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池

    闽南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区域文化，它源于中原文化，是中原汉文化与东南海疆古闽越族文化在几个世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相互碰撞与交融而逐渐形成的。随着闽南人口的迁徙，这一区域文化首先随着闽南人在明清时期开发台湾而延伸到了宝岛，成为台湾的主流文化。还随着闽南人的漂洋过海远播到东南亚各国的闽南方言区。据有关资料统计，至今全世界使用闽南方言的人口在一亿五千万人以上。那么，古闽越文化究竟是通过什么渠道与中原文化产生碰撞与交融而形成闽南文化的呢？又怎么传播到台湾呢？本文就此作一探讨。

    一、历史上的中原移民入闽

    （一）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现在我们所说的中原，一般指河南省（广义的中原指黄河中游地区），故河南有“中州”、“中土”之称。4000多年前，河南就是中国“九州”中心之豫州，现在简称为“豫”。史学界普遍认为：河南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这里是自三皇五帝到北宋中国长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所在地，因此古有“得中原者得天下”之说。

    中原地区是华夏民族的摇篮。据有关统计资料表明，仅河南起源的姓氏就占了中华姓氏的五分之一。尤其是固始，该县地处江淮之间，自古是中原人口第一大县。隋末唐初固始县就有人口4-5万人，居当时河南地区县级之冠（现全县有160万人口，仍是河南人口第一大县）。这里有许多诸侯封国，是中华民族许多姓氏的源头。又因地处古代中原人南行东部大通道的枢纽地带，从这里大量输出人口和姓氏便成为历史的必然。据固始地方史记载，西汉初年，汉武帝北迁闽越人于江淮间，闽固两地的血缘纽带由此搭起。之后从固始移民入闽便源源不绝，仅从东晋至五代比较大规模的对闽南较有影响的就有三次，一是东晋永嘉之乱，中原八姓衣冠南渡，半数以上从固始入闽；二是总章二年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南平乱及其随后跟魏妈入闽增援的唐府兵大多为河南固始籍子弟；三是五代的“三王”（王绪、王潮、王审知）入闽。如今来自海内外各姓氏宗亲纷纷到固始的“寻根热”成为全国最独特的一大景观。

    （二）固始三次较大规模的移民入闽

    1.永嘉之乱，中原士族大量南迁，其中固始人居半

    晋武帝于公元290年逝世后，从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年）开始，北方匈奴贵族刘渊、羯族石氏、鲜卑族慕容氏、氐族符氏、羌氏姚氏相继称帝，分据中原，争战不已，史称“五胡之乱”。光熙元年（306年）晋惠帝死，司马炽嗣位，是为怀帝，改元永嘉。晋怀帝永嘉年间（307-313）是“五胡之乱”最剧烈的时期，故称“永嘉之乱”。永兴元年，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起兵反晋，遣石勒等大举南侵，屡破晋军，势力日益强大，永嘉二年（308年）正式称帝。刘渊死后，其子刘聪继位。次年，刘聪遣石勒、王弥等率军攻晋，在平城（今河南鹿邑西南）歼灭十万晋军。永嘉五年（311年），匈奴兵攻陷西晋京师洛阳，俘虏了晋怀帝。纵兵烧掠，杀王公士民三万余人。之后，怀帝被匈奴人所杀，其侄愍帝被拥立于长安，西晋王朝名存实亡。公元316年，匈奴兵攻入长安，俘虏了愍帝，西晋至此宣告灭亡。晋元帝司马睿东渡于建康（今江苏南京）建立东晋，收辑人心，义安江左，南方荆、扬、江、湘、交、广之地，比起烽烟四起的中原安静得多。于是中原士民相率举族南迁，避难斯土。

    “永嘉之乱，衣冠南渡，始入闽者八族”。《三山志》载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姓，这八姓是中原大族，入闽后先在闽北（今南平地区）及晋安（今福州）定居，而后逐渐向闽中和闽南沿海扩散。这些南迁的中原士民，有多少人来自固始，有多少人入闽？史料缺乏明确记载，但可以肯定的是，固始移民占一定数量，也有不少进入闽地。根据是《闽中记》记载：“永嘉之乱，中原士族陈、郑、林、黄四姓先入闽，今闽人皆称固始人。”又据固始《黄氏宗谱》记载：固始黄姓“永嘉之乱，中原板荡，流闽者百五十余户”。

