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一、“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对历史性难题的科学回答

    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事实上，当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同时也就选择了一个世纪性的难题：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也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因为，建设社会主义是前无古人的崭新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特别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难度更大。革命导师列宁在总结世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多次指出俄国与西方国家的“开始困难，继续比较容易”刚好相反，是“开始容易，继续比较困难”。这里所说的“开始”指的是夺取政权，“继续”指的是建设社会主义。这就是列宁对不同国家革命和建设的一般规律的概括：发达国家往往“革命困难，建设容易”，而落后国家则“革命容易，建设困难”。这一规律其基本依据就在于。“前者是旧制度统治链条中的强固环节，难以冲破，但已经创造了新制度的雄厚物质基础，一旦革命成功，即立足于较高的历史起点之上；而后者则是旧制度统治链条中的薄弱环节，易于首先突破，却又缺乏新制度的现成的经济前提，革命成功之后，基本上是重建自己的物质基础”。而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就是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质基础非常薄弱的基础上开始的。因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曲折性是不言而喻的。

    当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时候，虽然我国已经有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虽然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曾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过艰辛的探索，但中国共产党人在毛泽东时代并未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相反，由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等估计不足，特别是受“左”的错误的干扰和影响，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失误。尽管失误的原因复杂多样，但深层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这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搞清楚，甚至存在着认识上的错误。因此，科学解答这一历史性难题，就成为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共产党人继续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所面临的首要和基本问题。这一历史和时代的重任落在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肩上。

    19世纪40年代末，马克思、恩格斯把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与此同时，“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质疑发生。1846年，恩格斯在巴黎开展工人运动时受到格律恩分子的围攻。鉴于问题的重要性，1847年恩格斯在写作《共产主义原理》时，对“什么是共产主义”作出了开宗明义的阐述。后来，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哥达纲领批判》等著作中，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特征做过进一步的论述，从而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原型”。其基本内容有：

    第一，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未来社会“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这是未来社会同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

    第二，个人消费品实行等量劳动领取等量产品的分配原则，也就是实行按劳分配。

    第三。社会生产实行全社会范围的统一的有计划的调节。恩格斯指出：“当人们按照今天的生产力终于被认识了的本性来对待这种生产力的时候，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社会总体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

    由于受所处时代条件的限制，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描述，只能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现实的基础上进行抽象的预测和一般原则性的说明。这一事实必然决定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认识和把握具有不确定性，尚需后来的社会主义者在实践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认为自己的观点是最终的定论。正如马克思指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列宁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做出了巨大贡献。首先，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阶段划分的思想，明确把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称为社会主义，在科学社会主义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这一概念；其次，揭示了帝国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可以在一国取得胜利的理论，并通过十月革命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变为现实；第三，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些带有天才性的认识，如：社会主义应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率、社会主义就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就是消灭阶级以及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电气化等等。但是，列宁毕竟去世太早，留下的有关社会主义认识的思想遗产较少，而且这些有限的认识基本上还是属于社会主义特征方面的东西居多。相对于列宁来说。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虽然较长，但他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建树却十分有限。所以，斯大林也未能完成对社会主义是什么的认识。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期，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较之列宁大大前进了一步。如：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社会主义是计划经济、社会主义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社会意识形态等，就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认识上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特别是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提出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可以说是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社会主义认识的最高水平。但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受“左”的思潮的干扰，毛泽东最终没有完成对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一历史重任。

    可见，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社会主义的实践者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同经典作家一样，基本上都是从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预测和描述的视角来思考社会主义的。特别是马克思以当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基础为条件形成的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人们教条地理解，并被奉为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解释。而这恰恰是未能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彻底搞清楚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入歧途而不能自拔的一个重要原因。

    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和探索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从1980年邓小平明确提出“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命题，到1992年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概括，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邓小平曾经提出和使用过诸如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模式、社会主义特征以及社会主义本质等多种术语和概念，从而多角度、多层面地展开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和认识，开辟了社会主义认识史上多维视角的认识新途径。

    视角之一：从解放思想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如前所述，我们过去在社会主义建设中之所以误入歧途，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没有从精神实质上去把握，而是采取教条式的理解，并把经典作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得出的结论教条化。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我国过去几十年在社会主义问题认识上的种种错误，特别是“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谬论，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的问题也应该深入到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这个高度。早在1980年他就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邓小平第一次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出发来思考社会主义问题。在这之后，他在不同场合多次表达了同样的观点。邓小平关于什么是社会主义也要解放思想的观点，既是他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问题上不同于前人的一个新视角，而且是他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过程中一个带有关键性的问题。因为提出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建设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否则，所建设的社会主义只能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或者就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邓小平之所以主张从解放思想的角度去思考社会主义，是因为他更关注社会主义的“实”，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名”。从这个意义上讲，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就是解放思想的结果，也是解放思想的典范。

    视角之二：立足于现实。从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考察邓小平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新中国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社会主义的现状，是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坚实基础和立足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行了彻底而理性的反思，从否定的角度，明确指出我们过去所坚持的许多概念和认识以及流行的观点根本上不属于社会主义的内涵，从而极其明确地阐述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三个非常著名而有影响的论断：第一，不重视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第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第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针对我国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长期忽视生产力发展的客观事实，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至于对过去很长时间里流行的贫穷的社会主义的观点，邓小平则一针见血的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他还说，“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通过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出邓小平心目中的社会主义应该是重视生产力发展、富裕的、发展较快的。这是邓小平立足于现实，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理性的反思和总结的必然结论。

    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时，特别重视生产力问题，明确指出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就不是社会主义。为什么是这样？从根源上讲，这恰恰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区别。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认为，社会形态的演变是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社会公平的实现（“社会主义”一词最早是被作为“个人主义”的反题而提出的，其最初的含义就是以合作为基础，以实现公众幸福和社会公平、正义为目标），包括分配关系在内的生产关系的变革归根结底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历来反对离开生产力的发展而片面追求生产关系的变革和社会公平的实现。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不能从社会自身发展规律来找到实现理想社会的最大区别。而无论是传统的苏联模式，还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脱离生产力发展现状而去盲目和人为的“拔高”生产关系的倾向，结果导致生产力发展的严重破坏。所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立足我国生产力发展落后的现实，如果不发展生产力，就不能解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换言之，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不断提高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舍此，别无他途。社会主义之所以优越于资本主义和一切旧的社会制度，就在于其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富裕程度，如果社会主义总是处于贫穷状态，那么他就根本无法立足。社会主义如果发展太慢，如果经济发展长期落后不前。那么，无论是改善人民生活，还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提高都将是一句空话。正因为邓小平勇于面对现实。敢于正视历史的教训，才能在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探索中取得重大的突破。

