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的一切，似乎都是另类的存在。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出生在马来西亚，成长在英国，却是最执着、最坚定的中国传统文化捍卫者。他一直以冷眼注视着那个热血沸腾的年代，一直站在大多数人的对立面。他被嘲笑为“怪物”、“遗老”，但他依然故我，依然以华夏子民最自豪、最骄傲的态度，去面对、去嗤笑那些被无数国人捧为神灵的洋人。也只有他，在那个全体中国人都疯狂地自厌自弃而去学习“洋大人”的时候，却向那些“崇高的洋大人”宣扬着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以近乎癫狂的偏执态度，去肯定和热爱中国的一切，也不管那些东西是好是坏。他是在用这种近似偏激的方式，来掩盖自己面对中华文化被国人践踏时的痛心。也许时间会证明，他并不一定是错的。
少小离家渡重洋
辜鸿铭1857年7月18日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今马来西亚槟城市）一个橡胶园内。他的父亲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布朗经营的橡胶园的总管；母亲是英国人。而布朗因为膝下无子，又喜爱辜鸿铭的聪明伶俐，故将他收为义子。正是这位布朗先生塑造了辜鸿铭，使他的人生有了不同寻常的改变。
1867年，布朗夫妇准备从马来西亚返回英国，也将10岁的辜鸿铭一同带走。辜鸿铭从此来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此时的英国正在鼎盛期，号称“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日不落帝国”，到处是一片繁荣景象，一切都是那么的令人激动。但是，这个强大的国家，也许并不是那么完美，正有着许多阴暗的不为人所知的东西。这些都是辜鸿铭长大之后慢慢体会发现的。但是，当时他还是那么小，只是用满眼的好奇打量着。
他们回到义父布朗的家乡——苏格兰的爱丁堡。布朗先生对辜鸿铭是出自内心的疼爱，完全把他当做自己的孩子看待。在马来西亚时，布朗先生就常常给幼小的辜鸿铭讲述一些自己故乡的事情，有时也会教他认字；辜鸿铭就这样知道了莎士比亚、培根、米尔顿。现在已经10岁的他，早已显露出过人的聪慧。
布朗先生也在开始正式规划辜鸿铭未来的学习计划了，他不希望辜鸿铭浪费自己的天资。因此，布朗很认真地和辜鸿铭讨论未来。他告诉辜鸿铭，世界上的形势很混乱，人人都像强盗一样，弱肉强食，四处掠夺。欧洲各国、美国都是如此，非洲人、美洲土著惨遭杀戮、贩卖。而辜鸿铭的祖国，那个远在亚洲、曾经强大的国家，也因为富庶而被列强撕咬、侵吞。他希望辜鸿铭能够做一名学者，以渊博的学识去拯救自己的祖国，来教化那些疯狂的强盗。
其实，辜鸿铭虽然出生在南洋，只有一半中国血统；但是，他的父亲辜紫云却一直以一个中国人的标准来要求和教育辜鸿铭。早在来英国之前，父亲就给辜鸿铭提了两点要求，第一是不能信基督教；第二是到哪里也不可以剪辫子。因为他要辜鸿铭不论走到哪里，不论身边是英国人、德国人还是法国人，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
辜鸿铭虽然对这些东西似懂非懂，但是他却谨记父亲的教诲。所以，布朗先生的很多话他或许还理解不了，可他也清楚自己学习的目的。
布朗先生给辜鸿铭首先安排的是语言课，语言是学习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辜鸿铭要以背熟弥尔顿、莎士比亚、歌德著作的方法踏入语言的殿堂了。日后的他精通9国语言，以其国之语辱其国之人是他最大的乐趣，也因此被人赞为语言天才。天才离不开努力，谁又能想到他竟然是从背诵名著开始的？
