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际平

    一、宋人对“今闽人皆称固始人”现象的评析

    《资治通鉴》卷二五四、二五六载：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攻长安，江淮农民蜂起响应。中和元年（881年）八月，“寿州屠者王绪与妹夫刘行全聚众五百，盗据本州，月余，复陷光州，自称将军，有众万余人；秦宗权表为光州刺史。固始县佐王潮及弟审邽、审知皆以材气知名，绪以潮为军正，使典资粮，阅士卒，信用之。”

    光启元年（885年）正月：“秦宗权责租赋于光州刺史王绪，绪不能给；宗权怒，发兵击之。绪惧，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以刘行全为前锋，转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是年七月）“王绪至漳州，以道险粮少，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唯王潮兄弟扶其母董氏崎岖从军，绪召潮等责之曰：‘军皆有法，未有无法之军。汝违吾令而不诛，是无法也。’三子曰：‘人皆有母，未有无母之人；将军奈何使人弃其母！’绪怒，命斩其母。三子曰：‘潮等事母如事将军，既杀其母，安用其子！请先母死。’将士皆为之请，乃舍之。有望气者谓绪曰：‘军中有王者气。’于是绪见将卒有勇略踰己及气质魁岸者皆杀之。刘行全亦死，众皆自危，曰：‘行全亲也，且军锋之冠，犹不兔，况吾属乎！’行至南安，王潮说其前锋将曰：‘吾属违坟墓，捐妻子，羁旅外乡为群盗，岂所欲哉！乃为绪所迫胁故也。今绪猜刻不仁，妄杀无辜，军中孑孑者受诛且尽，子天眉若神，骑射绝伦，又为前锋，吾窃为子危之！’前锋将执潮手泣，问计安出。潮为之谋，伏壮士数十人于篁竹中，伺绪至，挺剑大呼跃出，就马上擒之，反缚以徇，军中皆呼万岁。潮推前锋将为主，前锋将曰：‘吾属今日不为鱼肉，皆王君力也。天以王君为主，谁敢先之！’相推让数四，卒奉潮为将军。潮引兵将还光州，约其属，所过秋毫无犯。行及沙县，泉州人张延鲁等以刺史廖彦若贪暴，帅耆老奉牛酒遮道，请潮留为州将，潮乃引兵围泉州。

    （光启二年，八月）王潮拔泉州，杀廖彦若。潮闻福建观察陈岩威名，不敢犯福州境，遣使降之，岩表潮为泉州刺史。潮沉勇有智略，既得泉州，招怀离散，均赋缮兵，吏民悦服。幽王绪于别馆，绪惭，自杀。”

    《新五代史》卷八六《闽世家·王审知》记：“景福元年（892年）岩卒，其婿范晖自称留后。潮遣审知攻晖，审知乃亲督士卒攻破之，晖见杀。唐即以潮为福建观察使，潮以审知为副使。乾宁四年（897年），潮卒，审知代立。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唐亡，梁太祖加拜审知中书令，封闽王。”

    王潮、王审知入闽事是史书明确记载光州固始人集体迁闽的唯一一例。

    史书记载，从西晋永嘉之乱起，中原百姓南渡除了唐末外，还有两个高峰期：一是西晋永嘉之乱后，一是两宋之际。

    史书关于这两次中原人士的大规模的南迁，有许多记载，但都没有提到光州固始人如何向福建迁移。但晚出的闽人族谱中，声称来自光州固始的却比比皆是。以至于有“今闽人皆光州固始人”之说。

    汉至宋，黄淮以北共有数十个州郡，数百个县。战乱时，北方百姓为避战火大量南迁。以理揆之，百姓的南迁当依情势的变化（战争的进程，生产生活环境的变化），先由黄淮以北，迁至淮南，再从淮南迁到江南，有的则迁至闽、广。全国各地南迁的移民通常会杂处于南方各地。一个地区的前后几次移民悉来自北方某一县的情况为史籍所未见。

    对于闽人族谱咸称来自光州固始的奇异现象，宋代闽人学者做过许多研究。最早提出质疑的可能是南宋史学家，莆田人郑樵。方大琮《铁庵集》卷三二《题跋·跋叙长官迁莆事始》就说：“曩见乡人凡诸姓志墓者，佥曰自光州固始来，则从王氏入闽似矣。又见旧姓在王氏之前者，亦曰来自固始。诘其说，则曰固始之来有二：唐光启（885-888）中，王审知兄弟自固始，诸同姓入闽，此光启之固始也；前此晋永嘉（307-313）乱，林、王、陈、郑、丘、黄、胡、何八姓入闽，亦自固始，此永嘉之固始也。非独莆也，凡闽人之说亦然。且闽之有长材秀民，旧矣。借曰衣冠避地远来，岂必一处，而必曰固始哉！况永嘉距光启相望五百四十余年，而来自固始，前后吻合，心窃疑之。及观郑夹漈先生集，谓王绪举光、寿二州以附秦宗权，王潮兄弟以固始之众从之，后绪拔二州之众南走入闽，王审知因其众以定闽中，以桑梓故独优固始人，故闽人至今言氏族者皆云固始，以当审知之时尚固始人，其实非也。然后疑始释，知凡闽人所以牵合固始之由。”