    视角之三：从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主要集中在对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概括上。但是，邓小平并没有把前人的认识教条化，而是从正确把握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的精神实质人手，结合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以来丰富多样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出发，进一步深化了关于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思考，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根据现有的资料看，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进一步思考主要集中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末这十余年间。1979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回答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等的提问时指出：“社会主义特征是搞集体富裕，它不产生剥削阶级。”这是邓小平首次谈到社会主义的原则。进入80年代后，邓小平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对社会主义特征和原则的认识。其中，1985年有比较集中的论述。先后五次讲到这一问题，即：

    3月7日，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5月20日，在会见原台湾大学教授陈鼓应时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8月28日，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说：“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9月10日，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时指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我们搞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我们遵循两条最重要的原则，第一，公有制经济始终占主导地位；第二，坚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9月23日，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时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以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为主体，一是共同富裕。”

    此外，1986年9月邓小平在同美国著名记者华莱士谈话时还说：“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一是发展生产，第二是共同致富。”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特征和本质的认识主要包括公有制、按劳分配、共同富裕、发展生产等内容，既有对科学社会主义经典理论的继承，同时又结合新的社会主义的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进行了创新。这主要是指：第一，尽管马、恩、列、斯、毛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程度上论述过共同富裕，甚至毛泽东还多次使用过共同富裕这一概念，但他们都没有把共同富裕视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原则。从这一点讲，邓小平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原则，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独创性贡献；第二，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认识，并非邓小平的独创，但是邓小平的贡献是提出以公有制为主体，也就是说公有制并非是社会主义唯一的所有制形式，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原则的认识的又一丰富和发展。

    视角之四：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和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特征和原则等多有论述，但从未提出和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而邓小平思考“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多维视角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就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角度来探索社会主义，从而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为人们提供了认识和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崭新视角。

    邓小平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思考社会主义问题始于1980年。从当年5月邓小平接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第一次提出和使用“社会主义本质”这一概念开始。中经1985年、1987年、1990年，最后到1992年春天南方谈话，邓小平至少先后五次在公开场合使用过社会主义本质的概念，并对其内涵多次进行表述与概括。其中，南方谈话的表述最精辟、最完整，也最经典。这就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是一个整体，它包括“两个方面”、“三个层次”、“四个统一”。“两个方面”是：一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二是“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三个层次”是：第一个层次从生产力的角度讲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二个层次从生产关系的视角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的本质。第三个层次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的终极目的揭示社会主义本质；“四个统一”是：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根本任务与根本目标的统一、社会主义物质基础和与社会关系的统一、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与最终目标的统一。这几个方面相互联系、不可分割，构成社会主义本质的完整概念。所以，社会主义本质论把“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推向一个新的境界。

    第一，全面、完整地揭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没有论述，毛泽东只讲过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目的是解放生产力，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则是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所以，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这在科学社会主义史上是第一次，是邓小平的独创。那么，邓小平为什么认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还有一个继续解放生产力的问题呢？这是因为，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在任何时候都存在着矛盾，社会主义当然也不能外。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随着发展也会成为束缚生产力的桎梏。所以，从理论上讲，社会主义始终都存在着一个解放生产力的问题。从现实方面看，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把并不带有普遍意义的苏联模式奉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从而忽视了各自国家的特殊性。因此。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就必然存在着如何突破本身就带有某种弊端的苏联模式，即通过改革而解放生产力的问题。邓小平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一起归纳为社会主义本质的内涵，真正做到了从整体上把握和揭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第二，揭示了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人类历史上比较高级的社会形态，它的建成和完善将是一个比较长的历史过程，这就必然决定它经常处在一种不断变化和改革的状态之中。因而，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两个方面的充分显现，也将有一个历史过程。明确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且“左”的思想传统根深蒂固的国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必须力戒和克服盲目冒进的极左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三，明确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要实现全社会、全中国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要搞两极分化。把实现共同富裕列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在要求，是邓小平从历史活动的主体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和最终目标上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一概括，不仅是对贫穷就是社会主义的荒谬理论的否定，而且，从更深层次上看，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历史形态，无论是其实践主体，还是其利益主体和价值主体，无疑都是广大人民群众。如果没有千百万人民群众的实践，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历史与活动；同样，忽视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活动的主体——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也就不可能建设好社会主义。所以，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恰恰实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规律性和主体目标性的有机结合与统一。

    总之，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是一个多维视角中的概念，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决不能简单化和教条化，必须把社会主义置于发展的过程中才能把握其科学的内涵。邓小平的社会主义观一方面注重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又关注社会的公正，重视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诉求。它给予后人的昭示和启迪是，认识社会主义既要坚持基本制度又要超越制度，从而去追问在制度之上的更高层次的内涵，尤其是要注重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回答和解决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终极目的问题。正因为如此，邓小平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性难题的科学回答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水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完成了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转变，开始由理论上的必然走向理论上的自由。这不仅实现了对社会主义在认识上的历史性跨越，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发展前景，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基础的恢复和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是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倡导者和确立者。正是依靠这一思想路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道路，创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解决了中国的革命问题。以新中国成立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了解决20世纪中国面临的另一难题，即解决中国的社会主义问题的历程。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艰难历程中，毛泽东逐渐背离了他一生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从而导致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在其晚年发生了严重的失误。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在全党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成为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新局面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关键之所在。一代伟人邓小平没有辜负历史的重托，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两年多以后，就率领全党完成了这一历史重任。但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同当年毛泽东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样，历经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第一步，冲破“两个凡是”的“左”的思想的束缚，是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起点。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标志着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这时，中国面临着在各条战线和各个领域的拨乱反正的艰巨任务。其中。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则是两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具体而言，党在政治路线上是继续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还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的错误？在组织路线上是继续阻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错误打倒的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干部出来工作，还是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平反冤假错案？这直接决定党和国家能否全面完成拨乱反正任务。但是，由于担任党中央最高领导职务的华国锋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思想，结果导致党和国家的工作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显然，否定“两个凡是”成为冲破思想牢笼的突破口。

    所谓“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其实质就是全盘肯定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和主张，阻挠和反对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大批老同志、老干部出来为党工作。“两个凡是”一经提出来，就受到了党内许多人的反对。在1977年春天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陈云、王震等一批老同志顶住巨大压力，明确提出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必须让邓小平出来工作，该提议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人的赞同和支持。虽然这一正确建议受到华国锋等人的反对而未被采纳，但它却成为对“两个凡是”的第一次抗争。