弥尔顿的《失乐园》是辜鸿铭学习的开始，他一生背过50余遍。觉得有些遗忘，就反复诵读，直到完全能背诵为止。在马来西亚的橡胶园里，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书房里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了，所以对他算不上太难，很快就背熟了这首6500多行的无韵诗。布朗先生开始为他讲解诗中的含义以及作者的种种，弥尔顿是一位伟大的英国诗人，积极参与了17世纪的英国革命。弥尔顿一生致力于抨击君主专制。他一直穷困潦倒。诗人双目失明后完成《失乐园》、《复乐园》等伟大诗篇。他是才华横溢、辩才无碍且性情耿介，虽然一直被迫害，始终也没有屈服，依然继续讽刺攻击封建君主制度。这篇诗对辜鸿铭的意义非常重大，不光是来到新世界的伊始，诗的作者也在辜鸿铭的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后来的不屈不挠和辩才，很大程度上受了弥尔顿的影响，晚年潦倒的辜鸿铭就时常吟诵弥尔顿的诗篇。
之后便是莎士比亚的作品。布朗先生让辜鸿铭背诵莎士比亚作品的用意，在于让他能够通达人情世故，并要求他边读边思索，两礼拜背诵并理解一本。辜鸿铭埋头苦读，布朗先生随时讲解。随着阅读的增加，辜鸿铭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越来越熟练，进度增加到两礼拜可以学3本。莎翁的戏剧就学完了，而辜鸿铭也对莎士比亚有了自己的看法：“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反映现实之中又充满激情，这是一种生命的激情。在莎士比亚宏大华美的妙笔下，热情奔放。读莎翁，使人兴奋不已，大悲大喜，大是大非。但是我觉得让人感到太热闹了，而缺少一分深沉。”
经过弥尔顿和莎翁的作品历练，辜鸿铭的英语水平已经相当可观了，布朗先生便不再给他设定范围，而让他自己掌握了。下个目标是学习德语。英语辜鸿铭自小就接触过，所以前一段的学习他游刃有余，但是到了德语，依然采取背诵的老办法，辜鸿铭就有些忐忑了，他从来没学过德语，不知道自己如何背起。于是就靠布朗先生一字一句的教他诵读歌德的名作《浮士德》，有些近似中国私塾的教法，先将文章背诵的精熟后，再去了解文中的意思。布朗先生很相信“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道理，了解了内容再去理解，就容易得多了，不会顾此失彼。经过半年多的时间，《浮士德》一书终于被辜鸿铭背诵下来，一年后才完全精熟。布朗先生这才开始给他讲解这部歌德的著作，3个多月才将这篇恢宏的诗篇讲解完。
学习语言的同时，辜鸿铭的其他知识也没有放松。开始布朗先生亲自教他数学，半年之后，便请了一个家庭教师，在继续教辜鸿铭数学的同时还增加了物理和化学课程。布朗家有一个很好的科学实验室。因此，辜鸿铭在学习理沦的同时，还能动手做一些试验，可见布朗先生对辜鸿铭的用心之深。
在辜鸿铭读懂《浮士德》之后，布朗先生和他进行了一次谈话，了解了他对这些文学巨著的看法，觉得他已经很好的掌握了英文、德文，而且在文学方面的造诣已经有些积累了。对之前学过的都有了比较深层的把握，辜鸿铭在比较这几个大师的作品时这样评价：“莎士比亚反映现实生活，是是非非，清清楚楚，一望而知；《浮士德》哲思深远，是是非非，恍恍惚惚，没法分辨；《失乐园》热情澎湃，沉郁稳健，刚刚强强，高歌长啸。莎士比亚好懂，浮士德不好懂，而《失乐园》感人。”布朗先生听后非常欣喜，知道辜鸿铭已经完全可以进入大学学习了。
于是，辜鸿铭很快就以优异的成绩被爱丁堡大学文学院录取。
在这段求学的日子里，还发生了一件轶事。辜鸿铭来到苏格兰之后，一直遵守父训，没有剪掉头上的辫子。所以他经常被人嘲弄，路边的小孩总是跟着他后面叫着：“瞧呵，支那人的猪尾巴。”性格里带着孤傲的辜鸿铭没有剪去发辫，而对西方人的怨恨和鄙视，却从这个时候开始在心里慢慢积攒起来了。
他在苏格兰也有朋友，是邻居家的一个活泼的小姑娘，长着一头黑发、蓝色眼睛、白皮肤。她对辜鸿铭很友善，辜鸿铭也很喜欢她的美丽可爱。有一次布朗先生出去办事，辜鸿铭便去拜访她。她一直觉得辜鸿铭的辫子很有意思，那天更是拿起他的辫子在手里反复的赏玩，赞叹道：“中国人的头发，长长的，编成一条黑色的辫子，真是太可爱了。我的头发也是黑色的，送给我吧！”辜鸿铭确实是风流才子，小小年纪也懂得怜香惜玉，对美女有求必应。他拿起剪刀就将辫子剪了下来，递给她，毫不吝惜地说：“你肯赏收，是我的荣幸。”美人当前，辜鸿铭就将父训忘得一干二净了。看来辜鸿铭以后的风流也是天性使然。
