邮局火车不准收寄该报，并禁入购阅。旋有洋人恨凯不合公理，代为分寄。又有一奇男子，亦因此事愤入督署刺凯不中，被擒直认，凯恚不敢杀，心服其义，亦不忍杀，遂杖而释之。

    当是时财政困难，宜设法筹措，然必国与民两利，乃为善策。凯藉试办新政为名，私将长芦盐运抵借英债六百万，设局如林，差缺繁多，除正项开销外，縻费甚钜，上自道府，下及洋务局坐办书记等，约一百三十余员，总计每月开支约百余万，且多挂名领薪水者。后凯入军机荐杨士骧继任。按凯入军机时，度支部尚书泽贝子，奏请清查各省财政，凯对直隶，无庸诛凯而安社稷。（按诏斥袁罪极详，经联军扰官禁后，仅百余字可辨，字字血泪，不忍卒读。陕甘总督升允奏凯负伊霍名，怀莽操志，宜加诛戮，以警将来，太后以为过激。帝泣请退位，十年之中，频受压制，幸帝无失德，故未被废，遗诏云云，为大局计，非修私怨者可比也。）

    摄政王既监国，后及妃必泣述遗嘱，示以遗诏，王宜首先诛凯，以慰先帝，及放蛟鳄于河海，使其养晦蓄锐，夷国废祚，君民悉受其毒，天数使然耳，岂人力所能挽回哉！

    世有非常之奸雄，然后行非常之诈术。清逆臣袁世凯，受命征革党，而反为革党之首酋，千古未有其人也。凯之拨乱反正，而反为乱世之渠魁，千古未有其事。然一用其奸谋，而双方俱堕其术，使清廷同殿称臣之卿相俯首听命，疏请清帝禅祚，东南革命诸巨子，甘受其饵，弃甲来归，其权谋诈术，诚足冠古今而造特别之历史。

    辛亥武汉事起，凯贿通卖国之奕勖，致死灰复燃，得握全国命脉。遣其党首攻汉阳，振其军威，使海内畏服。伍廷芳恐事失机，从中调和，一则义举凯为总统，逢迎意旨，一则推倒满清，以达共和目的。凯乃按兵不攻，一面使心腹爪牙恐吓逊位，一面使芳要挟革党，取消孙总统，公推己为临时总统。清帝与孙总统，俱退让。（按溥仪与孙文均拱手逊位，以民为重，以位为轻，其道德为世钦佩。）足知凯之才略智谋，驾乎魏武之上矣。观其排满推孙，不数月双方倾败，改孙文纪黄帝二千四百零六年为民国元年，分用阴阳历日，南北咸归统一，惟升允早识其奸谋，遁迹蒙古，组织独立脱离关系。而无识之革党，反发生征蒙问题，以结欢心。或有藉此练军，以伐袁氏者。而老奸巨猾之凯，虑及升允倡义，率兵直捣幽燕，又恐联络清臣倒戈北向，若稍失宜，必致功业俱败，故坚忍不为所动，遂用柔软手段，对待蒙古，以牢笼团结军心，俟羽翼丰满，谅自取消。无知巨子自夸功高，咸有总统之希望，如抱火卧积薪之上，而鼾醉不醒。惟宋教仁窥其意，漏其言。凯恐发其隐情，故先发而谋刺之，激南五省独立。分遣骁党焚掠其城而攻取之，遽为袁氏所有。奈玉石不分，解散议院，（众议院陈家鼎因宋案不平，独力质问袁氏之书约千余言，不畏权势，真所谓侠胆义肠，能言人之所不敢言，为人所不能为者，袁氏因而解散议院，以塞言路。）尽撤天下民军，更换北军，加孙黄诸君煽乱之名，放逐于海外；计卸黎蔡兵权调京，予以嘉名，实则监督幽囚，举措不得自由，手段之辣，居心之险，概可想见。凯于是措置裕如，渐袭清制，以公仆而祭天地，俨若皇帝，难免列国贻笑。私将三权并归，用官分三等，易简用曰任命，易保荐曰荐任；考取知事，分发各省；易选补曰委任，取消初级法权，归下级行政；改内阁总理为国务卿，改御史为肃政史；予京内各官长，加有上卿中卿少卿上大夫威武将军振武将军各名色，予外省官长加有上将军陆军上将中将少将嘉禾文虎各徽章职衔。文武分治，改都督为将军，统握全省兵权，改军务司为军事厅，改各镇司令为镇守使，改长江水师总司令为巡阅使，改民政长为巡按使，总揽行政，监督法权，改内务司为政务厅，改司法司为高等（审判检察）两厅，仍设道尹为中级行政，分辖所属，改盐政处为榷运局，改水师营为水警察，取消教育实业两司归上级行政，设合署办公，所信用北洋派统握兵权，分布各省，为乱世残民之枭，将任用前清封疆为巡按使及各部总长，为恢复帝制之引线，改参众两议院为参政院，征聘名士及清名吏，劳乃宣误会其意，上共和正解劝退之书，由国务卿贰臣徐世昌转呈，凯笑置度外。肃政史夏寿康妒忌之，以乱党弹劾，请命诛戮，凯弗听。（康因凯留中不发，加之宣素为凯钦佩，是年甲寅春，征聘宣为参政院参政，不肯就职，康窥其上书时，徐世昌等一班清臣，均已赞成，恐凯悔误遵行，故勾通段祺瑞捕杀之，冀斩草除根，以警效尤。夏寿康为袁氏者无以复加焉。）而段祺瑞助纣为虐，饬兵捕拿，幸先逃脱，仅获其党宋育仁，欲行枪毙，凯恐激成内变。况育仁系前清翰林，为王湘绮门下士，如加杀戮，尤恐失天下人心，姑含容之，诬以徉狂，用兵护送回籍，实行递解，交地方官严加约束。凯通机变，善改复辟之事，识新旧两党，以匹夫之勇，书生之见，无能为矣。故俯视天下，莫能与之争雄并行。（李燮和附从袁党，杨度组织帝制时，和胞弟见共和世代，不宜再易专制，有碍国体，致起五族群鼓攻之，恐祸及身家，故上书国务卿转达袁氏，与和脱离骨肉关系，直陈利害，可与凯弟世彤上荣相亲供，并垂不朽矣。）不料段冯乘滇黔反抗推败袁氏，欲效司马师袭魏故事，暗勾羽党，促迫取消帝制，凯至此方悟心腹，悉成仇敌，抱忿而亡。嗟乎，天不佑凯！任其权谋诈术，诡计百出，数终难逃，可为当今权奸者戒。