    真正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进行明确批判的第一人是邓小平。为了冲破禁锢，彻底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邓小平高举解放思想的旗帜，明确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在1977年的春夏之季，邓小平在不同场合、以不同形式，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高度对“两个凡是”进行了有力的批判。特别是在当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复出的邓小平在首次讲话中主要就实事求是的重要性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郑重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因此，“我们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而“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我个人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特别重要”。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反复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不仅为全党抵制和反对“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提供强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且对冲破“两个凡是”的精神枷锁，在很大范围内打开拨乱反正的局面产生了重大影响。因而，这就成为“文革”后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先导和起点。

    第二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奠定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恢复和确立的坚实思想理论基础。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发表了署名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因为，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后，能否突破“左”的思想的束缚，彻底摆脱长期以来形成的思想僵化的状态和局面，成为摆在全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而严峻的课题。全党全国人民都在思考这一关系中国命运的重大问题。

    在此背景下。受邓小平对“两个凡是”的批判、特别是他关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的讲话的影响，当时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胡耀邦从1977年冬开始，组织中央党校800余名学员对“文化大革命”历史和经验教训展开总结。在此基础上，拟定了相关研究课题，其中之一就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研究，并组织力量撰写此方面的研究论文。1977年12月25日出版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第31期上发表的题为《文风和认识路线》一文，“就明确提出‘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的观点。1978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发表署名为张成的《标准只有一个》的短文，也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第一篇在公开出版的报刊上提出真理标准问题的文章。“可以说，中国的拨乱反正形势发展到1978年，明确提出实践标准，已是水到渠成的事。问题只是，由谁来打响这一炮。这就是，要有一篇有分量的文章，采取适当的方式发表出来”。正在此时，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胡福明向《光明日报》投寄了题为《实践是检验一切真理的标准》的理论文章。此文经《光明日报》修改后。又经过中央党校孙长江等人的反复修改，最后将题目定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光明日报》一天，首先在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上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从原稿到发表稿历时7个多月，十易其稿，其间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体现了集体的智慧。需要指出的是，胡耀邦作为中央党校负责人，对该文从策划、写作，到修改都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和支持，并最后亲自审阅了定稿。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主要从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实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革命导师是坚持用实践检验真理的榜样和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四个方面，系统全面地论述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由于该文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击中了“两个凡是”的要害，一经发表便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很大反响。一时间，赞成者有之，责难和反对者亦有之。“两个凡是”的主张者和理论界一些人将问题上纲上线，认为这是“丢刀子”和“砍旗”，是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问题；中央负责人明确指示中宣部“不表态”、“不介入”。

    由于这篇文章通篇谈的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且属于学术探讨性质。因此文章发表初期并未引起邓小平的关注。但是。随着“两个凡是”论者对文章的责难，特别是上纲上线的批判和打压，邓小平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观点给予有力支持，并引导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当得知该文在发表后受到责难时，邓小平旗帜鲜明地讲道：“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这一讲话既反映了邓小平对“两个凡是”者反对真理标准问题行径的愤怒，也表明了他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观点的支持。据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出版的《邓小平思想年谱（1975—1997）》记载，从当年5月30日邓小平在约见胡乔木等人谈关于在6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问题时公开表态，到年底，在半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在许多重要场合不下十次发表谈话或讲话。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在广东、四川和东北三省的一系列谈话。这些谈话无一例外的明确表示支持该文的观点，并对全国性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对解放思想的推动作用予以充分肯定。总之，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推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的大解放。成为新时期中国第一次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三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标志着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与正式确立。

    1978年11月10日开始，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长达36天的工作会议。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作了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著名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对中央工作会议所取得的成就的高度总结。在讲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把“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并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这是对党的思想路线的一大发展。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因此，邓小平大声疾呼：“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指出：“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邓小平的这个讲话后来被人们称之为新时期解放思想的第一个“宣言书”，所以，它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因而为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第三天，具有历史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三中全会不仅实际上确立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而且标志着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正式确立。因为，本次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指导下，毅然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做出了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现代化建设上来的决策，并提出要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同时，审查和解决了党的历史上一大批重大冤假错案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功过是非问题，增选一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进入中央领导机构，顺利实现了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上的拨乱反正，从而对全面完成拨乱反正的任务，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具有重要的历史性转折意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进行了更为深入地思考和论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独创性的理论和观点，特别是后来著名的“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精辟论述、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对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关系的阐述、关于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重点是反“左”的论述以及大胆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的思想，为进一步解放思想和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纵观党的思想路线恢复、确立和发展的历史过程，邓小平做出了他人无与伦比的重大贡献。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邓小平就没有党的思想路线的重新恢复和确立，更没有党的思想路线在新时期的巨大发展。邓小平的贡献主要体现在：

    第一，自始至终参与了党的思想路线恢复、确立和发展的全过程，并引领和指导这一过程的正确方向。

    这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率先在党内提出了对“两个凡是”的批判，明确指出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积极参与、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并引领这一思想解放运动的正确方向；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和1992年春天视察南方时的一系列谈话，代表全党提出了新时期解放思想的两个“宣言书”。总之，邓小平在党的思想路线恢复、确立和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带有决定性和关键性的活动，在事实上为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确立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第二，创造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这一概念，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实事求是无论是作为一个概念，还是党的思想路线，都是毛泽东首先提出来的。但邓小平的巨大贡献在于。他在中国共产党内创造性地提出了“解放思想”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纳入实事求是的内涵之中，看着是实事求是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进一步丰富了“实事求是”的科学内涵。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要做到实事求是；而做到实事求是，则必须解放思想。试想，如果没有思想的解放，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当年就不可能做到实事求是，使全党从王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相结合。从而完成延安时期党在中国革命理论创造上的巨大飞跃和创新。同样，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人们在思想上的僵化和禁锢，要实现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相结合，就必须把解放思想突出出来，这既是做到实事求是的前提，也是新的时代和历史任务的必然要求。

    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做出了科学的界定。1980年2月29日，他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指出：“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接着，在同年12月15日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再次论述了解放思想的含义，他说：“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之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不止一次讲解放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邓小平把打破旧势力和旧观念的束缚纳入解放思想的范畴，把解放思想看成就是实事求是，这是一个极富新意和具有重大现实指导意义的论断。

    第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邓小平反复强调和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把实事求是作为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来看待，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重大贡献，也是理论上的一个质的飞跃。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发展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首次对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做出了完整的表述，这就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四句话表述，是一个严密的统一体，而实事求是则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简称。这样一种表述，从其所包含的容量来看，显然要比毛泽东为实事求是所下的定义丰富得多。特别是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规定为实事求是的内容，实际上是赋予了实事求是崭新的内涵。

