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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蕴玉
他，他已经长眠于西子湖畔幽林杂翠间了，当代的诗画，有没有曼殊大师的地位，他是不向你们要的；然而他遗下来的著作和丹青，既彀供我们不倦的鉴赏；他“遭逢难言之恫”的身世，令我们也在暗地里得流着同情之泪。他待人接物处处莫不是一往情深，称为情之圣者，大师当之，想非过誉之词。他浪漫的生活，为什么比甚都要好之所以然者？不外性情的率真，这一点很有风趣的，现在我把将对他的学问、行为、性情等等的见解，拉杂的写出来。
曼殊大师着实具有绝世的天才，比较西方的拜伦，实在过无不及。他虽然老是过着“行云流水一孤僧”的飘泊诗僧的生活，但诗文、小说、笔记、信札、画，创作的丰富，在清末和民国初年的当中，的确世绝无其匹，而且所通晓的中、日、英、梵各种的文字，造诣亦深。他能彀指出各国文字中的组织，谁优谁劣的区别，这也就可想见他治学心得的一斑了。
复次不论他所有的著作对于造句上的工整，使人们读着，好像吟咏诗章一样，并且在“五四”运动以前，曾经写过白话文（如“呜呼广东人”），假定他犹然生在这个时候，我想他对于文字上的运用，不管我们所盛行的文言、白话，或者甚至古文，总不能去拘束他的，至于他所创作的小说、绝诗，的确文笔之秀逸可观。
他的浪漫行为，谈起来，其所以会使我们的七情在脑海里作祟，为的是他富有至高的性灵，所观察的事物，绝不肯被恶劣的社会环境所熔化；因此，他的一举一动，无不是出于自然的性情，又绝不是矫揉造作，装饰浪漫的行为的，藉以博得文人多浪漫的所谓文人的美名者可比。他与生俱来，就那样的豪放和任性，玩世不恭的态度，思想超凡的。
他一副温纯文雅的脸孔和满肚皮丰富的情感，怪不得到处总被多少妙龄的娘儿们，缠个不休，不是视他为将来的如意郎君，就是认为他日的佳婿，没奈他是一位“证法身久”的和尚，这是叫她们多失望的一回事呢？！这桩所谓人们终身的大事，他对之这般的冷淡，丽人又是这般的殷勤去款待他，和尚怎样无动于中呢？或者我们要将这一点去说他薄情，其实这正是他的多情处。每一位未出阁的丽人尽情的爱上他，自然他也是深深地的爱她，不过他若是将所有爱他其中的一位女子，真的实行结婚，那是要叫多情如曼殊大师，也许会觉得左右为人难。因为结婚呢，仅有单位的可能，其余以前的所谓爱情，便非真实的爱了，于是我们也就可以明了曼殊大师对于爱他的女人，个个都是心心相印的，诚实的爱着的。无条件的爱着的，像这种的爱，是再神圣可贵不过的，除非是多情如曼殊大师，任谁也都做不到，请念出他两句的遗诗吧：“袈裟点点疑樱瓣，半是脂痕半泪痕。”
他常得饿着肚皮；他垂涎着雪茄烟；他贫病交加的卧在医院里；他也曾匿在西子湖边的破庙里。他——如此这般的经过，心里头怎么的抑郁，满肚子不合时宜的气概，穷困得怎么利害，写信向友人告贷或者有薪可领在干了职业的当中，应该要把黄白物看重些才对哩！不，绝对不！这些身外物，委实打动不着诗僧的心坎。肚子里虽然饿，钱到手了，袈裟和雪茄是不能不要的，而且一买便要花得一干二净；雪茄无着哩，就是连金牙也可以拔下来去掉换香烟，好来打几回烟圈；贫病交加得卧在病榻里，没钱也就罢了，有了钱哩？新出品的德国玩具，非买来玩玩是不行；也可以在西湖的破庙里，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眉宇间悲壮之气迫人”，也可以穿着笔直的西装，在上海吃花酒；难道他碰着穷苦的时候不会感觉着痛苦吗？不！在比较得快乐的时候，没有忆及飘泊的艰难吗？不！在曼殊大师看来，算不得什么一回事。当他主讲华[华：在爪哇（今印度尼西亚）的中华学校。]的时候，一个月得一百二十五盾的薪金，累时整月的代价，便不惜在几十小时内花完，于是，我们可就明白了这位不识好歹的和尚，别去可怜他吧，别去原谅他吧！
复次，他第二次到华，刚教了半年的书，一心决意地的要回中国来，幸得他的好友水淇同样的待遇他，才赠金三百做旅费，但是，船资还未付，钱却丢掉了。啊！曼殊大师对于铜臭物，倒是多么写意呢。还有白布树胶鞋穿脏了；即丢在屋角，再买新的用；他尝病得一塌糊涂，还是一口气地吃着大量的可可糖；还有，“一日饮冰五六斤——人以为死”了，隔天犹然蛮干地得又饮着冰。类似这般的行为，教我们举不胜举，这可不是消极的自杀是什么？有的说他成性怕死，那可就大大的错误了，我们且读他的《秋瑾遗诗序》，首端的两句是：“生即是死，死即是生。”那是何等的大澈大悟呢？这样看来，怕他究竟死不？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清雅真纯——徐志摩印象[标题为编选者所拟，原题作《徐志摩——一个大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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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源宁
雪莱一生的恋爱事迹是尽人皆知的。在维多利亚时代人的心目中，这些事没一桩不是岂有此理。马修亚诺德评论起文学来，无论对与不对，总是那么逸趣横生，谈到雪莱跟女人的关系时，便做了一个大大的傻瓜。然而时间已经给雪莱辩白了，替他洗去了浑身烂泥，还把他脱胎换骨变成了遨游八表的爱俪儿——一只穿花的蝴蝶，一个弱不禁风的小东西，轻飘飘的永不着地，又俊美，又天真。雪莱的埃辟卜席契底恩(Epipsychidion)是一个假托的情人的哀歌，他爱的不是这个或那个女人，凡是异性，无论手上、脸上，或声音里给他看到有一个“理想美人”的影子的，都是他的恋人。
说起来，志摩跟女人的关系正与雪莱如出一辙。任哪个女人也别妄想志摩爱过她；他只爱过他自己心中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即使一个女人，身上只有那个理想的一点毛影儿，志摩也爱。他的见庙烧香并不是不忠，反之倒正是他对他“理想”的精忠。像一个明朗的夏日里那云影的飘忽明灭一样，志摩从这个女朋友飞到那个女朋友；然而因为云影虽多，毕竟同出于一个太阳，所以志摩的爱也只是出于一件东西——他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对于这，他始终是一个忠实信徒，不仅在他和女人的关系上是如此，就是在他的作品里，在他和男朋友的交谊上，乃至在他那乍看仿佛只是一团糟糕的、短促而悲壮的一生中的种种妄念妄动里，亦莫不如此。
志摩之为人，比志摩之为诗人伟大远甚。我们有好多人欢喜他的诗，完全因为那是他写的。我不敢说是否有人因为欢喜他的诗而欢喜他。他的个性就是他的天才，因此，在他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里，他的成分愈多，我们就愈觉有不可思议的魅力。就因为这个，所以他的散文远胜于他的诗：那里面他的成分比在韵文里多。读了他的散文，我们马上就看到他个性的妖艳与神彩：他的面貌，他说话的调子，他言谈的神韵——它的活泼，一会儿转弯抹角岔到一些不相干的趣事上去，一会儿又得意扬扬的回到闲谈的主题上来，那么犀利，那么热烈，仿佛除了为闲谈而闲谈什么别的都不要紧——凡这一切全在他的散文里。说到他的诗，可就跟他的个性隔着一层了。看上去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那不是他的血肉，而可说是他撒出来的排泄物。它所享的盛名，压根儿是叨他个性的光。随着岁月的消逝，志摩的身影在人心里渐渐褪色，他的诗恐怕也要失去一些现在所有的光芒的：我不敢说，这会儿他死了才两年，它不已经有点黯淡下去了。
志摩个性的秘密在哪里呢？在身体上吗？也许有一点儿。但是身体比志摩更俊更美的人不知有多少，却没一个有他十分之一的魅力。他的鼻子太大，眉毛太不成名堂，嘴稍嫌太阔，下颚也有点蠢像，总之都说不上漂亮。不，他的魔力的秘密另有所有。这我想应当求之于他的气质，和他的心性。他那份气质和心性根本是一个活泼伶俐的孩子，永远不会衰老，对于周遭的事物有着无厌的好奇心，分不清醒的世界与梦的世界，永不能恨人，也从不想到人会厌恶他。生活经验从他身边擦过去，却不能改变他。他像小孩搬弄玩具似的玩玩这样，玩玩那样。观念，相对论，强德拉波司(Chandra Bose)在植物学上的新发见、爱尔兰文艺复兴、泰戈尔、梁启超、赛尚(Cezanne)的素描、辟卡梭(Picasso)的油画、梅兰芳、克赖斯勒(Kreisler)——这些都曾给他无穷的快乐。他的生活就是不断的串门儿看朋友。他住的地方只能算是他朋友来往的走廊。谁也猜不透他怎么有工夫写出那么些作品。有些事旁人会认为是讨厌的打岔，他看起来正是可喜的变化，而变化对于一个孩子便是生活。
当然，志摩的生活中也有种种的悲哀：剧烈而且锐利，像一个孩子的悲哀一样；可是都和朝露差不多，一会儿便什么也没有了。他常常把痛苦给他的朋友受，但这痛苦却失去了一半的锋芒，因为放它出来的那只手是纯洁天真的。像一个孩子弄死鸟儿或扯去苍蝇的翅膀，志摩有时也能对人残忍无情，自己并不知道。心地纯洁而全凭感情用事，志摩是把摔茶杯、扯花瓣儿、以及在荆棘丛里跳跃嬉笑当做每天的娱乐节目的。
有人说在志摩的最后几年看到了好多成熟的征兆。果尔，他死的倒是正得其时了。而且是何等富有童味意外的死法呵！死在飞机的砰然一响中，又是撞在一座高山上！死为诗人，生为赤子，天之厚人还有过于此的么？
倪受民译，载第8期（1936年6月20日出版）
一代艺师吴昌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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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丹林
纯乎金石气，发于笔墨间；得之者仙，学之者死。
相对辄忘言，久别又苦忆；世重其画，我重其人。
这是方药雨（若）挽缶老的联。缶老的诗书画金石，有特殊的作风，表现着他崇高伟大力的存在。虽然他有许多弟子，升堂入室的造诣很深，可是无论怎样，一望便知；因为他可以说是特有的天才，独拓千古。方药雨挽他的联子，可谓描写最切当最深刻的了。
缶老是浙江省安吉县人，少年遭逢世变，经历了许多艰苦，从他的高足王个簃所撰《贞逸先生轶事》，便知道他当年的流离苦况。摘录数则于下：
先师十余岁，即好弄石。读书之余，奏刀砉砉。偶为塾师所察，严止勿许，然辄隐牖下无人处为之。太翁辛田先生知其癖好，说之曰：“金石之学，难言也，诚能致力，亦有所事矣。”先师固善治印，宗汉铜而风趣略类文河。先师尝以一二示贤，泫然曰：“庚辛劫后存者益寡，不复能衰为帙矣。”
庚辛之劫，先师族人三千余就歼，乱定存三十人，母万太夫人既殉难，仓卒断楼木为棺，不能尽礼。每值忌辰，先师必端坐沉思，戚容悲叹。而聘室章夫人以岁饥来食于家，死瘗桂树。厥后发之不获。先师尝于印石之侧，刻背面像，印文则曰“明月前身”也。
寇始至，村大饥，先师不得食，曾一至其佃舍，为佃看包米。数月匪至，复遁去，辗转值其宋母。母曰：“我家绝粒亦百日于兹，有南瓜，来共啖之。”既而曰：“速去，吾儿且归，归必嫉汝。”言讫，挈师之田陟，摘一小瓜，大如拳遗之。当是时，饿莩盈野，同食必争。其奄奄欲绝者，道左墙根，往往而见。师言状至凄侧，弥眼微息，疲骨黎颜，投之食仍能咀嚼云。
乱中先师与太翁亡走穷谷，榛莽多蛇蝎，翁命师企足鸠行，佩斤从鞘中作丁丁声，可惊辟毒虺。一日过小溪，脱屣褐而渡，既济，问屣所在，师指所负裹而言曰：“杀在外。”翁叱曰：“毋妄言，此何时邪！”盖惧成谶语也。
既先师与翁走失所，行穷谷中一日闻盗至，隐伏洞下，侧身屏息，藉草而寐。晨起见啮余牲腥遍地，取而啖之，察其迹，乃野彘窟也，足战遁去。
先师尝倦卧溪畔，有老人唤之苏，告以盗且至，不可久留，遂负师过溪，且言树下有米，汝其往搜。从之，果获一瓿，纳米于袜，回顾老人，已不复见。又一日，涂遇数人，同行至古屋，见壁上悬牛革一，宰割入浴釜，（安吉俗家有浴釜，釜大可合抱，汤温跃入。）煎一昼夜，聚而大嚼，视为珍羞，初不以无盐醯之味为难入口也。盖先师避难数载，日剥树皮草根果腹，食无见粟，几及三稔。先师尝云百卉皆可食，唯青草有芒刺，不堪咽耳。
吴昌硕先生治印
缶老生当胡清末年，诗值同光闽赣派汹涌之时，画当山阴鸳湖风靡一世之际，书后安吴仪徵，刻印后西泠八家（见谢玉岑撰《吴昌老之创造精神》）。他则一无所染，绝不受他们的束缚，而能独辟蹊径。“其篆刻本秦汉印玺，敛纵尽其变劙鑱造化，机趣洋溢。书摹猎碣，运以铁钩锁法。为诗至老弥勤苦，抒摅胸臆，出入唐宋间健者。画则宗青藤白阳，参之石田大涤雪个”（见陈散原撰《安吉吴先生墓志铭》）。冯君木所撰《安吉吴先生墓表》于他的艺术，则说是“夙耽文艺，兼擅治印，盘盂鼎碣，沉浸追琢。恢恢游刃，冥合秦汉。孤文小石，获者矜异，等于璆璧。先生之书，出入方圆，肃若栗若，籀篆隶草，靡不赅赡。先生之画，浑噩諔诡，独辟隅奥，千紾万变，无迹可蹑”。可见他的书画金石，皆具有古人所未有之境界意味，而自成一宗派，能学能变，切合今之所谓创造真谛的了。
上面所引的，是客观的好评，我今把他主观的话，略引几句，合拢来看，那就对于一代宗匠吴缶老艺术的究竟，不啻探骊得珠，赤裸裸的表露了。他所论画的诗，有说：“墨气脱手推碑同，蝌蚪老苔隶枝干，能识者谁斯与邕”！又说：“谓是篆籀非丹青”。又说：“癞竵匾幻作枝连蜷”。那么，他是主张和实行用篆笔来绘画的。他论刻印有说：“赝古之病不可药，纷纷陈邓追遗踪。摩挲朝夕若有得，陈邓外古仍无功。天下几人学秦汉，但索形似成疲癃。……不知何者为正变，是我作古空群雄。……兴来湖海不可遏，冥搜万象游洪濛。信刀所至意无必，恢恢游刃殊从容”。又说：“铁书直许秦丞相，陈邓藩篱摆脱来”。可见得他不特写石鼓文是要略变原形，就是治印也要“自我作古”，而力空依傍了。
他论诗有说：“吾诗自道性情，不知为异，不知为同。”他的朋友施旭臣（浴升）叙述他的诗，是“初为诗学王维，深入奥窣，既乃浩瀚恣肆，荡除畦畛。兴至擩笔，抒写胸臆，雷激雷震，倏忽晦明。皓月在天，秋江千里，至忱深思，跃然简编。呜呼世之学者，誉合毁离，喜甘恶辛，其于仓硕诗刺于目而棘于口，方摈抑之不妨遑，而仓硕独于荒江墟市之间，抱膝长吟，悄乎以思，旷乎以放，时而几傲，时而愁悲。凡以自达其性情不苟合于今，亦不强希于古，所谓克自树立者，其庶几乎！”记得董其昌论书法有说：“其始必与古人合，其后必与古人离。”合是探求古人的矩矱，离呢，是表现自己的精神；缶老的诗画刻印，从他的自白，我们把黄山谷所说“随人作计终后人，自成一家始逼真”的两句话，很贴切的做了他的文艺绝对相对的注释。
他有《缶庐诗》七古一首，是记述他在光绪八年四月，金俯将（杰）赠他古缶一颗，说是从古墓里得来，没有文字，但很古朴，所以把缶庐做了室名，同时也别署老缶，诗云：“以缶为庐庐即缶，庐中岁月缶为寿。俯将持赠情独厚，时维壬午四月九。雷文斑驳类蝌蚪，眇无文字镌俗手。既虚其中守缺口，十石五石颇能受。……吾庐风雨漂摇久，暂顿家具从吾苟。折钗还酿三升酒，同我妇子奉我母。……”缶庐得名的由来，于此可知了。
