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任务的提出与历史进程

    一、“大众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

    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要求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这一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极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既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找到现成的经验，只有依靠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进行新的创造。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传人中国的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选择和接受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怎样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否具有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就直接关系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成败。毫无疑问，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的具体实际，这是中国共产党人一踏上革命征程就面临的一个严峻课题，也是一个非常艰巨而又困难的任务。

    在中国，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李大钊。1919年8月，李大钊发表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中讲道：“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所以现代的社会主义，包含着许多把他的精神变作实际的形式使合乎于现在需要的企图。”又说：“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可见，李大钊已初步认识到必须学会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并使马克思主义在这一结合中得到发展。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实践的展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上进行了可贵的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主要标志就是1922年召开的中共二大关于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和国民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初步形成的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但是，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和国民革命时期，在认识上并非所有的中国共产党人都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而且这一认识总体上表现出非理性的特点；在实践中，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国情尚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还不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指导当时的革命，过分依赖共产国际，所以，就革命的领导权而言，“中国大革命是在联共（布）、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进行的，莫斯科始终都是大革命的主角，而实际权力有限的中共中央则完全处于被动地位。”总之，由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在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中存在的偏差和水平所限，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在1927年7月最终归于失败。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初期，绝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及重要性。相反，却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论述并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并在实践中进行深入地探索是在国民革命失败以后。而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则是在延安时期。其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是毛泽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懂得了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的重要性，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概括出来的。是在实现马列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概括出来的，特别是在总结中国共产党内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经验教训基础上逐步提出来的。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接二连三的党内教条主义统治使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于绝境。面对这一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任。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开始自觉地认识到，要结合中国的情况灵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要性。概括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提出，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到“中国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样一个认识过程。

    20世纪30年代，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获得迅速发展的时期。就中国而言，在经历了大革命的失败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已经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同时，马克思主义在经历五四时期的三次大论战、大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批判和30年代思想理论战线的论争，在中国得到了更加广泛而深入的传播。其中，对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产生直接影响的首推哲学大众化运动。所谓哲学大众化运动，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做出的大众化、通俗化的阐释与研究。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意识根深蒂固的农民大国，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使文化水平低且受封建思想意识影响的工农干部和群众，能够比较迅速有效地掌握来自异域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相对难懂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从而克服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影响，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和自觉的革命意识，就成为一个重大而迫切的现实问题。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应运而生。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工作者为此做出了巨大努力，其中，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以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形式和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深受读者欢迎，也是同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种。哲学大众化、通俗化运动对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所做出的贡献功不可没，但其存在的问题不仅表现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阐述上的某些不准确性和肤浅性，而且带有浓厚的学理型特色，存在明显的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和缺陷。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需要大众化，更需要理论联系实际，即中国化。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20世纪30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的运动中出现了“中国化”的概念。1938年4月，艾思奇在其《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他说：“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把高深的哲学用通俗的词句加以解释，这在打破从来哲学的神秘观点上，在使哲学和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在使日常生活中的人们也知道注意哲学思想的修养上，是有极大意义的，而且这也就是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然而在基本上，整个是通俗化并不等于中国化现实化。因此它也没有适应这激变的抗战形势的力量。而另一方面，因为整个并没有做到中国化现实化，所以也不够充分的通俗化。”艾思奇提出哲学中国化和现实化的问题，既是对前一时期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总结，也是为了适应抗战对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要求和需要。接着，1938年7月，陈伯达和胡绳分别在《我们的文化运动的民族特征》一文和《辩证唯物论入门》一书中，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胡绳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包括两个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一方面要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另一方面要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30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