    二是首次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连在一起，并明确指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八个大字高度概括党的思想路线，是从中共十四大开始的。虽然邓小平从来没有用这八个字概括党的思想路线，但是将这八个字连在一起并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的却是从邓小平开始的，即：邓小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题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的这篇讲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文稿中两次出现“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样的话句。据曾经参与起草该讲话稿的著名学者于光远回忆，这句话是在讲话稿定稿时加上去的，邓小平提议以此做讲话的题目。并和其他同志商议讨论，决定省略“开动脑筋”四个字。可见，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提法，首先是从邓小平开始的。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指出，解放思想是实事求是的前提。他明确提出：“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真正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如果“不打破思想僵化，不大大解放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今后，在一切工作中要真正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继续解放思想”。这就是说，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做到实事求是。邓小平这一论断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人们思想僵化的现状，在他看来，没有思想上的解放，就不可能有实践中真正做到实事求是。

    三是指出民主是做到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邓小平认为，“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邓小平的这一论断是对历史的经验教训反思的结果。思想僵化和禁锢现状的出现和存在，从根本上说是民主制度不健全使然；人们不能敢想敢做，是因为缺乏民主制度的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民主集中制没有真正实行，离开民主讲集中，民主太少。”所以，要营造解放思想的氛围，为解放思想创造条件，必须从制度上加以解决，即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四是首次科学地阐述了党的思想路线和党的政治路线，从而深刻论述了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重大意义。邓小平认为，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思想路线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如果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即使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看作是确定和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基础、前提和关键，看做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这是邓小平对党的思想路线重要性所做出的最振聋发聩的概括，也是对党的思想路线重大意义的最为深刻的论述。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其重大意义概括起来就是，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即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具体而言，主要是：

    第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邓小平理论的创立和建构提供了历史起点和逻辑起点。“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邓小平无论是对过去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的深刻反思，还是对新的历史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思考，无疑都是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作为起点和突破口的。正由于有了这一条，才使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能够胜利召开并实现党的政治路线的拨乱反正，从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同时，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主题的回答，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又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始终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思想基础，从而使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了在实践性基础上的融科学性、革命性、群众性、创造性为一体的理论品格，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成为贯穿这一理论的一条主线和精髓。

    第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辟奠定了坚实的实现基础。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毛泽东在中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就明确提出的一个命题，但由于他晚年逐渐背离实事求是的原则，所以，毛泽东有生之年并没有找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之路。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之后，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最终完成了在各个领域的全方位的拨乱反正，实现了工作重心的正确转移，从而走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邓小平所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第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的确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主要内容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其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这条基本路线的根本和关键。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受“左”的思想的影响，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偏差和失误之一，就是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判断有误。长时期之内，把阶级斗争作为中心任务，对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问题重视不够，结果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严重后果。正是由于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恢复和确立，我们才能把经济建设确立为党和国家工作的中心任务，从而制定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新时期发展生产力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如前所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一个自马克思主义产生以来，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长期未能解决的重大理论课题和实践课题。中国共产党从产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武器，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新中国，并取得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但是，客观而实事求是地讲，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对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教条式的态度，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认识带有一定的偏差和错误。由于对马克思主义这个该搞清楚的问题没有搞清楚，所以在实践中常常偏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且在犯错误的时候仍然认为在搞马克思主义。其结果是，不但在实践中对革命和建设带来危害，而且在思想上导致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危机。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中国步入社会主义建设新的历史时期，破除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澄清对马克思主义认识上的混乱与错误，真正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成为能否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即在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性条件。

    邓小平在反思和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向全党提出了一定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在1980年6月30日，邓小平会见第二次中日民间人士会议日方委员会代表团时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时再次指出：“多年来，存在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邓小平之所以提出“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命题，一方面是因为这是一个前人没有解决好的历史课题，同时，这也是在当代中国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前提。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课题，不能说没有人对这个问题做出过回答。在延安时期，毛泽东针对党的历史上长期存在的非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和党内教条主义错误的危害，明确指出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一个学风问题。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学习运动和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这一课题的解答。可是，问题在于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不断分析新情况，概括新经验，以发展的眼光来对待这一问题，而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课题蕴含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如果从学风的角度看，它包含着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如果从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的视角看，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将这一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即把马克思主义具体化、民族化；如果从实践的层面和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看，就是必须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从上述角度和要求来看，邓小平成功地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历史课题。

    邓小平没有从本本出发和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而是认为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科学。在新的实践中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这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也是马克思一贯的主张和思想。马克思、恩格斯一生都在为正确理解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而斗争，他们历来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庸俗化、简单化，反对那种逐字逐句地复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和结论而忽视其前提条件的做法，尤其反对那种把他们的个别结论绝对化、把他们著作的上下文和整个世界观分裂开来的倾向。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理论是发展着的理论，而不是必须背得烂熟并机械地加以重复的教条。”列宁也指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做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都没有把自己的理论视为教条。针对历史和现实中存在的把马克思主义绝对化、教条化的倾向，邓小平提出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必须要开拓新的视野、发展新的观念、进入新的境界。他指出，马克思去世一百多年，世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

    邓小平认为，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众所周知，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等都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不但进行革命有其特殊性，而且建设社会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因为，我们面对的情况，既不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相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以，要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必须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对此，邓小平明确指出：“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从理论和实践渊源来看，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产生最早可以追溯到毛泽东时代，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和同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都提出了以苏联为鉴戒，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这应该说是这一思想的源头。但是，明确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则是邓小平。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邓小平在所作的开幕词中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不仅标志着邓小平理论开始确立了其理论的主题，而且标志着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相统一，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经过长期而艰辛的探索进入了正确的轨道。在中共十二大之后，邓小平多次谈及这一命题，并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角度，全面阐述了这一命题的内涵。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准确地说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样才是真正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我们历来主张世界各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特点去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离开自己国家的实际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

    此外，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命题的思考，始终是和对社会主义的思考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阅读《邓小平文选》我们可以发现，凡是谈到“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时，必然同时提到“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命题。因为，从实践的角度和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看，“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说到底就是“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以，在邓小平看来，要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必须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而推动邓小平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视角思考“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原因有这样两个方面：