无疑的，缶老的文艺，“艺术大师”他是当之而无愧，国人固已非常的钦佩珍视，而日本的人们，更狂热的爱慕他的作品。他在晚年的时候，每天的写字绘画，差不多十之六七都是从日人方面所来求的。日本的书画收藏家，和中等以上嗜好艺术的人物，他们家里多有缶老的作品，若果得不着的，也要多方设法请画请让或公开征求的罗致。不特缶老本人的书画日人高兴搜罗，就是他的公子和学生们的作品，日本人也是同样的重视。日本人对于缶老的艺术，可说是独具只眼了。他们因为崇拜缶老的艺术，曾集资替缶老铸个铜像，藏在杭州的西泠印社，表示永远诚恳的崇拜。缶老自己撰有赞语，是这样子说的：“非昌黎诗，赞木居士。非敦煌碑，呼石人子。铸吾以良金，而吾苦铁耳。重吾以越蠡，而吾无补于国耻。吾何道而遂东，滋吾作而曷已。辛酉秋日，海东士夫，范金貌余，赍达沪上，环堵之室，与我周旋。歌鸣鼓缶，得此同调。有如梁会稽王所云，喜荷交并矣。沧江岁晚，故我依然，抑又不能无感。书此并识岁月，非敢为东方自赞也”。艺人妙语，湖山生色不少了。
缶老绘画，渊茂姿衍，劲实奇瑰，超以象外，真是可以推倒百世的豪杰，开拓万古的心胸了。在未专心致志从事艺术之前，在家读书，补诸生，因为贫困，出就江苏的小官，不久，晋直隶州知州，署安东县，只有一个月的时候，便即辞职。后来刻有“一月安东令”的图章，常常钤在书画上。辞官以后，隐居苏州，和杨见山、任伯年等切磋尤多。晚年住在上海北山西路吉庆里，与朱疆邨、陈散原、诸贞壮、程子大、周梦坡、沈子培、冯君木、王一亭等相与往还。年老病聋，因别署“大聋”，但有宾友到谈，上下古今，恣谈不倦。有一天和位朋友闲谈，友人说市上的鉴赏择取，是把耳当眼的居其多数；他闻着就说，要是他们都是善用眼的，那我们就要饿死了。这虽是幽默话，也可以见得他绝不自护其能来矜夸自己的所长了。
他的题画，也常常借题发挥，别有风趣，况惠风曾请他画荔枝屏幅，谐音“为利是图”，他画就并题云：“夔笙属作是图，以玩世之滑稽，寓伤心之怀抱，可为知者道耳。为设色荔枝，以取荔利谐声立意。”替王一亭题盲趣画云：“眼无天日耳犹听，听到天河洗甲兵。天意斯文留一线，其间著个左丘明。心地光明我佛同，男争足赤女头蓬。诗成今日凭谁赏？编入盲词擘阮中。蜗牛满地作跏趺，中有穷涂识字夫。病足与予同调否？出门一样倩人扶。”借画讽世，谑而不虐。
从他的《癸亥元旦》诗，便知是他八十年的诗史，不啻一篇自传。诗云：“癸亥之岁寿八十，忆前癸亥陷粤氛。搜山翦径贼长技，青天难上跳无门。北风雨雩供咀嚼，祖母叔伯母弟昆。室非高明瞰多鬼，车隆隆处嗥成群。甲子上元贼势靡，父归鄂皖苍颜温。走收白骨辟灌莽，托命仅尔长镵存。未精帖括捉入汼，一字不识卧碑扪。父言读书缓未可，父复见背愁只身。佣书润州佐淮榷，钱不工数以摈贫。继走江南作俗吏，安东一月惭吾民。辛亥大变惨目睹，身未死国人陈人。学佛未敢剩枯坐，发以晞吟何如髡。福寿天赐告宗祜，铿钟伐鼓陈彝尊。竭来人心大发见，道行其道臣称臣。香风作邻梅吐萼，沧海变酒杯耽醇。鼎铸罔两文驱鳄，豺虎化作驺虞仁。”他的逝世，是在民国十六年的冬天，享寿八卜四岁。死后，他的弟子们私谥他为“贞逸先生”。到了民国廿一年的冬天，才安葬在杭州附近唐栖的超山。会葬的一天，我曾写了五十六个字，表示个人的景仰与哀思，今把它记出，作为本文的结束吧。
仓老安葬超山感赋
宋梅古树屈蟠间，缶老风流一再攀。
却与逋仙同返鹤，塘栖风景比孤山。
孤山石象试重描，诸老题诗兴尚饶。
傥有诗魂来月夜，万梅花里百杯浇。
廿五八三一，上海红树室
载第15期（1936年10月5日出版）
画人张善子大千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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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丹林
最近二十年来，我国画界兄弟齐名的，在华南有高剑父、奇峰兄弟，在华东有张善子（泽）、大千（爱）兄弟，（张氏原籍四川内江，但他二十年来住在上海的时候较多。）这是稍为留心当代画人的，都已知道。高氏兄弟，不久以前，已有许多人绍介过，用不着赘说，我今所写的是张氏兄弟。
善子在胡清末年从事排满，民初，反对袁世凯窃国，做过很多革命工作。癸丑之役，曾被抄家，亡命江海。过了不久，才在西北军及总统府做事。因为亲老而辞职，奉母移居上海。“闲来画幅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两句诗，不啻替他写照。后来虽然各方的旧同志常常请他出来从事政治军事工作，他都推辞了。他觉得艺术是他的第二生命，天天在那古画中、实物上（他家里豢养了许多鱼鸟走兽，及种植许多名花）、山水名胜古迹里，找寻他绘画的对象。他是深于世故，通达人情，和各方面的朋友交际，都异常周到。守信约，重然诺，答应亲友所托的事，没有不努力去干，要是他自己干不了，也要辗转托人代办，务必办妥，才肯罢休。而且事必躬亲，负责任，人家的事，看做自己的事，和“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相比，是绝对相反的，所以朋友间都说他是“够得上的朋友”，乐意和他交游。
善子和大千，都是“美髯公”般的大胡子，有些人常常把他们兄弟俩辨别不清；因为胡子一样长，面貌既相似，阔袍布袜又相同（他们一年四季，都穿家制的布袜），行动举止也相像，无怪陌生的人认不清楚。其实善子在他兄弟辈是行二，大千是行八，善子今年五十六岁，大千年方三十九，年纪相差有十多年。若果我们和他们兄弟相处稍久，即知道他们的个性生活有很大分际。虽然他们兄弟个性有点不同，但是爱好艺术却是一致，而且他们真是算得“兄弟和翕”、“兄友弟恭”、“兄弟怡怡”、“兄弟如手足”，这几句成语，都可以表示他们兄弟的友爱。老实说，在我许多亲戚朋友之中，还没有见着别人的兄弟们有比得上张氏兄弟那般的亲切友爱，（容许有之，但我没有见着。）他们家内的事和在外的一切，没有不开诚布公的互相谈论，兄的事等于弟的事，弟的事等于兄的事同样的关切。善子与大千的中间，现在还有两位兄弟，他们都是一样的友爱。第三（业农的）第四（业商的）的两位兄弟，不因所业的不同、居处各异而有些疏阔。记得去年五月的时候，大千生日，他的四哥恰从重庆赶到，一入门两兄弟见面，就相对鞠躬作揖，端茶递巾，客气之中，饱含着雍穆和洽的气象。我十五岁时，我的小弟就失踪了，见着他们兄弟如此友爱，抚怀身世，钦羡之余，不禁有点黯然了。
他们不特在兄弟间是这样的彬彬有礼，他们对于师弟间更是重礼。他的老师李梅庵（瑞清）、曾农髯（熙）在生时，他们每到李曾公馆，执弟子的礼甚恭，非得师赐坐不敢坐；三伏天气，非得师说脱长衫不敢脱。逢着年节和生日，必肃整衣冠前去叩头请安。李曾死时，穿了孝服去送殡，痛哭尽哀。李曾逝世之后，对于师母还是一样的行礼，逢着李曾的忌辰，设奠叩头致祭。他兄弟俩所收的许多学生，拜师时也要行拜跪礼，说这是尊重师道的表现。
善子五十岁那年，作了自寿诗两首，不啻是他的诗史和人生观的自白，诗云：“五十飞腾过，艰艰憩海滨。青山如可卖，白屋未妨贫！老去神犹王，诗成句渐醇。魏塘鱼茨足，卜筑奉慈亲。（注云：八弟大千，奉家慈居嘉善，拟长此卜居，朝夕尽莱舞之乐。）匹马怜予壮，纵横关塞间。拂衣猿可学，入画虎能闲。东渡留残藁，西行忆故山。虚名愧相误，浪墨几时删！”
善子绘画，山水、人物、走兽，无所不能，尤其是画虎最有名。有十二金钗图，拈《西厢记》语来画虎十二帧。又和大千合作“山君真相”。曾农髯题词有说：“……髯居上海之三岁，季爰居门下，一日持善子所为十二金钗图乞题。髯曰：‘向不喜为闺阁绮丽之辞。’爰曰：‘虎耳。’大惊，展示，果十二虎，踞者，立者，渴饮者，怒者，媚者，极数变态，皆奇想天开。嗟夫，善子其善以画讽世者欤？去岁来沪，携其平日所画虎，大者丈余，小或数尺，或写群虎争食，喻当道贤者；或写犬而蒙以虎皮，喻贤者中之又贤者。嗟夫，张生何讽世之深耶？然予观古来画虎者，每多类犬，写生家又但能传其皮相，不能得虎之天性，君操何术至此？善孖曰：‘予因画虎，遂豢虎有年矣。虎性贪利得肉，予每日以肥豚大方饲之，待其饱，然后弛其铁绳，纵之大壑，须臾风生，若怒若醉，长啸奔舞，山谷异势；及其饥，复置肥豚柙中，虎且摇尾而前，若敬主人者。’髯曰：‘虎得肉足耳，且知有主人耶？’……”去年夏天，有位朋友，从贵州得了一个乳虎送他做画虎的“模特儿”。他本为卧病在苏州的网师园，闻着老虎运到汉口，马上精神奕奕亲自到汉口去迎虎，“虎痴”真是名副其实呢。
大千呢？天姿奇逸，聪慧绝伦。读史读经，过目成诵；作诗作画，到手即精。能挥霍，心之所好，千金一掷没有吝色。袋里一文或无存贮，但是遇着名画，虽值万千金，也必先行留下，再行设法筹款交易，故他十余年来，所得名画富而且精。估客因他精鉴别而牲豪爽，能出高价，得着名迹，必先送他欣赏购置。因此，大风堂藏着精品很多。他对于饮食，极为讲究，最推重川粤菜。精于烹饪，每遇嘉宾莅止，常常脱下长衫，跑入厨房弄菜奉客。好吃冰淇淋，一年四季，随时一口气吃完十几杯。往往为要吃几角钱的冰淇淋，而化去一两元的汽车费往来，满不在乎。平时不饮酒，要是碰着好友良会高谈阔论的时候，一碗一碗的连饮几斤，绝没有一点醉容。每逢旅行，舟车旅馆，必择头等而乘用，衣服虽极朴素，但享用则极奢侈。戚友因急需有所求，莫不尽力佽助，遇差手头紧，则立即伸纸写画给人换钱。有时为着朋友求借甚急，或其数很钜，则将所藏名画押去取钱付友，这种急人之急，是很难得的。他作画润例，取销了七八年，平时外间求他绘画，若没有因缘，虽送钜金，不肯下笔，就是有人绍介，他常常搁置一年半载，也不肯挥毫，但是他若在高兴的时候，往往只须几个钟头，便可以一气绘成十多张画，尤其是宾客尽欢酒酣耳热的场会，口讲手挥，山水花卉，仕女人物，随兴即画，画好即题，真有“手挥五指[弦]目送飞鸿”之概。要是他的好友，则随时可以请他作画，而送给朋友的，又是精品的居多。朋友中得他画最多的，要推亡友谢玉岑。我得他的画，大小也有数十帧。有一次，他画好一张仕女，标价三百元，预备即交展览会陈列，刚要送出的时候，我恰到大风堂谈天，对这张画说了几句话，他就把画送给我。原来他所画的仕女面貌，酷似亡友心丹女士。华阳林山腴（思进）游沪，题诗有说：“云阶月地寻常过，雾鬓风鬟想象难。不是当时人似画，如今谁作画中看？”又有一次，柏林中国绘画展请他出品三张，他画好一张荷花大堂幅，我见着表示爱好，他也送给我，而出品呢，只交去两张。他常说：“最好的是友情，尤其是认识得他的书画的友人，金钱有什么宝贵呢？若果金钱是可宝贵，现在也可以拥着几十万做富翁了。”是的，金钱在他的手中放出去，前前后后，真有数十万元之多呢！
大千行动，是很率真洒脱，也是很有风趣。他是基督教徒，但他少年时为着恋爱的关系，一度在松江禅定寺做过几个月的和尚。他好游览名山古迹，要是他的念头一转，不论何时，想着立即动身，往往在起程前几个钟头，他的家人还没有知道。这种独往独来即知即行的行动，确是艺人妙事。他的经济，常常在难困之中，同时他对于用钱，又毫不吝啬，大有“千金散尽还复来”之概。
大千的画风，我在《大千画集序》（在中华书局出版）里曾经说过：“大千绘画之成功，固然因他生在四川，环境的山水奇险而雄壮，日相狎接，蕴在胸襟；又富于艺术的天纵才思，兼以不断地用功，才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他的大风堂里，珍藏着历代名画千余件，纵览百家，不拘一体一格和什么派别，都下过一番苦功，尤其是尽得石涛、八大、石溪、渐江、大风、冬心、新罗各家的奥秘，融会贯通，撷取古人的精华，去掉他的糟粕，一笔一画，无不意在笔先，神与古会。用笔纵横，浑厚苍润的气韵，熔合南北宗于一炉，自成蹊径，这是已达到神化的最高峰，绝没有一点拘牵迹象的了。加以二卜年来，游历国内外名山大川，……游踪所到，莫不在那穷山荒谷的断压绝壁古刹长松的地方，领略风雨晴晦的真趣，采取大自然的材料，来做画材，如石涛说‘搜尽奇峰打草藁’。所以他的画一切布局设色，无不匠心独运，简直以造化为师，来自写他胸中的宇宙境界。又如恽南田的《瓯香馆画跋》所说：‘一草一树，一丘一壑，皆灵想所独辟’了。……”
大千临橅古画的功夫，真是腕中有鬼，所临的青藤、白阳、石涛、八大、石溪、老莲、冬心、新罗等家，确能乱真，尤其是仿作石涛，最负盛名，不特画的笔墨神韵，和石涛真迹一样，题字图章，印泥纸质，也无一不弄到丝毫逼肖，天衣无缝。但是他当作是游戏的工作，在好友前，绝没有一点隐讳。故一般艺人画商和藏家好古的，得石涛画纸本稍精，莫不诧叹惊讶“这是大千所作的”的疑问。然而大千所作的石涛，固已散遍世界，颠倒国内外的鉴赏家了。本来以赝乱真，是文艺家的狡狯手段，朋好谈笑，也可以取乐一时，是不足为训的。但是中国学画必先临古，临古必求他的维肖维妙，可以乱真，这是学画必经的途径，不可忽视，所谓温故而知新。可是近年“大千好梦”，“人间乞食”，（这两句话戏借他所用的印文。）厌倦橅古，而归于自然，在艺术过程说，他是屏绝依傍而独立的了。这些制作古画，在他的生命史上，只是游戏人间不可磨灭的一页罢了。
大千跌宕风流，语多幽默，略写一二，便知其余。数年前他游高丽，恋着韩女春红，红袖添香，雅人艳事。曾绘画册纪念，册尾题跋云：“客舍无俚，春娘日来侍几砚，意有未达，以画询之，会心处辄相与哑然笑，因缀截句于画末，亦客中一段因缘也。”赠春娘诗云：“夷蔡蛮荒语未工，那堪异国诉孤衷！最难猜透寻常话，笔底轻描意已通。”再赠春红云：“新来上国语初谙，欲笑佯羞亦太憨。砚角眉纹微蓄愠，厌他俗客乱清谈。”另有一册，每页题着自作子夜歌一首，诗画皆艳绝，如题红莲云：“欢如芙蓉花，生长湖心里。移湖安依屋，牵郎伴侬宿。”最后一帧是画晒衣架挂着新洗红素雨衣，坫边蹲一个女子，停杵凝眸，思念远人似的，题云：“欢如洗红裳，洗红日日浅。依心似洗素，洗素素不澹。”当大千把两画册给我欣赏时，我问他这宗艳事，嫂夫人知道吗？她的玉照怎样？他就出示与春娘的合照，一个是雪肤花貌的美人，一个是长髯宽颐的画师，是情伴。照片上他还写着寄给凝素夫人的诗两首：“触讳踌躇怕寄书，异乡花草合欢图。不逢薄怒还应笑，我见犹怜况老奴！依依惜别痴儿女，写入图中未是狂。欲向天孙问消息，银河可许小星藏？”“是真名士自风流”，也许就是这样！
有一次在故都的中南海，几位朋友聚着谈天，相约各说一胡子笑话，上下古今，把留胡子的讥讽得谑而又虐。大千闻着，态度安闲的说：“我也来讲一个胡子笑话：从前读《三国演义》，见关兴、张苞随刘玄德兴师伐吴，替乃父关云长、张翼德复仇，兴和苞争做先锋，刘呢，无法决定，乃说你们试各说你父亲的战功，多的当先锋。张苞年长于兴，因先说我父当年喝断当阳桥，夜战马超，义释严颜，历历如数家珍。关兴口吃，气得无话可说，良久才大声疾呼：“我父须长数尺，人多称他美髯公，先锋一席，应由我任。”这时关云长英灵立在空中听着，气得凤眼圆睁，大骂“你这不肖的小子，你父在日，过五关，斩六将，暂颜良，诛文丑，以及水淹七军，单刀赴会，威镇华夏，这些都是千秋功业，你全不记得，为什么单单只说老子这一口胡子呢？”各友闻着，都佩服大千的急才和幽默，相与大笑而散。
廿六年一月二日写于红树室
载第22期（1937年1月20日出版）
再述柯劭忞轶事
……
徐一士
关于柯凤荪氏（劭忞），前略有所述，载于《逸经》第二十五期。近与其老友章丘张曼石先生（景延，曾为汉军旗籍，复籍章丘）晤谈，于其轶事更有所知，爰绩为叙述，以作前稿之补充。
柯氏之大父易堂，曾与曼石之大父荣堂同官于闽，罢官后，曼石之父梦兰受业其门，其后梦兰又延柯父佩韦课子，为曼石之师。柯氏自少年即与曼石相善，曼石挽联谓“通家三代”，以此。梦兰官于豫，历知安阳、遂平、鹿邑诸县，柯氏每随侍其父于县署，力学攻苦，异常勤奋，见者咸加叹异。
当柯氏在籍进学后省父于安阳县署也，其父挈之谒居停暨各幕友。翌日，柯氏如厕，值厕所有修葺之处，账房幕友某往视，柯见之，不忆昨已见过，且施礼矣，复向之作揖致敬。某方与工人语，未之措意。柯乃大恚，其父睹其愤愤之态，异而询其故，具以状对，于被人看不起之辱，言之有余怒焉。父笑曰：“本来是尔多事。昨日尔已对彼作过揖矣，今日何必又作揖？尔不过一后生小子，被人看不起，亦甚寻常；使尔能中举中进士者，何人敢看尔不起乎！”柯聆训大为感动，誓努力前程，以雪此耻，故孜孜矻矻，几有废寝忘餐之势。有志者事竟成，卒掇巍科，入词林，为读书人吐气。其父欣然谓之曰：“尔当深谢某氏；非由彼之一激，尔未必能成名也！”
