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贡献

    一、“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的考验

    2000年6月9日，江泽民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这样讲道：“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胡锦涛总书记在2003年7月1日召开的全国“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临的三个重大课题之一，就是“要科学判断和全面把握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和肩负的历史使命，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党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执政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始终成为团结带领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面对这一考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以加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为着眼点，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主题，集中全党智慧逐步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系统的科学理论。这一科学理论“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可见，“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历史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面临的一个重大现实课题。

    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党领导革命与建设的一大优势，更是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一以贯之的思想。纵观中国共产党建党学说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是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首先开创了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党的建设上的重大举措，即“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并豪迈地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提出和实施，是中国共产党建党史上的一个大手笔，它使党的建设更加具有针对性、计划性、整体性和根本性。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在全面坚持、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基础上，致力于解决在当代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和实行改革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艰巨任务，形成了一系列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理论。1989年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形成了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牢牢抓住党的建设不放松，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并把这一问题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首次明确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从党建学说发展史的角度看，不仅高度概括了党的建设的实质和核心内容，而且解决了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样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过程中，明确提出“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除了这是邓小平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始终重视执政党建设问题。也是中共三代领导核心一以贯之的思想。但是，就加强执政党建设所面临的具体情况而言，邓小平和江泽民是有所不同的。比如，关于党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邓小平面对的主要还是工人（主要是国有企业的工人）和农民这两大传统阶级，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在拨乱反正后如何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大量吸收知识分子中的先进分子入党；而对江泽民来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在社会变革中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六大新的社会阶层，同时还有工人、农民由于就业方式变化及转岗、失业而出现分化，因而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就成为迫切的现实问题。关于党的建设，尤其是执政能力建设，邓小平虽然认识到它的重要性，但是对邓小平来说其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牢固确立党的基本路线，在经济上实现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在思想文化上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最终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所以，关于解决执政党建设的问题，邓小平已力不从心，只能交给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产生之际，邓小平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最重要的政治交代，就是必须高度重视党的建设。他说：“常委会的同志要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这个党该抓了，不抓不行了。”3年后，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并告诫要对这个问题有清醒的认识。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再清楚不过地说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确实成为世纪之交的共产党必须解决的迫切而重大的课题。之所以如此，是和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走上中国政治舞台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及党的现状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历了以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为代表的一系列前所未有的事变。先是以柏林墙的坍塌为象征，民主德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国家的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相继丧失。紧接着，1991年9月，执政长达74年的苏联共产党垮台，丧失了在苏联执政的地位，与此同时，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宣告解体，不复存在。一个拥有74年执政经历、党员人数达2000万的大党和老党在瞬间退出历史舞台，一个曾经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在冷战时期能与美国抗衡的世界社会主义强国竟然瞬间消失，这是极其可悲的。苏联、东欧剧变的深远影响不仅仅在于结束了自二战后长期存在的两极化世界政治格局，使世界朝着多极化趋势发展，而且促使人们从深层次反思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的执政。因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固然有着极为复杂的国际国内因素，但毫无疑问，对党的建设和增强执政能力问题的重视不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一个极为深刻的教训。这就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问题上敲响了警钟，而且从反面向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重大而严肃的课题。正如江泽民所说：“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其中的根本原因是党的内部出了问题。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

    就国内形势和党的状况来看，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之际，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历时10余年。进入新的世纪，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家的综合国力大大提升，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和提高；另一方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行，也引发了许多深层次的社会问题。特别是从“党情”来看，中国共产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已经从过去领导人民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转变为领导人民掌握国家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转变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党的这种地位和环境的巨大变化，无疑会使党的执政面临新的挑战和考验。同时，一些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中存在的贪图享受和安逸、不思进取的现象；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倾向；工作中严重的形式主义倾向；滥用权力，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等等，这些都给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带来了负面影响。虽然党的主流是好的，党的执政地位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但如果不能正视党的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特别是不能采取有力的措施，最终势必会动摇党的执政地位。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在主持中央工作的13年里，在许多场合多次并反复强调加强党的建设问题。比如，他讲得最多的几句话就是：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好好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干部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再比如，江泽民关于党风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性的论述也不鲜见。他说：“我们党作为执政党。必须高度关注党同群众的关系问题、人心向背问题。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兴亡的根本性因素。”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他又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政权也好，一个政党也好，其前途命运最终取决于人心向背，不能赢得最广大人民的支持，就必然垮台。”这样的讲话或思想在《江泽民文选》中屡见不鲜，比比皆是，充分说明江泽民对党的建设问题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

    实际上，在江泽民被推选为党的总书记的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他就非常明确地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和基本政策没有变，必须继续贯彻执行。在这个最基本的问题上，我要十分明确地讲两句话：一句是坚定不移。毫不动摇；一句是全面执行，一以贯之。”这虽然是在宏观上就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和贯彻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而言的。但也表明了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面向21世纪的新的征程上，继续全面推进党的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的坚定信念。从此，江泽民在许多党的会议和有关场合多次、反复地强调党的建设问题。

    1989年12月，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宣传部等部门举办的党建理论研究班上，就党建问题发表讲话。这是他担任党的总书记以来首次全面地讲党的建设问题。他说：“一定要坚持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更加坚强的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样的先锋队，必须在理论上更加成熟，思想上更加统一，政治上更加坚强，内部更加团结，同群众的关系更加密切，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

    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又进一步指出：“在严峻考验面前，我们一定要紧紧联系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坚定社会主义信念和共产主义理想，筑起抵御国内外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钢铁长城，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更加坚强的核心力量，更好地担负起历史赋予我们党的伟大使命。”