    艾思奇等首先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但毛泽东的影响和贡献最大。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的《实践论》、《矛盾论》两篇哲学巨著，堪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前者阐发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的理解，后者则阐发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探讨。“两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主要贡献有三：一是为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作了哲学上的论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成功地为中国革命的现实服务；二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中国哲学现代化提供了文化转换中介；三是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现实应用和通俗化开辟了道路。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实际上是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同当时盛行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和共产国际的指示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斗争中逐步得以实现的。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奠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理论基础。而且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提出的必要条件。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首次提出的。1938年9月至11月，中共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从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做了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在报告中，毛泽东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张，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党的其他领导人的响应，纷纷探讨这一命题提出的重大意义、科学内涵及其实现路径。比如，“张闻天在10月15日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中，提出了‘组织工作中国化’和宣传工作‘要认真的使马列主义中国化，使它为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所接受’的问题。张浩11月5日在所作的《关于抗战中职工运动的任务》的发言中，讲道‘工作方法方式的民族化、中国化、通俗化’问题。”至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和命题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被明确提出来。

    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毛泽东随心所欲，突发奇想，而是有其深刻的、必然的历史背景。概括起来，它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是反对党内教条主义错误和与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必然结果，是毛泽东集中全党集体智慧而概括出来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口号的提出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核心思想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入了更加自觉地并从事理论创新的崭新阶段。之后，通过延安整风运动，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认识，在中共七大上，最终确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共识，并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马克思主义原理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两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但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而且延续和发展了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最后，需要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演化作一简单的说明。如上所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明确提出的，但是，自1948年6月苏联发表《共产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情况的决议》，谴责和批判南共所谓的民族主义和反苏及亲资本主义倾向开始，中共中央文献和党的领导人的讲话及文章中有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眼和提法开始彻底消失，代之以“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中国实践相结合”和“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等提法。在新中国成立后编辑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则将原来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1991年再版的《毛泽东选集》依然维持这一提法。关于这一变化的原因，学术界的看法是，中共之所以不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出于当时革命形势和新中国成立以后与苏联关系的考虑。也就是说，从二战后的国际形势看，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必须也离不开苏联的支持和帮助，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提法容易使苏联敏感，对中共产生“民族主义”的怀疑。可见，这一变化仅仅是策略上的变化，实质并未发生变化。随着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久违了的提法重新恢复并广泛使用和流传开来。

    二、欧洲形式到中国“民族形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产生于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是关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规律的学说，而且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实践的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的这一特质，从根本上决定了其生命力在于它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更为重要的是，处在世界东方的中国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社会和历史文化特点。所以，当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传人中国的时候，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选择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实际上也选择和接受了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这就是：怎样使马克思主义适合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实现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民族形式，即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乃至实践主体层面，都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由中国不同于西方的极其特殊的国情所决定的。近代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它既不同于传统的封建社会，也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很大的特殊性。就社会矛盾而言，“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些就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的矛盾”。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是，由于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代、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等，既与17～18世纪英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同，也与俄国十月革命不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国情决定了近代中国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其前途和发展的必然趋势是社会主义而不可能是资本主义。

    近代中国社会不同于西方的极其特殊的国情，一方面使得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必然会遇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不曾遇到的新问题，出现其他国家在革命中不曾出现的特殊情况。中国革命的这种特殊性，决定了解决中国革命实践中的问题，既不可能从马克思主义的书本上找到现成的答案，也不可能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上找到现成的经验，需要中国共产党人既“善于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对社会、历史的客观情势及其发展作精确的科学分析”，又要“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独立的光辉的补充，并用中国人民通俗语言的形式表达出来，使之适合于新的历史环境和中国的特殊条件，成为中国无产阶级群众与全体劳动人民群众战斗的武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和异域的理论，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扎根、开花和结果，即成为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的强大理论武器，就必须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民族形式，成为一种从形式到内容都具有“中国气派”、“中国作风”、“中国风格”的中华民族特色的理论。只有如此，马克思主义才能在中国实现从批判的武器到武器的批判的转变，最终成为强大的物质力量。