    随后，南宋大藏书家，吴兴人陈振孙也力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陈振孙在为《闽中记》作目录提要时就说：“《闽中记》十卷，唐林谞撰。本朝庆历中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谞，郡人，养高不仁，当大中时。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仁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在为《古灵集》作目录提要时又说：“《古灵集》二十五卷，枢密直学士长乐陈襄述古撰。襄在经筵荐司马光而下三十三人，皆显于时。绍兴诏旨，布之天下。集序李忠定纲作也。年谱载其世系，出陈夷行之弟夷实，自光州固始从王绪入闽，家于福州。考之唐世系表，有不合者。尝怪闽之士族推本家世，辄言出自固始。光在唐为下州，固始又其一县，当时不闻显人，安得衣冠望族如许。就令有之，王绪以寿春屠者为盗，王潮从之为部曲，转斗万里而后入闽，士大夫何缘随逐不置？盖尝思之。王氏初建，国人不自保。谩言乡人，幸其不杀。后世子孙承袭其说，世禩绵邈，并与其初而忘之尔。若陈氏尤不应云然。当永嘉之乱，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林谞为《闽中记》明着之矣。尚得以一时脱死贼手之说守之而不变乎？”

    郑樵、方大琮、陈振孙等论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言之成理，持之有故，所以后人多所引用，视为定论。如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五《经籍考》就说：“《闽中记》十卷。陈氏曰：唐林谞撰，本朝庆历中有林世程者重修，其兄世矩作序。谞，郡人，养高不仁，当大中时。世程亦郡人也。其言永嘉之乱，中原仁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可以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又如（清）陈寿祺《左海文集》卷六《家谱序》亦言：“唐林谞《闽中记》言：永嘉之乱，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以是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吾乡修谱系者盖未之知也。虽然，忘远而诬其祖，傎也。苟远者不可得详，则近而已矣。吾族世寒畯，其始来福州，以长子孙者由我高祖文侯君，故谱当断自是始。”

    又如陈汝咸编修的康熙《漳浦县志》卷一九《杂志·丛谭》亦采郑樵之说，力陈“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

    但今人亦有对郑樵所论不以为然者。戴吉强主编的固始历史文化丛书之一《固始移民资料简编》就提出：“固始一县，士民流向闽地如此突出，古今也有人提出过疑问，也有人解释说是因为闽王‘王审知固始人贵固始’而造成的冒认，但从历史事件、地方史志资料和豫闽台三省诸多姓氏族谱资料来看，不以为然。闽台众多族谱记载先祖于晋末、唐初、唐末、两宋之季，自光州固始入闽，并且有名讳，有世系，有些还记有出自固始的具体地名，有的族谱甚至还记载从闽地又回迁固始，多少世代还有往来。如此翔实的记载，不能说都是附会，而是客观历史事实的反映。”

    戴吉强等先生除强调闽台族谱的“翔实”记载外，还提出：“汉武帝迁徙闽越之民处居江淮之间，为后来中原姓氏入居闽地，沟通了联系”，“客观上把相距二三千里的闽南之地与江淮间的庐江之地联系了起来，为南北人口事例融合，为中原士族徙居闽地创造了先导条件”。

    我以为戴吉强等先生的上述论据都不合历史真实，碍难成立。先说汉武帝迁闽越（今福建福州、建安一带）、东越（今浙江温州与今闽北带）民至江淮间事。秦汉时期，还没有福建这一概念。今福建大部分地区尚未开发，社会经济还很落后，司马迁说“江南卑湿，丈夫早夭”，“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就包括今福建地区。从居民的族属关系上看，今福建一带多为闽越族，亦即属于百越“蛮”范围，文化水平远远不及中原地区。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今福建建安、福州一带设闽中郡（治东冶，今属福州市）。其相邻的郡为会稽郡（治吴县，今属江苏苏州市）、鄣郡（治鄣县，今浙江安吉西北）、庐江郡（治番阳，今江西鄱阳东北）、南海郡（治番禺，今属广东广州市）。秦末楚汉相争时期，越王句践后裔无诸和摇佐汉。汉初便封无诸为闽越王，都东冶，封摇为东海王，都东瓯（今浙江温州一带）。汉武帝将闽越与东越的越族百姓迁至江淮一带后，其地遂空，不单设郡县，而隶属于会稽郡。至西晋时才设建安郡与晋安郡。从汉武帝迁闽越、东越百姓至江淮间到西晋永嘉之乱，相隔400多年，大约经历了十代人。此时，江淮一带与闽越、东越故地，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北迁的少数民族越人，经过长期的民族融合，应该也都已融入当地社会。没有证据表明，北迁越人的后裔与其故地还长期保持联系。也没有证据表明，永嘉之乱后，北方民众的南迁，本身就是，或者说本身就包含有汉武时北迁少数民族诸越“蛮”后裔的有意识回归。