以用功太过之故，柯氏少年多病，在鹿邑县署时，尝身兼咯血、梦遗、关格、怔忡四大症，甚为憔悴，识者多忧其不寿，而晚年身体康强，享八十余之高龄，为当日所料不到者。柯氏兼通医理，亦即由少年多病而留意歧黄之故。又闻其父一日晨起，入其室，见烟气弥漫，盖时当冬令，柯氏坐近炉火、衣袖误被燃着，而柯方执卷讽诵，神与古会，毫不知觉也。其父于其勤学，甚嘉之，而亦未尝不以书呆戒之云。（柯氏书淫之癖，据闻实颇有父风，其父固亦酷嗜书卷而因之若有几分呆气者。）
前稿述柯氏与李季侯（丰纶）由京至豫，途中遇险，李氏淹毙一节，引陈恒庆“归里清谭”所载。兹闻曼翁所谈，于情事尤详。李氏字吉侯，为柯之母舅，其外舅宫子猷时官河南禹州（今禹县）知州，李以娇客管账房事务。入京会试，与柯同下第，作伴回豫，柯送李到禹县后，再自回遂平。当行至新郑打尖，旅店主人谓曰：“天色骤变，将有大雨，前途有深沟，遇雨恐遭大险，今日宜宿此，明日看天色再行为妥。”李不听，而又不急行，以有芙蓉之癖，过瘾既毕，始从容就道。行至两面皆山之深沟，大雨倾盆而至，山水齐下，遂罹祸难。李柯同乘一车，当此危急之际，柯闻李惊呼曰：“有性命之忧矣！”（按此数字即当时李出诸口者，盖平日作惯文字，临危犹于无意中掉文也。）迨柯顾视，即失李所在，盖已作波臣矣。时车已入水，水且挟车而行，柯升踞车盖之上，得免冲入水中。幸雨止，附近村庄有土人李长年者，十余龄之少年也，闻呼救之声而至，率人从崖二缒救，柯乃获庆更生。其车夫人等均得救，骡马亦均尚未毙，独李吉侯无踪。禹州署得讯后，所遣之人翌日始得其尸于数里外之某处。此次祸难，死者仅李吉侯一人。使李从旅店主人之言，可不死；立时速行，亦可不死；其卒与祸会，以陨其生，知其事者或谓盖属前定焉。又，当李氏由旅店登程，车甫行数步，李忽作应答之声，柯讶而问之，李曰：“适闻有人呼我也。”其实当时并无人相呼。事后柯氏与人谈及，亦以为异。此皆曼石亲闻诸柯氏者。（李长年为柯之救命恩人，知柯为名孝廉，甚为钦敬，因拜为义父，此亦患难中一段佳话。）
柯氏既脱险，归至遂平，叩见其父后，见案头有某书一部，亟取而阅览，于遭险之事，一语不遑提及也。其父检点其行装等，睹水渍之痕，询之，而柯氏方聚精会神以阅书，其味醰醰然，未暇即对。其父旋于其携回之书箱中，见有《萝月山房诗集》一册，李吉侯所作也，因问及李氏，柯对曰：“死矣。”而仍手不释卷，神不他属。父怒，夺其书而掷诸地，诃之曰：“尔舅身故，是何等事，乃竟不一言，书呆子之呆，一至于此耶！”复询其详，始备言途中遇祸之经过焉。柯氏沉酣典籍，近于入魔，其事固多可笑，而后来之克为有名学者，未尝不得力于此种书淫之精神耳。“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其是之谓欤。
此次险事而外，柯氏又尝遇一险。在鹿邑时，侍父并偕曼石兄弟三人（均柯父门人）由县署往张老庄看牡丹，分乘骡车三辆，（柯父与曼石一辆，柯氏与曼石之弟一辆，曼石之兄暨仆人一辆。）路经涡河寨，（其地为鹿邑名胜之一，所谓“涡水风帆”也。）出寨门即下坡而过桥，地势峻陡，柯氏所乘车，以车夫指挥失宜，车忽由坡斜下，不当桥而当河，河水颇深，下必无幸，以地势关系，骡行迅疾，车夫不能止之，其危险可想。当斯之时，突见一人，奔至骡前，以手控衔，骡立止，柯与曼石之弟遂得无恙。（此人为一挑粪者，不受谢，匆匆即去。）涡河寨之险与新郑道上之险，情事虽有小大之不同，而性命亦在呼吸之间矣。
曼石之父梦兰交卸鹿邑篆务赴省垣，眷属侨寓商丘，柯父以年老辞馆休养，梦兰即欲以柯氏为曼石兄弟之师，柯父以累世通家之谊：辈行早定，不可忽改，遂使柯氏仍以平交之称谓，与曼石兄弟共治课业，切磋而兼指导，并为批改文字，此曼石挽联所以云“兄事略同师事”也。
时柯氏兼治算学，系由“知不足斋丛书”中检出旧算学书数种，加以研习，亦时与曼石等讲论，并仿制古算学仪器，盖致力甚勤也。初尝以不解天元（即今之代数）之术，恒示闷闷，而钻研弗懈；一日晨起，语曼石曰：“吾将通天元矣，昨晚梦梅定九相访也。”午餐之际，忽喜跃而起，高声曰：“我懂得了！”因即为曼石等言天元之术，如何如何，口讲指画，兴高采烈。其事颇类所谓“思之思之，鬼神通之”者，斯亦足见其治学挚之一斑矣。
柯氏晚年在旧都，与曼石时相遇从，每自叹衰老，而精神固尚矍铄，步履亦尚清健也。民国二十二年春间相晤，柯氏与纵谈旧事，感慨系之，并劝其将平生所为诗，整理编次，付诸欹劂，而以作序自任。曼石欣然诺之，会因事赴豫，即携稿以行，在豫编次就绪。比归旧都，惊闻柯氏卒三日矣。人琴之痛，不同泛泛，故挽联有“远客半年，悔不早归数日，一自下车闻耗，惊心弥复伤心”等语也。是年夏，柯氏以胃部旧病复发，入德国医院调养粗痊，归寓后，以幼子吕汾赴曲阜孔氏就姻，携新妇归来，在报子街聚贤堂开贺宴宾，柯以病后精神犹不佳，未亲往，令子辈招待而已。宴后，其友多人复至其太仆寺街寓所当面道喜，柯氏不得不亲与周旋，竟缘过劳复病，再入医院，诊治无效，遂以不起云。
其大父易堂之轶事，亦有可述，兹附志之。易堂道咸间宦于闽，以才调自意，疏狂傲物。夏间出门，赤足乘轿，行至街衢，加两足于扶手板上。值某官之轿，迎面而来；某官素短视，见其足之高拱，以为向己拱手为礼也，亟拱手答礼。此事传为笑柄，某官深憾之。未几，易堂在噶吗兰同知任被参夺职，据闻即与此事有关。其被参之考语，有“诗酒风流”字样；同折被参者中，有一人之考语曰“烟霞痼疾”云云，以系瘾君子也。二人之考语，并传于时。易堂罢官后，在闽课徒自给，落寞以终。弥留之日，赋诗告诀，云：
魂将离处著精神，生死关头认得真。
此去定知无后悔，再来应不昧前因。
可怜到底为穷鬼，却喜从今见故人。
闻道昭明犹孽报，愿临阿鼻与相亲！
襟怀若揭，情致卓然，才人吐属，如见其人矣。梦兰有《哭业师柯易堂夫子八律》，亦情文交至之作，警句如：“挂冠归去惜余年，诗酒生涯即散仙。傲骨更谁怜白发！豪情直欲问青天。”“老去江湖犹作客，年来心事半书空。满天风雨人何在？千里家山梦未通。（夫子罢官后，屡欲还乡，不果。）”均挚切动人。
载第28期（1937年4月20日出版）
齐白石杂谭
……
陆丹林
齐白石画人的言行，很有风趣，金息侯（梁）在《瓜圃述异》补篇，把他和吴佩孚、赛金花，列入燕山三怪之中，说“近世风日下，高逸之士，已不可睹，仅流俗所称三数人耳”。所述齐白石如下：
白石名璜，老木工也。自称受知王湘绮。余阅《湘绮日记》有云：“齐璜以诗来见，哼哼调也，一字足千古矣。”白石自不讳为木工，初至故京，习画刻印，无一人知。陈师曾卖画东瀛，携数幅，故为代定高值，竟得售，名大噪。樊山怜其老而不遇，又为诗张之。于是众震其名，争欲得一纸一石以炫人。齐大有所获，足温饱矣，乃闭门谢客，有求者故不应，自谓世无能识其画者。乃至其诗其文，皆无人能识，举世无一可与谈者，其狂遂至不可一世。余尝见其自序诗草云：“时值炎夏，浃背汗流，绿蚁苍蝇，共食野狐，穴鼠为邻。集中所存，大半直抒胸臆，何暇下笔千言，苦心锤炼，学作獭祭鱼！”云云。真奇文也。又见悼诗绝句云：“对酒高歌乞题赠，绿林豪杰又何人？”真奇诗也。如此者甚多，惜不暇详摘，与世人共赏。其画猪诗注云：“现传燕京有一人，常画猪，年久，面上生毛，两眼外不见脸肉，毛愈深密，性愈蠢恶”云云，奇人奇想，余益想见其人。辄忆昔见其小影，貂冠反裘，何高雅乃尔，先生何不自写照耶！然亦有过于自谦者，如焚稿诗云：“识字无多要作诗”。闭门诗注云：自谓画笔如天师画符。可以见此老之雅量矣。又尝自画西城三怪图，序谓“同光间，德砚香赵协叔诸人，为西城八怪，今吾与雪厂、白厂，亦西城三怪”云云。今余复合吴佩孚、赛金花，称之为燕山三怪，正用此老图意也。或谓樊陈诗画多奖词，而公独出以游戏，何也？余曰：“樊陈仍以木工视之，故多奖勉；余独视若士大夫，不免责备贤者，余之重白石，过樊陈远矣。”
金氏此文，夹叙夹议，简洁可爱，然而白石的个性和奇文奇诗奇想奇史，也赤裸裸地表露了。
杨重子（钧）在《草堂之灵》，说到齐白石云：“吾邑有四异人焉，曰张乌石、曰寄禅、曰沈山人、曰齐白石。四子者，皆余至交，故其事迹，特能详焉。夫有异禀者，必有奇功，稽之古人，逾明其意。此四子者，乌石无子，贫苦以终。寄禅孤独，披衲而逝。沈以老农，其名不称。白石抛斧执笔，名动公卿；然驰驱南北，仅能自给，其筋骨已劳，体肤已饿，……”这是把他列入湘潭四异人传中。
杨氏对于白石的刻印，也有评述，如说“齐白石力量有余，若再加书卷味，则为完全无缺之人，然为之继，亦非易事。……故刻印者，能尽石之长，彰石之美，不强其性，不塞其能，方可谓之高手。白石时有之，他人不多见也。白石刻印，其刀直下，长可一寸，深可半米，石不坚硬，立时崩裂，风驰电掣，俄顷而成，石不转方，自左连切而极于右，亦刻印之奇观也”。又论及白石的刻印绘画：“……子如（白石之子）少未失学，文字清顺，刻印成章，折枝虫鸟，已不能辨其为父为子；余令其力学以去浊，求细以去粗，跨灶之喜可得也。……余每思世人之不能精一艺，及不能兼通之故，殊不可得。至于刻印小技，究金石者，当然能之，不待苦学。白石未究金石，故费力数十年之多，然其手力之强，已超过常人数倍。只求如吴让之、赵协叔辈之学识，已足睥睨一世，若再高深，更能千古独立。但白石为少年失学之人，又当置之例外，所谓有恭维无诋诽者也。子如言乃翁画极为日人所赏，日入千金。有客在旁，喟然叹曰‘气死古人’”。我国画家，日入百金的，已是万中无一，而所谓“日入千金”，恐是形容过甚之词罢。
不久以前，大风堂主人招饮，谈天说地，宾客尽欢。某君说齐白石有学生某，将东渡求学，到齐宅辞行，并向齐说，吾师之画，日人佩服，生此次东渡，乞师赏赐佳作一幅，来壮行色。齐嘱他明天到取。及期某前往，齐说，你此次到日本去，得了老师的画，你心安吗？某闻着，有些惶恐，不知怎样应对才好，只得说不特异常感谢，而且万分安慰。说话未完，有两个小孩子从内室走出，向齐索钱买物。齐说，你们为什么不向客人行礼，他即日要到日本去了，请他买点东西给你们玩罢。某闻着知道他命意的所在，即从袋里掏出二十元给小孩。齐笑着说，这真是好了，你得了我的画，你心既安，他们得了你的钱，我心也安，大家都心安了。于此可见他的居家生活的一般。
白石的门户很严。除星期日外不会客，前后门常锁着，钥匙归他带在身边。有客来访，先在门上小窗窥探应否接见，然后开门，家人及佣仆们是绝对不能随便开门放客进屋的。白石有这样的怪癖，对于外间的酬应，也多拒绝了。他画了一幅“却饮图”，来切实表示。图中写了两人，一人右手拿著一个酒壶，左手提起向站在左旁的老翁招请，而站在左旁的老翁，右手拿了一枝笔，左手则向右方之人摇著，头向左方望，表示不肯饮的样子。并题数语在画上云：“凡我好友，最怜爱我者，不在饮食，请以心爱，吾亦心领。孔子云，老者安之。苏子云，每出劳人，不如闭门之有味也。吾年老神倦，不能冒暑热，伤夜寒，作无益奔走，画此图谨申鄙意，以免见招不应之罪。”他还写了“白石老人，心病复作，停止见客”。镶在镜框上挂着，来拒绝无谓的应酬。
白石的画，有他个性的表现，水族中的虾蟹，比较画得神化。刻章呢，力量很大，钤在吴佩孚、华世奎、铁禅和尚等所写的字幅上，真是“二难并”，如钤在溥心畲、吴湖、冯超然等的画幅，似觉不调和了。总之无论怎样说法，白石从一个木工出身，而有今日的成就，说他是燕山三怪也好，奇文奇诗也好（金息侯语），名动公卿也好（杨重子语），甚至他本人也自说是“西城三怪”之一。艺人的行动脾气，本来多是与众不同。白石的奇怪，自然也不能例外。但白石的工作，在他本人已是成功，至若全部的评价，那就只好留待将来的论列了。
载第18期（1936年11月20日出版)
王文显
……
温源宁
清华在人事上，在宗旨上，都经过了好几度的变迁。从一所养成留美学童的中学校，它变成了一所中国国立大学。从一个专门教男孩子说道地美国话以及穿漂亮洋服的机关，它变成了一爿造就男女化学家、工程师等等的工厂。然而在这些变迁之中，清华却有一个人始终不曾变：此人非他，王文显先生是也。他是那个学校里的一个“固定装置”，没有他，清华便不成其为清华。有了他，清华尽管变来变去，将依然是清华，正如带着围嘴的张三将依然是长着胡子的那个张三。
王先生先后做过清华学校的教员、主任、副校长和代理校长。自清华升格为大学之后，王先生便做了外国语文系的主任。经过这些个“狂飚怒涛”的年头，他的系里从不曾有过什么风潮，他的能力和威信可想而知。无论你对王先生的教书意见如何，这一点你总得承认：逢到开会，他乃是一位十全十美的主席。没有无谓的纷扰，没有剌剌不休的节外生枝。一切讨论皆被驱使着集中于某种决议。待到会散时，你心里总觉着这个会没有白糟蹋时光。
说到教书，王先生不是一个能令学生对他发生亲爱或信仰的教师。他所博得的乃是他们景慕与尊敬。从没有学生单为着谈天去找过王先生：学生只有了不得已的事才去看他。事办好了，便完了账。决没有留恋，没有意思把秒分延长成小时。学生带着轻松之感而去，同时，我敢说，王先生也因为罪受完了，难关也过了，而觉得如释重负。
王先生是我平生所见最真挚最热诚的人之一。但他这真挚热诚的一面，在教室里从不显出来。在教室里，他只是敷衍，冷淡淡几乎令人以为是个老和尚在做佛事。叫人感到一种疲惫的挣扎和单调的强制。到了下课钟一响，王先生欢欢喜喜的走出教室，同时他的学生们，我想，当也与他有同感。
王先生的容貌和举止皆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们笑他的话，那是因为他是那样的正常，那样的循规蹈矩。老实说，他正常得叫人冒火，无论就身体或品行而言，他都是清洁卫生。他是一个无可非难的丈夫，他是一个端良方正的教师，他是一个守职不苟的清华高级职员。他爱种花，他拍得一手好网球，他打得一手好枪，他喜欢踢足球。他夏天穿西装，冬天着长袍。他抽烟斗。他家里没有一点与人不同的地方。他的一切都本本分分。然而，他的朋友背地里老是拿他开心，却是为什么呢？这答案我以为该向他的戏剧里去找。
几年前，王先生的一本戏剧《委曲求全》，在北平公演。这本戏的插科漂亮，技巧完美，演得也好，全剧自始至终没有刻不有趣。它整个的是一部灿烂的成功作品。凡是苦功、学力和机巧所能尽力使剧本叫座的，《委曲求全》是应有尽有了。然而，到了彩声停歇，灯火熄灭，我们回到外面街上，跑来跑去找黄包车或汽车的时候，为什么好多人心里对作者泛起一种愤慨之感呢？这不是因为王先生在《委曲求全》里什么都给了我们，独独缺少了那唯一不可少的东西——一点人情么？是的，我们寻不着这个；寻不着这个，所以我们不满意于王先生。成功敬礼，景仰，也许他当之无愧；可是只要他一天缺少那点人情，我们总不免有时要用笑来回报他的。
倪受民译，载第33期（1937年7月15日出版)
胡适之
……
温源宁
在少数人心目中，胡博士不是善敌，便是良友。其他的人则把他当做一位“老大哥”。大家都承认他温柔迷人——连跟他顶反对的敌人也这么说。举凡风流人物所有的温雅豪爽，他全懂得，而他本人却并不是个风流人物。对于一切使一个人能博得社会的，而尤其是太太小姐们欢心的那些少不了的小“枪花”，胡博士无不在行。他有的是那种巧妙的法术，能叫任何人跟他在一起都觉得舒服。骄傲的人因他的殷勤而得意；蠢汉则因他的平等相待而自觉不凡。一点也不假，胡博士是一个道地的平民主义者：他没丝毫社交上或智识上的势利。
逢到星期日，胡博士就大开方便之门。那时任谁都可以跑进他家里。不管你是学生也好，共产党也好，生意人也好，土匪也好，他一概耐着心听你说话，耐着心向你说话。穷困的，他资助。找事的，他给写介绍信。在学术问题上需要启发的，他尽力设法叫他们满足。还有那些跑去只是说声“您好”的，他也找些鸡零狗碎的新闻来款待着。从他大门出来的人，没一个觉着工夫是白化了的。
