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近代中国留学第一人

    1872年容闳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

    清末近代是中国留学的第一个高峰期。从政界、商界到学术界，大部分人都有海外镀金的经历。但要说近代留学的开端，那还是在1847年。容闳，一个已经被遗忘了多年的名字，现在又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他被称为中国留学的第一人。

    虽然容闳成了中国留学的标记；但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举动，却并不是赴美留学，而是在向清政府建议并带领120名中国幼童赴美留学——1872年，由清政府官费派120名幼童，在容闳的率领下，肩负富国强兵的使命，漂洋过海到达美国耶鲁、哥伦比亚及麻省理工等名校求学。虽然这次留学以中途夭折而告终，大部分留美幼童都没有完成学业，但是，这批饱受欧风美雨熏陶的学子，后来便成了中国矿业、铁路业、电报业的先驱。他们（如唐国安、唐绍仪）中出现了今天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最早的校长，出现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理，出现了中国最早的一批外交官。

    容闳是耶鲁的骄傲。1854年，作为第一个毕业于这所美国著名大学的中国人，他引人注目；后来，作为中国留学计划的策划者和实施者，他更受尊敬；1876年，耶鲁授予他法学博士的学位。他的画像至今仍悬挂在耶鲁校园，承载着他贯通中西的伟大创举。

    意外的留学机缘

    当时的容闳只有19岁，中国人对于留学毫无概念；而对于去半个地球以外的“花旗国”，更是抱着怀疑甚至恐惧的心理。他去留学，也只是基于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容闳的家乡在广东省香山，与澳门相望。因此，香山得地利之便，对待美国等西方社会的观念自然与内地不同。那时葡萄牙人已在澳门聚居。特殊的地理因素，使香山人和西方人长期来往；以致在闭关锁国的时代，澳门成了香山一扇开眼外看的窗户。

    容闳的父母，很希望儿子将来能当一名和洋人打交道的翻译，改变贫穷的命运。于是，7岁的容闳就被送到澳门一间由普鲁士人郭施拉的夫人办的学校念书。郭施拉夫人办的是一所女子学校，容闳就读于校内附设的一个男生班，是教会所办的马礼逊学校的预备学校。

    马礼逊是基督教新教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士，最早的《圣经》中文本就是他翻译的。他死后，英国成立马礼逊纪念协会，每月拨出15英镑，在澳门办学。该校的校长，是来自美国的布朗牧师。1843年时，马礼逊学校迁到已成为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成为香港第一所新式学校。

    然而容闳在这只读了4年书。由于中国和英国开始交恶，郭施拉夫人办的“西塾”停办，容闳只得回到自己村里。

    容闳读洋文的事，村里人知道的不多。姐姐在田里随口说出，立刻引起了农夫们的好奇。一个农夫马上说：“我从来没有听过洋话。你要是会说，我会送你一大捆稻子，你背都背不动的！”于是，12岁的容闳站在没胫的水田里，放声朗诵：“A—B—C—D—”26个英文字母读完，四周一片惊呼。农夫加倍奖赏，给了几捆稻子。姐弟俩要回家喊人来，才能背回。

    为了补贴家用，容闳来到澳门的天主教印刷所，当装订书籍的小工。这时候，家里收到了一位医生的来信，他是郭施拉夫人的朋友。郭施拉夫人觉得容闳聪明伶俐，特意曾叮嘱朋友，一旦马礼逊学校开课，要把容闳召回来上学。没想到，在马礼逊学校开课近1年之后，那位医生才找到了他。

    容闳终于又可以返回学校读书了。马礼逊学校采用中、英文双语教学。中文教学，讲《四书》，做八股文；英文教学，有英文写作、地理、声乐、几何、历史。校长布朗先生是一个极为出色的教师。他“性情沉静，处事灵活，彬彬有礼，为人随和，且多少带点乐观主义精神。他热爱自己的学生，因为他了解学生们为了掌握知识所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而他自己更是不惜化费心血去教育他们。教学上，他别具天赋，释物说理，清楚明了，简洁易懂，从无学究气。”

    1846年，布朗告诉中国学生，自己因为健康的原因，决定回国，并想带几个学生去美国完成学业。班里顿时安静了，去遥远的美国，远渡重洋，该需要多大的勇气啊！但是，很快容闳就第一个站了起来。接着，黄胜、黄宽两个也站起来了。于是，随布朗先生确定了这3个学生跟他回美国继续学习。

    晚上，当容闳把自己的决定告诉母亲时，母亲哭了。那时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着生离死别。但母亲最终还是同意了，让自己孩子由海角远赴天涯。

    容闳的家境一直比较贫寒。布朗先生已经和校董商议好，找到了愿意资助3个学生的人，答应负担他们2年的学费。容闳觉得，这既能给自己一个改变人生的机会，又能减轻家里抚养自己的负担，是两全其美的好事。所以，他虽然万分不舍，但也只是劝慰母亲不要难过。

    终于梦想成真

    1847年1月5日，容闳、黄宽、黄胜跟随着布朗牧师，乘坐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亨特利思”号帆船，前往美国。茫茫大海上，风浪颠簸，入夜后又四周一片浓黑。然而，年轻的容闳正是初生牛犊，并不觉得危险，反而以风浪颠簸为乐。又是前往一个完全的不同的世界，他心里早就盛满了好奇和喜悦。

    其实，容闳去美国的想法由来已久。2年前，学校为筹措办学资金，邀请香港各界人士到校，主持了一次公开考试。学生们的6篇英文作文，全部在《中国丛报》上刊出。容闳的一篇《梦想之纽约游》也在其中，他幻想自己到达新大陆后的种种情景。如今竟然梦想成真，让他怎么能不兴奋。

    船中途在大西洋上的圣海伦娜岛（即圣赫勒拿岛）停泊了，拿破仑曾经就幽禁在此，后来又埋葬在这里。容闳等人借此机会来到岛上游览风景。村落里居民很少，到处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大家来到拿破仑的墓前凭吊，坟前有大柳树，于是每个人都折了一枝带回船上插在瓶中，留作纪念。（到了美国之后，布朗先生把柳枝种在他任教的纽约省之阿朋学校中。等容闳1954年重回阿朋学校时，柳树已经长成柔丝万条的茂盛大树。）

    1847年4月12日，经过98天的风浪颠波，容闳第一次踏上了美国的土地。此时的纽约还算不上太发达的城市，当时居民只有25万到30万左右。

    容闳和黄宽、黄胜三人就读的，是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位于美国东北，是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分。它当时是美国最著名的大学预备学校，全国的优秀学生都远道来这里上学。它之所以名誉特著，也是由于自创设以来，历任校长都是由德高望重、才学出众的学者担任。现在的校长叫做海门，毕业于耶鲁大学，精通古典文学、英国文艺；而他崇尚节俭的品德，一直大力提倡戒酒。他为人胸怀超逸，气宇宽宏。在当时的新英格兰地区，海门是个无人不知的著名教育家。

    第一年，3个人都在英文班学习，主要学习算术、文法、生理、心理及哲学课。其中生理、心理两科是由布朗女士教授，她是以霍来克玉山女校毕业生第一名的成绩来到孟松的。她与医学博士麦克林结婚后，住在斯丕林费尔。她对学生非常关心。夫妇二人对容闳都非常热情，觉得他远离父母、亲人，独自在异国，很孤单，每到假日，就邀请他到自己家去。后来容闳到耶鲁上学，费用不足，也得到布朗女士和丈夫的不少资助。回国后，双方也经常书信往来。以后他几次来到美国，都借住在他们家。

    布朗牧师回到美国后，去了纽约省的阿朋学校教学，就把容闳3个人托付给自己母亲。这个慈祥的美国老太太，对3个中国孩子更是照顾得细心、周到，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只是家里地方狭小，还有布朗牧师的妹妹和孩子居住，她只好给容闳他们在旁边另租了一间房子。

    容闳在学校苦读拉丁文、希腊文和英国文学。在校长海门的亲授下，他在这里读了许多英国作家的名著。海门反对把学生训练成“会走路的百科全书”或是“有灵性的鹦鹉”，所以他又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的“优美的品格”。容闳很自然地融入到了新英格兰地区那充满新教精神的生活。

    当时，美国的生活成本并不高，贫苦的学生，稍稍为人工作，就不难得到学费。每星期只要得到1元2角5分美金，就足可以支付食宿、燃料等费用；而劈柴、生火、烧炭等，须学生自己料理。容闳“甚乐为此”，认为正可以磨练筋骨。住处距学校半英里，每天要往返3次，即使在寒冬雪天，也要徒步。容闳同样乐此不疲。常年的运动，使这个19岁的男孩胃口大开，食量过人。这样辛苦却充实的生活，容闳过得很开心。

    1848年秋天，同去的黄胜因病回国了，此后只剩下容闳和黄宽两人。但是，两人马上就面临着一个大问题。因为，资助他们的人只答应资助2年时间。到1949后，两个人就完全失去了生活来源。所以，他们一直没敢想过继续上大学。容闳不想就这样回国，毕竟自己来的时间太短，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他很渴望能继续求学。但是，上学的费用是一大笔支出。自己根本就没有经济来源，家里也负担不起。没有办法，他只好找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求助，希望他们能给自己想个好办法。

    幸好，在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联系下，又找到了以前资助过他们的人。回信表示，如果他们能到英国爱丁堡大学读书，他们愿意继续资助。容闳和黄宽商量之后，黄宽决定去英国爱丁堡大学上学。而容闳却希望自己能进海门校长和布朗牧师的母校耶鲁大学。

    1849年夏天，容闳和黄宽从孟松学校毕业了。黄宽收拾行装，准前往英国了。而容闳选择留下来报考耶鲁大学。于是，从马礼逊学校时代开始的同窗好友，历经10年的深厚友谊，现在却到了分手的时候，两个人就要天各一方了。

    黄宽后来在爱丁堡大学学习医科，经过7年苦读，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1857年回国后开始从医，成为颇负盛名的医生。移居广东后，就医者更不计其数。很多洋人都喜欢找他看病，认为他的医术比洋人医生还高明。

    在耶鲁大学勤读

    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送别黄宽，容闳还要考虑自己的生计问题。虽然他考取了耶鲁大学，但是资金依然没有着落。这时候，海门校长和布朗先生又带来了一线希望：按照孟松学校的惯例，有一定的名额资助贫苦学生进入大学；但是，接受资助的学生必须填写志愿书，承诺毕业后担任传教士。

    容闳知道自己没有希望——“我虽然穷，却不能没有自由”。他在他的自传《西学东渐记》中回忆：“传道固然好，却不是造福中国的独一无二的事业。……志愿书一经签字，我就受到束缚，很可能坐失为国家谋福利的机会。”他认定，“人类应尽的天职，不能因为贫穷而改变宗旨。”

    但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决定。这个决定，违背了周围多数人的期望。同时，由于这个决定，他同那些慈善基金来源一刀两断，没有了经济收入。

    正在困难之时，又是布朗先生伸出了援助之手。1850年夏天，布朗牧师到南方探望姐姐，顺道造访了乔治亚州的萨凡那妇女会。他带回了好消息：萨凡那妇女会答应资助容闳。

    容闳终于排除万难，走进了他向往已经的耶鲁大学校园。这时候的他还是身穿长袍、拖着长辫子。1年之后，他终于舍弃了这些，彻底融入耶鲁的生活。

    耶鲁的繁重功课，对准备不足的容闳来说非常困难。因为，他在孟松学校的时候仅仅学了15个月拉丁文、12个月希腊文、10余月算术。之后，由于孟松附近地方修建铁路，筑路之际，学校不得不暂时停课，以至于影响了容闳的学业。而能来到耶鲁大学上学，自然都是成绩优异的学生。容闳觉得，和他们比起来，自己的差距还很大。所以，他在耶鲁的课程，虽然还没有不及格的，但是学习起来比较吃力，不似旁人游刃有余。

    为了能够赶上同学，容闳只好利用晚上的时间来努力，经常读书到深夜。第一年的时候尤其严重，一方面因为忧虑自己的经济来源，一方面又要努力补习功课。加上因为白天没有时间做游戏或参加体育活动，晚上又读到很晚，以至于身体越来越羸弱。最后因为精力不支，无法继续上课，他只好请假回到东温若布朗牧师的母亲那里休息了几天，才返回学校。

    到了第二年级时，别的课已经轻松一些了，只有微积分是让容闳非常头痛的，考试常不及格。他甚至担心自己会不会因此留级，也不好跟系主任去问，整日提心吊胆的。好在容闳的英文成绩十分优秀，在第二、第三学期接连获得第一名，所以平均起来分数并不低，才没有因为微积分差而留级。英文的出色，让全校师生都认识了这个中国学生。

    他还参加了学校的橄榄球队和划船队，是划船队的主力之一。作为兄弟会成员，容闳经常热心为同学拉选票。他是划船俱乐部第一分队的成员，也是橄榄球队的队员。那时，每当比赛，他们的啦啦队就会唱起自编的歌曲，那首歌曲巧妙地利用了容闳的名字Yung Wing（广东话发音）的谐音：“我们一定赢（Win）！因为我们有闳（Wing）！”

    在耶鲁大学，第二学年末及第三学年，容闳的经济开始宽裕起来，因为他有机会勤工俭学了。当时二三年级的学生20个人住在一起，需要找一个人专门负责伙食问题。容闳主动要求，争取到了这个工作。他开始早晨起来去买菜，晚上负责烧菜、煮饭。于是，他后两年的膳食费用便节省了下来。

    同时，容闳又竞聘为兄弟会的图书管理员。兄弟会是校中两个辩驳会之一，有一个小藏书楼。容闳以会员的便利条件，谋得了这个工作。到了第四年时，管理图书的报酬涨到了每年30美元。

    容闳现在不必再像当初那样贫困潦倒了。小村落中的牧师，每年的收入也不过二三百美金，何况他还需要养活一家人。而自己只有一人，食宿不需要花费，穿的是萨凡那妇女会寄来的鞋袜，学费来自萨凡那妇女会和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资助。他甚至节省下了这30美金，托人辗转带回中国，交给母亲。

    容闳开始在报纸上用笔名发表文章。有几篇关于中国问题的评论，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哈特福德市的一位著名学者找到这位中国学生，打听作者是谁。当容闳见到这位学者时，他非常不好意思，“羞赧如处女，手足无所措”；低着头小声承认，他就是那些文章的作者。

    他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也更深了。虽然他在美国的大学生活如鱼得水，但仍时时想起祖国。他说：“予当修业期内，中国之腐败情形，时触予怀，适末年而尤甚。每一念及，辄为之怏怏不乐。”“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他亲眼看到了西方的富强，也感到了中国的落后。但更使他忧心不已的是，当时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仍然茫无所知，仍认为中国是天下的中心。所以，他在大学时就自问：我将用自己的所学去做些什么呢？“在耶鲁读书时期，中国国内的腐败情形，常常触动我的心灵，一想起来就怏怏不乐。”

    容闳在他的《西学东渐记》中写道，他有时甚至怀疑，是否不受教育更好。既然受了教育，对理想和道德的追求就越来越高。知识越高，痛苦就越多，快乐就越少。但容闳知道，这是怯弱者的卑微的念头——“这样的人，不足以成就伟大的事业，达到高尚的境界！”

    在和同班同学卡特勒的几次散步、谈话中，他提出了当时正在他头脑中酝酿着的中国留学计划：“我既然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他在自传中回忆当时的志向：“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利益。以西方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

    “在大学的最后一年，”容闳晚年时回忆说，“我已经初步想好了我将做什么。我坚信，下一代的中国青年，应当能有机会受到我所受到过的教育。而通过西方的教育，中国或许可以再生，变得文明而强大。这一目标的实现，已经为我一生事业的雄心之所在。”

    毅然决定回国

    1854年，容闳从耶鲁大学毕业了，和他一起毕业的一共有98人。他成为第一个从美国第一流大学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因为当时还没有中国人在美国留学，他得到了很多美国人的关注和欣赏。加上他一直热衷参加各种活动，还管理兄弟会的图书，学校中的师生跟他熟稔的就有一大半。

    容闳的毕业，是当年耶鲁大学毕业典礼上的大事件。甚至还有许多著名学者赶来参加典礼，就是为了看一看容闳——这位不寻常的中国人。

    耶鲁大学1854级毕业生中，有92位都为容闳题写了很多临别赠言。有一条是这样写的：“荣誉是一个伟大心灵的结果而不是目的。”下边又写着他自己的赠言：“你的处境很特别，而且还有些困难，但是你自己在这里顽强地支撑过来了。我深信你回故土以后，将有力量为真理和上帝去作大量的工作。”

    容闳虽然毕业了，但是他面临着更艰难的去留问题。容闳在耶鲁期间，学校新建了一个雪费尔专门学院，院长为诺德君。容闳曾经在这儿选修过测量科，为将来学习工程做准备。如果能学成专科再归国，容闳未来的事业也许就更容易实现了。

    但是，由于自己无力自筹资金进修，资助他的人又不愿意他长期逗留在美国，于是容闳的愿望只能作罢。他的很多美国朋友也都劝他回国，其中一个是阿立芬特兄弟公司的老板，也就是当初容闳来美国时搭乘的“亨特利思”号帆船的主人。他当时免除了几个人的船费，后来跟容闳成了朋友。他劝容闳回国是出于虔诚，希望容闳回国后能够积极传教，让中国人都相信上帝。容闳此时早已经是基督教徒了。

    特韦契耳牧师写道：“……只要他乐意，他可以留在美国并找到职业。另一方面，……在中国，没有什么需要他去做的事。那里除了卑微的亲属外，他没有朋友，不会得到任何地位和照顾，可以说没有他的立足之地。……摆在他面前的，是一派阴郁、险恶的前景。……”

    但容闳还是放弃了留在美国任职的机会，毅然回到国内。他在《西学东渐记》中，有一段感人至深的独白：“更念中国国民，身受无限痛苦，无限压制。……予无时不耿耿于怀。……予意以为，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之境。”

    正是带着这个梦想，容闳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充满了战乱、贫穷、愚昧的祖国。为了这个梦想的实现，他奋斗了整整一生。这使他不但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留学生，而且成为中国近代留学事业的真正开创者。

    1854年11月13日，容闳乘纽约某公司的“欧里加”号帆船，和一个曾在马礼逊学校任教的麦克教士一同，启程回国了。

    【名人小传】

    容闳（1828—1912），号纯甫，字达萌，广东香山南屏镇（今属珠海市）人。1935年在澳门附读于德人英藉传教士郭施拉的夫人创设的女学。1840年起就学于澳门和香港马礼逊学校。1847年随该校校长美藉传教士布朗赴美留学，入马萨诸塞州孟松学校。1950 年考入耶鲁大学，1854年毕业，为中国最早留美的大学毕业生。1854年11月离美返国。

    1860年随美教士2人至天京（今南京）访问，会见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7条新政建，特别着重学校教育。因未被采纳，仍返回上海。

    1863年由张斯桂、李善兰等介绍，赴安庆晤曾国藩，接受筹办机器总厂，出洋购买机器的任务。

    1865年将在美国购办的机器运回，在上海高昌庙设厂，命名为江南制造总局。并建议在制造局附设兵工学校。

    1870年又向曾国藩、丁日昌重提派遣留学生赴美的教育计划。

    1872年奉命率学生30人赴美留学，任学生监督，兼任驻美副使，长期驻美。史称“中国幼童留美运动”（1872—1881）。

    1875年任出使美国、西班牙、秘鲁三国副大臣。

    1898年戊戌变法时，在北京多方赞助维新活动。政变后潜赴上海，托迹租界。

    1900年在上海参加唐才常等组织的自立会（亦称“中国国会”）被推为会长。因清政府指名通缉，逃往香港，后又赴台湾游历。在香港时，曾参与兴中会在港人士的革命活动。

    1902年冬赴美终老。在美时积极拥护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多方支援革命运动。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特函于他，欢迎他归国任职。同年病逝于美国。著作有《西学东渐记》等。

    唐绍仪：叱咤政坛的留美幼童

    在一个“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特殊年代，唐绍仪却能做到左右逢源，无论新派、旧派都对他信赖有加。他是孙中山的好友，又跟袁世凯私交甚笃，是双赢的政治联盟。他是清政府的重要大臣、民国的内阁总理；甚至退下来当个小小的中山县县长，他都当得自得其乐，游刃有余。他深谙中国的为政为官之道，却胸怀西方民主思想，不得不说是个奇人。

    容闳的梦想

    容闳是第一个在美国留学的中国人，更是中国人实现留学梦想的先驱。他多年的心愿，就是让中国孩子能够接受西方教育，学习先进的科学。在他20多年的等待和努力下，清政府终于答应每年派出30名中国孩子到美国去留学。他们被称作“留美幼童”。

    清政府一共派遣过4批、120名幼童到美国学习；唐绍仪就是其中之一。他是容闳的同乡（也是孙中山的同乡）——广东省香山县唐家镇（今天属于珠海）人。唐家在近代声名远播，他们占据珠江口的出海要道，使得他们家族很早就开始与外界沟通和联系。唐家村有两个买办家族，以至于后来具有“买办之乡”的称号。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这样的家族里，才能够在大部分中国人都对留学没有概念、对美国有着莫名恐惧的时代，愿意送自己的孩子到遥远的异国。

    当时的唐绍仪年仅12岁，家里就需要跟政府签订“生死文书”，“生死各安天命”；再加上长达15年的留学期限，这些都让大多数中国父母无法接受。容闳在招生中遇到了极大的阻力。尤其是第一批，几乎招不到人。在容闳的多方、奔走努力下，终于才招满了。这些幼童大部分人都是广东人，广东人中又以容闳的故乡香山县最多。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香山县的唐家镇，当年先后送出了7位留美幼童，其中除了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的唐绍仪，还有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的唐国安。

    这些留美幼童们，因为是政府第一次派遣留学生，出于维护清政府的体面，对他们的要求十分严格。必须是品学兼优、出身清白，没有可疑背景；对15岁以上的要求更加苛刻，国文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平，而且要略懂英语。甚至长相也要求端正，身体过于羸弱或残疾的都不能入选。

    唐绍仪读私塾时，他的先生发现他的禀赋异于一般学生，常常夸赞这位高足。说者无心，闻者有意，县学政就这样听说了唐绍仪这个少年英才。正赶上此时容闳正在四处搜罗天资上佳的少年留学，于是12岁的唐绍仪就被县学政看中并向省里举荐，因而得到朝廷的官费，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

    融入美国家庭

    1874年，包括唐绍仪在内的这些幼童们，在领队的带领下，乘坐着轮船驶向了遥远的美国。这些幼童们虽然离开了父母，但是孩子的天性，让他们没有伤心多久，就开始好奇地观察着海上的一切，兴致盎然地玩闹起来。可惜才出海不久，由于没有坐过船，大部分孩子都开始晕船，头晕呕吐不止，甚至都无法起床；连领队也没有幸免。于是，有些年纪较小的孩子，在夜晚的风浪颠簸中哭了起来。但让领队欣慰的是，过了十几天之后，这些孩子们都已经完全适应了。

    在船上要度过一个多月的时间，虽然大家都要努力适应海上的生活，但领队对幼童的教育也丝毫没有放松。白天学习中国典籍，晚上学习西学，甚至连吃饭也要抓紧学习西餐的礼仪，适应西餐的口味。

    结束了海上的日子，唐绍仪等一众幼童在领队的带领下，乘坐火车前往他们的目的地——密苏里州的春田。来到美国，一切都是新鲜的，让少年的唐绍仪惊奇。林立的高楼、飞驰的火车，还有头戴羽饰的印第安人，对这个中国少年来说都充满了吸引力。

    为了让幼童们更快地了解美国，掌握英语，他们被三五个人一组分配到美国人的家中居住。唐绍仪寄住的是哥登尔先生家。哥登尔是一位著名建筑师，中国留学事务局大楼就是由他设计的。容闳等负责留学事务的人都住在这里。分散居住到各处的幼童，会被定期安排回哈特福德，在留学事务局学习中国功课。

    这些穿着缎面的鞋子，戴着小缎帽，丝制长袍马褂，脑后垂着一个辫子的中国孩子，在美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孩子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慧、可爱，赢得了美国人的喜爱，接待幼童们的美国家庭对他们都十分友善，甚至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着他们。

    唐绍仪也不例外，他在哥登尔家居住了7年，彼此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个美国家庭，对来自异国的中国孩子不但给予了尊重，而且付出了爱心。他在留学期间留有一张和哥登尔父子的合影，照片上唐绍仪依旧留着辫子，穿着长袍，但神情自若，与短发西装的哥登尔父子合影时就像是一家人一样和谐。

    唐绍仪留学结束、被遣送回国后，一直对春田这个第二故乡，对他的美国亲人哥登尔一家念念不忘。1908年，已经担任大清赴美专使兼考察财政大臣的唐绍仪，第二次踏上了春田这个他成长的地方，还特意去看望了阔别多年的哥登尔一家。

    虽留学生涯夭折，而影响深入骨髓

    唐绍仪留美期间成绩名列前茅，1880年由康州哈德福高中毕业，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然而，在这所美国名校里他只待了短短的1年，就不得不黯然辍学离开。

    因为这些留美幼童已经渐渐长大，在从少年到青年这个过程是人生最重要的时间，吸收和接受能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强，叛逆心理更是如此。幼童们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资产阶级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在潜移默化之中，这些孩子就脱去了清朝的影子，融入美国，从外表到内在，越来越像美国人了。他们不愿再穿中式服装，经常是一身美式打扮。

    尤其是拖在脑后的长辫子，给他们带来了不少尴尬，刚到美国的时候被不少美国人误认为是女孩子。在学校参加各种体育活动也极其不方便。年少不知深浅的幼童们索性把辫子剪掉，见清廷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了基督教。这严重背离了清政府的初衷，要“以中国之心通外国之机巧”，决不可“以外国之习气变中国之性情”！

    再加上容闳在政治上并不十分得意，他只是美国留学副监督，他和正监督陈兰彬、吴子登由于政见和观念的差异，矛盾越来越激化。陈、吴二人对幼童们严重美国化的情况极不满，认为他们已经不能成为国家需要的人才了，再浪费官费培养下去也没有什么意义，陈、吴二人将这些情况禀报给了清政府。

    于是在1881年，这120名幼童中，除了因事撤离、病故的26名外，其余94名分为3批陆续回国。这其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赓二人完成了本科学业，其余的人都是中途辍学。这次轰动美国的中国留学教育计划，也就到此夭折了。

    唐绍仪就在这遣返的94人中间。在大洋彼岸异国的7年时光，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嘎然而止，他的心里充满了迷茫、不舍和愤怒。但是，毕竟自己迟早都是要回到祖国的，希望自己来日有机会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吧！遥望着愈来愈远的美洲大陆，唐绍仪在心里许下了这个愿望。

    留学美国的经历，对唐绍仪的一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不仅体现在回国后的仕途方面，在他的民主共和思想的形成方面也起了重要的作用。美国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民主思想，早就深入他的心里。正因为如此，才不难解释他以后会从清政府的重要大臣摇身一变，加入同盟会，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内阁总理。

    舌战日本留学生

    光绪七年（1881），业已成为青年的留美幼童们要离开了，在告别会上举行歌舞联欢，大家签名留念。一名日本留学生走到唐绍仪面前，用不太流利的汉语问道：“40年前，大英帝国的利炮坚艇，如果不是打到中国而是日本，你认为结果将是怎样？”这显然是他炫耀表示日本的军事强大，嘲笑中国的贫弱无力。

    唐绍仪巧妙地避开问题，义正言辞地回答：“英国的舰艇，不论是打到中国抑或日本，都是侵略行为，是非正义的，全世界都应该予以谴责，你说是吗？”日本留学生讽刺道：“绍仪君，你不认为这是答非所问吗？”唐绍仪毫不客气地回击：“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位自以为懂得中国文化的日本留学生，没有听懂唐绍仪这句话的意思，愣在当场，瞪了唐绍仪好半天，才灰溜溜地走了。他不甘心，到处向人请教这句话是何意思。另一位中国留学生告诉他：“这句成语是告诫你，说你知识浅薄，对中国知之甚少。”日本学生听了，暗自恼火不已。

    【名人小传】

    唐绍仪（1862—1938），又名唐绍怡，字少川，今广东省珠海市唐家镇唐家村人。清末民初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外交家、教育家。

    1874年被清政府选派到美国留学，曾就读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1885年到天津税务衙门任职。随后被派往朝鲜办理税务，成为清政府驻朝鲜大臣袁世凯的书记官和得力助手。1904年以清政府议藏约全权大臣身份，先后两次与英国办理交涉，签订《续订藏印条约》，使英国确认中国对西藏地方的领土主权。后任清政府总理总办、山东大学（时称山东大学堂）第一任校长。

    1911年武昌起义后，充当袁世凯内阁全权代表，于袁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后经孙中山同意，加入同盟会。1912年3月到南京组织新内阁，4月迁往北京。力图推行责任内阁制，同袁的意图不能相容，被迫弃职离京。后任北洋大学（现天津大学）校长。1917年参加广州护法军政府，任财政总长，后为7大总裁之一。1920年后退居家乡。

    1931年5月任广州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年“九一八事变”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1932年任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山县县长。日本侵占上海、南京后，策动其出任伪政权首脑，未成事实。1938年9月30日被国民党特务暗杀于上海。

    马寅初：以为经济学更“富有内容和生命”

    马寅初是中国最早研究西方经济学的著名学者；也是一位非常有血性的爱国人士，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他有句名言：“言人之所言，那很容易；言人之所欲言，那就不太容易了；言人之不能言，那就更难了……我就要言人之所欲言，言人之不敢言。”马老的铮铮铁骨，随处可见。

    他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的罪行。甚至矛头直指蒋介石，批评他只顾袒护家族利益而不管国计民生。他以老师的身份，斥责蒋介石不懂经济管理方法，混乱经济制度。无论威胁还是收买，他都没有屈服，依然仗义直言，被多次逮捕软禁。马寅初也因此跟中国共产党越走越近。

    建国后，马寅初回到阔别已久的北大校园，担任校长。他为人谦虚，言谈幽默、随意，爱护学生，一直深受师生们拥护。后来，他发表著名的《新人口论》，较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的人口问题，提出“我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倡议实行计划生育，奠定了我国后来的以计划生育为基本国策的格局。

    虽然他留洋多年，但是在婚姻方面，并没有摆脱旧时思想的束缚。在北洋大学读书期间，他就娶了父母为他安排的同乡姑娘；后来又娶了比他小22岁、与他女儿一样大的女子为妾。他和2个妻子一共育有5个女儿、2个儿子。其实，谁都会有一些观念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发生在马寅初身上，不免有些反差，因此一直为人所诟病。他的好友胡适也曾经调侃他：“饭后与马寅初同到公园，……寅初身体很强，每夜必洗一个冷水浴。每夜必近女色，故一个妇人不够用，今有一妻一妾。”

    做生意？上学？他很有主见

    马寅初的家乡，是以文风鼎盛、名人辈出而闻名于世的浙江绍兴。清光绪八年五月初九，马寅初降生在绍兴嵊县浦口镇。马家人丁兴旺，他是家中的第5个儿子。马寅初恰好出生于马年、马月、马日、马时，再加上本姓马，乡间盛传，“五马齐全，必定非凡！”所以，后来马寅初就被人称为“五马奇人”。他的父亲马棣生给他取名寅初，字元善。

    马棣生是附近村里的一个酿酒作坊主，有着一手酿酒的好手艺。同治年间迁至嵊县浦口镇，创立“马树记”酒坊。马寅初的童年，就在这个青山秀水、民风淳朴的小镇中度过。马家的小酒坊，在一家人的辛苦经营下，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马寅初8岁时进入私塾读书。当时的私塾由一位学识渊博的国学生主持，给马寅初的启蒙教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后又进入绍兴学堂就读。受维新思潮影响，学堂里引入了一些自然知识的课程。少年的马寅初感到十分新鲜，使他学习知识也变得更加热切，有了到更高等的学堂去读书，吸收更多的新鲜知识的想法。但是，这时候出现了不可避免的矛盾。

    马家酒坊的生意越来越好，但是马寅初的父亲马棣生年岁渐长，经常感觉有些力不从心。而自己的几个儿子中，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常年在外，只有马寅初人既聪明、伶俐又能禁得起操劳。所以，马父希望把自己的酒坊交给小儿子马寅初打理。

    马寅初得知父亲的安排后非常苦闷，多次和父亲冲突。马寅初无数次被罚跪、被打，依然坚持要去读书。最后，他甚至觉得无法读书则生不如死，竟投河自尽，所幸被人救起。可见，马寅初从小就有着十分倔强的性格，这就可以理解他后来竟敢不畏强暴抨击“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抨击国家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了。他对知识无比的渴求和坚定的信念，也着实令人钦佩。

    这次投河事件，竟然使马寅初的人生路转峰回。父亲的友人张江声感动于他的执着，支持他去上海读书，还认他为义子。在马父拒绝提供任何经济支持的情况下，张江声却一直资助马寅初上学。

    马寅初终于得偿所愿，进入上海教会学校“英华书馆”（又称“中西书院”）读书；后来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天津的北洋大学。北洋大学特别注重对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学习，目的是培养本国本民族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当时正是“实业救国”轰轰烈烈的时候，年轻的马寅初也渴望能为强国救民出一份力。由于成绩优异，1907年，他被保送到美国耶鲁大学公费留学。

    这时的马寅初已经25岁了，并奉父母之命迎娶妻子，还生了一个可爱的女儿。但是，他还是毅然踏上了开往大洋彼岸的轮船，开始了他漫长的9年异国求学生涯。

    对“实业救国”失望，改学经济学

    耶鲁大学位于纽约市与波士顿市之间的纽黑文市（属于康乃狄格州）中心。这里有全美最大的图书馆，是美国第一所有资格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学，有“常青藤大学”、“美国学院之母”之誉。学校特别强调自由的学术空气，更加注重培养学生的个人能力，鼓励支持各种社团活动。这一切，使得在中国严格教育制度下长大的马寅初感到新奇，印象非常深刻，也对他以后的教学管理模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马寅初融入了美国的学习生活。但是，随着对美国了解的深入，他渐渐发现，“实业救国”这条路似乎走不通，有很多东西制约着经济的发展。他深刻体会到，清政府治理下的祖国，与美国这样的西方强国比起来，还有着很大的差距，不是简单振兴工商业就能够解决的。

    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的方法，于是放弃了原来的矿学专业，转而去学经济学。后来，在1947年的一次演讲中，马寅初还谈到过自己的改专业一事：“余到美之后，不再想选择矿科，将学矿科的念头抛入九霄云外，以为经济学富有内容和生命，遂选经济为主课，选自然科学为副课。”

    马寅初在耶鲁大学的生活相当充实，每天往返于教室与图书馆之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乐不思蜀。忙里偷闲的时候，他也会做些体育运动，这是他最大的业余爱好。他尤其喜欢登山。后来回国后，他每到一个地方，一定要先打听附近的地理山势，以便早晨登山。他还每天洗冷水澡，坚持了几十年。正是这些，让他的身体一直很好，没有受到家庭遗传的影响。

    1910年，马寅初在耶鲁大学拿到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虽然这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成就了，但是，马寅初并没有满足，而是选择继续攻读。1911年，他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

    艰难求学，扬名异域

    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多科性综合大学，是美国最早的研究生院中心之一，培养了很多政治、经济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能够考入这样的著名高等学府，很不容易。马寅初也十分珍惜这样的机会，抓紧分分秒秒刻苦学习。

    正在他如饥似渴地吸收知识，希望自己能使病弱的祖国强大起来的时候，他的生活却开始陷入困境。留学生们的费用，原本是由北洋军阀政府提供。在他们这批留学生临行之前，时任北洋政府大臣的袁世凯特地召见了马寅初和其他留学生，并给每人颁发了一张有袁世凯署名的“留学证书”。国内政局风云变幻，北洋军阀政府慢慢开始缩减提供给留学生们的费用。马寅初的生活日益捉襟见肘。为了完成学业，他开始了半工半读的生涯。

    其实早在青少年时代，马寅初就养成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奋发进取的精神。他在上海中西书院读书的时候，由于一直是义父张江声提供他的学费和生活费，所以，他宁愿节衣缩食，也没有开口管义父多要些生活费。甚至连点油灯，再昏暗他也只用一根灯芯。此事被他的老师大为赞许，并说他“灯芯一根心中亮，寒窗十载必成人”。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这样的困难并没有吓倒马寅初。他利用课余时间，在餐馆洗盘子赚钱，以负担自己的学费。有一天，一个洋人制片商来到餐馆，告诉马寅初若到他那儿去扮演一个华人配角，可以拿到高于餐馆20倍的报酬。这个制片商是餐馆老板介绍来的，并说如果签订合约，就可以预付一部分报酬。这样的好事，马寅初自然求之不得。

    但是，生性谨慎的他，还是要求先看看剧本再签合约。他接过剧本开始翻看起来，越看越觉得按捺不住怒火。原来，这是一部丑化华人的电影。马寅初立刻严词拒绝，结果却因此得罪了餐馆老板。在争吵中，马寅初一怒之下，拂袖而去。

    失去了工作，他只能跑去码头当起了搬运工人。这件事后来上了华人报纸，不少人都很钦佩这位有骨气的青年。马寅初工作所在码头的老板便是其中之一，有次巡视工作时偶然认出了他。知道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高材生后，就把他介绍到自己一个朋友家里当家庭教师，并且兼翻译一些资料。

    后来，北洋政府索性中断了提供给留学生们的费用，并声明让留学生们自己决定去向。很多人由于求学生活无法继续下去，只得纷纷回国。这时候，马寅初在耶鲁大学时的舍友王正廷劝他回国，觉得革命期间正是报效国家的时机。王正廷回国后，任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司司长，一直在民国政府担任要职。然而，马寅初并不想从政，他觉得：“了解美国的财政经济管理来整理中国混乱情形，比做官要有一点贡献。”他是这样答复王正廷的。

    马寅初靠顽强的意志和旺盛的求知欲，继续着自己的学业。这使得他的导师、美国著名财经专家萨里格曼教授深受感动，他也十分喜爱这个聪慧、上进的中国学生，于是决定资助马寅初完成学业。

    1914年，马寅初的博士论文《纽约市的财政》终于完成了。他详细、深入地分析纽约财政收支情况的各个层面，纽约财政是怎样从混乱不堪变为运转良好，中国可以借鉴那些方面等，赢得了专家委员会的高度认可，给予了他“杰出”的评价。

    自己的学生取得这样好的成绩，萨里格曼教授自然非常高兴。他帮助安排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出版了马寅初的这部著作，并负担了80%的费用。这篇论文一经出版，很快就轰动了当时美国的财政界和经济界。哥伦比亚大学把它作为一年级新生的教材，一直沿用到1968年。

    马寅初顺利完成了他的学业，获得博士学位。萨里格曼教授希望他能够留校任教。毕竟，美国无论生活条件还是学术环境，都比国内好上太多了，也更利于马寅初的个人发展。哥伦比亚大学也热切挽留他。这样杰出的经济学人才，学校怎么舍得任其外流。然而，马寅初推却了学校和导师的美意，怀着“强国富民”的理想，回到了自己的祖国。

    一踏上中国土地，马寅初就来到民国财政部报到。然而，政局的混乱、政府的腐败和半殖民破败的经济状况，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今我国财政情形，五花八门，光怪陆离，实属腐败已极，岂仅谓之紊乱已哉。”生性耿直的他，不愿与这些人同流合污，于是离开财政部，走进北京大学，开始了他教书育人的生涯。他表示自己“一不做官，二不发财，竭尽全力于教育救国事业”。从此他便一心投身于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和经济人才的培养，著书立说。

    【大师小传】

    马寅初（1882—1982） ，浙江嵊县人。中国现当代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

    1901 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学选学矿冶专业。1906年赴美国留学，先后获得耶鲁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15年回国，先后任北洋政府财政部职员、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1919年任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到浙江财务学校任教，并任浙江省省府委员。1928年任南京政府立法委员。1929年后任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兼任南京中央大学、陆军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教授。1938年初任重庆商学院院长兼教授。1940年12月被蒋介石逮捕。1946年9月到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任教。1949年8月任浙江大学校长，并先后兼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央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副主任等职。1951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60年1月，因发表《新人口论》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9月，平反后担任北大名誉校长。1981年2月当选为中国人口学会名誉会长。1982年5月10日因病逝世，享年101岁。

    主要著作有：《中国国外汇兑》（1925）、《中国银行论》（1929）、《中国关税问题》（1930）、《资本主义发展史》（1934）、《中国经济改造》（1935）、《经济学概论》（1943）、《通货新论》（1944）、《战时经济论文集》（1945）、《我的经济理论哲学思想和政治立场》（1958）、《新人口论（重版）》（1979）、《马寅初经济论文集（上、下）》（1981）等。

    蒋梦麟：决定以教育为主科

    作为堂堂的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的地位却相当尴尬……在校方组织撰写的校史中，曾经称蒋梦麟为“典型的国民党新官僚”，“在北大是不得人心的”。然而，作为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校长，长达15个春秋，使得北大的教学和科研在风雨飘摇的战乱年代仍有稳步上升，实为一大奇迹，他对北大毕竟功不可没。

    努力先过语言关

    蒋梦麟很早就认定，西化是拯救中国的唯一出路。当他在浙江高等学堂读书的时候，年仅18岁的他，就一直忧虑着如何拯救祖国，免受列强的瓜分。许多人相信：经过日本同化、修正的西方制度和组织，要比纯粹的西洋制度更能适合中国的国情，因此他们主张通过日本接受西洋文化。但是也有一班人认为：既然他们必须接受西洋文明，何不直接向西洋学习？

    蒋梦麟是主张直接向西方学习的，虽然许多留学日本的朋友来信辩难，他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看法。而他此前先进入南洋公学，就是想给自己打点基础，以便到美国留学。在这里，一切西洋学科的课本都是英文的，刚好合了他的心意。南洋公学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博士的许多意见。南洋公学的预科，一切按照美国的中学学制办理，因此南洋公学可说是升入美国大学的最好阶梯。学校里有好几位讲授现代学科的美国人。在校2年，蒋梦麟在英文阅读方面已经没有多大困难，不过讲却始终讲不好。学校教的英文并不根据语音学原理，他的舌头又太硬，始终跟不上。