    1992年10月的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所做的政治报告也系统地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和改善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他说：“我们一定要结合新的实际，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党要管党和从严治党，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努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使我们这个久经考验的马克思主义的党，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中更好地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1994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以党建为主题，专门研究了新形势下如何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就加强党的建设发表重要讲话。他说：“党要走在时代前列，在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中始终实施坚强的领导，在广阔深刻的历史性变革中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在激烈的国际斗争中始终掌握主动权，就必须继续锲而不舍地加强自身建设，把推进新的伟大工程视为自己的神圣责任。”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在当代世界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把党建设成为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是对党的建设实践的新经验的总结，是对新时期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总目标的鲜明而富有时代特征的概括。

    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在系统总结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对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又进一步做出了更加完整的概括和表述。他说：“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成功地实施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建设了一支领导人民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当代中国，围绕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面向新世纪，党中央领导全党正在继续推进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就是要把党建设成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能够经受住各种风险、始终走在时代前列、领导全国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这里，江泽民不但对党的建设的总目标进行了新的更完整地表述。而且提出了建设“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内涵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

    由上可见，作为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从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始终致力于党的建设问题。可以说，“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既是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抓党的建设问题上贯穿始终的一条主线，也是江泽民着力思考和探索的根本问题。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其强烈的忧党意识，也能够把握他长期致力于“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问题的思想脉络和理论贡献。

    总的来看，江泽民对党的建设的思考涉及到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理论建设等众多领域和方面。从主要内容而言，除了提出和阐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新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方针，确立其在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党的建设理论体系的核心地位，并把党的建设提到“新的伟大工程”的高度，确定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总目标外，就加强执政党建设特别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来看，主要是围绕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和“不断增强拒腐防变能力”这样两个新的课题，提出了一系列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提高党的执政水平的思想。

    一是强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保证，因而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江泽民多次重申：“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始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关键问题。”所以，“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是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取得成功的根本保证，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党必须经得起执政、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考验，通过这些考验使党进一步掌握执政本领、建设本领、治国本领，从而不断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领导水平。

    二是强调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所谓理论建设就是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加强党的理论建设的主要途径仍然是继续保持和发扬党的学习的优良传统。加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特别是学习和掌握邓小平理论，用这一理论武装全党。江泽民向全党发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并提出学习邓小平理论必须在三个方面下功夫，即：“要努力在掌握理论的科学体系上下功夫，在掌握基本原理及其精神实质上下功夫，在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并用以指导实践上下功夫。”江泽民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必须端正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有的放矢，学以致用，不能为学理论而学理论。因此，“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江泽民还把学风和党风问题、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指出：“学风问题也是党风问题，是关系到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

    三是把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作为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工程”来抓，创造性开展了“三讲”这一新形势下提高党员干部思想政治素质的教育活动。毛泽东曾经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所以，建设一支德才兼备的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直接关系到党的事业的发展。为了全面提高各级领导干部的素质，确保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全面贯彻执行，1995年11月，江泽民在视察北京时首次提出“三讲”。所谓“三讲”，就是领导干部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学习，就是学理论、学知识、学技术，首先是学理论；讲政治，就是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和政治敏锐性；讲正气，就是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坚持真理、坚持原则，坚决同一切歪风邪气和腐败现象做斗争。“三讲”教育活动是针对新时期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复杂多变的环境对党员干部素质提出新的更高要求而展开的。这一活动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带有创新性的探索，对于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是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指导方针，探索了党建工作的新领域。江泽民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因此，“要防止出现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的情况”。抓好党的建设，“特别要把‘三个代表’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主要是紧紧围绕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加强企业党组织建设，要根据农村在农产品方面由长期短缺向阶段性、结构性相对过剩转变为特征的新变化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同时，针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和新变化，必须拓展基层党建工作的新领域，主要是抓紧抓好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和街道社区的党建工作。因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的党建工作“是我们党确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加强党同在非公有制企业劳动的广大职工群众的联系、巩固党在新形势下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需要”。切实加强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实质就是打牢党在城市工作的组织基础和群众基础”。

    五是明确提出“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逐步探索出一条在新形势下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的新路子。邓小平在他的政治交代中讲道：“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的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新的领导要首先抓这个问题，这也是整党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始终牢记邓小平的这一重托，连续多年在中央纪委全体会议上就反腐败问题展开深刻论述。他说：“反腐败斗争是关系党心民心、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严重政治斗争。在这个问题上，旗帜必须鲜明，态度必须坚决，工作必须锲而不舍。”因此，务必从严治党。针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江泽民强调反腐败要有新思路、新办法。首先，要认识到反腐败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因此必须把惩治腐败作为一个系统工程来抓，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把持久作战和阶段性战役结合起来。其次，坚持标本兼治，必须把教育、法治和监督三者同时并举。其中，教育是基础，法治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尤其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现象，从思想上筑牢拒腐防变的堤防。最后，要进行体制创新。实践证明，完善的体制可以有效地预防和制止腐败现象的发生，反之，会导致腐败的滋生和蔓延。因此，江泽民指出：“要抓住最容易产生腐败问题的部位和环节，总结实践经验，严格纪律，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制度，建立和完善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各项政策和法规”。

    六是明确提出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一个政党的阶级基础是指这个政党直接代表的阶级、阶层和依靠的力量，群众基础则是指政党间接代表和联系的阶级、阶层及其支持者。一般来说，政党的阶级基础具有确定性和稳定性，而政党的群众基础则具有不确定性和可变性。正因为如此，中国共产党从建立之日起，始终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从而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而作为党的群众基础，则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是有所不同的。针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的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兴社会阶层，江泽民明确指出：“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因此，“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并通过党这个大熔炉不断提高广大党员的思想政治觉悟，从而不断增强我们党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和凝聚力”。这一重要的理论上的创新观点，实际上提出了在新形势下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的同时，不断地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问题。那么，将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是否就会改变党的先进性？对此，江泽民明确回答：“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是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主要应看它的理论和纲领是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不是代表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是不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江泽民这一创新思想把党的先进性、阶级性同广泛的群众基础统一起来，从而对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应具有的性质做出了科学的解答。