四十开外一点年纪，胡博士看去也不过三十刚出头。脸儿刮得光光的，衣服穿得俏俏的，他就是整洁的化身。头发全乌黝黝，没有一丝灰意，凸出的“寿星式”的额，配上一双坦白的大眼睛，两片活泼溜动一望而知是滔滔善辩的嘴唇，一副愉快的面容，胡博士的面上既看不出学者的“恬淡深思”，也看不出俗人的“酒肉声色”。个儿不高不矮，身段不粗不细，举止活泼率真，胡博士的样子与其说是一个变成学者的俗人，不如说是一个变成了俗人的学者。
胡博士的学问是很淹博的。无论什么他都晓得一些，下至春药的制方，上至最奥妙的佛法。他的书读得极多：柴霍甫，他曾译过他几篇小说；中国诗词，他编过一部词选；中国古代哲学，他写过一本书；佛教哲学，我们不时看到他的零星论文；中国小说与西洋小说；诸如此类，以至于无穷。他写文章谈论种种极不相同的题目——政治、社会问题、历史、进化论、文学考证，等等。我们只要打开他的文存一看，就可想见他的心灵的博大与善变。这以外再加上他那常是增人见识，而从不乱掉书袋的，活泼轻快的言谈，便可以给我们一幅他的心灵的“全身”写照。
世间尽有许多人有才干窖藏起来不使，胡博士可不是这样，他有什么就显什么。他的为人全在那儿——在他的著作里，在他的言谈里，在他的癖性里，他不赞成人有东西藏了起来。他身上是找不着神秘的：一切都是阳光，没有阴影。他的心仿佛是一片浩淼通明的湖泊，那里面没有浪漫的深坑，没有未来世界的回响。对于这个湖，我们所觉得有趣的不是它的深处，而是它的表面，那上面反映着一切事物，并且能给我们许多简洁的、清晰的、有条理的“宇宙”的图画。在这种图画里，Nuance[Nuance，音调、色彩、意味、感情等之纤微的差别。]、灵魂和宗教皆没有地位。
一般人多佩服胡博士文体的澄澈，这是对的。布风说：“文如其人”。我们想到赫克尔(Haeckel)文体的澄澈，马上脑海里便涌现出一幅可以用物质、力量与后天特性之遗传等观念等来说明的宇宙简图；我们想到赫胥黎文体的澄澈，马上“人”就变成了很容易了解的简单动物；我们想到小弥尔的文体的澄澈，马上便看见思想的程序自动排列在种种论式与命题之下。赫克尔、赫胥黎和小弥尔对于胡博士文体的澄澈可佩，以及对于他的“信条”的尤其澄澈可佩，不多少都曾有点关系么？
胡博士因为在国立北京大学教过多年哲学，所以人管他叫哲学家。当然，他是“哲学家”；然而无疑的，“哲学家”这名辞还没有表现出他全部的活动。因为他常在杂志上写文章讨论一些通常趣味的问题，人又管他叫杂文家。是的，他是“杂文家”；然而如有人以为他具有杂文家的投机主义和居心，那可是血口喷人。因为他从不摈斥世俗的荣乐，胡博士又被称为俗人。不错，他也是“俗人”；然而这种印象只有那仅仅在酒席上见过他的人才会有。如果要找这么一个词儿来形容出胡博士的为人的话，最合适的我想恐怕就是十八世纪所谓的Philosophe了。福耳特耳、达朗贝耳(D' Alembert)、霍尔巴赫(Holbach)、爱尔法修(Helvetius)、狄德罗(Diderot)、杰尼米边沁(Jeremy Benthem)，都是Philosophes。他们都有几分之几是俗人，几分之几是学者，几分之几是事业家，还有几分之几是哲学家。他们对宇宙的组织具有精确的观察；而且他们都是抱着事业家的乐观态度与信心，运用一种亦沉着亦澄澈的文体，从事论述日光下的一切问题。对不对且不管，总之他们有胆量拿出自己的见解。在这一伙Philosophes里，胡博士不是一个无名小辈。而在中国，我更不敢说他不是当代一人。
倪受民译，载第14期（1936年9月20日出版）
潘达微
……
陆丹林
潘达微是怎样的人呢？已故广州名记者，康仲荦说他是：“好察社会疾苦凄切之事，不作膏粱文绣之身。其发论，甚超脱，其容貌，枯槁如也”。只就辛亥那年的春间收拾七十二烈士遗体埋葬于黄花冈一事，已经是侠骨义行，焜耀千秋了。过了半年，武汉举义，广东反正，旧有同志，无不在军政界中，显赫一时，做了新官儿。可是他呢，耿介自守，不慕荣利，而从事社会事业，编演《声声泪》新剧来讽世。他在《声声泪》剧本序文，说明此剧，是“以积极精神，传消极主义”。南中报界闻人陈耿夫说其“言行恒涉玄杳，至于不可思议”，可谓贴切极矣。他假托答客问，来阐明所以粉墨登场演戏的原因，含有无限的哲理，他说：“善恶无定形，是非无定理，美丑无定例，孰为善？孰为不善？焉知为乎！曰：浑浑噩噩，空冥浑疆，无定者也；无定，毁之也可，誉之也可，歌之也可，哭之也可。人之生，亦浑浑噩噩而已。我之躯壳足贵耶？精神足贵耶？睡中所得者，是梦耶？抑日间所得者，亦梦耶？抑何者谓之事？何者谓之梦耶？日为主体，夜为客体耶？抑否耶？醒为主体，梦为客体耶？抑非耶？不得而知也。何也？因同为人也。同为人，则谁主谁客？谁善谁恶？谁是谁非？谁美谁丑？焉得知之，彼亦焉得而自知之！一言以蔽，不外幻象”。幻象，等于无定，无定要是强而为有定，那天下就此多事了，真一针见血之语。
他又接续自白他所以演剧的真相，说：“戏者，推著书之心以为心也，所以分别善恶是非美丑也，其实世界无所谓善恶是非美丑也，所以表示于外者，假而已矣。知其假而必强谓为真，不亦蠢乎！不亦妄乎！彼原假也，则从而假之而已。假则变，变则通，通则化，演剧而至于化境，斯演剧之能事毕，亦又何求！如以为非假，则吾且执一问题以相质：汝以为善，果善矣乎？汝以为是，果是矣乎？汝以为美，果美矣乎？不敢决也。则假之一字，更无疑也。……则所谓戏者，无假而非真，无真而非假也。如是，则人世间，无人非戏子，无地非戏场，有用无用，更非所知也。”他的人生观怎样，也可知了。
他有一次想着澈底体念社会实际的人情世味，就不声不响，换了破烂的衣服，不带一文半厘，扮着叫化子，度那沿门托钵的生活，残羹冷炙，席天幕地，和那些鹑衣百结讨饭乞儿，在一块儿厮混了几天，人世间的辛酸苦辣滋味，他深深的亲尝了。他对于社会，更加了解，同时更加惹起他要努力社会的下层工作。过了不久，他任孤儿院长，数百无父母伶仃孤苦的苦儿，都靠他做唯一的保护教育者了。幼吾幼，以幼及人之幼，切合他理想中的工作。
他在民六的时候，约了几位同志，发刊《天荒》画集，他在原起，说明他当时的心境，是——
阿景嗜哀，复媾难，镇日恒不宁，调脂抹粉之余，无在非悲哀之境。第以百忧丛矢，万愁压石，层层纫结，既纷且固。奈何天地，虱然一身，似醉似狂，度日如岁。……语及故旧，益用凄其，落叶飘零，天涯惆怅。间有相讯，音哀以思。吾生如是，吾友复如是，为之咽梗不已。然忧与生俱，众生当亦复如是，业力升沉，畴不如我，畴不如吾友，言念及此，更不寒而颤。
他内心的抑郁愤恨，和一般同志的哀鸣，也在此段宣泄出来。他再说明《天荒》的旨趣及希望，是“取天荒地老之义，写往古来今之情，香草美人，幽兰空谷，闻足音而蛩然喜，窥色相使意也消。丁兹世道晦盲否塞之际，正使读者如服清凉散，超以象外，其快为何如哉！顾此恨海愁城中，同意谅不乏人，投文投画，当共欣赏。而吾侪万点之泪墨，一枝之哀毫，其庶庆得所乎！……”那么，《天荒》的编刊，和《声声泪》的出演，事虽不同，但旨趣似乎没有什么分别。
他本是热血奔腾的志士，见着当时社会的种种矛盾，如友人王秋湄序《声声泪》所说：“朱门酒肉，遍野哀溺，华屋笙歌，四郊多垒”。放开冷眼，来透视社会，神经并未麻木，感慨自然万端。从他《编天荒志成书感》七绝两首看来，也可以知道他的孤愤感想了。诗云：
人事苍茫百感哀，拚将心力付蒿莱。
余情漫道无归宿，断幅零缣费剪裁。
一回检拾一辛酸，恨草啼花半泪痕。
愿向情天重抖擞，纵罹忧患不须论！
悲天悯人，如闻其声。
达微慧根夙具，性嗜哀冷，致力社会事业的余暇，没有什么不良的嗜好，惟寄情于艺术。绘画摄影，都有独到的工夫；山水花卉，楚楚有致，雅逸清秀，恰如其人。但很自矜，不轻易写作，且没有润例，如果是他的同道友好，则乐意挥毫，否则虽致千金，也不肯下笔。故一般朋友，得着他的画，都异常珍宝。当他最后一次（民十七夏）由香港到上海，返香港的一天，我们几位朋友，在秋斋茶话。这一天他高兴极了，一起画了几张画，我得了三张，第一张是松竹梅折枝，画题“岁寒”，易大厂题云：“珍重绿衣人，添君意外春。要知朋友意，都在冷中新。又值冷残上人于最可畏之沪上，而竟为丹林写得此帧，亦奇闻也。”柳亚子题诗云：“师画骑鹤出红尘，画笔长留太古春。莫话黄花冈上事，几人能葆岁寒身！”他与大厂合作的秋山红树册页，大厂题云：“天涯何处无红树，辛苦家江不忍归！飘影空濛渺无际，滩声憔悴病谁依！燕支要写离人泪，茧纸宁甘居士诗。幸侍冷公尊者坐，一勾一笔爱如丝。秋斋画约，丹林要与冷残合成，离怀如海，不觉在言，大厂并记。”还有一张，是仿米元章的溪山春霁。这是他游沪最后的作品了。他的摄影，配光取景，都可以说是成功。有一次，日本举行写真展览会，出品全属世界名家，中国人的出品，只有两帧，都是他的作品，得着国际间的好评。他摄影署名，是用“冷道人”的别号。
晚年耽于禅理，持斋念佛，布衲芒鞋，在九华山受戒，不知的以为他思想落伍，意志颓唐，其实在这个吹牛拍马奔竞钻营的社会，争权夺利贪爱痴嗔的环境中，益足证明他的愤世嫉俗与人格纯洁罢了。虽然因着友人的邀请，一度投身卷菸业，和充任广州市公益局长，可是环境的关系，使他有许多说不出的苦衷，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也不过多一模糊痕迹而已。
达微从事革命，有二十多年的历史，又有丰富精明的才干。他的患难同志，多是有权有势炙手可热的党国要人，如果要向政治上讨生活，何求而不得！可是他名利的心，异常薄弱，只知向他所认定的目标——艺术和社会事业——努力去干。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像这样子的人，真是放得下，撇得开，如古人所说的“大丈夫”。民国十八年秋天，他在香港逝世的时候，国府明令褒扬，当时有许多人都不知他的履历，因为他是素来不出风头，就是有些文艺作品，也是用了许多笔名，如铁苍、阿景、影吾、觉、冷道人等的别署。那么，“志洁行芳”四个字，他是当之而无愧的。
载第1期（1936年3月5日出版）
中国画的文人画[本文为傅抱石《民国以来国画之史的观察》一文中的第一节。]
……
傅抱石
中国的艺术思想，还是受着几千年前的儒家道家思想的支配，直至今日，或亦不能说有了多大的变化。虽然洋风已吹了若干年，但大多数，还只是表面，只是某种极小限度的表面，对于传统的一切，可谓依然故我，维护得相当周密的。所以中国画的历史，只有技法上的歧异，表现的最明显，因此就把所以歧异的内在原因遮没了。此外只是些画人的传记，和画坛的故事，此外便没有什么。这种情形，在民国计六年六月以前，决无例外。
中国画两条不同的道路，南宗北宗，作家画文人画，作不得已的进展。因为如此，到了南宗的时候，便大家都感着疲倦、乏味、牵强……，而同时又想不出超越死范围的办法。于是南宗也好，北宗也好，自然的形成了一种“流派”而流派化。自元代以后，固然稍稍换了换面目，但不过是文人画——假定南宗——更合乎传统的思想，把院体——假定北宗——打倒了而已。明代的文沈唐仇，清代的四王恽吴，谁又不是文人画流派化后的小流派化？缩短一点说，二百年来的中国画，都被流派化的文人画所支配。这种势力，说起来怪可怕。日本足利时代起，也被它征服得利害，虽然日本人善变，然我们不能说不是十三世纪日本刊刻《论语》等经书的原因吧？
客观的看看，文人画的确是代表中国的绘画。它的源远流长，简直非后起的欧洲绘画可比！因为它抓住了中国人的心，任何反动的势力，都不能有所摇动，有所改变。它具备某种程度的固定样式，只要你见着它，便会起一种“神游于古画”的共鸣。大多数画人，无非是这些“样式”的复制。再严格的说，自南宗以来，文人画家只有技巧的熟与不熟的问题，没有新样式的创造。只有“公式”的练习，没有自我的抒写。一部分人虽提“笔墨”、“性灵”等口号，试问躲在斗室之中，下笔即为古人所囿，有什么“笔墨”、“性灵”呢？
基于上面的论述，中国画是“求心状”的，从外向内面钻。钻的太久，自然会头碰头。所以中国画人的相对，惟有来一个会心的微笑，彼此心照不宣。
中国画便在这种状态中，反复的咀嚼古代的残余。
作文入画，要有必需的几个条件。清代的画论，讨论这条件的很多。陈师曾作《中国文人画之价值》一文（见《中国文人画之研究》）说文人画家，第一是要有“人品”，第二是要有“天才”，第三是要有“学问”。再看扬子云说的“画，心画也”，和邓椿说的“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的话，可见陈师曾的画法，并不是没有理由和根据。因为中国自元以后，已把绘画看做画家一切的寄托，是画家人格思想的再现，是纯粹的艺术。所以绘画的价值，是至高无上的。
现在的一切，只要将五十年前的一切来比较，任何部门，都起了急剧的变动。处在今日，耳目所接，当非从前那种形象，甚至因了生活方式的转易，每个人的感受，也自不同。根据文化的历史，中国在这时候，需要一种适合现实的新艺术，自无问题。然而我们放眼看看，现在的中国绘画，和“现代性”有关系么？许多批评中国画不合现实的理论，姑不管它。就中国画的本身而论，它的缺陷实在太多。不过这里所谓缺陷，不是好与不好的问题，是说画的本身早已僵化了，布局、运笔、设色……等技法的动作，也成了牢不可破的定程。我们很明了，若是画家的脑子没有死守着传统的方法的话，恐怕谁都有极度的烦闷，谁都有想改革的念头。然而结果似乎太惨，虽千年来的潜势力，还整个笼罩了画家的心，束缚得使你动也不能动。中国画的不进步，说明了又没有多大希奇。
就取材上说，文人画是“消极”的，“颓废”的，“老”的，“无”的，“隐逸”的，“悲观”的。它是中国士大夫狭义的人生观，譬如在政治上玩得腻了，看看——或者画画——这种东西刺激刺激，博一个风雅的名儿。我们想想，今日的中国，是什么时代？是什么环境？若把艺术从“伦理”“道德”上看，这种制作，是否有继续发扬的必要？况且这种大理石似的公式，许多年来没有人打得破，发扬也终究是一句似是而非的空话。
中国绘画，无论如何是有改进的急迫需要。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谈严范孙
……
徐一士
“少时无意逢詹尹，断我天年可七旬。向道青春难便老，岂知白发急催人！两番失马翻徼悻，甘载悬车得隐沦。从此长辞复何恨，九原相待几交亲！”此天津严范孙（修）自挽诗也。严氏卒于己巳正月（民国十八年），寿七十，遗命不发讣，不收礼。玩味此诗，亦可相见其天怀澹定情致卓越矣。
严氏壬午（光绪八年）领乡荐，时年二十三，翌年癸未连捷成进士，入翰林。甲午（光绪二十年）以翰林院编修督学贵州，课士有声，任满回京，值戊戌政变，乞假归里。致力兴学，绩著誉隆。袁世凯督直隶，举新政，稔其学识，深相引重，癸卯（光绪三十年）以“经术湛深，通达时事”奏保，赏五品卿衔。翌年甲辰，奏准充学校司总办，于直隶教育事宜，多所擘画，世凯益钦重之。翌年乙巳，中央设学部，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机关，以荣庆为尚书，熙瑛为左侍郎，赏严氏三品京堂，命署右侍郎。其得此峻擢，亦由世凯论荐，政府兼采物望也。（后真除，并署左侍郎。沈祖宪、吴闿生为世凯所编《容庵弟子记》，于光绪三十二年内云：“是岁改学务大臣为学部，行省皆设提学使，专筦学务。公既荐举京堂严修入为学部侍郎，因胪陈直隶历年学务情形，……”按裁撤各省学政，改设提学使，虽三十二年丙午四月事，而学部之设，既严氏之简署学部侍郎，则三十一年乙巳十一月事也。）在部以勤敏笃实称，为当时卿贰中之表表者。戊申（光绪三十四年），两宫殂逝，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罢斥世凯（时官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严氏旋亦引疾辞职返津，仍以办学为事，孜孜罔懈，于开通民智，造就人才，瘁心力以赴之，不更置身政界，而以教育家终。其事业如南开大学等，长为国人所称道。（卒后，天津学界开追悼会，陈宝泉报告其苦心兴学之历史时，当场有痛哭者。）