    第二年暑假，蒋梦麟参加浙江省官费留美考试，结果未被录取。但是，蒋梦麟不想放弃留学美国的想法；于是只好向父亲要了几千块钱，预备自费到美利坚合众国加利福尼亚州深造。

    他便正式搭乘美国邮船公司的轮船往前旧金山，那是1908年8月底。同船有10来位中国同学。在上船前，他曾经练了好几个星期的秋千，所以在24天的航程中，一直没有晕船。船到旧金山时，一位港口医生上船来检查健康，对中国学生的眼睛检查得特别仔细，惟恐有人患砂眼。

    等他赶到卜技利时，加州大学秋季班已经开学，因此他只好等到翌年春季再说。他请了加大的一位女同学给自己补习英文，学费每小时5毛钱。在这段时间内，他把全部精力花在了英文上。每天早晨必读《旧金山纪事报》；另外还订了一份《展望》周刊，作为精读的资料。《韦氏大学字典》一直不离手，碰到稍有疑问的字就打开字典来查。4个月下来，居然字汇大增，读报纸、杂志也不觉得吃力了。

    初到美国时，就英文而论，他简直是半盲、半聋、半哑。如果他要希望能在学校里跟得上功课，这些障碍就必须先行克服。头一重障碍，经过4个月的不断努力，总算大致克服了，完全克服它也不过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第二重障碍，要靠多听人家谈话和教授讲课，才能慢慢克服。教授讲课还算比较容易懂，因为教授们的演讲，思想有系统，语调比较慢，发音也清晰。普通谈话的范围比较广泛，而且包括一连串互不衔接、五花八门的观念，要抓住谈话的线索颇不容易。到剧院去听话剧对白，其难易则介于演讲与谈话之间。在这3种形式上，他都进行了努力。

    从农学转到教育学

    新年之后，蒋梦麟兴奋地等待着加大第二个学期在2月间开学。他心中满怀希望，对语言的学习也加倍努力。快开学时，他以上海南洋公学的学分申请入学，结果获准进入农学院，以中文的学分抵补拉丁文的学分。他过去的准备工作偏重于文科方面，结果却转到了农科。他转入农科，并非像有些青年学生听天由命那样的随便，而是经过深思熟虑才慎重决定的。他认为，中国既然以农立国，那末只有改进农业，才能使最大多数中国人得到幸福和温饱。

    而他幼时在农村长大，对花草树木和鸟兽虫鱼本来就有浓厚的兴趣。小时候他就喜欢观察、触摸和理解。他经常走进自家的花园里，观察四时不同的花草和虫鸟，有时还去田野里看青蛙捉蚱蜢。他的先生们几乎都认为这些癖好是“祸根”，他将来不会有出息。可是这些“祸根”，日后竟成为他成功的福因。因此，为国家，为私人，农业都似乎是最合适的学科。此外，他还有一个次要的考虑，他在孩提时代身体一向羸弱。他想，如果自己能在田野里多接触新鲜空气，对他身体一定大有裨益。

    第一学期选的功课是植物学、动物学、生理卫生、英文、德文和体育。除了体育是每周6小时以外，其余每科都是3小时。他按照指示，到大学路的一家书店买教科书。他想买植物学教科书时，说了半天，店员还是听不懂。后来，他只好用手指指书架上那本书，那个店员才恍然大悟。买了书以后，他的心里很高兴；既买到了书，同时又学会了一个英文字的正确发音，真是一举两得。

    后来，教授要他们到植物园去研究某种草木。他因为不知道植物园在哪里，只好向管清洁的校工打听。本来，他想借鉴上次店员教他的方法举一反三。结果，自作聪明的他还是发错了读音，弄得那位工友瞠目不知所答。他只好重复了一遍。工友揣摩了一会之后，这才恍然大悟。

    植物学和动物学引起了蒋梦麟很大的兴趣。植物学教授在讲解显微镜的用法时，曾说过一句笑话：“你们不要以为，从显微镜里可以看到大如巨象的苍蝇。事实上，你们恐怕连半只苍蝇腿都看不到呢！” 然而，蒋梦麟早年的即兴观察和目前对动、植物学的兴趣，有一个共通的出发点——好奇，最大的差别就在于使用的工具。

    在农学院读了半年之后，一位朋友劝蒋梦麟放弃农科之类的实用科学，另选一门社会科学。他说，除非他们来解决中国当下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其次，如果不改修社会科学，他的眼光就可能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

    蒋梦麟曾经研究过中国史，也研究过西洋史的概略，对各时代各国国力消长的情形有相当的了解，能够体会到朋友话中的深意。蒋梦麟觉得，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他从不轻率作决定。

    一天清早，他正预备去农场看挤牛奶的情形，路上碰到一群蹦蹦跳跳的小孩子去上学。他忽然想起：自己在这里研究如何培育动物和植物，为什么不研究一下如何作育人材呢？他的脑子里，细数着中国历代兴衰的前因后果。忽然之间，他眼前恍惚有一群天真烂漫的小孩蜂拥而至，要求他给他们读书的学校。于是他豁然开朗，找到了自己的方向，毅然决定转到社会科学学院，选教育为主科。

    他决定下来就直接去注册组找苏顿先生，从农学院转到了社会科学学院。从1909年秋天起，他开始选修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和英国史，他的大学生涯也从此步入正途。

    从逻辑学里，他了解到思维是有一定的方法的。换一句话说，他们必须根据逻辑方法来思考。观察对于归纳推理非常重要，因此他希望训练自己的观察能力。他开始观察校园之内，以及大学附近所接触到的许许多多事物。最后他终于发现，观察必须有固定的对象和确切的目的，不能听凭兴之所至乱观乱察。天文学家观察星球，植物学家则观察草木的生长。后来，他又发现另外一种称为实验的受控制的观察，科学发现就是由实验而来的。

    同时，赫利·奥佛斯屈里特教授也给了他很大的启示。他们上伦理学课，总有一场热烈的讨论。他平常不敢参加这些讨论，一方面由于他英语会话的能力不够，另一方面是由于自卑感而来的怕羞心理。因为1909年前后是中国现代史上最黑暗的时期，而且他们对中国的前途也很少自信。虽然不参加讨论，听得却很用心。

    学习逻辑性，必须读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约翰福音和奥里留士等人的著作作为参考。念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他觉得中国《四书》富于道德的色彩，希腊哲学家却洋溢着敏锐的智慧。这印象使他后来研究希腊史，并且做了一次古代希腊思想和古代中国思想的比较研究。读了约翰福音之后，他开始了解耶稣所宣扬的爱的意义。如果撇开基督教的教条和教会不谈，这种“爱敌如己”的哲学，实在是最高的理想。如果一个人真能爱敌如己，那末世界上也就不会再有敌人了。

    “你们能够做到爱你们的敌人吗？”教授向全班发问。没有人回答。“他不能够。”蒋梦麟终于忍不住参与了讨论。“不能够？”教授微笑着反问。于是，蒋梦麟开始引述孔子所说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作答。教授听了以后插嘴说：“这也很有道理啊，是不是？”同学们没有人回答。下课后，一位年轻的美国男同学过来拍拍他的肩膀说：“爱敌如己！吹牛，是不是？”

    奥里留士的言论，很像宋朝哲学家。蒋梦麟沉思默想的结果，发现理智是一切行为的准则。如果把他的著述译为中文，并把他与宋儒相提并论，很可能使人真伪莫辨。

    蒋梦麟对科学、文学、艺术、政治和哲学都有兴趣。他选读的功课也十分广泛，包括上古史、英国史、哲学史、政治学，甚至译为英文的俄国文学。他对托尔斯泰的作品更是爱不释手，尤其是《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与和平》。他参加过许多著名学者和政治家的公开演讲会，听过桑太耶那、泰戈尔、大卫、斯坦、约登、威尔逊（当时是普林斯顿校长）以及其他学者的演讲。

    课余深入社会和编辑报纸

    有人约蒋梦麟到某兄弟会去作客，但是附带一个条件——他必须投票选举这个兄弟会的会员出任班主席和其他职员。他一直听说过兄弟会等组织很有意思，但从没有参加过，这次终于可以亲身体会一下了。他到那个兄弟会时，备受殷勤招待，令人没齿难忘。第二天举行投票，本着中国人一诺千金的名誉，他投了他们的人。而他最高兴的是，在这次竞选中结交了好几位朋友。

    选举之后不久，学校里有一次营火会。蒋梦麟在这里，竟然偶遇了一位曾经受过他一票之赐的同学。但是，这位同学竟对他视若路人，过去的那份亲热劲儿不知到哪里去了。蒋梦麟深刻地体会到了人情冷暖和功利现实的可怕。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拿选举交换招待，在学校选举中从此没有再投票。

    学校里最难忘的人，是哲学馆的一位老工友。蒋梦麟和这位老工友一见如故，下课以后，或者星期天有空，蒋梦麟常常到地下室去拜访他。他从加州大学还是一个小规模的学校时开始，就一直住在那地下室里。

    他当过兵，曾在内战期间在联邦军队麾下参加过许多战役。他生活在回忆中，喜欢讲童年和内战的故事。他从他那里获悉早年美国的情形，这些情形离现在将近百年，许多方面与目前的中国差不多，某些方面甚至还更糟。

    虽然内战已经结束那么多年，老工友却对参加南部同盟的人始终恨之入骨。他说，有一次战役结束之后，他发现一位敌人受伤躺在地上，他正预备去救助。“你晓得这家伙怎么着？他一枪就向我射过来！”他瞪着两只眼睛狠狠地望着蒋梦麟，好像蒋梦麟就是那个不知好歹的家伙似的。蒋梦麟问道：“那你怎么办？”“我一枪就把这畜生当场给解决了。”他回答说。

    这位军人出身的老工友，对蒋梦麟而论，是加州大学不可分的一部分，因为他见证了加州大学的发育成长。

    蒋梦麟在留美的第二年，也就是1909年，开始在《大同日报》担任主笔。这份报纸，是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的革命机关报。那一年一个秋天的晚上，他与《大同日报》的另一个编辑刘麻哥（成禺），第一次见到了孙中山先生。

    当时的蒋梦麟，还是满怀爱国激情的年轻人。面对敬仰已久的革命领袖，其心情的紧张是可想而知的。孙中山住在唐人街附近的史多克顿街一家旅馆里，他在房间里很客气地接见了蒋梦麟他们。刘麻哥把蒋梦麟介绍给孙中山。

    蒋梦麟眼中的孙中山，长得天庭饱满、眉毛浓黑，一望而知就是一位智慧极高、意念坚强的人物。他的澄澈而和善的眼睛，显示了他的坦率和热情。他的紧闭的嘴唇和坚定的下巴，则显示出他是一个勇敢、果断的人。他的肌肉坚实、身体强壮，予人以镇定、沉着的印象。他在谈话时，论据清楚而有力。他也能很安详地听别人讲话，但是很快就能抓住人家的谈话要点。

    在交谈中，蒋梦麟又发现孙先生对各种书都有浓厚的兴趣，不论是中文书或者英文书。他把尽可能节省下来的钱全部用来买书。他读书不快，但是记忆力却非常惊人。孙先生博览群书，所以对中西文化的发展有清晰的了解。

    孙中山是位真正的民主主义者。他曾在旧金山唐人街的街头演说，头顶飘扬着国民党的党旗。他就站在人行道上，向围集他四周的人演说。他常常到南部各州、东部各州去旅行，有时又到欧洲，但是经常要回到旧金山来。每次回到旧金山，蒋梦麟和刘麻哥就去看他。

    孙中山对蒋梦麟的印象极佳，认为他“他日当为中国教育泰斗”。在后来的“五四”运动时期，孙中山还说服蒋梦麟：“率领三千弟子，助我革命。”评价之高，实为罕见。

    1911年10月8日，大概是晚上8点钟左右，孙中山来到《大同日报》编辑部。他平静地告诉他们，据他从某方面得到的消息，一切似乎都很顺利，计划在武汉起义的一群人已经完成部署，随时可以采取行动。2天以后，消息传至旧金山，武昌已经爆发革命了。这就是辛亥年10月10日的武汉革命。接着，满清政府被推翻。这一天也成了中华民国的国庆日。

    在孙中山的指导下，蒋梦麟和刘麻哥为《大同日报》连续写了3年的社论。刚开始时，他们两人轮流隔日撰写。他们一方面在加大读书，一方面为报纸写社论，常常开夜车到深夜，赶写第二天早上见报的文章。蒋梦麟大学的功课绝不轻松，深感这种额外工作负担之重。革命成功以后，刘麻哥回国了，他只好独立承当每日社论的重任。他虽然深深关切祖国的前途，但是这种身不由己的经常性写作，让他的写作水平越来越下降，终于扼杀了他一切写作的兴趣。

    1912年，蒋梦麟从加州大学毕业后，终于放弃了这份工作。从此，他就一直怕写文章。

    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蒋梦麟的知识、学问随之不断增长，同时自信心也加强了。民国元年，即1912年，他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毕业于加大教育学系；并承学校赠给名誉奖，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续学。

    在哥大，蒋梦麟遇到了许多博学多闻、诲人不倦的教授，他们的教导使他终生铭感。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乃至中国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就是著名的约翰·杜威博士。他是胡适和蒋梦麟在哥伦比亚大学时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2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中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中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

    纽约给蒋梦麟印象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地道车和高架电车；高楼屋顶上的炫目的霓虹灯广告；剧场、影院、夜总会、旅馆、饭店；出售高贵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东区的贫民窟等。纽约市密集的人口中龙蛇混杂，包括政客、流氓、学者、艺术家、工业家、金融巨子、百万富翁、贫民窟的贫民以及各色人等。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产生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也只有在美国，才能出现这种兼容并蓄的大熔炉。

    暑假里，蒋梦麟常常到纽约州东北部的阿地隆台克山区去避暑。有一年暑假，他和几位中国朋友去彩虹湖，在湖中丛山里的一个小岛上露营。白天时，他们就去附近的小湖里划船、垂钓，还捉到了20多只青蛙。到晚上，他们常常参加附近居民的仓中舞会，随着主人弹奏的提琴曲子婆娑起舞。他们有时也深入到枝叶蔽天的原始森林里。有一次，他们在浓密的树林中迷途后，就只好循着火车汽笛的声音，找到铁路轨道以后才能回来。经过几次教训以后，再进森林时他们就带上指南针了。

    蒋梦麟在纽约求学的一段时期里，中、日关系突起变化，以致两国以后势成水火。日本经过约50年的明治维新之后，于1894年一击而败中国；1915年（民国四年）突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经政府授意后，把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泄漏了。抵制日货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议。但是，日本军舰已经集结在中国的重要口岸。同时，日本在南满和山东的军队也已经动员。

    5月7日，也就是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4个月，他们又向袁世凯发出了最后通牒。袁世凯终于在2天之后接受了二十一条要求。远在大洋彼岸的蒋梦麟，依然关注着祖国的命运。这个让全中国人痛心的耻辱也使他愤怒了很久，更坚定了他回国加入救亡运动当中的决心。

    1917年6月，完成学业的蒋梦麟，恋恋不舍地四处拜访，向他在美国的朋友们一一告别之后，终于离美返华了。

    【大师小传】

    蒋梦麟（1886－1964），原名梦熊，字兆贤、少贤，号孟邻，笔名唯心，浙江余姚回龙乡蒋村人。著名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学者。毕生致力于发展教育事业和振兴台湾农业，著有《西湖》、《新潮》、《孟邻文存》、《梦麟文丛》等。

    1901年到杭州一教会学校习英文，后因学潮而全体学生离校。1902年考入浙江省立高等学堂（前身为求是学院），改名梦麟。1903年入浙江高等学堂（浙江大学前身）学习，次年中秀才。1904年考入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此时他看已清楚“西化的潮流已经无法抗拒”。1908年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留学，1917年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创办《新教育》月刊。1923年任北京大学代理校长。1927年8月至1930年7月任国立第三中山大学（1928年改为国立浙江大学）校长。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兼任浙江省立高级中学（商科）校长（建国后改名杭州商业学校，即今浙江工商大学）。1930年12月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正式出任北大校长，此后直到抗战胜利，15年间始终是北大的行政负责人，是北大历史上掌校时间最长的校长。

    1913年“九·一八”事变以后，领衔发表宣言，反对“华北自治”。因谴责北洋军阀政府镇压爱国学生，被列入黑名单，避居沪杭。抗战胜利后，任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中国红十字会会长等职。1948年7月任中美联合机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主任委员。1949年去台湾，继续主持“农复会”；并任台湾故宫、“中央”博物院共同理事会理事等。

    竺可桢：从“耘地”到“观天”

    竺可桢，这个闪闪发光的名字，是中国气象学、物候学的标志。毛泽东曾笑谈，自己和竺可桢合作分管天地。

    他是一个优秀的科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教育家。浙江大学便是他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临危受命，13年兢兢业业的管理，使在战火中流亡辗转的浙大成长为著名的“东方剑桥”。当竺可桢60岁时，浙江大学的学生送来锦旗，上写“浙大保姆”四个字。

    太平洋上遇胡适

    1910年秋天，正是天高云淡的天气。浩瀚的太平洋上，一艘邮轮在风浪中缓缓地由中国上海驶向美国。船上正是中国第二批“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里面有着胡适、赵元任、竺可桢、胡明复、钱崇澍等中国未来的各界名家。此时，他们却有着复杂矛盾的心情。“庚子赔款”的耻辱、面对新世界的兴奋、为国家命运的忧虑，种种滋味混杂着。

    瘦弱、斯文的竺可桢站在甲板上，显然也沉浸在这种种思绪当中。他有些迷茫的目光落在人群中，忽然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这个英俊而意气飞扬的青年也看到了他。原来，那是自己在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胡适！

    “呀！这不是胡洪骍（胡适的原名）呀？”“哟，是竺可桢呀！你怎么还没死呀？”两个人相视一笑，胡适还是这样口无遮拦，争强好胜的。“这还得感谢你啊。想当年，你说我活不过20岁，弄得我天天游泳、跑步，操练不止；而且暗下决心，我一定要活得比你长。将来到底谁先死还难说呢！”竺可桢指指胡适笑道。

    胡适的这句“没死”是有典故的。过去在澄衷学堂读书时，竺可桢身体瘦弱，老是一副病歪歪的样子，胡适曾经笑话他活不过20岁。外表羸弱、性格内敛的竺可桢心里却十分要强，对于胡适的“短命”预言，他在内心里从来就没有服输过。他深信自己的先天瘦弱，完全可以通过后天锻炼来弥补。因此，胡适的话，反而成了他加强锻炼的动力。此时在船上与胡适重逢，竺可桢恰好过了20岁。一对久别的同学在前往美国的船上偶遇，大家都有着他乡遇故知的亲切。

    后来，他们又定下了一个赌谁更长寿的约定，竺可桢活到60岁胡适给他磕头；如果胡适先离世，竺可桢可以踢他尸体的屁股一脚。最后，终究是竺可桢胜利了。他活到了84岁，胡适则在71岁时就去世了。可惜，后来由于两位朋友分隔在海峡两岸，竺可桢60大寿时，胡适没有机会给他磕那3个响头；而胡适逝世时，竺可桢也没有在他的屁股上踢上一脚。

    由学农业转为学气象

    他们乘坐的“中国皇后”号邮轮，终于抵达了美国。一众学子们也该踏上各自的征程了。胡适报考的是位于美国纽约州南部绮色佳城的康奈尔大学；竺可桢则是美国伊利诺州的伊利诺大学。但为了振兴祖国，两个人竟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中国几千年的立国之本——农业——作为了自己的学业方向。

    然而，胡适不久就更改了自己的专业，去学习更适合他的文学哲学。竺可桢以前学的是土木工程，选择农业是因为他认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但是，等他在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才明白，美国的农业科学并不发达，而且农业的体制和耕作方式又跟中国迥异，他所学的东西很可能回国后没有用武之地。是改是留，让竺可桢处在了两难的境地。如果现在改变专业，自己这些时间的学习就完全浪费了；何况自己本来就是为学农业而来，又能换成什么专业？

    再三思量之下，竺可桢还是坚持读完了本科的课程，1913年获得农学学士学位。这时候，他也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发现，有一门跟农业联系非常密切的专业——气象学。农业自古以来就是“靠天吃饭”。连中国古代的历法，都是为了指导农业生产而量身定做的。也许，自己可以在这方面深入学习一下。于是，竺可桢考入了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攻读气象学，从“耘地”到“观天”。从此，奠定了他终身与气象学为伍的人生。

    竺可桢攻读气象学以后，就开始了对台风的关注和研究。因为他祖籍绍兴，属多台风区，自幼便体会到了劳动人民饱受台风灾害之苦。他在《远东台风的新分类》和《台风的源地与转向》两文中，首先剖析了在他之前外国学者分类的优、缺点，又分析了全球1904-1915年台风的季节分布源地及路径与转向地点，进而提出了台风分类的新原理，将台风分为6大类型（中国台风、日本台风、印度支那台风、菲律宾台风、太平洋台风、南海台风）和21个副型。这是我国人最早所作的台风分类，较前人分析得更清楚、肯定，前进了一步。

    当时，台风强度尚无被人们所公认的量度指标。竺可桢首先提出以风速等级作为划分台风强弱的指数，这一思想一直为后人研究台风强度所遵循，并被移置到衡量温带气旋上。目前国际上的规定，也是以风速大小来判断是否为台风和它的强度的。

    另外，由于当时尚无现代手段观测台风，仅凭简单的观测资料，研究台风的结构是十分困难的。但竺可桢却能精辟地指出：“台风中心，温度多突增高，湿度则剧烈低减，故必有缓和之下沉气流存在。云雨之消散与风速之衰减即系于此。”这一分析判断，为后来现代化的观测所证实。

    1915年，竺可桢获得哈佛大学硕士学位以后，又在哈佛继续攻读气象学博士。他于1917年被接纳为美国地理学会会员，并获得伊麦荪奖学金。从此时开始，竺可桢就养成了记日记的习惯，他的日记主要记录了气象研究的各种资料。后来由于战乱，最后只留下他从1936年到1974年2月6日的日记，共计38年37天，800多万字，其间竟然一天也未间断！直到他去世前一天，还用颤抖的笔，在日记本上记下了当天的气温、风力等数据。

    1916年，被誉为“科学史之父”的著名科学史学家乔治·萨顿，在美国哈佛大学开设了科学史课程。此时，正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的竺可桢对科学史产生了兴趣。他去旁听了萨顿的课程，并与萨顿进行交流，开始接受萨顿“科学史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类进步的历史”的观点，及萨顿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认为近代科学的起源，在西洋亦不过300多年的历史；而中国科学的不发达，与国人向来读书不求甚解、无病亦作呻吟的态度大有关系。研究科学史，就是要在不断地追求真的同时，也不懈地追求美和善，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统一。

    为此，竺可桢制定了一位理想的科学家的标准：（一），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为了实现这一理想，竺可桢毅然走上了自然科学史、特别是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道路。

    他的第一篇科学史论文，是1916年5月刊载于《科学》杂志第2卷第5期上的《朝鲜古代之测雨器》。文章考证了测雨器的发祥地，纠正了《气候学器械沿革史》中认为测雨器是西方人加斯对里所为的错误。

    在中国科学社效力

    1914年夏季，留美学生们身处异国，在接受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深感到西方列强因科学发达而致实力迅速强大；自己的祖国却因长期封闭落后，而导致国力日渐衰落，屡遭列强的凌辱。他们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伟大志向，聚集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商议组织中国科学社，筹办《科学》杂志，希望能够唤醒国人对科学的重视，为科学强国兴国而努力。

    《科学》杂志创刊号于次年1月在上海发行。该杂志“专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帜志”，“求真致用两方面当同时并重”。杂志文章分为6类：科学通论、各科知识、科学史与科学家、科教事业发展、科学新闻与知识小品。

    其时正在哈佛大学的竺可桢，闻讯后也立即加入，成为该社的早期社员。从此，他与中国科学社结下了不解之缘。1916年秋，中国科学社第一届常年会，选举产生了由任鸿隽、赵元任、胡明复、秉志、周仁、竺可桢、钱治澜7人组成的董事会。在次年的常年会上，竺可桢再度当选董事。

    从1916年起，竺可桢以其所学的先进知识和科研心得，为杂志撰写了许多科普和考证论文，传播自然科学理论，介绍国外先进科技，宣传古代中国的发明创造，如《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地理与文化之关系》和《钱塘江怒潮》等诸多文章。《中国之雨量及风暴说》阐明了季风是海陆热力性质不同的产物，对我国雨量分布有重要意义，开创了我国季风气候学的工作。

    在1916年到1927年的11年间，《科学》杂志共收入竺可桢的科学论文和译文31篇。他和其他《科学》杂志编辑们的重大贡献，对诱导国人的科学启蒙和激发国人的科研兴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随着大批社员毕业回国，中国科学社也迁回国内，在上海大同学院、南京高等师范学校设立事务所。

    1918年，竺可桢以论文《远东台风的新分类》获得哈佛大学气象学博士学位；随即怀着一腔报国为民的激情，于秋季返回阔别了8年的祖国。

    【大师小传】

    竺可桢（1890—1974），字藕舫，浙江绍兴人。中国地理学、气象学研究的开拓者，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奠基人，中国现代杰出的教育家。

    1910年考取清华公费留美，入美国伊利诺大学农学院学习。1913年夏毕业后转入哈佛大学研究院地理系专攻气象，1918年以题为《远东台风的新分类》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1927年任东南大学地学系主任。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1933年与翁文灏、张其昀共同发起成立中国地理学会的倡议，于翌年成立。1936年4月25日开始担任浙江大学校长，历时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担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等职。1974年2月7日去世。

    他一生在气象学、气候学、地理学、物候学、自然科学史等方面的造诣很深，而物候学也是他呕心沥血作出重要贡献的领域之一。我国现代物候学的每一个成就，都是和他的工作分不开的。他始终从科学的视角，关注着中国的人口、资源、环境等问题，是“可持续发展”的先觉先行者。他在一生中，还积极倡导并身体力行地从事科学普及工作。

    姜立夫：中国首位哈佛数学博士

    姜立夫是一位享誉世界的大数学家，是我国第一个获得世界著名学府——美国哈佛大学数学博士学位的留美学生，也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数学博士。曾创立我国第二个数学系——南开大学数学系。一生主要从事圆素和球素几何学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数学教学与研究的发展有重要贡献。

    温州第一个“洋状元”

    在美丽的横阳支江下游，清澈的江水静静地流淌着，灌溉着纵横交错的江南平原。一方水土养育着一方人，姜立夫就出生在横阳支江畔麟头村的姜家大院内。在农村，添丁是一件大喜事，祖父和父亲都非常高兴。祖父姜植熊是晚清的优贡生，曾设馆授徒，是当地小有名气的读书人；父亲姜炳訚虽然务农，却是国学生。根据辈分，他给孩子取名为“佐”，字“培响”，号“立夫”。从名字之中可以看出，姜植熊、姜炳訚父子两代农村知识分子，是多么希望刚出生的孩子能够光宗耀祖、出人头地啊！

    姜立夫的童年是不幸的，6岁丧父，10岁丧母；14岁的时候，一直对他疼爱有加的祖父也撒手人寰。从此，养育年幼的立夫，便落在了大哥姜少玉的身上。姜少玉，字培瑗、雪尘，曾就读于浙江优级师范，在农村也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担还任过浙江省议员，是当地的一位贤达人士。姜少玉的妻子张氏，也是一位知书明理的大家闺秀。姜少玉夫妇对年幼的弟弟格外疼爱。

    姜立夫早年就读于祖父教授的姜訚蒙馆，这是姜植熊自己亲手创办的私塾。姜立夫从小就在私塾内接受严格的儒学教育。自此以后，哪怕姜立夫在美国接受过最现代的西洋教育，他依然毕生坚守着中国的文化传统。

    清末民初的浙南温州，在瑞安人孙诒让等一大批思想先进的教育家努力下，西学已经开始在各县学堂里传播。平阳县的刘绍宽、黄庆澄等具备维新思想的教育人士，也较早地在全县的学堂里设置了算术、英语等学科，使温州的教育走在全国的前列。

    应该说，温州成为我国的“数学家之乡”，追根溯源，离不开黄庆澄引领的风气。黄庆澄，平阳县钱库区（今属苍南县）人，我国第一份《算术报》的创始人，对我国最早的数学传播影响深远。而黄庆澄就是姜立夫的姨父，他对自幼失去双亲的姜立夫非常爱护。姜立夫自少年开始就对数学产生了浓郁的兴趣，多少是受到黄庆澄的影响。

    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姜少玉，毕竟见识不凡。他见弟弟从小就聪颖好学、成绩优秀，便有心将他培养成材。还在姜立夫14岁时，他就送弟弟上平阳县中学堂读书。不久，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姜少玉又把立夫送到杭州府中学堂（杭州中学前身）学习。在“杭中”的许多同学中，其中就有文学家郁达夫、诗人徐志摩等人。

    当时中国正值晚清向民国转变之际。这是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怀着科学救国的志向，纷纷留学欧美、日本等国家，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和文化。在历来文风鼎盛的杭州府中学堂，西潮澎湃，令从边远的温州农村出来的姜立夫大开眼界。在他的内心深处，也萌生了出洋学习的心愿。

    1909年1月，美国政府开始用退还的“庚子赔款”余额，作为培养我国留美学生的经费。6月，游美学务处在北京成立。该处总办周自齐，从美国聘请著名学者胡敦复回国，负责考选、遣送留美学生的工作。为了能够选拔出更多的有志青年出国学习西方的科学知识，回来建设祖国使之独立、富强，胡敦复当即毅然放弃自己在国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应聘回到北京。

    从1909年8月至1911年6月，胡敦复在游美学务处主持考选了仅有的3批中国直接留美学生，共180人。他们当中，后来有很多人都成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教育家、学者，如梅贻琦、竺可桢、胡刚复、胡明复、胡适、赵元任、姜立夫等。而令姜立夫没有想到的是，以后他会成为胡敦复的妹夫。

    1910年，在杭高还没有毕业的姜立夫，参加了第二期庚款留美学生考试，结果他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1911年，他到北京清华大学的前身——“游美肄业馆”进行了为期4个月英语补习。7月份英语口试及格，8月份决定留学美国。消息传到家乡，顿时引起地方轰动。这是温州有史以来第一个“洋状元”。在出洋前夕，哥哥姜少玉专程从家乡来到上海，为他备置行装，亲自把弟弟送上开往美国的“中国”号邮轮。

    从伯克利大学到哈佛大学

    在当时的中国，留学西洋、专攻数学的人寥若晨星。有着较好数学底子的姜立夫，受到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立志要把西方的数学移植到自己的祖国来。

    到达美国后，姜立夫顺利地进入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学习。他生活俭朴，学习刻苦，非常珍惜在国外学习的机会。他经常说：“我是用美国退回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去留学的，那当然不是美国的钱，也不是清政府的钱，那是全国人民辛勤劳动积累起来的钱。我应当为全国人民做一点好事，决心把西洋数学搬回来。因为数学是自然科学的基础，中国需要科学，也需要数学，我愿把一生献给数学。”

    姜立夫很快就迈进了现代数学的殿堂。1915年，他在获得了宾州大学的理学学位之后，为进一步掌握数学，便继续到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与他同期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还有来自康奈尔大学的中国留美学生赵元任、胡明复等人。在哈佛大学，姜立夫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回国以后，这一批学子就成了中国早期的数学传播人。他们是中国的数学先行者，为以后的中国奠定了现代数学的基础。

    1916年，姜立夫在我国历史上第一本综合性的现代科学刊物——《科学》杂志第 2卷第 5期上，发表了《形学歧义》一文，首次介绍射影几何学。

    1918年，还在哈佛大学读研究生期间，姜立夫便受聘为哈佛大学的助教，担任W·F·奥斯古德教授的助手。随后，在J·L·库利芝教授的指导下，姜立夫完成了博士论文《非欧几里得空间直线球面变换法》，其内容是用代数和微分几何方法，来讨论射影空间的直线和非欧空间的球面之间的一宗对应关系。论文的署名为“姜蒋佐”。

    1919年，年仅29岁的姜立夫便顺利获得了数学博士学位，他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数学博士（第一位数学博士是与他同期的胡明复）。

    欧洲数学中心——德国

    作为最早接受西方现代教育的的姜立夫，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一点也看不出“洋派”的作风。他为人又亲切随和、作风正派，就像古代诲人不倦的迂腐的“老夫子”一样。大家公认，儒家文化的精魂，在他身上得到了完全的体现。从他对待家人和自己的婚姻，就可见一斑。

    在平阳农村，无论是大户人家，还是贫寒家庭，一般流行早婚。男子从小订婚，成年后结婚。姜立夫从小就定下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邻村吴姓女子。1909年，19的姜立夫在杭州读书的时候，就听从大哥安排，与吴氏结了婚。婚后，姜立夫继续在杭州求学。可是，在他准备留学美国的前夕，吴氏却不幸染病身亡了。此后，他一心扑在数学的王国里遨游，一直过着独身生活。

    在他回国后，许多人都为这位“洋状元”做媒，但他总是婉拒。人们看到的姜立夫是大忙人，一边忙于教书育人，一边照顾侄子和侄女的读书和生活。

    由于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姜立夫深感没有时间研究数学。1934年，他终于有机会到“数学王国”——德国汉堡大学和哥廷根大学进修数学了。

    这一年，他的侄女姜淑雁已经在南开大学数学系毕业了。从 1922年开始，姜立夫就一直将姜淑雁带在身边抚养，不是亲生，胜似亲生。姜淑雁从南开女中学习开始，到南开大学算术系毕业，接下来又要到美国留学。姜立夫对侄女疼爱有加，他借出国进修之机，又亲自送侄女到美国的一所研究院读研究生；把她安排停当后，才自己经英国伦敦来到欧洲数学中心——德国——进修。

    1年以后，姜立夫又从汉堡大学转到了哥廷根大学。这所大学师资力量雄厚，特别是图书馆资料完整，是做研究最好的地方。

    在2年的时间，在德国环境良好的校园里，姜立夫终于摆脱了国家和教学的羁绊，安心地在数学王国里继续进行他的圆素研究。让他高兴的是，他的3位得意门生——陈省身和吴大任夫妇（吴的夫人陈受鸟，也是姜的学生）也在汉堡大学留学。陈省身经常从汉堡来到哥廷根，师生欢聚一堂，其乐融融。1936年春天，吴大任夫妇到到哥廷根小住，姜和他们结伴畅游德国中部的哈尔兹山。

    更让姜立夫高兴的是，1936年夏天，远在美国读研究生的姜淑雁顺利毕业了，带着他的男友叶楷取道欧州回国。姜淑雁夫妇要求叔叔姜立夫在汉堡为他们主持婚礼。看着一手带大的侄女事业有成、成家立业，姜立夫感到无比欣慰，他亲自为这对新人主婚。这对新人就在欧洲度蜜月，在意大利等待与姜立夫会合后，一起回中国。

    陈省身和吴大任夫妇都来赴婚宴。在饭桌上，生性活泼的陈受鸟，看到姜立夫年近半百还是独身，于是就问：“淑雁都成家了，现在姜先生应当考虑自己的事情了吧。”生性沉默内向的“姜老夫子”，这时却用开玩笑的语气来回答：“你们不知道，你们的姜先生还有一个老情人。”

    事后知道，他们的姜先生没有开玩笑。回国后，姜立夫就在上海结婚了，新娘就是胡敦复、胡明复、胡刚复的小妹胡芷华，她年纪比姜立夫小得多。其实，“姜老夫子”不是真的做到“太上忘情”；多年的独身，原来是在默默地等待着一位女子的成长。婚后，姜立夫携带妻子回到南开大学教书。

    【名家小传】

    姜立夫（1890—1978），在姜家的辈分名为佐，字培响，号立夫，浙江省平阳县宜山区（今属苍南县）凤江乡麟头村人。数学家、数学教育家。曾创立南开大学数学系，后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所长、中国数学会会长。

    姜立夫出生于一个农村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在祖父所设的家馆读书。祖父去世后，入平阳县学堂和杭州府中学堂（杭州中学前身）学习。1910年6月考取游美学务处备取生，次年9月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学习数学。1915年毕业，获理学学士学位。同年转入哈佛大学作研究生，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并回国。先后在南开大学、厦门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任教。

    1978年2月3日，姜立夫因心力衰竭逝世；并留下遗愿，把大量珍贵图书赠送中山大学。

    胡适：身体里深深渗入了美国的血液

    胡适虽然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和代表人物之一；但是，在人们的心目中，他和鲁迅二人似乎始终是针锋相对的对立阵营。近些年才逐渐出现对他较为中肯的评价，使他以一代大师的形象走进了大家的视野。胡适出身官宦家庭，虽然由于父亲的早逝而家道中落，但是母亲冯顺弟是一位坚强的女性，对他的培养十分重视。他5岁就开始进私塾读书，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

    几只苹果让他放弃了农学

    1910年，胡适放弃了在上海公学任教的机会，决定报考当年第二期的留美官费生考试（当时美国退回部分“庚子赔款”，作为中国留美学生的费用）。但是由于名额有限，报名考试的人又极多，胡适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参加了考试。因为如果不能通过，还有机会作为备选留在清华。

    胡适经过了很长时间的认真准备。为了防止考不取被朋友耻笑，他把自己的名字由“胡骍”临时改为“胡适”。没想到，这个偶然填写的名字，伴随了他的一生。

    考试的时间是7月底，分两场。第一场考国文、英文，通过才许考第二场的各种科学。国文考题为《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由学生自由发挥。恰好胡适平时喜欢看些旁学杂说，就引来洋洋洒洒考据了一篇。恰好赶上阅卷的老师也是热衷于考据，对胡适的文章非常欣赏，竟然给了100分。国文和英文平均起来是80分，于是通过。第二场是自然科学类，胡适准备得不多，发挥不甚理想。

    本来他以为没有希望了，可放榜的时候，居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他的平均分数，只比录取线50分高了9分。他很高兴，自己无心插柳竟然真的柳成荫了。

    经过半个多月的航行，一众留学生终于到达了美国。胡适报考的是康奈尔大学，位于美国纽约州南部的绮色佳城。踏上异国的土地，一切都是新鲜的。

    临行前，他的二哥特地从东三省赶来送行，并嘱咐他，不要学文学、哲学，也不要学政治、法律，这些都没有用。尽量选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这些实用的专业；既可以重振家业，又能实业报国。

    胡适到了美国，便一直在考虑专业选择的问题。他与许多朋友探讨，都对路矿不感兴趣。但他又不能辜负兄长的期望，便选读农科以折中，想做农业科学家，振兴农业也可报国。于是，胡适就进入农学院，开始他的留学生涯。

    但是，经过3个学期之后，胡适不得不重新开始考虑专业的选择问题。原因是，他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学农学的资质——因为，他被几个“苹果”挡住了自己的学农之路。

    进农学院以后，第二个学期，胡适接到实验室主任的通知，到农系报到实习。胡适虽然是在农村度过的童年，但是多半都用来读书，没有做过农活。毫无经验的胡适，只能在实验室主任的指导下，学习洗马、驾车。通常都是先生先做一半，让胡适做另一半。从来没有做过农活的胡适，起初还觉得挺有意思。但是到了一堂《果树学》实验课，彻底让胡适相信自己没有做农学家的天赋。

    在大家面前摆着一张长桌，每个位子都放上40个苹果，还有一把小刀，一本苹果分类手册。于是，学生们都根据每个苹果根蒂的长短、开花的深浅、颜色形状的不同、果味和软脆的差别，来判断是何种苹果；而美国的苹果种类有400多种！胡适却是典型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读书人，他和另一个中国同学花了2：30小时，才分了20个苹果，而且大部分又搞错了。再看看周围的美国学生，早就已经走光了。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农家子弟，对苹果都很熟悉，只需对照手册，就很容易地完成了。

    这堂课让胡适深刻地体会到了，农学既不是自己的兴趣所在，也不是自己所擅长的。即使现在凭着年轻、记忆力好的优势，再加上尽量努力，是可以应付考试的；但是一旦考完，就会忘得一干二净的。这样何谈兴农，怎么强国？与其如此勉强自己，以后做个农学的庸人，不如索性顺从自己的爱好，“执笔报国”也未尝不可——至少可以能多接近自己的兴趣爱好。感谢这些苹果，让中国未来多了一个学术大师。

    而在中国古典文史方面，由于自身的强烈爱好，加上多年私塾生涯中先生的认真教导，胡适本来就有很好的基础；且由于康奈尔大学规定，学生只要在18小时必修科的成绩平均达到80分以上，就可以随兴趣去选修2小时额外的课程。对这一规定，胡适后来又把它介绍给了中国教育界，特别是北京大学。在中国，胡适是这一制度最早的倡导人之一。

    利用这两三个小时选修的机会，胡适便在康奈尔大学文学院里，选了一门客雷敦教授所开的“哲学史”。客雷敦教授长于口才，而他对教学的认真，以及他在思想史里对各时代、各家各派的客观研究，给胡适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的教导，使胡适对研究哲学的兴趣，尤其是中国哲学的兴趣，再次复苏了。

    留学以来，胡适还对英国文学产生了兴趣，也涉猎了德国和法国的文学。加上此时中华民国初建立，让美国各界人士都希望了解中国新政府的情况。在当时的中国学生之中，擅于口才而颇受欢迎的讲演者，是一位工学院四年级的蔡吉庆。他是位极其成熟的人，一位精彩的英语演说家。但是，由于邀请者太多，蔡君应接不暇，他就找到胡适来接替他的一部分演讲邀请。胡适去作了几回有关中国问题的讲演后，因而对政治史也发生了兴趣。