    一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我们长期受“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不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有关论述简单化、教条化。而且把许多错误的本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东西附加在社会主义上，从而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这方面混乱和错误的观念概括起来主要集中在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认识上，即把单纯的“精神崇高”、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和贫穷理解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正因为在社会主义的认识上存在着这么多的错误和混乱，所以，尽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当中，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体上并没有找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失误更多一些。因此，邓小平以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为切入点，从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角度来搞清楚“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二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阅读《邓小平文选》就可以发现，邓小平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谈得最多、最深刻的是非洲一些国家和苏联。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许多获得民族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搞起了社会主义，但结果是越搞越穷。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1980年4月，邓小平在会见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时就明确指出：“要研究一下，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1）接着，在5月会见来华访问的几内亚总统杜尔时指出：“社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这是邓小平在思考社会主义问题时第一次使用“社会主义的本质”的提法。在邓小平看来，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失误的重要原因是没有弄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此外，邓小平还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认为苏联共产党也没有真正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德国外长根舍时说：“从赫鲁晓夫起，苏联一直在说大话……你也许还记得。赫鲁晓夫给共产主义下了个定义，就是‘土豆烧牛肉’。那样的共产主义，欧洲不少国家恐怕在一百年前就实现了。”邓小平的这一概括，清楚地说明了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作为搞社会主义时间最长的国家，其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也存在着偏差和失误，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重大问题。可见，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也是邓小平思考社会主义问题的重要动因之一。

    邓小平通过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命题的深入思考，形成了其系统的、完整的、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观。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追求是马克思主义的终极目标。1985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讲道：“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可见，在邓小平看来，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这二者是同义语。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共产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的未来社会的划分和表述，科学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指导科学共产主义实践的思想武器。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作为其三大组成部分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又称科学社会主义）是核心。因为，科学共产主义是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石而建立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性质、条件、目的和发展规律的科学，而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就在于阐明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终极追求就是建立共产主义。所以，作为指导无产阶级谋求解放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毫无疑问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正由于此，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讲到科学共产主义时，除了把它当成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之一，还在广义上把它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同义语。邓小平关于马克思主义就是科学共产主义的论断，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述一脉相承，更重要的是揭示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恢复了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澄清了在马克思主义本质问题上的错误观点和认识。把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联系起来，从理想追求和价值目标的角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帮助人们确立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总是把它和发展生产力联系在一起。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发展生产力”，（1）这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一个重要观点和论断。我们知道，大力发展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并进而决定一切社会关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和最根本推动力。一部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生产力不断发展的历史。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应采取一切措施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劳动者的需要，并为社会主义的巩固奠定物质基础。同样，共产主义的实现，在马克思看来也是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为前提的。因为，共产主义社会实行的按需分配的分配原则是建立在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社会产品呈现“涌流”的基础之上。而这一切都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所以说，讲马克思主义就离不开生产力问题。而我们以往一讲马克思主义就突出阶级斗争，比较忽视发展生产力，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也是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教训之一。邓小平总结历史，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最注重发展生产力”，“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目的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而共产主义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的”。所以，“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当然。也不能说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邓小平强调生产力问题，就其产生的实际效果而言，不但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带有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重要意义，因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坚持；同时，他把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发展到一个崭新的境界，将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视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教兴国”、“教育要面向社会主义建设、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及“生产力标准”理论等一系列观点和思想。邓小平的一系列“生产力观点”，实际上是从理想目标实现的根本途径的角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对于坚持发展生产力的自觉性，认清社会主义的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邓小平认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真理，是指贯穿于马克思主义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但是，决不能因此固守马克思主义的本本和条条，也不能离开一个国家的实际来抽象的谈论马克思主义。对此，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有明确的阐述。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可见，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必须是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也就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从总结历史、开创未来的角度发展了毛泽东这一思想，明确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这些思想和观点，是邓小平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正确解释。

    邓小平认为，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人强大的精神支柱。在邓小平看来，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同样，一个政党也是需要精神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它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信念和理想追求。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为什么过去搞民主革命，我们能在非常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最后取得革命的胜利，就是因为我们有理想、有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他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如果没有对马克思主义的充分信仰，中国革命就搞不成功，中国现在还可能是四分五裂，没有独立和统一。正由于此，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针对某些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的观点和思潮，旗帜鲜明地指出毛泽东思想永远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他说：“我们党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毛泽东思想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对霸权主义的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邓小平结合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从马克思主义的精神价值的角度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对消除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信仰危机，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念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把实事求是看成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精髓，这是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最大创新，因而成为邓小平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所做出的最深刻、最精辟的回答。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实事求是的思想和精神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全过程。马克思、恩格斯不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和辩护士关于资本主义神圣不变的“神话”所束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广泛研究前人的思想材料和批判地吸收前人的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在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的基础上，创立了马克思主义。列宁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或几国首先取得胜利的理论，并领导十月革命获得成功，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同样，毛泽东反对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神圣化，力主中国革命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和国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最终开辟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取得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见，他们都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实事求是是贯穿于马克思主义的一条主线。邓小平继承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观点和根本要求，并将实事求是提高到马克思主义精髓的高度加以认识。他说，“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把实事求是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和精髓，这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一个贡献，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在理论上的一个质的飞跃，因而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通过对邓小平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如同新中国20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国社会主义的现状，使思考和回答什么是社会主义显得尤为迫切一样，改革开放以前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和理解上存在的种种误解和“文化大革命”之后在马克思主义问题上的思想僵化的现实，决定了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解答一方面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邓小平不仅明确提出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这一重大命题，而且成功地解决了这一历史的课题。因此，“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命题的提出和解决，不仅极大地丰富和深化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而且为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实现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创造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四、“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随之宣告结束。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即将进入新的阶段的历史转折关头，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带有全局性、紧迫性的至关重大的现实问题。因为，这不仅关系到怎样认识和看待中国共产党过去几十年的奋斗历史。也关系到能否维护党的团结和国家的稳定，更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这一决定中国命运的历史关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以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战略眼光和胆识气魄，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排除党内外的种种错误思潮的影响，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做出了科学地评价。邓小平的这一伟大功绩，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得以成功开创的前提条件，因而也是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大贡献。

    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即正确理解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中国共产党有过历史的教训。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已经存在神话毛泽东和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将其推向登峰造极的地步。对此，毛泽东曾多次予以批评，指出不要对他个人和毛泽东思想作过分的宣传。“文化大革命”后期第二次复出的邓小平，在主持国务院工作和实行全面整动中，针对林彪提出的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句句是真理”的吹捧和“四人帮”说毛泽东思想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提法，进行了严肃而尖锐地批评。邓小平明确指出，学习毛泽东思想要学精神实质，不能把它庸俗化。“毛泽东思想紧密联系着各个领域的实践，紧密联系着各个方面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我们一定要全面地学习、宣传和实行，不能听到风就是雨”。并反复强调全面学习和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关系到党的思想路线的大问题。在当时个人崇拜之风弥漫和盛行的情况下，邓小平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批判，不仅显示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识和气魄，而且体现了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对真理的追求。可以说，已经初步涉及到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因而在事实上成为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先声。