    2.唐初陈政、陈元光奉诏入闽南平乱与开发

    唐高宗执政初年，闽南一带还是中央政府管理的盲区，这里的“蛮獠”山越族酋长连结汉族中的一些反唐势力，在福建的泉州（治在今福州）和潮州中间中央政府政令鞭长莫及的双不管地带，攻城略地，严重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生活，给经济社会带来很大破坏。唐总章二年（669年），陈政奉诏率领府兵三千六百名，将领一百二十三员，风尘仆仆从中原千里戍闽南安边，拉开了唐王朝绥靖与开发东南边陲战略部署的序幕，年方13岁的陈元光随行。之后，因唐军“兵困九龙山”，陈政母亲魏（箴）太夫人亲率3000援军来援，戍闽唐军才得以进军蒲葵关（今盘陀岭），打开了蒲葵关天险，进军云霄地界，屯营火田。从总章二年起，到永隆元年（680年）八月陈元光最后在蒲葵关（今盘陀岭）消灭“蛮獠”部队主力，基本肃清动乱根源，前后达11年之久，陈元光也在残酷的战争烽烟中成长起来。

    这前后两次分别由陈政、魏妈率领赴闽南的固始“河洛郎”连同家眷、随军能工巧匠共达万人左右，可考的姓氏有陈、马、王、沈、李、卢、戴、汤、何、陆、林、杨、方、张、吴等85姓。而当时闽南“泉潮之交”的漳州区域，还是地广人稀的“炎荒绝域”，当时这片地区才有人口1690户，以平均每户5人计算，才有人口8000多人。也就是说，陈政、陈元光所带来的戍闽将士及其家眷、能工巧匠总人数在当时已超过本地居民数。

    3.唐末五代“三王”（王绪、王潮、王审知）的移民入闽

    唐末王潮是光启元年统兵来闽的。《新唐书·僖宗纪》载：光启元年正月，“王绪陷汀、漳二州”。王绪起义军进入福建后，发展很快，“八月，绪率部至漳浦，有众数万。”部队一直活动在漳浦至潮州一带，因道路崎岖，筹粮困难等原因，王绪下令，军中“无得以老弱自随，犯者斩！”可是，王潮兄弟不忍离弃与自己同甘共苦、千里相随的老母亲，于是，与王绪产生了矛盾。随着部队的壮大和发展，王绪忌才多疑的性格也逐渐暴露出来。“见将卒有勇略逾己及气质伟岸者皆杀之。”疯狂到连自己的妹婿、前军先锋刘行全也不能幸免，搞得军中人人自危。结果，王潮联络一些将士在南安篁竹中设下伏兵，杀掉王绪，众奉潮为首领。

    王潮领军后一改王绪“所至剽掠”的作风，军风整肃地过境泉州，给泉州的老百姓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那时泉州的百姓正饱受刺史廖彦若贪暴的苦难。耆老张延鲁等众奉牛酒赶到沙县请求王潮解救泉州百姓于水火之中。王潮顺应民心，围攻泉州，时间长达一年，至唐僖宗光启二年八月，城破，杀刺史廖彦若，遂有其地。光启四年十一月，唐王朝正式敕授王潮为泉州刺史、加检校右散骑常侍；翌年又晋封为工部尚书，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加户部尚书。大顺二年，任命王潮为福建观察使，王审知副之。至此，王潮、王审知完成了对福建省的统辖。

    跟随“三王”入闽的将佐、军校、兵士、眷属、民众究竟有多少姓氏，历来说法不一。明嘉靖《固始县志》记载称18姓，清代福建《柘荣溪坪谢氏族谱》里，有名讳可考的25个姓。从连横的《台湾通志》又可能查找到27个姓。新编《固始县志》据现存族谱与其他资料统计后，增为34姓。