    于是，痛定思痛的胡适最终决定弃农从文，正式转入康奈尔大学文学院，改学哲学和文学。一旦转至自己擅长的领域，他顿时一扫之前的抑郁，认真地学习起自己的每门功课来。

    课余时间，他还把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第一次译为中文，改名《割地》，登在《大共和日报》上；后来五四运动时，又恢复《最后一课》的名字。从此，这个脍炙人口的名篇，由胡适用白话译出，便在中国影响深远，传诵数十年而不衰，到现在都是很多中学教材的必选内容。

    他又翻译了拜伦的《哀希腊歌》，其词慷慨哀怨，也是激励希腊国人的爱国名篇。翻译外国优秀爱国文学作品，为的正是要以此来激励中华儿女的爱国之心。

    乐观主义精神的养成

    1914年春天，胡适写了一篇论文《论英诗人卜朗吟之乐观主义》参加“卜朗吟征文奖”。他很意外竟然获得了该奖项，得到奖金50美元。一时之间，胡适成了康奈尔大学的风云人物。因为该校自设立“卜朗吟征文奖”以来，很少有外国留学生获得该奖的。顿时，当地报纸作了报道和评论，各大城市报纸又加以转载，甚至登上了著名的《纽约时报》。

    这意外的荣誉，令胡适当然非常高兴，写信向母亲报喜，也给比他只大几岁的族叔兼老友胡近仁谈及。他在当日的日记中写道：“此区区五十金固不足齿数，然此等荣誉，果足为吾国学生界争一毫面子，则亦‘执笔报国’之一端也。”可见，胡适虽然不能以实业或农业报国，未能完成哥哥的嘱托，但是始终没有忘记报国、强国的念头。

    除了学业上的收获外，胡适在留美期间的另一个收获，便是从一个悲观主义者变成了一个乐观主义者。胡适后来说过：“美国人出自天真的乐观与朝气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在这个地方，似乎无一事一物不能由人类智力做得成的。我不能避免这种对于人生持有喜气的眼光的传染，数年之间，就逐渐治疗了我少年老成的态度。”

    胡适小时候好静不好动，5岁时便被人笑称为“穈先生”（胡适原名嗣糜）。一直以来，他都秉承着中国传统读书人的老成持重的形象。可是，来到美国之后，他所接触到的人和事物，都带有那种生命力勃发向上的美国精神，使他慢慢地受到了感染。

    他第一次看足球，终于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坐在看台上，他竟以哲学的态度，来看待球赛时的粗暴及狂叫欢呼为乐。因为这种表现，在他看来似乎是很不够大学生的尊严。但是，到竞争愈渐激烈时，他也就开始感受到这种热烈的气氛。他偶然回头看见，白发苍苍的植物学教授劳理先生也在那里狂热地欢呼。他顿时觉得自己有些汗颜，不久也终于加入众人欢呼的队伍了。前文提到的他获奖的那篇论文，恐怕就是他逐步走向乐观主义的标记吧！

    从此以后，胡适终其一生都是个乐观主义者——不仅表现在个人的精神上，更表现在他对人类历史和社会发展道路的观点看法上。1940年代后期，有外国记者称胡适为“不可救药的乐观者”。这个乐观，这个对人生和人类历史的乐观态度，就是当年在美国养成的。在胡适看来，希望就是乐观主义。“余年来以为今日急务为一种乐观之哲学，以希望为主脑，以为但有一息之尚存，则终有一毫希望在。”

    对政治的高昂兴趣

    胡适对美国政治，有着超乎寻常的兴趣。他以一个外国人少见的热情，关注着美国的政治局势。他在美国一共经历了1912年和1916年的两次大选，每次都热切关注，倾情投入。他的政治热情，还表现在组织各种活动和旁听当地议会甚至国家议会的多种会议上。

    他对于美国政治的热情，源自于一位叫作山姆·奥兹的老师。这位老师在1912大选年讲授的课程，就是美国政治和政党。他要求每个同学都订阅在纽约出版的3份主要报纸——《纽约时报》、《纽约论坛报》、《纽约晚报》；因为，在大选中，这3家报纸分别支持3个总统竞选人威尔逊、塔夫脱和罗斯福。他要求学生们在3个月之内，把3份报纸的大选新闻都细读一遍，并写出“摘要”；再根据它们，写出一份读书报告。期终作业，则要求学生把联邦48个州在选举中的违法乱纪言行，好好作一番比较研究。

    山姆老师认为，这样以来，学生就会对美国选举政治的那一套非常熟悉了。为加强学生的介入感，他还向学生提出建议：看3份报纸，注视大选的经过，同时认定一个候选人作为自己支持的对象。如此他们就会关注自己的候选人，会使自己对选举更加兴奋。

    胡适对老师的建议欣然接受，并且执行得非常彻底。他选择了罗斯福作为自己的支持对象。他不但别着大角野牛像的徽章；而且，身为世界学生会康乃尔大学分会主席的他，还在学校餐厅里举行了一次选举美国总统的游戏投票。

    当时，各国学生有53人投票，包括中国学生15人，结果威尔逊得票最多。菲律宾学生偏向威尔逊，南美学生抵制罗斯福，都因为跟本国有利害关系。毫无利益纠葛的中国学生投票应该最中肯，最能体现个人价值观。却没有一个中国学生支持保守派的塔夫脱。这也许和中国人一直处在保守、压抑的环境里，有一种本能的向往激进的风格吧。

    没过几天，胡适又突发奇想，要组织一个“政治研究会”，让中国留学生可以一起研究探讨世界政治。他有了想法后，就马上着手组织起来。他已经召集到了10名会员，决定每2周组织一次，每次讨论一个主题，由2名会员各自预备演说一篇，其余时间则自由讨论。会员轮流当主席，每期轮换一次。第一次研究的主题为《美国议会》，由胡适和另一个同学做演讲。第二次会集已是12月上旬了，讨论的问题是英法德诸国的议会制度。

    胡适还喜欢去议会旁听。从绮色佳城的公民议会到华盛顿的两院议会，他都去听过。而且，每次他都会认真做笔记，从讨论的问题到问题如何展开，包括最后的表决结果，他都一一详细记录。

    在他当世界学生会分会主席的时候，还要主持一些议事会。由于没有经验，他便对《罗伯特议事规则》进行认真钻研；加上自己平时旁听的积累，终于顺利组织下来。

    会议之后，他的感慨颇多，觉得真正组织过会议才能发现，当一个小时的主席，远比研究几个小时的《罗伯特议事规则》，更加能够学到东西。后来胡适回国了，也把《罗伯特议事规则》带到了中国。南京考试院的考试委员会召开的一次会议，由胡适担任会议主席。他组织会议的老练程度，让很多考试委员会的元老都望尘莫及，甘愿旁听、学习。

    对于胡适如此热衷他国政治，中国学生中有很多不以为然的，“人或嗤之，以为稚气”。胡适则认为，我们正所处的地方，就是我们的社会。虽然这是异国他乡，但是，关注这里的公共事务，正可以供我们研究。不投身其中，以为自己是一分子就不深入，只能是了解皮毛而已。所以，他依然继续关心、参与着美国的政治。

    抵制种族歧视

    虽然胡适对美国的许多方面都有好感，但是他始终很坚决地反对种族歧视。在他读书期间，白人和黑人之间的种族问题依然很严重。他曾经做过一次抗争种族歧视的英雄，帮助两个黑人女孩抵制不公平待遇。

    1914年秋天刚开学时，有两名黑人女孩寄宿在康奈尔大学赛姬院（女子宿舍）。但是，白人女学生都不愿意与她们同住，便联名上书，要求校长让这两名女孩搬出去，否则大家就集体搬出赛姬院。校长迫于压力，决定在楼下另开一个房间，让两名黑人女孩单独住，不和那些白人学生共用浴室。这个做法，是很明显地进行种族隔离。

    两个黑人女孩很气愤，但是也没有办法，不知道该如何抗议。后来，她们听从建议，去找本城的一个牧师亥叟求助。亥叟是一个正直的长者，喜欢为人打抱不平，康奈尔大学的很多师生都非常尊敬他。她们见到这位牧师的时候，他已经在病榻上了，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但是，他在听完女孩的述说之后，义愤填膺，几次气得几乎晕厥。他只好请朋友找来康奈尔大学的一个老师，还有胡适一起来商量。

    原来，亥叟是世界学生会会员，因为胡适担任世界学生会分会主席而相识，关系一直很好，可以算是忘年之交。他知道，胡适对种族歧视一直深恶痛绝，肯定会出手相助。果然，胡适一手包揽了这件事。他当即就写了一封信，交代了这件事的始末，要求在校报上登载。

    他在信里说：3年前，赛姬院女学生269人联名上书校长，请拒绝黑人女子入住赛姬院。由于校长休曼先生的宣言，康奈尔大学之门不拒来者，没有种色、宗教、国际、阶级、贫富的分别，这件事终于才平息。但时隔不久，言犹在耳，又出现了这种种族歧视隔离的事件。我以人道的名义，为这些黑人女子遭受的待遇鸣不平。

    他拿着这封信直接跑到报社，因没有见到主编，就把信留在了报社。报社的主编看到后，担心这件事关系到学校的声誉，不敢贸然刊登，就来找胡适商量。胡适表示，自己并不想张扬学校的问题，只是为了给两个女孩讨一个公道。如果不用登报就能解决问题，这封信可以销毁。胡适建议主编去见校长，告诉他有人就此事写了信来。校长如果主持公道，这封信就不需要发表了。

    第二天主编就通知胡适，校长答应主持公道，承诺不会迁出两名黑人女孩。即使那些白人学生全部搬走，他也绝不挽留。于是，黑人女生没有搬走，白人女生也没有搬走。胡适终于圆满地解决了这件事。

    美好而苦涩的异国恋情

    早在胡适还未出国的时候，就与母亲相中的江东秀订了婚。虽然胡适当时并不喜欢这个姑娘，但是，孝顺的他，因为不愿意违背母亲的意愿，就顺从地答应了下来。他在上海时，曾有过一段堕落的日子，后来非常后悔，决定要痛改前非。所以来到美国之后，他一直遵从母亲“男女交际尤须留心”的叮嘱，有4年的时光不与女同学交往。

    直到1914年，他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结识了韦莲司小姐，没想到却因此得到一位苦恋他48年的红颜知己，为他终身未嫁。

    韦莲司小姐是胡适的教授亨利·韦莲司的小女儿，是一名青年画家。在一次婚礼派对上，他认识了从纽约归家探望父母的韦莲司。两人一见如故，交谈甚欢。加上胡适经常到韦莲司家做客，两人的关系就越来越密切了。

    在胡适眼中的韦莲司小姐，是个极有学识的新女性，他对她的评价非常高：“人品高，学识富，极能思想，高洁几近狂狷，读书之多、见地之高，诚非寻常女子所可望其肩背。”“余所见女子多矣，其真能具思想、识力、魄力、热诚于一身者，惟一人耳。”

    而韦莲司对胡适也非常推崇，因为她觉得“美国大学学生大多数皆不读书，不能文，谈吐鄙陋，而思想固隘”；胡适的温文尔雅、博学多才，则让她非常欣赏。

    韦莲司颇具现代派艺术家的气质，行为、举止相当不拘小节。欧美妇女多酷爱打扮，韦莲司家境富裕，却从不修饰自己。她经常数年不换新衣，头上的草帽早已破损也熟视无睹。她厌烦打理长发，索性剪去，仅留下两三寸。对母亲与姐姐的劝诫、路人的侧目，她照样不以为意。

    但是，她的见识着实不凡。一次，胡适夸耀中国人最容易接受新鲜事物。对达尔文的《天演论》，西方守旧者对它的攻击，半个世纪都没有停止过；而引入中国，立刻风行，像“天择”、“竞存”等名词，至今还成为流行一时的口头禅。韦莲司却立刻提出自己不同的见解：轻易接受不一定就是中国人士的长处；西方人士不肯人云亦云，凡是必须要经过辩论、推敲、实验才能确定。但是，中国过于尊崇专家、大师；但凡大师所说的言论，不加考证都奉为经典，这未免太为粗浅。一席话说得胡适哑口无言，只得连连称是，直说确实没有几个人能了解进化论的真谛。

    韦莲司的这一席话，的确切中了中国人的软肋，那就是对专家、对国外的盲目推崇。中国的文化知识界，在思想、主张上一味趋新；凡是从国外传来的，一概都是好的。即使现在的国人，依然没有改掉这个毛病：别人什么都好，自己全是糟粕，统统扔掉才好。或者凡事都要搬出某专家如何如何说；似乎只有如此，才能让大众深信不疑。

    胡适与韦莲司出游，两人沿着凯尤卡湖边漫步，天气晴好，落叶满径。斯人私景，自然是流连忘返。两人边走边谈，3个小时只当片刻，丝毫没有感觉到时间的流逝。随后，两人的感情日渐深厚，颇有“一日不见，如隔三秋”的味道。

    当年的感恩节，胡适受到韦莲司母亲的邀请，到她家去吃饭。其时韦莲司不在家，到外地写生去了。胡适因为没有见到她而倍感惆怅，晚上回到居室后，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件。胡适曾告诉过韦莲司，在中国古代有“折柳赠别”的习俗。韦莲司在回纽约前，就特意给胡适拍了几张柳树的照片，来表达临别的不舍。

    第二年初，胡适应波士顿卜朗吟学会之邀（因1914年获得卜朗吟文学奖），去波士顿参加会议并发表《儒教与卜朗吟哲学》演讲。趁此机会，他从波士顿转至纽约，终于得以见到只能以书信聊解相思的韦莲司。两人一同去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参观、游览；然后到韦莲司的公寓里吃午餐；接着又在临赫贞江，对岸景物掩映雾中，风景极佳的公寓里促膝谈心。一直到下午，胡适才恋恋不舍地离去。第二天，他又乘火车从波士顿赶来，两人又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

    韦莲司的母亲早已看出了他们俩的暧昧之情。她得知他们曾独处一室，便劝诫他们要注意分寸，不要单独相处。因为，这时候的美国中产阶级，还保持着近乎清教徒式的家教。韦莲司太太也知道，胡适在国内有未婚妻；而当时的美国，还有反对异族通婚的法律。胡适虽然生性风流，但是他并不想违背母命，抛弃家中的未婚妻，只希望能维持目前的暧昧就好。所以，两人在此期间一直都是“发乎情，止乎礼”，多是柏拉图式的纯精神交流。

    胡适后来回国后，便与未婚妻江东秀完婚了。他与韦莲司两人保持了将近半个世纪的苦恋，一直以书信往来，往往几年甚至十几年才能见上一面。韦莲司终身未嫁，直至临死还保留着胡适的信件和文稿。

    哥大师从杜威，开始文学革命

    1914年6月，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随即进入该校研究院深造。但是，他在研究院学习一段时间之后，因为哲学系塞基派所持的是“新唯心主义”，在讨论班上，总要找出一位重量级的人物来批评；最常批判的对象，就是“实验主义”学派的杜威教授。胡适在听到这些讨论和批判的时候，也会找一些杜威的著作来研读。慢慢地，胡适对杜威和他的学派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对实验主义作了一番有系统的阅读和研究之后，他决定转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去向杜威学习哲学。

    哥伦比亚大学以招收外国留学生，为第三世界国家培养官僚和学者闻名。中国在这里的留学生，常常有300人之多；除胡适之外，当时在哥大的留学生中，还有宋子文、张奚若、孙科、蒋梦麟等一批未来的中国政界和学界知名人物。杜威是哥大哲学系首席教授，却不擅言辞。他讲课每说一个字都得慢慢想出，再讲下去。觉得他的课枯燥无味的学生很多。胡适是慕名而来，选了杜威的2门课，硬着头皮听了几个星期，不仅听懂了他所讲的课程，还对杜威这种慢吞吞的讲课方式大为推崇，认为他用字、选词非常严谨。

    杜威的夫人每月都要在纽约河畔的家里举行一次家庭茶会，邀集一些朋友和学生参加。这里聚集了当时纽约文化界的很多名人；也有一些古怪的人物，长发的男人和短发的女人们。被邀请参加杜威家茶会，对胡适和其它学生来说，可以算是难得的机会和光荣，都怀着极大的兴趣参加。

    胡适在哥大的生活非常愉快。除了跟随杜威教授学习实验主义，他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入手进行对中国文学的伟大革命。他在康奈尔大学时，就隐约觉得文言文是半死的文字，需要注入新的活力，但是没有深入地想过。偶尔一次，送别朋友梅光迪去哈佛，第一回写了一首白话文的打油诗，由此和梅光迪及一班朋友辩论得不可开交。来到哥伦比亚大学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深入研究这个问题。

    胡适发现，中国文学始终是处在变革之中的，从唐代就开始了，到后来的元曲，及明清风行的白话戏曲和白话文小说。把中国文学的脉络理清楚以后，他就更加觉得倡导白话文的必要了。他多次就这个话题和朋友们辩论过，后来把大家一年的讨论结果，总结成一篇文章寄回国内发表，题目就叫作《文学改良刍议》。那一篇对中国文学做试探性改革的文章，是在1916年11月写的。

    后来他还回忆说：“我一共复写了3份。一份给由我自己做主编的《中国留美学生季报》发表，另一份则寄给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当时的陈独秀，正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

    这篇文章于1917年1月在《新青年》杂志刊出之后，在中国文化界引起了一场极大的反应，实不亚于一场大地震。北大的陈独秀、钱玄同等教授，都对这篇文章大为赏识。钱玄同原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炳麟）的门人，竟亦成了新文学革命的先驱。

    陈独秀在《新青年》此后的一期，也写了一篇《文学革命论》来作为响应。他公开表示，要全力支持文学革命。于是，胡适在中国文学界的这潭深水里首先投下了一枚石子，陈独秀接着响应，然后新文化的涟漪就在中国文学界慢慢扩散，竟然掀起了滔天巨浪，最终形成举世瞩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到今天，经历了近1个世纪的时间考验以后，新文化运动终于从拯救中国的神坛上退了下来。看着现在我们与传统文化之间越来越深的鸿沟。更多的国人开始思索：难道我们真的要把这五千年的中华传承彻底遗忘？胡适当年终究只是个受美国影响很深的热血青年，他想象不出未来将会怎样。

    1917年6月，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考过博士论文后，离美回国前夕，还专程到绮色佳及康奈尔大辞行。

    【名家小传】

    胡适（1891—1962），原名胡嗣糜，学名洪骍，字希疆，后改名适，字适之，笔名天风、藏晖等，安徽绩溪上庄村人。现代著名学者、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尝试派”代表诗人。

    胡适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兼商人家庭。幼时就读于家塾，习四书五经。1904年赴上海，入梅溪学堂、澄衷学堂、中国公学等校。1910年考取“庚子赔款”第二期官费生赴美国留学。1914年在康奈尔大学（先读农科，后改读文科）获文学学士学位以后，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哲学，师从实用主义大师约翰？杜威教授；发表提倡白话文的首篇正式宣言《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完成博士论文后回国。

    同年任北京大学教授，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2月在该刊发表的《白话诗八首》是白话文新诗最初的尝试之作；并发表论文《历史的文学观念论》、《建设的文学革命论》等；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是中国新文学史上第一部白话诗集，提倡文学革命，成为新文化运动中很有影响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同年离开《新青年》，后创办《努力周报》。l923年与徐志摩等人组织“新月社”。1924年与陈西滢、王世杰等人创办《现代评论》周刊。1932年与傅斯年、蒋廷黻、丁文江等人创办《独立评论》。曾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士。1938年任国民政府驻美国全权大使。1946年任北大校长。1948年离开北平，后转赴美国。1958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62年在台北病逝。

    胡适一生共获得36个荣誉博士学位，在哲学、历史学、文学史与文艺理论、古典文学考证、诗文创作诸方面都有很大成就。著有《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胡适文存》、《白话文学史》、《中国章回小说考证》等。晚年潜心于《水经注》的考证。

    赵元任：天赐才华太多，只能数科同修

    号称“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中国现代音乐学先驱”的赵元任，其最知名的成就还是在语言学上。他有着惊人的语言天赋，以学习语言为乐。他几乎走到世界上或中国的任何地方，当地人都会认他做“老乡”，因为他总能说一口纯正、流利的当地语言或方言。

    他还是一个知名的全才型学者，在哲学、语言、音乐、物理、数学等学科领域都有显著的成就。这样的全才，固然是天赋异禀。不过，他那“犹豫不决”的性格，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康奈尔大学广泛涉猎

    1910年8月16日，“中国”号客轮终于启程了，一众年轻的学生们都很兴奋。他们要到大洋彼岸的美国去学习了，全新的生活正等待着他们。到达旧金山不久，这批留学生们便被分别送往各大学。赵元任和另外13位中国学生，被获准进入位于纽约州绮色佳的康奈尔大学一年级。

    赵元任对绮色佳的第一印象，是根本不像美国。他一直认为，美国应该像明信片上所印的那样，是一排一排的高楼大厦。可是，这里除了校园内的教学与办公大楼外，所有房屋都是木造的——被他称为“小茅舍”。在康奈尔的生活，很按部就班：每天按时起床，然后去上课，晚餐后约上好友散步，晚上回来读德文和解析几何。

    由于留学生领队胡敦复对赵元任解释过纯科学与实用科学的区别，于是，赵元任将心力主要集中在数学与物理上。但他天性兴趣广泛，课程涉及了很多方面。像现代哲学的发展、逻辑及形而上学研究、机械的设计与建造、实验物理最近的进展、机械学与热力学、可数根基的理论、系统心理学、音韵学等。

    而在学习中，他觉得最富刺激性的一刻，是1910年10月6日在洛克菲勒馆所作宇宙引力的全班实验。赵元任曾在中国高等学堂学过重力和引力、惟宇宙引力的说法，即所有物体彼此吸引，而在论及巨大物体和行星围绕太阳运转时，只是一种理论而已。这次，教授让学生们看到了物体相吸简单明了的事实。

    这项实验被称为“卡文迪石试验”。两个重铅球相距数时排列，在两球之间，用微小扭秤悬挂另外两个小金属球，在细吊绳上装以反射镜。小球位在一条直线上，该直线与连接两铅球之线成直角。教授尼柯斯先对学生们解说，然后移动两铅球数时，一铅球移近一小球，另一铅球移近另一小球，宇宙引力使得扭秤摆动，而致反射光点在墙壁上移动。这种移动情形，只能在几秒钟之内看到。大家都兴奋、激动地在地板上跺脚。

    这种动作，是赵元任到绮色佳不久后就学到的。直到许多年以后，他仍然觉得那次实验宇宙引力是自己所看到的最动人的一次物理实验。

    赵元任本来是主修数学的，可是他对物理课也同样的偏好，选择的课程几乎和数学一样多。而他的兴趣，还已扩及语言、哲学和音乐。

    从小时候起，赵元任就对中国各地方言有兴趣。所以，他这次修毕康奈尔需要的语文学分后，又主动到宾州史克兰顿城的国际函授学校学习法文。他们不只供应详尽的课本，还给留声机片。他不但可听，且可用他们供给的设备，在未录音的留声机片上录下练习，再送到学校改正。

    赵元任对哲学的兴趣，在第一年就产生了。他的哲学入门老师是齐莱教授；而客座讲师席佛也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后来席佛在哈佛指导他写博士论文；克雷顿教授则教导赵元任逻辑学和其他课程。这些课程，让赵元任对哲学的兴趣愈加浓厚起来。

    而在音乐方面，则是校内校外都激起了他的兴趣。刚安顿后不久，他就以220元买了一架二手货钢琴。当时，清华奖学金一个月只有60元，全部开支（包括学费）都包括在内。为此，他不得不节省一些。

    赵元任还常去听音乐会及私人演奏，诸如弦乐四重奏、风琴演奏会。在那里演奏的姜斯东和括尔斯等人，都是赵元任的老师。最让他非常得意的是，在1914年5月18日的风琴演奏会上，他的一首作品得以公开演奏——那是他将中国的一首老调“老八板”谱了和声。

    赵元任的另一位钢琴教师是宋雅·席佛曼，她是赵元任的数学老师路易·席佛曼的太太。从她那里，赵元任先学弹《布尔格弥勒一百首》，然后学弹莫扎特的钢琴曲。这些曲子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即使后来因为常弹贝多芬和肖邦的曲子，而少练习布尔格弥勒，但一听到这些熟悉的曲调，他的手指仍会不自禁地跟着滑动。赵元任和席佛曼一家的关系非常亲密。在席佛曼太太给赵元任授课，指示给他某些调子该如何在钢琴上弹奏时，赵元任则在一边用奶瓶为她的儿子小拉费尔喂奶。

    在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创办了《科学》月刊，这个刊物后来成为一项重要的事业。大家都用文言撰文，安排《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由朱少屏先生任总编辑。第一期于1915年1月出版，共121页，11篇文章、科学消息和1件附录，即赵元任所作的《和平进行曲》。此时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就用这首钢琴曲表达对和平的深切呼唤。这首曲子是近现代中国作曲家最早创作并发表的钢琴曲。

    不久，他们又组织了“中国科学社”，以任鸿隽为会长，杨铨（杏佛）为编辑。因为月刊不是大众化的刊物，大家得要用从奖学金中特别节省下来的钱，支持这个刊物。有一段时间，赵元任只能以汤和苹果饼作午餐，以致得了营养不良症。可是不久，这个刊物就发展成为组织完善的科学团体。当多数会员毕业回国后，科学社也随之迁到了上海，继续发扬光大。

    赵元任在康奈尔的最后两年，主修课程终于从数学转到了哲学。他除了正课，又读了罗素的许多著作。他撰写的一篇哲学论文还获了奖。后来，他又获得了哈佛的乔治与马莎·德贝哲学奖学金。直到6月11日，他终于结束了在康奈尔大学的全部课程，动身前往哈佛了。

    成为哈佛大学哲学博士

    在哈佛的第一年，赵元任一个人住在哈佛广场教堂街与麻州道交叉点的“学院寄宿舍”。这段时间，他大量阅读了罗素、裴瑞和若伊思等学者的著作。直到第二年中期，赵元任才开始想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决定的题目是《连续：方法论之研究》。在论文中，赵元任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何时算是程度上的区别？何时算是品类上的区别？品类上的区别能否减低成为程度上的区别？等等。

    可是，这项撰写论文的工作，并未对赵元任“犹豫不决”的习惯有任何助益。他的毕业论文，是在席佛教授的指导之下写成的。在赵元任通过最后考试之后，主持考试的侯京教授问赵元任，撰写博士论文，是否能影响他的个性。赵元任却回答说，在这方面对自己毫无帮助。

    他在哈佛大学同样选修了各式各样的课程，但多数是讨论会。他在若伊思教授的指导之下从事研究，教授主持的形而上学研讨会极为动听。他还介绍学生们阅读皮尔斯的著作，其丰富而有余韵的“逻辑”饶有趣味，但难于领会。不幸的是，这位教授于1916年9月14日去世了，当时他还是壮年。在他的遗言中，赠送给了赵元任一部由他自己注解的麦格斯威尔所著的《电气与磁学》（分上、下两册）。

    赵元任很珍惜这本书。在抗战期间，他从南京流亡到云南时，身上携带了少数几本书，这本书就是其中之一。除了书本身的价值外，也许更是为了纪念这位敬爱的老师吧。

    赵元任确定不了选修心理学还是科学史作为副修课程，所以这两种课程就都选修了一些。韩德森教授和沙顿教授教赵元任科学史。那时科学史还是一门新课程，沙顿教的两门课，班上只有赵元任一个学生。

    但他对语言学依然很感兴趣，便选修了葛然简教授的《言语学入门》。那几年，赵元任有一次有趣的语言经验，即倾听“聋盲天才”海伦·凯勒讲演。通常，她先用手语和译员讲话，再由译员说出她要说的话。可是，那次她自己高声讲出，他却很难听懂她的话。

    只要不妨碍自己的工作，赵元任依然做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学习语言或涉猎音乐，选修一门高级和声学课程。在《科学》杂志上，登出了赵元任作的3首或4首曲谱。他还去听音乐会，在住所用钢琴练习贝多芬的乐曲。

    他在拿到了谢尔登旅行研究奖学金之后，又获得了一项超博士旅行研究奖学金，离开哈佛。他决定在美国大陆旅行，先去芝加哥，然后到加州。

    在旅行中，赵元任一直在作他所谓的“沉思小游”。他在街道上、或沿着河边等处行走，让自己的思想漫游，很少停下来记录。这样做颇能使身心松弛，有时甚至产生好的效果。这次，赵元任开始长途漫游。

    最有意思的一次，是他走到一家门口按铃，问应门的女主人：“你有面包和牛奶‘胡佛化’一个徒步旅行的人吗？”她上下打量了赵元任一番，便走进房去，拿给他一个火腿三明治和牛奶，甚至还有一个苹果，让他大嚼一顿。

    在那些因作战而物资贫乏的年代，“胡佛化”意指依照胡佛（时任美国国务卿，后任总统）的劝告，节约消费。赵元任吃完之后，要付她钱。她起初不要赵元任付，最后接受一枚2角5分辅币，让赵元任“觉得好过一点”。她说：“这里没有流浪汉，你也不像是。”

    由于自己的兴趣实在是太多方面了，赵元任很难集中自己的心志。这种情况，直到他到加州之后一直也持续着。虽然生活和工作仍然举棋不定，他的健康情形却多少有了些进步，能作较多的研究（在哈佛时他身体时常生病）。在这里，他可以随便听各种课程。他这次又选择了理论学和哲学史课程，以及数学史、光谱学、化学课程、哲学等。

    生活固然丰富多彩，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件；但是，自己的“举棋不定”让他懊恼了很久，却没有丝毫改观。不同学校、不同行业聘他任职的函件，更使他左右为难。尼柯斯教授来信说，康奈尔可能有一物理讲师缺员，请他担任。这使他失眠了2小时，犹豫自己是否该去。最后终于决定，如果给他这个职位，他便接受。

    紧接着，他又接到侯恩雷教授的来信，聘请赵元任为谢尔登哲学研究员1年。他写了4次复信草稿，最后才确定谢绝。

    之后，又是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及康奈尔以前的同学胡适与任鸿隽的来信，要赵元任回国到北大教哲学；如果他想先去欧洲1年，还答应付他旅费。这使赵元任大半夜没有睡好，一直考虑如何选择。

    最后，他终于接到了尼柯斯教授的信，自己担任讲师的事已经确定了。在如何选择中苦苦挣扎了很久的赵元任终于放下心，决定出去吃个宵夜，以庆祝一下这个小小的成功。

    在康奈尔大学物理系任教1年之后，赵元任又答应了清华大学的邀请，回国担任清华教授。但这又只是短暂的停留。赵元任的人生，似乎都是在旅途之中度过的。

    他在清华期间和杨步伟结婚以后，很快又踏上了漫游各国的旅行。

    【名家小传】

    赵元任（1892—1982），字宜重，原籍江苏武进（今常州），生于天津。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他是一个知名的全才、通才，文理皆通，在数学、物理学、哲学、音乐上都有很高的造诣；尤其是一位语言天才，各种方言、语言一学就通，被全国、世界各地的人都当作同乡。

    赵元任的父亲赵衡年是清朝举人，但未入仕途。母亲冯莱荪也很有才华，能诗善词，写得一手好字，还能唱昆曲、吹奏乐器，对幼年的赵元任影响较大。

    1910年夏，赵元任考取清华学校公费赴美留学，到康奈尔大学数学系学习，1914年获得学士学位。1915年他进哈佛大学深造，191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开始在美国的大学里教学。

    1925年，赵元任回清华大学教授数学、物理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现代方言、中国乐谱乐调和西洋音乐欣赏等课程。他与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一起，被称为清华“四大导师”。1928年任中央研究院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38年起在美国几所知名大学担任教授。1982年2月24日逝世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加州大学为他设立了赵元任基金会。

    金岳霖：与哲学和逻辑学的夙缘

    金岳霖是中国第一个运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并融会中国哲学的精神，而建立自己哲学体系的学者。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哲学系，且有《逻辑》、《论道》、《知识论》等杰出专著传世，被贺麟称为“最有独创性的玄学著作”。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曾回忆上世纪20年代逻辑教学的一些情况。他说：“当时在中国，稍微懂得一点逻辑的人，实在是很少有。”漠视逻辑，对于逻辑学本身来讲并无多大的灾难。但对于一个急于要完成现代化大业的民族来说，却是致命的。

    金岳霖自少年时代起，就显示出了一种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中国有两句古谚：“金钱如粪土”，“朋友值千金”。金岳霖在10多岁的时候，就用逻辑推理出这两句谚语有些问题：如果把这两句话当作前提，得出的结论应该是“朋友如粪土”，而它和谚语的本意是正相反的。他还发现了二郎庙碑文和《世说新语》中传为美谈的孔融小时候对话中的逻辑毛病，等等。金岳霖少年时代就显示出的这种天赋的逻辑能力，就可以看出他后来对逻辑学强烈兴趣的端倪了。

    美国：因对政治失望而转入哲学

    辛亥革命以后，西方的思想文化大量传入中国。金岳霖很快就剪去了头上的辫子，还仿照唐诗《黄鹤楼》写了一首打油诗：“辫子已随前清去，此地空余和尚头。辫子一去不复返，此头千载光溜溜。”当时，大多数都市知识青年都产生这种想法：要吸收新思想、新知识，就要学习西学；要学习西学，就必须到西学的故乡去。1914年，金岳霖抱着这一理想，由公费派往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

    金岳霖在赴美国留学之前，曾就如何选择专业问题向其兄长征询。其兄建议他学簿计学。金岳霖到美国后，开始按部就班地学习簿计学；后因没有兴趣，便决定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学政治学。就这次更改，金岳霖专门致信兄长，说：“簿计学，是雕虫小技。我堂堂七尺男儿，何必学这雕虫技艺。昔日项羽不学剑，就是因为剑乃一人敌，不能当万夫。”

    1917年，金岳霖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政治思想史，他在研究院的同窗有胡知、张奚若、宋子文、孙科、蒋梦麟等人。金岳霖最重点修的两门课，是比亚德教授的“美国宪法”和邓铃教授的“政治学说史”。渐渐地，金岳霖对“政治学说史”这门课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他的博士论文——《论格林的政治思想》，就是在邓铃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直到晚年，金岳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这位导师的音容笑貌，以及衣冠、打扮等细节。

    然而，就在他拿到政治学博士学位后，又意外地转入哲学研究了，以后竟然成了哲学和逻辑学大家。

    金岳霖由学习政治思想史转而攻读起哲学，后来又走上分析哲学的道路，说起来颇富有戏剧性。1919年夏，正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他，接触到了T？H？格林的名字。格林不仅是一位政治思想家，而且也是一位哲学家，属“新黑格尔主义”。金岳霖由读格林的政治思想而接触到他的哲学，由此触发了自己对哲学的兴趣。金岳霖说：“头一次感觉到理智上的欣赏就是在那个时候。而在一两年之内，如果我能够说有点子思想的话，我的思想似乎是徘徊于所谓‘唯心论’的道旁。”

    金岳霖虽然也许能够成为政治学理论的大家，但是他那质朴、天真的性格，并不适合搞政治。他的政治学理论根基还是非常深厚的，且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他的博士论文，直到半个世纪以后，仍有国外学者在引用。但是，对于现实的形而下的政治，他只有对异邦的零碎的认识。如他留学美国时所居住的美国式家庭，他以为那是“民主美国的脊梁骨”。在他的学位论文中，更亟叹州政府首长“不是暴君的代理人，而是人民的公仆”。

    至于对中国本土的政治现实，他终究是懵懂的。“好人主义”的他曾以为，如果“好人”即优秀分子“成一个团体，费几十年的工夫，监督政府，改造社会，中国的事或者不至于无望”。即使他和张奚若等人发起成立了所谓的“中国自由主义者同盟”，也于中国现实无关痛痒。现实中的政治，充满了“厚黑学”的龌龊；特别是由于中国特色的政治，金岳霖“恨”屋及乌：“无论哪国的政治——极觉得灰心”。也许，这才是他最后从事哲学的主因吧。

    虽然金岳霖对政治不甚感冒，但是他也并非一直以置身事外的态度对待，也是有着那个时代年轻人特有的爱国激情。1922年，身在英国留学的金岳霖，在国内发表长文《优秀分子与今日的社会》。

    文中说：第一，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成为“独立进款”的人。他说：“我开剃头店的进款比交通部秘书的进款独立多了，所以与其做官，不如开剃头店，与其在部里拍马，不如在水果摊子上唱歌。”第二，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做官，也就是“不做政客，不把官当作职业的意思。若是议定宪法修改关税的事都是特别的事，都是短期的事，事件完了以后，依然可以独立过自己的生活”。第三，他希望知识分子“不发财”。“如果把发财当作目的，自己变作一个折扣的机器，同时对于没有意味的人，要极力敷衍”。第四，他希望知识分子能有一个“独立的环境”，要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

    那时，他是这么说的，也差不多是这么做的。后来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发表后，联大教授们非常反感，金岳霖甚至拒绝阅读这本每人必须阅读的书。

    金岳霖在哈佛读书时，听到袁世凯复辟，曾悲愤不已地痛哭了一场。别的事情可以姑且将就，听到别人说抗日会亡国亡种，他就情绪激动得只差要打人。1948年，为了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金岳霖竟带头拒领其救济面粉。

    欧洲：由分析哲学而逻辑学

    但是，金岳霖迷上哲学以后，很快又和格林的新黑格尔主义分手了，甚至后来成为格林式的唯心主义的劲敌，主张分析哲学而反对抽象思辨，提倡外在关系论而反对内在关系论。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博士学位以后，于1922年来到英国伦敦继续研究和进修。

    英国是经验论哲学的故乡，是培根、霍布斯、贝克莱、洛克、休谟等经验论大师长期生活和讲学之地。虽说19世纪下半叶以来，由德国传入的新黑格尔主义一度在英国流行，出现了新黑格尔主义的牛津学派，但这种新黑格尔主义，仍与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有别。

    而且，随着新黑格尔主义的流行，一场声势浩大、持续时间颇长的反新黑格尔主义运动发生了，其突出人物是罗素和摩尔。罗素将这场由他和摩尔发动的运动，称之为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反叛”。其实，与其说它是“反叛”，更毋宁说是英国经验论的重新觉醒。英国的经验论哲学传统，自近代以来一直是根深蒂固的。作为怀疑论的大师，休谟在英国更具有无与匹敌的影响。

    金岳霖回忆说，真正促使他摆脱政治学或政治思想史的，还不是因为读了休谟格林的哲学著作，而是因为读了休谟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人性论》一书。他盛赞休谟“天才之高”，此书给他以“洋洋大观的味道”。以后在西南联大给学生讲授哲学课时，他还经常一字一句地带学生念《人性论》，可见此书给他留下了异常深刻的印象。

    除休谟之外，罗素哲学也对金岳霖有重要影响。尽管罗素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分析哲学运动的成员，但上世纪20年代以后蔚为大观的分析哲学运动，同他的名字是分不开的。金岳霖读了罗素的《数学原理》之后，心情非常兴奋。他说，对罗素那部书，他那时虽然还不见得看得懂，“然而它使我想到哲理之为哲理不一不定期要靠大题目，就是日常生活中所常用的概念也可以有很精深的分析，而此精深的分析也就是哲学。”从此，金岳霖与格林的哲学分手，开始走上以逻辑分析为基本工具进行哲学研究的道路。

    关于金岳霖对逻辑学产生兴趣的转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有一次，他和他美国女友秦丽莲、张奚若在巴黎圣米歇大街散步，遇到几个人不知为了什么事竟吵了起来。这3个人居然也跟进去和他们争论。金岳霖从此便对逻辑学产生了兴趣。然而，此时还只是简单的了解。真正进入这个领域，还是他回国后在清华任教时期才开始的。

    金岳霖回国后在清华大学任教。最初开设的课程，还是他在美国攻读的专业——政治学和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个偶然的机会，他终于彻底改变了以后的学术生涯。

    当时，清华大学设立了国学研究所，开设逻辑一门课的是赵元任。后来赵元任不教了，要找人顶替，就找到了金岳霖。金岳霖并非学逻辑出身，但他欣然接受了这一安排，于是边教边学。

    无论如何，逻辑不等于分析哲学。金岳霖承认，他那时候还未真正懂得逻辑学。1931年，金岳霖到美国进修1年。他利用这机会，到哈佛大学的谢非先生那里学习逻辑。在哈佛，他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剑桥学派，他的哲学思想进一步向分析哲学的方向发展。

    后来，金岳霖又到德、法、意等欧洲国家游学。这一时期，他几乎完全沉浸在西方哲学之中，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洛克、休谟到康德，从布拉德雷、罗素、穆尔到维特根斯坦，他都进行了广泛而又深入的研究；并把他们的思想和理论融会贯通，变为自己丰富的思想营养，和构建自己哲学、逻辑学体系的材料，为他以后写作《逻辑》、《论道》、《知识论》等著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留学期间逸闻

    金岳霖的性情近乎天真烂漫，在留学期间也经常出现一些趣事。

    在美国留学时，有一次，金岳霖在回家路上，遇到了房东故德太太。细心的房东太太立刻发现，金岳霖的脸色看起来不大愉快。房东太太很关心他，就问道：“你怎么啦，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呢？”他便有点委屈地说：“我在国内的女友来信要和我吹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跑到湖边去了。这下吓坏了故德太太，生怕他一时意气做傻事，忙找人去劝他千万要想开。而他却正为自己所编的小恶作剧乐得哈哈大笑。

    后来，金岳霖游学到了德国柏林。当时同在柏林的徐志摩，正为追求他心目中的圣女林徽因，而不惜与他的结发之妻张幼仪大闹离婚。因张幼仪并不愿离异，留德的中国学生便在好事者的带领下，纷纷围将上来，拉着徐志摩，要他到中国饭馆请客，以便献上锦囊妙计。

    深感走投无路，欲以头撞墙的徐氏信以为真，就咬牙大放血，拿出一笔款子来，请了七八个人，到饭馆里大吃大喝了一通。酒酣耳热之际，有一号称“鬼谷子”的留学生终于献出了一条“奇计”。他认为，最可行的办法，就是让徐志摩把张氏“捐献”出来，移交给未婚的金岳霖为妻，这样岂不是皆大欢喜？众人闻听，齐声喝彩。