    但是，在毛泽东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作为党的主要负责人的华国锋并没有解决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一重大问题，相反，却提出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时期，毛主席对马克思主义的最伟大贡献，就是完整地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国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必将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伟大创举而载入史册，随着历史的前进，越发显示它的光辉灿烂”。因此，“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如果按照“两个凡是”的观点，中国只能继续沿着“左”的路线走下去。可见，它不仅成为当时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最大障碍，而且是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巨大阻力。

    与此同时，党内外又出现了一股企图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右的思潮。有的以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为由否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和指导意义；有的以毛泽东晚年犯了错误而否定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贡献；有的借口我们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发生的失误而把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说成是一团漆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不仅如此，国外一些人提出了“非毛化”，认为中国揭批“四人帮”是搞“非毛化”，并预言中国将进入“非毛化时代”。

    上述这些关于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的错误倾向。不管在表现形式上是右还是“左”，但在实质上都是主观与客观相分离，都是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没有正确认识党的历史的经验教训。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能科学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意义，不仅不能科学地认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而且可能会纠缠历史的旧账，产生严重的思想混乱，导致不稳定的政治局面，最终将影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

    在这一事关中国前途和命运的历史关头，第三次复出的邓小平密切关注着党内外乃至国外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各种思想倾向，再次以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和胆识，明确指出要用客观、公正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事实上，在1977年4月，当时还没有复出的邓小平针对“两个凡是”观点，在致中央负责人华国锋和叶剑英的信中，就明确指出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紧接着，同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讲话中重点讲了如何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说：“要对毛泽东思想有一个完整的准确的认识，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并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同时，针对广泛流行的“非毛化”观点，邓小平多次旗帜鲜明地予以批驳，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决不会做赫鲁晓夫那样的事，决不会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在邓小平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正确原则的指导下，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但成功地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而且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历史地科学地认识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和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但是，鉴于当时在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上存在的各种错误思想和思潮所带来的影响，基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对指导现实的重要性，1979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专门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进行了讨论和研究，并认为完全有必要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以中央的名义做出一个决议。中共中央经过慎重考虑，决定由邓小平和胡耀邦主持这一重大工作。从1979年11月开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领导下，由邓小平和胡耀邦直接主持，以胡乔木为决议起草小组负责人，集全党的智慧，历时一年多时间，经过反复修改，最终在1981年5月完成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起草和定稿工作。当年6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并一致通过了该《历史决议》。《历史决议》的通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彻底完成全面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邓小平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观点，不仅成为《历史决议》的根本性指导思想，而且集中体现在《历史决议》之中。为了写好《历史决议》，从1980年3月到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预备会议。邓小平与中央负责同志和《历史决议》起草小组负责同志及在有关中央会议上多次进行谈话和讲话。其中，后来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二卷题为《对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意见》一文，是其中九次谈话的节录。这些谈话和讲话的核心思想就是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当成为《历史决议》的关键和核心。正如邓小平所说：“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这是最核心的一条。”

    在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方面，邓小平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

    这是因为，毛泽东不是一个普通的历史人物，到他去世为止，毛泽东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对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如果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特别是把毛泽东的错误评价过头，这不仅是在给毛泽东本人抹黑，实际上“也就是给我们党、我们国家抹黑”。其结果是只能损害党的形象、损害社会主义制度的威信，涣散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和信心。毛泽东思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想流派，而是从中共七大开始就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为它的创立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毛泽东思想之所以叫毛泽东思想，说明毛泽东对它的形成和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在党内是无人可以比拟的。如果不能正确评价毛泽东，甚至否定毛泽东，势必会影响到对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会丢掉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这样。“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所以，“对毛泽东同志的评价，对毛泽东思想的阐述，不是仅仅涉及毛泽东同志个人的问题，这同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整个历史是分不开的”。“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尤其是个政治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正由于此，邓小平在关于如何起草和写好《历史决议》的整个谈话中，始终坚持和强调《历史决议》最核心的一条就是“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

    第二，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其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历史决议》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评价是：“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虽然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严重错误，但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应该说，这一评价不仅是客观的、实事求是的历史唯物主义评价，而且是《历史决议》的灵魂。之所以如此，这与邓小平提出的一系列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的重大原则和指导思想之分不开的。

    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最大的功绩是领导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才大大提高的。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才使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国，在世界上站起来，而且站住了”。“我们能够取得现在这样的成就，都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分不开的”。所以，“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所以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怎样认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领导与探索，邓小平指出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7年，毛泽东的领导总体上是正确和成功的。他说，“建国头七年的成绩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年应当肯定，总的是好的，基本上是在健康的道路上发展的。这中间有过曲折，犯过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所以，在“转入社会主义建设以后，毛泽东同志也有好文章、好思想”。此外，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内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杰出代表，在毛泽东思想的创立、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在党内独一无二，无人能比。我们党以毛泽东的名字来命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本身就是对毛泽东在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创新上的突出贡献的肯定。“毛泽东思想教育了整整一代人，使我们赢得了革命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三，讲到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仅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把握分寸，而且要将它和作为科学思想理论体系的毛泽东思想严格区别开来。

    如何看待和评价毛泽东晚年所犯的错误，这既关系到毛泽东个人的毁誉得失，更关系到党的历史和毛泽东思想的毁誉得失。邓小平认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首先“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犯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犯错误”，在性质和本质上决不能与林彪、“四人帮”这些野心家、阴谋家的罪行混为一谈。针对一些人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原因归结到毛泽东个人品质的错误观点，邓小平明确指出“不少问题用个人品质是解释不了的。即使是品质很好的人，在有些情况下。也不能避免错误”。在邓小平看来，制度带有根本性和全局性。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党内民主制度不健全使然。另外，不能把新中国成立以后党的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完全算在毛泽东一个人头上，这样做是不公平的，也是不符合事实的。正如邓小平所说：“过去有些问题的责任要由集体承担一些，当然毛泽东同志要负主要责任。”只有这样讲，才符合客观实际，才能“站得住脚，益处大”。此外，必须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加以区分。因为，毛泽东的错误是他个人的，而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在这一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其他主要成员也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所以，决不可以将毛泽东个人的错误和作为集体智慧的毛泽东思想混为一谈。明确这一点，无论对于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都至关重要。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评价总体上是“功大于过”。之所以说毛泽东一生功大于过，这是因为：首先，毛泽东一生功过的分量明显不同，决不可等量齐观。更不可以本末倒置。毛泽东同时作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人民军队的缔造者的地位在党内绝无仅有，他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卓越贡献与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相比，二者孰轻孰重，可谓一目了然。其次，毛泽东一生功过的时间明显不同。毛泽东一生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作为党内正确思想理论和实践的代表，其时间就是从遵义会议算起也长达30年之久，而他犯错误的时间仅在晚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10年。任何一个实事求是的人都不得不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毛泽东的功绩是最主要的。再次，毛泽东一生功过的影响显然不同。从历史的长远的角度看，毛泽东的伟大功绩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持久的、深远的，而他的错误给党和国家所带来的损失和挫折是一时的，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将会不复存在。所以。对于作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伟人的毛泽东，无论我们给予他怎样高的评价都不过分，也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在关于科学评价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和阐发的主要观点有：