    总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既是邓小平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政治交代，也是世纪之交的共产党人面临的重大考验。历史和实践证明，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没有辜负邓小平的希望和人民的重托，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正如江泽民所说：“我们始终铭记邓小平同志的政治交代，铭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对自己承担的职责从不敢懈怠。”江泽民经过长期的思考，将这一问题逐步上升到“三个代表”的高度，即中国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可以说，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总纲和核心，以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道德建设、理论建设等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党的执政水平和执政能力为着眼点的党建理论的提出和形成，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重大的现实课题。

    二、从十三届四中全会到十六大：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杰出贡献

    在2003年7月1日中央有关部门联合召开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理论研讨会上，胡锦涛指出：“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长期奋斗中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三大理论成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准确把握时代特征，科学判断我们党所处的历史方位，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集中全党智慧，以马克思主义的巨大理论勇气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这一论述表明，作为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结晶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个理论形态。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党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概括时，与以往分别用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名字来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第二大理论成果进行命名的做法不同，并没有用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人物的名字，而是用“三个代表”来命名。这样做的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为了淡化领导人的个人色彩，当然也有突出这一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的因素。但这并不否认领导核心的巨大贡献。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提出以来，在对这一思想的学习和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个认识上的误区：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无非就是三句话，因而谈不上科学性、系统性和体系性。得出这种认识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的时间只有短短的3年，这样短的时间怎能形成科学体系。因此，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形成史为视角，探讨江泽民对这一思想的一系列论述，不仅对正确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科学体系和内涵大有裨益，而且有助于我们科学评价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核心江泽民在创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中的贡献。

    任何一个思想理论体系的形成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必然以深厚的社会实践为基础。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如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也如此。从根本上讲，“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深深植根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与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3年波澜壮阔的历史相始终。如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不能从延安时期提出“毛泽东思想”的概念算起、邓小平理论的形成不能从十五大之前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算起一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也不能从2000年初“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算起。如果从江泽民思考、提出、阐释、论述这一思想的思想演进和发展脉络来看，“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长达13年这样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到“高州讲话”，是“三个代表”思想的酝酿时期。

    众所周知，受命于危难之际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走向中国政治舞台后。目睹了苏联、东欧剧变的悲剧，加之国内政治风波对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冲击，一个重大而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面前，即：怎样避免苏联、东欧剧变的悲剧在中国重演，如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继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一问题从深层次讲，就是“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

    正由于此，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牢记邓小平的政治交代，在党建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部署和举措。仅就党的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而言，十三届六中全会、十四大、十四届四中全会、十四届六中全会、十五大等都对党建问题有专门论述。特别是中共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确立了党的建设的目标，并提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要求；而十五大则提出了“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命题和党的建设的总目标。中共十五大闭幕后，为了配合在全党展开深入学习邓小平理论的活动，中央正式做出决定，从1998年11月起，用3年时间分阶段、有步骤地在全国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进行一次以“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为主要内容的党性党风教育活动。“三讲”教育活动的展开，对领导干部在党性教育和提高思想政治素质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对在新的形势下解决党内问题的方法进行了宝贵而有益的探索。但是，“三讲”属于集中教育，由于时间有限，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特别是一些深层次问题。并且，这一活动在不同地区和部门呈现出不平衡，甚至有些地方存在着走过场的现象。因此，如何认识干部教育的长期性，进一步解决“三讲”尚未解决的问题，就成为一个需要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可以说，“三个代表”就是立足于党的现状，结合“三讲”的实际，经过不断思考和酝酿而提出的。正如江泽民所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了长时期思考的。在实行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是一个重大现实问题，直接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

    在2000年的一系列“南方讲话”到“兰州讲话”，江泽民正式提出“三个代表”概念并深入阐述了其科学内涵。

    2000年2月。江泽民赴广东进行调研和考察。这次广东之行分为两个阶段：首先是按照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赴高州作“三讲”教育的讲话，然后去深圳、广州就党的建设和高新产业等问题进行考察和调研。在高州期间，江泽民走访农户，听取汇报，并于2月20日下午参加了高州市“三讲”教育动员大会。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即“高州讲话”。讲话涉及了“三讲”教育的意义、关于搞好县（市）“三讲”教育的要求及做好县（市）领导工作的几点希望等问题。核心内容是提出了每一位党员要做到“五个始终”、“三个想一想”和“四个坚持”。所谓“五个始终”，即：始终保持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始终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强有力地发挥好领导核心作用。所谓“三个想一想”，即：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想一想，参加革命是为什么？现在当官应该做什么？将来身后应该留点什么？所谓“四个坚持”，即：坚持不懈地加强学习；坚持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深入实际、深入群众；坚持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在高州讲话中，尽管江泽民只提出了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始终成为社会先进生产力的代表”，与几天后在广州所讲的“三个代表”相比，还差“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论述，但是，核心的内容已经讲到了。所以，高州讲话虽未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但确实已经蕴含着这一概念的基本内容。可以说，“三个代表”的概念已经呼之欲出。