    第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鸦片战争后，随着中国国门的被打开，西学东渐的步伐加快，各种西方的思潮纷纷传人中国。与此同时，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一大批先进的中国人历经千辛万苦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从19世纪晚期起，马克思主义开始从西欧向其他地域传播，逐渐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思想运动。”进入20世纪，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性的思想运动也波及中国。这样，“亮相在中国社会的新思潮，除了原有民主主义，即赛先生和德先生以外，又新增了马先生和社先生，即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此外，还有实验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等以及它们的形形色色的变种，也都以新思潮的面貌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在琳琅满目、缤彩纷呈的新思潮面前，中国的思想界和致力于向西方学习的有识之士，正面临着西方模式的新的抉择。十月革命的胜利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威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从此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最终选择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而使近代中国向西方的学习发生了历史性的飞跃。

    马克思主义同任何文化一样，既具有民族性，也具有时代性，是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一个民族自己创造文化，并不断发展，成为传统文化，这是文化的民族性。一个民族创造了文化，同时在发展过程中它又要必然接受别的民族的文化，要进行文化交流，这就是文化的时代性”。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也是一个动态的系统，“不同文化系统在各自演化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步性，由此造成了不同文化之间在展开过程中的时间落差，从而形成了异域文化之间的势位差。当一种文化处于低势位时，它的时代性要求就被凸现出来，成为文化发展的迫切追求，同时，也决定了高势位文化向低势位文化扩散、传播的必然趋势；相反，当一种文化处于高势位时。文化发展的首要任务就在于加强和重建民族性方面。这是文化发展和不同地域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一般规律。”如果从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角度和文化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的东来和被接受及其与中国实际的结合，实际上就是中西文化相互交融、相互选择的结果，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因为，诞生于西方文化土壤中的马克思主义不仅带有西方民族和文化的特性，而且它是对人类文明批判继承的结果，是几千年来人类文明的结晶。正如列宁所说：“马克思主义这一革命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赢得了世界历史性的意义，是因为它并没有抛弃资产阶级时代最宝贵的成就，相反却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因此，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鲜明的时代特征，决定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对其选择就成为历史的必然。“但当它在中国革命中取得明显的实践效应，并在文化领域取得了指导地位的时候，中国文化发展的主要任务便开始由时代性转向了民族性方面。”所以，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民族形式的转变是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的必然结果，是马克思主义这一世界性思想运动在中国合乎逻辑的发展。

    第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一方面，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可贵的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之一。作为科学理论体系的马克思主义是在实践中产生并在实践中发展的，创新是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不竭源泉和动力。同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工人没有祖国”但“本身还是民族的”，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之时就明确提出的一个观点。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和国际性是蕴含在民族性之中的，现代无产阶级的这一基本特性决定了工人阶级对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旦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思想武器的话，它就必须与该民族现实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现实问题；而马克思主义一经和具体民族的现实相结合，必然会被民族的无产阶级创新，增加新的语言和内容，从而使马克思主义获得民族的形式和风格。由此可见，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从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历来都反对把他们的理论教条化、凝固化，而是主张要根据变化了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加以发展。例如，马克思在晚年曾提醒人们不要把他在《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一般原理当做世界各国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否则，那就会在给他“过多的荣誉”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他“过多的侮辱”。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所以，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不能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的变化和历史条件的发展去发展和创新马克思主义，而是习惯于完全照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或者现成的结论，那么只能是把马克思主义僵化和凝固起来，最终势必导致马克思主义失去它自身的功能而走向反面。再如，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又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总之，发展和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品格，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理论这一规定性要求其后继者必须结合新的实际进行理论上的创新。而近代中国又是一个国情极其特殊而不同于西方的国度，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具有特殊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因而也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必然会提出大量的新问题，这就迫切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发展和创新。所以，马克思主义只有中国化，只有从欧洲形式成为中国民族形式，才能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对这些新的问题科学地加以说明，并给予中国革命的实践以正确的指导。