    第一，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科学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针对在拨乱反正过程中出现的企图否定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的错误思潮，邓小平明确而尖锐地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如果那样，“我们要犯历史性的大错误”。所以，“不仅今天，而且今后，我们都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而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就必须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针对向来存在的割裂毛泽东思想和把毛泽东思想绝对化、庸俗化的倾向，特别是“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认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关键是要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他说，“究竟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坚持毛泽东思想，指的是些什么内容”，毫无疑问，我们“要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不能用被割裂的、曲解了的毛泽东思想指导我们的工作。这样，才能破除那些对毛泽东思想的教条式的理解，才能剔除那些附加在毛泽东思想名义之下的错误观点，在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上做到正本清源、拨乱反正，从而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最终解决什么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问题，科学地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

    如前所述，当“两个凡是”等错误观点出现后，邓小平就明确提出要完整、准确、科学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专门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他说：“毛泽东思想不是在个别的方面，而是在许多领域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因此，“我们要善于学习、掌握和运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指导我们各项工作。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

    在对待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一定要防止“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的倾向，更要坚决反对像林彪、“四人帮”之流“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的倾向和做法。邓小平认为，所谓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既是从整体上讲的，也是从一个领域和一个方面讲的。因为，“毛泽东同志在这一个时间，这一个条件，对某一个问题所讲的话是正确的，在另外一个时间，另外一个条件，对同样的问题的讲话也是正确的；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条件对同样的问题讲的话，有时分寸不同，着重点不同，甚至一些提法也不同”。所以，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思想理论体系去获得全面、正确的理解。正因为毛泽东思想是个体系，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对理论工作者寄予厚望和要求：“做理论工作的同志，要花相当多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并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前进。”

    第三，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基本点和根本点。

    查阅有关文献资料我们可以发现，邓小平比较集中地讲实事求是并把它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主要是在1977年夏季到1978年底这段时间，这是和“两个凡是”的“左”的错误思想的出现，特别是和“两个凡是”的主张者对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压制这一背景分不开的。

    邓小平首次论述实事求是在毛泽东思想中的重要性，是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在这次会议上，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在讲话中就强调了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说：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从这以后，邓小平多次论述和阐发了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是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观点。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在1977年9月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和1978年的三次讲话中。在同教育部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毛泽东同志在延安为中央党校题词，就是‘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1978年的三次讲话分别为：第一次是同年6月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是讲实事求是。在这个讲话中，邓小平首次明确提出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的观点，并对一些人在讲毛泽东思想时“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的行为和现象进行了批评。第二次是在同年9月在长春视察时的谈话，邓小平在以前讲话的基础上，首次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的重要观点。他说，“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点就是实事求是”，并指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这四个字”。第三次是1978年11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该讲话在强调解放思想对于实事求是的重要性的同时，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和马列主义的思想基础。在这些讲话的基础上，1980年2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五中全会上的讲话时，邓小平把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上升到思想路线的高度加以论述，指出：“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把实事求是看成是毛泽东思想乃至马列主义的精髓，这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是一个带有标志性的认识成果，也是一个理论上的质的飞跃，它为人们正确理解和认识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把钥匙。

    第四，我们既要坚持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毛泽东思想。

    与时俱进，不断创新，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品格，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更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一贯的主张。作为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创新，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一条基本规律。从马克思主义到列宁主义。再到毛泽东思想，无一不是这一规律的反映。所以，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邓小平多次阐发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这一观点和思想。他认为，要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就必须发展毛泽东思想。“两个凡是”的实质不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相反，恰恰是“要损害毛泽东思想”。“如果只是毛泽东同志讲过的才能做，那我们现在怎么办？马克思主义要发展嘛！毛泽东思想也要发展嘛！否则就会僵化嘛！”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时，邓小平同样反复强调了这一观点，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

    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百废待兴、面临全面拨乱反正的艰巨历史任务的历史关头，邓小平率领全党和全国人民完成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究其原因，根本的一点就是坚持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观点，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和历史的、辩证的等一系列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方法论原则。在中国共产党内，毛泽东和邓小平是深诸辩证法的两位大师级人物。毛泽东曾经多次称赞邓小平善于“照辩证法办事”。这种高超的辩证思维能力和艺术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邓小平的宏观性思维方式。运用在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上，就是邓小平始终认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决不仅仅是涉及毛泽东个人的问题，也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更不是一般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问题，而是一个同党和国家的历史、同现实政治、同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紧密相连，是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问题。这种从大局出发，以更宏观和更深远的眼光把握事物的思维方式，既是邓小平的思维特点具有其他人难以达到的广度与深度的关键之所在，也是邓小平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之所以能够具有科学的方法论原则的关键之所在。这一点是值得总结的经验，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地方。

    邓小平科学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是他一生的两大历史性功绩之一。也是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一大贡献。因为，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不仅维护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应有的历史地位，恢复和确立了实事求是的党的思想路线，为新时期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政治上保持安定团结的局面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保证。而且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期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从这一意义上讲，如果没有邓小平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评价，就没有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从而也就没有继毛泽东思想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大理论成果。历史将永远铭记邓小平这一伟大的功绩。

    五、“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深化与成熟

    20世纪的中国社会是一个急剧变革的社会。对中国共产党人而言，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即革命和社会主义问题。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这两大问题的过程中，始终遭遇教条主义的困扰，所以，能否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破解这两大历史性难题的关键之所在。历史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人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方向，在20世纪上半叶和下半叶先后成功地解决了中国革命问题和社会主义问题，使中国在20世纪实现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但是，这一过程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并非一帆风顺，其间充满艰辛、曲折。甚至是失败的痛苦和血的代价。