求得名师苦寒窗
考取爱丁堡大学之后，辜鸿铭在布朗先生的带领下，见到了爱丁堡大学校长卡莱尔先生。他是英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哲学家。1937年的《法国革命史》一书，使他名扬天下，1865年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校长。卡莱尔一生著作等身，是一位保守主义学者，对资本主义世界作了大量的批评。
卡莱尔先生和布朗先生是自少好友，布朗非常推崇他，认为他是爱丁堡最有才华的学者。之前，布朗先生几次要求辜鸿铭一定要拜读卡莱尔的著作《法国革命史》。因此，当辜鸿铭见到这位名满天下的学者时，心里崇敬和紧张的心情交织在一起。他在心里默默背诵着《法国革命史》中的句子。这部书一直是辜鸿铭的最爱。
在卡莱尔家里，辜鸿铭听到了这位学者对世界对民主以及人的很多看法，他顿时有如醍醐灌顶，对卡莱尔的学识更加钦佩了。从此之后，辜鸿铭深受他的影响，成为浪漫主义的忠实信徒，厌恶欧洲工业革命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病，慨叹欧洲道德的沦丧、文明的衰退。
此后，辜鸿铭就正式开始在爱丁堡大学的学习生涯。他的学业并不总是－帆风顺，也会遇到瓶颈。在他开始学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时候，为此哭过很多次。开始教多少，背多少，他并不觉得困难。到后来，自己阅读希腊文、拉丁文文史哲名著，就不行了。
他就按照当初学英文和德文的方法，坚持把原文背下去，一遍两遍，反复的背诵，直到记住为止。此后他就一通百通，掌握了学习的方法。不但希腊文、拉丁文的难题迎刃而解，以后再学习其他各国的语言、文字，都一学就会，而且很快就能记得住。大家都赞叹他的天资，任何语言他总是学得又快又多。但这其中的艰难只有他自己清楚，都是眼泪和辛苦换来的，主要是坚持迎难而上、困而学之，学得多了，自然就找到了窍门所在。
在爱丁堡期间，辜鸿铭租住在学校附近的公寓里。很小就离开父母的他，一直跟随义父一起居住。但是，生活在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里，还是难免孤单。何况，现在他只能自己住在房东家里，没有亲人朋友，他就更加想念远方的父母。所以，每逢传统的中国节日，他总是要设下供桌，摆上丰盛的酒菜，遥祭祖先，在供桌前，恭敬地三跪九叩。因为他记得儿时父亲对他的教诲。那时候，他常常被父亲领到供奉着祖先牌位的大案前，按时祭拜。案上摆着水果、猪头及水酒一杯，父亲恭恭敬敬地点上香，然后鸿德、鸿铭哥儿俩便遵命跪倒在地，叩下头去，再接受父亲告诫：“我们的祖国在遥远的地方，不论我们身在何处，千万别忘了那里是我们祖先的家园。”只有这样，他才能觉得自己再不孤独，不会忘记自己是个中国人。
房东太太有一次看到辜鸿铭正在叩头，她很不不理解，觉得他的行为很奇怪，就问他：“你给死去的祖先摆了这么多饭菜，他们也不能吃到；恭敬的下跪、叩头，他们也不能看到。那弄这些有什么用哪？”辜鸿铭听着这种话，不禁怒火上涌，很长时间被英国人歧视而压抑在心里的怨气，化成了尖刻的口舌和讽刺。他冷笑着说：“难道你们给死去的亲人摆放的鲜花，他们就能闻到鲜花的芬芳嘛？”房东太太顿时哑口无言。
这是辜鸿铭讥讽洋人的起始。他越来越发觉，以局外人的冷眼注视着西方人的世界，用辛辣的语言以西洋人的东西来打击他们的傲慢，是一种非常快意的享受。他开始迷恋起了这种感觉。他要让西洋人明白，他们不过是一些傲慢、虚伪、什么都不是的家伙。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另一次，辜鸿铭从爱丁堡大学前往市立图书馆，在等候公共汽车时，随便买了一张报纸，他在车上坐下，展开报纸看了起来。旁边有几个年轻的英国人，对辜鸿铭指指点点地耻笑起来。辜鸿铭起初没有理会，但是几个人仍然没有收敛，他的自尊心被刺痛了，嘲弄地看了周围的英国人一眼，索性把报纸倒过来，津津有味地看起来。那几个英国人看见这个情景，笑得更起劲了，大声说：“看，那个中国小子连字都不认得，还看什么报纸？”