    第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国化的中介密不可分。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和文化土壤之上的理论学说，从社会经济基础和文化背景来说，与中国传统社会和文化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却为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选择和接受，很大程度上和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一中介有着密切的关系。正如李大钊所说：“俄罗斯之文明，诚足以当媒介东西之任。”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程也正是如此。十月革命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通过十月革命的胜利，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威力，也由此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从此开始，先进知识分子通过介绍十月革命进而宣传马克思主义，并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也有论述：“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是，正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最初是通过俄国马克思主义这个中介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因而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被“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再后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苏联模式的斯大林理论。这就决定了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来自外域的马克思主义本本，特别是如何对待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民族的形式，使其中国化，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第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必然要求和客观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一种科学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应有态度和要求，更是一种结合中国的实际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和运动。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马克思主义都要在中国实现其本土化，使其带有中国特点、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只有这样马克思主义才能发挥其指导作用。但是，总体上看，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从党成立到遵义会议为止，大多数中国共产党人还只是在盲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还不懂得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还只是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在实践中还不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独立自主地探索中国的革命道路。结果，导致了1927国民革命的惨烈失败和土地革命前中期中国革命的巨大挫折。所以，如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此外，在新中国成立后。自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经长达20年的曲折乃至严重失误，究其原因，就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从这一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是必须的，而且是必然的。

    三、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马克思主义东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它指导东方民族和人民解决东方问题并改变东方世界前途和命运的过程。在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从开始传播，到扎根、开花、结果，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之所以如此，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科学性，主要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人善于根据变化着的实际情况和时代特点，不断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不同时期中国不同的实际相结合。提出和形成一个又一个符合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必然结果。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和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

    一般而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主要由三个要素构成：一是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二是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三是作为两者中介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三个要素中，最为关键的是第三个要素。因为，只有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方面全面、系统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和理论原则，另一方面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现实需要并在实践中加以灵活运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把观念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自身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所以说，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这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

    实际上，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初期和中国共产党的幼年时期，绝大多数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问题的重要性。相反，却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论述并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实践中往往习惯于机械地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究其原因，除了中国共产党尚处在幼年时期还没有走向成熟外，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马克思主义最初是经过俄国传入中国的，列宁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和实践的中介。毛泽东说：“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宗”传脉是列宁主义。事实也是如此。因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最初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被“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后来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苏联模式的斯大林理论。这就决定了在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如何对待来自外域的马克思主义本本，特别是如何对待来自共产国际和苏联及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示，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必然面临的一个巨大困扰。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很长时间里既是一个学习俄国革命经验和革命理论的过程，也是一个从根本上克服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变马克思主义俄国化为中国化的艰难过程，说到底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

    如前所述，在中国初步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问题的是李大钊。但真正认识到“相结合”的重要性并对此做出深刻阐述的是毛泽东。1930年5月，毛泽东在其写作的中国共产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错误的重要文献——《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就初步论述了“相结合”的思想。正如他所说：“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又说：“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遵义会议后，随着党内正确领导的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形成了更丰富、更全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到1938年9月至11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中国共产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现象，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实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等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经典性论述，并提出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则。在这次会议上，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代表中央向全会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报告也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我们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在会上发言的其他同志也讲到了“相结合”问题。可见，“在六届六中全会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得到普遍的赞成，启动了全党克服教条主义思想的自觉”。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成为全党的共识。

    延安整风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认识上完成了“相结合”的飞跃。1941年，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对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与实践做了高度概括和精辟阐述。他说：“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如果我们回想一下，我党在幼年时期，我们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和对于中国革命的认识是何等肤浅，何等贫乏，而现在我们对于这些的认识是深刻得多，丰富得多了。”还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总之，20世纪上半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从对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迷信中解放出来，完成了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艰巨任务，最终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课题，中心任务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从历史的角度看，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这一命题的是毛泽东。在1956年4月举行的讨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修改稿的会议上，毛泽东讲道：“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总的来说，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20年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虽然对此展开了艰辛探索，但并没有成功解决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历史课题。尽管如此，“但是，从1956年起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无论取得的成功还是走过的弯路，无论正面的经验还是反面的教训，都为第二次飞跃做了准备”。