    《泉州文库》杨清江先生从1996年起就对这一情况进行细心考核和增补，他先后从新旧《五代史》、《八闽通志》、《闽书》、《福建通志》、《十国春秋》、《泉州府志》、《八闽掌故·姓氏》等史志、史书和族谱中艰苦查寻，共考证出随“三王入闽”共有王、陈、林、刘、李、吴、郭、谢、郑、周、张、黄等67姓。而关于“三王”率领入闽的固始人数，清末固始进士何品黎考证“王审知带领固始乡民5000人入闽。”《新唐书·僖宗纪》载：进入福建后发展很快，许多老百姓加入义军，“有众数万”，可见，该起义军是进入福建之后，贫苦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才发展到“数万人”。

    二、陈元光开漳活动是闽南文化形成的主要影响源

    （一）三次移民入闽对闽南文化形成的不同影响

    实际上，历史上中原人民大量南迁还有南宋时期，因北方土地先为金朝所据，后为蒙古族建立的元朝占领，南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于是又一次出现中原人口南迁浪潮，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超过以前各次南迁的人口。其中当然也包括固始士民，但其迁徙之地以江浙为主，也有一部分进入闽粤地区。

    这数次的南下移民都带去了中原文化，都对闽文化的形成产生深刻的影响，但因以下情况而导致对闽南文化影响的程度各有不同：

    1.“永嘉之乱”入闽的中原人士遍布“江东”各处。当时的“江东”是一个很大的地域概念，因为靠近中原地带的长江在九江到南京这一江段是从南（偏西）向北（偏东）流向，故当时有“江东”与“江西”之称。汉初的江东指吴中一带，中心在今天的苏州；三国时，孙权以太湖一带作为根据地，当时把吴统治下的整个地区称作江东。从广义上讲，当时的“江东”指整个江南地区，狭义上指太湖一带；相对而言，当时的“江西”也不是今天的江西，广义上讲是指长江以北直至中原一带，而狭义上是指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唐开元年间，江南道分为东西二道，简称江东道、江西道，由此出现了具有行政建制意义的“江西”，原来以长江为标志，与江东对称的“江西”便逐渐被历史所淘汰。由此可见，中原士民南迁“江东”的地点十分广泛，包括今天的安徽东南部、江苏、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和福建等省。在福建则多集中在闽北、福州、莆田等较早开发的地区，有一些人也到达今泉州地区，中原文化对这些地区的影响比较显着，现在这些地方还有（福州）晋安区、（泉州）晋江县、晋江等地名可以佐证。因此，《福建省志》载：“相传中州八姓（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入闽，主要聚居在闽北建溪、富屯溪、闽江下游以及晋江沿岸，交通方便、土地肥沃的地方”。漳州地区其时尚未开辟，属“化外之地”，是刀耕火种、以渔猎为主的剽悍的山越人聚居之处，地理上又有戴云山山脉阻挡，故能够进入漳州地区的中原士族极少。所以这次的中原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对这片土地影响微乎其微。

    2.唐末至五代的“三王”入闽，虽然带来的起义部队基本上都是固始士民，也有五千多人，但这些人被安置到全省各地，其时福建有漳州已创建220多年，全省有福、建、泉、汀、漳五个府级建制。大部分的固始移民集中到生活环境较好的福州，对闽文化的形成有较大影响。而当时漳州、汀州相对于福州而言生活环境较差，又被列为下州。因此到漳州定居的固始人士也就相对少一些，来自中原文化的影响自然就比较弱。

    3.唐高宗总章二年（669年），陈政、魏（箴）太夫人相继率领的固始军眷入闽南平乱与开发，这是历史上进入闽南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原移民。这次移民因朝廷指示的平乱和开发双重任务，地点也指定在“泉潮之间”的闽南地区。于是，这片号称炎荒绝域的“化外之地”首次有近万名中原固始移民（比当地土着居民人数还多）集中在这里进行战争、生产和生活，而且战争结束后就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生活、世代繁衍，成为这里的永久居民，其所带来的中原文化影响力理所当然也就达到最大化，效果也最为显着。