    高州讲话之后，江泽民又继续他的广东之行，先后赴深圳、顺德、广州等地考察，并就推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党的建设问题展开调研。在考察期间，江泽民多次召开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党的建设等问题与当地的干部和群众展开探讨。2月25日，在考察活动即将结束时，江泽民在广州专门作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党如何作到“三个代表”》的重要讲话。与高州讲话相比，广州讲话首次明确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概念，并对“三个代表”进行了完整地表述。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还说：“总结我们党七十多年的历史。可以得出一个重要结论，这就是：我们党所以赢得人民的拥护，是因为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并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江泽民进一步强调，在新世纪和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如何更好地做到“三个代表”，是一个需要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此外，江泽民还逐一对“三个代表”的具体内涵加以阐述，并结合“三讲”教育分析了党的建设的现状和任务。广州讲话所以能够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并对其做出完整而规范的表述，这与江泽民的广东考察，特别是长期以来他对党的建设问题的高度关注和深入思考分不开。站在“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一高度看，“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绝非仅仅对广东考察的总结，也非对一般工作的指导性讲话，而是对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建设“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这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深刻内涵的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进行的战略性思考，是为了阐明“三讲”这一长期教育活动的科学内涵，是从党的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的带有战略性的努力方向。所以，和高州讲话比较，广州讲话不但明确提出“三个代表”的概念，而且在表述上具有完整性、严密性和科学性的特点。

    中共十五大以后，江泽民始终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他思考的重点。这一方面和中央做出“三讲”的重大决定有关，也和党的现状使得加强党建问题更为迫切这一现实密切相联。仅2000年到2001年，江泽民就先后到1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考察，主持近30个不同形式的党建工作座谈会。在这些考察活动中，江泽民在广东两次讲话的基础上，多次发表讲话，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结合党建问题，多次阐发了“三个代表”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在视察江苏、浙江和上海三省市党建工作后在上海的讲话，还有在兰州召开的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的讲话。

    2000年5月上旬到中旬。江泽民考察了苏、浙、沪三省市的党建工作。14日，江泽民在上海主持召开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发表题为《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讲话。讲话把“三个代表”的重要性提高到事关“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明确提出要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切实加强党的建设。江泽民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多样化的趋势还将进一步发展。这必然会给我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带来深刻影响，给我们党执政和领导各项事业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因而，党的领导如何更加切实有效地覆盖社会和市场发展的广泛领域，就成为一个必须认真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讲话还以较多的篇幅列举和论述了新形势下社会利益多样化、新出现的社会阶层在就业和分配等方面的多样性问题，指出“党如何更好地代表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具体利益，如何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也是一个关系到党的领导能否有效实施的重大问题”。为此，江泽民强调，一定要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到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各项工作中去，使党的基层组织在平时的改革、发展、稳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在遇到突发事件、面临各种政治风险时也能显示出强大的战斗作用。江泽民还就如何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贯彻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中去的问题展开了论述。他说：“坚持‘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根本宗旨、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提出的根本要求。”把“三个代表”的要求落实到党的全部工作，具体就是落实到坚定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去、落实到党的各项工作中去、落实到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中去和落实到从严治党中去。此外，讲话还阐述了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加强党的建设的紧迫性和长期性，指出这将贯穿党领导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概括起来，上海讲话进一步阐述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意义、科学内涵和基本要求等问题，尤其把“三个代表”提到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的高度加以论述，这些都表明江泽民对“三个代表”思想认识的深化。

    2000年6月下旬，江泽民视察了西北五省区的党建工作。20日，在兰州主持召开西北地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在这次座谈会上，江泽民在上述一系列“南方讲话”的基础上，以“创新”为主题，进一步阐发了“三个代表”思想。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所谓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都与不断创新分不开。由于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所以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特别强调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创新精神。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营养，不断丰富和发展理论。使理论更好地指导我们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党始终走在时代发展的前列，真正做到“三个代表”。兰州讲话虽然是以“创新”为主题，重点在阐发“创新”的思想，但就精神实质而言，强调的是思想解放和与时俱进，而这恰恰是坚持“三个代表”的关键所在。因此，它进一步深化了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认识。

    在2001年的“七一”讲话中，“三个代表”思想系统化、理论化。

    在对各地党的建设工作进行考察并多次阐述“三个代表”思想的同时，2000年，江泽民还先后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中央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和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等中央会议上，对“三个代表”思想的意义等进行全方位的阐述。在此基础上，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江泽民一方面系统地阐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科学内涵和精神实质，另一方面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总结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从而对“三个代表”思想认识达到系统化、丰富化。“七一”讲话对“三个代表”思想的阐述，与以往的讲话相比，其创新的地方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从总结历史、开创未来的角度，把党的80年奋斗历程和取得的基本经验及未来的光明前途，归结为“三个代表”的要求上；二是提出完成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世纪的三大历史任务，关键在于贯彻落实“三个代表”的要求；三是“三个代表”要求是在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和各方面的创新、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的胜利的根本要求；四是明确提出“三个代表”要求与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及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一致性。同时，“七一”讲话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对如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提出了五条要求，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大力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创造性地推进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同时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建立健全科学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坚决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保持并不断增强党的活力；必须全面贯彻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和德才兼备的原则，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努力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能够担当重任、经得起风浪考验的干部队伍；必须坚持党要管党的原则和从严治党的方针，各级党组织必须对党员干部严格要求、严格教育、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坚决克服党内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

    “七一”讲话是明确提出“三个代表”概念以来，对“三个代表”思想的内涵、精神实质及重大意义所做出的最为系统、全面的一次阐述，而且充满着许多新的思想的闪光点和创新之处，因而在国内外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它是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进行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毫无疑问，其中凝结了江泽民的巨大心血和卓越智慧。

    中共十六大报告完善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并阐述了其历史地位。

    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十六大筹备召开的关键时刻，江泽民出席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贯彻“三个代表”要求，关键在与时俱进，核心在保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在执政为民。“五三一”讲话实际上为十六大的召开做了政治上和理论上的准备。11月，中共十六大召开。在江泽民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进一步完善和丰富了“三个代表”思想。这里，主要强调和说明两点：