    再说，汉武帝将闽越与东越的越族百姓迁至江淮一带时，迁出地至少包括今福建与浙南两地，迁入地则至少包括江淮一带几十乃至上百个县。如果说，“汉武帝迁徙闽越之民处居江淮之间，为后来中原姓氏入居闽地，沟通了联系”，那么，与今福建、浙南地区沟通联系的，就不仅是固始一县，而是江淮一带几十乃至上百个县。既然如此，北方战乱时期，江淮百姓“定向”迁往今福建、浙南的，也就不独是固始一县，而是江淮一带几十乃至上百个县。

    实际上，永嘉之乱后，北方民众的南迁是一波一波地逐步向南推进，并不是什么“定向迁徙”。《晋书》卷一五《地理志·徐州》即记：“永嘉之乱，临淮、淮陵并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之后，徐州所得惟半，乃侨置淮阳、阳平、济阴、北济阴四郡。又琅邪国人随帝过江者，遂置怀德县及琅邪郡以统之。是时，幽、冀、青、并、兖五州及徐州之淮北流人相帅过江淮，帝并侨立郡县以司牧之。割吴郡之海虞北境，立郯、朐、利城、祝其、厚丘、西隰、襄贲七县，寄居曲阿，以江乘置南东海、南琅邪、南东平、南兰陵等郡，分武进立临淮、淮陵、南彭城等郡，属南徐州，又置顿丘郡属北徐州。明帝又立南沛、南清河、南下邳、南东莞、南平昌、南济阴、南濮阳、南太平、南泰山、南济阳、南鲁等郡以属徐、兖二州，初或居江南，或居江北，或以兖州领州。郗鉴都督青兖二州诸军事、兖州刺史，加领徐州刺史，镇广陵。”

    《晋书》卷一四《地理志·豫州》亦记：“永嘉之乱，豫州沦没石氏。元帝渡江，以春谷县侨立襄城郡及繁昌县。成帝乃侨立豫州于江淮之间，居芜湖。时淮南入北，乃分丹阳侨立淮南郡，居于湖。又以旧当涂县流人渡江，侨立为县，并淮南、庐江、安丰并属豫州。宁康元年，移镇姑孰。孝武改蕲春县为蕲阳县，因新蔡县人于汉九江王黥布旧城置南新蔡郡，属南豫州。又于汉庐江郡之南部置晋熙郡。”

    时固始县即属豫州的汝阴郡。时汝阴郡“统县八，户八千五百”。固始前身的期思县，属弋阳郡，“统县七，户一万六千七百”。固始、期思南迁的民众，多数应被安置于南豫州。后来，安置在南豫州的一些人又辗转迁至闽、广等地。因为永嘉之后时，固始等地的人口不多，南迁人口的总数不大，东晋南朝时，南迁的民众绝大多数又被“土断”为沿江各郡县的编户齐民，所以进一步南迁入闽、广等地的比例应该很小。而迁入闽、广者，自然是包括黄淮以北许多郡县的移民，而不独汝阴固始之地。

    王绪、王潮、王审知等入闽的情况也是如此。过去常说唐末光启年间，王潮、王审邽、王审知三兄弟率光州固始人入闽，从上引《资治通鉴》记载可知，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实际上，率众入闽的领导者是寿州人王绪与其妹夫刘行全。王潮只是王绪的一个僚属，并无决策权。王绪于中和元年（881年）占领寿州、光州，在那里待了三年多。至光启元年（885年）正月，为躲避势力强大的秦宗权的威逼，才率部南行。王绪率部南行，自始至终并无“定向徙居”福建的目标，而只是想找一个地方立足。所以，他一路打江州、打洪州、打虔州、打汀州、打漳州，只是因为江州、洪州、虔州等地，他“皆不能守”，才未停留下来。王潮取代王绪后，甚至还准备折回光州。实际上他也已经从漳州返回，走到沙县。只是因为泉州人张延鲁等的挽留，他才又从沙县南下围泉州，后来才先后占领泉州、福州，才得以在今福建建立“闽”国政权。从王绪率部入闽，到王审知称“闽王”，我们始终看不出与汉武时期的迁闽越、东越民于江淮间有什么关系。

    据《新唐书》卷四一《地理志》记载：唐末光州领五县：定城（州治，上县）、光山（上县）、仙居（上县）、殷城（上县）、固始（上县）。寿州亦领五县：寿春（州治，上县）、安丰（紧县）、霍山（紧县）、盛唐（上县）、霍丘（上县）。光州和寿州的户口数大致相等。因为当时率众南行的主导者是寿州人王绪及其妹夫刘行全，因而随王绪南迁者中，寿州人可能多于光州人。而固始又只是光州五县之一，而光州的州治又不在固始，而是在定城。以此概算，王绪“悉举光、寿兵五千人，驱吏民渡江”时，光州固始人大致只有其中的十分之一上下。反过来说也就是，唐末随王绪、王潮、王审知入闽者中，十之八九不是光州固始人。仅此一端亦可见“闽人皆称光州固始之妄”，而郑樵、方大综、陈振孙等所言不虚。