    载第25期（1937年3月5日出版）

    元庆去世七周纪念文

    ……

    许钦文

    元庆死去已经整整的七年了，其间我曾两度入狱，上法庭廿多回；西走蜀，陷入火线，东漂海，数遇飓风；死了父亲又死母亲，所受祸思不能算不多，刺激不能算不大，但都没有元庆死时那样使我紧张。当思瑾与刘梦莹演成杀人悲剧，我首先发见时，两个血人歪斜的躺在院子里，情形是够吓人的。我并不慌张失措，一方面报告警察，一方面招呼医生，把思瑾送进医院，还用毯子盖在刘梦莹的尸体上。元庆死时我竟连一个电话都打不好——站不住，坐；坐了仍然不能连续发音。直到第二天的傍午，还是有目无光。

    会得这样，并非全然由于友谊的情感，我对于父母的感情何尝不厚！因为元庆的病状是突然变重的，当初他不许我把他的病情随便告诉人，连家里都不许通知，病势一重，就来不及招人帮助。我是喜欢他的图画，重视他的艺术的，一想到挽救他的生命的责任负在我的身上，就不觉手忙脚乱起来。

    虽然为他集款做坟造成元庆园，大半由于感情作用；为着保存遗作而筑纪念室，实在为着艺术。更其因为我明白他对于他自己作品的重视，往常在房间里，他宁可自己睡不安稳，不肯把作品随便乱放。虽在车上船中，总也要处置好了图画才坐得定，往往弄得汗流浃背。他自认他的作品，是他精神的结晶；“这是一口口吐出来的鲜血”，他时常这样说。他委实是把他的作品当作第一生命看待的了。

    我是这样的感动，照味回在由《人间世》发表的文字：“陶先生死后，许先生最担心的是陶先生那些遗画。……那时他住在校里，那些画当然也放在那儿，他时时刻刻担心校舍会着火，简直变得有些神经质的。每次我们到他房间里去，他总是这么说：‘假使一起火，你们都得来帮个忙，把这些画救出去。’他又想把那些画带到德国去复制出来。”但我当时，并不存心怎么样，有点莫名其妙。

    可是元庆，无论究竟是为着他的人，还是他的艺术，总之受他感动的人很多：且不说在他生前，很有几位青年，从台州到上海，又从上海到杭州，一直跟着他学画。在造元庆园时，会有不曾认识的人，两块三块的寄钱来，说是多买几块砖头，以表敬仰之意。在元庆园里，固然常有人去献花，也有人去割草，都是单方面出于自动的。最近我从厦门回来，有位生长在南洋的青年，在当午的烈日下，拼命的跑了三四里路到码头来送我行，一半也因为佩服元庆的画，特地向我表敬意。“在那烧剩的应天塔上用的颜色，多么伟大！”临别还是这样的说个不了。前个月里，林培庐氏出版《潮州七贤故事集》，开面就是：