    想不到，金岳霖此时正在另一间用薄木板隔开的房中与朋友吃饭。他听到一帮中国学生在酒瓶、碗筷的碰撞声中大呼小叫地喊着自己的名字，忙走出来听个究竟。待弄清事情原委后，他突然冲进对方的房间，将头一伸，慢腾腾地喊了声“咦——”众人见状，大惊，而徐志摩那白白的脸颊顿时红了半截。

    由于金岳霖并不愿意接受徐氏的“捐赠”，此事最终未能谈拢。而张幼仪也避免了像熟透的柿子一样，在留学生圈子内被转来捏去，最后成为一堆令人厌恶的稀汤的羞辱与麻烦。但最终，她还是在好事的中国留学生与徐志摩本人的内外夹击之下，同意离婚了。金岳霖则以见证人的角色，在徐、张的离婚书上签字画押，以为凭证。

    【名家小传】

    金岳霖（1895—1984），字龙荪，原籍浙江诸暨，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著名哲学家、逻辑学家、教育家。

    11岁那年，金岳霖被送进教会创办的长沙雅礼学校念书。1911年考入北京清华学堂。1914—1921年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政治学，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之后在英、德、法等国留学和从事研究工作。1925年回国，次年在清华大学任教授，创办清华大学哲学系。以后任西南联大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哲学系主任和文学院院长、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和副所长。1953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曾任中央委员、中央常委。1954年被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79年被选为中国逻辑学会会长。1984年10月19日在北京寓所逝世。

    金岳霖终生从事哲学和逻辑学的教学、研究和组织领导工作，是最早把现代逻辑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逻辑学家之一。将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相结合，建立了自己独特的哲学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有较高素养的哲学和逻辑学专门人才。著有《逻辑》、《论道》和《知识论》；其中《论道》一书，其原创性思想之丰富，在中国现代哲学中罕有其匹。现设有金岳霖学术基金会。

    茅以升：三年拿下硕士、博士学位

    提到茅以升，人们总是会联想到钱塘江大桥。他的一生，都与桥有着解不开的缘。也许，他可以被称作“桥魂”吧。他主持的钱塘江大桥工程，前后达14年，经历了建桥、炸桥、修桥3个时期，这是古今中外建桥史上从未有过先例的事情。

    儿时就开始的建桥梦想

    茅以升中学毕业以后，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唐山路矿学堂（后改名为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土木系。1916年，他又以第一名的好成绩，考取了清华学堂的官费生。此年9月，他乘坐“中华”号远洋轮，起程前往美国康奈尔大学报到。

    当茅以升行色匆匆地来到康奈尔大学时，却被告知要经过考试才能入学。康奈尔大学注册处的负责人表示，学校从未接收过来自中国唐山工业专门学校的学生，甚至都没有听过唐山这个城市，不知道这些学生的水平如何，因此需要考试后再决定是否录取他们。

    对考试向来无往不利的茅以升，因为是第一次来到美国参加考试，不免感到有几分担心。但是他决定，不管为了自己还是为了自己的祖国和母校，都要考出个好成绩来。考试结束后，茅以升的成绩非常好。注册处的负责人高兴地说：“你的程度很好。唐山学校不错。”便给他注册为桥梁专业研究生。

    从茅以升以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又改名为交通大学唐山学校、交通部唐山大学、唐山交通大学、唐山工学院等名）毕业生去美国康奈尔大学作研究生时，特许不用再经过考试就可直接入校。自此，唐校来康奈尔留学的中国学生越来越多，该校也因而同康奈尔大学的关系很好；唐校的一些教学、研究方法，甚至还受到康奈尔学校的影响，以至于唐校此后有“中国康奈尔”之称。

    茅以升攻读的是康奈尔大学桥梁工程系。建造一座坚固的大桥，是他儿时的梦想。这个梦想，源自于他10岁那年的一场事故。他的家乡在端午节举行龙舟比赛，看比赛的人都站在文德桥上，因为人太多，把桥压塌了，砸死、淹死了不少人。茅以升因为生病，没有去，而幸免于难。但是，这场事故让他难过了很久。此后，茅以升只要看到桥，总是从桥面到桥柱看个够。茅以升上学读书以后，从书本上看到有关桥的文章、段落，就把它抄在本子上；遇到有关桥的图画，就剪贴起来，积累了许多桥梁方面的知识。

    后来他上了唐山路矿学堂。1912年秋，孙中山先生亲临学堂，在演说中谆谆告诫同学们，中国革命的成功，决不是仅仅需要一支武装大军，而是同时需要武装和建设这两路大军。从那以后，茅以升确定了自己要当中国桥梁专家的理想。

    边工作边攻读博士

    所以，来到美国后，茅以升把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专业学习。他所在的桥梁工程系主任贾柯贝，是美国建筑界著名的桥梁专家，也是茅以升的导师。贾柯贝看到茅以升在学习方面的禀赋和求学的执着，非常器重他，希望他能够成为一位桥梁专业的精英，于是花了很多心思培养茅以升。他常常把自己的著作赠送给茅以升，并给他讲述自己著作里的科学思想和方法。

    贾柯贝还常常邀请茅以升到自己家里做客。茅以升怕耽误老师的宝贵时间，常常坐了一会儿，便谦恭地起身告辞。

    每当这时，贾柯贝总是亲切地再三挽留：“密斯特茅，再坐一会儿，再坐一会儿，和你谈话，我感到非常愉快。你告诉我这些关于中国的事情，使我开阔了眼界。”

    在这位优秀导师的带领下，茅以升仅花了1年时间，就获得了康奈尔大学研究院桥梁专业的硕士学位。贾柯贝邀请他留校做助教，茅以升却推辞了这个令人艳羡的机会。他告诉教授，他不想留校，只希望多掌握一些桥梁方面的知识，自己要回国为贫弱的祖国造桥。

    面对茅以升的婉拒，贾柯贝教授却更加喜欢这位学生了，也感动于他对梦想的执着。他以自己在桥梁方面的专家经验指导茅以升，想要真正建造大桥，光学习理论是不够的，实践是工程的基础。于是，他推荐茅以升到匹兹堡桥梁公司去实习。

    茅以升喜出望外。这个公司，无论在桥梁工程的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实力都是当时世界一流的，自己在这里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很快，茅以升开始了在匹兹堡桥梁公司的工作。他从绘图、设计学起，又到工厂做了一年半工。金工、木工、油漆工他都干过；只要是与造桥相关的技术，他都希望能够了解。他经常穿着工作服，在桥梁工地和工人们一起劳动，还结识了不少青年工人。就这样，他在理论的基础上，又练就了很强的动手能力。这些，为他后来修建钱塘江大桥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就像海绵一样，不知厌倦地在这里吸收着知识。

    茅以升又发现，匹兹堡的加理基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有夜校。他便去申请读该校的博士学位，因其必修课程可以夜间上课。学校规定，若攻读博士学位，除论文外，还需要选修1个主科、2个副科。茅以升主科自然是读桥梁，副科自然科学选了“高等数学”，社会科学选了“科学管理”。此外，还要通过除英语外的2门外语，茅以升除了中文外，又选了法文。

    面对如此繁多的工作和学业，茅以升只好充分利用每一点滴的时间。他白天在桥梁公司的工厂实习， 晚上又赶到加理基——梅隆理工学院桥梁系去上夜大学，攻读博士学位。他每天很早就需要起床，赶火车去上班，并抓紧在火车上的时间来练习法语。中午，在匹兹堡桥梁公司那短暂的工地休息时间，他刚放下工具，又马上拿起纸笔，演算夜大习题。为了可以随时把对学业的感受记下来，他甚至练习吃饭时改用左手拿饭勺，让右手可以拿笔随时记录。从夜校回来，一直学习到深夜才休息。

    他这样的勤奋学习，让房东太太很感动；觉得他学习和工作得太辛苦，就特意每天早上起来给他做早饭，还精心准备好午饭可以让他带到公司去。其实，茅以升每月的房租、伙食费并不多。可房东太太没有计较这些，热心地支持他的学习；甚至还常帮茅以升把放在房间外面的鞋子擦好。

    连她家前后搬迁了3次，都带着茅以升一起。这个房客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一员了。后来茅以升结束学业回国，房东一家人更是依依不舍地帮他收拾行装，一直把他送到火车上。

    1919年10月，茅以升以《桥梁框架之次应力》为题的博士论文顺利获得通过，他成了加理基——梅隆理工学院的首名工学博士。他在论文中提出的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对于建筑和桥梁工程方面有着重要意义。为此，康奈尔大学又授予他“菲蒂士”金质研究奖章——这是每年颁发给全校特别优秀的研究生的。

    同年12月，茅以升登上远洋轮船，返回自己阔别多年的祖国。

    【大师小传】

    茅以升（1896—1989），字唐臣，江苏镇江人。土木工程学家、桥梁专家、工程教育家。他主持设计建造的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由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铁路公路两用桥。

    茅以升从小好学上进，善于独立思考。1916年毕业于唐山工业专门学校后留学美国，入纽约州康奈尔大学，1917年获硕士学位；1919年成为匹兹堡加理基理工学院首名工学博士，其博士论文创见被称为“茅氏定律”，获“斐蒂士”金质奖章。

    茅以升学成回国后，先后任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教授、南京东南大学工科教授兼主任、河海工科大学校长，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兼教授、江苏省水利局局长、交通部中国桥梁公司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中国交通大学校长等职。

    1934年，茅以升受命开始主持建造钱塘江大桥。1937年9月26日，钱塘江大桥正式通车。1937年12月23日，由于日军已经占领杭州，茅以升奉命被迫炸毁大桥。抗日战争胜利了，茅以升又受命组织修复钱塘江大桥。1948年3月，全部修复工程完成。

    1955年至1957年，茅以升任武汉长江大桥技术顾问委员会主任委员，参与武汉长江大桥的建造。他主持我国铁道科学研究院工作30余年，为铁道科学技术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007年1月9日，我国科学家发现了一颗小行星，这一天恰好是茅以升的诞辰纪念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宣布，将这颗小行星命名为“茅以升星”。

    吴宓：捍卫中国文学，却要以西洋理论证明

    在风行全盘西化的年代，他被人讽刺为孔子的门徒；而他却是不折不扣的西洋文学家，在西洋文学领域卓有建树。他的梦想，是要以西方的理论知识来证明，中国传统文学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那个年代的大师们，无一不是学贯中西。倡导西化的都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守旧捍卫中国文化的却都对西方文学了如指掌。辜鸿铭如是，陈寅恪如是，吴宓亦如是。

    良师与益友

    吴宓是1917年由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派往美国学习的。起初吴宓被分配到弗吉尼亚州立大学学习新闻学，插入文科二年级；在比较文学系获得学士学位后，1918年暑假，他转入啥佛大学文学院，师从白璧德教授，攻研西洋文学和哲学。

    白璧德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教授，美国著名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他认为，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过于强调“物的原则”而损害了人文艺术的“人的原则”。因此，他主张应回到人的本源立场上来，崇尚人的道德想象和人文理性，反对功利主义的审美观。他先后曾教授过梅光迪、汤用彤、吴宓、梁实秋等中国学生。他的思想通过《学衡》杂志传入中国，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文学界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白璧徳对吴宓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奠定了他一生的学术思想方向。正是由于恩师对中国传统文化可能会彻底消失的忧虑，吴宓之后才走上在当时汹涌的西化浪潮中，艰难的捍卫中国传统文化的道路。

    吴宓对白璧德的理论如痴如醉，他觉得自己找到了真理，就开始了认真的学习和钻研。良师益友兼得，实在是人生至幸，吴宓就是这样的幸运之人。刚刚有了白璧德这个良师，益友也随后就出现了。他认识了来哈佛大学学习哲学的俞大维。正是俞大维，给他介绍了自己一生的挚友兼师长陈寅恪。

    俞大维后来成为著名的数理逻辑学家、弹道学家，曾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等要职。深厚的文学修养，是两人成为好友的媒介。很快两人就成了莫逆之交，于是吴宓就常常从俞大维口中，听他称道他的姑表兄长、江西义宁的陈寅恪之博学多识非常人可比，以及陈氏游历各国求学的经历。在久闻陈氏的大名之下，吴宓也就对他产生了几分好奇。

    很快就有了这个机会。1919年2月，陈寅恪也来到了哈佛大学，两人终于得以相见。于是，吴宓常常去拜访陈寅恪，两人的话题很广泛，中国文学、国际及国内的政治形势等。吴宓发现，陈寅恪果然名不虚传。其学识之渊博、洞察政治社会的实质，都远胜于自己。一直很自负的吴宓不得不甘拜下风，甚至把陈寅恪当做自己的师长看待，觉得自己从他那里获益匪浅。

    其实吴宓有些妄自菲薄了，他的学识也并非等闲。当时在哈佛的留学生中，就以他和陈寅恪、汤用彤最为出色。因为3人的才华超群、成绩卓著，引起中国留学生的瞩目，一时有“哈佛三杰”的美称。可见，吴宓不仅才华横溢，心胸更是豁达，遇到比自己学识渊博的陈寅恪，并未有“文人相轻”的情况，反而推崇备至，诚挚地向他求教。

    早在1918年11月，正留学哈佛的吴宓，突然接到清华留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欲将自己的妹妹陈心一介绍给吴宓为妻。信中说，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现年24岁，为浙江定海县一位小学教员，心气很高，择婿特别苛严。陈烈勋在信中明确指出，其妹在家中曾多次听他谈及吴宓，后又阅读过《益智杂志》、《清华周刊》中吴宓的诗文；尤其是看到《清华周刊》上吴宓的照片，遂萌发爱慕之情，愿嫁吴宓，侍奉终身。

    吴宓于是托另一位留学同学朱君毅的未婚妻毛彦文，帮自己打听一下陈心一的情况。因毛彦文与陈心一正是同学兼好友。得到准确的消息以后，吴宓征求好友的意见，就答应了这门亲事。然而，这本来看似美好的姻缘，却埋下了诸多波折。吴宓后来虽然与陈心一结婚，却竟然爱上了毛彦文，并苦恋了她一生。

    痴迷《红楼梦》

    吴宓对《红楼梦》可以说痴迷到疯狂的程度，认为此书是古今中外第一本好书。他对林妹妹尤其热爱得无以复加。有一次，曾经因为一个餐馆老板给自己的餐馆取了“潇湘馆”的名字，吴宓认为一家餐馆竟然敢用林妹妹住所的名字，太过亵渎佳人了；劝说无效，他就用手杖到餐馆里一顿乱砸，吓得老板只好改为“潇湘食堂”。他在自己的生活中，也以宝玉对所有女孩的爱惜为榜样。

    他从上学时期开始，就在关注和研究《红楼梦》了。在哈佛大学求学的时候，他还做过一次关于《红楼梦》的演讲。这次演讲还把他和陈寅恪的友情推进了一步，可以说是“林妹妹”拉近了他们的距离。

    那是1919年3月，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红楼梦》主题的演讲，题目是《红楼梦新谈》，主要是“用西洋小说法程（原理、技术）来衡量《红楼梦》”。论证的结果，是该书处处都无可挑剔。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世界各国文学中没有可以与其比肩的！”

    这篇演讲稿后来在《民心周报》第1卷第17-18期发表，并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专辑》第3辑。此文可以算是第一次在西方系统地介绍了《红楼梦》，并指出其在世界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吴宓对《红楼梦》研究的进展，功不可没。

    当吴宓正意气风发、慷慨激昂地在讲堂上演讲时，刚进哈佛大学1个月的陈寅恪，在俞大维的陪同下前往就听。他见吴宓摇头晃脑地沉醉其中，对《红楼梦》中的人物景象、隐语暗线、转承起合，皆说得有声有色、头头是道，故而对对方的才学留下了深刻印象并流露出钦佩之情。于是，他作了一首题为《红楼梦新谈》的诗送给吴宓，来表达自己对《红楼梦》的感想：

    本是阎浮梦里身，梦中谈梦倍酸辛。

    青天碧海能留命，赤县黄车更有人。

    世外文章归自媚，灯前啼笑已成尘。

    春宵絮语知何意，付与劳生一怆神。

    吴宓收到这首诗后非常激动，在当天的日记里便记述了认识陈寅恪的庆幸，为陈氏的渊博学识和高洁品行钦佩不已，也为他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而感到得遇知己。此后，两个人的友情就更加深厚了。

    也正是得益于陈寅恪的鼓励与帮助，吴宓所学专业日渐精进，在“红学”的研究中深得神韵，终于成为开宗立派、独领风骚的一代宗师。为此，吴宓深为感激，并多次提及此事。

    效法陈寅恪

    许多年后，对于陈寅恪的学问与人品，吴宓仍不无感慨地说道：“1919年1月底2月初，陈寅恪君由欧洲来到美国，先寓康桥区之街，由俞大维君介见。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则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史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纵观吴宓一生为人为学之品性，此说当为其郁结于心灵之感慨，发自肺腑之颤音。

    吴宓极喜欢陈寅恪的诗作，见到必定抄录下来，细细欣赏、保存。而陈寅恪信服吴宓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品，都拿给吴宓品读。之后，陈寅恪往往就把诗稿揉成一团扔掉了，自己并没有保存。但是，吴宓记忆力非常好，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很多陈寅恪的诗句，他看过之后都可以背诵下来。结果，后来整理陈寅恪的作品时，大多都是从吴宓处收集到的。

    吴宓有写日记的习惯和毅力，也是日记高手，行文优美，议论独到，内中充满了真性情和对世事的深邃见解。在他的日记里有很多珍贵的资料，记录着这些大师们当年的风采。

    陈寅恪的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吴宓。这种影响，不只是人生、学问的大命题，还反映到一点一滴的日常生活之中。陈寅恪一到哈佛，就主张大购、多购、全购书籍。受其影响，也为了“我今学习世界史”这一志向的缘故，吴宓毫不犹豫地把英国剑桥出版的《剑桥近世史》十余巨册从书店搬回；后又续购《剑桥中古史》约十巨册，使成完璧。

    1919年8月18日《吴宓日记》载：“哈佛中国学生，读书最多者，当推陈君寅恪及其表弟俞君大维，两君读书多，而购书亦多。到此不及半载，而新购之书籍，已充橱盈笥，得数百卷。陈君及梅君（即梅光迪），皆屡劝宓购书。回国之后，西文书籍，杳乎难得，非自购不可。而此时不零星随机购置，则将来恐亦无力及此。故宓决以每月膳宿杂费之余资，并节省所得者，不多为无益之事，而专用于购书。先购最精要之籍，以次类及，自本月起，即实行焉。”

    正是感于陈寅恪的购书之多，吴宓才心旌摇动，欲加以仿效，并真的从书店搬回了许多书籍。只是有时未免学得太过，大有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之慨。

    据说吴宓因一时头脑冲动，也为了与陈寅恪、俞大维争胜，竟咬紧牙关，不惜血本，花费60美金（时官费生每月100美金），把摆在书店、连当地人都不敢问津的《莎士比亚全集》各家注释汇编本共19巨册拖出来，拂去上面的尘埃，一路喘着粗气扛回宿舍，放于床头当做镇室之宝。想不到归国之时，他费心尽力将这套书运回国内，日后多年却未用上。随着抗日战争爆发，吴氏携带此书历尽千山万水，每次搬迁居所，既费力又费钱，同时又无合适的存放之地，竟成为一件劳心耗力的累赘。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吴宓再也不堪此书的重负，索性再一咬牙，来个放血大甩卖，忍痛售与清华1925级毕业生孙大雨，算是去了一个累赘和一桩心事。

    加入“中国国防会”

    吴宓一直是个关注爱国救亡的积极分子。他来到哈佛大学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国防会”（也叫“救国会”），这是1915年由留美学生组织的爱国团体，会长是张贻志，副会长尹任先就住在吴宓隔壁。于是，吴宓等人居住的地方，就成了国防会办公和议事的地方。

    吴宓提议要办一份杂志，作为大家宣传爱国精神的阵地。尹任先深表赞同，于是就和吴宓商议具体事宜。为此，1919年春假期间，尹任先和吴宓特意来到张贻志就读的耶鲁大学，和大家商议。大家决定办报，并定于6月在康桥襄议，细定办报的汁划、体例、宗旨等。

    此年6月16日，国防会诸人在康桥新池畔的树荫中聚会，讨论办报事宜。结果，因梅光迪和编辑部长薛志伊意见不一，双方辩论很久，没能达成协议。当年秋天，国防会正副会长张贻志、尹任先先后回国，而国防会总会也随之迁回上海。不久，国防会的报刊《民心周报》终于出版了。

    吴宓得知消息后非常高兴，积极投稿，将不少自己留学时读书的心得、体会都发表了出来，包括前文提到的那篇著名的《红楼梦新谈》。

    商议创办《学衡》

    “学衡派”在当时是名噪一时的著名派系，由胡先骕和梅光迪等人发起，以《学衡》杂志为中心，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的一个宣传复古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派别，当时被称为学衡派。该派一直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全盘西化”相互斗争，成为一个捍卫传统文化的标志。虽然梅光迪是学衡派的创立者，其实吴宓才是中流砥柱。

    其实，早在1915年冬，吴宓就和汤用彤、黄华等人发起成立了“天人学会”，会员一度达30余人。吴宓后来在《吴宓诗集》中追述天人学会的往事，附列了天人学会的会章。学衡派后来的思想主张，在此都可以找出端倪。天人学会与学衡派的文化运思的思路，均以砥砺个人道德为起点，进而服务于社会，益国益群，以达改良群治的目地。同时，还显现出对于传统的珍重以及中西会通的愿望。

    吴宓结识梅光迪，是在1918年。正是由于他，吴宓才会拜倒在白璧德的门下。这次会面，成了吴宓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梅光迪，字迪生，著名国学家、历史学家。1911年考取清华官费留学，先入威斯康辛大学，后转入西北大学；1915年毕业后又入哈佛大学学习，师从白璧德，专攻西洋文学。

    当时，梅光迪已师从白璧德研习新人文主义达3年之久，而国内的新文化运动也已进行得如火如荼。新文化运动对于传统激烈的批判，深深地刺痛了梅光迪。1917年，胡适因在国内倡导文学革命而“暴得大名”。梅光迪则下决心维护自己的文化理想，反对新文学运动。他更为急切地寻求同道，联手反对新文化运动。他于是在留学生中“招兵买马”，“到处搜求人才，联合同志，拟回国对胡适作一全盘之大战”。 吴宓即为此时梅光迪搜求而得的同道之一。

    1918年8月，在同学的介绍下，梅光迪拜访了吴宓。梅光迪“慷慨流涕，极言我中国文化之可宝贵，历代圣贤、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国旧礼俗、旧制度之优点，今彼胡适等所言所行之可痛恨。昔伍员自诩‘我能覆楚’，申包胥曰：‘我必复之。’我辈今者但当勉为中国文化之申包胥而已。吴宓听了这番话十分感动，即表示：宓当勉力追随，愿效驰驱，如诸葛武侯之对刘先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吴宓接受了梅光迪“反对陈独秀、胡适新诗、白话文学、新文化运动之主张”。梅光迪则引见吴宓拜会了白璧德。吴宓对白璧德的学说大为服膺，奉其为师，此后“受其教，读其书，明其学，传其业”，成为白璧德最为忠实的弟子。

    所以，学衡派的创立和发展，其实应该从梅光迪、吴宓的相识算起。正是由于他们此时共同约定的反对新文化运动的志向以及对于新人文主义的尊崇，在理论和行动层面确定了日后学衡派发展的方向。可是，此时几个人对该如何开展自己的保卫运动还没有明确的目标。

    1919年梅光迪回国，吴宓则继续在哈佛大学学习。梅光迪先任南开大学英文系主任，1920年秋应聘于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中央大学、南京大学）。

    吴宓曾经差点与《学衡》失之交臂。难以想象，没有吴宓的《学衡》会是什么样子。

    因《学衡》而回国至南京

    1919年2月，吴宓尚在哈佛大学攻读本科学位时，即已被当时访美的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陈宝泉聘为英语科主任教授，“月薪300圆整，自到校之月起薪”。陈校长求才心切，面奉聘书，又允诺吴宓可继续在美深造1年、2年或3年，“可随时自由抉择而行”。这位校长的诚恳、爽直以及办事干练、迅捷，给年轻的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这年秋天，北高师骤起学潮，陈宝泉辞职而去，校内人事纷乱，令吴宓甚感担心。1920年10月之后，吴宓多次去函，始终未见回复。他代北高师购书所垫之款，亦未见清还。这些曾令吴宓心中不快，且生“进退维谷”之感。但一直到1921年5月上旬，吴宓仍准备赴北高师就职，并已将自己的大书箱海运至京。

    而戏剧性的突变，正是发生在1921年5月的中旬。吴宓接到他的好友、南高师暨东南大学教授梅光迪的来函，云东南大学文理科主任刘伯明“贤明温雅，志同道合，今后决以此校为聚集同志知友、发展理想事业之地”。“望宓即毅然辞去北京高师校1919春之聘约，定来南京聚首。”其实，南高师、东南大学聘吴宓为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月薪仅160元，几乎只有北高师薪金的一半。然而梅光迪深知吴宓的个性及为人，因此在信中又云：“兄素能为理想与道德作勇敢之牺牲，此其时矣！”

    梅光迪所指“理想”，也是有所指的。

    一为编辑出版《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宗旨，别树一帜。此事梅光迪等人在1920年秋即已与中华书局有约，而该书局总编辑非常看重吴宓，宣称要办此杂志，非吴宓来不可。

    二是当时南高师英语系主任张士一（名谔）教授，重语言而轻文学，对梅光迪“汲引同志”来南高师之事颇不支持，意见不合，多生龃龉。梅光迪认为，南高师已停止招生，两三年后将并入东南大学；且他已向刘伯明、郭秉文（时任南高师兼东南大学校长）提议在东大增设一个西洋文学系，届时独立自主，即可为吴宓“增薪，不成问题”。

    吴宓对于薪金的厚薄并不计较，但对张、梅的不合颇有顾虑。他在日记中戏言：“然女未入宫，已遭嫉忌。卧榻之侧，强占一席。异日风波，正未知如何也。”可是，南高师与东大的办学理念和生机活力强烈吸引着他，与梅光迪等“同志知友”干一番事业的理想也强烈吸引着他。吴宓上午接到梅函，午餐时见到汤用彤时，就告知他的决定，下午即到邮局发出两份电报，一份致北高师新任校长，请辞去此前聘约；另一份致郭秉文，就其教授之聘。

    1921年7月19日，吴宓登乘海船“俄罗斯皇后”号回国，于8月6日抵达上海。他在上海时碰到清华学校斋务长郑之蕃，郑欲聘吴为清华教员，月薪200元，授英文，兼授财政、哲学、历史。吴宓“径即辞却之，并谓必须与梅光迪同在一处”。学成回国的吴宓，渴望在南高、东大一展身手！

    【名家小传】

    吴宓（1894—1978），字雨僧，又字雨生，陕西泾阳人。著名西洋文学家、中国比较文学奠基人、红学家，在新文化运动中是坚定的传统文化捍卫者。

    吴宓早岁负笈清华，1916年毕业，1917年（23岁）赴美国哈佛留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先是攻读新闻学，次年改读西洋文学。留美4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的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1921年获得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

    吴宓回国后，曾任南京高师、东南大学英语兼英国文学教授；并与刘伯明、梅光迪、柳诒徵等人创办《学衡》杂志。1924年8月离开南京，先后任东北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1941年当选为教育部部聘教授。

    “文革”期间，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1971年病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1977年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

    李济：由“啃青草”到“量中国人脑袋”

    他是第一位挖掘考古遗址的中国学者，他让中国远古历史的标志——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呈现于世人面前。他主持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安阳“殷墟”发掘，使殷商文化由虚无的传说成为确凿的历史，由此将中国的历史向前推移了数百年，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重大的发掘之一。

    对心理学由喜欢到失落

    上海黄浦江码头，一位年轻的留学生正在等待驶往美国的轮船，这个人就是后来中国第一位成为人类学博士的李济。刚刚从清华学校预科毕业的他，与同学一起准备前往当时被视为“人间天堂”、“花花世界”的美国留学。同行人当中，也不乏一些后世中国声名显赫的人，如徐志摩、董时（任坚）、张道宏、朱家骅、查良钊、刘叔和等。

    “南京”号远洋轮船于1918年8月启程，经过21天的海上生活，于9月4日抵达旧金山。接着，这群惶惑的中国青年在美国大陆挥手泣别，各奔前程。最后，李济与董时、徐志摩等人一道，经芝加哥、纽约等城，来到马萨诸塞州乌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

    李济选择克拉克大学并不是偶然。在他读清华高等科四年级时，学校请了一位美国教授华尔考为学生讲授心理学和伦理学。出于“好奇心的驱使”，李济在选读半年之后，觉得“人的智慧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测量”是件怪好玩的事。李济的智商测出来是128。华尔考还对他说过，要学心理学，就要去克拉克。李济记住了这句话，便选择了心理学作为自己的学习方向，报考了克拉克大学。他专心地在这儿攻读着自己的心理学专业。

    这所大学是1887年由美国百万富翁克拉克捐资创办的，它借鉴德国大学的模式，并深受世界第一所研究型大学——霍布金斯大学的影响。办学之初，校长霍尔曾亲赴欧洲考察、学习，并延揽了一大批著名的教授、学者前来，几年间学校已颇有生机。

    选择心理学专业的，还有李济的清华同学董时。董时又是徐志摩在杭州府一中的老同学。董时受徐父委托，负责照顾志摩。于是，他们3人在克拉克的第一年，关系颇近。但徐志摩不服董时的照管，就跑去跟李济同住一个寝室。李济在给父亲的信中，写到了对徐志摩的好感。第一学年，李济和徐志摩便分别以全年级第二和第一的成绩毕业，获得了学士学位。徐志摩转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银行学，随后又到英国剑桥大学学习政治经济学。李济则留下来继续自己的学业。此后，虽然二人生活道路越来越远，但还经常有些书信往来。

    虽然李济一直专心于学业，但是青年人特有的爱国热情，让他也一直关注着政治局势。国庆那天，克拉克的中国留学生们本来准备大肆庆祝一番，却被政府制止了。大家只好晚上开个了小型茶话座谈会，一起畅谈国际的时局和国内的形式。国内形势的混乱萎靡，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弥漫，让这些爱国青年立志要做出一番事业以挽救自己的祖国。

    座谈会之后，李济就开始行动起来了。他参加了克拉克大学的学生陆军训练团，跟美国同学一起跑步、射击、投弹、挖战壕等。还和同室的徐志摩等4位中国留学生订立章程：清晨6时起身，7时朝会；晚间高唱中国国歌。课余，他们一道参加社会活动，如红十字会员大会等。

    此年12月中旬，他们还前往波士顿，在哈佛游玩了3天，听王正廷演说，结识中国留学生吴宓、梅光迪、赵元任等，加入中国学生组织“国防会”（后在克校设分会）。国防会的性质，吴宓曾这样解释：“盖该会并非欲直接自办练兵购械之事，只欲唤醒国人，团结民众，共事抵抗外国之侵略与凌逼，以救亡图存而已。故国防会，实即‘救国会’之别名。入会者，皆留美学生中之优秀分子，确实热心爱国者。”李济与徐志摩在国防会签名注册之后，即与吴宓等畅谈国事，为祖国的前途命运深感揪心。

    1年时间过去了，李济现在已经将心理学的各派理论领略了一番，对心理学有了初步的认识，顺利地拿到了心理学学士学位。但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不知道自己走的这条路到底对不对。他觉得心理学并不像自己最初所想象的那样，故有些失落。而且在中国，心理学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用武之地。深思熟虑之后，李济决定改变专业方向。

    啃青草与社会学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常常提倡学生到图书馆去自由阅读。他教导学生：“读大学不必也不可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预备功课上，你们应该保留一小部分的读书时间，到图书馆去，像啃青的牛去到草原，东啃一嘴，西啃一嘴。新到的杂志、架上的书籍，随便浏览，高兴就多看一点，不愿意看的放下去，另换一本。假如每礼拜能有一个早晨做这类的事，你不但可以发现你自己潜伏的兴趣，同时也可以发现你自己真正的长处。”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和阅读。

    李济在致父亲的信中，提到过在学校里的生活，尤其介绍了图书馆的藏书之丰富和舒适程度。克拉克的图书馆是全美第二大图书室，关于心理学的最多；其次则为讨论欧战的，有5000余册，分为2部，其正部专供研究生之用，各有定位，不得互相侵犯；本科生图书间则另设一部，读书的时候，万籁寂然，恍惚有一种在空谷中神思飘渺的感觉。室内全部采用最新式的装修，阳光适度，冬不寒而夏不暖。

    李济非常喜欢这里，于是他入学后就养成了一个习惯，课余时间就来到图书馆，把时间花在尽情浏览各种书刊上。李济往往是先浏览书籍，读序言及章节目录标题，了解全书梗概，然后再选择精读，这正是从他父亲那里学到的方法。他引起了一位社会学教授韩金斯的注意，他对李济这套读书方法很感兴趣。

    因为韩金斯教授的欣赏，坚定了李济要转学社会学的念头。他把这个决定写信告诉已在纽约的徐志摩。徐志摩很支持他的决定，认为李济更适合做学术研究。他的信里曾说过李济“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因为自己下定了决心，又得到好友的支持，李济就开始了他的转型。

    在克拉克大学第二年（1919年），李济开始跟随韩金斯教授念人口学和社会学的研究生课程。他想从经济与优生两方面来探讨中国的人口问题，并很快就写出一篇“社会学札记”。这篇短文中，他崇敬奥古斯脱·孔德，认为除此人之外，后起的社会学家还无人当得起“科学的社会学家”的称誉。

    李济在一篇题为《僵化》的论文中，剖析了社会制度产生后逐步趋向僵化的原因：人们的惰性，对解决复杂问题的畏惧，缺乏评判自己生活的本领。许多空谈改良的人，只有言谈而畏惧实践。他还约请纽约大学历史教授戈文，把近世史中十余个开创及中兴时代的领袖人物的年龄作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他们的年龄都在35岁至46岁之间；其政敌则在54岁以上，老的甚至到66岁。平均算起来，主张维新的总比守旧的年纪小15至20岁左右。这篇以“异文化”眼光观察分析的论文，受到韩金斯教授的赞赏。

    为了准备自己的硕士论文《人口质的演变研究》，李济依然在图书馆中大量阅读着与优生学有关的书籍。他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虽可从不同角度考察，但最基本的训练还在数学。而自己虽对统计学有点入门，但若要走这条路，数学必须重新补起，而留学的时间未必能够允许。

    慢慢地，他发现了一个新的学科让自己很感兴趣，这就是人类学。人类学是从生物和文化的角度对人类进行研究的学科，最早见于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对具有高尚道德品质及行为的人的描述。1501年，德国学者亨德用这个词，作为其研究人体解剖结构和生理著作的书名。19世纪以前，人类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体质人类学，尤其是指对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研究。

    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还刚刚兴起。在克拉克大学的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有间屋子专门是用来陈列有关人类学的书籍。虽然当时的人类学在美国尚处于起步的状态，克拉克大学还没有设立这门课，但提倡这门新学科的权威弗·博阿士教授，恰好在克拉克任教。所以，李济对这门学科还是有所了解的。于是，他在写论文的同时，也开始大量阅读起人类学的书籍来。

    1920年6月，李济的硕士论文《人口的质的演变研究》得到好评，口试也轻松过关。他在获得硕士学位的同时，还被美国社会学会接纳为会员。

    李济这时又有些迷茫了：自己是继续研究社会学，还是转而去学习人类学？他不知道何去何从。于是就去拜访老校长霍尔教授，希望他能给自己一些关于未来的建议。

    老教授很看好这个勤奋好学的年轻人，便支持他改学人类学，并鼓励他“这个选择是根据一种深厚天性而作的决定，要相信自己的选择”。有了师长的肯定，李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于是，暑假以后，李济就申请转至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博士。

    头盖骨与人类学

    哈佛大学是一所享誉世界的美国私立综合性大学，坐落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其主要校园区位于波士顿以西数公里的查尔斯河沿岸，1920年的校长是研究英国政治的著名学者劳威尔。

    李济对这所名校早就心驰神往。他后来说起自己当时的心情，有个很好的比喻：“在我没有出国以前，我登过一次泰山，也游过一次西湖。当我决定从乌斯特到哈佛去的时候，因为事先震于哈佛的名声，所以预期着进哈佛大学，是一种登泰山的滋味；这自然只是一种情绪上的激动，也可能是对于哈佛大学的期望，差不多有点儿近乎宗教式的崇拜。不过在很短暂的时间里，我便搭乘火车，很容易地从乌斯特到了波士顿。好像经验了一次哲学家所讲的‘顿觉’，忽然到达了一种似乎不能到达的境界。”也许正是如此激动的心情，让李济成为最早到校报名注册的研究生。

    在美国留学期间，李济还保持着一个十分风雅的爱好——弹奏古琴。早在清华学堂读书的时候，他就跟近代著名古琴家黄勉之学习过古琴。来到哈佛读书后，他便把心爱的古琴也从国内带了过去，让清雅的琴声陪伴自己在异国他乡的时光。他经常在学习之余抚琴一曲，以抒发自己的心情或慰藉思乡之苦。

    乐器似乎是寄托感情，尤其是思乡之情的最佳物品。古琴又是最有中国风韵的乐器，也是中国文人风骨与情趣的象征。历代知名文人，几乎都弹得一手好琴。也许是因为古琴最能体现个人的情感吧，可以触摸到人们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甚至，著名语言学家、作曲家赵元任来哈佛读书时，还特意跟李济学了一阵古琴。

    李济是当时哈佛大学人类学研究院唯一的外国留学生。他来到这所世界顶级大学以后，每门功课都学得津津有味。狄更生教授的《大洋洲民族与文化》，神学院莱斯纳教授的《埃及考古学》，虎藤教授的《体质人类学》、《比较解剖学》、《史前考古学》；还有哲学、梵文课程，以及麦独孤教授的《心理学实验》等。此外，他还选修了许多本可免修的一至三年级大学生的课。

    研究院教务长柴斯教授的《希腊考古学》，采用博物馆实物教学法，常以看图为主。当时，哈佛大学收集了有关希腊遗迹与遗物的资料，尤其是建筑与雕刻方面的照片与图画，数量可观。上了这门课，李济对古希腊、爱琴海的文化艺术，以及西方文明的起源，有了较深的认识。正是这门课，指引他走上了考古学的道路。

    年轻讲师虎藤原是学古文字学的，留学英国时兴趣转到了人类学，做了一些考古工作。他刚从英国回来，走上哈佛讲台不久，除讲授《欧洲史前考古学》外，还讲授一门最重要的课《体质人类学》。这门课是研究生的“铁门槛”，大家必须学会认识人的骨骼，且须懂得辨识碎骨片。考试时，虎藤就拿几块破骨头给学生认，认对了满分，认错了零分。这种近乎苛酷的训练，促使李济一步跨进了大门。

    有一次，虎腾教授交给他一个任务，是给他暑假勤工俭学用的，按钟点付工钱。那是一批尚未开箱的500件埃及人头骨，虎腾教授让他每天花半天来开箱、洗刷、整理头骨。李济从来没有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只能边干边琢磨，花了大半个暑假，才总算完成了这项工作。不过，这对李济有莫大的帮助，让他对人头骨有了非常深入的了解。他以后在人体测量的实践以及处理安阳殷墟出土的人头骨等工作时，都能驾轻就熟。在多次考古工作中，李济还亲自指导年轻的考古队员经历整理人头骨的训练，也是源于他自己当年的亲身体验。

    通过这些学习，李济觉得，如果想了解中国文化的发展，必须要从人类学的角度入手。他早就立下研究中国文化、中国人来源及发展的想法。他在《自传》里写道：“志向是想把中国人的脑袋量清楚，来与世界人类的脑袋比较一下，寻出他所属的人种在天演路上的阶段来。”“还想去新疆、青海、西藏、印度、波斯去刨坟掘墓，断碑寻古迹，找些人家不要的古董，来寻绎中国人的原始来。”

    李济想出了一个从人类学入手的方法。他去波士顿、剑桥等地，拜访了大量留学生和华侨，采集他们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数据。他采用测量的方法，一共获得了111人的身体数据；又加上当时各种报刊发表的有关测量中国人体质的材料，整理出了一篇论文，讨论中国人的体质问题。他的指导老师虎藤教授非常高兴，夸他这篇论文做得很好，是一个新的贡献。

    但是，李济并没有因此而满意。他觉得，用这篇短文作为博士论文不够分量。而以111人来代表亿万中国人的数据，也未免有些偏颇。所以，他想再找一个课题研究，来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他锁定了中国历史上民族学的问题；也就是将中国历史上所指的华人与夷狄的说法来做一个分析。

    哈佛人类学博士的诞生

    初步的想法有了，但在着手收集资料的时候，却遇到了困难。因为，当时哈佛大学很少有人研究中国学的问题，相关书籍也寥寥无几。李济四处查找，终于在图书馆里翻出一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在这部中国的百科全书中，收录了全国各地的城墙，包括废弃的建筑记录。李济非常激动，俨然像发现了大宝藏，开始夜以继日地钻研这本《钦定古今图书集成》。他先分期归类，再将分区的界限、地名的演变、地望的确定、志书的纠谬、时代的考订等，一一完成。

    指导老师狄更生教授看后，认为李济不管是分析材料所使用的方法还是得到的结果，都很完美，无可指摘。李济研究学问确实是严格要求自己，力求精益求精。他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完美，要继续深化。

    李济又从传教士们关于现代少数民族的分布、沿革方面的著录入手，从儿时熟读过的西晋江统的《徙戎论》中，也获得了许多有关中国少数民族移动的重要资料。他结合城墙的兴废及人口增减的各种研究，终于得出自己满意的结论：中国历史上两次大迁移，即永嘉时代的移民潮和靖康时代的移民潮，其演变的最后结果，形成了中国本土境内的5大族系，构成了现代“中国人”（这里指民国初年“中国本土”的18个行省而言）。这五大族系分别是：1、黄帝的后代——短头狭鼻；2、通古斯族——长头狭鼻；3、藏缅语族群——长头阔鼻；4、孟高棉语族群——短头阔鼻；5、掸语族群。此外还有3个次要成分：1、匈奴族系；2、蒙古族系；3、侏儒——即低头形族系。