    戴吉强等先生对郑樵等所论“不以为然”，还有一个重要理由，这就是“唐闽县人林谞撰《闽中记》记载：‘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今闽人皆称固始人。’……由此可见，‘今闽人皆称固始人’，唐中后期已然，而非宋人郑樵言因闽王‘王审知固始人贵固始’之由。”

    戴吉强等先生这一理由初看似乎对他极为有利。但一经核实资料之后，就反倒变成对他极为不利的资料。《闽中记》，唐大中年间（847-859）闽县人林谞撰，宋庆历年间（公元1004-1048年）林世程重修。唐宋以后，学者多所引用。至清朝，《闽中记》已散失。但从历代学者的引用中，我们仍可窥其大概。

    戴吉强等先生所引的《闽中记》，出自明嘉靖年间张梯、葛臣等修纂的《固始县志》卷七《人物志·隐逸附》。原文如下：“附：陈钺、宋谏临贡不应；张纶、贾璜、吴淮、许遂、程贤、朱泰、邓文，冠带归隐。皆忘情进取，耽志《骚》、《选》。臣曰：固始衣冠南渡，大较有三。按《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今闽人皆称固始人，一也。观福清唐尚书右丞林贽、御史中丞陈崇可见。又，王潮之乱，十八姓入闽，二也。观方、胡、龚、徐、顾、丘、白可见。又靖康南渡，衣冠文物荡然一空，三也。观王荆公志王深甫自固始迁侯官，朱文公志黄端明祖膺自固始，邵武张翠屏序本固始人南渡徙闽可见。噫嘻！今虽去国何啻三世。其水木本源之思，当有如周之濂溪，朱之新安，胡、吕之安定、东莱者矣。”

    可见，林谞《闽中记》只是讲“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并未说先期入闽的林、黄、陈、郑四姓来自光州固始。而“今闽人皆称固始人”一语，明显是《嘉靖固始县志》作者张梯、葛臣的意见，与《闽中记》无关。引者砍头（隐去“臣曰：固始衣冠南渡，大较有三”一语）、去尾（隐去“一也”、“二也”、“三也”等语），断章取义，便将《嘉靖固始县志》作者张梯、葛臣的话“今闽人皆称固始人”改造成《闽中记》的话；使原本极不利于“今闽人皆称固始人”说的《闽中记》和《嘉靖固始县志》，变成了“今闽人皆称固始人”的有力佐证。

    历史是一门实证的科学，地方史亦然。既然是一门科学，就要严格遵循科学研究的学术规范，准确揭示历史的真实情况。其所谓“实证”，就是言必有据，史学研究必须以充分的经过验证的真实可靠的史料为依据。未经验证的史料（如晚近新编族谱中凿空编造的数百年乃至千余年前的远祖世系，与地方志中前志并无，晚近始据晚近族谱增添的远年内容），即使是数量再多，也不可取，想当然或断章取义，就更不可取。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要求慎重对待各种不同的资料，不能只挑选于己有利的资料，而对不同的说法置若罔闻。

    前面谈过，“今闽人皆称固始人”说的论据只是晚近的族谱与听信晚近族谱的晚近地方志。实际上，晚近编成的族谱，其远祖部分率不可信。这是由晚近族谱的编撰特点所决定的。

    我们知道，《世本》是我国最早的谱牒着作，记载了自黄帝至春秋时期帝王、诸侯及卿大夫的世系。司马迁编写《史记》，就很注重谱牒资料的搜集和研究。《世本》就成为他编写《史记》的重要参考资料之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崛起，在九品官人法下，门第是政府选官、任官的重要依据之一，而谱牒资料就是甄别门第的主要依据。即如刘知几《史通》卷三《书志》所言，此类谱牒“用之于官，可以品藻士庶，施之于国，可以甄别华夷”。这就要求族谱资料完整、准确。其时的编修谱牒工作，多数仍由官府主持。民间私人修谱的情况也有，但要得到政府的认可，要经得社会的检验，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所以大体上还能比较客观。

    隋唐时期，科举制取代九品官人法，世家大族趋于没落，私家修谱更盛。宋代以后，除皇家玉牒外，家谱、族谱等均由私家编修，政府不再过问。这使私家谱牒大为普及。现存不下两万种的家谱、族谱、宗谱，绝大多数是明清两代乃至民国时期编纂的。这些谱牒资料，特别是其中的族规和各种记事（如祠田记、义田记等）对于研究明清时期的社会、经济、文化，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其所记载的迁到现住地前后的比较晚近的世系，一般都比较朴实，谱中人物很少是达官贵人，而多半是士农工商的普通人，因而比较真实可靠，是今人寻根问祖的不可多得的资料。