    一是与以往对“三个代表”思想的论述最大的不同是，首次把过去沿用的“‘三个代表’要求”（或“‘三个代表’思想”）概念科学地表述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变化不仅仅是概念的提法和表述上的不同，而是在内涵和外延上相对于“‘三个代表’要求”（或“‘三个代表’思想”）都有很大的扩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际上是对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全部理论创新的概括和表述。如果“三个代表”思想（或“三个代表”要求）是党的建设的指导方针的话，那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器。也就是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方位的指导理论。正确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科学认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体系。

    二是报告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做了明确阐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的新要求，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我国社会主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中，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一起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至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正式确立。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大理论成果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思想。但是，在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中，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江泽民做出了杰出而卓越的贡献。他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论述之多、阐述之深刻、见解之精辟，在党内无人比拟。胡锦涛总书记曾经这样讲道：“江泽民同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审时度势的领导才能、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卓著的功勋，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所以，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阐发，成为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大贡献。

    三、“与时俱进”：党的思想路线的丰富和发展

    所谓党的思想路线，简而言之，就是我们党认识世界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也就是共产党人的世界观。思想路线是党行动的指南，是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前提和关键。所以，党的思想路线对党的事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从延安时期毛泽东把实事求是确立为党的思想路线以来，实事求是的原则和精神为几代共产党人所传承。但是，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具体内容则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历史条件下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侧重点。

    “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邓小平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并为这一思想路线注入新的时代内容，把党的思想路线丰富发展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我们党之所以能够全面完成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顺利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从根本上讲就是得益于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正如江泽民所说：“如果没有全党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一系列新政策，也就不可能有今天这样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好局面。”

    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在党的思想路线方面，江泽民除了继续强调和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外，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是新的世纪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十分重视和特别强调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江泽民明确提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可见，在邓小平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后，江泽民突出强调“与时俱进”，这既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在精神实质上的历史继承性和一脉相承性，又反映了结合实践发展的鲜明时代特征。因而，强调“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在丰富和发展党的思想路线方面最主要的贡献。

    “与时俱进”这一概念，是江泽民在2001年1月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来的。他指出：“我们必须始终站在时代发展前列。不断把事业推向前进。”指出：“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运用当代最新知识丰富自己，不唯本本，不守教条，与时俱进，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但是，对与时俱进的思想要求的论述则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90年代。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就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样讲道：“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地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在提出“三个代表”思想的世纪之交的2000年，江泽民根据世界迅速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新特点，多次以创新为题，阐述了理论创新的重要性。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当年6月在兰州召开的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的讲话。他说：“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新创新。思想解放、理论创新，是引导社会前进的强大动力。林则徐在兰州给朋友姚春木、王冬寿写的信中提出了一套积极有效的抵御外敌的方法。他认为救国救民没有的良方，唯有八个字“器请、技熟、胆壮、心齐”，也就是要有先进的武器，训练良好的军人，尤其需要胆识过人，临阵镇定自如的军官和士兵，然后齐心协力才能彻底打败敌人。”

    在明确提出“与时俱进”的概念后，江泽民多次阐发和论述了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新要求。2001年8月，在山西省考察工作时，江泽民发表了题为《党的作风是党的形象》的讲话，其中对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有深刻的论述。他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而这种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能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2002年4月，江泽民在西安主持召开西部大开发工作座谈会时指出：“面对进入新世纪的新形势和新任务，要完成改革和发展的艰巨任务，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既要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又要与时俱进，外拓创新。这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要求。”紧接着，在5月份赴四川考察工作时，又讲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做到与时俱进、开拓进取。”

    在反复强调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重要性的基础上，在中共十六大政治报告中，江泽民把党的思想路线进一步概括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那么，什么是与时俱进？十六大报告对此做出了精辟的概括：“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

    所谓“体现时代性”，就是指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紧跟时代步伐，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的世界眼光观察发展变化着的世界。宽广的世界眼光具体包括历史的深远眼光和世界的全局眼光两个方面。江泽民正是以这样的眼光来全面、深刻地认识当代世界的发展变化的。针对20世纪末以来全球范围内一些长期执政的老党、大党或丧失政权、或日益衰落的事实，江泽民对执政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不仅如此，他还以历史的深远眼光和广阔的视野，进一步联系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曾经辉煌一时的大国由盛而衰的历史教训来思考现实。比如，在2000年的上海讲话中，他纵论中外历史的风云变幻，指出无论是历史上横跨欧亚非的奥斯曼帝国最后的分崩离析，还是在古代世界长期辉煌的中国在近代的落伍，都证明了一个道理：“违背历史规律和人民要求，不紧跟人类社会经济文化和科技进步发展的潮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论曾经多么强大，最终也是要落伍的，而落后就会挨打。”为此，江泽民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对这些历史和现实的实例，我们应该明鉴啊！”“很值得我们深思啊！”所以，我们一定要从世界文明变迁的角度、从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来总结政权兴衰存亡的规律，深刻思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变化，从而使我们的理论和认识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化不断创新，为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提供决策依据。

    所谓“把握规律性”，就是指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必须更加符合事件发展的客观规律。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并不是空洞和抽象的，开拓进取、不断创新更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对未来发展的方向做出科学的预见，使我们的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把握客观实践发展的规律，必须“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在此基础上，把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结合起来，把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根据实际制定和实施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发展的科学战略结合起来，把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结合起来。这样，必然就会进一步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把握客观实践发展的规律，在发展和前进的道路上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