    谨将此书纪念陶元庆先生。

    照思瑾的日记，她会得整天的到元庆园里去静坐着，也会深夜到那里去默念她的大哥。她在一九二九年九月九日的日记上是这样写着的：“今天学校里行开学式了，呀！我的心是怎样的感动呵！我望着一般新来的男女同学，都是这样的喜悦，……唉！惟有我的心是这样的苦恼呵！天呵！我的泪不住的滚下来了。唉！哥哥哟，我又记起了你，你建设的屋今天已洋洋地峰立在我们的面前了，多么的美丽和庄雄呵！然而你为什么独自去了呢？唉！哥哥哟，这便是你留给我们作纪念的呵！”

    这里所谓“建设”，只是设计；是已经生了病，元庆还是勉强坐着车子去察看过的。当时思瑾还小，虽然有着词不达意的地方。可是这种情形，还有许多她的同学也多感着，同我当面说过。

    刘梦莹在哀悼元庆的文中，有着这样的话：

    唉！陶先生呀！我们真不相信你竟离我们去了呵！

    先生！请念着一般可怜的孤儿，以你的神灵来护佑我们吧！

    你虽永远离我们去了，你的精神同月光一般永系我侪。

    黯淡的灯光射在小楼的一角，同学聚集在一张深漆的食桌边谈论着，她们的脸上都罩上了一层愁云，眼泪盈盈的饱含着……“哪个会相信我们的先生是真实地离弃我们去了呢？”……当静姊告诉我陶先生病的消息的时候，我的眼泪堕到饭碗里送到肚子里去……好像不测之祸已降到我们先生的身上了。……见了思瑾，我的泪也随即垂到腮上，但是我又怕引起她的难过来，偷偷的揩着。……他的死对于自己是光荣的，然而对于他的亲友弟子们是永远不能遗忘的悲哀呵！假若他再赐教我们几年，对于我们的前途，与中国艺术界的赐与和贡献，是胜过现在这轰动全世界的死还要荣耀。

    元庆还能够这样的影响青年，当他在前艺术院做教授时，许多不曾受过他的课的人，画出来的一幅幅的都好像是他的作品，一时成为元庆派；不消说是表面摹仿的。但由他担任着教导的几班学生，开起展览会来，并没有什么元庆派的情形。原来他自己作画，尽量的运用他久练的技巧，一味的新创方式；对于学生，仍然着重基本练习，是使得按部就班进行的。

    无妻成累，五年以来，我弄得几乎连自己的性命都不保。元庆的图画，只是千百般困难中勉强维护。如今元庆园里的墙壁虽然已有点破，花木多被偷去了；纪念室里的地板，因为漆刘梦莹的棺材的时候弄脏，东一块黑，西一块黄，在刘庆荇来化经佛的时候几乎烧穿。可是图画，又已挂起在墙上，还看不出什么损毁来，是可慰的了。

    受了四五年磨难，我的生活是更觉得孤寂的了。在沉默中，我静观这些久别了的画面，比前更感兴趣，也愈加以为值得保存；不但足供画家参考，从事文学的人看看，实在也很有益——吸收美感以外，从大胆构图的气概，还能使得心境开展。像《巅上舞》，空白居然占到幅面四分之三以上，并不照中国画的附题字句，是实实在在留了空白的，真是个勇敢的表现；可是别有一境界，而且形成个动态。——明显的表现着动的，《巅上舞》以外还有《处处闻啼鸟》、《若有其事》、《一瞥》、《水上戏》和《车窗外》等幅。元庆后来很注意于动的表现，可是《车窗外》画得很早，当时还没有采用“未来派”的条件，这动的表现，是全凭直觉而非理论的。

    像《湖滨》，虽然西子湖畔实在并没有这样一处地方，可是一目了然，这确是西湖边上的情形。筏子篷架上的木条明明是直的，他却画得弯弯曲曲，并排三只一律如此，然而看到的人，都会认定筏子。他的题材是“印象”的“神似”的，固然不求“像”，而且有时故意避开。

    不但不以“像”为目的，而且物体的状态总是歪歪斜斜的，如《卖轻气球者》的花盆，《汽笛声中》的房屋，《瓶》和《落红》等。

    元庆的画，大概合着美育的原则，注意于“调和”、“平衡”和“统一”等条件，可是力求“变化”，“对照”强烈，刺激性大。《大红袍》、《苦闷》、《白鹭》和《孔雀》固然使人吃惊，《彷徨》和《坟》等，构图的紧严，也都不凡。