    但此类族谱也有其不实的一面，即如史学家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所说：“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今大江以南，人文称盛，习尚或近浮华。私门谱牒，往往附会名贤，侈陈德业，其失则诬”。

    晚近族谱其远祖部分率不可信，其例不胜枚举。这里且从宏观角度举两例：其一，如前所述，唐末随王绪等入闽的寿州、光州人中，来自光州固始的充其量不过十之一二。但晚近族谱中言唐末入闽者几乎全都说来自光州固始，极少自称来自寿州各县或光州定城、光山、仙居、殷城诸县。仅此一端即可见唐末自光州、寿州入闽者的族谱中，其远祖部分十之八九有作伪嫌疑。其二，北方战乱时期，为避兵灾而避入福建者，从数量上讲应以普通百姓占多数，达官贵人占少数。但纵观其时从中原地区入闽者的族谱，其远祖部分（包括入闽始迁祖），基本上都是仁宦为官吏，似未见写明其远祖（包括入闽始迁祖）是农、工、商者。由此亦可概算其远祖（包括入闽始迁祖）部分，率多作伪。

    因为晚近族谱其远祖部分率不可信，所以我们研究地方史志时，就必须下大力气对家谱、族谱资料的真伪，加以甄别。史学家刘知几就说过：“夫郡国之记，谱牒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郡国记也。颍川‘八龙’，出于《荀氏家传》，谱牒书也。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

    甄别的方法其实也很简单，只要比对相关资料即可。因为私谱的远祖部分多“谬托贤哲”，而贤哲们又多见载于史籍，只要认真核对，就不难辨出真伪。今人所说的光州固始人曾数次“定向徙居闽地”，虽然引用了“众多”的晚近族谱，但多数并未对之进行必要的考证、辨析，显然不合历史研究的学术规范。

    二、史籍与地方志关于陈元光籍贯的几种说法

    陈元光是唐初今粤闽交界地区的重要历史人物，他曾平定该地区的“蛮獠”动乱，对于漳州的设置与开发有重大贡献。关于陈元光的籍贯，地方史志有不同的记载，亟须加以辨析。

    唐人着作中涉及陈元光者有两条：一是与陈元光大体同时的张鷟的《朝野佥载》称陈元光为“岭南首领”；二是唐人林宝的《元和姓纂》卷三“诸郡陈氏”条载：“司农卿陈思门、左豹韬将军陈集原、右鹰扬将军陈元光、河中少尹兼御史中丞陈雄，河东人”。林宝的《元和姓纂》说的显然是郡望，不能说明陈元光是否由河东到粤闽。

    宋代官修《宋会要辑稿·礼二○》曾提到陈元光神祠：“陈元光祠。在漳州漳浦县。神宗熙（年）［宁］八年六月封忠应侯。徽宗政和三年十月赐庙额‘威惠’。宣和四年三月封忠泽公。高宗建炎四年八月加封‘显佑’二宇。绍兴七年正月又加‘英烈’二宇。十二年八月，加封英烈忠泽显佑康庇公。十六年七月，进封灵着王。二十三年七月，加封‘顺应’二宇。三十年，又加‘昭烈’二宇。王父政、母吐万氏，绍兴二十年六月封父曰胙昌侯：母曰厚德夫人。王妻种氏，建炎四年八月封恭懿夫人，绍兴二十年六月加封‘肃雝’二宇。王子珦，绍兴二十七年四月封昭贶侯。灵着顺应昭烈王，孝宗乾道四年九月加封灵着顺应昭烈广济王。考胙昌侯加封胙昌开佑侯；妣厚德夫人加封厚德流庆夫人；妻恭懿肃雝夫人加封恭懿肃雝善护夫人；子昭贶侯加封昭贶通感侯；曾孙咏封昭仁侯，谟封昭义侯，訏封昭信侯。”但未提及其籍贯。

    北宋漳州人吴与《漳州图经序》载：“谨按本州，在《禹贡》为扬州之南境。周为七闽之地，秦汉为东南二粤之地。汉武平粤，为东会稽治县，并南海揭阳之地。晋宋以来，为晋安、义安二郡之地。皇唐垂拱二年十二月九日，左玉铃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平潮州寇，奏置州县。敕割福州西南地置漳州，初在漳浦水北，因水为名。寻以地多瘴疠，吏民苦之，耆寿余恭讷等乞迁他所。开元四年，敕移就李澳州置郡，故废绥安县地也。自初置州，隶福州都督府；开元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敕割隶广州；二十八年敕复隶福州。州本二县：一曰漳浦，即州治也；一曰怀恩。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敕以户口逃亡废之，并入漳浦，又割泉州龙溪县隶本州。大历十一年，福建观察使皇甫政奏割汀州龙岩县来属，十二年五月二十七日，敕从之。天宝元年，改为漳浦郡。乾元元年，复为漳州。兴元二年，刺史柳少安请徙治龙溪，福建观察使卢惎录奏。贞元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敕从之。遂以龙溪城为州定，管龙溪、漳浦、龙岩三县。”吴与《漳州图经序》虽未提及陈元光籍贯，但叙述了漳州其地与岭南的深厚渊源，叙述了陈元光平定“潮州寇”的经历，显然对陈光元来自岭南说比较有利。