    所谓“富于创造性”，就是指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经常性地不断开拓进取，有所创新。历史在发展，时代在前进，国际国内形势和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果我们的理论和工作不能坚持解放思想而依然因循守旧、墨守成规，完全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而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就会停滞不前和落伍于时代的发展。所以，党的事业要发展，改革和开放要不断深入和前进，就必须在发展上有新思路，理论上有创新。正如江泽民所说：“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一百五十多年过去了，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些变化给人类社会发展带来了什么影响？给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出了什么要求？”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重大现实问题。“怎样正确认识和处理大量的新情况新挑战？许多问题没有本本可找，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分析和总结新的实践经验中求得解答”。“马克思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奥妙，就在于它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我们的思想认识也必须不断前进，不断根据实践的要求进行创新”。在实践中如何做到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富于创造性，不断开拓创新，关键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大胆地去探索和勇于实践。同时，要重视和加强理论研究，要善于对实践进行总结，特别是要善于把实践中积累的新鲜经验及时加以总结、概括提升，形成指导新的实践的理论。

    可见，正确理解“时代性”、“规律性”和“创造性”是深入理解与时俱进精神内涵的关键。在这“三性”中，“体现时代性”是与时俱进最为鲜明的特征，只有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适应时代的发展要求，回应时代的挑战。才是真正的与时俱进；“把握规律性”是与时俱进的灵魂，如果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不能把握客观实践的规律，就做不到与时俱进；“富于创造性”是与时俱进的最终归宿，如果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无所创新，甚至是停滞不前，那么，不但不能与时俱进，而且会落伍于时代的发展。

    江泽民之所以在坚持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频繁地、反复地强调与时俱进的重要性，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苏联共产党在执政70多年后突然垮台。如果从历史的角度看，苏联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丧失在斯大林时代就已经埋下祸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思想的僵化，没有真正做到思想理论上的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我们知道，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苏联模式，曾经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一方面，苏联正是借助于这一模式在二战前始终保持了良好的经济发展势头和增长纪录，在短时间之内实现了从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向欧洲一流的工业强国的转变；在军事上，短时间内就建立了强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而为卫国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苏联模式曾经作为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普遍效仿和实行的建设模式，为这些国家大力推进工业化建设，巩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权，都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但是，世界上从来就没有完美无缺和一成不变的模式。随着二战后时代主题的转换，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在特定条件下显示了其合理性和优越性的苏联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但是，斯大林并没有看到这些变化，不但没有实现苏联模式的创新，相反，将其看成是不容改变的教条。在国内，对于苏联人民要求改革的主张予以无情打击；在国际上，强行推广苏联体制，对以铁托为代表的南斯拉夫共产党独立地探索本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横加指责，直至将其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这种将苏联模式绝对化和神圣化的做法，最终扼杀了社会主义的勃勃生机，导致了苏联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解体。

    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来看，我们之所以从20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屡屡出现失误，遭受挫折，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在思想上和方法上仍然沿袭过去革命战争年代的做法，没有根据时代的变化和要求，适时地进行思想方法的创新。用战争年代行之有效的政治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方法来进行经济建设。其结果必然是遭受严重的挫折。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们党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思想方法和理论创新上，顺应时代潮流，紧跟时代步伐，不断做到思想上的与时俱进，因而才开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取得了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总之，江泽民在讲党的思想路线时，高度重视和大力强调与时俱进的重要性，从总结世界社会主义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角度讲，这是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给予我们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启示。

    从现实来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正如江泽民所说的那样：“我们一定要看到《共产党宣言》发表一百五十多年来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生的重大变化，一定要看到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发生的重大变化。要充分估计这些变化带来的影响。”简而言之，就是世情、国情、党情等发生了重大变化。就世情来说，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标志着战后形成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世界、两大阵营的对立和冷战局面宣告结束，世界正在向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尽管道路曲折，但潮流不可逆转；同时，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就国情而言，到20世纪末，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继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前两步目标。从新世纪开始，我们进入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改革和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引发的深层矛盾和问题日益显现，目前正处在矛盾的多发期。从党情看，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执政地位，半个多世纪的执政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资格是称职的，主流是好的。但是，面对新的形势，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长期执政也给党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概括地讲，由于某些党员干部还存在党风不正的问题，特别是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腐败现象的蔓延，使党执政的合法性在一定范围内遭遇挑战。所谓“合法性”是现代政治分析的一个关键术语，其基本含义就是社会成员对现存政治体系的信任、支持和认同，其实质就是“人心归向”问题。正由于此，江泽民反复强调人心向背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重要性。此外，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工作、生活条件和社会环境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江泽民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这就给如何增强党的阶级基础、扩大党的群众基础提出了需要从理论上加以创新和研究的新问题。总之，新的实际需要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论，开拓进取、与时俱进是时代的要求和呼唤。

    综上所述，江泽民在党的思想路线问题上，除了继续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外，之所以特别强调与时俱进，归根结底是因为国际国内形势的巨大发展，导致客观实际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

    与时俱进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保持党的先进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怎样才能做到与时俱进？江泽民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

    首先，与时俱进必须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前提。

    江泽民指出：“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都无从谈起。”因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也是我们认识新事物、适应新形势、完成新任务的根本思想武器”。所以，我们必须“勇于创新、开拓进取，绝不能安于现状、因循守旧”。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时俱进作为党的思想路线在不同时期的具体体现，不仅反映了不同的时代特征，而且各有其侧重点。毛泽东当年提出实事求是主要是针对党内存在的把外国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强调的是要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善于从客观实践中总结中国革命的规律；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突出强调解放思想主要是针对人们思想的禁锢和僵化，提倡的是要保持一种不盲从、不迷信的精神状态；江泽民强调与时俱进则是针对时代和社会的巨大变化，要求党的理论和全部工作必须不断开拓进取，勇于创新。所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必然结果就是与时俱进。没有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作为前提，与时俱进就不可能成为现实。