    （二）陈元光卓着的开漳功绩

    1.实施剿抚结合、区分首恶胁从的平乱政策

    陈元光自幼饱读经书，深受儒家忠君报国、王道仁政的影响，当乃父陈政在奉诏入闽南平乱八载，惫极劳瘁而逝之后，在平乱战争中长大的他承父职代领戍闽唐军，总结了父亲过度杀戮的平乱政策带来了消极的后果：“元凶既诛，余凶复起，法随出而奸随生，功愈劳而效愈寡，诛之则不可胜诛……”。实行了剿抚结合、恩威并施的新政策，区别首恶与胁从，重点打击首恶，即“落剑唯戎首，游绳系胁从”，对参与动乱的广大“蛮獠”山民，则以抚绥为主。通过多种渠道，下力气招抚流亡。这一政策的实施赢得了人心，缓和了民族矛盾，很快击溃了“蛮獠”主力，取得了平乱战争的胜利，结束了闽南一带从总章二年开始长达十多年的动荡局面。土着群众“负耒耜皆望九龙江而耒”，荒凉的九龙江两岸“渐成村落，拓地千里”，为创建漳州奠定了社会基础。

    2.实行“畿荒一德，胡越和同”的民族融合政策

    对归附的“蛮獠”山民，陈元光“抚而籍之”，免除其赋税徭役，促进了生产。为了进一步促使当地山越民族改变陋习，融入主流社会，促进“胡越百家，愈无罅隙”，陈元光提倡民族通婚，鼓励部将与当地女子结为秦晋之好。这些政策的施行，极大促使汉族和当地土着民族的融合，并推进了还处于部落时期山越土着的封建化进程。

    3.用中原先进生产技术取代刀耕火耨的落后生产方式

    唐初，生活于泉、潮之间的山民仍处于氏族社会末期，其生产方式十分落后，他们“伐山而营，依山而猎”，“火田畲种无耕犊”。针对这一现状，陈元光则积极推广中原先进的生产工具与技术，如铁器农具，牛耕和曲辕犁，大力提倡精耕细作，兴修水利，使用筒车提灌农田，实行双季稻生产方式。

    正是由于这些来自中原先进生产工具与技术的应用，漳州地区农业生产得到初步发展，生产力水平第一次得到提高，沿袭数千年的刀耕火种生产方式至此画上了句号。

    4.创办学校，传播中原文化艺术，化蒙昧为敦伦

    作为一代儒将的陈元光，深知“兵革徒威其外，礼让乃格其心”，“其本在创州县，其要在兴庠序”的道理，因此，当战乱甫定，他就向朝廷上了《请建州县表》的奏章，朝廷批准了这一奏章。垂拱二年，漳州得到正式创建，由此唐王朝各种制度法令和中原文化在这里得以推行和传播。“化蛮貉之俗为冠带之伦”，使“荒陬蛮獠尽沐皇恩”。他在州郡职官中设专司教育的“文学”一职，主持乡校事宜，还让其子陈珦在新创办的松州书院主持讲授，聚生徒40人，成为漳州学校教育的源头。学校的创办，不仅达到“民风移丑陋，士俗转酝醇”之目的，而且使漳州迈进封建科举制度的轨道。他还与部将诗赋唱和，其留下的《龙湖集》成为福建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古诗集。他“教民祭腊”，成为闽南除夕过大年习俗的最早源头。另外，固始军民带来的中原戏剧艺术、饮茶文化、岁时风俗、宗教、祭祀文化都开始在这里扎下了根，并与这里闽越族文化相互交融与碰撞，成为今天闽南民俗的发端。而他们带来的中原古音与这里的土着方言相互交融，成为今天闽南方言形成的最初源头。至今闽南方言所保存的诸多中原汉唐古音，仍让许多语言学者如获至宝，激动不已。

    5.通商惠工，发展经济

    建置漳州之后，陈元光十分重视发展经济，他劝农通商惠工，教育儿子和部属要“日阅书开士，星言驾劝农”（陈元光《龙湖集》）。在他政策的感召下，官民开荒垦田，种稻种茶养蚕，发展多种经营，形成热潮，处处是“较斧开林驱虎豹，施罟截港捕鱼虾”。在漳州大地上，呈现出“火田黄稻俱甘旨，纲水金鱼洽醉醺”、“农郊卜岁丰，帅阃和民悦”的喜人景象。此外，晒盐，造船，制瓷，制陶，冶铁，织染，农机具制造等中原手工业技术也在这里得以传播。“海船近通盐”，既道出了当时船舶制造技术的进步，也反映了制盐业的发展和海上贸易的初步繁荣。