    终于完成了自己的课题，李济把其中的主要内容综合成一篇题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的英语短文，在美国巴尔德库出版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发表。

    几个月后，美国人类学会在波士顿举行年会，全美顶尖的人类学家云集一堂。李济把他进一步完善后的《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一文在会上公开宣读，震惊了全场，来参加会议的资深人类学家都为这位中国青年的见解报以掌声。《哈佛研究生杂志》不久后登载了这篇文章。

    后来，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在修订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时，还引用了几段李济论文的内容，并说过从李济的论文中得到了不少启发。这件事使李济一下子声名鹊起。

    李济的博士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终于完成了。它被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誉为“中国民族之科学研究第一部著作”。1922年6月，李济获得哈佛大学哲学人类学博士学位，他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获得这个学位的中国人，是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博士。

    在李济留学生涯的最后期间，他又意外地和心理学有了一次亲密接触。当时，英国著名行为心理学家麦独孤来到哈佛访问、讲学。麦教授很器重李济，想让李跟着他做博士论文。可是，李济已经对人类学的研究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不想再放弃了，就答应只跟着麦教授做心理学实验。

    李济自创并记录了一种实验方法，以小白鼠做实验，题目叫做“上代的习染是否可遗传到下代”。他的设计是，在一个镔铁做成的长方池子里造一个迷宫，注进清水，两端各置跳板；从一端把白鼠放进水中，使之学会游泳和认识迷宫道路，到达彼端。小白鼠学习过程中时间的长短、错误的次数等，都一一记录在案。学不会的小白鼠则被淘汰。小白鼠3个月成熟，即可产仔。按计划把同样实验施于每一代新鼠，由此而研究上代的学习与遗传下代的关系。

    实验进行了将近1年，最后李济把全部记录都无偿地交给了麦先生。多年后，一位学心理学的朋友告诉李济：麦先生曾在一次国际心理学的会议上，用他的材料作过讨论。对这次得意的心理学实验，李济在晚年还偶有提及。据学生许倬云说，李先生有时还好奇地自问：当时若继续在心理学上搞下去，是不是也可以弄出些成绩来？

    此年夏，李济准备回国了。途中，他去拜访了美国国家博物馆馆长、体质人类学泰斗阿列士·赫德利奇卡教授。而这位人类学前辈，在得知李济只有哲学博士学位而没有医学博士学位以后，便劝其不要继续体质人类学的专业工作。也许正是这番忠告，再次改变了李济的人生。

    李济返回祖国后，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聘为第一位讲师，并慢慢走上使他辉煌的考古之路。美籍华裔考古学家、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张光直先生称李济为“中国考古学之父”。

    【名家小传】

    李济（1896—1979），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著名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

    1911年考入清华留美预科学校。1918年获取官费留美，入麻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以后，转入哈佛大学，攻读人类学专业。1922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同年返回祖国。

    同年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1924年开始田野考古。1925年（29岁）任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人类学讲师。1926年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中国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造就出本土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1936年赴欧洲讲学。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6年参加中国政府驻日代表团工作，索回日本侵华期间掠去的中国文物。1948年随考古组去台湾，被推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至1950年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任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

    徐志摩：“新大陆”经济博士，被剑桥清波点燃了文学热情

    徐志摩，一个中国文坛上曾经璀璨、耀眼的名字。他那满溢的才情和风采，大量生花妙笔的诗文，与几个女人的感情纠葛，再加上风华正茂却猝然戏剧般地逝去，使他的人生犹如一篇传奇，让人们有着说不完、道不尽的感慨。

    立志救国，勤奋学习

    1918年8月14日，又有一批青年学子负笈海外。朱家骅、李济、查良钊、徐志摩等一串对于我们今人来说熟悉而耀眼的名字，他们在未来的政坛、文坛都有着一番作为。大家的目的地，是崛起不久的新贵美国。

    21岁的徐志摩，怀揣着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梦想，伫立在船头，感受着大海的气息。对于离别祖国亲人的不舍，和求学救国的壮志，一起冲击着他。于是，他在远洋轮上写下《民国七年八月十四日启行赴美分致亲友书》，抒发了自己“慨然以学，就读于历史系，学习政治学与社会学以强国”的志向。

    此时的徐志摩，还没有成为他日那个为了追求爱情而不顾一切的浪漫诗人。他和当时的大部分青年留学生一样，是为了国家的强盛而求学。祖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五四”前夕，内忧外患。父亲期望他学习西方先进的金融管理知识，继承并发展家业。于家于国，此行的学习都重任在肩。徐志摩坚信，只有实业才能救国。他立志要做一个中国的汉密尔顿（美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曾任财政部长之职）。

    在风浪中颠簸了半个多月，“南京”号抵达美国。徐志摩就读的是克拉克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的乌斯特市。初到美国，这里工业和经济的高度发达，就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然而最让他感慨的，还是美国人团结一致的爱国热情。此时正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美国民众积极参与支持国家，这同仇敌忾的精神，让他想起了自己多灾多难的祖国。他在给恩师梁启超的信中，就写下了自己对美国社会及民众的这种初步的感受。

    颇受鼓舞的徐志摩，更加坚定了自己认真学习、将来救国的念头。经过克拉克大学的入学考试以后，徐志摩被安排进历史系三年级学习。他非常严格地要求自己。选修的课程很广泛，有《欧洲现代史》、《19世纪欧洲社会政治学》、《1789年后的国家主义、军国主义外交及国际组织》、《商业管理》、《劳工问题》、《社会学》、《心理学》等，以及法浯、西班牙语等语言课。他还在康奈尔大学的夏令班里选修了几门课，抓紧一切时间充实自己。

    为了锻炼毅力，他在生活中也毫不放松，跟同住的中国同学约定：每天6点起床，7点朝会，晚上唱国歌，10：30就寝，大家相互激励，以示中国留学生的气节。他还报名参加了在校学生陆军训练团，希望通过强化训练，让自己的意志更加坚定。

    为了培养自强自立的精神，他还想过打工挣钱，自食其力。但尝试了一段时间，富家出身、养尊处优的他总是手忙脚乱，时常会打碎所洗的碗碟，又忍受不了过度疲劳，便最终放弃了。

    当时，在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们，组织了一个爱国组织“国防会”。徐志摩来到美国不久，就来到哈佛并加入了“国防会”。在这里，他结交了梅光迪、赵元任、吴宓等人。大家经常在一起，探讨时局和救国之策。

    面红耳赤地争论一番之后，就一起到餐馆小聚。却因为座位问题，让他们大伤脑筋。西方在饭店就餐时有个不成文的惯例，由谁做东，便坐在靠背稍高的椅子上。本来，徐志摩是远来的客人，自然应该由主人梅光迪、吴宓等人付账。但他们几位都是靠官费生活的穷学生，生活捉襟见肘，根本没有多余的钱请客。几个人来到餐厅要入座时，便面露难色，踌躇不前。

    幸好徐志摩生性慷慨大方、爱交朋友，又家境殷实、不用担心费用问题。见此情景，他就毫不客气地坐在了那张高靠背的椅子上，而免去了这些“主人”的尴尬之苦。

    酒酣耳热之际，徐志摩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道：“我记得尼采有这样一句话：‘受苦的人没有悲观的权利。’这话就像是为我们说的一样。咱们应该向古人学习，卧薪尝胆，为中华儿女闯出一个新世界来。” 这一番话，激起了在座一众热血青年的慷慨激昂。

    1年的时光，飞快就过去了。徐志摩于1919年6月以优异成绩从克拉克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获得一等荣誉奖。他随即又转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攻读经济学。同年，“五四运动”在国内爆发。轰轰烈烈的革命浪潮，也影响到了大洋彼岸的中国留学生。留学生们纷纷组织起来，开展各项爱国活动。徐志摩便毫不例外地投身到了爱国的行动当中去。

    获得哥大经济学硕士

    除了勤奋学习功课以外，徐志摩非常关心祖国的时事，经常阅读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潮》等。本来就思想活跃的他，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便开始如饥似渴地去学习各种新鲜的理论和知识，希望从中找到救国救民的方法。像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羌德拉泊司在植物学中的发现、爱尔兰的民族复兴运动、塞尚的绘画、叔本华的唯意志论、尼采的超人哲学等，不断给他以新的惊喜。后来，他又开始接触社会主义理论的书籍，大量阅读马克思、劳勃欧温（欧文）等人的著作。朋友笑他患上了“社会主义热”，还送了他一个外号——“鲍尔雪维克”（现通译为布尔什维克）。

    在这样广泛的阅读中，徐志摩的思想也逐渐出现了转变。本来，他以前对实业救国的道路非常赞同，自己也在身体力行；他曾说过，“一直认为实业救国多开办工厂是唯一的出路，以至于自己一看到烟囱就有着崇敬油然而生”。但是在看了马克思及英国政治及艺术批评家的著作之后，他对实业，对烟囱的认识，有了很大转变。他的历史老师曾讲述过19世纪初期英国工人的悲惨情形，尤其是扫烟囱的童工为清扫烟囱而被熏焦的悲惨遭遇，使徐志摩开始痛恨烟囱。

    他的实业救国的理想破灭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美国，资产阶级疯狂、贪婪的掠夺，讲求物质利益，感到十分厌倦。他曾经说：“如其我到美国的时候是一个不含糊的草包，我离开自由女神的时候也还是原封没有动。”

    就在他十分迷茫的时候，偶然间读到了罗素的著作，仿佛大海中迷途的船忽然看见了灯塔。他对罗素及其思想迷恋起来，而且随着了解的深入而日渐狂热。

    伯特兰·罗素出身于英国贵族，著名哲学家、数理逻辑学家，分析学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倡导者和组织者。罗素是一个具有强烈社会关怀的人道主义者、和平主义者，终其一生热衷于政治活动和社会事物，并撰写了大量关于政治和社会方向的著作。第一次世界大战来临之时，他大声疾呼要和平不要战争，并进行积极的反战宣传，却遭到英国政府及权贵的痛恨，被他任教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除名并取消研究员的资格。

    徐志摩为罗素的精神所倾倒，开始研读他的所有著作，《战争中的公理问题》、《社会重建的原则》、《政治理想》、《往自由之路》、《我们对外在世界的认识》等。这时候，徐志摩诗人的狂热和感性已经逐渐显露出来。他崇拜罗素，甚至爱屋及乌地开始向往英国的民主政治，而厌恶美国。

    徐志摩在哥伦比亚大学1年的学习结束了，他以《论中国妇女的地位》为毕业论文通过了答辩，顺利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妇女自古以来的文化修养，并强调了革命之后中国妇女得到解放的情形，展示了现代中国的新女性风采。此时本该在哥伦比亚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徐志摩，竟做出一个惊人的决定：放弃博士头衔的诱惑，义无反顾地远渡重洋，去英国追随罗素。

    到伦敦实现“弃政从文”的转变

    然而，1921年，当这位狂热的崇拜者赶到英国伦敦时，却与他的偶像擦肩而过。此时，罗素正应梁启超等人的邀请赴中国讲学。徐志摩扑了个空，满腔的热忱被瞬间冷冻了。但是，既然来到这里，就不能空手而归，至少可以在这里等待罗素的归来。于是，他申请进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师从赖斯基攻读博士学位。

    徐志摩除了对政治的关注，对文学、哲学的热爱也在蠢蠢欲动。天性浪漫活跃的他，忍受不了经济理论的枯燥乏味，开始把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伦敦的各种演讲会、报告会。他认识了在这里的陈西滢、金岳霖、傅斯年、郭虞裳、赵元任、刘半农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徐志摩对社会活动及其热衷，使他结识了很多英国知名作家。他写给家人的信里，就提到自己在伦敦的学习、生活，广泛交友，尤其结交英国名士，与他们交往，使自己受益匪浅。

    在陈源等人的介绍下，徐志摩认识了当时的英国著名作家威尔斯先生。威尔斯著有很多科幻作品，他把自己对现实的思考蕴含在科幻世界当中，抨击现实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倡导人性。这很符合徐志摩的观点。他们在一起谈中国的古典文学，谈英国的现代文学。

    由于威尔斯的影响，徐志摩内心中那对文学的渴望和想象力，被激发了出来。威尔斯建议徐志摩把中国的优秀小说翻译出来，由他帮助出版。他还鼓励志摩进行文学创作。徐志摩的文学细胞被这个前辈唤醒了，他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航线，由一个未来的金融家一步步成为了文学家。

    威尔斯又把好友魏雷先生介绍给徐志摩。魏雷在大英博物馆专门从事中国文学研究，而徐志摩的中国文学素养又很深厚。两人一见如故，就共同喜欢的中国文学话题进行了很多次探讨，彼此都有很大的收获。魏雷在与徐志摩的交谈中得到了启发，因此一直感激于心，他在1940年写了《欠中国一笔债》一文（那时徐早已不在人世），说徐志摩是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代表，让他更深刻地体会到了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通过与诸多英国文学家的交往，徐志摩背离原来的人生轨迹越来越远。他开始迷茫自己的选择，内心被文学和经济来回撕扯着。

    随后，他又认识了一位重量级的作家，他对徐志摩的影响更加深远，这就是狄更生。在美国留学期间，徐志摩就拜读过狄更生的作品，《中国人约翰的来信》、《一个现代聚餐谈话》等。有幸相识后，他对狄更生的了解更加深入了。狄更生对中国，对中国人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尊崇中国的老子，还说过自己上一辈子就是中国人。正是这些，拉近了两个年龄相差35岁的人心灵之间的距离。

    徐志摩非常地敬爱狄更生，狄更生也很欣赏徐志摩的文采。他看到徐氏的心思早已不在伦敦大学的经济学上了，就推荐对方到自己任教的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做文科特别生。狄更生帮助徐志摩完成了“弃政从文”这个他生命中最重要转变。

    文学的梦在康桥畔催生

    转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学习以后，徐志摩的生活变得很是惬意。他每天有很多时间可以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散步、闲谈、泛舟、看书等。当狄更生在皇家学院时，徐志摩就常在他的套房内闲坐，和他聊天；若是狄更生不在学院，徐志摩有时也会到他的套房门口坐上几个小时，任由思绪飘散。比起在美国的学习，这里更重视灵性的培养。它不必像学经济学时，靠刻苦也很可以很轻易地取得好成绩，但是很难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这些正顺应了徐志摩的天性。

    在剑桥大学期间的生活，让徐志摩十分难忘。他的诗文中多次提到过“康桥”，这是开启他诗人的性灵，拨动诗情，令他缠绵、陶醉的地方。他最著名的诗篇便是《再别康桥》：“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狄更生先生的大作《中国人约翰的来信》，更是被志摩奉为经典。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沉浸其中。徐志摩后来还曾说过：“英伦的日子永远不会使我有遗憾之情；将来有一天我会回思这一段时光，并会忆念到有幸结交了像狄更生……这种伟大的人物，也接受了启迪性的影响，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动情下泪。”

    通过狄更生，徐志摩还与当时颇有名气的新派画家傅来义先生相识。傅来义也很热爱中国，尤其爱好中国的文学和艺术。通过傅来义，徐志摩了解了西方的现代艺术，了解了凡高、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等现代著名画家，使自己的艺术思想、艺术精神融汇了许多新东西。

    徐志摩还认识了另一位著名作家嘉本特先生。这位老先生可谓是个自由战士，虽然已经80岁高龄，却仍拥有年轻人的心态，热爱自由、人性。他非常爱喝中国的茶。徐志摩后来的散文诗《 毒药》、《白旗》、《婴儿》、《自然与人生》等，都有嘉本特先生影响的痕迹。

    他也几次拜访过著名作家萧伯纳；并和女作家曼殊斐尔有过一次见面——他对这个美丽而智慧的女作家一直十分着迷，喜欢她短篇小说里的精致结构，以及细腻、哀婉的情感描写。他一直向往能见到她。后来，他认识了曼殊斐尔的丈夫麦雪，因此终于有机会与曼殊斐尔会面了。

    这次会面仅仅只有20分钟。但就是“那20分钟不死的时间”，在他的情感记忆里留下了永久的非凡而纯粹的美感。当1923年，年仅35岁的曼殊裴尔在法国去世时，徐志摩听到消息悲痛万分，他难忘那“感美感恋最纯粹的一俄顷”。他把一腔哀思化成了诗句。

    徐志摩非常热衷于结交朋友，更热衷于参加各种艺术团体的活动。像“布鲁姆斯贝里社”和“邪学会”的聚会和活动，就是他经常参与的。布鲁姆斯贝里社是因成员大部分住在离大英博物馆不远的布鲁姆斯贝里区而得名。它的成员有小说家、传记作家、艺术评论家、经济学家等各种文化界名流，傅来义先生就是成员之一。他们希望能用理智和教育的办法来消灭战争。至于“邪学会”，他更是每周都参加这个团体的演讲、讨论和辩论，因为据说罗素等人经常会在“邪学会”上演讲。

    虽然他久久没有见到自己的偶像罗素，但是他在这里明白了自己和文学是密不可分的，又得到了无数名家的指点，也是不小的收获。他时刻关注着罗素。于是，当罗素在1920年6月访问苏联以后写下了《布尔什维克主义之理论与实践》一书，徐志摩马上就买来并认真研读，还把自己的读后感写成《罗素游俄记书后》一文，寄回国内，在梁启超主编的《改造》杂志上发表。

    当徐志摩听说罗素结束了近1年的访问，将要回到英国时，他兴奋得险些失眠。他连忙写信给罗素，信中表达了自己对他的敬仰，及盼望能拜访他的急切心情。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他终于实现夙愿，见到了罗素。从此，他便成了罗素家的常客，罗素所有演讲、报告会的热心听众。从神交多年到现在的密切交往，他对罗素了解得越多，崇拜得就越发狂热。他觉得，罗素不仅是一个反对战争、主张和平的社会活动家，还是一个关注人类历史命运的思想家，更是一个反对旧道德的战士。而且，他极具人格魅力，亲切随和、幽默乐观、富于爱心和同情心。他很喜欢年轻人，并愿意培养、挖掘他们的价值。他说，听罗素说话，好比看焰火：“种种炫目的神奇，不可思议地在半空里爆发，一胎孕一胎的，一彩绾一彩的，不由不惊讶，不由不欢喜。”罗素成了他精神的标杆。他的思想和文字里，几乎无处不存在罗素的影子。

    在这些文学、艺术和思想界的杰出前辈帮徐志摩推开了文学的大门之后，他开始写诗了。当第一首诗《草上的露珠儿》写完后，他兴奋异常。原来，自己也可以写下这些诗意的语句！从此，他的诗情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心仪佳人，对妻绝情

    此时，徐志摩的结发妻子张幼仪已经来到英国，陪在他的身边，照顾他的生活起居。他们住在沙士顿的小镇上，离剑桥大学仅有几里远。

    张幼仪出身名门，是一位端庄含蓄、温柔贤淑的大家闺秀，1915年在父母的安排下与徐志摩结婚。但是，生性浪漫的徐志摩，对于这个妻子却吝于温存。从结婚开始，他们就几乎没有什么交流，来到英国后依然如此。他总是认为这个女人守旧、落伍，完全没有沟通的可能。他宁愿在乡间漫步，享受宁静的田园风光，或是与好友一同出去谈天，也不愿在家里与妻子相对；甚至因此找来一位姓郭的朋友同住。

    然而，徐志摩的浪漫和激情，很快就被人点燃了，而且燃烧得无比炽热，以至于让他的妻子没有了容身之地。

    在伦敦，徐志摩认识了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林长民，他是民国前教育总长，最近带着家人来到欧洲游历。他是一位学识渊博、且有着年轻心态的老人。徐志摩就是通过他，结识了大文豪狄更生。徐志摩很快跟这位前辈成为莫逆之交，两人经常在一起谈论政治，谈论文学艺术。有一段时间，徐志摩几乎每天下午来到林家喝茶、聊天。

    就是在这里，徐志摩遇到了让他痴迷一生的人。她就是林长民的女儿林徽因。此时的林徽因年方17岁，正是豆蔻年华。她又出落得清丽优美、亭亭玉立，既有江南女子的灵秀之气，又有新女性的知性典雅。徐志摩一见到她，就被她深深地吸引住了，顿时忘了自己已经娶妻生子。他的爱情之火被点燃，开始疯狂地蔓延。

    于是，徐志摩借着和林长民畅谈的机会，尽力接近林徽因。刚开始，林徽因总是在一旁默默地听着。但徐志摩的聊天对象，逐渐就由林长民转至林徽因了。他与她的话题很快多了起来，文学、艺术、历史、国家等，甚至分手之后还通信以继续话题。为此，志摩特意在沙士顿住处旁安排了一个邮件转递箱，以便可以第一时间收到林徽因的来信。

    徐志摩对林徽因的爱恋越来越狂热，这个灵慧的女孩也感觉到了。但是，年轻的她，对感情一事并没有驾驭的能力。她欣赏他的才华和学识，但是一直以长辈看待他；而他又是一个有妻有子的人，林徽因从心里很难接受这种情感。何况，她还有了被父辈默许的恋人梁思成（梁启超之子）。

    林长民也看出了徐志摩对自己女儿的特殊感情。他虽然没有明言反对，却将林徽因送往了苏格兰的一个海边城市去度假，以此来冷却徐志摩的热情。当然，这也明确地表达了他自己的态度。因为，他早已与梁启超就儿女婚事有过协定。

    但是收效甚微。不能见到佳人的徐志摩，因为分别而更加痴迷了。无奈之下，林长民只好带着林徽因速速回国，以避开徐志摩的纠缠。

    谁也没想到，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执着和狂热，竟然愈挫愈勇。他决心要抛弃一切的顾虑，倾注自己的全部感情，去追求自己的爱，去追求美——而林徽因就是一切美和爱的化身，就是自己要追逐的梦想。他觉得林家父女之所以拒绝他，只是由于自己的已婚身份；而自己也早就厌倦了这个没有感情、被父母操纵的婚姻，于是当即决定与妻子离婚。

    徐志摩是如此的任性、自私，以至于他完全想不起自己作为一个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他和张幼仪已经有了一个2岁的儿子，而此时她又怀有身孕了。徐志摩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只是冷冰冰地让她把孩子打掉。他还请一个女人到自己住处吃饭，让妻子烧菜招待她。张幼仪以为，这个姑娘就是徐志摩将要娶的二太太，便强压住悲伤附和着。而徐志摩就借着这个姑娘发挥，跟张幼仪提出了离婚。

    但是，这个恪守着旧式道德的弱女子，竟不同意离婚。徐志摩此时已经被激情冲昏了头脑，为了离婚，他索性一走了之，将张幼仪一个人扔下了。怀有身孕的张幼仪举目无亲，语言又不通，想到过自杀，却又舍不得腹中的胎儿，这才坚持了下来。她只好求助于自己在法国和德国留学的兄弟。她先到巴黎待了一段时间，又转至柏林。在那里，她生下了和徐志摩的第二个孩子。

    徐志摩对妻子的绝情，确实很让人心寒。他对妻子从怀孕到生产一直不闻不问，为了要和她离婚才赶至柏林勉强见了面。徐志摩到了柏林之后，又很快结识了不少在这里的中国留学生。他追求林徽因，想和妻子离婚却未果的事，很多人都知道了。

    经过一番折腾，张幼仪的心冷了，也觉得自己应该有新的生活，就同意离婚。徐志摩终于甩掉了束缚，感觉到无比的轻松和兴奋，可以放手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了。他顿时诗兴大发，写下了一首《笑解烦恼结——送幼仪》。于是，徐志摩成了中国离婚的“先驱”。

    1922年8月，重获“自由”的徐志摩，按捺不住对林徽因的思念和眷恋，离开欧洲，启程回国，去追求他的“完美”了。

    【名家小传】

    徐志摩（1897—1931），原名章垿，字槱森，留学美国时才改名志摩；先后用过的笔名有南湖、诗哲、海谷、谷、大兵、云中鹤、仙鹤、删我、心手、黄狗、谔谔等。浙江省海宁市硖石镇人。现代诗人、散文家。

    1915年毕业于杭州一中，先后就读于上海沪江大学、天津北洋大学和北京大学。1918年赴美国留学，在克拉克大学学习经济学，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硕士学位。1921年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后转入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文科特别生。在剑桥两年，深受西方教育的熏陶，及欧美浪漫主义和唯美派诗人的影响。

    1922年返国后，在报刊上发表大量诗文。1923年参与发起成立“新月社”，加入“文学研究会”。1924年与胡适、陈西滢等创办《现代诗评》周刊，任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大诗人泰戈尔访华时担任翻译。1925年赴欧洲，游历苏、德、意、法等国。1926年在北京主编《晨报》副刊“诗镌”，与闻一多、朱湘等人开展新诗格律化运动，影响到新诗艺术的发展。同年移居上海，任光华大学、大夏大学和南京中央大学教授。1927年参加创办新月书店。次年《新月》月刊创刊后，任主编。并出国游历英、美、日、印等国。1930年任中华文化基金委员会委员，被选为英国诗社社员。同年冬到北京大学与北京女子大学任教。1931年初与陈梦家、方玮德创办《诗刊》季刊，被推选为笔会中国分会理事。同年11月19日，由南京乘飞机到北平，因飞机失事遇难。

    冯友兰：从西方哲学来看中国哲学

    1918年，23岁的冯友兰先生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后，回到故乡河南第一工业学校任教。第二年，他考取了河南省官费留学生，并通过了教育部组织的复试。在去美国留学攻读哲学之前，他特地向年长自己4岁的小先生胡适征求意见。胡适认为，美国有两所大学的哲学系最好，一是哈佛大学，一是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以旧哲学见长，哥伦比亚大学则以新哲学取胜。听了胡适的分析后，冯友兰决定去哥伦比亚大学，因为他更希望深入了解新哲学。

    博采众家，大道为中

    当时有一部分在美国的华侨，办了一个“中国邮船公司”，这个公司以爱国主义作为招揽顾客的手段。冲着他们“中国人要坐中国船”的广告语，冯友兰一行人便选择了他们的邮船“南京”号，于12月抵达“西洋人的天堂”纽约。

    冯友兰很顺利就进入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院学习。当时在美国，中国留学生上研究院比上本科容易。上本科要经过各种考试，成绩合格才能入学。而上研究院不需要经过任何考试，因为美国的学校是承认北京大学文凭的。只要拿出北大的文凭确认后，就可以报上名入学了。

    留美的中国学生，潜心学业的还是占绝大部分。不过，大家对于学位的态度却全然不同。有些人并不打算考取学位，随自己兴趣和需要选课，觉得这样自由地学习，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有些人则觉得，只要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就够了。因为要想得到博士学位，就要选一些学校要求选、而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用处的功课。

    冯友兰则属于另一种态度。他希望能拿到博士学位，毕竟这是自己学习知识达到一定程度的体现。虽然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很复杂，必须要学习2门外语。在美国，英语很显然不能算是外语。而美国的学校，只有一部分承认中文也是一种外国语。如果学校不承认，对于中国学生来说，除了英语就还要再学2种，这样必然就会用去很多的精力。

    但是，冯友兰并不认为这是浪费时间。他觉得，学校既然规定要选择这些课程，也可以算是一个成型的学习方案，必定是有自己的道理。照着方案学习，至少比没有计划、茫然无措的乱学要好得多。所以，很多留学生只要得到一个硕士就够了，他却是想要得个博士。出于这样的想法，冯友兰对于学业始终是全身心地投入。

    在哲学的学习上，冯友兰是博采众家，广泛吸收。他的老师是“新实在论”鼻祖孟大格和“实用主义”大师杜威。实用主义和新实在论，本来是两个对立的哲学流派，而他却能同时接受这两个流派的观点。在他看来，实用主义讲的是发现真理的方法，而新实在论讲的则是真理本身。这两个流派，对他的研究来说都有价值。

    而当时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在中国思想界也曾风行一时；因此，冯友兰对此派哲学也颇有心得。他甚至专门写了《柏格森的哲学方法》和《心力》两篇文章，向国内思想界介绍柏格森的哲学思想。他还运用柏格森的哲学观点，写成了《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一文，指出：中国之所以没有近代科学，并非是中国人愚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因为中国传统思想注重的是人“是”什么，即人的品性和修养；而不注重人“有”什么，即知识和权力。中国哲学向内追求，以达人性的完满为目的；而西方哲学则向外探寻，以认识自然、征服外在世界为最终目的。正是中、西哲学思想的不同理想和追求，造成了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导致中国无近代科学的落后情况。

    1923年，冯友兰在杜威等一流导师的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人生理想之比较研究》（又名《天人损益论》），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这篇论文中，他将世界上的哲学分为三类：以中国道家思想为代表的崇拜天然、摒弃人为的损道派；以主张改造、征服自然的西方哲学为代表的益道派；以主张“天人合一”的儒家哲家为代表的中道派。虽然在这篇论文中，他主张此三者都应采取宽容态度，但他个人对于儒家思想仍显示出更加的偏爱。此时已经显露出了他自己哲学思想的端倪。

    由于他的博士论文还未正式出版，他还没有能够参加学位授予仪式，就启程回国了。直到60年之后的1982年秋天，哥伦比亚大学重新邀请冯友兰回母校，去参加授予他名誉文学博士学位的特别会议，以补偿他当年没能参加正式学位授予仪式的遗憾。

    勤工俭学与资本主义

    在冯友兰留学的最后一年，由于国内局势混乱，各省都不能如期寄款，留学生们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发生问题了。在留学生监督和学校的交涉下，学费可以缓交，；是生活他们无法解决，只能靠留学生们自行解决，各谋生路。于是，勤工俭学、到社会上打工，便成了留学生们解决自己生活费用的出路之一。比较普通的，是在附近的饭馆内作侍者。

    对于美国的学生，勤工俭学是很平常的事情。有些人是因为父母不能供给自己上大学；有些人是为了锻炼自己的独立意识，特意靠自己的力量上学。可这些想法和做法，让来自中国古老帝国、一直在“惟有读书高”的文化氛围中长大的冯友兰觉得很稀奇。他觉得，这种思想正表示着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不同。

    为了解决自己的生活费，也为了证明自己是新时代的青年，不固守封建主义的等级思想，冯友兰也在学校附近的一家饭馆找了一份工作。他的职责，是把顾客用过的盘子收拾起来，送到洗盘子的地方。可以在饭馆里吃一顿“正餐”，包括一汤一菜，一份咖啡，一份甜食，面包随意吃，当时的工资是每次5角美金。虽然算不上多，但也是一笔进账，可以缓解一下自己拮据的生活。

    可惜没多久，冯友兰就丢掉了这份工作。他去给在纽约中国城的一个会议演讲，没留意时间，耽误了上班。等他匆匆赶到饭馆后，就被怒气冲冲的老板给辞退了。不过，这次演讲虽然害他失去了这份工作，却带来了一份新的工作，也算是一种补偿了。

    原来，演讲时的一个听众写信给冯友兰说，他很喜欢哲学，现在正在读哲学史教科书；可是，英文生字太多，查起来很费事。他想把每天的生字都写下来，标明书的页数，叫冯友兰填上相当的中文字，按字给报酬。算起来，并不比他在饭馆工作挣的钱少。冯友兰喜出望外，这个工作对他来说并不算困难。很快，他又在另外一家饭馆找到了一份刷盘子的工作，比原来的工作还要轻松一些。

    为了帮自己的学生冯友兰向哥伦比亚大学申请奖学金，杜威教授在推荐信中极力赞扬他，可惜却始终没有得到回音。不过，学校出于照顾，给他安排了一个闲差，任务是管理图书馆里的中国报纸，工资每月8元。工作的内容，就是等图书馆订的中国报纸到了，由他到收发信件的地方把报纸取回来，送到图书馆的中文书籍阅览室里，将报纸放上夹子， 摆在架子上，以供人们阅览。冯友兰有了这3份收入，每月就共有30多元钱；再加上断断续续的官费，坚持完成了学业。

    【大师小传】

    冯友兰（1895—1990），字芝生，河南南阳唐河人。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

    1915年自中国公学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中国哲学。1919年赴美留学，1923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中州大学、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抗战期间，任西南联合大学哲学系教授兼文学院院长。1946年赴美任客座教授。1948年末至1949年初，任清华大学校务会议主席。曾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印度德里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名誉文学博士。自1952年以后，一直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他在人生最后十年，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国哲学史新编》。1990年11月26日逝世。

    他创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从而完成了中国传统哲学向现代哲学的转化。他继承、发展了中国哲学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优秀传统，建立了至今最好的人生境界论。他以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扬儒家哲学思想为己任。他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旧称“大史”）是中国近、现代第一部完整的哲学史著作，奠定了他作为大哲学史家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奠基人之一的学术地位。

    林语堂：留学便是收获知识与幸福的旅程

    林语堂的留学生涯，是和他的婚姻一起度过的。虽然这段婚姻是旧式的包办婚姻，却有着少见的和谐与幸福。或许，正是异国他乡的环境，让这段婚姻在相濡以沫中健康地成长了起来。

    爱情：从婚后与留学开始

    林语堂的妻子廖翠凤，是厦门市一个钱庄老板的女儿，一名精明能干而又温柔贤惠的女子。当初，林语堂因为对初恋的姑娘旧情难忘，在心灰意冷时任由父母做主订婚，并不十分情愿迎娶这位妻子。但是婚礼当天，林语堂忽然醒悟，不管怎样，既然已经结婚，那她就是自己的妻子。何况，这个富家小姐并没有嫌弃自己是个穷牧师的儿子，自己就更应该对她好。他一想罢，便在婚礼当场撕掉了婚书，表示永远不会和妻子离婚；因为婚书只在离婚的时候有用。

    婚礼结束后不久，林语堂就带着新婚妻子，登上了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号轮船。林语堂在结婚之前，已在清华学校考取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将在那里攻读比较文学硕士。同船的，还有不少清华同学，如桂中枢、钱端生、郝更生等人。因为同校又同船的缘故，大家相处得很是融洽。

    这段旅途，也可以算是林语堂夫妻的蜜月旅行。廖翠凤是个聪明、好强的女人，随丈夫来留学，她下定决心要尽快了解西方的生活，尤其是吃西餐的礼仪。在船上，她一直留心着大家吃东西的方式和礼仪，并暗暗记在心里。“哥伦比亚”号还没抵达美国，廖翠凤就对这些已经完全精通了。

    但是，生性随意不羁的林语堂却懒得理会这些，始终搞不明白该用哪个勺儿喝汤，用哪个叉子吃鱼；甚至经常会拿错别人的酒杯。廖翠凤看到这个可爱的糊涂丈夫一副笨手笨脚、不明所以的样子，就心里暗笑，只好不厌其烦地反复提醒丈夫该怎么用。这让林语堂很是诧异，明明大家一起上的船，她怎么对礼仪会这么精通？

    正当两个人的感情迅速升温，体会新婚的甜蜜时，廖翠凤却生病了。她患上了盲肠炎，疼得死去活来。船上的医生建议他们最好做手术。林语堂看到妻子如此痛苦，很是心疼，决定到了夏威夷以后就下船给廖翠凤做手术。但是，廖翠凤坚决不肯。她不像丈夫那样冲动而不计后果。生活上的事她要考虑清楚，要给丈夫做好后盾工作。因为，两个人的手里只剩下自己的嫁妆1000个银元了。丈夫的奖学金（只是半份），又只有很有限的每月40美元，连支持一个人的生活都很勉强。如果再下船去做手术，1000个银元恐怕就所剩无几了。如果手术不是很急切，就缓缓再说。

    在廖翠凤的坚持下，他们并没有去做手术，而是选择了在船上吃些药治疗。还好，廖翠凤的病情渐渐好转了。林语堂为了照顾、陪伴生病的妻子，夫妻二人常常整天都呆在船舱自己的房间里度过。同行的朋友还以为他们是新婚甜蜜、享受蜜月，就常常拿这事打趣他们。

    他们终于顺利抵达美国大陆东海岸，在波士顿市赭山街51号住了下来，开始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哈佛“既清苦又愉快”的日子

    翠凤是个能干的妻子。她用这有限的钱，却把两个人的生活打理得非常周全。以她出身钱庄家庭的精明，认真规划家庭支出，详细了解当地市场行情，尽量以最少的钱买到最好、最多的东西，以便让林语堂能够衣食无忧，专心读书。林语堂和廖翠凤是一对非常互补的夫妻，一个感性，一个理智；一个学识渊博，一个精明能干。廖翠凤确实是林语堂的好管家，甚至更像是姐姐或者母亲，照顾着丈夫这个大孩子。而林语堂的主要任务，则是以哈佛的卫德诺（现在译为怀特纳）图书馆为家。

    他们租了两间房子，与房东太太共用一个厨房。另外还有一个拳击教师、一个未嫁的小姐与他们同住，这二人都在和大学有关的一家饭馆里工作。有一次，林语堂负责清理厨房，从门后的一个口袋里，竟然倒出一只死老鼠来。他顿时吓得有点慌乱，匆忙中把那只死老鼠扫到地板的一角儿，没敢藏在垃圾桶里。为这件事，他后来一直觉得很丢脸。

    然而，幸福的生活并没过多久。廖翠凤的盲肠炎复发，而且这次是急性的，必须立刻动手术。林语堂毫不犹豫地把妻子送去了医院。主刀的医生是一位天主教徒。廖翠凤第一次动手术，多少有些惶恐不安。林语堂曾了解一些医学常识，知道盲肠炎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安慰完妻子以后，他就在外面等待。他趁机抓紧时间，翻看盎格鲁·撒克逊文字的语法。看书太过投入的他，根本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等他想起来的时候，才发现手术已经过了3个小时。他正在担心是不是有什么问题的时候，终于得知手术已经成功做完。但是不幸，没多久廖翠凤的伤口受了感染，要第二次开刀。

    为了动手术，他们原本就有限的钱已花得所剩无几。林语堂从衣袋里翻出仅剩的13美元，只够勉强购买一罐“老人”牌麦片了。于是，林语堂就成天与麦片打起了交道；直到一周的时候，他已经对麦片完全“免疫”，再也吃不下去了。当廖翠凤后来知道这件事后，直夸他有英雄气概，每每谈起还得意一番。接着实在没有办法了，廖翠凤只好让林语堂给她家里打电报，请她二哥帮忙借来1000元美金。

    钱很快寄到了，终于把林语堂从麦片的包围中救了出来。而接连2次手术，让廖翠凤的身体有些虚弱，在医院里休养了一段才出院。当时正是冬天，满街是雪。林语堂找来一辆雪橇，把妻子接回家来。夫妻终于走出了困境，团圆了，两人不禁好好庆祝了一番。

    没过多久，哈佛的教授绥尔夫妇来看望他们，可能是得知廖翠凤的病情康复了吧。哈佛的教授夫妇们，都很懂得照顾留学生的生活。绥尔太太被指定照顾林语堂夫妇的社交生活的。她的名字叫做翟茜·威尔逊，是威尔逊总统的女儿。她还常邀请林语堂夫妇到他们的家里吃饭。他家客厅里，摆着北极熊巨大的牙；还有威尔逊总统很宝贵的画像，像上还有他3个女儿，围桌而坐。

    有一次，林语堂和廖翠凤应邀来到绥尔家吃饭，绥尔教授出来迎接他们。但是他们看到教授意外的表情，才意识到自己好像记错时间了，邀请的日期不是这一天。但是，现在留下也不是，立即回家也不是，夫妇俩尴尬得不知如何是好。热情的绥尔太太连忙安慰他们，又匆匆去准备晚饭款待他们。

    在哈佛的时光过得很快，匆匆就过去了1年。夫妻俩相濡以沫的生活，过得既清苦又愉快。他们平时都没有什么娱乐，甚至正赶上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足球赛，也没舍得花钱去看一场。

    这时又忽然传来不好的消息，林语堂连那半份奖学金也被取消了。负责奖学金分发的，是清华的留美学生监督施秉元；他原是清华学校的校医，由于他叔父是驻美大使施肇基的关系，才弄到这个不少人觊觎的美差。他没有任何解释和理由，就取消了林语堂的奖学金。此后传来他的死讯，使林语堂甚至生平第一次为人死而高兴。据说，他是做股票生意失败而上吊死的。但是，林语堂的奖学金一事就此便了无音讯，再也无人理会了。

    积蓄因为手术而用光，又失去了生活来源的林语堂夫妻，一时愁眉不展。廖翠凤不愿意再开口向自己家中要钱，因为她重男轻女的父亲向来并不喜欢她；如果不是二哥，上次的钱父亲都恐怕不会寄来。林语堂支持妻子的做法，很欣赏她的骨气。于是，他们只好自己想办法筹钱。然而，林氏自己家中是指望不上的；而在这儿相识的留学生各个生活都不富裕，很难借到钱。怎么办呢？

    正在垂头丧气的林语堂，忽然灵光一现，想起临走前北京大学教授胡适跟他说过，希望他回国以后能放弃清华，到北大任教；如此学校可以预付一部分津贴。

    捞到救命稻草的林语堂，立刻给胡适写信，希望他记得这个约定，可以给自己汇点钱来。但他又听说胡适家境并不富裕，却依然资助学生的事；便在电报中特意注明，希望胡适给自己当担保，从学校预支点钱就可以了，不用他本人借。很快，胡适就给他寄来了1000美元。后来，他又一次穷困潦倒时向胡适求助，又寄来了1000美元。胡适还特意叮嘱，这钱是北大的津贴，要林语堂一定记得约定归国来北大。

    虽然林语堂偶尔会抱怨北大有买人的嫌疑，但是跟清华学生监督的绝情比起来，北大在自己危难中能伸出援手，足见其诚意了。所以，他为了守信，学成后便谢绝了许多国外名校的邀约，回国来到北大。当时因胡适不在北京，林语堂便当面向北大校长蒋梦麟致谢。蒋梦麟很惊讶，忙说北大没有预付津贴资助留学生的政策，应该是胡适自己出钱资助的。这时候，林语堂才明白胡适对他的器重和心意。