    南宋朱熹《晦庵集》卷八○《漳州守臣题名记》记：“漳以下州领军事。唐垂拱二年，用左玉铃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奏置。领漳浦、怀恩二县，而治漳浦。开元四年徙治李澳川，在旧治南八十里。二十九年废怀恩入漳浦，而割泉州龙溪县来属。天宝元年改漳浦郡。盖凡漳之所以为州，其本末之可考者如此。其守将则陈公，殁而为神。今以王封、庙食后乃或见或否，以至于刘侯而后始有纪焉。”亦未提及陈元光籍贯。因为古人为文，常提及所述之人的籍贯（本地人则省略），其未叙陈元光籍贯，似乎也表示陈元光是本地人，而不是来自千里之外的光州固始。

    以上说明，唐宋时期尚未出现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

    到了明朝。明天顺五年（1461年）修成《明一统志》，其卷八○《潮州府》仍未及陈政、陈元光事。

    《明一统志》卷七八《漳州府》，其《名宦》部分提到“唐陈元光以鹰扬卫将军随父政戍闽，父死代为将。永隆初击降潮州盗，请创置漳州，就命元光镇抚。久之，以讨贼战殁，因庙食于漳。”亦未及其籍贯。只是在《陵墓》部分提到“陈政墓在南靖县南新安里。唐诸卫将军陈政领兵戍闽。卒，葬于此。政，光州人，元光父也，俗名将军墓”。

    时光州固始属汝宁府。《明一统志》卷三一《汝宁府》各部分（包括《名宦》、《流寓》、《人物》、《祠庙》、《陵墓》等）皆未及陈政、陈元光。值得注意的是，《明一统志·汝宁府》其《人物》部分，有唐五代的周光元、袁滋、周墀、刘仁安、王潮、王延嗣等，而无陈政、陈元光。说明天顺五年（1461年）以前虽已出现陈政、陈元光州说，但尚未为光州史志所采用。

    弘治（1488-1505）年间的《八闽通志》卷一《地理志·漳州府》载“唐嗣圣三年广寇陈谦等连结诸蛮攻潮州。左玉铃卫翊府左郎将陈元光讨平之，请置一州于泉潮之间以抗岭表，遂析福州西南境置漳州。”此外还多次提到陈元光，但亦皆未言其籍贯。

    嘉靖《潮州府志》卷五《官师志》“唐州刺史”条载：“常怀德，高宗仪凤间刺潮，诛崖山贼，以礼义教民，民皆化之。”虽未及陈政、陈元光事，但隆庆（1567-1572）《潮阳县志》卷一《建置沿革纪》引潮州旧志则记：“按潮州旧志载：唐仪凤间崖山贼陷潮阳，命闽帅陈元光讨之。元光刊木通道，大小百余战，俘馘万计，岭表以平，后潮人以其有功于潮，立庙于州城，名曰威惠，今废。”隆庆《潮阳县志》称引的潮州旧志虽未提到陈元光籍贯，但既称陈元光为“闽帅”，似乎表明他不是从北方万里提兵入闽的。

    福建方面至明崇祯（1628-1644）初刊印的何乔远（1557-1633）《闽书》卷四○《君长志》，才明确说陈政、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闽书》卷四○《君长志》记载：“陈元光，宇廷炬，固始人。祖克耕，从唐太宗攻克临汾等郡。父政，以从征功，拜玉铃卫翊府左郎将、归德将军。总章二年（669年），泉潮间蛮獠啸乱，居民苦之，佥乞镇帅，以靖边方。高宗敕政统岭南行军总管事，出镇绥安故地。仪凤二年（677年）卒。元光通儒术，习韬铃，年十三则已领乡荐第一。及代领父众，会广寇陈谦连结诸蛮苗自成、雷万兴年攻陷潮阳，守帅不能制，元光以轻骑讨平之。”何乔远所述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大体相同，可见，何乔远的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本于《颍川陈氏开漳族谱》。

    但现存最早的固始县志——嘉靖《固始县志》以及后来的清乾隆《重修固始县志》却仍只宇未提陈元光及其先人。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嘉靖《固始县志》卷七《人物志·隐逸附》记：“固始衣冠南渡，大较有三。按《闽中记》：‘永嘉之乱，中原士族林、黄、陈、郑四姓先入闽。’今闽人皆称固始人，一也。又，王潮之乱，十八姓入闽，二也。又靖康南渡，衣冠文物荡然一空，三也。”更是明确地将陈政、陈元光排除在自光州固始入闽者行列之外。这说明明代后期，福建地方史志《闽书》虽已率先大幅采用《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说，认定陈政、陈元光从光州固始提兵入闽。但此说并未为粤、豫方志（包括《固始县志》）所接受。