    《书和杯》虽然因为颜色有点变坏，元庆自己早就作废。但这是个很明显的“装饰的”的表现——因为要红，才放上一本洋装书，要绿，才添画一颗梅子。而且颜色是大块的，也是充分的表现着“单纯化”的。常见初学作画的人，见了树就画大块的绿，见了花就画大块的红，为对象所拘束，给实物做当差，结果至多有点“像”罢了。看了这一幅，对于艺术的重要条件当有所领悟。

    虽然颜色很多是大块的，可是物性，表现得透达：《卖轻气球者》的轻气球是飘飘然的，《新妇》的衣服一见可知是丝棉，《村》的房屋，的确是砖和石。

    无论是油画水彩画，元庆作品中的笔触，也很值得注意。色彩整块的地方用大笔触，零碎的地方用小笔触，固然分得很清楚；而且方位、轻重和形态，都弄得很自然。《湖滨》、《鲁迅肖像》和《若有其事》，都只淡淡的几笔，好像原是随便“大笔挥挥”的。但他画的时候很仔细，考虑和修改的时间都是很长的。有几幅画得很细很方正，如《村》和《薄日下》等。

    《庙》、《车窗外》和《夏之午》这三幅水彩画的笔触都显得很饱满，好像是作中国画写兰写梅的晕墨的。——元庆本来擅长中国画。

    元庆在作品上面，更能充分的表现情调：《苦闷》固然是苦闷的象征，《一瞥》非常流畅，《夏之午》热烈，《上海斜桥墓地》和《坟》同样凄凉，《鼻涕阿二》活跃，《新妇》天真烂漫，《大红袍》是傲着起劲，《胡蝶》好玩弄，《父亲负米回来的时候》暗淡，《处处闻啼鸟》虽然不见一花一木，却明明是个春景。

    虽然将死的几年元庆忙于功课，作这些画的时候还早。可是已经有了《父亲负米回来的时候》，是描写劳苦工人的家庭状况的。初期出品的《新妇》，也是农家的妇女。

    最使得我感动的是《监狱》，连坐了两次牢监，我才深层的感到意义；元庆不曾入狱，能够这样了解囚徒的心理，足见他的敏感。

    技巧顺熟，表达得透物性。为“装饰”而集合题材。——“人生是寂寞的路，艺术者要在这寂寞的路上播下些花卉。”元庆时常这样说；——把握得住，干脆单纯，所以他的画是“表现”的。他做人的态度表面上似乎够冷淡，凡事总以轻微的一笑了之；但他有他盛大的苦闷，他对于无告的人怀着热烈的同情，许多青年信仰他，并不是偶然的事情。可是他并不乱表他的热情，也不随便直接诉苦。“播下”了这许多“花卉”——图画，不必再以他的苦闷为遗恨了罢！

    元庆死时不过三十七岁，年纪不能算大。但我觉得，他的寿命，可以说是已经很长：这不但因为他的遗作来得丰富，更其因为创造力的强大。他的正式的图画，每一幅都特具一种表现的方式。在他勇猛迈进的创造过程中，许多古板的信条和规律，都被他毫不留情的踏碎了。鲁迅先生说他的画没有“桎梏”，就是为着这个罢。——他的画采用了西洋的表现方式，却仍然保持着东方的情调。

    保存图画，最怕受潮湿，因此我把陈列室的地基造得很高；不料杀人案发生，刘庆荇的“帮闲”认为“藏垢纳污”之所，旅杭湘人呈国府主席的文中，且指作“淫窟”。法官问我刘梦莹怎么会在我里，我回答以她原是元庆的学生，而我造这房屋的目的首在保存图画，同一般的寓所有点两样。我这样说，只是解释她在我里的来由，并非想藉此卸却屋主的责任。因为不曾立案正式算作文化机关，就连事实都不承认了。

    现在无妻之累已从官司了结演到使我失业了；负足了债的我，失业自然是可怕的。但我不敢因随便去托人介绍职位。经验告诉我，有些人会得因此造我的谣言，藉以表示，并非不肯给我设法，实在因为我有着不好的事情。谣言是会得愈传愈多的，恐非个中的过来人不能明了。虽然四年的讼累，一半因为“无妻”，犯了“瓜李之嫌”；可是杀人，“窝藏”，总都由于纪念室的场所。如果不是为着保存这些图画造房子，那就连“寄寓”也没有。但我并不懊悔，“不了解”原在意中。要是元庆的图画早为社会所认识，那就根本用不着我个人特地造房子了。借债买地，押地造屋，押屋还账，元庆纪念室原是这样来的呀！

    我也无须懊悔，我已做了我认为应做的事，结果怎样原是无从计较的。即使日后负债到了破产，眼看得这房屋上的砖头一块块的被拆去拍卖，把元庆的汗血的结晶向着垃圾桶里乱抛，我也是不妨认作快举的。