    由此可见，正是唐初陈元光及其部将和固始移民的开漳活动促成了闽南文化的产生，成为闽南文化的最初源头。

    三、闽南文化是联结海峡两岸的重要精神纽带

    （一）闽南文化的基木内涵

    闽南文化产生于晋唐，成熟于南宋，并在明清时期随着闽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发展。闽南文化的内涵博大精深，十分丰富，以至于至今许多学者对什么是闽南文化，闽南文化的内涵等问题仍没有统一的定论。我粗浅的看法是：闽南文化是所有闽南人在社会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就其外延来说，闽南地域是闽南文化的载体和发祥地，它随着闽南人向台湾和海外的迁徙而传播到台湾，传播到海外各国闽南人聚居之地。就其内涵来说，闽南文化离不开闽南的人、事、物。“人”即闽南人物，主要是历史人物，包括侨居海外的闽南人物；“事”即发生于闽南地域、闽南人当中的事，包括历史事件、历史故事以及语言、着述、艺术、制度、组织、民风民俗、思想思维、人文性格、宗教信仰、民间故事等等。“事”又可分为实事、虚事（即精神方面的事）；“物”即闽南实物，包括自然存在物和人工制造物等。它包括了产生于闽南人中、闽南地域上的一切，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既有物质的，又有精神的；既有古代的，又有现代的。我觉得它虽然还比较粗糙，但大体能圈出闽南文化的本质内涵。

    （二）闽南文化随着台湾的开发传播入岛

    明清时期，随着闽南人大量进入台湾开发垦殖，具有地域特色的闽南文化就传播延伸到了宝岛，成为今天台湾的主流文化。其中仅陈元光后裔“开漳圣王派”的陈姓，在明末清初开发台湾的热潮中也大举迁台，就有霞葛派（以诏安陈为主）、溪南派、赤湖派（均以漳浦陈为主）、大溪派、芦溪派（均以平和陈为主）等20-30个宗支，他们虽分居台湾各地，但世代相传的族谱都写着“固始衍派”，以陈元光为“唐山祖”。据1953年台湾户籍统计资料称：当年台湾全省户数在500户以上的100个大姓中，有63个姓氏的族谱上均记载其先祖来自河南固始。这63个姓氏共有670512户，占当年台湾总户数828804户的80.9%，他们当中，绝大部分的开台祖来自闽南漳州，而这些开台祖的先祖就是唐初跟随陈政、陈元光入闽南平乱和开发的中原将士。正因为如此，今天的许多台湾同胞不仅回漳州谒祖，甚至不辞辛苦，千里迢迢到河南固始寻根。

    （三）闽南文化成为今天台湾的主流文化

    1.国学儒家文化传入台湾，深深影响了台湾一代代人

    在明末清初台湾的大开发过程中，国学儒学思想文化和科举制度随着大陆移民传入台湾，儒学的核心要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既与清政府管理台湾社会、促使安定的需要相适应，又与移民社会族群建功立业、光宗耀祖的伦理规范相吻合，于是，儒家文化很快被台湾社会所接受，儒家思想成为台湾文化的精神核心与人们的道德规范。它最先由漳籍的陈永华在台南建立第一座文庙，并首次把大陆的科举制度推广到台湾。台湾归清后，儒学教育得到清政府仁台官员的鼓励和引导，所教内容更为全面深入。另外，社学的普遍设立，“番社”子女得到教育机会更多。这些措施使得儒学得以在台湾全面而普遍地传播开来。

    2.闽南民间宗教文化的传播

    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非常盛行，这是由于台湾艰难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等原因使然。大陆民众到台湾要渡过波涛汹涌的海峡黑水沟，古时台湾又是一个瘴疠肆虐之地，加上地震、台风等自然灾害频繁，大陆群众到台湾真正能活下来留下来的不多。入台开发的垦民面对着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瘟疫等自然灾害，只能祈求冥冥之中各种神只的庇佑，宗教信仰应运而生。