    在法国教中国劳工

    1922年，由于学业关系，林语堂要离开美国前往德国；但是，由于担心花费太大，最后他决定想办法先找个工作，有了一定的收入后再继续读书。于是，他向“中国劳工青年会”申请工作职位，没过多久就被聘用了，让他到法国的乐魁索城教中国劳工读书识字。并且，青年会还负担夫妻俩从美到法的旅费。

    由于中国当时参加了协约国，派了10万劳工到欧洲去。这些劳工的主要工作，是运送并埋葬在一战时期阵亡的大量死尸。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缘故，当时法国男人的数量很少。青年会里的中国男人，便有不少与法国小姐缔结了良缘。林语堂就是去教这些劳工的。夫妻俩接到这个好消息后，非常激动，赶忙打点好行装出发了。

    他们来到乐魁索后，住在青年会外的一栋房子里。住的还算舒服，床很高，垫子也很厚。唯一不方便的，就是厕所离得比较远，在花园的外面。吃饭的时候，常常是四五个人围在一张桌子上吃。这些人里还有一个厨师，他的一只手老是打哆嗦。所以，每一次他手里端着一碟子菜送过来时，总是颤颤巍巍，让人看不出他是要给你还是从你手里抢回去。

    为了给劳工们上课，林语堂自己编写了一本千字文教材。但这时候他既不会法文，也不会德文。除了上课之外，他为了学业，开始下功夫自修德文，一段时间后也算稍有小成，可以自己用德文给殷内大学写入学申请了。廖翠凤则在这里结识了一个好朋友，是一位法国太太，她经常跟着对方学法语。

    林语堂带廖翠凤在乐魁索城照相留念的时候，廖翠凤穿了一件看起来很神气的浅褐色大衣，是她还在波士顿的时候买的，很喜欢，一直舍不得穿。

    后来，他们又到附近的凡尔登战场参观。法、德在那里打了三四年的壕沟战，满目疮痍，四周连一棵树木都没有，非常荒凉；到处散布着弹壳、刺刀、断成两截的枪支。一向感性的林语堂，伫立在曾经上的战场上，想想战争的残酷，他又难免思绪如潮，感慨万千了。

    在这里，林语堂还有一点自己小小的秘密。他想在法国找人，这个人是他的祖父。早在咸丰十年（1860）太平天国之乱时，漳州发生大屠杀，林语堂的祖父被太平军拉走扛东西当脚夫，后来便始终音信全无。林语堂的父亲林至诚当时藏身在床下，没有被人发现。林语堂的祖母便带着林至诚和另外一个一两岁的婴儿，逃到鼓浪屿居住了下来。林语堂总觉得，自己也许有机会还能找到祖父。他便在法国劳工里认真搜寻起来，虽然可能性很小，他也想试试看，至少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在乐魁索城的一段日子里，林语堂已经攒下了一部分积蓄，德国殷内大学也通过了他的申请。他们终于可以动身去德国继续学业了。

    浪漫的德国生活

    德国殷内镇是个古老、美丽的小镇，也是大诗人歌德的故乡。在这里，林语堂和廖翠凤度过了一段惬意的时光。他们住的公寓，是带壁炉的老式房子。学会了如何调整火的大小，用灰埋火保持火种，就可以使屋子里整日保持温暖。林语堂看着壁炉熊熊的火光，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不禁又神思飘渺起来。可是，这不像美国的公寓里有冷、热水管，洗浴只能用壶和盆。

    林语堂的功课并不繁忙。所以，他们可以经常出去四处闲逛。每天早上他们一起散步，走在狭窄的街道上，目光所及，都是一些古老的建筑，时间也仿佛凝滞了，一切都显得那么悠闲而有韵味。林语堂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这里了。这个古老的欧洲大陆，充满着魅力。不像美国的一切，因为全新而显得千篇一律，缺乏文化沉淀过的厚重。大凡古老的东西，建筑、风俗、语言……这些都是那么地吸引着他。

    小镇有个古老的传统，很多人都喜欢决斗，身上留下伤疤也在所不惜；甚至以此为荣，仿佛自己得到了更高的学位一样。林语堂和廖翠凤在这儿的娱乐，通常是看决斗、郊游。两人手拉手一起去上课，一起去郊游，充分享受着德国大学生的自由生活。春天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到布拉格市去游览一番。

    幸福的日子总是过得很快。林语堂在殷内大学读了一个学期，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然后又转到莱比锡大学，攻读语言学博士。

    MaxForester教授的英文课，廖翠凤也常和林语堂一起去听。廖翠凤是个很注意的人，对林语堂的衣着打扮都要求严格，不允许他出现邋里邋遢的样子；吃东西也要营养搭配。她对自己却比较简单，很少讲究。林语堂自然是没有什么想法，怎样都无所谓，有夫人兼姐姐管着，他也乐得清闲，乖乖听从安排。

    他们的这种相处方式，让国外的朋友很奇怪。一位与某著名音乐批评家离了婚的美国女士，跟林氏夫妇关系很好，她就曾问过林语堂说：“林博士，你们婚姻上没有什么问题吗？”她很诧异，不明白为什么中国夫妻间竟然是这样的，与美国婚姻非常不同。

    莱比锡大学的Schindler博士夫妇成了他们的好朋友，这位博士后来是AsiaMajor杂志的出版人。

    另一位朋友是他们的前房东FrauSchaedlich，一个犹太女人。廖翠凤和她两人无聊时，会经常在一起大嚼鰽鱼。后来希特勒兴起屠杀犹太人，她的儿子被杀死了（那个漂亮的年轻人才20岁），她只能逃到伦敦。后来听说，她回家去取东西，正赶上她的房子坍塌，她就活生生被埋在了里面。

    有时候他们想放松一下，也会去附近的地方郊游，如莱比锡的Denlsmol。他们每周都要到火车站的浴池里去好好洗个澡，再买些好吃的点心慰劳一下自己。

    在莱比锡大学工业展览期间，林语堂夫妇已经搬到了市郊。女房东是一个寡妇，几乎无时不在喝啤酒、吃咸肉、抽烟。也许因为孤独、寂寞的缘故，她的举止很风流、放荡，有个男人经常来和她一起住。她总把她和那个男人之间的事情跟他们夫妻俩说。

    她几次想勾引林语堂，把自己写的情诗给他看；有一次还假装晕倒在屋里，叫林语堂扶她，好趁机诱惑他。一向洁身自好林语堂被吓坏了，赶紧叫廖翠凤去扶她。她一见没有机会，立刻就假装苏醒了。连她自己的女儿，都对她的行为十分反感。

    他们的经济还是不太宽裕。为了维持生活，翠凤只得变卖嫁妆。翠凤的母亲担心女儿会过苦日子，曾偷偷塞给她不少玉品饰作为陪嫁。但是，在欧洲当时很少有人喜欢玉器，翠凤的首饰卖不上好价钱，让她心疼不已。可没有办法，为了生活也得忍痛。林语堂总是安慰她：“凤，以后我挣了钱，再买给你。”

    在林语堂继续着泡图书馆生活的时候，发生了一件大喜事——廖翠凤怀孕了。辗转各国几年，廖翠凤始终没有身孕，她很担心，医生也说她很可能不能生育。她为此伤心了好长时间。这次终于有了喜讯，两个人不禁都心花怒放。只是，廖翠凤希望孩子能出生在自己祖国，不愿意他成为德国孩子。林语堂也很赞同，于是抓紧学习，很快完成论文。在结束口试的当天，两个人就从莱比锡出发去威尼斯了。

    他们高高兴兴地去游玩了一番，花了2周时间来做告别欧洲旅行，威尼斯、罗马、拿波利斯等地转了一圈后，终于回到祖国。林语堂的留学圆满结束，两人的婚姻也由青涩变成成熟甜蜜的果实。

    学业：从美国到德国

    林语堂喜欢看书，而且看得非常驳杂，各类都会涉猎。他生性随意，讨厌受约束，对他最大的爱好来说更是如此。他觉得，上大学就应给予学生完全的自由，他们会知道自己喜欢什么。用他的话来说，大学就应当像一个丛林，猴子应当在里头自由地活动，在各种树上随便找各种坚果，由枝干之间自由摆动、跳跃。凭它的本性，它就知道哪种坚果好吃，哪些坚果能够吃。

    来到哈佛大学之后，林语堂的第一件事，就是深深扎进卫德诺图书馆。卫德诺图书馆是校内最大的图书馆，其藏书量有几百万册，在美国仅次于国会图书馆。她的创建，与闻名世界的“泰坦尼克”号海船失事有关。房东太太曾经跟他说过，如果把其中的图书一本书挨一本书地排，可以排好几英里。这下他这只“猴子”应该可以美美地饱餐，慢慢地享受各种美味坚果了吧。

    林语堂学的是比较语言学，授课老师是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大师白璧德，陈寅恪、吴宓等人也是他的弟子。其他课程还有VonJagerman教授的“歌德研究”，Kittredge教授的“莎士比亚研究”，还有另外一位教授教意大利文。

    其中，白璧德教授最受学生们的喜爱。他是哈佛大学里当时唯一持有硕士学位的教授。白璧德在文学批评方面曾引起轩然大波，因为他主张保持一个文学批评的水准，与J·E·Springarn派的主张正好相反。他常常把法国现代文学批评家圣柏孚和18世纪法国作家著作中的精彩部分读给学生听，还从另一位法国现代批评家Brunetière的著作中引证文句。他用“卢梭与浪漫主义”这门课，探讨一切标准的消失，并把这种消失，归诸于卢梭的影响。这门课还论到德·斯达勒夫人以及其他早期的浪漫主义作家，如Tieck、Novalis等人。

    白璧德对中国现代文学评论的影响颇为深远。娄光来和吴宓后来把他的学说传到了中国。吴、娄二人的文学功底都很深厚，对文学持保守、正统观点。这与当时中国风头正劲的白话浪潮，有些格格不入。他二人和林语堂在班上坐一条长凳。

    有一次，林语堂毅然决然为Spingarn辩护。最后他发现，对于一切批评都是“表现”的原由方面，自己与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的看法完全吻合。他也反对中国的文体观念。因为，这一连串章法、造句严格的“法规”，只会把一篇好的作品捆绑得透不够气来——不论是“传”，是“颂”，或是“记”，甚至小说（“传奇”）。苏东坡写作时，只是任性而为，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他在落笔前，恐怕不会考虑这个文体是否标准。

    白璧德对林语堂的一篇文章很欣赏，题目是《批评论文中语汇的改变》。他还建议林语堂，可以把它写成硕士论文。但是，林语堂却没有机会完成那篇论文，因为他不久就离开了哈佛。

    林语堂不太喜欢听Kittredge教授所讲的莎士比亚那伊丽莎白时代的英文，只听了一两次课；倒是对他穿着灯笼裤，身子挺得笔直，在哈佛校园里漫步的情景，更感兴趣。Kittredge教授称得上是一部“活百科全书”了。

    完成了1学年的学习后，系主任看到林语堂在圣约翰大学时的成绩单上各科都是A，很是惊讶这个学生的学习能力。哈佛的课程他应该都已经掌握了，没必要留在这里了。于是他告诉林语堂：“你不必在哈佛上课了，只要到德国的殷内大学再去修一门莎士比亚戏剧；而且不必上课，就能获得硕士学位。”听到这个消息，林语堂高兴极了，因为这样就可以早点毕业回国了。他兴冲冲地回去告诉了妻子廖翠凤。

    可惜没过多久，因为上文所说的津贴停发的原因，他们暂时无力去德国读书了，只好先去法国的乐魁索城工作一段时间，以攒些积蓄。期间，夫妻二人都忙着学习，林语堂为了学业而学德文；廖翠凤也正好去一个法国朋友那里学法文，为了方便在当地的生活。很快他们就攒了一些钱，于是离开乐魁索来到德国的殷内小镇，继续完成林语堂的学业。

    殷内大学的学习生活相当宽松，可以说是一种非常自主、灵活的学习方式。自由安排时间，不需要经常上课。什么时候觉得准备好了，随时申请考试就可以。甚至也没有时段限制，几年都可以。也完全没有什么请假的概念。虽然这样，上课的人数却并不少，大家都依然认真苦读；因为都是为求学而来，谁也不愿虚掷时光。

    林语堂和廖翠凤很喜欢这里的生活，经常在街道上牵手漫步。看见歌德的房子时，林语堂很受感动，尤其想起歌德所收集的物种演化的资料和他自己的一些杂物。他所著的《少年维特的烦恼》和《诗与真理》，都是林语堂非常喜欢的作品。但更令他着迷的，还是海涅的诗以及一些政论杂文。

    在殷内大学读了一个学期，历经波折，林语堂终于获得了哈佛大学的硕士学位。1922年，他转到以印欧比较语法学驰名的莱比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他一开始，就想用Siebold教授和Passy教授新的语音学方法，重新梳理、研究古代汉语的音韵。因此，他选择了跟孔好古教授学习，编写一篇以《论古汉语之语音学》为题的博士论文。孔好古教授是德国知名的汉学家，著名的莱比锡学派创始人。他见到林语堂这个从北京知名大学来的教授（虽然当前是留学生身份），很是高兴，对他表示欢迎。

    林语堂定下目标以后，就开始大量搜集相关资料，为论文做准备。本来莱比锡中国研究室里的中文书馆藏就非常丰富，而他又从柏林借了不少中文书，开始认真研究中国的音韵学。不久，他就沉迷在《汉学师承记》、《皇清经解》、《皇清经解续编》（这些书都是满清末叶体仁阁大学士阮元刻的）等书中了，也才熟悉了考证、注释诸名家的著作。

    忙碌了快1年时间，第二年4月，林语堂终于完成了这篇论文。但是，他的导师孔好古对论文的评价并不高。孔好古在鉴定中认为，基于林语堂在论文中使用德语的错误以及各种疏漏，只能给他的论文以2分的成绩。传统的德国大学规定，及格以上的论文分为4等：0.5=优秀，1=良好，2=好，3=勉强通过。林语堂的论文，仅仅得到了第三等。

    孔好古是个典型的德国学者，遇事讲求彻底、认真。一向懒散、随意的林语堂，恐怕很少去注意细枝末节。碰上这位严谨的德国老师，他就要吃些苦头了。也或许是林语堂最后作为参考依据的文献，都是中国清代学者的著作，而忽略了西方汉学界发表的有关古汉语语音方面的专著和论文，让一向为西方汉学自傲的教授不快，犯了在德国做论文的“大忌”。

    不过，不管怎样，林语堂最后还是成功拿到了博士学位，带着妻子顺利返回祖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他后来在美国成为著名作家之后，他的英文作品被译为德文介绍到了德国。但是没有几个人知道，这位美国华裔作家，竟是在德国莱比锡拿的汉学博士学位。

    【名家小传】

    林语堂（1895—1976），原名和乐，后改玉堂，又改语堂，笔名毛驴、宰予、岂青等，福建龙溪（今漳州市平和县）人。中国当代著名学者、文学家、语言学家。

    林语堂出生于闽南的一个基督教家庭，父亲为教会牧师。1912年入上海圣约翰大学学习，毕业后在清华大学任教。1919年秋赴美国哈佛大学文学系留学，1922年获得文学硕士学位。同年转赴德国，先后入殷内大学、莱比锡大学学习，专攻语言学，1923年获博士学位。

    同年回国后，他先后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务长和英文系主任。1924年成为《语丝》的主要撰稿人之一。1926年以后到厦门大学任文学院长，研究语言，并写杂文。1927年任外交部秘书。1932年主编《论语》半月刊。1934年创办《人间世》。1935年创办《宇宙风》，提倡“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凋”的小品文，成为论语派主要人物。同年出国，在美国用英文写《吾国与吾民》、《风声鹤唳》， 在法国写《京华烟云》等长篇小说和文化著作。1944年曾一度回国到重庆讲学。1945年赴新加坡，筹建南洋大学并任校长。1947年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美术与文学主任。1952年在美国与人创办《天风》杂志。1966年定居台湾。翌年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教授。1975年被推举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76年3月26日去世于香港，4月移灵台北，长眠于故居后园中。

    吴文藻与冰心：学业、爱情双丰收

    由于吴文藻夫人冰心的声名过于显赫，遮盖了他的不少光芒。他们的爱情一直被人津津乐道，却忽略了他也是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家。他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也是这些学科在我国的重要奠基人之一。而他的学生费孝通等人，后来也成了中国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界的泰斗级人物。

    学习社会学，谋求强国路

    1923年夏，吴文藻离开祖国，赴美留学。吴文藻最初的想法，是学习自然科学。但是，当时中国的贫弱状况与危难形势，使得他放弃了科学之梦，而毅然转向社会科学。于是，吴文藻进入新罕布希尔州达特默斯学院学习社会学。

    1925年秋，吴文藻在达特默思学院社会学系毕业后，顺利获得学士学位。不久进入纽约市著名的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社会学系，攻读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在该校历史特殊论学派宗师博厄斯与著名女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影响下，他对人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就一直尝试将人类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吴文藻与好友潘光旦同处一室。潘光旦致力于优生学，吴文藻则侧重于从文化与环境方面研究社会学。两人虽然专业不同，可钟情于学问、欲献身学术的热忱是一样的。他们时常相互切磋、讨论。随着学业的日益精进，两人的友谊更是越来越深厚。

    1928年末，吴文藻成功完成专业必修课的笔试，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通过他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并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

    遥想1919年的“五四”运动，对吴文藻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震动。他积极投身其中，写了许多热爱祖国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文章。五四运动以后，吴文藻又阅读了孙中山、廖仲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大量文章，从而更加树立了他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高尚情操。吴文藻在后来大力提倡和推行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也是源于他的深切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对当时中国贫穷落后和任人欺凌、宰割的局面十分痛心，认为究其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落后；而要改变这种落后状况，首先便应该学习西方比较先进的科学与文化。

    于是，吴文藻到了美国之后，即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和研究之中。他先后学习了社会学、经济学、人类学、历史学、人口学、逻辑学、伦理学等众多课程，还学习了法文和德文。

    吴文藻关于中国社会问题产生的历史根源的思考，在他的博士论文《见于英国舆论与行动中的中国鸦片问题》里，有着深刻的展现。他决心以社会学和民族学为终身专业，想通过对中国在这两方面情况的研究，找到改变中国社会落后状态的合适方案。正是在这一信念的支持下，吴文藻在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的情况下，就回到了祖国参加工作。

    留学路上，邂逅佳人

    留学期间的吴文藻，可谓学业、爱情双丰收。他意外地收获了一份真挚而持久的爱情。

    1923年8月17日下午，吴文藻登上“约克逊”号邮船。迎着海风，他凭栏凝望着眼前辽阔的海面，心里思绪万千。祖国的未来、自己的方向……这些问题困扰着他。却惟独没有想到，自己在这艘开往异域的船上，会遇到一个情投意合的爱人。

    和他同船的，有100多名中国留美学生。其中，在燕京大学的留学生里，有一位知名的才女冰心。

    出国前夕，冰心接到昔日贝满中学老同学吴搂梅从美国的来信，说她弟弟吴卓是这一届的清华毕业生，也要与冰心同船前往美国留学，嘱咐她在船上予以关照。冰心叫她的朋友许地山去清华男同学的船舱里找吴卓。不一会，许地山就将吴文藻误认为是吴卓带到了冰心的面前。

    冰心看到面前是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有一副方正的面庞，一双粗黑的眉，细长的双目，大小适中的嘴，笔直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冰心一见面就对他说，他的姐姐来信，托自己路上照顾他。

    吴文藻听了这番话，感到十分奇怪。自己姐姐远在江阴家乡，因家庭贫寒，无力供她读书，她怎么会结识这位燕京大学的留学生呢？他忙说：“家姐的读书很少，不知道她还会写信。”

    详谈之后才搞明白，原来是对方认错人了。吴文藻告诉冰心，自己不是吴卓。但他也是清华的学生，刚被选送至纽约达特默思学院深造。

    此吴非彼吴，这个书生气十足的青年，竟然不是同学的弟弟。冰心感到格外尴尬。为缓解气氛，冰心便邀请吴文藻加入几个燕大同学正在玩的丢沙袋游戏。

    游戏结束以后，两人就倚在船栏上闲谈起来。交谈中，他们得知了彼此的求学方向。吴文藻想学社会学，冰心则打算学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19世纪诗人的功课。吴文藻平日也非常喜欢阅读各种文学著作，便询问冰心是否读过拜伦和雪莱的书。冰心回答没有。颇有几分书呆气的他，就毫不客气地说：“你作为学文学的人，怎么连这些书都还没看过呢？”甚至还叮嘱冰心这次到美国后，一定要多读一些书，否则就是白来了。

    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冰心。这时她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她的诗被称为“繁星”格、“春水”体，几乎人人见了都要恭维一番。然而，吴文藻却对这位才女并没有例行的奉承，反而直率地指出她读书少。冰心听过太多赞美，对逆耳的忠言一时难以承受，但也让她对他的印象十分深刻。她暗暗在心里把这个略显憨直的清华学生定位在了一个诤友、畏友的位置上。

    冰心偶尔听到清华的一位学生说过，吴文藻这人极傻，有个女生一直追他，出国前送他礼物；而他却因为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来，轻易拒绝了人家，简直是傻子。

    几天以后，冰心在甲板上偶遇吴文藻，同他谈起了这件事。吴文藻说出了自己和那个姑娘之间的原委。原来，那个姑娘是吴文藻乘火车回江阴时，在车上给她让座而结识的。她觉得，吴文藻是个善良、实在的人。知道他要出国，就送了他一枚心形领带夹作为礼物。他怕耽误人家，才说出那番话的。同学们都笑他傻，觉得把她作为后备也无妨。善良的吴文藻却不愿意这样做。冰心不由地对吴文藻产生了好感。

    吴文藻虽然是攻读社会学与民族学的，文学修养却也非常高，和冰心谈论文学毫不逊色。在船上，两个人就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爱情在学习当中成熟

    半个月后，大家抵达了美国，启程去到各自的学校。吴文藻前往新罕布希尔州。冰心一到波士顿，就收到很多的来信，一时难以应付，只好都以威尔斯利学院的明信片附上几句简短的话回复了。可她独独给吴文藻回了一封信。可以看出，这时的她对吴文藻就已经有些特别的待遇了。

    同样刚到美国的吴文藻，接到冰心的第一封信后，感到有些意外。他对冰心的第一印象非常好，想起自己在船上跟冰心说过的话，便用平时节省下来的钱，给她买了几本书，然后寄到波士顿，作为对她第一封信的回应。

    波士顿与新罕布希尔州相隔很远，两人很少有见面的机会。虽然常有书信往来，对彼此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但一开始，他们还只是保持着普通文友的关系。

    从江阴夏港走出来的吴文藻，是抱着改造中国社会的理想而前往美国求学的。他一到达特默思学院，就沉浸在知识的海洋里了。虽然冰心出于礼节的亲笔回信，给他带来了一些浪漫的幻梦，却也仅此而已，赴美的求学使命感使他从不敢倦怠。

    然而，吴文藻非常酷爱读书和买书。每逢他买到一本有关文学的书，看过觉得很好，就寄给冰心；还把其中比较精彩的部分标出来，在给冰心的信中，提醒她应该注意这些有标注的地方。冰心一收到书，就赶紧看，然后写信“报告”自己的体会和心得，像看老师指定的参考书一样认真。

    有一次，冰心的教授得知她广泛的课外阅读是缘于朋友的指点时，连声赞赏她的这个朋友是个渊博的学者。就这样，吴文藻以他自己的独特方式和本真色彩，赢得了冰心的好感。

    不久，冰心在学校里得了很严重的肺病，只能休学去疗养院疗养。她生病的时候，吴文藻并不知情。当他去纽约度假，途经波士顿与清华同学聚会时，才从同学的口中得知冰心生病住院的消息。吴文藻立刻改变了行程计划，与顾一樵等几位朋友专程去疗养院看望冰心。病中的冰心见到突然出现的吴文藻，十分欣喜。但她因身体虚弱而显得面色苍白，让吴文藻非常担心。

    但是，吴文藻也只能嘱咐她好好养病之类的客套话。因为他是路过波士顿特地来看她的，所以冰心心里还是很有感触的。这次，探访对他们的关系来说，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少女的敏感，让她感觉到彼此已不是普通同学或朋友这么简单了。

    1925年春天，波士顿的中国留学生要在该市美术剧院公演改编的英文版《琵琶记》。这是当时波士顿留学生中的一件盛事。已经康复出院的冰心也参与了演出。她给吴文藻写了一封信，邀请他来波士顿看自己的演出。此时，冰心与吴文藻已有一年多未曾谋面了。随着书信往来日益增多，吴文藻的憨厚、细心与整洁，连同他对自己专业的执著，已经深深地印在了冰心的脑海里。

    而在吴文藻心中，冰心的高雅与文静，尤其是对自己态度的“异样”，也时时撞击着他青春的心。可冰心的名气和自己清贫的鲜明对比，又使他不敢走近。如今接到冰心的邀请信和入场券，他很是犹豫，思索了良久，还是回信冰心，说自己学业太忙，不能前来捧场，为此抱歉！

    然而信刚一发出后，他就后悔了。在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他还是前往波士顿了。于是，演出后的第二天，冰心在前来看望她的几个男同学之中，意外见到了吴文藻。这让她芳心窃喜了很久，悄悄告诉他，他这次能来看望她，她非常高兴。

    此时，他们的感情还是处在朦胧、暧昧的阶段。真正让恋情成长起来，还是两个人在绮色佳学习期间的朝夕相处。

    按照惯例，在美国若要获得硕士学位，还需掌握2门外语。因此，1925年夏天，在纽约东部小城绮色佳的康乃尔大学暑期补习班中，两个人意外相逢了。吴文藻来到这里补习法文，事前并没有向冰心透露。学校里暑期没有别的中国学生，大家都去别处度假去了。于是，在这个美丽的小城里，两个人的爱情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很快就一发不可收拾了。

    他们每当求学之余，便结伴在林中散步，一起游山玩水。晚上各自学习完毕，还一起并肩坐在石阶上谈天。他们的感情，就这样越来越深厚了。

    有一天，两个人在湖上泛舟，山明水秀，微风熏人，畅游其中，不禁都沉醉了。吴文藻看准这个难得的机会，在如此浪漫、优美的氛围中，终于向冰心表白，表达了自己想与她结为百年之好的意愿。

    或许是出于矜持，抑或是有意考验吴文藻，冰心并没有当即答复他。第二天，她才告诉吴文藻，她本人没有意见，但最终的决定权取决于她的父母。其实冰心知道，只要自己愿意，父母是不会反对的。

    恋爱中的时间总是短暂的，两人的暑假补习在不经意间结束了。他们各自又回到自己的学校就读。吴文藻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以后，离波士顿近了许多。两人的恋爱关系明确了，通信和来往便更加频繁。吴文藻送给冰心一支“理想”牌钢笔和一大盒印着她原名“谢婉莹”英文缩写的精致信纸。他几乎天天写信给冰心，到星期日就写快递，因为美国邮局星期天是不送平信的。

    热恋中的情人们，感情总是无比炽热，忍受不了片刻的分离。冰心唯一的一首情诗《相思》，就是在此时写下的：

    避开相思，

    披上裘儿，

    走出灯明人静的屋子。

    川径里冷月相窥，

    枯枝——

    在雪地上，

    又纵横地写遍了相思！

    那是在1925年12月12日的夜晚，她收到了吴文藻一封充满怀念之情的来信，顿时觉得自己在孤寂的宿舍里已经无法再读下书去，于是出门漫步。在楼外的雪地上，她猛然发现，那纵横交错的枯枝，竟然摆出了满地的“相思”。她回屋后，就写下了这首诗。

    1926年，冰心以优异的成绩获得威尔斯利女子大学文学硕士学位，于当年回国，在母校燕京大学担任助教。吴文藻则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继续攻读社会学博士学位。在冰心临行前夕，吴文藻给她父母写了一封长信，并附上了自己的相片，交给冰心，叫她带回国内给她父母。他希望通过这封信说服冰心父母，同意将冰心许配给他。

    1928年，吴文藻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马上到上海拜见了冰心父母。两位开明的老人非常尊重女儿的选择，也很喜欢吴文藻的博学和朴实，便欣然同意了两人的婚事。

    【名家小传】

    吴文藻（1901—1985），江苏省江阴县夏港镇人。中国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民族学家。主要从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1923年赴美国留学，途中邂逅冰心（1901—1999，原名谢婉莹，今福建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并逐渐产生爱情；进入达特默斯学院社会学系学习，1925年获学士学位。同年进入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1928年获博士学位，并获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1929年任燕京大学教授，6月15日与冰心在燕大临湖轩举行婚礼。1938年在云南大学任教。1939年创立云大社会学系，并建立燕大和云大合作的实地调查站。1940年在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工作，对边疆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同时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常务理事。1946年担任中国驻日代表团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1951年回国，任全国政协委员。1953年任中央民族学院教授、研究部国内少数民族情况教研室主任和历史系民族志教研室主任。1959年后从事编译工作。1979年被聘为中国社会学研究会顾问。1985年9月24日在北京逝世。1999年2月28日冰心逝世，两人骨灰合葬。他们美满的爱情故事，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佳话。

    梁实秋：“白璧德的门徒”

    梁实秋虽然在文坛上颇负盛名，却一直被鲁迅等激进文人斥为“丧家的资产阶级的乏走狗”，毛泽东也曾把他定性“为资产阶级文学服务的代表人物”。他不同意鲁迅翻译和主张的苏俄“文艺政策”；提倡“文学无阶级”，不希望文学成为政治的工具。他也是积极的爱国青年，在异国他乡为祖国的荣誉而努力着。也许，他只是渴望思想能够自由翱翔，文学能成为一片净土而已。

    海上的日子

    对于留学，每个人的认识都不太相同，有的人是为了学习知识，救国强国；有的人是为了以后的工作或从政之路做铺垫，“镀金”一词由此而来；也有的人不知道作何选择，迷茫中踏上了异乡寻觅之路。但大抵还都是新奇、喜悦的吧。梁实秋却不尽相同，似乎不是很热衷的样子。

    他站在远洋的船上，心却早飞到身在祖国的未婚妻程季淑身边。这一离开就是几年时光，想到这么久不能见到她，他心里就一阵阵地疼。而多愁善感的他，也有些畏惧即将到达的那个全然陌生的世界。完全不同的语言，完全不同的生活，甚至连人的样子都是不同的，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想起在老友闻一多出国前夕，两个人还讨论过：像他们这样的人，到美国那样的“汽车王国”去，会不会被汽车撞死？闻一多到美国后写给他的信，第一句竟然就说自己尚未被车撞死。呵呵，梁实秋不禁一笑，这个倔脾气的人还是这样。不过，他劝自己出来开开眼界的话，倒是有几分触动梁实秋。或许，这个陌生的世界，总有它的几分特别之处吧。

    离情稍稍消散了一些后，梁实秋开始关注起同船的人们来。在交谈中，他结识了燕京大学的许地山。对这个人可是闻名已久，早就拜读过他的《缀网劳蛛》、《空山灵雨》等作品。一直很喜欢他的文章，今天居然和他同船前往美国，梁实秋不禁又增加了几分好感。

    在梁实秋的眼中，许地山仪表“颇不平凡，蓬松着头发，凸出的大眼睛，一小撮山羊胡子，八字脚，未开言先格格的笑。和他接近之后，发觉他为人敦厚，富热情与想象，是极有风趣的，许多小动作特别令人发噱”。

    许地山把自己的校友——著名才女冰心也介绍给了梁实秋。听到冰心的大名，梁实秋未免有些惴惴不安。他前不久还在《创造周报》上发表了对冰心诗集的评论。作家和批评家在开往异国的同一艘船上相遇，尴尬在所难免。两个人客套性地询问了对方赴美的留学专业以后，就再也无话可说了。

    但是，经过几天的相处，大家都熟稔起来，也就一扫初见时的尴尬。梁实秋发觉，冰心实在是个面冷心热的人，内心宽厚与人为善。加上许地山，三个人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友谊延续了一生。

    旅途漫漫，几个文学青年便饶有兴致地办起了名为《海啸》的壁报，张贴在客厅的入口处，3天一换。报头是由梁实秋动手设计，冰心著名的《乡愁》、《惆怅》、《纸船》都是在这时候写的。

    梁实秋也是文思泉涌，他翻译外国作品，还写诗。为了表达对祖国和亲人们的思念，他作了一首名为《海啸》的诗：“祖国？若是怀想远道相思的情侣——明月有圆有缺，海潮有涨有落。请在这海上的月夜，把你的诗心捧出来，投入这水晶般的通彻玲珑的无边天海！”

    美丽的科罗拉多

    离愁虽然难耐，但因为有几位志趣相投的好友作伴，时间便过得快了很多。他们乘坐的“杰克逊总统”号轮船横渡太平洋，停泊在美国西北角的西雅图市。一众青年踏上了异国的土地。从西雅图市开始，大家就要踏上各自的征程了，大部分同学登上了东行的火车。

    梁实秋则是其中少数几个前往西南部内陆的科罗拉多泉的人。看着满街与自己不同肤色的人，刚刚感觉到自己的孤单，与梁实秋同行的赵敏恒竟不禁放声大哭起来，梁实秋也很茫然。他们在郁郁中前往科罗拉多，途中竟然在一个餐馆里碰到了自己的同胞，一位从广东台山来的老华侨。

    看到似曾相识的面孔，彼此不禁都亲近起来。这位老华侨的汉语不是很好，只会写不会说。大家只好以纸笔交流。老华侨免去了他们的餐费，还送给他们每人一支雪茄。他看到自己祖国的年轻学子，非常骄傲，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了同胞之爱。这群初次来到异国土地的年轻人，心里也不禁温暖了起来。这个情景，可能会终身难忘的。

    梁实秋他们终于抵达了此程的终点——科罗拉多泉。令他高兴的是，这是一个风景秀美、气候宜人的地方，有着闻名世界的名山。学校及寓所都颇幽静，远离城市的喧嚣。居民都极和蔼可亲，即使不相识，见面也会问声好，对中国留学生也极热情。这是来美国的其他留学生很少遇到的情景。

    他们即将就读的科罗拉多大学，是个规模很小而精致的学校。学生极少，只有500人左右。却颇有名气，是哈佛大学属下的7所小大学之一，以商业管理专业尤其优秀。和他一起来到科罗拉多大学的，还有8名清华的同学。他们很快成立了“科泉清华同学支部”，推举学习经济的陈肇影为干事，学习英文的梁实秋为书记。

    梁实秋安顿好自己的事情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好友闻一多写信，此时闻氏正在中北部的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绘画。他已经在美国学习1年多了。梁实秋的信中，附了几张科罗拉多的风景图片，在图片背面写上“你看看这个地方，比芝加哥如何？”写信知会一下闻一多，自己已经到了美国；又知道他素来喜欢美景，顺便以此撩拨他一下。

    没想到，几天之后等到的不是回信，而是风尘仆仆的闻一多。他很佩服这位老友，竟如此受不得美景的诱惑？不过玩笑而已，而老友的果断作风，不能不让梁实秋感动。

    闻一多正式转入科罗拉多大学美术系，而梁实秋则学文学评论。两个人虽然专业不同，但都二者皆通，梁实秋也善绘画，闻一多兼擅文墨。这样的朋友，在这样如画的地方，自然少不了切磋诗文画作，体会“西窗剪烛、杯酒论文”的乐趣。闲暇时更是携手同游，一同指点美利坚的美好河山。

    有一次，梁实秋刚学会开汽车，竟然租了一辆车载闻一多出游。在前往曼尼图公园的路上，两个人边谈笑边看风景，猛然发现好像迷路了，只好返回。梁实秋倒车时，竟然一时失去控制，向路旁的斜坡滑了下去。两人吓得面色惨白，连声大叫。车忽然停了下来，原来被两棵松树给夹住了。

    两个人惊神甫定，又发起愁来。因为坡太陡，汽车根本没办法开上去。他们只好爬上山，找人求救。终于看到一个西班牙人，他戴着宽边大帽，腰上挂着一圈绳。彼此语言不通，费了很大力气，才用手势说明情况。西班牙人看到他们车子的情况，笑了，解下绳子，一端系在车头，一端系在山中一棵大树上。梁实秋开车，西班牙人和闻一多攥住绳子向上拉，终于把车子拉到了路上。

    这次之后，两人就再也不敢如此胆大妄为了。

    科大的生活与学习

    他们的房东，是一个报馆的排字工人。房东太太密契尔夫人，是个60岁左右的妇人，有3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她像大多数上了年纪的西方妇女一样，有些肥胖，身上总系着一条围裙，头戴荷叶边的纱帽，人很和气，对待梁实秋他们也很照顾。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们吃饭一直很不适应。除了吃不惯美国人的饮食，这位太太的厨艺也确实不好，做的东西很难吃、数量又少，这让梁实秋很是痛苦。早餐还能将就，中国人一般早餐也不会吃很多；她家的早餐，是每天2片烤面包，1枚煎鸡蛋，半个桔子或葡萄柚，还有1杯咖啡。可是，午饭和晚饭都很可怜。午饭只有2片冷面包，外加一点点肉菜；晚饭比午饭只多了一道点心，有时候会有一盆汤，仅此而已。20岁出头的梁实秋，正是胃口好、饭量大的年纪。到美国后，他几乎餐餐都觉得吃不饱。没办法，只好溜出去买汉堡包充饥。

    餐前祈祷，是梁实秋的另一个痛苦之源。密契尔夫人很虔诚，每餐之前都要带领全家向上帝做祈祷。饭菜准备完毕，大家就座之后，便要举起双手，闭上眼睛说“感谢上帝赐于我们食物”。饥肠辘辘、对基督教毫无兴趣的梁实秋，看着热乎乎的饭菜却不能大快朵颐，无疑是一种折磨。他经常趁密契尔夫人闭上眼睛的时候，看看闻一多无奈的苦笑，再看看房东精灵古怪的女儿们背着母亲做鬼脸、打闹，以此来忽略饭菜的诱惑。

    但他们的学习一直很顺利，导师也喜欢他们。由于梁实秋也常常去艺术系旁听，结识了艺术系主任利明斯女士和她的妹妹。她们对中国人都很友善。姐妹俩一个教绘画，一个教理论。她们对闻一多和梁实秋的评价极高，认为是这些学生当中最有希望的。利明斯女士曾当着梁实秋的面夸闻一多：“密斯脱闻，真是少有的艺术家。他的作品先不论，他这个人就是一件艺术品。你看他脸上的纹路、嘴角上的笑，有极完美的节奏！”

    梁实秋和闻一多曾就事此讨论过，并一致认为，从艺术角度来说，西方人的面部轮廓鲜明；东方人则相对比较柔和甚至模糊，像“翻版的次数太多”。

    有一次，二人应利明斯姊妹俩的邀请，到她们家里做客。因为姊妹俩都是独身主义者，所以一直住在一起。梁实秋翻出一块清朝官服袍褂上的“黻子”，放在一个精致的画框里，作为礼物送给两位女教师。两位美国女士对这个“有海波浪，有白鸟，有旭日，居然像是一幅美丽的刺绣画”的礼物非常赞叹。她们很热情地款待，可惜厨艺欠佳，两个人忙成一团，实在也没做出什么可口的饭菜。感激于主人的盛情，两个人也吃得很开心。

    餐罢，总要找些活动娱乐一下，利明斯女士居然拿出了一副麻将牌。麻将是20世纪20年代才由中国传入美国的，在当时风靡一时。还传过来一句俗语：“一个中国人，闷得发慌；两个中国人，就好商量；三个中国人，做不成事；四个中国人，麻将一场。”所以，利明斯女士安排了这个消遣活动。这可难为了两个中国小伙，他们业余时间大部分都用来读书，对麻将实在一窍不通。不管他们怎么解释，利明斯姊妹也不相信中国人不会玩麻将。最后，4个人竟然找出了麻将规则，参照着玩起来。一晚上的时光，就在糊里糊涂的麻将中消磨掉了。

    但是，偶尔还是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让身在异国的他们，感受到祖国病弱的悲哀。

    在科罗拉多大学，有一份学生自己举办的报纸，上面刊登了一个美国学生写的诗，大意是说“中国人的面孔，活像人首狮身谜一般的怪物，整天板着脸，面部无表情，不知在心里想的是一些什么事”。有个学生把报纸寄给了梁实秋和闻一多，指名要他们回答到底每天“在想些什么？”

    他们虽然认为这个作者并不是很有恶意，但还是各写了一首诗作为回答，以高傲的口吻“历数我们中国足以睥睨一世的历代宝藏，我们祖宗的丰功伟绩”。发表在校刊上之后，一下子让他们在科罗拉多大学闻名遐迩，成了知名的人物。

    但是，事后梁实秋却并没有扬眉吐气的感觉，反而心里涌起一阵悲哀。除了祖先们的英雄事迹，中国人实在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夸耀的了。

    另一件更让梁实秋觉得耻辱的事，发生在他们的毕业典礼上。按照科罗拉多大学的传统做法，毕业生上台领取毕业文凭时，要排成并排的两队，一队男生，一队女生。但是在排队的时候，美国女生竟然都不愿意和中国学生排在一起。学校劝说无效，只好让中国学生自己排成两队，排在整个队伍的前面。美国学生都是一男一女排在一起，6个中国男学生却只能自己配对。这种情景无疑是很难受的。幸好当时在科罗拉多大学的中国毕业生是6个。如果是单数，尴尬的程度就更加难以想象了。

    梁实秋这个时候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一个人或一个国家，在失掉自由的时候才最能知道自由之可贵，在得不到平等待遇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平等之重要”的道理。

    哈佛大学与恩师白璧德

    在科罗拉多大学1年的学习终于结束了。之前的欢乐也罢，耻辱也罢，都成了过去时。梁实秋和闻一多也该踏上自己的路程了。他们抹去了对学校，对可爱的房东一家的不舍，梁实秋转入哈佛大学继续深造，闻一多则前往纽约继续绘画事业。一对志趣相投的好友，也不得不分道扬镳了。