    四年讼累，两度进监所，不无天翻地覆之概。但一回忆着七年前的今日，觉得好像无非做了个梦。只是想到了在栊子里挨闷的情形，以为不曾拖牢洞，还能够这样写起七周纪念文来，实在已是很难得的了。

    对于元庆的图画，保存并非惟一的目的，我原想印刷起来，以便广给人看。因为国内没有相当的印刷，姑且造屋保存就是。知道印刷很不容易，我也曾打算，把每一幅的特色、背景和画成时各种有关的事情统统记下来，而且实行开始写了些，以无妻之累发生中止。现在觉得印成功帖子是更难的了，只好退求其次，就是重行一幅幅的把有关的事实记载起来，并且加以说明。但这须先找到相当发表的刊物，因为失业中的我，时间更是非卖点现钱不可的了！

    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于西湖

    载第14期（1936年9月20日出版）

    信徒先知救世主

    ……

    何家槐

    闲坐无聊，忽然想起一些关于信徒们的琐事。

    首先我想起“托尔斯泰主义者”。

    大家知道，虽则托尔斯泰是一个出身贵族和笃信基督教义的痴汉，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人物，虽则他那不抵抗主义的说教，对革命非常有害，可是他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却是无可否认的。

    但自称或被称为“托尔斯泰主义者”的一些人物，却大都是贫弱空虚，庸俗无聊，懦怯而且自私，愚蠢而且自大，特别善于矫揉造作，沽名钓誉，简直是些最无人格的骗子。高尔基曾经描绘过他们的嘴脸：

    这是奇妙的，看见莱翁。尼古拉维奇在所谓“托尔斯泰派”的中间。这仿佛是耸立着一座庄严的钟楼，钟声不倦地震响着全世界，而它的周围，却奔窜着一群纤弱的胆怯的狗，向着钟狂吠，而且互相怀疑地怒目横视，好像说：究竟“是谁吠得最好呀？”……这班“托尔斯泰的信徒”，和飘流在俄国各个角落里，把随身携带的狗骨当作圣骨，出卖“埃及的黑暗”和“圣母的眼泪”的托钵僧，颇有其相似之处……

    就是托尔斯泰自己也很明白这些人的价值。有一次，在一个所谓“信徒”也者的人当面恭维的时候，他就屈身向高尔基的耳边轻声的说：

    这流氓是时常说谎的，他不过用这些话来取悦我而已。

    当然，这些托尔斯泰的信徒，经不起时代巨轮的碾压，已在无声无息中慢慢绝迹了，真正继承托氏遗产的，倒是并非“信徒”的苏联公民。

    可是，在我们中国，我却直到如今还看得见托尔斯泰主义信徒们的化身，这些人的特征也是狡猾、懦怯、虚伪、卑鄙，阿谀奉迎，钻营吹拍，尽管是满口仁义道德，却不妨满腹男盗女娼。旧俄的托钵僧不过只能把狗骨当作圣骨，把假药当成真药，而我们目见耳闻的信徒们，却更其巧妙，他们只消弄到一张特许的护照，就可以到处横冲直撞，不但是阴暗的角落里和穷乡僻壤中，就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和通都大邑，他们也可以用利诱，用威胁，用命令，用布告，用传单，用标语，使人家相信他所贩卖的假货就是真货，毒药就是仙药，自己的狗骨就是什么圣骨。

    最使人吃惊和叹服的，还是此辈的顽固专横，这决非托尔斯泰主义者所能企及。如果允许我穿凿附会，那末也许古代自称为犹太教正统的法利赛人，或者差可比拟于万一。其实他们的固步自封，墨守成规，排斥异己，妄自尊大，就是那些上帝特选的子民怕也望尘莫及，而不得不叹为“飞跃的进步”。

    犹太教创立之初，本来是很单纯的。崇奉者虽则原始，却大都一往情深，礼仪亦至为简朴，摩西十诫中并且禁止雕刻偶像。可是后来献祭越来越多，仪式越来越繁，固有的宗教精神和宗教热情，荡然无存，教义也变成了教条，了无生气。自称忠实的信徒们只知死守律法，互相欺诈，尤其是法利赛人，竟以为只有他们才能赎罪，只有他们才可以进天国。因此个个都是把上帝当作自己的背景、自己的靠山，把传教当作自己的法宝、自己的专利，真可谓气焰万丈，盛势凌人。但上帝也颇有“良知”，托尔斯泰称自己的信徒为骗子，同样的，耶和华也憎恶自己信徒的伪善与无赖。例如在《以赛亚书》中，他就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说过如下的一段话：