    开台王漳人颜思齐最早在台湾传播了家乡的妈祖崇拜，他们在在笨港所创建的妈祖庙，今天已成为台湾的开台妈祖，成为全台湾所有妈祖庙的分香祖庙。如今全台湾共有妈祖庙1000多座，信众达1700多万，占台湾总人口70%以上。

    除了妈祖崇拜之外，台湾还是多神崇拜的地区，拥有信众比较多的还有“开漳圣王”（陈元光）以及“保生大帝”（吴夲）和关帝崇拜。陈元光去世后在历代朝廷的敕封中升级为“开漳圣王”，陈元光也从人演变为神，之后，“圣王”香火随着开发台湾的漳籍乡亲传播到了台湾，如今台湾岛内有祭祀陈元光的庙宇300多座，信众800多万人，在台湾民间四大宗教崇拜（妈祖、开漳圣王、关帝、保生大帝）中居第二位。

    此外，从漳州传入台湾的神只还有“保生大帝”和关帝信仰等。现在，妈祖、开漳圣王、保生大帝、关帝四大神只崇拜已成为台湾民众最主要的宗教信仰。

    3.漳州腔闽南话成为台湾的主流方言

    现台湾岛内占80%多的人口讲闽南话，而其中约占全岛总人口的一半左右的人口是讲漳州腔的闽南话。有专家记录了台湾同胞讲的闽南话单词，发现常用的单词有4000个左右，而其中竟然有3500个单词与漳州话的腔韵相同。这就是今天台湾主流方言的腔调最接近漳州话的原因。

    4.中华文明及闽南民俗文化在台湾扎根

    明清时期大量闽南移民促使了中华传统文化及闽南区域民俗文化在台湾的传播与扎根，这方面内容丰富，现仅介绍如下四个方面。

    一是婚姻仪式：台湾民众缔结婚姻严格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并按照如下程序进行，即：问吉（互送甲庚卜吉）、探家风、订盟、纳采、请期、迎亲、拜堂。这不仅是漳州一带的传统婚嫁习俗，而且是中华民族的婚嫁礼俗，即“六礼”。“六礼”是从西周开始形成的婚姻成立的必经程序，这一缔结婚姻的程序因其相对的合理性而受到广泛的接受，至今仍在海峡两岸的民间得以流传；

    二是丧葬仪式：基本上与闽南漳州一样，人死后要搬铺、请水、洗净、饭祭、守灵、哭棺、停枢、入葬、七七转红收魂、七七之后亲友毕至止吊，百日卒哭除灵谢吊，分胙于吊者，谓之答纸。这些丧仪基本与闽漳无异；

    三是岁时民俗：康熙三十四年台厦道兼理学政高拱乾编纂的《台湾府志》“风俗”对当时台湾的岁时民俗作了详细记载：

    “除夕祀先，礼神，爆竹之声不绝，谓之‘辞岁’，老少围炉坐以待曙，谓之‘守岁’。正月元日早起，少长咸集，礼神，祭先，饭后，诣所亲及朋友故旧贺岁，俗谓之‘贺正’，至五日乃止，谓之‘隔开’。”

    至今，除夕日，台湾民众家家户户在操办“围炉饭”之前，都要先煮一桌酒菜祭拜祖先。这与漳州民俗完全一样。

    此外，岁时的端午节门悬蒲艾，吃粽子，划龙船；六月一日（农历）吃“半年圆”；七月七日“乞巧节”；七月十五，“中元节”做“普度”；中秋节，制大饼，进行“博饼”活动；冬至吃汤圆；腊月二十四“送神上天”；正月初四“迎神”下地，等等。与漳州岁时民俗毫无二致，在漳台两地代代相传，完整地保留至今。

    综上所述，经过大陆移台垦民及其后裔近四百年的代代传承、熏陶与发展，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及其子文化——闽南文化已经完全在台湾扎下了根，成为了如今台湾的主流文化。而它的源头，正是起于明末清初以漳籍人士为主力军的大规模开发活动，如若再往前追溯，则是唐初开漳活动中从固始传播过来的中原文化。

    文献来源：2009年固始与闽台渊源关系学术研讨会论文，《固始移民与闽台文化研究》，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

    作者简介：何池，福建漳州市人漳州市委党校历史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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