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之比较

    一、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之不同

    回顾20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总结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可以看到，这一过程首先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几个互相衔接而又不同的历史阶段。正是由于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不同时期，因而在开创这一事业的过程中存在着不同之处。

    第一，在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过程中，中共三代领导核心面临和解决的时代课题有所不同。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所面临的历史性难题就是如何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因为，始于19世纪中叶的中国近代史，既是中国由一个完整的独立的封建社会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屈辱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地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并寻求国家出路的历史。虽然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独立和民主自由而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但到中国共产党诞生为止，由于缺乏科学的理论武器作指导，中国人民一次又一次的斗争都以失败而告终。所以，在党成立以后，迫在眉睫的救亡与反封建依然是中国社会的时代主题。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如何进行革命并取得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必须解答的历史难题。但是，由于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盛行，特别是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结果导致中国革命蒙受巨大挫折和损失。因而，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如何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从一定意义上讲，其核心和焦点是中国革命选择什么样的革命道路。也就是说，在中国革命道路问题上是继续照搬以苏联为代表的“城市中心”模式，还是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开辟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就成为毛泽东所面I临的时代课题。

    实践证明，毛泽东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毛泽东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始终抓住中国革命这一时代主题和革命道路这一核心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和原则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纲领和政策，创立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不但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50年代末中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中国由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强大的工业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但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估计不足，特别是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导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严重失误。历史进入70年代末、80年代初，世界和中国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因而“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再次凸显，并变得越来越迫切。就是说，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历史和时代赋予邓小平的重任。正是在时代主题发生转换的情况下，邓小平认真反思和总结了过去20年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紧紧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中心任务，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阐明了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巩固社会主义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基本问题，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二大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时期。

    20世纪末21世纪初，国际和国内形势发生了剧烈变化。从国际环境看，虽然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没有发生变化，但国际政治格局多极化和世界经济全球化两大趋势日益明显，世界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人们的观念、人类生活和社会结构。特别是苏东剧变，对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从国内形势看，中国社会经过温饱型向小康型的发展开始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迈进，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我国社会较改革开放初期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利益分配、就业方式、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等呈现出多样化发展趋势。此外，改革进入攻坚阶段。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稳定面临着许多新问题。这一切都对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提出了严峻考验。也就是说。“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成为江泽民为代表的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课题。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正是紧紧抓住这一主题，在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识的过程中。积累了治党治国治军新的宝贵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并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三大理论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总之，在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中共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分别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面临着不同的时代课题，因而所要解决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任务有所不同。毛泽东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中国革命，怎样进行中国革命”，邓小平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而江泽民则必须解决“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是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进程中的第一个不同。

    第二，由于中共三代领导核心面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不同，因而他们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在理论阐述的着力点与导引的方向上有很大不同。

    理论不但要反映时代主题，而且要善于和能够解决时代提出的历史课题，因为理论的意义和魅力就在于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毛泽东所处的特定时代决定了他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历史使命和所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就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完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用它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因此。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在理论阐述的着力点和导引方向上，必然始终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为核心，以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为目标。纵观毛泽东思想形成发展的历史，它始终都是以提出和解决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为特征的。所以，系统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并以这种理论科学指导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实践，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非常显著的理论阐述的着力点和指导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讲。毛泽东思想主要和首先体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与毛泽东思想相比，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大理论成果的邓小平理论，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因而，它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和需要回答的现实问题则属于一个全新课题，这就是：完成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特征相结合，解决中国怎样进行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大历史命题。纵观邓小平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其科学体系构建始终都是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命题而展开的，“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的主题。换言之，对社会主义的重新思考和认识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成为邓小平理论在理论阐述的着力点与导引方向上与毛泽东思想的显著不同。从这一角度讲，邓小平理论就是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