    在“七一”讲话和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明确提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今天就是要做到“三个解放出来”，即：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来检验一切，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可以说，“三个解放出来”指出了一条在新的形势下进一步解放思想的新路径，这对在实践中做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次，与时俱进必须以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为中心，着眼于现实的客观实践。

    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作为思想和工作的方法，并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而是客观、具体的。与时俱进是指我们的思想和观念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在立足客观现实的基础上把握规律性以对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做出科学的预见，而不是对遥远的未来做出具体的设想和勾画。因此，要做到与时俱进，就必须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为中心来进行理论创新。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国家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基本上无现成的经验可供我们借鉴，完全需要我们自己去探索、去创新。尽管我们有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经历，还有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起来的经验，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况且，实践没有止境，认识也没有止境。所以，我们必须始终以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为中心，不断地在思想上、认识上有所创新，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与时俱进。

    最后，与时俱进必须进行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创新，并通过理论创新来推动其他各方面的创新。

    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江泽民的创新思想是一个系统，包括个体创新和社会创新两个层面和序列。个体创新主要包括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新人才等。关于社会创新，从构建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高度来讲，主要创新包括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创新。

    所谓理论创新，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善于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不断总结人民群众在实践中创造的新经验，并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理论上不断扩展新视野，做出新概括，使党的基本理论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取得新的思想而向前发展。所谓制度创新，就是不断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求的各方面的体制。所谓科技创新，就是要使科学技术成为我国跨世纪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所谓文化创新，就是要立足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着眼于当今世界文化发展的前沿，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大胆吸收世界一切民族的优秀文化，不断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吸引力和感召力。在所有这些创新中，理论创新是所有一切创新中最重要的、最关键的创新。因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因此，必须进行以理论创新为核心的全方位的创新，并“通过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创新，不断在实践中探索前进，永不自满，永不懈怠。”这样，就能保证党和国家的事业与时俱进，永不停顿。

    党的思想路线对党和国家的事业所具有的重要性已经为历史所反复证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在邓小平之后对党的思想路线的新发展，是对我们今天所要坚持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内容和特点的新概括。能否坚持这一思想路线，“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正由于此，“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作为党的建设必须坚决实现的基本要求而载入了中共十六大通过的新党章。这表明，与时俱进的重要性已经成为全党的共识。毫无疑问，这其中包含了江泽民对党的思想路线的巨大贡献。

    四、“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定位

    面向21世纪的中国，高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以什么样的理论为指导，这也是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诞生后面对的一个重大而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997年9月，江泽民在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并说：“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在当代中国，“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党和国家的指导地位，这不仅是对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贡献。

    但是，任何一种理论要被人们认识和接受都不会一帆风顺。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告诉我们，它就是在和种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如同列宁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邓小平丰富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都是在同一切否认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性的思潮的斗争过程中实现的一样，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同样也遭遇了种种思潮的挑战。在这一过程中，江泽民以科学的精神和理论创新的勇气，坚持正确的方法和原则，科学地评价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廓清了在邓小平理论上的种种错误认识，从而对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际上，政治动荡、风云变幻；国内在经历了政治风波之后，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刻。面对复杂的政治局面，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特别是在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遇重大挫折、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入低潮的严峻形势下，面对西方敌对势力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即将灭亡的断言，面对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所产生的“信仰危机”，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毫不动摇地坚持邓小平所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从各个方面全面推进这一事业的发展，很快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后，中国举什么样的旗，走什么样的路，再次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在这一重要的历史关头，江泽民代表中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表示，中国人民将继续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并在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规定为党的指导思想。

    确立邓小平理论为党的指导思想和在整个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进程中的指导地位，既是现实的需要，也是历史的必然。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中，新的形势、新的情况都决定了我们党必须树起一面正确的理论旗帜，以保证在复杂多变的形势面前始终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到20世纪90年代初，经过10余年的改革和开放，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已经积累起坚实的实践基础和许多新鲜经验，系统总结这些实践经验并将其上升到理论的高度，无疑对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邓小平理论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从1990年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概括总结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12条原则开始，经过江泽民在庆祝建党70周年的讲话和中共十四大，再到中共十五大，历时7年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江泽民主要围绕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科学概括和阐发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确定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和确立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刻地阐发和论述。

    全面、客观地评价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是事关科学评价邓小平理论以及确立这一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的前提和基础。这不仅因为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倡导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者，而且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创立者。江泽民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评价主要反映在邓小平追悼大会上所致的悼词和十五大报告中。在前者中，江泽民这样评价道：“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还说：“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建国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领导我们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在此基础上。江泽民把邓小平的历史地位高度概括和评价为：“邓小平同志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在这里，江泽民不但全面评价了邓小平的一生，尤其是高度评价了他对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大贡献。这一科学评价，对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邓小平去世3个月后、中共十五大筹备召开的关键时刻，1997年5月29日，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发表重要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这一概念，并充分阐述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重大意义。紧接着，在9月召开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所作的政治报告中再次对邓小平的历史地位做出高度评价。报告指出：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其中，第三次历史性巨变就是在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邓小平“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称之为邓小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视为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和他留下的最为珍贵的遗产，这既是对邓小平历史地位的高度评价，也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方面所做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贡献。