    尔守节期，又复为恶，故我不悦，——尔曹杀人，虽举手祷告弗辍，我心不俯闻，而遐弃尔……

    可见宗教的真精神也是在实践，在言行一致，决不是挂了一块金字招牌或者戴了一顶老虎帽子，就可以随便吆喝，擅作威福，百无禁忌。其实，把教义当作教条，当成符咒，当成法宝，当成工具，当成万灵药膏和无可抗拒的金钢箍，或者捧一个伟人，视同偶像，视同傀儡，视同菩萨，视同大成至圣和无攻不克的“坦克车”，都是最愚蠢的事。

    只有经得起一再的试验，才能称为真正的信徒，光靠欺诈的法术和威迫的手段，纵然能得志于一时，却总有一天会被拆穿西洋镜，看透纸老虎，露出真面目，显出原形来。

    因此，在说过法利赛的保守与专横以后，请再听我讲一个可尊敬的信徒——所谓弥赛亚（即基督）的故事。

    原来在十六七世纪，犹太人正在水深火热中过活，不是受压迫，受裁判，受侮辱，就是被驱逐，被流放，甚至被强制着佩带特别的证章，以便恶棍们的嘲弄侮辱，因此连走路上街也会成为众矢之的，没有一点生命和自由的保障，甚至躲在自己家里的地窖中也会祸从天来，随时都有横遭抄没财产和被殴辱的危险。所以他们日夜梦想总会有一天见到光明，会再度见到弥赛亚的降临。

    于是大大小小的骗子就出现了。他们自称为圣子，为先知，为上帝的代表，为惟一的真正的弥赛亚。这些巫师们大都是来去无踪，神秘莫测，他们到处念符咒，玩魔术，耍把戏，谈魔鬼，算命运，总之是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哄骗犹太人。其中有一个名叫萨巴泰的犹太青年，尤其特别，他装出十足古怪的狂态，在大众面前鞭打自己故意饿瘦了的身体，高声的唱歌，口中不断的念念有词，一面散发着荒谬的传单，一面宣讲着他自己的福音。

    犹太人盲目的信仰他，崇拜他，仿佛大家都着了迷似的。到处说着萨巴泰，到处写着萨巴泰，到处歌颂着萨巴泰。在他们的心目中，萨巴泰就是救世主。可是，在这时候竟有另一个弥赛亚出来争风夺霸了，于是他被告密而且立刻给带到土耳其王的面前受审，因此，纸糊灯笼一下子戳破了，一切的真象都给揭穿了，这位自称耶和华惟一和真正的信徒的萨巴泰，为着保全自己的狗命，竟摇身一变而为同教徒，若无所事的除去犹太人的头巾，带上了土耳其的包头。

    这一消息开始竟使全体犹太人大为震骇，有的惊惶失措得无所适从，有的因为发现自己的受愚而羞愤以死，有的却还执迷不悟，以为萨巴泰改教只是一种奋斗的特殊方法，仍然是上帝的意志，至多也不过是这位救世主一时的挫折。可是在事实证明他只是一个最无耻的骗子，只是一个最卑劣最无赖的俗物以后，人们终于纷纷的掉头不顾，不再受他的欺骗了。

    自称再生的萨巴泰，而结果也和萨巴泰一样无耻地变节的佛兰克，也是如此。

    其他不计其数的所谓弥赛亚，也莫不如此。

    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类似萨巴泰和佛兰克的政治骗子呢？

    有的，而且还多着。

    已经叛变了的汪精卫，便是典型。

    这种人手段是很“高妙”的，技巧是很灵活的，经验是很丰富的，他生有一双铁腕，一对贼眼，两副嘴脸，两种心肝，在某种时候，这里开一张支票，那里许一个大愿，奔走，呼号，宣誓，演讲，通电，广播，他有的是甜头，有的是幌子；慷慨激昂的时候他也会痛哭失声，英武奋发的时候他也会欢呼叱咤，因此很容易赢得一个什么英雄的美名，所以汪精卫在未叛变以前，居然也受人家的颂扬、崇拜、拥戴，青年们当然更其热狂，几乎视之若神明，尊之如父兄，个个都是趋之惟恐之及，满望在他的领导下有所报效，有所贡献，有所牺牲。

    不幸这一切都是骗局。

    因为，托尔斯泰所说这一类“为自己而不是为别人的苦行者”，当然是只顾自己超升的，所以，在必要的时候，为着扫清一切自己飞黄腾达的障碍，这些英雄或好汉也会马上放下笑脸，举起屠刀，给你实地的“教训”。