    关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主题，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这一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对这一论述究竟怎样理解？实际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两大基本问题，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邓小平理论之间是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所谓一脉相承是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邓小平理论所要回答的实践主题和基本内容一样，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和“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所谓与时俱进是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阐述的着力点和侧重点与邓小平理论有所不同。邓小平理论形成在改革开放的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期，针对当时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错误认识，这一理论主要是在拨乱反正的基础上，着力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并通过阐述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政治路线等来回答“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但侧重点是前者而不是后者。相反，由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在改革开放深入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变化，使党的建设问题尤其是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越显紧迫和重要，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着力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并通过这一回答进一步深化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所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着力点和导引方向就是党的建设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主要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尤其是执政党建设的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的根本指导纲领。

    第三，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所面临的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环境不同，因而在确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路线时其侧重点有所不同。

    20世纪20年代末期到30年代前期，当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和要求时。就党内的思想环境和状况而言，教条主义之风到处弥漫并盛行一时。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指出：“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和我们党内盛行的把马克思主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曾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思想障碍就是王明的教条主义、共产国际中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神圣化和把苏联的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因此，就党的思想路线和价值观而言，关键在于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毛泽东正是在总结中国革命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和党内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基础上，反复强调和论述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形成了创造性的系统的认识理论，不但提出了“实事求是”的概念，并将其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确立了正确的指导原则。

    历史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历经10年“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性的灾难之后，极左思想的影响使得人们的思想严重僵化。由于我们面对的已经主要不是把外国经验当做教条和来自国际上的干预，而是思想的禁锢和迷信，所以，从创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良好思想环境来说，要冲破思想的牢笼，就必须把解放思想的问题突出出来。因为，任何真理都具有相对性，而真理一旦被凝固起来，成为人们顶礼膜拜的教条，真理就会失去它自身的功能而走向反面。也就是说，人们思想的迷信和僵化程度越高，对社会发展的阻力就越大，因而解放思想、冲破束缚的任务也就更艰巨。可见，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就成为邓小平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基础。针对当时全党全民族思想僵化和禁锢的现实，邓小平以解放思想为突破口，直接参与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客观、公正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把这一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总之，邓小平率领全党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不但是以解放思想为前提的，而且也是以解放思想为主要特征的，这无不是新的时代和历史任务所要求的。

    相对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来说，江泽民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除了强调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外，更多地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之所以如此，这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的迅速而剧烈的变化密切相关。这种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对当代人类和社会的影响之深远前所未有，因而必然要求对当代世界发展变化和时代提出的重大课题做出马克思主义的带有创新性的回应。在当今的时代，创新不但成为越来越清晰的时代特征，也是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面临的新的环境和新的要求。江泽民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这里表达的正是一种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创新的要求和呼唤。所谓创新，就是在既有成果的基础上扬弃旧义，开创新义。换句话说，就是想前人所未想，做前人所未做，言前人所未言。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创新就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总结实践的新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并以理论创新来推动其他各方面的创新。只有如此，才能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的中国化。

    第四，中共三代领导核心是在不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因而他们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有所不同。

    毛泽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事业的创始人和开拓者，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是率先垂范、首开先河，奠定了延续至今而且将会为共产党人继续传承下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业的根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要贡献体现在：首先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向全党发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号召和要求，从而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基本理念和不变的追求；其次，确立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原则和思想基础，指明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途径；最后，身体力行，作为中国共产党内践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表率，为创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做出了杰出而巨大的贡献。

    邓小平作为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因而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又一伟大旗手。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在毛泽东晚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一样遭到严重挫折，并几近中断。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恢复并延续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所以，邓小平在毛泽东之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他在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就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主要体现在：恢复、确立并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中兴奠定了思想基础；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完成了全面拨乱反正的历史重任；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并为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做出了卓越贡献。一句话，邓小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沿着毛泽东开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在邓小平之后继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推向前进。作为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了新的贡献。一是为党的思想路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注入新的内容，把党的思想路线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使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二是科学地评价了邓小平理论，在全党树立起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从而为当代共产党人在新的世纪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篇章奠定了前提和基础；三是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使我们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理论高度，从而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是一条绵延不断的历史长河，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进程中各自有其不同的位置和贡献。实践和创新没有止境，同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无止境。正确认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和贡献，对于我们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验教训，在新的世纪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光辉篇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中共三代领导核心开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之启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一方面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另一方面表现出一脉相承的特征。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是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基本理念，也是他们一脉相传的共同事业。所以，在绵延不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蕴含着许多共同的宝贵经验。认真总结这些经验，揭示其中的规律，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启示之一：“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