    当中国历史进人改革开放以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课题再次凸现出来。因为，中国过去20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性问题并没有搞清楚。所以，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怎样以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即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和关键的问题仍然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真正实现“第二次结合”是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一艰巨任务是由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来完成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在反对“两个凡是”、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一系列重大活动中，始终都是紧紧围绕“第二次结合”这一核心问题。1982年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明确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这一‘基本结论’，可看作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新一轮的标志，是‘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宣言书。”正是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和探索，实现了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邓小平之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提出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从而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综上所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虽然付出了艰辛的探索，经历了曲折和坎坷，甚至承受过失败的痛苦以至血的代价，但最终通过发挥自身的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两次历史性飞跃。对此，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第一次做出了概括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与我国实践的结合，经历了六十多年。在这个过程中，有两次历史性飞跃。第一次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和失败经验的基础上，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把革命引向胜利。第二次飞跃，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建国三十多年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开始找到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十年后，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论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认识，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的新的宝贵经验，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历史性飞跃再次推向新的阶段。

    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之所在，而且也是毛泽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确立的唯一原则和根本途径。所以，正确理解“相结合”原则，关键在于正确看待和认识什么是中国的“实际”，否则，就无法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因而也就不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根据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含义的解释，再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我们可以知道，所谓中国实际，第一位的就是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国情，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能否深刻洞察中国的国情、正确把握中国国情，这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其次，中国不同于西方的特殊国情必然决定了中国革命和建设有其显著的特点和特殊规律，能否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总结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点和规律，并使之上升为指导实践的理论就显得尤为重要；此外，还应正确地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正确处理作为“舶来品”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所强调的是政治层面上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强调的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现实的实际（主要是革命的实际、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忽视了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文化等历史实际相结合”。这样做的结果是，给革命和建设造成消极影响。“文化大革命”时期把传统文化当做“牛鬼蛇神”而扫地出门及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民族虚无主义等，就是没有注意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所致。从这一点讲，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是当前和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高度关注的问题。总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说到底就是要和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要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相结合、要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如果在这三个问题上出现任何偏差，都会背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标和要求，从而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损害。20世纪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两次成功结合和两次历史性飞跃及其产生的三大理论成果，成功地解决了中国所面临的革命和建设的两大历史性任务，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中国实际的三大因素，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必然结果。

    四、毛泽东到江泽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考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艰难而复杂的过程。要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具备这样两个基本条件：一是要求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全面、系统而又深入地理解和掌握贯通于马克思主义各个组成部分的一般原理、立场、观点和方法；二是要全面而深刻地了解中国国情，并将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但是一个历史过程，而且是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更是一个艰难曲折的历史过程。

    考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可以发现，在马克思主义传人中国的初期，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绝大多数并没有也不可能意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问题的存在和重要性。相反，却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论述并把它当做一成不变的东西，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

    中国共产党真正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第一次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个命题，并在实践中进行深入地探索是在国民革命失败以后。其中。做出杰出贡献的是毛泽东。1927年国民革命的惨痛失败，为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而大起大落的革命形势及中国社会各阶级在大革命中的不同表现，则为中国共产党全面深入地研究中国国情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巨任务迫在眉睫地摆在了全党面前。然而，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中国共产党内盛行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接二连三的党内教条主义统治使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于绝境。面对这一状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肩负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重任。通过对中国国情和马克思主义全面深入地研究，毛泽东认为，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独特社会性质决定了中国革命有着与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必须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所以，在国民革命失败的危急关头，毛泽东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冷静地分析了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依然率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武装，向井冈山进军，开创了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最终开辟了一条有别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式革命道路。不仅如此。毛泽东深深意识到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障碍。率先在中国共产党内发出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呐喊。1930年5月他所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尖锐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内第一篇反对教条主义的重要文献，其间不但充满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光芒，而且明确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初步论述了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性。由于毛泽东当时在党内的地位所限，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还处于幼年时期，他的这一呐喊和努力并未在全党引起高度重视。但是，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却为以后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摆脱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就存在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束缚，冲破教条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地位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具有奠基石的作用。