    科学概括和深刻阐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是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核心和关键。因为，对于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形成的邓小平理论如何认识和理解，一个时期内存在着一些错误倾向。比如，有观点认为，邓小平理论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特别是毛泽东思想并不一致，因而对邓小平理论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发展持有怀疑；还有观点认为，所谓邓小平理论并没有什么新东西，还是毛泽东思想那一套。特别是一些人认为，邓小平一生没有写过什么大部头的纯粹的理论著作，仅有的《邓小平文选》三卷本，大多也不过是谈话录，其语言表述平淡，并不深奥，所以根本谈不上什么邓小平理论。所谓“马列主义是卷卷，毛泽东思想是本本，邓小平理论是篇篇”就是这一说法的反映。其实，这里有一个究竟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认识问题。对此，延安时期毛泽东有经典的解释。他说：“真正的理论在世界上只有一种，就是从客观实际抽出来又在客观实际中得到了证明的理论，没有任何别的东西可以称得起我们所讲的理论。”又说：“我们所要的理论家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要这样的理论家，他们能够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正确地解释历史中和革命中所发生的实际问题，能够在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种种问题上给予科学的解释，给予理论的说明”。按照毛泽东对什么是理论和理论家的解释，毫无疑问，邓小平理论是指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真正的理论”，邓小平正是当代中国“所要的理论家”。邓小平一生虽然没有像毛泽东那样写过大部头的著作，《邓小平文选》中的文章绝大多数确实属于谈话或对话。但是，简短、精辟、文风朴实等恰恰构成了邓小平著作鲜明而独特的风格。在邓小平简明扼要、普通平实的论述背后，却蕴含着至为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宏大的理论见解。

    但是，客观存在和客观事实并不能代替人们的认识。如何澄清在邓小平理论的认识上的种种错误，科学概括和深刻阐述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就成为确立邓小平理论指导地位的核心和关键。有鉴于此，江泽民多次强调邓小平理论是系统、完整、科学的理论体系，并对如何概括这一理论体系进行了长期的思考和探索。理论界普遍认为，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最早概括始于1991年建党70周年的讲话。实际上，早在1989年9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的讲话和12月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江泽民已经初步涉及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概括。一年后，在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的建议》中，第一次比较明确地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概括为12条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的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全面、系统、深刻地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他说：“党的基本路线和这十二条原则，总起来说，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以适应和促进社会生产力不断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所以，在这次讲话中，江泽民主要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科学概括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过程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反复强调了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明确指出：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邓小平理论形成的社会历史条件的论述，不仅揭示了这一理论产生的深刻历史背景和必然性，而且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它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与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必然产物。这对澄清在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认识上和理解上的错误观点起到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江泽民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着重于理论上的概括主要是在十四大和十五大的政治报告。在十四大之前的三个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重要讲话，比较系统地回顾和概括了邓小平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思路。十四大报告在以前概括的基础上，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九个基本问题：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社会主义建设的外部条件、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保证、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社会主义的领导力量和依靠力量、祖国统一。与以前的概括相比，十四大的概括更具理论色彩，层次更高。随着党对邓小平理论体系在认识上的深化，五年后，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体系的概括做出了全面阐发和拓展：一是有一个贯穿其中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二是形成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三是围绕这一主题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也就是九大问题；四是在理论上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领域；五是在政策上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十个方面的实际工作。至此，我们党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和精神实质的认识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和水平。

    对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做出概括和阐述的过程，实际上就是确立这一理论的指导地位的过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任务。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泽民代表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明确揭示了邓小平理论的实践基础，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报告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全党全国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可珍贵的精神财富”。它作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指引我们实现新的历史任务的强大思想武器”。因此，“党的基本路线要毫不动摇地长期坚持下去，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要搞得更好更快，国家要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关键在于我们党，在于坚持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武装全党”。正确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发展方向的重大政治问题。中共十四大做出以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决策，表明党对这一理论的科学价值在认识上的深化。

    第二步，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十四大后，为了落实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决策，推进这一理论的学习、研究和宣传不断深入发展，中共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其中之一就是于1993年10月出版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并增订再版第一卷、第二卷。11月，中共中央举行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江泽民在报告会上指出：“经过十二大、十三大到十四大，我们党又郑重地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写到了自己的旗帜上。”并明确提出这一理论“是我们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旗帜，是我们民族振兴和发展的强大精神支柱”。这是江泽民首次明确提出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问题。之后，江泽民多次表达并进一步完善了这一思想。在邓小平去世后的当年5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讲话，第一次明确提出“邓小平理论”的概念，并充分阐述了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的重大意义。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改称为邓小平理论，其意义在于，不仅称渭简明，而且和马克思主义各个发展阶段的称谓一致，有利于人们进一步认识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紧接着，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以“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题向大会作政治报告，再一次强调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的伟大意义：“旗帜问题至关紧要。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形象。”鲜明地高举起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充分表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决心和信念，并对最终确立邓小平理论在全党的指导地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第三步，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确立为全党的指导思想。十四大以来，随着党对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深化，确立这一理论在全党指导地位的时机和条件已经成熟。为此，在1997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在政治报告中对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做了明确的阐述：“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首先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同时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在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运用和发展，因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代化的又一典型；邓小平理论之所以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它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同时对当今世界形势和时代特征做出了新的科学判断，并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

    在科学评价和正确认定邓小平理论历史地位的基础上，江泽民在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向大会建议，把邓小平理论写进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五大采纳这一建议，在通过的党章中，正式将邓小平理论写进去，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五大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如同中共一大树起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中共七大树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一样，具有十分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树立党的理论旗帜问题至关重要，它不但关系到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正确方向，而且是党和国家的事业取得胜利的思想政治保证。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作为旗帜，就不可能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同样，如果没有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起邓小平理论这面大旗，就不可能有中国今天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确立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为党和国家事业的不断发展提供了思想保证，这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做出的最为重大的历史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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