这下正给了辜鸿铭发泄的机会，他用纯正娴熟的英语把整段文章念出来，然后轻蔑地说：“你们英文才26个字母，太简单；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点意思都没有了！”几个人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中国人竟能说一口流利、标准的英语，灰溜溜得觉得很没趣，再也不说话了。
1877年，辜鸿铭获得爱丁堡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学得一口纯正的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文，这就成了他日后打击敌人的利器。他英文水平非常之高，让无数英国人都自愧弗如。孙中山先生曾这样评价过：“我国懂英文的，只有三个半，其一是辜鸿铭，其二是伍朝枢，其三是陈友仁。” 林语堂也认为，辜鸿铭的英语水平居中国第一。
但是，正当辜鸿铭毕业的时候，他的父亲辜紫云去世了。虽然他已经算是初步学有所成了，但是望子成龙的布朗先生还希望他能够继续深造。因为现在他只是在文史哲方面有了一定的造诣，而在科学方面还欠缺得多。所以，辜鸿铭要去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土木工程。为了担心父亲去世的伤痛会影响辜鸿铭的学业，因此大家一致选择了隐瞒辜紫云去世的消息。
淬炼慧眼识人心
在德国美丽的小城莱比锡，辜鸿铭仅用了1年，就完成了土木工程师的学业。若干年之后，他在莱比锡大学显赫一时，成了德国学术界的知名人物。他是东方文化的代言人，西方人谈到中国必提辜鸿铭。他的著作被德国哥廷根等大学定为哲学系学生的必读书，甚至有些教授不允许没有读过辜鸿铭著作的学生参加讨论。不过，当时他仅仅在这里逗留了1年就去了法国巴黎，进行一段特别的学习。
当他赶到巴黎，义父布朗先生已经在那里等他了；还帮他安排好了住处，那是在巴黎大学附近的一间优雅而精致的公寓里。在那里，他见到了美丽、高雅的房东，一位巴黎非常著名的交际花。布朗先生对辜鸿铭用心良苦，他不希望辜鸿铭做一个生活在象牙塔里的学者，而是深谙人情世故，能够看清那些浮华权势背后的丑恶和虚伪。而最能够了解这些的，莫过于周旋在政要、军人、富商之间的交际花了。所以，他把辜鸿铭安排在一个著名交际花的家里，就是希望辜鸿铭能够清楚地看到这些名流绅士们的丑恶嘴脸。
于是，辜鸿铭开始了在巴黎的生活。他在巴黎大学进修法语。同时，和他美丽的房东也相处得很愉快。他教这个姑娘学习希腊语，把自己学习语言的经验传授给她。而她则给他讲述那些大人物的丑闻野史。他的房东家里门庭若市。那些脑满肠肥的富翁、虚伪的政要出出进进，说着空洞、虚伪的话，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这段经历影响了他终身，因为他看到了太多西方的丑恶和虚伪，使他从来不会被那些浮华所蒙蔽，更不会无条件地崇拜洋人，贬低国人。
初到巴黎的时候，布朗先生就带着辜鸿铭游览了这个欲望的都市。它像个风情妩媚的女人，既是世界艺术的中心，卢浮宫、美术馆收藏着全球各地的珍宝名画，汇集了无数的画家、雕塑家、诗人；也充斥着无数妖娆、绰约的佳人，更有名人、政要、富豪等。大家都聚集在这个灯红酒绿的城市里，享受着各自醉生梦死的糜烂生活。这一切都让辜鸿铭感到空虚和厌烦。他很少和这些人来往，空闲时间常常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书。
但也有人使辜鸿铭学到了很多东西。巴黎大学的一位老教授，是辜鸿铭恩师卡莱尔的至交。这位教授很喜欢中国文化，尤其对《易经》更是推崇备至。他认为，德国大哲学家黑格尔的很多理论，就是窃取了《易经》中的观点。他曾经对辜鸿铭说过，他毕生最大的遗憾，一个是没见过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一个是因为不通中文，无法深入了解《易经》，只能从拉丁文、法文的片段去体会。
他很希望辜鸿铭在了解西学的同时，更要研究自己祖国优秀的文化，能够把《易经》的思想介绍给世界，一偿他无法了解《易经》全貌的夙愿。这位老教授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和推崇，为辜鸿铭以后成为学贯中西的大师打下了基础。