    就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而言，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长达20年的艰辛努力，才最终找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对此，在1994年12月中央举办的“学习《邓小平文选》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讨会”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无论是从实践看，还是理论上讲，都是“始于毛，成于邓”。这一精辟的概括，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涵。一是说明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历经艰辛，充满曲折。二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理论之源，是邓小平理论的思想前提和基础；而邓小平理论则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发展。三是正确指出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各自的贡献。毛泽东曾经率领全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的探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拓者、奠基人。虽然他的探索没有取得成功，但其开拓之功。功不可没；而邓小平则吸取了毛泽东的经验教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具体实践的有机结合，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深化了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并形成了成熟的理论。其中，关于邓小平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集大成者和成功者的概括，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邓小平在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贡献。

    从理论和实践渊源来讲，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从1955年底毛泽东在党内发出“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号召，到1956年4月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再到中共八大的召开和1957年2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毛泽东多次阐发了走自己的路，独立自主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思想，并在实践中探索和提出了许多有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思想观点。举其要者有：实现工作重点转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用50年到100年左右的时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的工业化必须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以农、轻、重为序，走工农业并举的道路；社会主义存在商品生产，必须重视和发挥价值规律的作用；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以“两参一改三结合”（鞍钢宪法）为代表的企业管理制度；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等等。当然，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这些宝贵思想有许多并未在实践中坚持下去。但是，毛泽东所留下的这些弥足珍贵的思想，无论是在思想方法上，还是理论观点上，都给予邓小平以极大的启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后，在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问题上，邓小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的思想，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命题，从而深化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认识。

    邓小平首次提出“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重大命题，是在1982年9月召开的中共十二大上。在大会开幕式上，邓小平致开幕词，他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命题，就实质而言，同毛泽东所说的“以苏联为鉴戒”，走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观点具有一致性。但就思想的内涵来说，远比毛泽东的思想丰富得多，也深刻得多。

    首先，“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贵在有“中国特色”。何为“中国特色”呢？1987年3月27日，邓小平在会见来访的喀麦隆总统比亚的谈话，对此有比较明确的解释。他说：“各国情况不同，政策也应该有区别。中国搞社会主义，强调要有中国特色。”按照邓小平的解释，“中国特色”是指我们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方法等适合中国国情，带有中国特点。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在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目标、步骤、方式、方法等方面，既要体现和反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又要体现和反映中国历史条件下的特殊规律和要求；既要注意借鉴和吸收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又要创造符合中国国情的独特经验。说到底，就是要善于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具体化、民族化、当代化，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适合中国国情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整套指导原则、方针和政策，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这样的认识较之于毛泽东提出的“以苏联为鉴戒”的号召，具有其丰富性、深刻性。

    其次，“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人和社会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特别是人的全面发展既是马克思主义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追求和价值取向。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下，社会主义并没有能够很好地实现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要求。究其原因，首先是由于僵化的体制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没有能够提供人和社会全面发展的充分的物质基础；同时，还由于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偏差，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性认识不足。从而没有很好地实现社会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同步和协调发展以及人的全面发展，结果在社会发展问题上出现了“见物不见人”的现象。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总结历史经验的过程中，我们对社会主义的全面性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邓小平多次反复阐述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是全面发展和进步的社会。他说：“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我们在一个长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所以，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同时。他认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同时应当是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因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所以，“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此外，邓小平还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离不开高度的精神文明。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指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如果没有精神文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就会走弯路甚至迷失方向。总之，在邓小平看来，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发展，只有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全面进步，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再次，“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要正确处理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的关系。邓小平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要充分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从根本上讲要自力更生。在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而且，邓小平始终认为：“中国的经验第一条就是自力更生为主。”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因为，只有独立自主才能维护国家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权，这是近现代中国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调独立自主，可以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全体中国人民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更为重要的是，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在根本上不可能依赖别人，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力量。当然，邓小平并不认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对外开放是对立的，相反他认为二者是统一的，相辅相成的。我们要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要把对外开放的立足点和归宿放在增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上。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立足点、根本点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需要外部援助，更不是盲目拒绝外援。

    最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既要正确对待别人的经验，也要正确对待自己的经验。由于各国的具体情况不同，在国情上存在着差异，从而决定了社会主义建设没有绝对的经验和固定不变的统一模式。这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历史得出的一条结论。对此，邓小平指出：“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法，一定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要多种形式，各有自己的特点。”不仅如此，邓小平还多次对来访的一些非洲国家领导人讲，不要把中国的做法、中国的模式搬到自己国家的建设中去。因为，中国有中国的国情，他国有他国的国情，因而中国的模式并不适合别人。就像别人的模式对中国只有参考一样，中国的建设模式对别国的作用仅仅在于参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验相互可以参考、借鉴，但绝对不能照搬，都是一个模式不行。”邓小平的这一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对世界上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的结果，因而成为邓小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这一命题科学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邓小平不但深刻阐述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科学命题的内涵，而且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率领全党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史上第一次比较系统而科学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等方面都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问题，建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什么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随着邓小平理论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的中共党史上，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有过多次概括。其中，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1995年中共中央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和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是最为重要的三次概括。

    在中共十四大之前，就党的重要会议而言，1987年的中共十三大和1990年12月的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都曾经概括过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十三大把这一理论的主要内容概括为12个理论观点，十三届七中全会则概括为12条主要原则。在此基础上，中共十四大从9个方面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主要内容，相对于以前的概括，中共十四大的概括更为简练，理论色彩更为浓厚。

    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的战略决策。为了配合全党学习、宣传和研究邓小平理论，更好地把握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和内容，1995年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概括为16个部分。比较全面、准确地反映了《邓小平文选》的有关内容，因而成为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对这一理论较为完整系统的一次概括，标志着党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而1997年召开的中共十五大则第一次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命名为“邓小平理论”，并明确指出这一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一理论体系。“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理论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中共十五大不仅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而且概括了这一理论产生的深刻社会历史背景，科学评价了其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由此可见，中共十五大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更高层次的更加全面的概括。

    邓小平关于“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科学命题的提出，特别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征程上，经历了漫长、曲折、艰辛的探索，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达到了深化和成熟的地步，从而把马克思主义中同化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境界，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成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在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探索上，“实现了由以政治革命为中心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的飞跃；实现了由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若干重要的、还不清晰的、没有展开的认识，到较为完整、论证严密、属高层次的系统化认识的飞跃；实现了由计划经济理论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转变的飞跃”。正如中共十五大报告所说：“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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