    梁实秋非常庆幸自己能来哈佛大学。这是一所世界级名校，培养出了无数精英。来到这样的学府，收获是难以计算的。他的目标，是致力于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学习与研究。最喜欢的、也是受其影响最大的，是著名教授白璧德。他是哈佛比较文学方面的权威，美国杰出批评家，新人文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代表作有《卢梭与浪漫主义》等。中国留学生梅光迪、汤用彤、吴宓、陈寅恪、林语堂、梁实秋等人都先后成为他的学生。

    梁实秋是从白璧德教授主讲的“英国16世纪以后的文学批评”一课中认识他的。在梁实秋看来，白璧德虽然喜欢引经据典，一直被人贬为保守派；但是，他的学识渊博，是同时代中出类拔萃的。在他的文学批评中，还常常涉及整个人生哲学的课题。他质朴、随和、亲切，更不像有些讥讽他的人所说的，是一个被奉为教主一般的教师和道德家。他敏捷的想象和丰富的幽默意识，足以与任何大师比肩。

    更何况，白璧德对中国学生的偏爱，与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了解，通晓梵文经典及孔孟儒家与老庄道家的著作，这些更让梁实秋对他有着异常的崇敬和亲近感。以至于梁实秋后来经常被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批评为“白璧德的门徒”。

    这就可以看出，梁实秋受白璧德影响的深远程度。白璧德推崇近似儒家的理性与自制，这和梁实秋的天性有些相似，对“秩序”、“理性”、“稳健”有着天然的偏爱，而抵触那些偏激的、冲动而非理智的言行。这就与激进的左翼作家们有着本质上的冲突。

    在师从白璧德之前，梁秋实同大多数的中国热血青年一样，有着天真、纯洁的追求，以无尽的革命热情，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他也曾奋力呐喊过，也曾努力创作过炽烈的新文学作品。当“五四”的热潮渐渐冷却后，大多数人也就趋于冷静了。梁实秋开始慢慢转变，越来越趋于理性；遇到白璧德之后，更强化了他内心里这种真正的性格特质。

    粱实秋对自己以前的信念发生了彻底的动摇。对此，他直言不讳地说过：“自从听过白璧德的演讲，对于整个的近代文学批评的大势约略有了一点了解，就不再对于过度浪漫以至于颓废的主张像从前那样心悦诚服了。”“觉得他很有见解，不但有我们前所未闻的见解，而且是和我自己的见解背道而驰。”他开始用怀疑的眼光审视刚刚经历过的新文化运动，认为对“五四”应该以历史的眼光来重新看待。

    哈佛版的《琵琶记》

    粱实秋来到哈佛后的生活，并不寂寞。虽然老友闻一多远在纽约，但是由于哈佛的中国留学生数量远比科大要多，包括清华时代的老朋友、老同学顾一樵、时昭涵、徐宗涑等一批人，极为热闹。他们索性租下汉考克街的一所公寓，大家过起了“初级共产主义生活”。在其他地区、其他学校的同学也常常前来相聚，使这里俨然成了一个中国留学生俱乐部；以至于要准备专门的“客床”，以备不时远来的同学、朋友在这里借宿。

    大家在一起打打闹闹，轮流烧饭、洗碗，其乐融融。也许是因为大家都远在异国他乡，对祖国与故乡思念的迫切，再加上美国人普遍的优越感，让同胞之间显得更为亲切与和睦。

    有一天，轮到梁实秋主厨。他正在厨房里忙碌着做炸酱面，锅里熬着酱，香气四溢。正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读书的潘光旦等几个人前来做客。他们一进门，就闻到了炸酱的香味，赖着不走，一定要讨一碗炸酱面吃。但是人多面少，梁秋实没有办法，只好在炸酱里加了4勺盐，结果把所有人都咸得拼命喝水。

    人多了，聚在一起肯定就闲不住，大家一起商量搞些事情。梁实秋进入哈佛大学的第二年春天，剑桥中国学生会主席沈宗濂提议，演一出英语的中国戏给外国师生看。这个倡议，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于是，梁实秋和顾一樵就被责成主管这次演出。消息传出，这次的演出活动顿时成为中国留学生中的一件大事。不少人从纽约闻讯，纷纷赶来帮忙。大家群策群力，各司其职。

    顾一樵负责编剧。他把南戏剧本《琵琶记》改编成话剧，把24出戏压缩为3幕，按照脉络的发展，把几个重要部分“高堂称庆”、“南浦嘱别”、“奉旨招赘”、“再报佳期”、“强就鸾凤”和“书馆悲逢”串联起来。

    梁实秋则负责把剧本翻译成英文。号称“南曲之祖”的《琵琶记》，词曲十分精采。在翻译过程中，想完整地保存其中精髓的困难很多，需要非常高超的中、英文功底以及文学素养。梁实秋费尽心力，终于完成了。

    闻一多也远道而来，给他们的演出画了布景、设计了服装。

    最有意思的是从纽约赶过来的赵太侔，他性格古怪、内向，很是沉闷，通常都一言不发。他到现场之后，一声不吭，直接挽起袖子就动手锯木头，帮忙做起道具来。

    而在演员的问题上，却是大费了一番波折。有两个人为了争主人公蔡伯喈的角色，竟吵得不可开交。最后只好让梁实秋来担此大任，因为此君在清华的时候就有演出的经验。演员名单最终定了下来：男主角蔡中郎——梁实秋，女主角赵五娘——谢文秋，丞相之女——冰心（谢婉莹），牛丞相——顾一樵，丞相夫人——王国秀，邻人——徐宗涑，疯子——沈宗濂。

    他们在彩排时，邀请了波士顿音乐学院专任导演的一位教授前来临场指导。老先生非常认真，一一纠正了他们的不足之处。当快剧终时，有一场蔡中郎和赵五娘夫妻团圆的场景。这位教授指着男、女主角两人，很大声地让梁实秋走过去拥抱并亲吻谢文秋。敢情他不太了解中国人的习俗。

    梁实秋非常窘迫，面红耳赤地站在那里没有动作。谢文秋则好笑地静立一旁。教授一再催促，梁实秋只好红着脸向导演解释，中国自古以来并没有这样的规矩。洋导演不再坚持，却不太认可地摇了摇头。

    预演结束后，老先生特地把梁实秋拉到了一个角落里，非常严肃地建议他以后演戏最好选一出喜剧，因为觉得他不适于演悲剧。

    演出当天观众达1000余人，不少美国大学教授及文化界人士都前来观看。演出过程异常顺利，演员们发挥得很好，没有出现什么错误。观众们也看得很投入，报以热烈的掌声。看到演出这样成功，所有参与人员都非常激动。当地的《基督教箴言报》，第二天就专门报道了这次演出，还刊登了扮演主角的梁实秋的照片。

    有了这么好的一个结果，大家自然非常兴奋。演出完毕，就举行了一场庆功宴。就在大家高声畅谈、推杯换盏的时候，忽然来了一名“不速之客”，这个人就是麻省理工学院负责学生管理的丁绪宝先生。

    在演出之前，丁绪宝先生就来过剧场，斥责梁实秋他们的这出戏是宣扬一夫多妻的封建糟粕；尤其要演给外国师生看，有损国家形象，要求他们停止演出，否则就要采取措施阻止。梁实秋等人解释了老半天，也没能说服他。

    这个时候大家看见他来，都有些担心。没想到，丁绪宝先生这次居然是来给剧组人员道歉的。他看过演出后，发现并不像他想像的那样，所以觉得很是过意不去，特地赶来道歉。大家虚惊一场，这次演出终于圆满收场了。

    这出戏的余韵，还有两件趣事。

    一件是闻一多赋诗一首《实秋饰蔡中郎演琵琶记戏作柬之》寄给梁实秋，道：“一代风流薄幸哉，钟情何处不优俳？琵琶要作诛心论，骂死他年蔡伯喈。”

    另一件是在戏中与梁实秋扮演夫妻的谢文秋和一个姓朱的同学订婚，好友冰心便写诗调侃梁实秋：“朱门一入深似海，从此秋郎是路人。”“秋郎”便成了梁实秋很喜欢使用的笔名之一。

    这次的成功，给大家的鼓舞很大。于是，梁实秋等人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这个团体网罗了当时在美国的诸多留学生，也是后来中国各界的知名人士，除了闻一多、余上沅、赵太侔、张嘉铸、熊佛西、顾毓琇、梁实秋、顾一樵、冰心之外，还有梁思成、林徽音、熊正瑾、瞿士英等人。他们决心用戏剧的形式进行中华文化的改革。

    “大江会”和“国家主义”

    在芝加哥大学附近的一条街道上，一个陈旧、简陋的小旅馆里，一群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在这里一连十几天地讨论着。大家慷慨激昂，神情激动，好像做出了什么重大的决定。这正是“大江会”诞生的场面。

    梁实秋和闻一多从科罗拉多大学毕业以后，两人一起来到芝加哥参加这个中国留学生的盛会。

    早在国内清华的时候，这其中的很多人就已经相互熟识，经常在一起讨论国家前途，讨论世界大势。他们来到大洋彼岸之后，对家乡、祖国的思念，遭受到美国人的歧视等，让这些青年学子了解到了国家强大的重要性，也让他们更加团结了，大家之间的联系更加密切了。于是，他们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想法，希望能组建一个中国留学生自己的组织。梁实秋和闻一多都是发起人之一。

    经过两周的讨论，他们在原则问题上达成了统一。“大江会”的使命，是“本大江的国家主义，对内实行改造运动，对外反对列强侵略”；而目前首要的任务，为“暂时偏重反对列强侵略与鼓励民气”。

    组织的精神确定了，名字却还在讨论当中。争吵了半日没有结果，最后只得沿用以前一个组织“大江学会”的名字，确定为“大江会”。这次勉强通过。梁实秋解释说，是利用中国现成专名象征中国之伟大悠久，并没有什么特殊意义。

    一切讨论完成后，就要举行“成立典礼”了。地点是在旅店客厅，典礼的仪式简单而庄重。会场悬挂一着面绸质的五色旗，长约1丈，是梁实秋出国之前特意定制的。会员们在这面代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宣誓：“余以至诚宣誓，信仰大江的国家主义，遵守大江会章，服从多数，如有违反，愿受最严厉之处分。”“大江会”的成员很快增加到三五十人，成了海外学生团体中很有势力的一个。

    梁实秋为“大江会”做出的最大贡献，应该是主办《大江》季刊了。梁实秋并不喜欢出风头、总以多做些实际工作为满足，并不愿意参与那些组织、联谊、聚会一类的工作，就担当了《大江》季刊的主编。从与国内联系出版、发行事宜，到组稿、编稿、发排、校对等各道工序，他都做得尽心尽力，而且完成得十分出色。

    在第一期上，梁实秋撰写了一篇情词并茂、言简意赅的《发刊词》，对“大江会”的思想原则作了精确的概括说明。据说，《大江》季刊在国内发行后，梁实秋主笔的这篇《发刊词》影响极大。有人把它剪下来贴在墙上，以便时常阅读；有的学生在课业的文章里，整段地剽窃它；甚至有人见到，连北大的校役（校工）也在传抄此文。

    梁实秋和闻一多还为“大江会”策划了另一份刊物《河图》，以宣扬中华文化的国家主义。两人除了自己积极创作外，还四处筹集稿件。可惜的是，这份内容集中了各方面精华的文化刊物，却因各种缘故而没能问世。

    梁实秋的政治与文艺事业干得踌躇满志、风风光光；学习也一帆风顺，得遇令他终身敬仰的恩师白璧德教授。但此时却传来了令他紧张兮兮的消息——留在国内的未婚妻程季淑在来信里说，她的叔叔正在给她物色结婚的对象。这让梁实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程季淑自幼丧父，由她的叔叔抚养长大。当时，很多人对自由恋爱并不认可，长辈大多数还是倾向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他们两人虽然是经人介绍相识的，但只能算是自由恋爱。到了梁实秋出国时，两人的感情已经非常深厚了。临行前夕，程季淑送给他一块自己亲手绣的“平湖秋月图”丝帕，他一直珍藏着，甚至用一个极其精致的画框装裱起来。每当想念她时，他便拿出丝帕来，仿佛见到了伊人。3年以来，两人也一直鱼雁传书，慰藉彼此的相思之苦。

    得知这个消息，梁实秋再也待不下去了。幸好他的学业已经完成，虽然奖学金可以用5年，而他现在才待了3年，但为了不让心爱的未婚妻嫁为他人妇，梁实秋把学业的问题一处理完，即匆匆打点好行装，踏上了回国的路途。

    【名家小传】

    梁实秋（1903—1987），号均默，原名梁治华，字实秋，笔名子佳、秋郎、程淑等，祖籍浙江杭州，出生于北京。著名文学评论家、现代作家、翻译家。

    1915年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与闻一多等人成立“清华文学社”。1923年赴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哈佛大学留学，参与创立“大江会”。1926年回国。曾在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同时兼任上海《时事新报》副刊“青光”编辑；是“新月社”主要成员，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主编《新月》月刊。1931年执教于青岛大学。1934年任北京大学教授。1948年移居香港。次年到台湾，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主任、英语教研所主任、文学院院长，国立编译馆馆长等职。1987年11月3日在台北病逝。

    著有文集《雅舍小品》、《雅舍谈吃》、《看云集》、《偏见集》、《秋室杂文》，长篇散文《槐园梦忆》，学术著作《英国文学史》，主编《远东英汉大辞典》等。是国内第一个研究莎士比亚的权威，终其一生译出煌煌巨著《莎士比亚全集》。

    梁思成：建筑“凝固的美”与爱人“灵动的美”

    梁思成一手开创了中国古代建筑学，为挽救自己祖国几千年文明所留下的丰富古建筑遗产，耗尽了一生的心血。他和妻子林徽因，对山西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有着重大的学术贡献，也使这些埋没在荒野里的众多国宝开始走向世界。他甚至在祖国被日本侵略、亲人在战场牺牲的情况下，为保护日本京都和奈良的古建筑，竟说服美国将军，拯救下了这些世界人类文明的结晶。他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永远为着建筑的凝固艺术之美而沉醉。

    与意中人一同留学

    1923年，梁思成考取“庚子赔款”的奖学金，准备留学美国。然而，一场意外让他的留学时间延迟了，却促成了他和未婚妻林徽因一同留学。第二年，他和刚刚考取半官费的林徽因一起，准备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这个选择很大程度是受了林徽因的影响，因为林徽因早在多年前随父亲游历欧洲时，就定下了学建筑学的目标。梁思成一向热爱绘画，并模糊地感觉自己是个职业美术家。学建筑很合他的心意，因为建筑也是一门艺术嘛！

    于是，他们很快就启程来到美国，于1924年秋季注册入学。梁思成在清华的密友陈植，与他俩同时注册。他们3人一起由中国来美，同在纽约州绮色佳镇的康奈尔大学度过了夏天几个月，在预备班学习和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

    就在这年夏天，梁思成的母亲患癌症已到晚期。8月中旬，其父梁启超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过，他已决定让梁思成回中国“以尽他应尽的孝道……这病是很痛苦的，她离不开别人的照顾……梁思成的庶母怀孕了，需要他回来帮助”。整整1个月以后，9月13日，他母亲死了。然而，梁启超为了儿子的学业，最终还是没有把他叫回家。这时候，即使他坐3天横贯大陆的火车，赶上最早一班轮船，进行跨越太平洋的长时间的海上航行，他也是无法及时赶到的——除非能像今天一样乘飞机回去。

    2个月之后，他们按出国前的安排，进入费城的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深造。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于18世纪，属于常春藤大学联盟。这所大学的学术风气十分浓厚，历任校长思想活跃，研究院办得也很出色；梁思成等人就读的建筑学研究院，是尤其出色的一所。宾夕法尼亚大学与德克莱赛尔大学毗邻，与哈佛和斯坦福大学被认为是全美最好的3所大学。

    宾大建筑系在1924年时是由著名的法国建筑师保尔·P·克雷主持的美术传统的堡垒。克雷本人1896年入巴黎美术学校，接受了不仅包括建筑设计和建造的各个方面，而且也包括深入研究建筑史及简洁漂亮的透视图（及必要的美术字制作）的强化训练。克雷作为巴黎美术学校毕业的高才生，已在建筑和教学两个方面都崭露头角。后来，当他设计的华盛顿泛美联盟大厦、联邦储备局大厦和底特律美术学校这些漂亮建筑物在竞赛中获奖时，他早年的才华得到了充分证明。这些他都传授给了美国学生，而且将会在梁思成后来的事业中起重要作用。克雷作为宾大建筑系的教师继续发挥着重大影响，直到1937年退休。

    然而，与梁思成及陈植一道从康奈尔大学来宾大读书的林徽因，却不能进入建筑系，因为建筑系只收男生。好强的林徽因，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学建筑学的梦想。她主修美术系，选修建筑系，最终还是和梁思成在一起学习了。

    上大学的头一年，林徽因和梁思成之间经历了感情的斗争，有时竟爆发为激烈的争吵。他们二人的脾气、秉性很不相同。在结婚之前的这段时间里，需要好好进行调整。林徽因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女生；毫无疑问，梁思成却是一个严肃、用功的学生，他一辈子都是这样的，这是他的天性。他对他们之间关系的理解，是和他们“没有正式订婚”的状态相符的，也许和林徽因相去甚远。

    林徽因正在充分欣赏美国的自由，而她在两性当中受到的欢迎，真是令人陶醉。她已摆脱了她的传统家庭和东方文化的抑制，在新大陆旗开得胜。所以，当梁思成由于觉得不仅爱她而且还对她负有责任，因而企图控制她的活动的时候，她当然坚决要予以反击了。

    梁思成把这种相互斗争，用强烈的措辞描绘给大姐听：“今年梁思成和林徽因已在佛家的地狱里呆了好几个月。他们要闯过刀山剑林，这种人间地狱比真正地狱里的十三拷问室还要可怕。但是如果能改过自新，惩罚之后便是天堂。”他又评说道，“其实我们大家都是在不断再生的循环之中。我们谁也不知道自己一生中要经过几次天堂和几次地狱。”

    在大学时代，他们性格上的差异和互补，已经在工作作风上表现出来了。富有文学细胞、满脑子创造性的林徽因，常常先画出一张草图或建筑图样；随着工作的进展，就会提出并采纳各种修正或改进的建议，这些建议又由于提出了更好的意见而被丢弃。当交图的最后期限快到的时候，就是在画图板前加班加点拼命赶工，也交不上所要求的齐齐整整的设计图定稿了。这时候梁思成就会参加进来，以他那准确而漂亮的绘图功夫，把那些乱七八糟的草图变成一张清楚整齐、能够交卷的成品。

    他们的这种合作，每个人都向建筑事业贡献出他（或她）的特殊天赋，在他们今后共同的专业生涯中一直坚持着。或迟或早，他们就学会了在不牺牲自己个性和极不相同的脾气的条件下，相互容忍，求同存异，默契互补。

    潜心于建筑学科

    1924年，梁思成刚刚就读宾大后不久，建筑史教授阿尔弗莱德·古米尔为二年级学生开了一门课，梁思成也参加了。上过几堂课以后，他就跑去找古米尔，说他非常喜欢建筑史，从来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有意思的学问。古米尔在回答中，又问了他中国建筑史的情况。梁思成说，据他所知，在中国至今还没有关于这门学问在文字上的东西。中国人从来就不认为建筑是一门艺术，也不重视它。但他本人是怀疑的。

    当时，学建筑的都是学断代建筑学。梁思成根据恩斯特·彪胥曼教授的中国特色建筑类型摄影集，做了几次中国建筑方面的习题。这件事深深地刺痛了他，让他多年以后仍然印象深刻。他希望自己能为中国的建筑做些事情。这就可以理解，后来他们夫妻为保护古建筑而所做的那些牺牲。

    在梁思成完成在美国的建筑学学业的数年以后，国际上的美术传统精神，将由华尔特·格罗皮乌斯教授、密斯·范·得·罗赫教授和别的有影响的领导人注入国际鲍豪斯式的课程之中。在后来的30年代和40年代，梁思成还不时表示他的遗憾，说自己刚好错过建筑学走向现代的大门口。然而，对于这位注定要领导恢复中国建筑史传统的学院派唯一建筑学家来说，他在美术上训练的某些方面，肯定对他今后的成功是非常重要的。

    梁思成自己就曾提到过，当年宾夕法尼亚大学给建筑史学生出的习题里，一些对他以后在中国工作中非常有用的例子。典型的习作，是根据适当的风格，完成一座尚未完成的教堂的设计，或重新设计一座凯旋门而在创意上不能背离当时环境，或修复曾被毁坏了的建筑物。另外，他在一些展览会上看到的学生们按比例缩小的罗马建筑图样（曾获罗马奖学金），也很有用。

    梁思成在宾大就读的最后一年中，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进行了广泛研究。从比较草图、正面图及其他建筑特色入手，他追溯了整个时期建筑的发展道路。这种训练的重要性，是怎样强调也不会过分的。他当初绘制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图纸，已经很难找到了；但是，他此后15年间制作的、表明他对于中国建筑演化历史的理解的一批重要的摹拟图，现在还保存着。他的制图本领，在他完成这些作业中无疑是很重要的；至于绘画，他一直是情有独钟。

    梁思成虽然学的是建筑专业，但他在音乐和美术方面都有很好的修养。宾大要求学生自己设计作品。他的第一件作品，便是给林徽因做了一面仿古铜镜。那是用一个现代的圆玻璃镜面，镶嵌在仿古铜镜里合成的。铜镜正中刻着两个云冈石窟中的飞天浮雕，飞天的外围是一圈卷草花纹，花环与飞天组合成完美的圆形图案，图案中间刻着“林徽因自鉴之用，梁思成自镌并铸喻其晶莹不珏也”。

    梁思成说：“做好以后，我拿去让美术系研究东方美术史的教授，鉴定这个镜子的年代。他不懂中文，翻过来正过去看了半天，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铜镜。从图案看，好像是北魏的，可这上面的文字又不像。最后我告诉教授，这是我的手艺。教授大笑，连说：‘Hey！淘气包。’”林徽因也笑得前仰后合。

    在梁思成的大学时代，他的卓越才能，可由设计方面的两枚金奖及其他奖励得到证实。尽管如此，有时候他还是感到不满足，并且写信告诉了他父亲。梁启超给他的格言式的忠告是：“你觉得自己天才不能副你的理想，又觉得这几年专做呆板工夫生怕会变成画匠。你有这种感觉，便是你的学问在这时期将发生进步的特征，我听见倒喜欢极了。孟子说，‘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凡学校所教与所学总不外规矩方面的事，若巧则要离了学校方能发现。……至于将来能否大成，大成到怎么程度，当然还是以天才为之分限。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尽自己能力做去，做到那里是那里。如此则可以无人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

    学业与婚姻一同圆满

    林徽因在宾大学生生活的中间，遭受了她亲爱的父亲猝然去世的伤痛。在梁思成及他的父亲梁启超的安慰下，才度过了这一痛苦的时刻。为了赡养林徽因那失去依靠的母亲，因此梁思成必须很快找到工作。从这时起，梁思成父亲更多考虑的是他的未来，特别是在他回国时给他找一个好的职位。

    192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都从宾大毕业了。他在2月间被授予建筑学士的学位，7月得到硕士学位。林徽因也在2月以高分得到美术学士的学位，原本4年制学业，她用3年就完成了。也许他们最珍视的奖励，莫过于克雷这年夏天请他们当助手。

    学业既已完成，一直拖延着的正式订婚的时候也到来了。梁启超从天津的来信说得很清楚，他要求严格遵守所有的传统习俗。他请了一位朋友来给两个人对“八字”，找出两人的出生地点和时间以及上三代的名字。作为订婚典礼的信物，他买了两块名贵的玉佩和一对玉印。而当事人远在地球的另一面这个事实，并没有减弱礼仪的隆重。“因婚礼十有八九是在美举行，”父亲写道，“所以此次文定礼特别庄严、慎重些。晨起谒祖告聘，男女两家皆用全帖遍拜长亲，午间宴大宾，晚间家族欢宴。”将一份祭告祖先的帖子寄给了梁思成，让他去保管。

    年轻的梁思成关心自己的前途，丝毫不亚于他的父亲。宾大已经给了他建筑师的资格，但他还想在美国再呆上几个月，以便学会怎样教书。当时他可能已经知道，他父亲正在拼命地让清华要他，尽管它当时还没有建筑系。不管怎样，他明白，要教书就得对于学术文献有更广泛的了解；他尤其想知道的是，关于他特别感兴趣的中国建筑，西方都出版过什么图书。因此，他在1927年8月向哈佛大学的科学和艺术研究生院提出入学申请，说他的目的是“研究东方建筑；对于那些大厦的研究及其保护的极端重要性，促使我作此选择”。他的申请被接受了。此年9月，他就离开费城到剑桥去。而早已向往着演艺界的林徽因，则决定去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设计。

    梁思成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期间的某个时候，他的父亲寄给他一本新近发现的书——《营造法式》（建筑标准）。这本书是宋徽宗的工部侍郎李诫于公元1100年所著，于1103年出版，是北宋京城宫殿建筑的营造手册。梁启超在把它寄给儿子以前，曾仔细地阅读了这本书。他在所附的信中评论道：“一千年前有此杰作，可为吾族文化之光宠也已。”梁思成立即读了这本书。他后来承认，自己当时虽然还没有完全读懂，然而他已看到，他父亲已经给他打开了一扇研究中国建筑史的重要的大门。

    与此同时，他想通过哈佛图书馆的藏书，来熟悉用东、西方文字写成的其他有关文献。他把1927—1928学年的第一学期用来精读。哈佛的东方艺术讲师——兰登·华尔纳帮助他找到了主要的参考书，使他懂得了西方人是怎样看待中国艺术和建筑的。

    这里边的许多材料他都是熟悉的；但这些方面的学科和书籍是如何组织的，却使他很感兴趣——亚瑟·瓦莱和恩奈斯特·芬奈罗萨研究中国绘画，R·L·霍布逊和A·L·赫瑟林顿研究中国陶瓷，贝尔托尔德·劳福尔研究玉石，奥斯瓦尔德·喜仁龙研究雕刻。当时，西方有两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先行者，一位就是喜仁龙，写过《北京的城墙和城门》（1924年伦敦版）和《北京的皇家宫殿》（1923年纽约版），另一位是恩斯特·彪胥曼，他出的书有《图画中国》（1923年纽约版）和《中国建筑》（1－2卷，1925年柏林版）。梁思成在1947年对他们作了这样的评论：“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规律。他们描述中国建筑物，不懂就瞎写。但是两人中喜仁龙稍好一些，他运用了《营造法式》，不过并不经心。”

    梁思成还在哈佛图书馆里搜求有关建筑的中文书籍。可是藏书很少，才刚开始。他在文章中说，自己除了找到一些散页以外，几乎一无所获。那些散页，有的见于《古今图书集成》，有的是关于寺庙的详细记载。而在日本学者的著作中，有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的几卷关于中国佛教碑刻的书，当时拓片已经印行，而文字尚未出版。

    梁思成在哈佛读书的那几个月里，做了一大堆卡片，上面写满了将来可能用得着的注解。但是他也发现，就中国建筑史来说，他学到的东西很少。

    到次年2月，梁思成已经学完了他原来想到哈佛来学的东西。梁思成要说服林徽因缩短她舞台设计课程并离开她的新朋友们，可能是困难的。但他现在可以提议结婚了。林徽因接受了。他们就去了加拿大渥太华，大姐的丈夫在那里当总领事。他们于此年3月21日在总领事馆结婚。这天是宋代为李诫立的碑刻上的唯一日期。他们选择这个日子，就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先辈的建筑师。

    建筑之旅也是幸福之旅

    1928年春夏，两个人离开留学了4年的美国，前往欧洲欢度蜜月。

    他们的第一站是英国。林徽因是旧地重游，对丝风片云都感到亲切、欢喜；而于梁思成，这里的一切都是陌生、新鲜的。遵照父亲梁启超的安排，他们蜜月后的旅行主要是考察古建筑。圣保罗大教堂便是他们的第一个目标。

    随后是德国。他们在雨中看爱因斯坦天文台、希腊雅典风格的慕尼黑城门、历时632年才建成的北欧最大的哥特式教堂——科隆主教堂。

    结束了德国之旅，他们立刻融入“世界公园之国”——瑞士的湖光山色里。

    随后他们动身前往意大利。他们很幸运，刚到罗马，就结识了一个名叫塔诺西的姑娘。刚满20岁的塔诺西，是大学建筑系三年级的学生，一头金色的柔发，蓝宝石色的眼睛，闪着纯情的光。塔诺西能讲一口漂亮的英语。听说林徽因和梁思成是来考察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建筑，她便热情地提出给他们当向导。

    梁思成坚持从拜占庭艺术之前的建筑看起，这个建议得到了塔诺西的响应。他们决定先去庞贝古城遗址和古罗马角斗场。

    塔诺西是个很合格的向导，她带着他们几乎跑遍了罗马全城。他们看了卡必多山上的建筑群、马西米府邸和维晋察的圆厅别墅。圣彼德大教堂建于17世纪初，全部工期曾历时120年，是整个文艺复兴建筑中最辉煌的作品。

    塔诺西是个十分热情的姑娘，她建议林徽因和梁思成到米兰去，因为那里有一座全世界最大、最有气魄的教堂。他们乘火车赶到米兰。米兰是意大利北部的一座小城市，因米兰大教堂而闻名寰球。

    他们又一起来到“水城”威尼斯，在这里逗留了两天。他们同塔诺西依依惜别。塔诺西买了一只刻花皮夹和一个大理石小雕像，送给林徽因和梁思成作为纪念。这些都是威尼斯的著名产品。

    和他们可爱的向导分别后，两人又来到法国巴黎。在这里，他们参观了枫丹白露宫、罗浮宫、凡尔赛宫等众多美轮美奂的建筑。

    由于梁启超发电报来催促儿子尽早做好前赴东北大学任教的准备，他们决定放弃考察其他国家的旅行计划，由水路改道旱路，从巴黎乘火车横穿中欧大陆和苏联茫茫西伯利亚地区回国。

    【名家小传】

    梁思成（1901—1972），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日本东京。父亲梁启超是清朝著名改革家、教育家、学者，戊戌变法领导人之一。中国著名建筑史学家、建筑师、城市规划师和教育家。

    1924年入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研究院，先后获学士、硕士学位。1927年在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肄业。同年回国，先是在东北大学任教。1931年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组主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1944年任教育部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副主任。1946年任美国耶鲁大学聘问教授、联合国大厦设计顾问建筑师，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赠授文学博士。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梁思成教授一生从事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建筑教育事业，致力于保护中国古代建筑和文化遗产，系统地调查、整理、研究了中国古代建筑的历史和理论，是这一学科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新中国成立后，是国旗、国徽评选委员会顾问，曾参加人民英雄纪念碑等的设计，是首都城市规划工作的推动者，建国以来几项重大设计方案的主持者。与吕彦直、刘敦桢、童寯、杨廷宝合称中国“建筑五宗师”。

    林徽因：“嫁”给了建筑学，同时也嫁给了梁思成

    作为中国现代第一位杰出的女建筑学家，可林徽因更为人所津津乐道的，似乎还是她的美貌与文采，以及与徐志摩、金岳霖、梁思成等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而很少有人注意到她在中国建筑学科上的巨大贡献。其实，这是民国时代一位才色冠绝、学问不凡的奇女子。

    美术学与建筑学同修

    1924年，林徽因考取半官费留学，与因车祸耽搁1年的准夫婿梁思成，双双在6月起程往美国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同行的还有陈植。陈植是近代社会名流贤达陈叔通的侄儿，也是去学建筑，后来成为梁、林的终生挚友。

    海船一路风浪，7月6日他们即抵达北美洲大陆彼岸纽约市绮色佳镇的康乃尔大学。他们先在这里利用暑假补习了几门课程。2个月的暑校生活，是既快乐又紧张的。他们在这里上预备班，以调整自己来适应新环境。在校友会上，他们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大家畅谈理想，讨论人生意义，唱歌，举办化妆舞会，生活得非常充实而愉悦。

    2个月之后，梁思成顺利地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林徽因却没能如愿。那时的建筑系不收女学生，因为她们学此专业有诸多不便。幸好，美术系和建筑系同属美术学院。林徽因只好进入美术系，另外选修建筑课程。她一入学，就被安排在三年级。她的注册英文名字叫“菲莉斯”。

    宾大美术学院的教学方式独特。学院有一个设备齐全的工作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设计自己的作品。大学的档案表明，从1926学年春季开始，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助教了；而1926—1927学年她就是建筑设计的业余教师。不知道她是怎样打破大学规定的。反正从第一年开始，她就和梁思成一起上课了。建筑系一位年轻的教师约翰·哈贝孙，后来是一位著名建筑师，报告说他们的建筑图作业做得“棒极了”。

    大学时代，美国学生戏称中国来的是“拳匪学生”，非常刻板和死硬。林徽因却是个例外。她活泼、开朗的天性，以及此前有过的1年多的英国生活，使她很快便融入了异国的校园之中，还成了中国留学生学生会里社会委员会的委员。林徽因异乎寻常的美丽，聪明活泼，加上一口流利的英语，善于和周围的人搞好关系。

    美术系三年级共有4名学生，林徽因与伊丽莎白·苏特罗的友谊最深。她经常到苏特罗父母的家里作客。苏特罗晚年还依然清晰地记得，林徽因“是一位高雅的、可爱的姑娘，像一件精美的瓷器……而且她具有一种优雅的幽默感”。

    而她的另一个美国同学比林斯，在1926年1月17日给她的家乡《蒙塔纳报》写了一篇访问记，记述了林徽因在宾大时期的学生生活：“她坐在靠近窗户能够俯视校园中一条小径的椅子上，俯身向一张绘图桌。她那瘦削的身影匍匐在那巨大的建筑习题上，当它同其它30到40张习题一起挂在巨大的判分室的墙上时，将会获得很高的奖赏。这样说并非捕风捉影，因为她的作业总是得到最高的分数或偶尔得第二。她不苟言笑，幽默而谦逊，从不把自己的成就挂在嘴边。”

    林徽因聪明绝伦，在大学生的圣诞卡设计竞赛中获奖。那是用点彩技法画的一幅圣母像，大有中世纪欧洲圣母像的苍古感。这件珍贵的文物，至今保存在该校的档案馆中。

    当时中国留学生非常流行自己演出一些戏剧、话剧。曾经饰演过齐特拉公主的林徽因，自然是大家重点发展入社的目标。余上沅在给胡适的信里提到：“近来在美国的戏剧同志，已经组织了一个中华戏剧改进社，社员有林徽音、梁思成、梁实秋、顾一樵、瞿士英、张嘉铸、熊佛西、熊正瑾等十余人，分头用功，希望将来有一些贡献。”

    林徽因留学时期的业余戏剧活动，显然是她获得学士证书后进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的重要诱因。她在著名的G·P·帕克教授工作室学习，成为我国第一个在国外学习现代舞台美术的学生。她的天赋及美术和建筑的基础，使得她得以在这个专业里同样出类拔萃。那时，常有同学临到作业交卷时请她救急。其中的一个，后来成了百老汇有名的舞美设计师。可惜，林徽因自己由于将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建筑研究上，没有能够在这一领域大放光华。她终生只留下了一篇探讨舞台美术的文章《设计和幕后困难问题》（1931年8月2日《北平晨报》“剧刊”22期）。

    林徽因用2年时间，如期取得了美术学士学位；又作为建筑系旁听生，竟然不到2年就受聘担任建筑设计教师助理，不久更成为这门课程的辅导教师。

    他们的父亲梁启超大师在祖国时刻关注着他们，为孩子们寄来了国内新发现的古籍《营造法式》，它是宋代李诫所著。父亲的关怀，对两个年轻人树立起献身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决心，无疑起到了不小的促进作用。林徽因说过自己选择建筑学的原因：“我曾跟着父亲走遍了欧洲。在旅途中，我第一次产生了学习建筑的梦想。现代西方的古典建筑启发了我，使我充满了要带一些回国的欲望。我们需要一种能使建筑物数百年不朽的良好建筑理论。”

    有情人终成眷属

    梁思成每去女生宿舍约会，总是心情急切的；而喜爱打扮的林徽因，对面容、发式、衣袜……哪处都不肯草率，迟迟下不得楼来，经常叫梁思成等个二三十分钟。他的弟弟梁思永为此写了一副对子调侃他们：“林小姐千装万扮始出来；梁公子一等再等终成配”。横批是“诚心诚意”。

    然而，梁思成的母亲李夫人和姐姐，却一直很不喜欢林徽因。她们在给梁思成的信中，对林徽因责难有加。尤其是后来的一封，姐姐谈到母亲已病情加重，称母亲至死也不可能接受林徽因。

    林徽因知道后非常伤心。梁思成也左右为难，不知道去如何安慰她。林徽因不堪忍受梁家母女的种种非难，更不能忍受他人对自己人格与精神独立的干预，于是她告诉梁思成，暑校以后，自己将不再随他去宾夕法尼亚了。她坚持要留在康奈尔大学，她需要这里的湖光山色以医治自己心灵上的创伤。

    她甚至开始给狂热追求自己的徐志摩写信，以寻找心理上的慰藉。不久，林徽因已病倒了，躺在医院里的病床上了，一连几天发着高烧。梁思成对她无微不至的照顾和难以掩饰的焦虑抚慰了她，她最终决定要坚守两人的幸福。

    就在他们进入宾夕法尼亚大学不到1个月，李夫人病逝了。因为他们刚刚入校，一切尚未就绪，梁启超再三致电不让梁思成回国奔丧，只让梁思永一人回去了。

    梁思成悲痛欲绝，林徽因便同他在校园后边的山坡上搞了一次小小的祭奠。梁思成焚烧了自己写给母亲的祭文。林徽因采来鲜花绿草，编织了一只花环，挂在松枝上，朝着家乡的方向。

    林徽因留学期间，胡适到美国访问过一次。此时的林徽因非常思念故国与亲人，所以经常十分烦恼、苦痛，她把自己说成是“精神充军”。林徽因替费城教育会写信请胡适来讲演，主要意图还是借机与老大哥说说话。此前林徽因虽和胡适有过接触，但未必是能够对话的朋友。在胡适眼里的林徽因，除了是徐志摩的追求对象和梁思成的定局佳偶，更多的还是个聪慧的中学生、年幼的小妹妹。

    林徽因摊开信纸真要下笔时，却感到有点唐突。甚至刚见胡适时，她还有些不自在。幸亏胡适有绅士气度，最终消解了她的忐忑。如愿的交谈，对林徽因来说无异于久旱逢甘霖，也引起了她的万千感触。他们的话题很广，从宗教、政治到教育，特别是人事，人事里又少不了谈徐志摩。

    林徽因与梁思成离开北京后，徐志摩又与陆小曼陷入热恋，3年来发生的许多事情，万里迢迢，不免误会。经胡适排解，那些她不明白的疑窦，一一都清楚了。她往日里还以为深知的徐志摩，其实她并未真正了解他，或许还误伤过他。

    林徽因与胡适交谈之后，便检出徐志摩所有的来信再翻阅了一遍，这才逐渐看清楚了这位浪漫诗人。她请老大哥转告徐志摩，希求彼此谅解，用徐志摩常说的话就是，“让过去的算过去的”，“不必重提了，永远纪念着”。

    而林徽因与梁思成，这一对朝夕相伴的年轻人，彼此日益依恋，感情弥笃。不幸的是，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1925年猝然身亡。这对林徽因，不异于晴天霹雳，她和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又担心家里失去经济来源，故难以专心在美国的学业，渴望立即回国，却遭到母亲和梁启超的劝阻。梁启超在给梁思成的信中说：“徽音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

    林徽因又考虑到先在美国打工1年，自己解决留美经费；结果仍然未能得到梁启超的同意。林徽因具有独立的性格，见如此受到梁家恩惠，她不能不感到寄人篱下的懊丧。此前她从未产生过忧患和屈辱的意识，现在才真切感受到了立足社会的压力。

    几天后梁启超就着手兑现，致信问梁思成：“林徽因留学费用还能支撑多少时间？”嘱他立刻回告，以便筹款及时寄到。当时，梁家的经济也并不宽裕。梁启超准备动用股票利息解难，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只好对付一天是一天，明年再说明年的话。”

    由此可见，梁启超早已把林徽因提前纳入为家庭的一员了，对徽因多了一份舔犊之情。在给海外子女的信中，他牵挂着孩子们：“思成、徽音性情皆近狷急，我深怕他们受此刺激后，于身体上、精神上皆生不良的影响。他们总要努力镇摄自己，免令老人耽心才好。”在梁氏一家人的支持和鼓励下，林徽因终于走出了痛苦和困境。

    1927年9月，林徽因结束了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学业，获得美术学士学位，4年学业3年完成；同时转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在G·P·帕克教授的工作室学习舞台美术半年，成为我国第一位在国外学习舞美的学生。这年2月，梁思成也完成了宾大课程，获得建筑学士学位；为研究东方建筑，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半年之后获得建筑学硕士学位。翌年2月，他们各自完成了自己的学业，便开始了蜜月之旅。

    早在1927年底，梁启超在国内为海外的梁思成、林徽因举行了隆重的订婚仪式。遵照梁启超的吩咐，林徽因和梁思成的结婚大礼，3个月后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办。他们选定3月21日，为的是纪念宋代建筑家李诫——这一天是宋代李诫碑刻上留存的日期，也是关于李诫资料中唯一的日期。几年后，他们的新生男孩又取名为“从诫”。曾经阻挠他们婚姻的大姐梁思顺倒成了婚礼的操办人，她丈夫周国贤此时正担任中国驻加拿大总领事。他们没有按照梁启超的意思在教堂里行仪，而是将婚礼改到了总领事馆。

    林徽因纵然受了近4年的美国文明的熏陶，看上去似乎相当洋气，可她的骨子里仍流淌着中国的血脉。在人生的这一重大时刻，她的思绪还在遥远的故国。因此，她不愿穿一身白纱，照行完全西化的婚礼。渥太华找不到鲜红的凤冠霞帔，她便自己缝制了一套东方色彩的婚服，领口、袖口都配上宽条彩边。在婚礼上，她就穿着这套衣服，戴着饰有嵌珠的头饰，左右垂下两条彩缎。参加婚礼的记者，把梁、林结婚照登上报纸，引起当地的一阵轰动。

