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一书，就是出于上述需要而进行的尝试性研究。为了研究的方便，同时也为了正确理解本研究的内容而不至于发生歧义，首先有必要对与本研究相关的几个重要概念作一阐述，并以此作为本书的导论。
一、“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由来及界说
“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今天不仅是理论界和学术界广为使用的一个术语，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之外也广为流传，成为国人日常话语体系中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之一。但是，关于这一概念的由来及其界说，则少有专门论述。
今天广为使用的“中共三代领导核心”这一概念，实际上源于邓小平在1989年和当时的中央负责人的两次谈话。其依据主要应为已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题为《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和《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两篇权威文献。我们知道，作为邓小平理论重要载体的《邓小平文选》（主要是第二卷、第三卷），其不同于《毛泽东选集》和《江泽民文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多数文章从篇幅上看都比较简短，不像后者篇幅一般都比较长。究其原因，除了这是邓小平理论在表述上的独特风格外，主要是因为《邓小平文选》相当一部分文章为邓小平在接见内外宾时的谈话节选。既然是谈话，由于受时空条件的限制，其内容和篇幅就不可能太长。上述两篇文章其实就是在1989年6月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际，邓小平于5月31日和6月16日两次与中央负责同志的谈话要点。邓小平的这两次谈话，其主要和核心的内容之一，就是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论述了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核心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问题。
首先，我们将邓小平第一次谈话中关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核心的内容摘录如下：
“从毛刘周朱开始，中国共产党才真正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成熟的领导集体。以前的领导都是很不稳定，也很不成熟的。从陈独秀起，一直到遵义会议，没有一届是真正成熟的。在这中间有一段时间，说是要强调工人阶级领导，就勉强拉工人来当领导。我们党的历史上，真正形成成熟的领导，是从毛刘周朱这一代开始。”
“第二代是我们这一代，现在换第三代。”“我们这个第二代，我算是个领班人，但我们还是一个集体。对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
“第三代的领导也一样要取信于民，要干出实绩。”“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
以上是邓小平在第一次谈话中关于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核心问题谈话的精神与主要内容。时隔半个月，邓小平就这一重大问题再次发表谈话，他说：
“我们中国共产党现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领导集体。在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也就是毛刘周朱和任弼时同志，弼时同志去世后，又加了陈云同志。到了党的八大，成立了由毛刘周朱陈邓六个人组成的常委会，后来又加了一个林彪。这个领导集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很长的历史中，不管我们党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不管其成员有这样那样的变化，始终保持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领导集体。这就是我们党第一代的领导。”“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
“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解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
邓小平最后的结论是：
“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
从以上邓小平的两次谈话可以看出，第一次谈话主要是提出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概念，第二次谈话在继续谈到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同时，重点强调了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问题。这就是“中共三代领导核心”这一概念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当时中共中央负责人的华国锋，由于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从根本上为拨乱反正设置障碍，所以很快就离开了党中央负责人的岗位。正如邓小平所说：“华国锋只是一个过渡，说不上是一代，他本身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就是‘两个凡是’。”在华国锋之后，相继成为中央负责人的胡耀邦和赵紫阳，由于在政治上犯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也先后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可见，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改革开放初期，十年多的时间，党的最高领导层负责人变化频繁，这不仅对稳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不利，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国内政治局面的不稳定，对刚刚起步的改革开放事业带来一定的影响。因此，处在第二代领导集体关键地位的邓小平，在其有生之年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选择一个稳定、成熟的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核心，就是在邓小平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仍然高度关注和重视这一问题。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出来后，就注意这个问题。我们发现靠我们这老一代解决不了长治久安的问题，于是我们推荐别的人，真正要找第三代。”邓小平从总结党的领导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出发，明确提出了党的领导集体特别是领导核心问题，认为这是保证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关键。因为，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所以，就邓小平提出党的领导集体和领导集体核心问题的背景来看，一方面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继往开来；另一方面是基于对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希望和要求，即所谓的“政治交代”。
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领导者，既要形成一个稳定成熟的领导集体，又要形成坚强可靠的领导集体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那么，成为党的领导集体核心的所应具备的条件和标准是什么，这是我们正确理解“中共三代领导核心”这一概念的关键之所在。
从党的历史来看，能够成为成熟的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一般都具有久经考验、斗争经验丰富、领导艺术高超、在党内外享有极高威望等特点。而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除了具备领导集体成员所具有的特点外，一般要具有极强的工作能力、理论水平和领导水平，还应有丰富的地方工作经验和中央工作经验，必须具有驾驭大局、指挥全局和应对复杂局面的本领，同时还必须在党的最高层担任领导职务。也就是说，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既要具备一般政治领袖的基本素养，又要具有无产阶级政治家鲜明的特征。按此标准衡量，不仅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毛泽东和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中的邓小平具备这样的条件，而且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正式产生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江泽民也是这样。可见，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形成有其坚实而深厚的基础。也就是说，作为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其地位的形成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他人或某种外力所强加的，它只能产生于党和人民的斗争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只能来自于全党的选择和认同。一句话，党的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是历史的选择。这是党的历史经验的总结。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中，与毛泽东和江泽民不同的是，邓小平一生虽然历经中共第一代和第二代两代领导集体，但他始终没有担任过党中央领导层的负责人。那么，如何理解邓小平是中共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实际上，从党的历史看，组织形式上和实际内容上的领导核心有些时候二者是统一的，有些时候是分离的。我们知道，从遵义会议开始到1943年毛泽东正式担任党中央主席为止，这一时期在党内负总责的是张闻天而不是毛泽东，但这并不影响毛泽东从遵义会议开始就成为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这一事实。同样道理，虽然邓小平并没有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职务，但这也不影响他在事实上成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的地位和作用。因为，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的过程中，在我们党提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过程中，在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的历史过程中，在中共领导集体由第二代向第三代的过渡过程中，邓小平对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和保持党和国家稳定与发展所做出的巨大贡献有目共睹，在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中无人可以替代，无人可以比拟。所以，判断某个领导集体成员是否成为该集体的核心，不仅要看是不是组织形式上的领导集体核心，更要看是不是实际内容上的领导集体核心。