世凯与严氏善，累加保荐，其戊申突被放逐，几遭不测，一时朝士大为震怖，向日以宫保厚我相夸者，率避亲袁之嫌，送行者寥寥。严氏送至车站，申倦倦之意，并抗疏论罢袁之非，继遂引退，具见对世凯之风义，而因之世亦颇以袁党目之。然辛亥革命军起，清廷复起用世凯，使入京组阁，授以魁柄，袁阁阁员发表，度支大臣一席属之严氏，严坚辞不就。迨国体变更，世凯以大总统当国，屡邀相助，授参政院参政，并劝任教育总长，亦概予谢却，介然自持，胸有成竹，世凯无如之何，是岂能以袁党论哉？立身自有本末，圊非势位所能转移也。
戊戌维新，诏举经济特科，从上年丁酉严氏在贵州学政任所奏请也。会政变而停止。（郭则淫《旧德述闻》卷五，述其父曾炘事有云：“戊戌新政举经济特科，值政变而罢。庚子后，东朝欲以新政收人望，严范孙督黔学，后以为请，乃命京官三品以上，外官督抚学政，各举所知，以应廷试。文安公时以裁缺通政使权少司空，疏举五人，严范孙修、杨子勤钟羲、张坚白鸣岐、叶揆初景揆、林畏庐纾也。范孙时官编修，旋超擢侍郎。……”叙次稍失。严氏请举特科，实丁酉年在黔将任满时所奏，戊戌正月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会同礼部议复获允。至庚子后，严氏早已任满离黔，在籍办学，并未“复以为请”也。曾炘曾于经济特科旧事重提时举严，亦征荐贤之雅，至严之超擢，自以世凯之力为多。此次特科，系于癸卯举行考试，严未应考。）大学士徐桐壬午顺天乡试、癸未会试均以礼部尚书充正考官，两为严氏座师，时方兼任翰林院掌院学士，为守旧派领袖，以严氏建议经济特科，且讲新学，经李端棻荐举，大恶之，摒诸门墙之外。严氏之乞假归里，盖亦所以避其锋也。自挽诗“两番失马翻徼倖”句，一盖指以忤桐去官而不罹庚子之祸，其一则似指解侍郎职而得洁身于清末自亡之局也。
癸未会试，张之万以刑部尚书为副考官，严卷其所取定也。之万在闱中，忽文兴大发，就首题“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自撰一篇，甚得意，欲广其传，而京闱（会试及顺天乡试）闱墨素无刊载考官拟作之例，乃将严氏此篇易以己作刊布之。此为张二陵君所谈，谓闻诸座师定成（壬寅河南乡试正考官，亦癸未进士）者。
江庸《趋庭随笔》有云：“清季……王大臣中亦多喜延揽新进，惟严范生师之爱士，出于至诚，然事权不属，不能尽如其意。”又有述及严氏者二则如下：
民国元年，天津初设审判厅，某民事案件，传严范生[孙]师作证人，推事书记官皆来自田间，不知师为何许人。师至审判厅，证人室已无隙地，师鹄立廊下二小时。嗣厅长至，见师，亟肃入客室。师不入，曰：“吾来作证人，非拜客也。”或谓师不必赴厅作证人，师曰：“作证人乃国民义务，审判厅初设，吾不可不为之倡也。”
余光绪三十二年归国，三十四年始应学部留学生考试，汉文题为“巫臣使吴教吴乘车战阵遂通吴于上国”，……此次国文卷中，亦有至可笑者。某君文中有“古之所谓车者，非今日之人力车马车欤”二句，场中资为谈助，为严范生[孙]师所闻。写榜时，范师适过其处，问专门司司长王君九：“人力车马车卷及第否？”答曰：“列优等。”师曰：“不可，不可！”言毕而去。于是专门师互商严侍郎以为不可者。或谓：“置诸优等不可耳，如核减其分数，降至中等，当无异言。”君九力持不可，谓：“主试襄校已出场，专门司无核减分数之权。”其论甚正，无以难之，而又别无解决之法，于是去其文凭分数，专以试题各门所得分数平均之。不料核算结果，某君竞至下第。盖是年考试，学部内定以文凭分数与各门平均分数以二除之为及格分数，某君在外国某私立大学毕业，其文凭分数为百分，平均分数只四十余分即优等，去其文凭分数，故不能及格也。范师后曾语余：当时云“不可，不可”，并无深意，不过闻其竟列优等，不免惊讶耳；而某君竟因此落第，深为歉仄。
第一则可见严氏平民之风度，守法之精神，雅量高致，洵堪矜式群伦。第二则所云，其过在学部专门司，因误会堂官之一语，而使例可及格之考生落第，严氏本无所容心也。（八十分以上为最优等，七十分以上为优等，六十分以上为中等，犹今之言甲、乙、丙等也。不及六十分，便为不及格。所谓文凭分数，系按其肄业原校而定其次第，于西洋定分较多，某君既百分，当是西洋留学生。）
周桂笙《新庵随笔》卷上有云：
严侍郎某，未达时，本一介寒唆，既而成进士，入词林，然翰苑清苦，冰衔虽贵，究不足为温饱需也。未几，乞假归里，无所聊赖，乃构一书舍，招集旧时生徒，以为讲习之所。旋闻政府有奖励学堂之举，乃乘机以开办学堂当自乡里蒙学为始基之说进，且以自立之小学附陈于当道焉。其办学之费，初仅津钱五十千文；京津故事以制钱五百为一千，故核其实数，仅得二十五千文而已。禀既上，门稿见之，疑其有误，以为此区区者胡足以办一学堂，遽援笔为之增一撇于“十”字之上，改为五千千文。豪奴眼光，固百倍寒唆。时直督方亟亟谋办学堂，而以款无所出为虑，阅禀大喜，以为绅之能为己助也，遽为专折入告，得旨赏四品京堂，于是人咸知其为通达学务之人矣。旋得补某部堂官，未几遂擢升斯职。故知其事者皆目之为一撇侍郎云。
此严侍郎某，所指自无他人，实想入非非之奇怪传闻也。费额竟可由门稿改五十千为五千千，儿戏之谈，可以喷饭。严氏亦未尝赏四品京堂。各部于侍郎之下，不知更有何堂官。（“京津故事以制钱五百文为一千”，亦未谛。此种以一为二之钱数，虽称曰京钱，而北京实以一百文为一千，乃以一为十也。）斯固无足深论，录供噱助而已。
沃丘仲子（费行简）《当代名人小传》传严氏于“教育家”之首，文云：
字范孙，天津人，清丙戌进士，授编修，甲午简任贵州学政，屡上疏请废制艺，复蕲开经济特科，定天算舆地诸艺学岁举法。德宗嘉之。戊戌政变，乞休去。辛丑至日本考察学务，归国，袁世凯延主直隶学务。其时北洋大学及诸专门学，皆所经始，以绩晋五品卿衔，复私立中小各学，称南开学校。已，学部成立，以世凯援引，超授学部右侍郎。宣统初乞病退，仍主持顺直教育。辛亥世凯组织内阁，授学部大臣，不起，为议和代表之一。入民国，曾被推为财政总长，亦辞弗出。袁氏促之力，乃藉辞赴欧美各国考察以避之。既还，伏处乡郡，不入京师。袁氏诸子，若克定、克文，皆其弟子，世凯亦视为畏友。其组织天津自治，修赞助力为多。以澹于荣利，故屡辞簪绂，然亦未尝自标高尚。居今之世，犹艾丛之芝兰矣。
品评甚为允当；所叙事实，亦足资参证。（间有失考处，如谓系丙戌进士及辛亥世凯组阁授学部大臣。）
范老与吾家有旧。民十六年于报端见吾兄凌霄汉阁主人笔记，以为系先艺甫兄所撰，即作函寄王小隐君转致，有“三十年阔别，亟思一接清光，敢请以尊址开示。如在津门，便拟即日上谒；或在都下，亦得时修笺札，藉领教言。公其许之乎？不胜企望之至”等语。凌霄与书相告，得其复书谓：“前因凌霄汉阁笔墨与艺甫兄相类，证诸友人王仁安，尤以为然。仁安亦艺兄旧交，且曾在大梁共事者也。弟识艺兄在戊戌政变以前，虽相聚不久，而情意相浃。今隔三十年，忽复得见其近著，不禁欣喜欲狂，而不虞竟有误也。读来札，知艺兄作古已将十年，使人怅惘。贵昆玉中，砚甫兄、莹甫兄皆吾同馆，莹兄又同官学部，而先后下世，今闻艺兄亦已仙去，何以为怀！犹喜群季惠连，尚有人在也。……倘念旧，许我纳交，则前者误寄之函，即作为进见之贽可也”云云，肫怀可见。以后更有书札往还。翌年，范老曾至北京，与凌霄晤谈甚欢。卒前一星期，犹自津以《庚子西狩丛谈》（刘焜笔述吴永谈话）一部相赠，盖病中见此书，以其可供纪述旧事之参考，遂即致送也。深情尤可念已。（先二伯父子静公，戊戌在礼部侍郎任以赞新政罹党祸下狱，庚子被释后，隐于杭州。范老官学部侍郎时，先莹甫兄以翰林院编修充学部学制调查局局长，范老语及拟与顺直京官合词请起用，先莹兄以父意婉辞而止。事虽作罢，其意良厚也。）
上稿付邮后，更考之，张之洞丁未（光绪三十三年）以大学士内召，直枢廷，兼管学部事务，在部与严氏相引重。己酉（宣统元年）八月，之洞卒，严氏（已补左侍郎）慨其时朝政之不可为，教育措施亦益难，旋乃引疾解职，差距袁世凯之去，将一年矣，非与世凯同退也。（于罢袁时，虽尝上疏论之，见地非由阿私，界限固自分明。）其挽之洞腾云：“重任似陈文恭，好古似阮文达，爱才如命似胡文忠，若言通变宜民，闳识尤超前哲上；使蜀有輶轩语，督鄂有劝学篇，余事作诗有广雅集，尚冀读书论世，后贤善体我公心。”
载第35期（1937年8月5日出版）
王国维
……
何鹏
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生于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十月二十九日，浙江海宁人。追源溯本的说，却是从河南开封迁去的。因为北宋时，他的先祖王圭、王光祖、王禀，三世皆死国难。到了宋室南渡的时候，禀的儿子王荀、王薿二人，都扈从高宗南下，于是王氏一族便长久的迁居在海宁了。他的高曾祖及祖父，都是清朝的国学生，父亲乃誉是绘画的，能仿钱叔美的作品。后值洪杨之乱，乃从事商业了。四岁时，母亲即死，靠祖姑母范氏抚育。以他的读书环境看来，实不能算怎么好，他的所有成就，完全是靠自己努力的。儿时便好学，据《三十自序》里说：
家有书五六箧，除《十三经注疏》，为儿时所不喜外，其余之书，晚自垫归，每泛览焉。
这时他仅有十一岁（赵万里考证），真令我们要惊异了。自序又说：
十六岁时见友人读汉书而悦之，乃以幼时所储蓄之钱，购前四史于杭州，是为平生读书之始。时方治举子业，又以其间学骈文散文。
这时他已考取了秀才，很热心科名，对于读书仍可以说是盲目的。
十七岁这一年，正是清光绪二十年，有名的中日战争爆发了，在政治方面，固而是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术界也有一个转变，便是“新学”产生了。一班人多从古书堆里惊醒，知道要救那封（建）残余的社会，非接受西洋文明不可。他也是这种倾向的人中之一。但是家里的经济困难，不能到外方去读书。其后又两次应乡试，皆不中，未免“居恒怏怏”（自序）了。
当他二十二岁的时候，钱塘汪康年正设《时务报》于上海，同学许默斋便荐他去做书记。第二年，恰巧罗振玉在上海办农学社，造译东西各国农学书报。以乏译才，乃以私资创立东方文学社。他便在每天午后三时往学社听讲，因为有一次在同学的扇头上，写下了“千秋壮观君知否，黑海西头望大秦”的诗句，被罗氏看了，大加赏识。昔在《人间世》三十九期看到龙峨精灵写的《观堂别传》，其中关于他的受知于罗氏也有一段话说及，然而完全错误了，现在抄在这里：
先生早年即负文名，……家境甚寒，三十几岁时，罗雪堂先生在上海办农报馆，先生同乡许某荐他去当校对，进馆以后许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馆极早，听见有人在读《庄子》，音节苍凉，大奇。一看原来是这位校对先生，于是和先生谈了一会，先生又献其平日所为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赏识，静安从此遂受业为罗门弟子。
这简直是“乱扯一天星”[安徽俗语，其说乱如天星之意。]了。
在一九〇一年，八国联军之役告平，报馆已倒闭，罗氏方做南洋公学监督，便劝他出国深造，在南洋公学东文班官费留学生中补了他的名字。他于是入了东京物理学校，因为数学不好转入宏文书院。后来为了害脚气病，便在第二年夏回国了。回国后，即在南洋公学做事，身体常不健，人生问题，终朝盘旋在他那忧郁的脑海中，便渐渐的向哲学中求慰藉了。但他有的是锐利的判断力，灵敏的感受性，和丰富的情感，所以叔本华、尼采是他的知友，系统的哲学并不是他的擅长。这也就是使他四次读康德才读得下的原故。
三十一岁时，这一年他最不幸，继母死了，夫人也死了；而时局又呈现一种不安的态度，于是他对于哲学已渐感厌倦，而移其情趣于文学方面了。自序里说：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而可信者不可爱。余知其理，而余又爱其误谬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三年中最大之烦闷也。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
因为是中国人，当然不忘情于中国的东西，他所致力的便是中国的词曲。于是有名的《人间词话》便在这时产生了。其中如论“境界”一义，实出前人之所未发。他说：
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
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
他如气象自然之论，皆甚精彩也。
笛卡儿的第三道德规则：“是常常征服我自己，不要征服命运。要改变我们的欲望，不是改变世界的秩序，并且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一件东西能在我们的范围以内。”某一种天才的意志活动，便是对于政治和社会动乱的退避。于是辛亥革命使他从文学的感情活动，走向经史的理智活动了。“他在少年时厌恶的儒家学说和思想，现在又妥协了。他在少年时倾慕的西洋文化，壮年时致力的哲学文学，也完全焚弃，闭口不谈了”。[李长之：《长之文学论集》。]试看他送日人狩野的诗说：
我亦半生若泛滥，异同坚白随所攻；
多更忧患阅陵谷，始知斯道齐衡嵩。
当时他研究的经史范围很大，凡甲骨文、经书的注疏、古代的典章文物、元代的史学和西北的地理等，皆无一不精。所作《殷周制度论》及《流沙坠简考释》诸书，义据精深，实近世经史学的名著。在这时期中，他冀求的是安定，他想压伏他的内心的冲突。然而在民国十五年中国又起了第二次革命，并且这次革命的光景与辛亥大不相同，辛亥不过是资产阶级之要求民主意义的革命，这次革命却是农工和小资产阶级的联合阵线，他们的主张是相同的，他们的口号是相同的，凡是社会上复杂的意识都要排除，尤其是一班所谓“遗老”者也，虽不敢反抗革命，至少是不赞成革命，更为他们所深恶的。所以革命军一到长沙，叶德辉是被杀了，这个消息传到北京之后，他是震恐的不得了，以为祸难若至，或有更甚于甲子之变者。便在十六年五月初三这一天，在北京颐和园自沉了。留下了这几句遗嘱：“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那种着重于制伏自己的倔强之态，依然跃于纸上。
载第31期（1937年6月卅出版）
吴宓：学者而兼绅士
……
温源宁
吴先生跟世上什么人都不像：一次见面，一世也忘不了。有些人总得介绍一百回，而到了一百零一回上，还得要介绍。他们的面孔，是那么平凡；没有风度，没有“那个”，不过是平常的张三李四。但吴先生的面孔却是千金不易，简直奇特到了漫画的地步。一个脑袋像颗炸弹，而且也像炸弹有爆发可能，颜色苍白憔悴，头毛发颇有蔓延全脸之势，但因每早大刮一次，所以总还很守范围。配着高耸的颧骨和瘪下去的腮巴，外加一双瞪着人像两颗熊熊的煤球的眼睛——这一切安在一条比别人长出一半的颈脖上；底下是一个瘦削的身躯，结实僵硬得有如一根铁棒。
脑袋老是昂起，脊梁挺得像印模，吴先生简直是威严的化身。他很以自己的学问为得意，他的朋友则因在他身上发见了一位不多见的性情中人，同样的以为得意。从不卑鄙，总是渴望对一切人都有利，老是受着朋友和敌人两下的误解。对别人的品格与能力有点过于轻信，而对于外界对他个人的批评又太敏感，吴先生无论跟自己或者跟世界皆从没有和解的时候：虽不精神错乱，却是发狂似的苦干着。尽管极其崇拜歌德，他可决不会达到“Ohne Hast Ohne Rast”（不急不休）的境界，正如那说“Io fei giubbetto adelle mie case”（我给自己将自己的屋子变成绞台——但丁语）的人永不会达到温雅的境界。