    【名家小传】

    林徽因（1904—1955），原名林徽音，福建闽候（今属福州）人。中国现代著名建筑师、建筑学家、作家、新月派诗人之一。

    她是中国第一位女性建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桥梁建筑专家。上世纪30年代初，她与夫婿梁思成一道，用现代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建筑，而成为这个学术领域的开拓者。同时，她也被胡适誉为中国一代才女。她的文学著作包括散文、诗歌、小说、剧本、译文和书信等，其中代表作为小说《你是人间四月天》、《九十九度中》等。

    她出生于一个官僚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林长民早年留学日本，是新派人物。1916年，因其父在北洋政府任职，举家迁往北京；她就读于英国教会办的北京培华女中。1920年4月随其父游历欧洲，在伦敦受到房东女建筑师影响，立下攻读建筑学的志向。1924年6月与梁启超长子梁思成一同赴美攻读建筑学。1927年夏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入耶鲁大学戏剧学院学习舞台美术设计半年。1928年春同梁思成结婚。8月夫妻偕同回国，一起受聘于东北大学建筑系。

    从1949年9月到1950年6月，他们夫妻与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另几位教师，一起完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的设计任务，并参加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1950年被任命为北京计划委员会委员，对首都城建总体规划提出了有远见的意见。1955年4月1日清晨去世，年仅51岁。

    赵忠尧：他本应在留学期间就获得诺贝尔奖

    1927年，清华大学教员赵忠尧，告别已70岁高龄的老母和新婚不久的妻子郑统英，靠自筹经费赴美国留学，攻读博士学位。

    来到大洋彼岸之后，他考入著名的加州理工学院研究院，师从该校校长、192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密立根教授。密立根教授起初给赵忠尧一个利用光学干涉仪的论文题目。并直接指导他的研究员告诉他：“你只要测量这个光学干涉仪上花纹的周年变化，就可以在2年以内得出结果，获得学位。”

    “不知天高地厚”

    听了密立根教授的话以后，赵忠尧沉默了。他觉得，这样的研究过于简单。他只身涉重洋来到美国，并不只是为了一张博士文凭；而是要学到真本事，回国后能派上用场，圆自己的科学救国梦。他请求密立根教授，能否可以更换一个可以学到更多东西的题目。

    当时学校有个惯例，导师给什么题目，学生就得做什么。密立根教授尽管感到意外，显得不高兴，但过了一些时候后，还是给他换了一个“硬Y射线通过物质时的吸收系数”的题目，并说：“这个题目你考虑一下。”

    这位从1916年开始就担任美国物理学会主席的密立根，说惯了官场的客套话，实际上是不容赵忠尧再考虑的。偏偏赵忠尧又过分老实，再加上心高，还嫌这个题目简单，竟回答说：“好，我考虑一下。”

    密立根教授一听，不禁火冒三丈，毫不客气地嚷道：“这个题目很有意思，相当重要。我们看了你的成绩，觉得你比较合适。你要是不做，告诉我就是了，不必再考虑。”

    看见导师严厉的目光，赵忠尧连忙表示愿意，接受这个题目的研究。

    多年后，赵忠尧在谈起这件事时说：“回想起来，密立根教授为我选择的这个题目，不仅能学到实验技术，物理上也是极有意义的。这一点，我在以后才逐渐有深刻体会。”

    说来有趣，过了许多日子，在赵忠尧的博士论文交教授们评议时，密立根还翻出旧账来当笑话讲：“这个人不知天高地厚，我那时给他这个题目，他还说要考虑考虑。”惹得教授们哈哈大笑。

    不过，这笑声是善意的，赵忠尧的论文在评分时得了优等。

    埋没了60年的伟大成就

    接受了密立根教授安排的题目后，赵忠尧便开始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当中。实验室里工作异常紧张，他常常上午上课，下午准备仪器，晚上则熬夜取数据。夜间，必须每隔半小时测一次数据，只能让闹钟半小时闹一次，以获得断断续续的短暂睡眠。

    留学并没有使赵忠尧洋派起来，他衣着朴素，没有任何不良嗜好，甚至连跳舞也不会，只是一个心眼学习和研究。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赵忠尧终于从实验中了发现奇迹：当选定的硬Y射线通过重元素时，那个用于吸收系数的克莱因·仁科公式出现了偏差，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反常现象”。赵忠尧将研究结果整理成文。但由于实验结果与密立根的预期不符，密立根不敢相信。3个月后，密立根迟迟不表态。

    无奈中，赵忠尧只好求助于直接辅导他的鲍恩教授。了解实验全过程的鲍恩，终于说服了密立根。赵忠尧的论文，在1930年5月15日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接着，赵忠尧取消了渴望已久的暑假旅行，又一头钻进实验之中。此年9月，赵忠尧发现，与“异常吸收”同时存在的还有“额外散辐射”；故又写出题为《硬Y射线的散射》的论文，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杂志上。

    与赵忠尧同为密立根教授博士研究生的安德逊，此时正在赵忠尧的隔壁做论文，他对赵忠尧的实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注。1932年，安德逊因发现正电子径迹而获得诺贝尔奖。这时，人们才认识到：赵忠尧才是最早观察到正负电子对产生与湮没的人。

    然而，由于历史等原因，西方某些学者却肆意抹杀赵忠尧的贡献，歪曲这个结果长达60年之久。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杨振宁教授花了大量精力收集分析资料，于1990年在《国际现代物理杂志》上著文，才恢复了历史的真实。杨振宁在列举史实后，非常愤慨地说：“这就太不公平了！”“所以我要写文章纠正这一令人遗憾的事，澄清事实，以正视听。”

    丁肇中教授也曾动情地说：“要不是赵教授在30年代对正负电子湮没发现做出的巨大贡献，我们就不可能有正负电子对撞机，也就没有今天的物理研究。”

    诺贝尔物理学奖委员会前主任爱克斯朋，在1997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坦诚地写道：“……书中有一处令人不安的遗漏。在谈到有关在重靶上高能（2.65兆伏）伽马射线的反常吸收和辐射这个研究成果时，书中没有提到中国的物理学家赵忠尧，尽管他是最早发现硬伽马射线反常吸收者之一。赵忠尧在世界物理学家心中，是实实在在的诺贝尔奖得主！”

    中国第一台加速器的诞生

    在中国科技大学，至今仍保存着由赵忠尧主持建造的中国最早的加速器——70万伏质子静电加速器。这台加速器，为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的起步，及培养核物理研究人才，做出过重大贡献。被周培源教授称为“我国核物理的鼻祖”的赵忠尧，为建成中国的加速器梦寐以求，历尽艰辛。

    早在上世纪30年代，赵忠尧学成归国之后，任教于西南联合大学。他和张文裕教授合计，要在国内开展核物理研究，刚开始时起码要有一台加速器。于是，他们跑了2年杂货摊，除了找敲水壶的工匠制作了一只铜球，搞到一点输送带，建了一个架子外，其他一无所获。最后，在战乱中他们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多少有些天真的计划。

    1946年夏，美国在太平洋进行原子弹试验。赵忠尧受中央研究院推荐，作为中国唯一的科学家代表前去参观。此后，他再去美国，便利用中央研究院汇去的少量经费，购买国内难以买到的加速器部件；连同几年来先后采购的实验器材，准备运回祖国，以实现他20年前的那个梦想——正负电子对撞。

    不久以后，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加速了赵忠尧回国的进程。赵忠尧利用1949－1950年中美之间短暂的通航时期，设法将30多箱器材从与国民党当局有联系的仓库中取出，办理了托运回新中国的手续。1950年6月，赵忠尧设法登上“威尔逊总统”号，从洛杉矶启程回国。可一上舰，美国联邦调查局的人就来找麻烦，扣留了他最宝贵的物理书籍和期刊。

    船到日本横滨，他和另外两个从美国回来的人，被美军便衣叫去搜查，说他携带“原子秘密”回国，工作笔记等物品被抄走，连一块普通肥皂也要拿去检查。尽管什么也没查到，赵忠尧等3人还是被戴上手铐，投进了日本的巢鸭监狱。

    此时，蒋介石的驻日代表前去充当说客，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也来电邀他前往教书，但都被赵忠尧严词拒绝。无论多少次审讯，赵忠尧对所谓携“原子秘密”回国的罪名一概否定。后来，美国军警把赵忠尧带向刑场“陪斩”。赵忠尧宁死不屈，坚信谎言终将破产。1950年10月，美国政府慑于世界舆论的巨大压力，只好退让收场。

    赵忠尧终于恢复自由，并于1951年初回到北京，供职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从此，他肩负开创中国核科学研究的使命，利用千辛万苦从美国运回来的器材，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核物理实验室，并于1955年终于建成我国第一台加速器。赵忠尧多年来的科学梦想，终于在祖国实现了。

    1958年，赵忠尧负责筹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并担任系主任。他精心挑选师资，具体落实课程设置、教学大纲和专业教材，亲自编写讲义，并讲授《原子核反应》课程；并将1955年建成的加速器运到学校，进行实验和培养人才。他悉心培养的我国几代科技人才当中，许多人后来成了我国核物理研究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合肥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国家大科学工程的开拓者与重要骨干。

    【名家小传】

    赵忠尧（1902—1998），浙江诸暨人。著名科学家、教育家，被周培源教授称为“我国核物理的鼻祖”。1925年毕业于东南大学，并进入清华大学任教。1927年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留学，1930年获理学博士学位。1931年赴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访问。同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大学、云南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中央大学教授。1946年赴美国一些核物理实验室访问，并进行研究工作。1951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系主任，中国核学会副理事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吴大猷：照料重病爱人而功课依然辉煌

    吴大猷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是著名物理学家饶毓泰的得意门生。他毕生献身于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为中国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在世界物理学界也享有盛誉。而他与阮冠世在留学期间的爱情故事，也被人们传为美谈。

    历尽千般苦，伉俪同留学

    1929年，23岁的吴大猷从南开大学研究院毕业了，因为成绩优异留校任教。当时他的导师饶毓泰教授身在德国留学，还惦记着这个优秀的学生，希望他能够继续深造，并一直为他寻找机会。终于在2年后，饶毓泰与清华大学叶企孙教授联合推荐吴大猷获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研究奖助金，赴美国留学。

    吴大猷兴冲冲地跑去女友阮冠世那里，告诉她这个好消息。很快，阮冠世也拿到了纽约州一所女子学院的奖学金。一对恋人终于一起踏上了前往异国的轮船。他们想起之前的那些磨难和曲折，不禁感慨万分。

    那是吴大猷上大四的时候，他对甫入校门的阮冠世一见钟情，喜欢上了这位秀外慧中的姑娘。但是苦于无法表达。过了一段时间，正巧吴大猷受聘给一年级新生上实验课，终于给了他一亲芳泽的机会。阮冠世也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师兄和年轻教员很有好感，两人很快就情投意合了。

    吴大猷即将毕业，对自己的未来有些迷茫。他的才华是有目共睹的，学校希望他能够留校当助教。而吴大猷自己则觉得，留学深造对他的发展更有帮助。但是留校的机会也很难得，他不想放弃，毕竟深爱的女友阮冠世还在这里。

    对吴大猷了解颇深的阮冠世，知道他的顾虑，支持他留学的想法；并鼓励他报考清华公费留美。可惜吴大猷落选了，因为名额所限，清华只录取了该校的另一位学生。旁人都为他感到惋惜，可吴大猷并不觉得遗憾。虽然不能出国，但是能留校教书，与阮冠世在一起，他也很满足了。

    这时，阮冠世被诊断出患有了肺病。吴大猷悉心照料她，想起自己老家母亲常做的一种广东民间滋补品——隔水文火炖牛肉汤，味道好，又补身子，就去菜市场买好了材料，自己回忆着母亲的做法，炖熬起来。炖好以后，托工友送进了女生宿舍。阮冠世接过香喷喷的牛肉汤，非常感动，也总让同室好友们一起品尝。谁尝了都夸味道真好，说吴老师不仅学问大，厨艺也高。当然，女孩们又要和她开玩笑了。

    但是，阮冠世的病总是时好时坏，缠绵不去，让她的身体十分羸弱。阮冠世才貌出众，和吴大猷堪称一对璧人，一直被无数人所艳羡。但是，因为阮冠世的身体情况，有些亲友开始劝诫吴大猷慎重考虑。看好吴大猷的师长，也担心他为照顾阮冠世而影响到他的前途。

    渐渐地，阮冠世自己也觉得不想耽误吴大猷，忍痛想和他分手；甚至决定答应另一追求者。吴大猷当即拒绝阮冠世分手的话，并且对关心自己的亲友们说：“生活里如果没有她，我就不会幸福！”

    吴大猷在南开任教了2年，终于在恩师饶毓泰的帮助下，可以与爱人一起留学了。但他自幼丧父，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宽裕，申请的助学金要负担两个人的生活，有些困难。他只得找远在河南的四姑妈借了3500元钱；四姑妈心疼他，又送了他500元钱。他带着这4000元钱，与阮冠世于1931年9月启程奔赴美国。

    在前途上依然有许多磨难等待着这对恋人，但是他们彼此都相信，无论什么困难都可以度过。

    本来，吴大猷在申请留学补助时，想选择去德国。但是由于语言问题，他只得改成了美国麻省理工大学。助学金申请成功之后，在正式择校的时候却遇到了问题。吴大猷不知道自己该选哪个学校，没有明确的方向，对未来的工作心里也没有什么打算。而且，他对美国大学的情况不甚了了，更不用说每个学校的物理研究方向及特长了，可以说毫无所知。

    所以，他在择校的时候闹了一个大笑话。他从密密麻麻的学校一览表中挑了加州大学、芝加哥大学、密歇根大学和另一所学校。结果收到最后一个所选学校的信函时被称为“女士”，他才醒悟，原来这是一所女子大学。

    最后他选定了密歇根大学，决定的原因很简单，因为那个学校的收费最低。后来他才知道，自己竟然歪打正着，选到了一个非常适合的学校。密歇根大学物理系是美国发展量子力学的中心，仅次于加州大学伯克莱分院和加州理工学院。

    在世界物理学，尤其是在美国物理学处在快速发展的时候，中国留学生成就的大小，与他们所选择的留学机构的状态有很大的关系。机遇好，选择了一个一流的研究中心，师从在前沿领域工作的导师，取得重大成果的可能就会大许多。所以吴大猷的运气很好，冥冥之中注定了他必定要成为物理学大师。

    夫妻相濡以沫，学业创造记录

    吴大猷一入校，就给导师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密歇根大学规定，一年级新生入学后，要修一部分基础课程。吴大猷把自己在南开教授《高等力学》时编写的讲义拿给导师看，导师发现他已经很好地掌握了基础课的知识，可以不必再修那些课程了。

    当初在南开时，因为学校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教授《高等力学》和《现代物理》两门高年级课程，只好让吴大猷这个刚刚毕业的年轻教员来教。他受宠若惊之余，也担心自己难以胜任，只好借此机会拼命提升自己，自修了《古典力学》、《热力学》和《量子论》等许多物理学著作。没想到，自己为了胜任工作而自学的那些知识，现在却有了意料之外的大回报。

    在密歇根大学求学期间，吴大猷认识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二位恩师雷道尔。雷道尔是物理系主任，是红外分子光谱研究的鼻祖，还在密歇根组织了著名的暑期理论物理讨论会，几乎欧美所有重要理论物理学家都到会报告过。每年夏季，美国各地的相关学者和研究生纷纷赴会，密歇根大学物理系一时有美国理论物理的“麦加”之誉。他在物理学上的研究和理论，甚至在思想、行为上，都对吴大猷有着深远的影响。

    吴大猷后来在自己的《回忆》中写道：“我知道的、认识的物理学家及其他科学家不少，但是未见有为人简朴、诚实如他（雷道尔）的……十余年我在台湾的发展科学工作中，对若干事的政策及学术之支持态度，可追溯于他的影响，但是我所犯直言之病，辄非由他学来的。”

    这位声名卓著的老师，很快就看出吴大猷在物理学方面的过人才华，即毫无顾虑地邀请才入学不久的他参加自己的红外线光谱实验，试着寻觅某些原子的红外光谱。

    吴大猷也确实没有辜负雷道尔的信任。他虽然没在光谱上有突破，却打起了光谱仪的主意。他给红外光谱仪做了一个改进，设计出一套分光仪上弯形的狭缝，使光谱仪的性能提升了很多。生产光谱仪的厂家知道后，赶紧采用了这个设计。多年后，他想起这件事，不无遗憾地笑谈：“可惜当时没想到申请专利！”

    出众的天资再加上刻苦钻研积累，使吴大猷用了不到1年时间就修完了硕士课程。

    阮冠世却一直学业不太顺利，身体羸弱的她总是生病，医药费成了很大的一笔开支。她的奖学金根本不够用，还得靠吴大猷的助学金，这让本来经济就不宽裕的吴大猷更加生活艰难。于是，吴大猷想利用课余时间来打工。但是，当时正值美国经济大萧条，找份工作非常困难，即使有报酬也极低。在餐厅里洗1个小时的盘子，也就能换来一顿饭而已。

    这时，正好有个单位要突击完成一项工程研究，需要找人帮忙。每晚工作10小时，每小时的报酬是50美分，3天下来就是15美元的收入，这对当时的他们而言，是不小的一笔钱了。有个朋友告诉了吴大猷这个消息，他毫不犹豫就一口答应下来，很快就开始了工作。

    他每天从晚上8点一直干到早晨6点，走出实验室就去上课；下午回到住处，随便休息一会儿，可是屋里闷热难耐，根本无法成眠；吃过晚饭，又要匆匆来到实验室。一连3天几乎都没有合过眼，实在把吴大猷累得不轻。不过，为了能有足够的钱给阮冠世治病，再苦再累也值得。毕竟，身边有温柔的她相伴，他心里的满足是难以言表的。

    等到假期，身边的同学们大多去度假、旅游了，吴大猷依然要继续打工，来支持生活用度。吴大猷是个很乐观的人，常调侃自己是“无钱一身轻”，不用担心银行倒闭，就几十块钱在身边。他和阮冠世两个人，平时很少有娱乐的机会。唯一的奢侈消遣，就是去看一场电影，还是很久才偶尔去一次。但艰难的生活并没有影响两个人的感情，反而在相濡以沫中使他们的感情更加深厚了。

    而吴大猷的学业，不但没有因为生活的辛苦而耽误，反而以惊人的速度顺利完成了。他1年时间就修完了硕士课程，再1年就拿到了博士学位，创下了中国留学生获取博士学位的最快记录。他的博士论文，对当时的科学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在论文里提出了“铀元素之后是否有一系列14个化学性质相同的元素存在的问题”的理论。这个理论，给因发现9种以上的超铀元素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西格博士以很大的启发，他在吴大猷的博士论文发表18年后拿到了诺贝尔奖。多年后，西博格初次见到吴大猷，高兴地说：“我当年能获奖，应该归功于你的论文。”

    吴大猷获得博士学位以后，又得到了助学金，可在国外延长1年。他留在密歇根大学，继续跟随雷道尔教授从事光谱学、原子和原子核物理方面的研究。阮冠世则继续攻读硕士学位。这时候，阮冠世因肺病发作，住进医院实施手术，但术后并没有什么效果。1933年冬天，她的病情加重了。学校医院无能为力，只好把她送到纽约市以北的一所疗养院里慢慢休养。吴大猷一有时间就乘火车去看她。

    饶毓泰教授于1932年回国，在北京大学任物理系主任。当他得知吴大猷已获得博士学位即将回国时，便发去聘书，聘请他到北大任教。得知此消息，吴大猷当然非常高兴，不但马上能见到对自己恩同再造的老师了，还能在北大这样的高等学府任教。

    但这时候，阮冠世的病情虽然稳定了，但是还需要疗养一段时间，她的身体状况受不了长途奔波。吴大猷对是否马上回国有些犹豫了。

    这时候，善解人意的阮冠世坚决支持他先回国，毕竟机会难得，待自己身体调养好后，也很快就回去。吴大猷考虑再三，为了能如期归国，只好依依不舍地辞别爱人，踏上归途。

    阮冠世虽然劝走了吴大猷，但他走后，她在疗养院里已经无法待下去了。第二年春天，她毅然出院，拖着病弱之躯，独自回到了国内，去与吴大猷会聚。

    【名家小传】

    吴大猷（1907—2000），广东高要人。著名物理学家，被誉为“中国物理学之父”。

    吴大猷早年毕业于私立南开大学，并留校任教。1931年赴美国留学，1933年在密歇根大学获博士学位。1934年应饶毓泰（时任北京大学物理系主任）之邀，自美返国，任北大物理系教授，从此与北大结下不解之缘。1946年受当时政府之托出国考察，因国内形势变化而滞留美国，先后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员、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理论物理部主任、美国纽约布鲁克林理工学院教授、美国水牛城纽约州立大学教授兼物理系主任。1962年受聘兼任台湾“中央研究院”物理所所长。1967年起兼任台湾“国家科学发展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1983年起任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1992年率台湾物理学家代表团，回到阔别46年的北京，北大授予其“名誉教授”称号。

    钱学森：他“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

    1935年8月的一天，“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从上海滩乘坐美国公司的“杰克逊总统”号邮船离开祖国。黄浦江浊浪翻滚，望着渐渐模糊的上海城，他在心中默默地说：“再见了，祖国。你现在豺狼当道，混乱不堪，我要到美国去学习技术，早日归来为你的复兴效劳。”

    类似同时期别的中国留学生，钱学森当年的志愿也是几次更改。

    那时，“实业救国”的浪潮正席卷全国，无数年轻人以此制定了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高中毕业的钱学森，便锁定了以火车作为自己的目标；于是，他考入了直属铁道部的（上海）交通大学。正在他埋头苦学、立志以建设中国铁路事业为己任的时候，可盘旋在上海上空的日本轰炸机，却粉碎了他的梦想。日本绝对优势的制空权，让不少爱国青年警醒了。顿时，很多人投入了航空事业的研究，想造出中国自己的轰炸机、战斗机……

    来到麻省：研究从地上转到空中

    也是在此时，钱学森彻底改变了自己建设铁路的梦想，转而把目光投向高新技术领域的航空业。他开始大量阅读相关书籍，选修了一个外籍教师教授的航空工程课。他深知，如果想真正学习到深入的东西，就必须出国，到那些发达国家去学习他们的先进知识。于是，他打定主意一定要出去。

    从交通大学毕业以后，钱学森便报考了清华学校的公费留美生。公费就是“庚子赔款”奖学金——1900年，义和团杀入北京，杀死德国公使克林德。八国联军以此为由攻占北京，慈禧太后弃都而逃。翌年，李鸿章签订《辛丑条约》，同意赔偿军费——白银4亿5000万两，史称庚子赔款。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在1904年发现美国浮报冒报军费达1倍多，经过艰苦谈判，美国同意退还庚子赔款中虚报部分，帮助中国办学，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1910年，清华学堂因此建立，次年更名为清华学校（留美预备学校），专门培养、派遣公费赴美留学生。

    很快，钱学森得到自己已被录取的好消息，他报考的专业是航空机架，只有1个录取名额，这个专业是在钱学森报考前一年才设立。钱学森在清华航空工程专业学习了1年时间，成为“波音之父”王助以及另一位航空业专家王士倬的得意弟子。

    1935年8月，钱学森乘坐邮轮横渡太平洋，前往美国；接着又转至波士顿这个著名的大学城。美国一文一理的顶级学校——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都在这里，成为波士顿的骄傲。

    钱学森的目的地，是他两位导师的母校麻省理工，他选择的专业是航空系飞机机械工程。这里精英云集，被誉为“世界理工大学之最”，曾有78位诺贝尔奖得主在麻省理工学习或工作。虽然作为首屈一指的学校，功课十分繁重，但是钱学森并不觉得辛苦，想学的知识自然多多益善。加上他的数学基础扎实，在交通大学和清华时，理论知识和演算都掌握得很好；而钱学森的母校交通大学，又几乎是全套模仿麻省理工模式，连课程设置、教科书都一样。所以他很快就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只花了1年时间，就完成了航空工程硕士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但有些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的傲慢态度，很让他恼火。一次，一个美国学生当着钱学森的面，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男人抽鸦片，女人裹脚。钱学森立刻火了，掷下挑战书：“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是比你们美国落后；但作为个人，你们谁敢和我比，到期末比谁的成绩好？”美国学生当然清楚钱学森的学习能力，听了伸伸舌头，再不敢说中国人坏话了。

    学工程就要到工厂去实践。当同学们都进入飞机制造厂实习的时候，钱学森却不能参加；因为当时美方规定，美国的飞机制造厂只准许美国学生去实习，不接纳外国学生，以防偷学美国最高航空技术。钱学森在清华的导师王助，当年曾担任著名的波音公司第一任总设计师，由他主持设计出了乙型水上飞机，却竟然不被允许进入测试场地。他受不了这种歧视，于是愤然回国。

    遇到这种情况，钱学森虽然无比气愤，但是为了能学到更多东西，依然忍了下来。不能进飞机工厂学习工程的实际经验，就只能继续研究航空工程理论（即应用力学）了，而这也正是他的专长。他知道加州理工学院的冯·卡门教授是航空理论研究的权威，故决定去他所在的加州理工学习。

    在继续深造的问题上，钱学森还与父亲钱均夫发生过争论。钱学森打算下一步攻读航空理论。但父亲回信说中国航天工业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还是研究飞机制造技术为好。钱学森则告诉父亲，中国在飞机制造领域与西方差得太多，如果掌握了航空理论，才有超越西方的可能。父子俩赌气争执不下。钱均夫老友、钱学森未来岳父蒋百里知道钱家父子的分歧后，他对老友说：“你的想法落伍了。”蒋百里说，欧美各国的航空研究已趋向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钱均夫听了这番话，这才应允儿子继续学航天理论。钱学森如释重负，从此对蒋百里感激不尽。

    转学加州：师从航空科学泰斗

    1936年10月，钱学森波士顿启程，前往西海岸的洛杉矶。他以一贯执着的精神，毫不犹豫的千里迢迢来到洛杉矶市郊帕萨迪纳的加州理工学院，写信求见冯·卡门教授。可后来的事，钱学森自己可能都没有想到，他能成为冯教授的得意弟子，并且成为其中的佼佼者，提升至他的最得力助手之位。

    钱学森很快就见到了这位闻名遐迩的科学家，向冯·卡门教授简单叙述了一下自己的情况，请这位泰斗给自己未来的学术研究方向一些指示。冯教授看到这个中等个子、仪表庄重、神情严肃的中国年轻人，随口问了他一些问题。令冯·卡门惊讶的是，这个年轻人思维异常敏捷，而且很有智慧，对自己提出的所有问题稍加思索，便都迅速、准确地解答了出来。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于是决定把他收入自己门下。

    冯·卡门是美国工程力学大师、空气动力学权威、航天技术理论开拓者。他是匈牙利籍的犹太人，数学天赋极高，6岁就能心算五位数的乘法，在德国哥廷根大学获得博士，1911年发现“卡门涡街”，成为飞机、船舶和赛车设计的理论基础，后担任德国亚琛工业大学航空系教授。不久希特勒上台，德国法西斯迫害犹太人，他被迫逃往美国，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

    20世纪30年代初，人类航空科学还处在襁褓之中。冯·卡门当时是这一领域的顶尖人物，后来被誉为“超音速飞行之父”。他使美国的航空事业和宇航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81岁时，他被肯尼迪总统授予美国第一枚科学勋章。1970年，月亮上的某一陨石坑被冠以他的名字。

    钱学森得到了这位大师的肯定，即进入加州理工学院开始正式的学习。他很快就觉得这里很不一样，到处弥漫着创新的气息，整个学校的精神主旨就是创新。学院的民主氛围也非常浓厚，给所有人以充分的自由，可以去听任何科系的课程，导师也欢迎其他专业的学生来听课。召开学术研讨会时，气氛也很活跃，总会有不同的观点针锋相对，一直辩论到最后。

    加州理工学院对钱学森的影响非常大。他后来很关注国内的教育情况，于是经常谈起自己曾经在加州读书的情景，有一次回忆说：“在这里，拔尖的人才很多，我得和他们竞赛，才能跑到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局限于迈小步，那样很快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

    除了创新之外，这里还特别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导师们都鼓励理工科的学生提高自身的艺术素养。钱学森受到父亲的影响，从小就学习过音乐和绘画。冯·卡门教授就很肯定钱学森在艺术方面的爱好，认为有这些才华很重要。

    钱学森的学习面很宽，不光专攻航空理论，而且还选修了物理、生物、化学和数学等各种基础理论课程。还因此跟教授量子化学的鲍林大师（曾获得1954年诺贝尔化学奖和1962年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好朋友，并且一同探讨未来化学的发展。

    物理系的保罗·S·爱泼斯坦教授也非常喜欢钱学森。他有一次对冯教授说，钱学森在他的一个班上听量子力学、相对论等选修课，很出色。他甚至怀疑，钱学森如此聪明是不是有犹太血统。在爱泼斯坦的心目中，只有犹太学生才是最勤奋、最聪明的。

    钱学森来到加州理工学院之后，深受这里的气氛感染，思想变得非常活跃起来，仿佛“一下子脑子就开了窍”。在课堂上和学术研讨会上，他总能机敏地提出一些深刻而复杂的问题，让同学赞叹，让老师骄傲。他敢于构想，更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跟学术专家甚至自己的老师都时常辩论得面红耳赤。

    有一次，钱学森正在发表自己的学术见解，有一个老头提出一些了不同的观点，钱学森不假思索就用一句话回答了他，当即让这个老人哑口无言。会后，钱学森才听冯·卡门教授说，那个老头原来是航空界鼎鼎有名冯·米赛斯教授。冯·卡门非常为自己的学生得意，认为钱学森那句话回答得好极了。

    另一次是钱学森跟冯·卡门教授也因为学术见解的不同而辩论起来。两个人越说越激动，最后冯教授说得很恼火，索性开始摔东西、发脾气。钱学森看到这个情形，知道老师被气坏了，便悄悄地退了出去。没想到，第二天下午冯教授竟然来向钱学森道歉，说后来自己考虑了很久，觉得钱学森的见解是对的。正是有这样的学习氛围，有冯·卡门这样胸襟宽广的导师，钱学森的智慧和潜能被完全激发了出来。

    就在钱学森进入加州理工的第二年，冯·卡门教授曾去中国访问，受到当时蒋介石政府的热情欢迎。因此，他也了解了钱学森之所以那么迫切学习航空知识的原因。他对中国受到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非常同情，因为这让他联想到犹太人被德国纳粹迫害的悲惨遭遇。因此冯教授说过：“世界上最聪明的民族有两个，一个是犹太人，另一个就是中国人。”这句话或许就是他认识钱学森和中国之后有感而发。

    钱学森跟随冯·卡门研究的是空气动力学，是航空工程的基础理论，力学的一个分支。钱学森进入空气动力学研究领域的时候，正值从老式的螺旋桨飞机向喷气式飞机发展，追赶甚至超过音速的时代。

    这个时候，就碰到了两大科技难题：1，当飞机的速度接近音速时，空气的压缩对飞行器的性能有什么影响？2，寻求超音速飞行器的理论指导与技术设计。

    美国当时的航空工业，与欧洲（尤其德国）相比是处于落后阶段的。为了赢得战争，美国解决这两大学术难题已迫在眉睫。而这两个全新的课题，也是冯·卡门教授给钱学森博士论文选择的研究方向。如此重要的课题，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灵活的科学头脑，是难以完成的。而一旦研究成功，随之而来的荣誉和学术地位，也不是一般简单课题可以相比的。这就可以看出，冯教授对钱学森的欣赏和信任，以及真诚为他未来打算的苦心。

    钱学森果然没有辜负这位杰出导师的希望。他把当时全球科学界关于空气动力学方面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的200多篇文献全都看过，还进行了仔细的分析，以求理清空气动力学的来龙去脉。1939年，他以《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4篇博士论文，获得加州理工学院航空和数学的双博士学位。这4篇论文，解决了上面所述的两大难题；还产生了两个重大的成果——“热障”理论和“卡门·钱近似”公式，一举确定了他在世界空气动力学上的重要地位。

    1945年初，钱学森成为以冯·卡门为团长的空军科学咨询团的成员。德国投降后，他随该团的考察小组，到欧洲考察航空和火箭技术。1947年初，36岁的钱学森成为麻省理工学院正教授。

    钱学森后来在被美国政府监控期间，除了教学受到阻挠以外，他并未放弃学术研究。1953年发表《从地球卫星轨道上起飞》，为低推力飞行力学奠定了基础。次年出版著名的《工程控制论》一书。1955年回国前夕，他去向冯·卡门告别时，冯教授激动地说：“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了我！”

    参加“火箭小组”，成为火箭先驱

    钱学森在学校的出色表现，也赢得了同学们的欣赏和喜爱。因为具有优秀的数学功底和深厚的理论基础，他被同学们拉进一个课外兴趣小组“火箭俱乐部”或者“火箭小组”。谁也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只有5个成员的小组，会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早研制火箭的组织，这5个人后来被推崇为美国研制火箭的先驱。

    钱学森最早结识的火箭俱乐部成员是史密斯，他和钱学森都是冯·卡门的助手，两个人共用一间实验室。史密斯在接触中，觉得火箭俱乐部里缺少像钱学森这样的理论和计算高手，就把情况告诉了他。钱学森受宠若惊，对这个课题他也非常感兴趣，就加入进来了。

    火箭小组起初有4个人。马林纳是这个小组的发起人和负责人，他是个头脑聪明的年轻人。其他成员的动手能力都很强，大家各有专擅：马林纳、史密斯是航空工程研究生，负责总体设计；帕森是化学专业研究生，负责制造火箭燃料；而福尔曼擅长机械制造；后来加入的钱学森，则负责理论和计算。

    人员现在基本就位了，但是一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资金。因为大家不光是想研究火箭，而是想制造出一个真正的火箭来。5个人都是穷学生，没有多余的财力投入进去。直到1年之后，小组又吸收了一名专门负责筹款的编外人员——气象系的研究生阿诺德，他帮小组筹集到了1000美元的启动资金，这笔钱在当时也算是不小的数目了。

    于是，几个人就开始动手设计、制造火箭的伟大工作了。钱学森首先对火箭进行了理论上的分析计算，之后他整理出了一份研究报告，解决了火箭设计中遇到的几个理论问题。这份报告的题目很长《喷嘴发散角度变化对火箭推力的影响；火箭引擎的理想周期；理想效率与理想推力；考虑分子解离效应之燃烧室温度计算》，包括了相关的诸多内容。这份报告被收进他们的《火箭研究课题选集》，该选集被小组成员称为他们的“圣经”。

    大家都是利用业余时间，在完成学校的功课之后，马林纳、史密斯几个人就马上跑到工厂的废料库、垃圾场之类的地方，搜寻一切可以利用的材料；再把这些材料修理、拼接、组装，用来制造火箭模型。钱学森为了进行火箭各种参数的计算，常常吃完晚饭后就直奔马林纳的家中。

    虽然大家干劲十足，但因为没有经验，还是出了不少情况；有的甚至很危险。一次是一瓶四氯化碳不小心被碰翻，由于挥发得很快，弥漫了办公楼里的许多房间，呛得人喘不过气来。大家担心中毒，纷纷指责他们的危险行为。

    另一次是模拟火箭试验的时候，他们做了一只8英寸长的小火箭，用四氯化碳与酒精混合作为燃料。小火箭被吊在实验室的顶棚下面，没想到刚一点燃，火箭尾部就喷出了很多红褐色的气体和泡沫，弄得地上、墙上到处都是，甚至连仪器上都有，使许多仪器的金属表面都出现了氧化。这两件事让火箭俱乐部从此就有了“自杀俱乐部”、“敢死队”等称号，被全校学生传为笑谈。

    然而，最可怕的一次事故出现了，“自杀俱乐部”真的差点自杀。

    那是火箭俱乐部成立后第三年。当时他们已经被“收编”，他们的研究得到了冯·卡门教授的认可，正式接纳他们为加州理工学院古根海姆航空实验室属下的一个课题组，并且允许他们使用该实验室的设备进行研究。该小组从原本是几个学生自发组织的“游击队”，变成了“正规军”。

    1939年3月的一天，一声巨响惊动了全校。原来，火箭俱乐部的实验又出了状况。这次情况非常危险，他们的火箭忽然爆炸了，还有一块金属碎片飞向了马林纳的座位。幸亏马林纳当时没有坐在那里，未遭厄运，其他几个人也都没有受伤。

    因为这起严重的事故，校方为了学生的安全，禁止火箭俱乐部在校园内进行实验。他们只好转换战场，最后选定离学校几公里外的阿洛约·塞科山谷，那里有一块干涸的河床。他们就在这里竖立起了火箭发射架。在这个四顾无人的山谷里，他们的实验第一次成功了，一枚小小的探究火箭腾空而起，飞行了1分多钟的时间。

    火箭俱乐部发展到这时候，背后已经有了强大的支持，就是美国科学院所属的空军研究委员会。这是冯·卡门教授去华盛顿参加该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时，接下了为军方重型轰炸机研究助推火箭的任务。

    冯·卡门喜欢这个挑战，也希望能为他旗下的火箭小组带来更多的帮助。此后，他亲自主持火箭小组的每周研讨会，指导他们解决各种技术上的难题。终于，在大家齐心合力的努力下，这个代号为“JATO”计划、关系到美国国防的项目终于成功了。作为火箭俱乐部理论支持的钱学森，自然功不可没。

    与美国共产党的亲密接触

    火箭俱乐部的成员们在通力合作科研、整日埋头苦干的同时，也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钱学森获得博士学位以后，俱乐部的成员们还为他开了庆功会，几个人拿着各自喜欢的乐器一起演奏狂欢。

    马林纳是这个小组的发起人、带头人，也是小组的灵魂人物。钱学森经常到他家里做客，偶然结识了马林纳的好朋友S·威因鲍姆博士，他是加州理工学院化学系的药物学教授。钱学森却不知道，马林纳和威因鲍姆都是美国共产党员。他更想不到的是，自己会跟美国共产党有更进一步的接触。

    威因鲍姆告诉钱学森，自己每周三的晚上会组织一个读书会，有不少志趣相投的朋友参加，他欢迎钱学森加入。爱好广泛的钱学森，跟喜欢音乐和读书的威因鲍姆很快就成了朋友，便应邀来到威因鲍姆的家里。读书会的气氛很融洽，大家一起读书，听听音乐，交流一些心得体会。

    在这儿他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大部分都是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包括化学系的杜布诺夫和他的夫人贝丽、生物学博士杜柏诺夫、物理学博士法兰克·奥本海默等，他们也都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他们在一起阅读了英国传记作家李顿·斯特雷奇的作品，还有恩格斯关于自然辩证法的名著《反杜林论》。

    有时候，他们也会聊些时事，谈起中国的抗日战争，大家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行径十分反感，很同情中国人民遭受的苦难。这让钱学森觉得非常亲切，所以常常来参加读书会。

    但是他始终不知道，读书会实际上是美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所以并没有加入过该组织。读书会只维持了1年左右的时间，也就解散了。

    没想到，这1年多的读书会，却让钱学森后来差点被美国政府当成共产党抓了起来。上世纪50年代是美国政府反对共产党的高峰期。美国联邦调查局很早就在暗中调查美国共产党，因钱学森与马林纳、威因鲍姆的好友关系，便怀疑他也是美国共产党党员。一个潜伏在美国共产党组织内部的间谍，在其提供的名单中，有个名字始终没有找到对应的人。他们认为钱学森疑似此人，就召开了听证会。最后因为证据不足，只好释放了他。

    虽然钱学森并没有加入美国共产党，但是在这一段时期与共产党的交往，或许对他后来对中国共产党产生好感并加入党组织，仍有一定的影响。

    【名家小传】

    钱学森（1911—2009），原籍浙江杭州，生于上海，3岁时随父到北京，在此度过童年与少年时期。新中国历史上伟大的人民科学家，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人类航天科技重要开创者和主要奠基人之一，航空领域世界级权威，空气动力学学科第三代挚旗人，中国工程控制论创始人，火箭、导弹专家。被誉为“中国导弹之父”、“中国火箭之父”、“导弹之王”、“中国自动化控制之父”。代表作品：《工程控制论》、《物理力学讲义》、《星际航行概论》、《论系统工程》等。

    钱学森于1923年9月进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学习，1929年9月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1934年6月考取清华大学公费留学生，次年9月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1936年9月转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师从世界著名空气动力学教授冯·卡门，先后获航空工程硕士学位和航空、数学博士学位，在28岁时就已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后留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任讲师、副教授、教授以及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海姆喷气推进研究中心主任。

    1950年，钱学森开始争取回归祖国，而当时美国海军次长金布尔声称：“钱学森无论走到哪里，都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把他击毙在美国，也不能让他离开。”钱学森由此受到美国政府迫害，遭到软禁，失去自由。历经5年，经过周恩来总理在外交上的不断努力，冲破种种阻力，于1955年回到祖国。其岳父是被誉为“现代兵学之父”的著名军事学家蒋百里。

    自1958年4月起，钱学森长期担任火箭、导弹和航天器研制的技术领导职务，为中国火箭和导弹技术、航天事业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展，提出了极为重要的实施方案，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曾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先后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数理化学部委员、主席团执行主席与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技大学近代力学系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国科技协会主席、名誉主席，中国力学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长、名誉理事长，中国自动化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中国宇航学会、中国系统工程学会、中国空气动力学会名誉理事长，全国政协第六、七、八届副主席等职。他还是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57年，其《工程控制论》获得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79年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杰出校友奖”。1985年获全国“科技进步特等奖”。1989年获国际技术与技术交流大会和国际理工研究所授予的“小罗克韦尔奖章”。1991年被国家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优秀奖”。1999年被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2001年获第二届“霍英东杰出奖”（中国地区）。2007年被评为“感动中国年度人物”。2009年被评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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