    被欺的人们和青年，开始时也许会和犹太人一样惊惶失措，一样的失望苦闷，一样的悲观动摇，一样的彷徨迷乱，可是这只是一时的困惑，不会长此的混沌下去。

    枷锁尚且可以粉碎，何况教条？上帝尚且可以捣毁，何况偶像？……

    托尔斯泰主义者如今在哪里呢？法利赛人又在哪里呢？还有自称救世主的弥赛亚们又在哪里呢？汪精卫固然不必说了，就是他们的徒子徒孙们的前途，又在哪里呢？

    继承托尔斯泰的并不是他的信徒，而是苏联的公民，真正能够发扬犹太教精神（如果承认这种精神真个是伟大的爱）和指出建造地上乐园之路的，也不是法利赛人和真假的弥赛亚们，却是并不以什么先知和信徒自命的卡尔，至于汪精卫们，却不但不能保家卫民，反而堕落到叛党卖国，摇身而一变再变，终于变成狗彘不如的虫豸。

    这正是历史的悲剧。

    载第2卷第4期（1941年6月1日出版）

    记吴检斋（承仕）先生

    ……

    孟超

    虽然只有两次的会面，可是我对于这一代的朴学大师，有着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永远不会忘记。当我在报纸上读到他老先生在天津被日寇杀害的消息，有一种说不出的悲感，鲁迅先生逝世之后，使我这样感到悲哀的，这还是第一次。

    他老先生因为一向留在北方的关系，在南方文化圈子里的人们，对他比较陌生些；其实他在北方，领导青年，推进文化运动，而与侵略的封建的势力作殊死战，那种老当益壮的精神和魄力，实不亚于坐镇沪上的鲁迅先生。

    当我从上海初到北平，就时常的听到许多青年朋友们，极口称颂他老先生，对于他大约有两种感想：第一，是亲切热爱，觉到他是青年队中的一个老青年；第二，是对他的崇敬，不止仰望如泰山北斗，几乎觉到他是文化运动中的一个主帅。那时，正是《何梅协定》之后，他执教中国大学，公开的斥责当时一般的误国的卖国的欺骗青年压迫青年的名流学者；同时，更孜孜于学术的发扬，对于中国社会史和文字学都以新的治学方法，物观的眼光，不断的有新的创见发表。可是，在当时，一般的自命京派的御用学者，已经开始对他嘲笑、中伤、排挤、攻讦了，但青年是不盲目的，围绕在他的左右，他是永远有他的群众的。其初，我听到许多人都讲“吴老头子”，还以为是指的吴稚老，后来方知道这几乎成了青年们对他的一个普遍的称呼。

    我第一次会见他，大约是在西长安街一带马路遇着的，和我同行的是孙席珍兄，那时他正协助吴老先生编辑《文史》，匆匆谈了几句，大概是关于稿件方面的话；虽然话只有几句，但那种蔼然可亲的态度，和对事业一丝不苟的精神，的确使我感到在北平一般学者们那种悠闲淡远的气态中间，他是有着另一种风格的。

    第二次，是郁达夫到北平时候，他在西单忠信堂宴他，座中除达夫和他夫人王映霞女士外，有王余杞、许澎岛，客都是席珍代约的。他谈到了太炎先生，谈到了北平文化界的情形，谈到北平的习俗，更谈到他对于《文史》编辑上的许多意见。在这中间，还记得他对于中国社会史的研究，特别称许吕振羽和陈伯达二君。还记得在点菜的时候他点了一盘炒鳝丝，并且特别招呼茶房说：“要某一个大师傅掌灶！”我很奇怪，便问：“怎末能够知道确是某一个大师傅作的呢？”他笑哈哈的说：“那是作风的不同呵，是从京派悠闲的生活中体会出来的；北平的生活是悠闲的，北平的文化也是悠闲的，我在这里住过了十九年了，虽然还住着，可是早已厌弃它。”从这又引申的讲到了许多清末轶事，他慨然的说：“北平的颓靡，无生气，正因为已是几百年的帝都，封建势力的根太深了！”这话讲了以后，他马上又似乎抱了很大的希望说：“不过现在青年们都渐渐的耐不住这种沉闷，封建势力也快到末日了！”

    果然，不久双十二的事件发生；在那时，他老先生也在示威的学生队伍里；而且，据说也挨过宪兵的枪把的。

    他老先生对于北方刊物的扶植，据我所知道的，除了《文史》之外，在天津出版由余杞编辑的《当代文艺》，和中国大学出版的《盍旦》。在编辑上，或者在经费上，他都尽过力，而且非常爱护的。

    曾听见伯萧兄讲过他老先生一段故事：说他有看篮球的瘾。在北平师大任课的时候，每次北平篮球五虎将到天津赛球，他总是要在学校告假随往的。有一次，正在考期，学校当局要求他不去，他便提出了反要求说：“赛球如果王玉增不出场，我当然就不去了！”有人问他为什么这样迷于看球，他说：“打球虽然是体育，但这中间存在着一种动的规律性。在静的北平，是需要动的激刺的！”