以这样的标准作判断，邓小平毫无疑问的是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对“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作一简要的界定。“核心”一词，在汉语里的解释就是“中心”或事物的“主要部分”的意思。综合上面的分析论述，所谓“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就是指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的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中，处于关键地位的三位主要人物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作为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不仅是中共成熟的领导集体形成的基础和中坚力量，而且是中共领导集体得以稳定发展的关键和保证，同时也是党的政治路线得以贯彻的组织保证。其核心地位的形成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正因为党的领导集体核心是党的事业兴旺发达在组织上的重要保证，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形成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推向前进的重要保证。换句话说，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了坚强有力的三代领导核心，才能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书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又一个的新篇章。所以，全面、系统而深入地探讨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贡献并对之进行比较研究。无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首先都必须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因为，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基本出发点。
产生在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科学观点的体系，是人类文明的结晶。它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映，凝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
从世界范围来看，早在14世纪和15世纪，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在地中海地区萌芽。16世纪60至70年代，荷兰发生了世界上最早的资产阶级革命。但是，直到17世纪80年代英国才在世界上第一个建立起资本主义制度。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继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之后，18世纪后半叶，美国和法国也先后取得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19世纪中叶，德国、俄国、日本等国也发生了各种形式的资产阶级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为资本主义发展彻底摆脱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和羁绊，并最大限度地发掘蕴藏在自然、科学、工业、农业中的巨大生产力创造了必要的条件。从18世纪60年代英国开始产业革命，到19世纪，上述取得资产阶级革命胜利的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产业革命的发生和完成，使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飞跃。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评价英国工业革命所说：“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上的运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
但是，产业革命的发生一方面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另一方面也引起了社会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的深刻变化。第一，产业革命加剧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使得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资本主义这一基本矛盾发展的结果使经济危机成为必然，从而暴露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弊端和局限性，提出了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任务。第二，产业革命促使社会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在产业革命的进程中，工业资本家阶级和产业无产阶级同时产生，而且后者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产业革命把无产阶级作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推上历史舞台，19世纪30至40年代在欧洲爆发了一系列工人运动，充分显示了工人阶级作为新兴阶级的巨大力量。但工人运动的失败表明，没有科学的理论作指导无产阶级的斗争是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总之，19世纪上半叶资本主义发生的这些深刻变化，促使人们对一些深层次的问题进行反思并做出科学地回答。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下，19世纪40至6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运用他们在这一时期创立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对19世纪人类文明的发展及其先进思想在哲学、经济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提出的种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批判，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从而对资本主义时代提出的理论课题做出了科学的回答和论述。
那么，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或者说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是什么？客观地说，长期以来我们并没有搞清楚。这里所说的问题，既是从实践角度而言的，也是从学术研究的层面来说的。邓小平曾经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这一观点就是从前者来说的。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正如著名学者高放所说，“这是一个老、大、难问题，至今理论界依然缺少共识”。我们理解，所谓“老”，是指这是一个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就存在的问题，并不是后来或现在才有的问题；所谓“大”，是指这是一个事关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同时也是事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性问题；所谓“难”，是指长期以来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多有歧义，甚至存在着绝对化和教条化的现象，以至到今天仍然没有真正解决这一问题。
从学术研究的视角看，纵观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内涵的理解，传统的观点是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或主要内容，即把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内容划分为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组成部分，据著名学者高放考证，“是起源于列宁1913年3月写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一文”。众所周知，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指出，马克思一生最伟大的两个发现就是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正是以这两大发现为基础的，所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从内容上讲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亦称“科学共产主义”）三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研究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基本原理主要由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等构成，并实现了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统一、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的统一，从而为人类认识历史和时代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原则；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运作机制和发展规律的深刻分析，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则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为基础，揭示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解放的根本性质和历史使命。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它不仅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而且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做出了科学的解释，从而揭开了人类思想史和认识史上新的历史篇章。“列宁独特的见解，有助于人们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点，有助于人们分门别类地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但是，我们不能把这种划分绝对化、凝固化，机械地到处生搬硬套，而忽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研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只是概括了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主要内容，它并不等于马克思主义这一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的全部内容，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这是另一概念，二者不能等同。所以，要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不能简单地将经典作家的个别结论等同于马克思主义。