看尽世间百态的辜鸿铭，在那位老教授的劝诫下，离开了物欲横流的欲望巴黎，返回了他的第二故乡马来半岛。不久，他在新加坡遇到了让他人生彻底转变的中国语言学家马建忠。这位清末洋务派重要官员、维新思想家，与辜鸿铭的一番畅谈，让辜鸿铭对自己祖国的伟大文化产生了无法抑制的热爱和向往。他从此发生了从里到外的改变，要穿中国衣、吃中国饭、看中国书、说中国话。他恶补自己一直以来欠缺的国学，还娶了一个裹着小脚的中国传统女子为妻。
若干年后，他回到了祖国，并成了洋人眼中的中国符号，甚至有“到中国可以不看紫禁城，不可不看辜鸿铭”的说法。近代中国的人物，也唯有他，是最受到世界各国学者、文人尊敬的人物。
【名人小传】
辜鸿铭（1857—1928），名汤生，自号慵人、汉滨读易者，祖籍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辜厝，生于南洋马来半岛西北的槟榔屿，其父辜紫云当时是英国人橡胶园的总管。近代著名学者、教授。以学贯中西、辩才无匹著称于世，被称为怪才、奇才。他生性狂傲、言语犀利，尤喜以自己渊博的西学修养，讽刺与打击洋人。
1867年，10岁的辜鸿铭跟随义父布朗夫妇来到英国，开始留学生涯。他先后在英国爱丁堡大学、德国莱比锡大学、巴黎大学就读。其后游历意大利、奥地利等国。晚年的辜鸿铭在北京大学任教授，主讲英文。他还让学生练习翻译《三字经》、《千字文》。这位民国时代仍穿长袍、拖长辫的“古怪”老头，成为北大一景，也吸引了许多外国知名人士慕名来访。英国作家毛姆、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印度诗人泰戈尔、日本首相、俄国皇储……都曾经登门拜访过他。倡导西化革新的胡适、陈独秀等人，把守旧的辜鸿铭立为论战的靶子。1928年4月30日，潦倒的辜鸿铭在北京病故。
辜鸿铭精通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希腊文、马来文等9种语言，通晓文学、儒学、法学、工学与土木等文、理各科。他创造性地翻译了中国“四书”中的3部——《论语》、《中庸》和《大学》；并著有《中国的牛津运动》（原名《清流传》）和《中国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义》）等书，向西方人倡扬东方的文化和精神，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还促使了世界第一个孔子学院的诞生。曾与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同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成为中国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者。
蔡元培：中西合璧的翰林学士
蔡元培一生中最大的成就和传奇，恐怕就是北京大学了。然而，他本身也是一个传奇。
他少年时曾在绍兴“古越藏书楼”校书，因此博览群书。17岁中秀才，22岁中举人，23岁会试贡士。25岁时，经殿试进士及第，被点为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27岁任翰林院编修。这一长串的履历，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梦想。清代翰林院编修是正七品文职京官，主要负责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事情；虽然品级不高，但是地位很特殊，其重要作用在于人才储备与培养，类似于现在的实习生。如果蔡元培早出生一个世纪，他的人生也许就是另一条阳关大道，慢慢在宦海中历练成长。可惜，他已经是处在风雨飘摇的末世了。新的时代会把过去的全都吞没，他的人生也要改写了。
辗转赴德，探求真知
那个时代，无数国人都把救国、强国当成自己的使命。蔡元培也不例外。他亲眼见证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所以更迫切地希望能找到救国之路。多年的历尽世事，他尝试了很多种救国的方法，并依然在不断地寻觅。