世上有许多人从不知道什么叫年轻，吴先生便是一个。实际不满四十，（编者按：他今年已四十多了。）他看上去却像在三十岁至一百岁之间。他批评别人总是很宽和，对自己则铁面无私。身为“圣门之徒”的他，不折不扣的暗示了我们什么样才是一个“儒者”。庄重，把人生看得认真而且有点过于严肃，态度亦“方正”亦刚直，他却是最不难交接的一个人。
吴先生是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此外截至今年（民二十三）为止，他又是《学衡》与《大公报》文学副刊的主编者。
凡教书人所不可缺少的条件，吴先生一应俱备，就是少了一样激发的劲儿。他守时有如一只钟，跨进讲堂就老牛拉磨似的讲起来。遇着要引证的时候，别人多半打开原文照念一通，他可不管那原文多长，都给记熟。无论解释什么一个问题，他无不像一位教练官那样有头有尾，“第一点什么”，“第二点什么”。乏味，也许是；然而从不空洞。有的教师什么都说到，但没有自己的话，他不是那一伙。他说的话里面总有点儿意思：那也许是错的，但至少不是胡吹。他对于任何问题从不瞻前顾后，老是嘭的一脚就踩上去。换句话说，他从不怕委身于某一种见解。论到事实，尤其是该向百科全书和参考书籍里去寻查的事实，吴先生是无懈可击的。你只能在鉴赏或解释等问题上使劲挑他的眼儿。在这些方面，吴先生就现出了他的弱点；但这种弱点并非由于糊涂，或缺少真诚：这种天然附着在他见地上的弱点，乃是人文主义者——而且是白璧德人文主义者——的短处。像吴先生这样的人，竟让自己上了白璧德人文主义的圈套，实在是一件憾事。就因为这个，所以他的见解全给染上了它的色彩。伦理跟艺术可怜闹得分不开家。往往你弄得莫名其妙，捞不清他是在谈一个文学问题呢，还是道德问题。
在编辑人的立场上，凡胡适博士反对的东西，吴先生全都赞成。他在几年前所发起创办的《学衡》，目的即在反抗白话运动，极力主张做古文。那回的仗是打输了，但那股劲儿却够悲壮。还有一事，其悲壮也不亚于此，就是吴先生在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时，竭力要使中国文学界对西洋文学的“史实”发生兴趣，而撇掉它的架势和行头。是的，除去极少的特例而外，所有中国的青年作家大都决意挑取西洋文学的架势和行头，而把史实抛开了不管。史实、年代、学问：这些东西是那么寡味，那么费劲。如今人所需要的乃是随波逐流，过着水面上飘着什么就拾起什么——道孙(Dowson)、波特莱耳(Baudelaire)、梵乐希（Valéry）、薇姬上亚乌尔芙(Virginia Woolf)、阿尔德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等等，以至于无穷。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傻头傻脑的，像吴先生那样，倡言荷马、味吉耳、但丁和密尔顿值得研究，是只有自讨没趣的。
一个悲剧的而且寂寞的人物！还有使吴先生的情形更为悲剧的，是他自己对自己的全盘误解。他自认是一个热诚的人文主义者兼古典主义者；然而论其气质，他却澈头澈尾是一个浪漫主义者。吴先生自己是那么正直，那么诚笃，别人个个都看到这一点，他自己却莫名其妙！他的景仰拜伦是尽人皆知。他还模仿郤尔德霍洛德(Childe Harold)的体裁写过一首很长的中国诗。这是一宗矛盾，然而这矛盾苦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
无论什么时候想到吴先生，我总想到他那苦笑，他在清华的那几间整齐、干净、朴素的屋子，还有那挂着窗幔的窗户外的一片秾丽的野色。这也许只是我的幻想，可是我常常以为他的生活中一定可以少一点烦恼，他的笑颜里少一点苦味，如果他肯把窗户上的幔子一齐除下，多看一点屋子外面的东西，或者更进一步，把自己投到屋外那秾丽的野色里去。
倪受民译，载第21期（1937年2月20日出版）
周作人：铁与温雅
……
温源宁
举止沉静得像一只耗子，说话老是低声小气，走起路来几乎像个老太婆，周先生同时却有一种超然不群的气度——是冷酷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视？——把人放在适当的距离之外，津津然以旁观者的态度去看他们。他在应对仪节上的那份谦和，正是拦阻人跟他过份亲热的一道屏障。他笑时，或者不如说他现出有声的笑容时，那枪弹形的脑袋的上下点动，是招呼你向他推心置腹，但不可以随意胡闹。我们想像不出能有谁敢对他摆架子。第一次跟他见面时总归是肃然起敬：在敌人方面，这敬意变为畏惧；在朋友方面，则产生一种亲切，亦友爱亦温和，然而诚恳——可决不！
周先生读书见客的那间书房，正是他本人一个丝毫不爽的写照。停停当当，每件东西都放得挺合适，任哪儿看不着一粒灰尘。墙壁和地板显着一种日本风的纤巧。一派饶有风致的精纯，桌、椅或陈设无不恰到好处。这儿那儿刚好有这么几个坐垫，给屋子里添上一种闲适的情味。再呢，就是书！多整齐的藏在玻璃橱子里，而且是多精贵的一锅“杂脍”呵——从论性心理的书到论希腊宗教的书，中文的、日文的、英文的、希腊文的，弥漫在满屋子里的是一团静穆好学的空气，强烈的暗示着消磨于读书以及谈论人物书籍上的优游岁月。
周先生的住宅远在北平繁华中心之外，因此过访者不甚踊跃，然而真的过访的几个人，主人总是欢迎的：他们不是老朋友，就是常来找他想在写作上得一点特殊指示，或只是随意谈谈的几个热诚的景仰者。十有八回，开口的是客人，听着的是周先生。话是用幽幽然的调子说着。没有议论，所以就没有雄辩。话头左一弯右一弯，说到这说到那——只是软软的撩一下，便荡开去落在别的上：任什么也不许独占春光，以至于变成争论的对象。热情是没有地位的，所有的只是对于一切事物的清明无私的好奇的烛照。
世界在周先生的眼中是何等平凡渺小呵！在他的文章里，那些使人类互相成为生死冤家的大问题他是敬而远之的。他爱读的都是小事情，使我对这罗刹世界发生亲切之感的“琐细，无名，想不起的事儿”。从这里便产出了他那种温柔可爱的小品文手法——不是带着公开法庭味的、语势铿锵的麦考莱型，而是含着不经意所以动人的唯我论的、情调幽静的伊利亚型。周先生的小品文最像朋友间的闲谈，给洗炼得入了化境。他有那宗绝技，能将一个人生活中的无聊琐事化作淡奇的闲话，他是由“腐臭”而臻“神奇”。在他那极人间味的园地里，瓢儿菜的魔力比蔷薇花大。读了他的文章，我们几乎确信苍蝇的有趣有时真能超过思索什么天道、先知、意志与命运——固定的命运，自由的意志，绝对的先知。
周先生还有一面我们不可忘记。他身体里有多量的铁。那毛刷式的胡子下的两片紧咬着的嘴唇，便暗示着果断。他不大高兴管闲事，可是一旦高了兴，谁拦了他的路该谁倒霉！但看他对付北平女子学院院长经利彬吧，那劲儿够多利落，漂亮！周先生在一切实际事业上的成功秘诀，恐怕是在于他明了自己所要的是什么，并且——更要紧的——晓得自己能力的限度。逢到开什么会议，他说话很少，但他说的全到家——这是因为一切事都先盘算好，而且没有游移。从不大惊小怪，总是没事人一般。他给我们的印象是：这人你听他潇洒自在他固然开心，但前面有了风暴的时候他也照样开心。
风暴！提起这两个字我们就想到海，提起海就想到船。命运的播弄真是奇巧，小品文家的周先生从前竟是一个海军学校学生！但实在讲起来，这也并没有什么奇怪。还有什么比一艘乘风破浪的铁甲舰更温雅的呢？是的，周先生在这一点上正像一艘铁甲舰：他有铁的温雅！
倪受民译，载第17期（1936年11月5日出版）
袁宏毅先生希涛
……
白蕉
平生风义兼师友，温饱无求独数君。
破帽敝裘勤一世，惟知损己利人群。
津门携手方倾盖，燕市推襟各履冰。
一线生机兴教育，清流党祸弭甘陵。
卅年奔走空皮骨，桑梓安危未息肩。
禹墨骈胝儒澹泊，祗赢两字谥乡贤。
环球阅遍尽师资，一病弥留不及私。
今日盖棺方论定，九京可作更谁归！
上面所录是吴门张仲老（一麟）挽袁观澜先生的诗。所谓“清流党祸”云云，是说袁观老长教次时适逢筹安之变，教育界无请愿，亦无被陷者，为士论所推服的一回事。
袁老先生是于民国十九年八月二十九日作古的，至今将跨着七个年头。他的一生事业，都在教育文化方面。关于那种材料，自有许多记载，足资参考，举目如下：《袁观澜先生事略》；《宝山袁观澜先生墓表》（张一麟撰）；《袁宏毅墓志铭》（沈恩孚撰）；《袁观澜先生像赞》（黄炎培撰有略传）；《宝山袁观澜先生赴告》；《袁观澜先生研究材料》（江苏省地方教育第八区指导分区辅导丛刊第三种，上海中学实验小学编印）；《中国评论》(China Critic)第三卷第四十七期，潘光旦先生的《The lateMr. Yuan chi-Tao》；其他各报记载关于他的事件约三四十篇。
“破帽敝裘勤一世，惟知损己利人群。……禹墨胼胝儒澹泊”，张仲老的这三句诗，真是够写出一个袁先生的。
袁观老先生在我的记忆中可算是最难忘记的一个。不但是我，以最小的范围讲，至今在鸿英图书馆（即从前的人文图书馆）的老同事方面，对他老先生的印象都很深刻；不时要说起他，并且每一个人都能说出他亲切的回忆，与表示万分的敬爱。
果然，他老先生年纪虽大——六十多岁，但精神矍铄，为社会服务的精神，在现代青年人壮年人里几乎难能去找到的。他主持人文图书馆，一天工作到晚，不见他有一些倦容。
在我走进人文图书馆之先，由黄任老（炎培）的介绍，初次和他老先生会面。他的形貌很魁梧，性情很温和，尤其是健谈。——但他高大的声音中带一点“雌音”。那一个晚上一点多钟的谈话，我便好像读了一本也有文学批评、也有历史考据、非常有趣的书。
他根本是一个有趣味的人。花白的胡须，是长得长长的，非常之美。他绝不是“道学先生”那样使人讨厌，正相反的使人敬爱。他也没有一般人做过什么的一种“身分”的恶俗气味。他办事并不笃责人家，但人家都很勤勉。
“歇歇罢！……你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动动！”当他自己休息的时候，他常对旁人如此说。
“以身作则”、“人格感化”，这是他老先生的办事精神与其效果所在。
记得有一次在中华职业学校的职工教育馆听胡适之先生的演讲，在求学的题目中论到精博两个字，他讲出专务博而不务精的弊，和精而不博的缺点；最后，他喊出做学问的西洋老口号：“为学欲如金字塔，欲能广大欲能高！”袁老先生的学问，真是广博，而且是“高”的。这或者说是不可能的，但是看吧，某次，有一位什么专家来看他，他老先生谈话一起劲，又滔滔不绝起来，对那种学问，有质对的话，有发表个人意见的话；可是那位什么专家也者，好像一个不胜任的数学教授，在黑板上非常迟钝地算着他的公式。——当然啰，我不敢唐突那位专家，也许他的口才是欠缺的。
他老先生是那样健谈，所以我便爱不时去请教他，甚至故意借着一些因头去发问；因为虽然我的问题是在这一点，而他一开了话匣子，除把那一点交代得清清楚楚之外，在那问题的四面八方，可以听到许多许多。
讲到旅行的事，他老先生是高兴不过的。因为说起“白相”是最喜欢的事。随着他便讲起他游历五岳的故事了，指手画脚，豪兴还“不可一世”。到头来，他感喟地说：“现在是不成功了，可是还可以爬爬小山。”他笑着捋捋胡须继续说：“我白相五岳，都曾经‘登峰造极’，并且都测量过，也还都考查过地质，各种化石也曾带回了几箱，那时寄存在龙门师范，后来我去拿回，好的都失掉了，现在我家里还有几块呢。”他顿了一顿又说：“唔，游山独怕落雨。不过有时也很有趣，在高山上往往看见半山以下正在下着雨，半山上正太阳灿烂。山岭上的云，也非常有趣，一次我在山上古庙歇着，天色似乎有些不好，云跟着风，常常在大殿里跑出跑进，好像很忙。”
下一天，他便拿来了五岳游记给我看，我很感到趣味地读了一遍。在那游记里有载着衡山的一处石洞里佛牙的话；因此，在奉还那本书的时候，我就即问他：“游记里面你目睹的佛牙，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他笑着说：“哪里是佛牙，那是古代巨兽的牙，我看是象牙啦！（我记得他这样说。）这不待是个生物学家便知道的。那些烧香磕头的人们也真可好笑，他们不想想佛也是人，要是佛嘴里长着那样大的象牙，还不骇死人！”他讲得我们都笑了。
不知为了什么，偶然谈起了拍照。过了几日，他老先生欣欣然拿来了三本摄影集和一个显微镜给我们看。那里一张一张都拍得很好，谁料也是他老先生一手照的呢！
摄影集里许多是国外的照片——那是他老先生任教育次长时期内到外国去考察教育时摄的，他跑过十八国。——我们看的时候，他站在我们的后面也看。有些没有注明的是什么地方的照片，我便问他这是哪里，这又是哪里，他便详为指点，这是剑桥大学的园里，这是巴黎的什么名胜地方。接着又讲了欧美各大学里的校风，老同学捉弄新同学的陋习等等，交关有趣。后来看了一张云岗石窟的照片，他说：“呵！这里的石刻真不得了，这里像胡蜂窠一样的小洞洞里，是无千无万的佛像呵！看得见么？非拿显微镜来照怕不行吧？”他又接下说：“可惜我们东方的伟大的雕刻艺术，我们古代的佛教艺术，政府不知保存，以致土人常常偷佛头去卖给东西洋人，现在已损坏了许多。壮严慈悲的佛爷，谁知到了现在也要杀头！”
文墨应酬，他老先生自然是免不了，但大都是请人家代的。“我的早年很喜欢弄诗古文，后来便放弃了。字是写不来的。人家要我做，我总请别人，最后常请某君，后来某君也常代我的，现在请你了。”他有一次要我题一位篆刻家的印谱，他这样说着，又交代了这个人如何如何，是某某的学生，接下去说：“你是内家，两首绝诗好了，算是我做的。”自然我无从推辞，而且正好趁此请教。记得有一次写对，他交代馆工磨好了墨，对我说：“白蕉先生，又要请你写副对。”因为马上要送出，所以立刻就写，他看着我写。那时候我不大写对，尤其是怕写裱好的对。那天写了四个字，就出乱子，原来是中间丢掉了一个字。我不由得“啊呀”了一声，他老先生说：“不要紧，不要紧，有法子想，你顿一顿。”他捋了一会胡须，把句子更动一下，总算写成了。那时我的心里真急，因为那家喜事人家，在一小时以后就要举行婚礼的，再去买一副也来不及了。这都是七年以前的事。
观老的心地非常仁厚，当然，这也不待一个精相术的人而后知道的。他每晚回家的时候，命馆工去叫人力车，他总是先说好，到哪里，几个钱；可是有时馆工把车叫来了，对他说明车钱，原来比他所说的要少，他笑嘻嘻说：“你们倒给我做人家呀，哈哈哈。”实际，他坐人力车，下车时，总还是多给几个钱的。
他时常还喜欢走路，走得很快，不望野眼，一直向前一冲一冲的。所以在路上，我们看见他，他不大会看见我们。他多呛，那是“老毛病”，但于健康好像并无关系。每天早上到社，在门外就可听见他的呛声。“袁老先生来了！”同事们不约而同的大家会这样说。
他大概不知道世间有“享用”两个字，无论是于衣食住行的哪一方面，都是俭朴之至，但对于告贷的人，总是尽力帮助。虽然他并不是有钱的人。
在他去世的一年，在暑期中他去了徐公桥回来，说是在那边走路，一只脚蹴在一块石子上面，不知什么一蹩，走起路来就有些不便；果然，不多几天，脚上便发起湿病来，不能到社。在一个星期日，我去看他，一直走到楼上他的卧室。他一只脚用布扎着，卧在一张藤榻上。他跷着脚给我看，说现在已经好得多了。随着我们开始闲谈起来。他指着他的一张大床说：“这张床是四十多岁了，还是我那年结婚的时候备的。你不会猜得着价钱的，那付床架子只有三千六百文，那张棕垫只有三元大洋，一共在当时也不到十块钱；可是到现在一些也没有毛病，那棕垫至今也还绷绷硬的。——虽然中间我有几年出门不用。现在讲起来，自然很不时髦，几百块钱的铜床，当然要漂亮得多。并且拿现在‘阔太太’的一双袜子来说，我的大床还只够抵他的两只袜底呢！”他老先生又精神很好地讲下去说：“我嫁小女只化去二百块钱，娶媳的时候在北京，当时连来回路费总共四百块钱零一些。……”