    到了清朝，陈元光来自光州固始说更加盛行，且为闽、豫方志所广泛引用。但广东方面仍坚持广东揭阳说，如清雍正九年（1731年）修成的《广东通志》卷四四《人物志·忠烈》载：“陈元光，先世家颍川。祖洪，丞义安，因留居为揭阳人。父政，以武功隶广州扬威府”，明确提出陈政、陈元光为揭阳人。清乾隆廿七年周硕勋《潮州府志》卷廿九《人物·武功》亦记：“陈元光，揭阳人，父政，以武功隶广州扬威府”。

    有趣的是，清乾隆年间（1736-1795）编成的《清一统志》兼取互相矛盾的广东揭阳说与光州固始说。《大清一统志》卷一七六《光州》载：“陈元光，宇廷炬，光州人，博览经书。总章间，从其父政领将卒五十八姓以戍闽，政卒，元光代领其众”。《大清一统志》卷三二九《漳州府·名宦》亦载“唐陈元光，固始人，总章二年随父政领军入闽，父卒，代领其众”。而《大清一统志》卷三四四《潮州府》则明确载：“唐陈元光，广揭阳人。仪凤中随父征戍闽中，父死，代为将”。同一本书，同时采用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十分耐人寻味。

    如前所述，陈政、陈元光自光州固始入闽说来源自陈氏族谱。《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说陈元光之父“世居河南光州固始县之浮光山”。《颍川陈氏开漳族谱》所录的《颍川陈氏世系》开列了陈政近五世先人：陈显逊（宇延谦，又宇延思，仁梁州刺史）→陈庆之（为武威将军）→陈霸汉（宇兴家，号太宗，封汝宁）→陈果仁（讳欲得，宇育，隋任大司徒，封忠烈王）→陈克耕（克荆，唐开国元勋，封济美嘉庆侯）→陈政。现在我们就据此考证一下，陈政、陈元光的近几世祖是否为光州固始人。

    陈显逊，史书无传。陈庆之，《梁史》有传。《梁书》卷三二《陈庆之传》载：“陈庆之，宇子云，义兴国山人也。幼而随从高祖。普通中，魏徐州刺史元法僧于彭城求入内附，以庆之为武威将军”。可见，陈庆之绝非光州固始人，而是义兴人。《梁书·陈庆之传》未言陈庆之父祖为谁，可见其先世不显。《梁书·陈庆之传》既未言陈庆之其父为陈显逊，更未言其有子陈霸汉，而《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却说陈庆之上承陈显逊，下传陈霸汉。

    陈霸汉，正史无传。然据祯祥本《颍川陈氏开漳族谱》，陈霸汉与南朝陈开国皇帝陈霸先同高祖。《陈书》卷一《高祖纪》载：“高祖武皇帝讳霸先，宇兴国，小宇法生，吴兴长城下若里人，汉太丘长陈寔之后也，世居颍川。寔玄孙准，晋太尉。准生匡，匡生达，永嘉南迁，为丞相掾，历太子洗马，出为长城令，悦其山水，遂家焉。达生康，复为丞相掾，咸和中土断，故为长城人。康生盱眙太守英，英生尚书郎公弼，公弼生步兵校尉鼎，鼎生散骑侍郎高，高生怀安令咏，咏生安成太守猛，猛生太常卿道巨，道巨生皇考文赞”。据此可见，陈霸先的高祖为陈咏。至陈咏，陈氏已六世定居于吴兴长城县。如果有陈霸汉其人，这就意味着陈霸汉自其九世祖以来就是吴兴长城人，与光州固姓毫无瓜葛。如果陈霸汉果为陈显逊之子，那么陈显逊也只能是吴兴长城人，而非光州固始人。

    陈果仁，《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说他是隋大司徒，封忠烈王。司徒为三公之一，品位显赫。如果陈果仁确为隋司徒，《隋书》定无不载之理。但遍查《隋书》却完全不见陈果仁的踪迹。《旧唐书》卷五六《沈法兴传》载：“沈法兴，湖州武康人也。隋大业末为吴兴郡守。东郡贼帅楼世干举兵围郡城，炀帝令法兴与太仆丞元佑讨之。俄而宇文化及弑炀帝于江都，法兴自以代居南土，宗族数千家，为远近所服，乃与佑部将孙士汉、陈果仁执佑于坐，号令远近，以诛化及为名。于是据有江表十余郡，自署南道总管。复闻越王侗立，乃上表于侗，自称大司马、录尚书事、天门公。承制置百官，以陈果仁为司徒……初，法兴以义宁二年起兵，至武德三年而灭”。原来，陈果仁只是隋末割据势力沈法兴的“司徒”，不是隋王朝的司徒。在隋朝，他只是太仆丞元佑的部将。所谓封忠烈王云云，显然无稽之谈。沈法兴灭亡后，陈果仁不知所终。《颍川陈氏开漳族谱》编撰者“附会名贤”过于心切，一时“误会”，找错人，竟让隋末割据势力沈法兴的“司徒”入了谱。