蔡元培曾对他的弟子黄炎培说过，救中国必定要从学术着手，世界学术以德国为最尊，他一定要去德国求学，所以要先去青岛学习德文（青岛于1897年被德国派兵强占，成为德国殖民地）。于是，当时已经37岁的他，毅然辞职去了青岛学习德语与德国学术，为后来的德国之行做准备。
除了学习德文，他更看了大量译为日文的德国书籍。他早年经历过中午甲午海战的洗礼，为了能够了解日本强大的原因，特地钻研过日文。蔡元培把日本人下田次郎笔录的《哲学要领》从日文翻译过来，此书是德国学者科培尔在日本文科大学讲课的内容。他非常迫切地希望对德国的学术成果有更多的了解。
他译《哲学要领》时，已经明白到“今世治哲学者，不可以不通德语”，究其原因有三：“一，哲学之书，莫富于德文者；二，前世纪智度最高学派最久诸大家之思想，强半以德文记之；三，各国哲学家中，不束缚于宗教及政治之偏见，而一以纯粹之真理为的者，莫如德国之哲学。”可见，德国与哲学已扣上密切的关系。
此时，蔡元培依然在继续着他一直以来的革命活动。但是，清政府已发觉了他这位几个革命社团的主要成员，正在暗中调查他。他所组织的爱国学社的革命活动，也在被清政府注意着，也许他随时都有被逮捕的可能。蔡元培的家人及朋友也都开始劝他离沪出国留学，暂时避祸。
因此在1906 年，蔡元培得悉清政府准备派一批翰林院编修出国留学的消息后，立即赶回北京申请留学名额。他在给同科中举的友人汪康年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徒以游学德意志之志，抱之数年，竟不得一机会。忽见报载学部有谘送翰林游学东西洋之举，不能不为之心动。初亦恐进京而事不成，徒折吾节。故初则电陈介公，后又电询王书公……盖弟数年来，视百事皆无当意。所耿耿者，惟此游学一事耳。”
然而，蔡元培这次并未得偿所愿。起初宣布消息时，规定留欧、留日均可，由本人自选。但后来清政府因为财政拮据，申请留欧编检人数太少，所以留学一事索性就搁置不办了。
蔡元培留德的心愿很迫切，已经经过了几年的准备，此时却意外搁浅，令蔡元培十分不甘。官费不能申请，那就只有自己想办法自费留德了。于是，执着向学的他开始四下联络，向当时我国驻德国公使孙宝琦申请，随同孙宝琦前往德国；并愿意在使馆担任一个兼职，半天在使馆工作，半天在柏林大学听课。
孙宝琦感动于蔡元培的求学精神，答应每月资助他银子30两，合42银圆。于是在1907年春末，蔡元培终于实现了夙愿，随同中国驻德国公使，由西伯利亚大铁路经莫斯科到达柏林。
公使馆没有让蔡元培在那里工作，只应允照顾蔡元培的食宿，并不提供职务和酬劳。因此，蔡元培必须要自己解决学费以及其他费用的问题。蔡元培不想再去奔走申请“官费”，也不想让家里变卖家产。自己不惑之年出国留学，未能尽到照顾妻儿的责任，更不应该再让他们失去保障。他决定自食其力，想办法找工作挣钱。
于是，他通过同乡好友张元济先生与上海商务印书馆协商，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印书馆著文或编译，按照编译每千字3银圆、著述每千字5银圆的标准付给他稿酬，每月大致能收入100银圆（约合今6000元）。稿酬一部分汇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由好友转交国内妻子留给家用。于是，蔡元培便成了我国最早的知识分子以稿酬半工半读方式而获得成功的第一人。
然而，这份工作还不足以维持他的生活，于是他又找到了另一份工作——受聘担任唐绍仪（后任民国政府第一任内阁总理）的侄子宝书等4人的国文家庭教师，为这些身在异国的国学根基很浅的少年讲授国学，每月的报酬是100马克。
因此，蔡元培的留学生涯显得格外忙碌。他现在还没有正式到大学里上课，打算打好德文基础再进入学校学习。但是，他每天日程都排得极满，何时学德文，何时教国学，何时为商务印书馆撰译书稿，都要安排好一定的时间；再加上经常还要参与同在柏林的留学生应酬，太多的事情弄得他应接不暇，甚至觉得自己过着“半佣半丐”的生活。
他开始厌倦这种生活了。尤其是自己的德文似乎并没有什么进展，这让蔡元培很烦躁。这样的生活持续了1年多，他开始担心这次留学自己会一无所得，也许该换一下学习方式了。第二年10月，蔡元培得到中国文史研究所所长孔好古的接待，进入德国萨克森州的莱比锡大学学习。莱比锡大学是一个幽静而美丽的学校，在这里读书的中国学生不多。这让蔡元培非常高兴，因为这就免去了很多不必要的应酬。这次他可以在学业中投入更多的精力了。