    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尤其是中国共产党的日益成熟，这些都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有利条件。1937年，毛泽东联系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相继写作并发表了《实践论》和《矛盾论》两篇著作，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上揭示了“左”倾右倾错误的认识根源，批判了党内在对待马克思主义上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错误及其对中国革命的危害，深刻阐述了树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要性，从而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坚实的哲学基础。“两论”的发表，标志着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认识上达到了完全自觉的高度。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明确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在这里，毛泽东不仅首次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原则——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认为这是一个摆在全党面前的十分重要而又十分紧迫的历史课题。1939年10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概括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明确概念。基于这一认识，从1942年开始，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展开了一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运动——延安整风运动。在这一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中，毛泽东把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明确提出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学风问题。“既然是这样，学风问题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第一个重要的问题”。所以，毛泽东认为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延安整风的核心内容，并指出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在全党真正树立起马克思主义的学风。达到这一目的的正确方法就是理论与实际结合。就是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种态度，就是党性的表现，就是理论和实际统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作风”。延安整风运动既彻底肃清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的认识根源，而且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全党所接受。由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共识，从而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一生最大最主要的贡献就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创造性地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毛泽东思想就是其在理论上的结晶与升华。正如邓小平所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20世纪50年代末，当中国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人所面临的是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课题。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中国革命的全新的命题，对此，毛泽东不但没有丝毫的畏难和退却，而且义无反顾地率领全党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征程。在社会主义建设前10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而又曲折的探索，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果。如，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独创性地提出了社会主义矛盾学说，尤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思想；关于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理论；以“三主体三补充”和“鞍钢宪法”为代表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的思想；正确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国家、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但是。由于中国共产党人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对在中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没有足够的认识，特别是毛泽东在晚年逐步背离了其一生所主张并身体力行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对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论断和结论的教条式理解，加之复杂的国际因素的影响，毛泽东最终并未完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重大的历史课题。相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在10年“文化大革命”中一度陷入中断。所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相结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的历史重任就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

    在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继续推进并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关键在于能否坚持毛泽东思想。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谈不上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首要的和最主要的是坚持毛泽东思想。因此，如何正确对待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成为摆在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重大抉择。邓小平以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应有的品质和胸怀，以巨大的政治勇气指出要把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同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又要发展毛泽东思想。否则。全党甚至全民族的思想就会僵化。“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邓小平大声疾呼：“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如何打破思想僵化的现状和局面。真正在实践中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以卓越的政治敏锐性和深邃的洞察力，积极支持和领导了1978年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并以此为解放思想的突破口，最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由此走向正确的轨道。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汲取毛泽东的经验和教训，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不仅十分重视对中国国情的研究，而且用宽广的眼界和广阔的思维，把国情的研究与对世界形势的认识与思考统一起来，深刻认识和分析了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关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国情，邓小平认为，人口多、底子薄、科技不发达、经济文化落后等等，都是我国的基本状况。但是，中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最大的国情。关于世界形势，邓小平认为，尽管当代世界局势错综复杂，但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代世界两大主题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改革开放作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项基本国策的地位得以确立，从而带来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局面。

    邓小平作为毛泽东之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历程的又一代表，其最大最主要的贡献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大问题上，用一种全新的思维提出了新思想、表述了新观点、形成了新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要的历史课题。以其名字命名的邓小平理论就是这一成果的结晶与升华。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和其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历史地位的确立，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进程中的又一次飞跃，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着这样三个重大课题：“一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正确应对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以及科技进步的发展趋势，妥善处理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各种复杂和不确定因素，抓住和用好重要战略机遇期，在日益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中牢牢掌握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二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社会主要矛盾，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不断增强综合国力，逐步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三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面对这一考验，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世情”、“国情”和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着眼点，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集中全党智慧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上取得了丰硕成果，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新成果，并且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总之，中国共产党80多年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形成与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过程；反过来说，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