    他老先生还喜欢下围棋，常常一个人跑到西城某小围棋摊上，整天整晚不离开，和他相熟的人，找他不到的时候，在那里准找得出来。他围棋下得并不很高明，但把围棋当做学问研究，他说：“在围棋里，发现了辩证法的定律。”去年我读《论持久战》时，深以毛先生之以围棋做眼，喻游击战，和吴老先生的话都是新的见解；虽然，毛先生以为围棋还是形式逻辑，他们两位并不一定彼此意见相同，但这两者，都是给我们对围棋的了解上，有着相互发明之处。

    他老先生离开师大，是受了京派学者排挤出去的。可是京派学者，倒没有想到他到中国大学后，给北平的青年文化运动撒下了种子，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堡垒。那些所谓京派学者之流，在阻碍中国文化前进上真不比日本帝国主义来的澈底，我想他们当时最低限度也应该懊悔为什么不借着政治势力，把讨厌的“吴老头子”驱逐出境。

    有一次我见到清华大学某名教授，不知为什么偶尔谈到了他老先生，那教授似讪笑似惋惜的说道：“检斋吗？他老老实实的玩他的旧学好了；何必呢？跟着一些年轻的人，弄什么唯物史观哩，辩证法哩！闹的不伦不类，乌烟瘴气”，再重复一句：“何必呢？”我默然了多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京派学者对他的态度了。

    “七七”以后，每次从华北来的朋友，我总打听他老先生的情况，却得不到确实消息；今年才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北方。北平失陷，就跑到天津，曾办过宣传小报，秘密的在主持着敌后的文化工作。谁知不久便又得到了他的噩耗！

    记他老先生，不禁使我想到了另一方向的京派学者的领班岂明老人。吴老先生所谓“安于悠闲”和“唾弃悠闲”只这一点，便已决定一个文化汉奸和一个身殉民族解放运动的学者的分野了！

    载创刊号（1940年8月出版）

    墨索里尼这个人

    ……

    巴金

    近来偶尔读到一本叫做《墨索里尼》的小书，觉得非常不舒服。在《大众文库》这一类的丛书里列入给墨索里尼捧场的宣传小册，在我总觉得是不行的。自然在一部分中国人的眼睛里墨索里尼已经成了一个盖世的英雄，但我总不佩服这个人，我总高兴说几句这个人的坏话。

    有人说过墨索里尼“不是一个凯撒，是一个犹大”，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墨索里尼的确是善变的。他起初是一个革命的社会党，现在却是反社会党；起初是无神论者，如今却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起初是共和党，现在是保皇党；起初是反国家主义者，现在是国家主义者。欧战发生时，他在他编辑的《前进报》上反对参战，极力攻击那些主战的党人；然而两个月以后他自己就改变面目，做了一个主战论者。这种改变恰恰可以用法国律师亨利托列士的一段话来解释：“欧战初起时，意大利社会党一致反对参战。法国政府担心着这事情，在阁议里曾商量过。他们决定设法收买几个社会党人出来主张参战。当时提出了墨索里尼的名字，第一次付了一万五千法郎。后来每月付他一万法郎。交款人是盖德的秘书狄马。”

    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靠了它波洛米尼在巴黎刺杀某法西斯党人的案子才在赛勒省刑事法庭里打赢了官司。但那位写墨索里尼的传记的人却不曾知道的。

    “进兵罗马”，也是墨索里尼的一件快意事。他当时不过团结了一般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向革命的工人进攻而已。军火是由陆军的参谋部供给的，银行家供给他们大批的金钱，法庭保证他们无罪，政府袒护他们。他们拿了手枪炸弹扫荡意大利的工业区域，摧毁了工人的组织。墨索里尼的口号是：“我们准备杀人，被杀！”然而他们的敌人大都是赤手空拳的，所以结果被杀的总是别人。

    墨索里尼进兵罗马的十周纪念在去年庆祝过了。意大利成了一个极端专制的国家。在那里工人整天听着复兴罗马帝国的光荣的演说，为了这光荣的原故他们就得着全欧洲最低的工资。

    这就是所谓怪杰墨索里尼的真面目了！

    关于这，去年出版的两本书：Ten Years of Tyranny inltaly（伦敦）和Mussolini on Chemise（巴黎）就记载得很详细。前书著者PNenni是墨索里尼的战前的同事，后书著者ABorghi是意大利工团主义联盟的总书记。

    载《现代》第3卷第6期（1933年10月出版）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