袁老先生的死，闻者都很哀悼，照他素来强健的身体和矍铄的精神，大家都说还可活十几年。当时报上载着他老先生“身后萧条”，耳朵里也好像听到有人说他老先生当时“官”做得很大，为什么身后竟会“萧条”起来。这一点，也只好怪他老先生“谋己不工”，不会在做“大官”的时候好好弄点钱来涨些家当，为子孙万世之业；至少也可以住住洋房，坐坐汽车，以娱晚年了，何至于“身后萧条”得令人奇怪。上文所记，只是我的零零碎碎的回忆。至于他的一身事业和道德文章，自有专传，如上所举。
载第36期（1937年8月20日出版）
曼殊逸事
……
温一如
予昨访杨邠斋先生，谈曼殊逸史甚详，殊隽永有味，今拉杂记之。先生谓柳亚子为曼殊出专集，考定其为东瀛产，最真实。盖曼殊之母为日人，再醮苏某（粤人），曼殊则所谓“油瓶儿”也。顾曼殊虽出自日，而深恶日，居常非迫不得已，不作日语，其习尚，其学问，一一皆从吾国。唯然，故不知者，皆信为吾国种而不加疑也。曼殊虽亦善属诗文，要以作画为生平绝艺，着黑不多，清逸淡远，有倪云林之致。从不轻易落笔，虽极贫乏，只有鬻小说而未鬻画。据知友之推测，欲求之者，须资助其遨游名山大川，并伴以美人，始可着手。其代价固非世之鬻画者可比。在沪时，叶楚伧曾强其作画，后有同贵为部长之某君见猎心喜，邀之晚餐，席间求之，推却再四，而固嬲焉。曼殊不得已展纸而画，初绘枯木数株，继复画月，某君乐不可支。不料其后竟画巨绳一，绕月重重，令某君沮丧不置。其惜画不可屈，且滑稽突梯，有如此者。曼殊天资绝高，而极富情感，尤复天真烂漫，不知人间有欺诈事。癸丑后寄居民报社，党员中佯言孙总理，将有派其行刺之使命。曼殊戚然忧之，谓吾将何以任此？彷徨绕室，不知所可。继，人谓戏言耳，始为释然。又清季曾在沪寓刘申叔（光汉）家中。申叔一学者，而好作革命诗文，初触清廷之忌，端方网罗之，因有侦探嫌疑。党人在其隔墙凿洞开枪狙击，虽复未中，时曼殊在侧，固不知人之行刺也。其后又使人纵火烧屋，曼殊懵懵，犹复胼手胝足，搬运事物，泰然绝不为意。卜余年后，人告之始复恍然。（曼殊因文字与申叔亲，遂有诋毁之者；章太炎曾为文辩之，谓曼殊可诬，则乾坤或几乎息矣。）袁世凯殁后，尝与同游西湖毕，曼殊以待友故须暂留杭，先生以英语问其囊中存钱几许？答云：“温打拉。”（一元）其窘可笑。及去时，曼殊送车，汽笛一声，其颜色立变；真所谓黯然销魂者也。又尝在东京寓于居觉生家，觉生以其长于英语，曾掌教于安徽中学，因令其女公子从之学。有一次因在友人处饱啖疾困，女公子央其教读，曼殊性至柔，不予深拒；睡眼朦胧中，但悄谓吾惫矣，无能教也。其女公子坚请，不获已强起教之，书不终篇，而泪涔涔下。盖伤心人，别有怀抱，每枨触即发，匪一次而已。觉生察其隐，乃不复强。曼殊倜傥不羁，孙总理亦厚视之。一次廖仲恺发党员费用，拟吝不予；以谓曼殊尝学陆军，胡不与戎事，而颓废若此。嗣为总理所闻，卒令与之。又曼殊言动，不假矫揉，自然诙诡；每令人捧腹解颐，有东方淳于之风。性嗜雪茄，初抵东京时，一日囊空，至敲落金齿，付质以买吸之。每于批欧美小说中，有雪茄者，辄批云：“雪茄！又是雪茄！”若有余羡者。尝见先生之公子，不修边幅，和服反衽，笑其为名士派。曾不自知其名士派，固度越寻常也。偶有所蓄，便谓若炸弹在囊，必速去之始快。某次有由沪寄到稿费三百元，乃大请其客，往往请及先生，则已成尾声矣。但偶观其日记账中，则又记数明晰，不遗锱铢，真谓贤者不可测也。曼殊性虽浪漫，好作挟邪游，但见人之眷属，则又正襟危坐，谨愿一如道学先生。有新婚夫妇，邀同访友，乃竟羞涩，甚于新妇，见者皆为匿笑。又其人言行均极忠厚。但评露漱格兰传，则特尖酸刻薄，有金圣叹之风，迥不类其为人。其行径奇突，往往有如此出人意表者。曼殊每至沪，出必御最华丽而马雄骏之车。一日同赴酒肆就餐，问其马车，日价若干？曰：八元。先生谓吾人雇车，日仅三元，君胡此昂？则曰：非此类也。盖以华贵为乐也。件好着西服，并甚讲究。尝在天蟾舞台看戏，隔座为前清财阀某眷属，艳装盛服，备极豪奢。吸水烟，吹灰屑落于曼殊外衣上，乃夷然置之，任其延烧，盖以为不宜拂美人之意也。又不知何处得一女郎邮片，乃故夸扬，作一《碧迦女郎小传》，并乞友题诗张之，俨若有其事者。不如其实一空中楼阁，了无踪影也。（此稿底仍存先生处。）先生原存有其遗札二三十事，惜不知藏庋何处，迄未寻得，大抵多属清逸之作。如其西湖来札云：“此时满湖烟雨，正思足下也。”又一函云：“状美人得密发虚鬟，亭亭玉立八字”，以为极难。所为书，虽素未临池，但好作绝细蝇头小字，亦颇娟秀有书卷气。曼殊素患胃病，其致死之因，固为失恋，亦半由于伤心过度，不重调摄，见物辄食，致成慢性自杀。常见其饱食一餐，便卧病数日，友好劝之，终不能禁，洵可惜也。先生言已，并出示曼殊小照，旁题蝇头小字：“三月二十六日栾弘造幻影以寄邝十一惠州”，系用钢笔所写，姿态柔活，如毛笔书。复自以钢笔在目上加画一眼镜框，并连以脚，细逾丝发，真妙人妙笔也。
民国计五年六月廿六日稿
载第12期（1936年8月20日出版）
曼殊零墨
……
陆丹林
苏曼殊雅言逸行，海内传诵；而其绘画，别树一格，哀冷绝伦，益为友好所珍玩。丁未（民国纪元前五年），何震为曼殊编印画谱，其母河合氏撰序，文首冠以七绝一首云：
月离中天云逐风，雁影凄凉落照中；（吾儿画此景独多）
我望东海寄归信，儿到灵山第几重？（儿尝作灵山振衲图）
并谓“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性癖爱画，且好远游……”云云。章太炎（炳麟）亦有序文，末段则云：“今者曼殊上人善作山水，其弟子何震，集其画稿，付之印人。余愿上人他日证无生果，亦如舍利、目连二师，则是画亦一缘起已。”
何震，别号志剑，为刘申叔（师培）之夫人。从曼殊画谱自序，可知其对于国画之见解，序云：
曼殊遗画
……及至今人，多忽略于形象，故画焉而不解为何物，或专事临摹，苟且自安，而诩诩自矜者有焉。明李流芳曰：“余画无师承，又不喜规摹古人，虽或仿之，然求其似，了不可得。”夫学古人者，固非求其似之谓也。子久、仲圭学董、巨，元镇学荆、关，彦敬学二米，亦成其为元镇、子久、仲圭、彦敬而已，何必如今之临摹古人者哉？衲三至扶桑，一省慈母，山河秀丽，寂相盈眸。尔时何震搜衲画，将付梨枣。顾衲经钵飘零，尘劳行脚，所绘十不一存，但此残山水若干帧，属衲序之。嗟夫！汉画之衰久矣，今何子留意于斯，迹彼心情，别有怀抱。然而亡国留痕，夫孰过而问者？
民六七之交，蔡哲夫（守）搜集曼殊画件若干，由李印泉（根源）斥资刊行。不久，即已绝版。后则萧纫秋（萱）编印《曼殊遗迹》一册，举凡画稿、杂记、签名、名刺、戏墨，以及袈裟、戒牒、遗物，纷然杂陈。纫秋与曼殊投分颇深，曼殊遗画，亦以纫秋所藏为最多，乃集曼殊画稿，装潢成卷，时相把玩。章太炎为之题跋云：
元瑛画，已有为付印者（按即指李印泉），此又其平时粉本也。笔墨精妙，虽草草者亦见之。其间亦有不可解者。至画叶尔羌城，素所未到，不知何自得之，殆亦乾闼婆之类欤！
杨沧白（庶堪）亦有题跋一则如下：
曼殊与余交亟亲，风迹微疏。其于纫秋，则相与××于晨夕者：曼殊为人若嫛婗，纫秋则犹其慈姆；若处子，纫秋则犹其保阿。曼殊尝举纫秋告余，以为温柔敦厚，余笑颔之。以是两人，益相依为命。曼殊能诗善属文，通英梵文字，即绘事妙天下，牛鼠鸡鹜之橅，皆天机盎然。其山水乃超轶绝尘，萧寥有世外致。居平不屑为人役，虽搞饿不以片缣求鬻，世尤以此矜视之。曼殊死，搜其遗藁略无一存，其游故尝举以为深惜大嗛。越年而纫秋皆得之，若天哀怜此两人交谊，而特聚于其所好者。纫秋以余视曼殊不恶，贻两纸，皆精妙，绝等伦，余则稸以装池自秘玩。此轴殆其都辑也。曼殊行信和天研，其遗墨长留人间。言挽近画僧者必归之。纫秋亦曰：曼殊盖世之伤心人也，独其画不类。观其出离尘壒之表，翛然脱而不滞郁灵气，荡清氛，而未始有测其端厓，此亦天地之至逸也。
纫秋与曼殊之友爱狎习，及曼殊之画风，亦可于此跋见之矣。
杨沧白、柳亚子（弃疾）虽与曼殊相善，所存曼殊墨迹，以书翰为多，绘画尚付阙如。纫秋即检山水人物三帧，赠与沧白，花卉山水各一帧赠与亚子，亦红粉赠佳人，宝剑赠烈士之意，宜乎得者珍重供养矣。
纫秋送画与沧白，每帧均附跋语，其一云：
庚申秋，沧白来海上，余出曼殊画稿相示，沧白欲得其一二。沧白，曼殊之友。沧白平生之待曼殊，与曼殊之视沧白，余非不知之，余又何可以辞！因以此轴，并曼殊造象归之沧白，于是曼殊长逝已三年矣。
其二云：
故人曼殊，自幼为沙门，善绘事，而时喜绘沙门，此其粉本也，为余所得六之一。余既以曼殊青峰江上图归沧白，今益以此，沧白莫恨曼殊不可复作，以此时用展对，自恍若与曼殊相见如平生。孔北海虎贲同座，莫能如是亲切也。又曼殊此种绘事，犹之司马相如、扬子云自为传，后之揽者，亦可于图画意趣中识曼殊耳。
沧白得画，睹物思人，万感交集，并将旧作挽曼殊诗两首书于画幅之上，“以志感于无穷”。
亚子得纫秋所贻曼殊遗画两帧，装成手卷，卷首有刘季平（三）题“曼殊零墨”四字。廖梦醒女士（仲恺之女）为之跋云：
民三四年间，梦醒侍父母居日本东京，屡见曼殊大师于居觉生先生处，大师每出囊中糖果见畀，时梦醒尚在髫龄也。忽忽二十年，大师墓有宿草，先父亦殉国已久。梦醒遭逢侘傺，国仇家难，尤有难言之恫。顷亚子先生出大师遗墨见示，重话旧缘，为之唏嘘不置，爰志数语于后。
汪精卫（兆铭）先生题跋云：
两三年前，余于坊间购得亚子我兄所纂《曼殊全集》，浏览再三，深叹亚子能殚其精力，以传死友。世之欲知曼殊真相者，舍此书莫属也。今更得观此零缣断简，手泽宛然，为之神往不已。
曩年曼殊怛化沪上，身后萧条，无以为殓，得汪氏佽助，始得安葬于西湖孤山。而《曼殊全集》，则由亚子广勤搜求，整理审订，前后卜余年，务期详尽，不忘死友，风义炳然，宜汪氏题辞，辄为述及也。
余以亚子之嘱，曾题二十字于卷末云：“曼殊虽怛化，遗墨存天然。亚子宝其画，岂徒在流连。”信手写来，聊以志个人之倾佩云耳。
载第13期（1936年9月5日出版）
徐凌霄
……
阿苏
在北平来今雨轩的一个婚典中，我遇着凌霄汉阁主，他那顶破而且旧的毡帽，布满汗渍油泥。恐怕在参与婚礼中任何一顶帽子，找不出比它更旧、或者相似的一顶了。似乎这些油渍，可以代表他生活史上的创痕，而且互相辉映。我向他挤挤眼，他也向我挤挤眼，我俩作会心一笑。
他投身记者生涯二十年，因此，他是具有记者风度，和蔼而严肃，敏捷而冷静。况在北平居甚久，已深具北平性质。那“京腔”才说的流利呢！
本来北平人喜欢从平淡里求奇趣，这种通个性，北平人谓之“够味儿”。阁主的生活便很够味儿。他每逢庙会，总喜欢到护国寺溜溜。沿着太平仓至护国寺街的甬道旁，有许多小骨董商，阁主即是这里的主顾。他虽好骨董，却不讲求什么周鼎夏彝汉瓦唐砖之类，却是佛品为多。他有次买了一方贵州教育厅木印，于是报界得知登载出来，其后经阁主考据所得，起而辟谣，此印乃因作假文凭而讹刻，实属赝品。他亦深感兴趣。
他虽是老记者，文章亦作的甚多，但他没有什么集子出版，最近管翼贤才劝他整理，他允许给《实报》写点东西，以便将来另行刊印。《实报》虽是小型报纸，在北平报里销路最畅，如周知堂、沈从文、许兴凯、陶希圣等，均有专稿。阁主文章，也如其人，看来虽似平淡无奇，但细细咀嚼，却有晚明风韵。诗亦一派清丽，很少堆砌痕迹。但他谈诗，却推重散原老人，而微词于樊（樊山）易（实甫）。
阁主能戏曲，且对于曲律有许多辩正，近代研究中国戏剧史者，颇不乏人，可惜多不精腔调，仅作纸上功夫。阁主好处，即在自己可以奏唱。
他不特有一顶破帽子，还有，还有一件破大氅，袖口子已经磨破了，那绒质的毛头已然没有，露出一缕一缕的麻包质，阁主穿之怡然。招待外宾的盛大宴会中，阁主尝穿此衣列席，但他却是风头最健而且发言甚多的一位，因他具有机警辩才，与敏捷的思想，不失为记者的身份。
他能利用黑眼镜掩去他的眼光，那奕奕的眼神，带出精明、敏捷与严肃——不过，他能利用黑眼镜掩去他的眼光表情，不易测到他眼神的尖锐，至少会觉得阁主是慈祥极了。
他健谈，但不及时事，他的谈料，却是一些不关要紧的闲话，且以戏剧为多。阁主说话甚慢，这许是北平味口罢。他有时要想想才肯答复，正因他是个记者，而且是个老记者。他是一个饱尝世味的人了，他经过许多的辛苦与艰难，现在月入稿费虽丰，但家累亦甚重，文墨究竟是潦倒生涯啊！
他有点饮食不时，起居无节，喜昼眠，他是过惯了记者生活，写稿常在夜里。有时也藉文字来消遣，因此，他的作风，无意中带了幽默意味。他笔名很多，有时用“凌”，有时用“霄”，又有时用“老汉”，但因“老汉”这笔名引起一幕趣剧，他的老友老太婆提出质问了，他说：“老太婆守寡十年，何来野汉子，敢称老汉？”于是阁主向之要求同居。他过着枯槁的文字生活，不得不在这里求调剂，他便以幽默对之了。
他面貌清瘦，不似老太婆之丰满，更没有半点麻子，在《国闻周报》的凌霄一士随笔，乃是与他弟弟徐一士合撰，一士的文风，比他又有不同。他是记者的遗老了，远生、飘萍、白水、公振，死的七零八落，我们的徐凌霄，还是依然，啊！一位记者的遗老啊！
老太婆：即许兴凯，主北平《晨报》妇女园地时，用此笔名。
载第34期（1937年7月20日出版）
“说书”
……
叶圣陶[原署名“圣陶”。]
因为我是苏州人，望道先生要我谈谈苏州的“说书”。我从七八岁的时候起，私塾里放了学，常常跟着父亲去“听书”。到十三岁进了学校才间断，这几年间听的“书”真不少。“小书”像《珍珠塔》、《描金凤》、《三笑》、《文武香球》，“大书”像《三国志》、《金台传》、《水浒英烈》，都不止听了一遍，最多的到三遍四遍。但是现在差不多忘记干净了，不要说“书”里的情节，就是几个主要人物的姓名也说不齐全了。
“小书”说的是才子佳人，“大书”说的是江湖好汉跟历史故事，这是大概的区别。“小书”在表白里夹着唱词，唱的时候说书人弹着三弦；如果是两个人，另有一个人就弹琵琶或者打铜丝琴。“大书”没有唱词，完全是表白。说“大书”的那把黑纸扇比较说“小书”的更为有用，几乎是一切“道具”的代替品，李逵手里的板斧、赵子龙手里的长枪、胡大海手托的千斤石、诸葛亮不离手的鹅毛扇，都是那把黑纸扇。
说“小书”的唱唱词据说依“中州韵”的，实际上十之八九是方音，往往ㄅㄥ不分，“真”“庚”同韵。唱的调子有两派：一派叫做“马调”，一派叫做“俞调”。“马调”质朴，“俞调”宛转；“马调”容易听清楚，“俞调”抑扬太多，唱得不好，把字音变了，就听不明白。“俞调”又比较是女性的，说书的如果是中年以上的人，勉强逼紧了喉咙，发出撕裂似的声音来，真叫人坐立不安，满身肉麻。
“小书”要说得细腻。《珍珠塔》里的陈翠娥私自把珍珠塔赠给方卿，不便明言，只说是干点心。她从闺房里取了珍珠塔走到楼梯边，心思不定，下了几级又回上去，上去了又跨下来，这样上下有好多回；后来把珍珠塔交到方卿手里了，再三叮嘱，叫他在路上要当心这干点心。这些情节在名手都有好几天可以说。于是听从异常兴奋，互相提示说，“看今天陈小姐下不下楼梯，”或者说，“看今天叮嘱完了没有”。
“大书”比较“小书”尤其着重表演。说书人坐在椅子上，前面是一张半桌，偶然站起来，也不很容易回旋，可是同戏子上了戏台一样，交战，打擂台，都要把双方的姿势做给人家看。据内行家的意见，这些动作要做得沉着老到，一丝不乱，才是真工夫。说到这等情节自然很吃力，所以这等情节也就是“大书”的关子。譬如听水浒，前十天半个月就传说“明天该是景阳冈打虎了”，但是过了十天半个月，还只说到武松醉醺醺跑上冈子去。
说“大书”的又有一声“咆头”，算是了不得的“力作”。那是非常之长的喊叫，舌头打着滚，声音从宏大转到尖锐，又从尖锐转到奔放，有本领的喊起来，大概占到一两分钟的时间：算是勇夫发威时候的吼声。张飞喝断灞陵桥就是这么一声“咆头”，听众听到了“咆头”，散出书场去还觉得津津有味。
无论“小书”和“大书”，说起来都有“表”跟“白”的分别。“表”是用说书人的口气叙述；“白”是说书人代书中人说话。所以“表”的部分只是说书人自己的声口，而“白”的部分必须起角色，生旦净丑男女老少，各如书中人的身分。起角色的时候，大概贴旦丑角之类仍旧用苏白，正角色就得说“中州韵”，那就是“苏州人说官话”了。