    五、前提与结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关系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不仅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而且在会议上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向全党发出号召：“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从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全党的自觉行动。为了使全党每一位党员都能切实担当起研究和解决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毛泽东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做出了解释，而且提出了“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概念，从而对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过程中的两大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论述。

    如前所述，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核心思想，按照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阐释主要包括三层含义：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使之带有中国特点，即在中国具体化；马克思主义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其伟大的力量。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际上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实现它从欧洲形式到中国民族形式的转换。

    “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概念是毛泽东在1941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首次提出来的。他说：“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那么，什么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呢？其基本含义就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中国革命实践的丰富而深刻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总结，使其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最终形成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新的理论。近代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有着其巨大的特殊性，所以，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仅要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民族化、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点”，而且要使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的实际在相结合中产生飞跃，形成新的理论成果，实现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和发展，即，“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正如毛泽东进一步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党当然有些进步，但从中国革命运动的要求来说，我们理论水平还不够。革命要求我们能说明中国的革命运动，说明这个运动的各个方面，说明它的内部联系，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整个革命工作的各个侧面及其内部联系，并总结经验，把它提高起来，使之条理化、系统化。”可见，能否系统地总结中国革命的经验和教训，并使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实现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从而正确揭示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性，就成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一个重要任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来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始终存在着两种错误倾向：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不是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当做行动指南，而是当做绝对不变的教条；不是努力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思考和解决问题，而是生吞活剥地背诵马列著作中的某些词句，把它当做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而经验主义则相反，它否认中国革命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懂得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满足于一得之功、一孔之见。如果说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主要是为了反对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和错误的话，那么。“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提出则是出于反对党内存在的经验主义倾向和错误的需要。换句话说，就是要防止在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出现轻视马克思主义理论对革命实践的指导作用的倾向，杜绝从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的极端到过分强调中国的实际和特点、从而把中国的经验绝对化的另一极端。因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注重中国的实际，强调中国的特点是必要的，也是必需的，但是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不使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那么革命和建设就会迷失方向，同样会给中国革命和建设带来损失和危害。所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坚决反对教条主义，又要提倡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坚决反对主观主义和经验主义。因为，无论是教条主义，还是经验主义，都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大敌，都会使党的事业蒙受巨大的损失。但是，历史的实际情况是，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对于教条主义的危害我们有比较清醒的认识，但对于经验主义的危害则往往重视不够。因此，“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具有极其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而且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和要求的补充和拓展，从而彻底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问题。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反对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现象的基础上，深刻阐述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而提出的一对概念和命题。“前者讲的是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到中国形式的飞跃，在中国具体化；后者讲的是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到革命实践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这一对概念实际上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这一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并带有中国特色。因为，“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另一方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结合，必须要使中国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因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做出理论上的总结，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作用，使马克思主义从精神的力量变为物质的力量。也就是说，既要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具体化和运用，又要对中国革命生动丰富的实际做出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总结，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按照中国特点来运用马克思主义，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而且是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过程中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二者紧密联系，是前提与结果的关系。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的前提，没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民族化，就不可能形成有关中国革命实际经验的系统的理论总结，马克思主义也就不能发挥其对中国革命的理论指导作用。所以，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没有“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另一方面，“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结果，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基本方法，对中国革命进程中的实际经验和教训进行系统而全面思考和总结，并将其上升成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才能最终形成用以指导中国革命和实践的新的理论。所以，“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通过中国民族形式的具体体现，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则必然产生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正如毛泽东所说：“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地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认真研究中，在各方面做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才叫做理论和实际相联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实际马克思主义化”不仅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是双向的、互动的，而且二者有机统一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之中，共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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