可见，要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正确地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必须从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人手，并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体系。以这样的眼光来看，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立足于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适应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现实需要并在工人运动的实践中应运而生。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为了解决人类社会发展的局部规定性问题，而是为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定性问题；它要回答的也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时代的某一阶段的问题，而是要揭示整个资本主义历史时代发展规律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永远保持其旺盛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一般规律，在这一时代发展的所有阶段都不可能过时”。所以，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而且具有科学性、革命性、实践性的基本理论品格，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科学理论，是实现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的思想武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是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身所具有的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它必须与实践相结合，必须与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随着历史的前进而前进。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含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今天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政治界、理论界和学术界的日常用语，同时也是国人日常话语体系中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但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仍然是一个有必要讨论的问题。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在19世纪的西方，但其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地处地球东方的古老中国给予了较多的关注，不止一次的在他们的相关著作中提到中国，并强烈谴责和抨击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科学预见了作为东方古国的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将出现的变化。然而，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后的半个多世纪里，中国人并不知道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的理论并未在中国得以传播。
根据迄今为止所发现的资料可以知道，中文出版物最早提及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上海基督教广学会创办发行的《万国公报》。1899年2月到5月，该报连续刊登了广学会总干事、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根据英国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所著的《社会的进化》节译、中国人蔡尔康撰写的《大同学》一文。该文有这样一段话：“今世之争，恐将有更甚于古者。此非凭空揣测之词也，试稽近世学派，有讲求安民新学之一家，如德国之马客偲，主于资本者也。”之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朱执信和戊戌维新的著名代表梁启超在20世纪初都对马克思主义有过一定的介绍。但是，直到1917年十月革命之前，马克思主义并未在中国得到传播。所以，也就无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才真正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正式传播始于十月革命之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热情讴歌十月革命胜利的同时，在中国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人中国，就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如果作为中国共产党人“辞典”中的一个特定概念，则是在经历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这一艰难而曲折的历程之后才被概括出来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的第七部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第十三个问题——“学习”中，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他说：
“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运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在此，毛泽东虽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并向全党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和要求，但是他并没有专门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下一个定义，所以，这就为人们留下了探讨和研究这一概念内涵的余地和空间。
尽管如此，毛泽东对这一命题的相关论述却给予我们深刻的启迪。依据毛泽东的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应该是多层面的。第一，在主要内容上，它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以系统的、科学的总结和概括，并使其上升成为理论形态。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第二，在实现形式上，它是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民族的形式。也就是要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理论进行通俗的、深入浅出的解释和阐释，使之具有“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第三，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条件。因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要对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创造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总而言之，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内涵非常丰富的概念。概括地讲，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中华民族的表现形式；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它既是一种实践活动，又是一种理论创新。也就是说，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强调的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建设的实际及历史和文化传统相结合，即民族化。
但是，长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存在着片面性，由于过分强调政治层面的中国化，而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结合则注意不够，其结果给中国革命和建设造成消极影响。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传统文化一概当做“牛鬼蛇神”而扫地出门的做法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等，就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致。从这一点讲，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前和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
还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作为实践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还是理论创新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它都应当是具体的和历史的，因而其内涵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如果说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时主要强调民族性和地域性而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这是因为当时革命与战争的时代主题并没有改变，那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到今天，在时代主题转换为和平与发展的新形势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要讲“民族化”，更要强调“当代化”。所谓“当代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当前时代的发展、同当前时代的特征结合起来”。“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说，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就是要在特定时空条件下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中国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不同历史时期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大理论成果，就是适应特定时空条件的“中国化”和“当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概括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包括“民族化”和“当代化”两方面的内涵。
总之，只有全面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才能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发展。可见，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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