    所谓“老祖宗”，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习惯称谓。在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中，把马克思等称之为“老祖宗”的第一人是毛泽东。他曾经说过，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而“老祖宗不能丢”这一命题则是邓小平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明确提出的，其根本要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不能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要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际和历史相结合。如果丢掉马克思主义的旗帜，根本就谈不上中国化。所以，坚持老祖宗不能丢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前提和要求。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为我们树立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典范。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甚至是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做出的正确抉择，所以，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我们都要坚持“老祖宗不能丢”这一信念，而一切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的言行都是错误的，也是有害的。但是，反观历史，每当中国革命和建设处在重大的历史关头，总会或多或少地出现反对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言行，这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经常遭遇的问题之一。所以，坚持“老祖宗不能丢”，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关键问题。在这方面，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邓小平为我们树立了榜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处在由拨乱反正向改革开放转变的重要历史关头。面对党内外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针对自由化思潮的再度出现，邓小平在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时进一步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就从正反两方面表明，邓小平坚持毛泽东思想是多么地富有远见。在邓小平去世之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客观而现实地摆在了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面前，并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江泽民明确提出：“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决策，并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党和国家的指导地位，从而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胜利前进提供了政治保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坚持马克思主义“老祖宗不能丢”，其基本要求就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因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基本范畴和基本理论，是其立场、观点和方法的理论表达，它不仅是对人类社会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高度概括，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绝对和相对、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而且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科学性和阶级性的高度结合，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精髓所在。在当代世界高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尤其要防止和反对所谓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如果以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为由而丢掉“老祖宗”，那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最终逃脱不了枯竭的命运。

    启示之二：准确把握“中国化”的精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

    依据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的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应该是多层面的：一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揭示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并把中国人民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加以系统地、科学地总结和概括，并使其上升成为理论形态。二是在实现形式上把马克思主义从欧洲形式变为中国民族的形式，也就是要根据中国的民族特点，运用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和民族语言，使之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三是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创造和发展先进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土壤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概念。但是，如前所述，在过去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我们过多地强调和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的结合，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解上比较忽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过分强调政治层面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结果既不利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更不利于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课题的提出，是直接针对当时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不仅对马克思主义采取绝对化的倾向，而且对中国历史和文化一无所知。因而，他们不但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更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结合。正由于此，毛泽东对教条主义者还进行过这样的批判：“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也是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可见，在毛泽东看来，如果只知道马克思怎么说，而不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那他不但忘记了自己的老祖宗，而且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能说是一个教条主义者。所以，毛泽东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可见，毛泽东认为，认真总结历史、继承优秀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邓小平和江泽民具有和毛泽东相同的思想。因为，邓小平正是在总结历史的基础上实现开创未来的，而江泽民反复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要求领导干部要学习历史、懂得历史，都说明了这一点。特别是江泽民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论述，更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反映。因为，在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看来，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和结果，除了必须与中国现实的经济、政治相结合外，重要的是要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相结合，否则，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就无从谈起，也无法实现。

    此外，在当代世界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等发生深刻而巨大变化的今天，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仅仅强调“民族化”是远远不够的，还要强调“当代化”，就是要善于把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总而言之。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容，中华民族的表现形式及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的体现。它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又是中国的；既包括民族性，也包括时代性。只有正确理解这一点，才能做到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主义做出发展。所以，正确理解和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启示之三：“三个解放出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所谓“三个解放出来”，就是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三个解放出来”是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首次提出、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做出进一步阐述的。它是以江泽民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共产党80余年来始终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可以说，“三个解放出来”指出了一条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路径，它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保持与时俱进的精神状态，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的必要条件，也是在新世纪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保证。