说书并不专说书中的事，往往在可以旁生枝节的地方加入许多“穿插”。“穿插”的来源无非《笑林广记》之类，能够自出心裁编排一两个“穿插”的自然是能手了。关于性的笑话最受听众欢迎，所以这类的“穿插”差不多每回可以听到。最后的警句说了出来之后，满堂听众个个哈哈大笑，一时阖不拢嘴来。
书场设在茶馆里。除了苏州城里，各乡镇的茶馆也有书场。也不止苏州一地，大概整个吴方言区全是这种说书人的说教地。这直到如今还是如此。听众是所谓士绅以及商人，以及小部分的工人、农人。从前女人不上茶馆听书，现在可不同了。他们在书场里欣赏说书人的艺术，同时得到种种的人生经验：公子小姐的恋爱方式，何用式的阴谋诡诈，君师主义的社会观，因果报应的伦理观，江湖好汉的大块分金，大碗吃肉，超自然力的宰制人间，无法抵抗……也说不尽这许多，总之，那些人生经验是非现代的。
现在，书场又设到无线电播音室里去了。听众不用上茶馆，只要旋转那“开关”，就可以听到叮叮咚咚的弦索声或者海瑞华大师等人的一声长嗽。非现代的人生经验却利用了现代的利器来传播，这真是时代的讽刺。
载第1卷第2期（1934年10月5日出版）
书生的一周间
……
赵景深
蛰存来访，以《夏之一周间》这个题目来征之予喜欢写写文章的人之中的一个我。我想，平时糊里糊涂的过着刻板忙碌、空虚的生活，现在要我记下来，可真有些感到惭愧了。《一周间》，李白金斯基以这个题目写了夺回县城的大举。我在这一周间能够做些什么事呢？说老实话，大约也只有到了时候就办公，有了间暇就译书了。转来转去，总脱不出书斋。圣陶也常叹息，文学有什么用呢？这些问题且不去想它，书生总归是书生，且在这谈话会中插几句嘴吧！
七月十四日
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热，与前两天差不多，人好像是被投在火炉里似的，虽是有一点风，这风也很热。上午只译了一首史梯文生的《海盗的故事》，这是《儿童的诗园》里的一篇，我预备在最近把这本书用韵文译完，供给中国的孩子们阅览。
午后我正在校阅冰心的《姑姑》（《黄皮小丛书》之一，内收冰心最近的小说《姑姑》、《第一次宴会》、《三年》和《分》这四篇），蛰存就来了。他一来，我的精神就振作起来；差不多每次如此。他扬着浓眉，大声的说着，（大声拜嘉，浓眉奉壁——编者戏注）随时都像是演说似的——你可以说他写过《追》，绝想不到他会写《上元灯》。他那说话的爽快，所含有饱满的生命力，常使我羡慕不置。不看别的，只看他所编的《现代》，排列的新颖，真是一点也不含糊！图书印到边端，每面旁边的粗黑线，都是别致而又美观的地方。他要我写这正在写着的文章。我说：“今天是星期四，到下星期五恰好过了一周，我就从今天起，每天记一点，到时候再奉上吧。”
他走后我再校冰心《姑姑》的样稿。《姑姑》写儿童的初恋，柔和而又妩媚，在这一集中我最爱这一篇。《分》的含义，颇似安徒生的《There is a Differen's》以初生的小儿（大约就是最近《良友》上所登的）为主人公，假设他所看见的医院里的不平等。以写实主义的尺来量，这篇是不合理的，没有真实性的；若说冰心作风的改变，大约这一篇算是最明显了；粗一点说，可以说是“从写实的到象征的”。《第一次宴会》虽被人认为是风格的转变，我则以为写恋爱并不怎样浓重，基调仍是母亲的爱，大约可以算作《南归》的姊妹篇吧！
看《大公报》上《文学副刊》内冯文炳的悼秋心。按，秋心即梁遇春。他在我所主编的《现代文学》（一九三〇）上常写文章，可惜我至今还不曾与他通信，留下一个宝贵的笔迹和友谊，我结婚时他送我的照片银架，倒仍放在我的妻子的梳妆台上，里面插了我们俩合照的照片，但他竟以二十七岁的年纪罹猩红热死了。
晚间又译了一首史绨文生。
七月十五日
上午和晚间译完格林的《三条细绿枝》和《猫鼠同居》。
午后看穆时英的《油布》，备编《青年界》二卷四号之用。这篇写的是搪瓷的工人，极为逼真，文字亦极流利。大约写工人至少有两种型：一种是沉郁的，宛转于自己的命运而不能自己，终至于怏怏而死；一种是愉快的，竭力的作光明的奋斗，轰轰烈烈的而死。穆先生的这一篇，是介乎二者之间的。再者这篇若给舒月先生看见，也许要说作者是受了《水浒》中杨志押解生辰纲这一段的影响了。在我看来，只就这篇《油布》而言，则作者也许受了一点柴霍甫的影响。
七月十六日
译格林的《剪边萝》并写《后记》一篇，完成《格林童话全集》第七集《鹅女》；全部共约二十集。
晚间与妻子以及小峰夫妇等游兆丰公园。兆丰公园我曾去过几次，但夜游却还是第一次。因为今晚的月亮将圆，又是星期六，所以才动了我们的游兴。我们在一个池边的楼上坐了许久，又在草地的椅子上坐了一会。草地对面的两株黑魆魆的大树好像两个人的侧面剪影，正在那里鼻子对鼻子的谈天。月亮底下的云好像一个穿山甲，可惜这穿山甲是白色的。草地旁的一排树作倾斜势，这也许是由于Perspective View之故了。月亮旁的云稀疏如扯松的棉，星也很疏。林兰说：“明天要更加热了，星这样的少！”
七月十七日
与小峰应大杰约去看他。书呆子见了书就爱，我观览了他的一橱精装的英文和日文书。差不多著名作家的英译如屠格涅甫、托尔斯泰、高尔基、柴霍甫、刘易士等，他都藏了不少，日文的要籍为《近代剧大系》。
大杰、小峰、周宪文和我打了十二圈麻将。午餐时大杰杀鸡以飨，大快朵颐。午后虽热不可当，但大杰夫妇的殷勤招待是极可感的。大杰的大儿子五岁，我的长生六岁，看起来他的儿子却比长生要结实壮健些，也大些似的。
七月十八日
天气热极了，头昏脑涨，除了规定时间的办公以外，只是吃西瓜，谈闲天，没有什么可记的。
七月十九日
陈子展抱了一堆《疆邨丛书》和《宋六十名家词》还来，我知道他的《中国文学史讲话》已经写完宋词的部分了。
译格林的《一只眼两只眼与三只眼》，只成四页。我是在忆念着幼时的读的孙毓修的童话《三姊妹》的心情中译下来的。
七月二十日
胡云翼从长沙到上海来，这半年他想在上海从事著述。拟编的有《中国文学家评传》和《中国词史大纲》，前者拟著录纯文学家七八十人，文章家亦在屏弃之列，惟兼能诗文如韩柳等者则亦录之。
妻中暑，发热。我在家中陪她，除校阅书局中稿件外，还译了几首《儿童的诗园》。这以前我曾全译过，后来我拿给徐志摩师看，他觉得没有韵不大好。现在我就用韵文来重译，已成三十余首，可是志摩师已不及见了。我用韵都根据赵元任的《国音新诗韵》，我的诗集《荷花》最后一些首也有完全根据这本书的韵的。
载《现代》1卷5期（1932年9月出版）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
……
陈望道[原署名“一介”。]
有人统计，今年新出版的定期刊，大约有四百多种——即新增了十倍左右，于是所谓“杂志年”，当真名不虚传。
然而“杂志年”尚未过完——还差一个月方始“功行圆满”的当儿，就听得纷纷传说，明年将见大批杂志停刊。似乎“杂志年”这一名儿本身上就不大吉利似的，先就“预言”了杂志的兴旺不过一“年”。如果传言而成事实，无论如何是出版界的不幸罢？
将要停刊的，是些什么性质的“杂志”呢？虽则人言藉藉，有凭有据似的，此时倒也不好“有闻必录”。只知道其中有文艺性的，也有一般的读物。为什么要停刊呢？据说是：“不景气”，“难办”。本来在“杂志年”这一名儿刚刚出现的当儿，就有人以为“杂志”之所以风行，倒并不是为的读者骤然加多，而是要办杂志的人骤然加多；这又有许多“原因”，而其中之一是书店老板见得出书难，只好将资本运用到定期刊物方面。为什么“出书难”呢？当然“原因”又很多的，其中之一据说是读者的钱袋不像从前那样饱满了——这一句话，应当加以补充，就是读者的钱袋不饱满，读者的求知欲却比前发达，读者对于从“宇宙之大”到“苍蝇之微”种种方面的疑问也比从前多得多了，因而读者想以少许的代价换取多量的各方面的知识，希望他脑袋中的无量数的问号在一本刊物里就得到若干答案，于是觉得“杂志”是较合于他们的条件。
这一个解释如果还算对，那么，“杂志年”之所以造成，无论由出版家方面看，或者由读者方面看，都可说是一种畸形的发展；而这中间的原因现在可得而说的，就是“不景气”。这是出版界——或者“杂志年”的一个矛盾。因有这矛盾，也许“杂志年”终于只能成为“一年的热度”了。但看最近新出版的努力想以“低级趣味”吸收一些读者，我们不妨说“杂志年”已到了“强弩之末”，大有撕破了“发扬文化”那冠冕堂皇的招牌的神气了。
其实今年一年的出版界也可以说是“古书翻印年”或“预约年”。我们看：《古今图书集成》、《二十五史》、《二十六史》、各省《通志》、《佩文韵府》、《十通》、《洋装四部备要》——莫非同时是古书而又预约。预约书最多的书店，一家就有七八种。翻印古书，未有像今年之盛者。所以然的“原因”照例是不少的；归根一句话，“出书难”而不出书又开什么书店，于是只好逃到古书里混一下。仍旧是为的市场“不景气”罢了。这句话说出来是要叫提倡“复古”的先生们扫兴的，但实际情形却如此。
“不景气”是因为多数读者的钱袋瘦瘪了，并不是穷了就不想读书；反之，因为愈穷愈加感到问题多，愈加要求解答。古书不能给他们答案，“杂志”也不能。精神上饥渴的人们需要新鲜活泼的食粮。出版家何尝见不及此，何尝不想做这一票生意，可是出书难的现在，生意难做极了。没有把握的生意，谁也不敢轻于尝试；此所以今年又是“古书年”，又是“预约年”。
明年又是什么年呢？没有人能够预言。所可预言者，知识饥荒的人们还是不能得到他们所需要的，而出版家还是觉得无法打开“不景气”——那么明年也不妨说是“尴尬年”！
载第1卷第7期（1934年12月20日出版)
《南堂诗钞》的禁诗
……
周作人
偶然得到两本清初的诗集。我说偶然，因为诗我是不大懂的，平常诗集除了搜集同乡著作之外就不买，所以这两本的确可以说是偶然得来的，虽然亦自各有其因缘。其一是吴景旭的《南山堂自订诗》四卷。吴景旭字旦生，著有《历代诗话》八十卷，刻入嘉业堂的“吴兴先哲遗[丛]书”中，是我所喜欢的一种书，这回看见他的诗也想拿来一读。书无序跋，目录也撕去了一半，疑心它不全。查诗话刘承斡跋只云“有南山自订诗”，也不说卷数，到后来拆开重订，乃见后书面的里边有字两行，左云：“《南山堂自订诗》，下册六卷至十卷佚阙。”右云：“旦生公遗著，裔孙永敬识。”盖估人作弊，将书面反折改装，假充完全，却不知即使是残本不佞也会要也。但此册实止四卷，或者下册当是五至十，亦未可知。集中所收诗自顺治己丑至康熙甲辰，凡十六年，卷四有《五十二偶作》，时为壬寅，案当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辛亥，刘跋亦称其为明诸生，其诗却极少遗老气。辛丑有《喜光儿得赐探花》一诗可知，唯时有放恣，或平易处亦觉得可喜。卷一《泥行》上半云：
一溪小雨直如发，尖头艓子长竿揭；
凭将两腕翕复张，形模蛤蚧相箝镊。
载归取次壅桑间，平铺滑汰孩子跣。
卷三有诗题云：“己亥闻警，雉侯下令荷戈戍城上，家贫无兵械，因销一花小锄为刃，作长句伤之。”诗并不佳，故不录，但只此一题也就够有意思了。
其二是方贞观的《南堂诗钞》六卷。这诗集是全的，前有李可淳序，又乾隆戊午汪廷璋序，盖即是刻书的那一年。方贞观是方苞的从弟，方苞的诗极恶劣，谢枚如在赌棋山庄笔记中曾大加以贬斥。贞观所作却大不相同，如李序所说，宛转沉痛，言短意长，及后更益造平淡近自然。各卷卷首皆题“方贞观诗集”，唯卷三则曰“方贞观卷葹集”，有小引云：
癸巳之岁，建亥之月，奉诏隶归旗籍。官牒夕至，行人朝发，仓卒北向，吏役驱逐，转徙流离，别入版籍。瞻望乡国，莫知所处，先陇弃遣，亲知永隔，行动羁，存没异乡。呜呼哀哉，岂复有言！而景物关会，时序往复，每不能自已。始乎去国，迄于京华，其呜咽不成声者去之，存若干首，命曰《卷葹集》，庾信所谓其心实伤者也。后之君子尚其读而悲之。康熙五十八年四月望，贞观记。
案方望溪集后附苏惇元编年谱，在雍正元年癸卯条下有记事云：
先是滇游纪闻案，先生近支族人皆隶汉军，至是肆赦，上曰：朕以方苞故赦其合族，苞功德不细。
自癸巳至癸卯，贞观盖隶旗籍者满十年，《卷葹集》一卷即此十年中所作，所云宛转沉痛的诗多在此中，殆哀而至于伤矣。这是我们说他哀伤，若是从上头说来何尝不是怨怼，那么就情罪甚重了。如卷三第一首《别故山》有云：
衰门自多故，怀璧究何人！
《出宗阳》云：
生逢击壤世，不得守耕桑。
《泊牛渚》云：
生男愿有室，生女愿有家。
缅彼尧舜心，岂曰此念奢。
我亦忝蒸黎，何至成浮槎。
《欲暮》云：
岂有声名如郭解，自知肥白愧张苍。
《望见京城》云：
独有覆盆盆下客，无缘举目见青天。
《寄家书》云：
余生不作大刀梦，到死难明破镜由。
但是最重要的还应该举出那第三首《登舟感怀》来，其词云：
山林食人有豺虎，江湖射影多含沙。
未闻十年不出户，咄嗟腐蠹成修蛇。
吾宗秉道十七世，雕虫奚足矜搜爬。
岂知道旁自得罪，城门殃火来无涯。
破巢自昔少完卵，焚林岂辨根与芽。
举族驱作北飞鸟，弃捐陇墓如浮苴。
日暮登舟别亲故，长风飒飒吹芦花。
语音渐异故乡远，回头止见江天霞。
呜呼赋命合漂泊，磐砧变化成虚槎。
杀身只在南山豆，伏机顷刻铏坑瓜。
古今祸福非意料，文网何须说永嘉。
君不见，乌衣巷里屠沽宅，原是当时王谢家。
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秋笳集》下批语有云：
特其自知罪重谴轻，甘心窜谪，但有悲苦之音，而绝无怨怼君上之意，犹为可谅。
今贞观诗怨甚矣，不但坚称冤枉，以杨恽自拟，还拿了秦始皇坑儒来比，岂不是肆口诽谤乎？我取出禁书总目来一查，“我找着了”！《南堂诗钞》的的确确收在里边。我很高兴我的眼力不差，假如去做一名检查官大可胜任愉快也。
卷六有一篇诗题云：“乾隆戊午冬中三日，余马齿六十矣”，可以知道方贞观是生于康熙十八年己未，三十五岁隶旗籍，四十五岁放免，五十八岁被征博学鸿词，谢老病不赴。关于这件事有一首妙诗，题云：
部牒复至，备见敦迫，终不能赴，再寄孙公。
纁币与安车，吾闻其语矣，书传半真伪，窃恐未必尔。
今者符檄来，汹汹吏如鬼，幸不见执缚，几为敦迫死。
家无应门童，我病杖乃起，老妇惊逾垣，问祸来所以。
敢希稽古荣，奚至捕盗比，寄言谢故人，铭心佩知己。
世不乏应刘，樗标何足齿，偃蹇负弓旌，免蹈虚声耻。
这里有意思的事，第一是博学鸿词敦迫的情形，大有锁拿沈石田的样子。其次是方君仍旧的那样大不敬，他描写吏如鬼之汹汹，还说窃恐未必尔的古代安车之类，真可以说幽默得很。
卷一《乡大水》一篇末云：
官家积谷如山丘，立法本为苍生谋。
便宜行事汲都尉，流亡愧俸韦苏州。
古来书传半真伪，两人未识诚有否？
杀人不问梃刃政，屠伯何须在录囚。
这书传半真伪的话可见早已用了，虽然是苏东坡恐本无杨雄的故典之转化，却用得很有力量。同一篇中又有云：
小民赋命本饿殍，熟亦不活奚灾伤！
这也比孟子的乐岁终身苦的话更说得辛辣，其区别盖因一是正言而一是逆说，此正是幽默之力也。
方君少年时盖颇有许行之徒的倾向，其《耕织词》云：
贫女不上机，宫中皆草衣；农夫不耕耔，侯王都饿死。
鸡鸣向田间，采桑朝露新；望望红日高，照见安眠人。
又《题古战图》云：
岂不畏锋镝，将军骄欲行。威尊身命贱，法重死生轻。
力尽□偏狡，天寒虏益横。谁非人子骨，千载暴边城。
（第五句第三字原缺。）即此诸诗可以见作者思想之一斑。在清朝，桐城派虽有名，不佞以为方氏之荣誉当不在苞而在贞观耳。
诗我都不大懂，上面所谈只是就诗中所有的意思，随意臧否，也不敢自以为是，并不真是谈诗。或恐有朋友疑心我谈诗破例，顺便说明一声。
廿六年四月廿二日，在北平苦住庵
补记：《南山堂自订诗》十卷，现在知道嘉业堂有新刻本，在“吴兴先哲丛书”内，但在北平无从买得，不及补谈，只说明一声而已。四月廿七日记。
载第30期（1937年5月20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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