    《颍川陈氏开漳族谱》说陈果仁之子传陈政之父陈克耕（或曰克荆）。如前所述，陈果仁于唐武德三年（620年）还是江淮割势力沈法兴的司徒，其子又怎么可能在此之前的隋大业十三年（617年）参加李渊的太原起兵，并成为开国元勋？查两《唐书》，唐开国元勋中也绝无陈克耕或陈克荆者。由此可见，《颍川陈氏开漳族谱》与《闽书》说陈政“从父克耕攻克临汾等郡”等等，也是子虚乌有之事，没有丝毫的可信度。除此之外，《颍川陈氏开漳族谱》所附的所谓陈元光《龙湖集》（在康熙陈汝箴《漳浦县志》称为《玉铃集》）等等，作伪之迹也都很明显。

    要言之，《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开列的陈政、陈元光的近五世先祖，其“附会名贤，侈陈德业”之迹历历在目，有力地印证了史学家章学诚所说：“谱系之法，不掌于官，则家自为书，人自为说，子孙或过誉其祖父，是非或颇谬于国史。其不肖者流，或谬托贤哲，或私鬻宗谱，以伪乱真，悠谬恍惚，不可胜言。”

    既然《颍川陈氏开漳族谱》开列的陈政、陈元光的近五世先祖，无一人可确证是光州固始人，又有什么根据说陈政、陈元光必是光州固始人？既不能确定陈政、陈元光是光州固始人，又怎么能说陈政、陈元光是从光州固始提兵入闽的？再者，无论说随陈政、陈元光自光州固始举家入闽，且长期戍守于闽、定居于闽的是府兵，还是募兵，都不符合唐代兵制。唐代府兵只是后备兵，除定期轮番宿卫（或征行）外，都不离本乡。而且，唐代府兵制的制度是别将以上军官，例不由本地人担任。也就是说，如果陈政、陈元光是光州固始人，那么他所带的府兵就不可能是本地府兵（实际上唐代光州亦并无府兵军府），反之，如果陈政、陈元光率领的是光州固始府兵，那么，陈政、陈元光就绝不是光州固始人。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使陈政、陈元光率光州府兵入闽说陷于不能自圆其说的困境。或即因此，今人又改府兵说为募兵说。募兵牵涉到更改户籍与免赋役问题，也只能由地方长官出面招募，而不可能由军事将领到本人户籍所在地集中招募。而且唐前期的募兵，也是不随带家属的。从行军路线上看，总章二年的“蛮獠啸乱”既然发生在龙溪以南的沿海地带，唐中央政府如果要派兵平叛，按理说也应该走便捷的水路，而不会长途跋涉，翻山越岭，穿越“蛮獠啸乱”地区到九龙江南布防，然后再依托潮州往北打。这种舍近求远战术，为历史所未见，极不合情理。总之，陈政、陈元光自光州固始万里提兵说，除破绽百出的晚近族谱与受其影响的晚近地方志外，并无任何实据。

    反之，说陈政、陈元光是岭南首领，不仅传世文献有迹可寻，也很符合当时泉潮间的时空特点。陈元光其人、其事，与泉潮间的“蛮獠”啸乱，唐代史书皆不载，说明陈政、陈元光平定粤闽交界处“蛮獠”啸乱事件只是地方性事件，并未牵动朝廷。既然其时“蛮獠”啸乱事变只是发生于潮州或靠近潮州的地方，而潮州所属的广州都督府又有较强的常备军，由广州都督府或其下属的潮州或派兵平叛，可谓顺理成章。如前所引，广东方面的方志实际上也一直都这么说。陈政、陈元光自粤入闽说与早期《固始县志》——嘉靖《固始县志》只宇不提陈政、陈元光，且明确将陈政、陈元光在泉潮交界处作战事排除在光州固始人“三次”入闽之外，也十分契合。应该说，陈政、陈元光自粤入闽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颍川陈氏开漳族谱》与清朝的一些《光州志》或《固始县志》屡屡提到陈政、陈元光曾被授归化将军、岭南行军总管，又说陈元光子孙世袭漳州刺史，这一切如果属实，似乎也都无意中印证了陈政、陈元光是岭南首领这一事实。因为在唐代，归化将军这一类衔头，无论是作为虚衔，还是实职，都只授给少数民族酋长。世袭刺史，也只有少数民族酋长才有可能。

    结语

    唐末，包括光州固始人在内的一批寿州人、光州人，随王绪、王潮、王审知等入闽，这是光州固始人批量入闽的唯一一次，但其影响却很深远。后来因为王审知做了闽王，掀开了福建开发史新的一页。王审知其人，在福建又政绩可嘉，所以颇受闽人尊重。因此，许多从中原入闽者的后裔都自称是来自光州固始。光州固始因此成为闽人称羡的中原先进文化的代表。这一特殊的文化心理现象，很值得研究。

    文献来源：2011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2011年11月。

    作者简介：杨际平，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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