    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不断地坚持“三个解放出来”的思想原则，对马克思主义不断做出创新和发展的历史。毛泽东当年在党内发出的反对本本主义的呐喊和对教条主义的痛斥与批判。邓小平在拨乱反正的初期提出的思想僵化就会亡党亡国的论断和解放思想的大声疾呼，江泽民关于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灵魂和发展的动力与源泉的深刻论述。无一不说明“三个解放出来”之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80多年的历史反复告诉我们。要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并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就必须坚持“三个解放出来”的思想原则。因为，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基本理论，最主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变化的发展观，用发展和变化的宽广眼界看待变化和发展的客观世界与事物；而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并做出理论上的创新，关键的一点就是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决反对在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形而上学和教条主义，坚持实践和发展的观点，把马克思主义的原理与具体的实践相结合，勇于对已经不符合客观实际和不合时宜的马克思主义的个别结论和个别论断进行大胆的修正。只有这样，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才会成为可能而不会是一句空话。

    总之，“三个解放出来”和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质具有统一性。坚持“三个解放出来”，就是坚持与时俱进。只有坚持“三个解放出来”，才能在不断前进中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真正做到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一脉相承而又与时俱进；才能在与实际的紧密结合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与创新；才能在实践中不会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而采取科学的态度；才能不断取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成果。所以，“三个解放出来”既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具体体现和必然要求，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

    启示之四：洞察“国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为我们认识规律、掌握规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供了基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导我们行动的指南。但并不是现成的答案。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发挥作用，并通过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实现其改造世界的历史使命，就必须了解中国的国情，研究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在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社会诸问题等方面同西方国家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就决定了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的极为特殊的国情。所以，能否全面认识、深刻把握中国的国情，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础。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就是要射中国革命和建设这个“的”，如果离开了中国的具体情况和时代特征，无异于无的放矢，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首先要认真研究中国的特殊性。毛泽东正是基于对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深刻洞察和认识，才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正是在当代世界时代主题的转换，即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潮流的新形势下，立足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和生产力发展的现状，成功地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江泽民则从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的现实出发，把邓小平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继续推向前进。可见，中共三代领导核心都非常重视对国情的认识和研究，尤其是毛泽东对近代中国国情的深刻认识和洞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深刻洞察中国的国情，一定要善于把握客观现实和实际情况的发展变化。因为，国情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国情其具体内涵有所不同，要准确地把握它，就要善于把握客观实际情况的变化，力求准确把握中国的新实际、新特点、新情况。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把握国情首要的是必须充分认识到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客观实际，充分认识和体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诉求，最大限度地保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条件和重要经验。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历史过程，实际上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如果没有这一点作基础，就没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也就没有中国革命和建设及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

    启示之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原则和正确途径

    自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政治建设问题上，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着一个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现实问题。本本主义者始终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和不可移易的绝对真理，结果给中国革命带来灭顶之灾。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则把马克思主义看作是行动的指南，旗帜鲜明地主张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无论是20世纪30年代反对教条主义的呐喊，还是延安整风时期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尖锐批判，毛泽东都始终表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要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一原则。正如毛泽东所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而“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我们则要把二者紧密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这一思想，在新时期提出了一系列“相结合”的思想。比如，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中就指出：“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要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则同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进一步强调：“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之后，他多次强调和重申：“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集中全党的智慧，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邓小平理论。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也同样具有丰富的“相结合”思想和论述。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从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角度深刻阐述了这一思想，指出：“八十年的实践启示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科学理论的指导，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这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得出的最基本的经验。”正是坚持这个基本经验，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才能做到坚持并发展邓小平理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进程中，努力把马克思主义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总之，“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一条最基本的经验，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唯一原则和正确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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