蔡元培进入该大学内由兰普来西所创办的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主要修读的是冯德的心理学和哲学、福恺尔（的哲学、兰普来西的文明史、司马罗的美术史等。
费尽辛苦，终于可以开始梦寐以求的学习，蔡元培自然不愿意浪费一分一毫，每一门课他都非常认真地学习、记录、分析。他希望尽可能地多学一些知识。在莱比锡3年的时间里，他总共选修了40多个学科，平均每一个学期修6科。而且，课程的覆盖面非常广，这也显出他的求知若渴、兴趣广博。但是，他最喜欢也最重视的课，还是冯德教授的实验心理学和美学。他最初来德国时的目的是研究哲学，可在学习过程中发现哲学的范畴太宽了，就想把范围缩小一点，于是决定专攻实验心理学。
而对于蔡元培这样一个前清的旧学翰林来说，没有很强的接受和学习能力，学习西学起来确实很困难。心理学在当时在德国也是十分冷门的专业。
蔡元培对于冯德这位实验心理学的权威非常钦佩，认为冯德所著的《生理心理学》、《民族心理学》、《伦理学》、《民族文化迁流史》、《哲学入门》等，“没有一本不是元元本本，分析到最简单的分子，而后循进化的轨道，叙述到最复杂的境界，真所谓博而且精，开后人无数法门的了。”
他除了跟从冯德学习外，还对冯德的很多著述都仔细地阅读。课余还会找比自己早师从冯德的弗赖野，从他那里摘抄冯德的讲义，其用心的程度可见一斑。
蔡元培还曾进入实验心理学研究所，研究人体各官能感觉的情况。
他在广泛阅读的时候，看过一些关于美学的书籍，又渐渐产生了兴趣，就想研究美学；但是想要彻底地了解，还得从美术史的研究下手。
美学对蔡元培来说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他开始系统地学习康德有关美学方面的主张，特别是“注重于美的超越性和普遍性”的课题，并精研康德的著作以及其它关于美学的书籍，如栗丕斯的《造型美术的根本义》等。他又重点学习了有关美学的其他学科，如摩曼的课程。他当时更欲参照摩曼的方法，在美学方面做实验的工作，希望能探讨出原始美术的公例。
德国是个充满艺术气息的国家。耳濡目染之下，蔡元培对美学的兴趣和关注，也慢慢地体现在了生活当中。他一有闲暇，便会到莱比锡大学附近的美术馆、民族学博物馆参观；也会观看音乐会、歌剧和话剧等文艺演出。他得知新剧目公演的消息时，便约上朋友一起欣赏；在观看演出之前，必定先要把该剧的剧本细读一遍，再去观赏演出，以便对剧目有更深入的了解。
在莱比锡求学期间，蔡元培依然继续为国内的商务印书馆撰译书稿。在德国的4年里，他编著了5册《中学修身教科书》、1 册《中国伦理学史》，翻译1部《伦理学原理》等书籍。其中，《伦理学原理》曾经对青年时的毛泽东产生过很大影响。毛泽东非常喜欢这本书，在书上写了1万多字的批语，还有读书心得《心之力》，受到老师杨昌济先生高度赞赏。
后来，毛泽东在谈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时，曾经说：“我们当时学的尽是一派唯心论，偶然看到像这本书上唯物论的说法，虽然还不纯粹，还是心物二元论的哲学，已经感到很深的趣味，得了很大的启示，真使我心向往之了！”
在生活上，蔡元培过得很简单，对一切都没有什么要求。来到莱比锡之后，他成为了一个素食主义者。因为他偶尔听一位朋友说，吃肉对身体并不好。后来又在阅读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作品时，见其中描写打猎的情形，觉得这种杀戮太残酷。于是决定不再吃肉类，只吃蔬菜。
他此后不但自己吃素，还对别人宣扬吃素的好处，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吃蔬食有3大好处：卫生、戒杀、节用。他本人之所以不吃肉，主要为了戒杀，他不希望有生命为自己的口腹之欲而遭杀害。
1911年，国内爆发辛亥革命，任同盟会中部总会庶务部长的陈其美电招蔡元培回国。（1905年，蔡元培创立的光复会并入同盟会。）蔡元培便赶紧归华，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伟大的辛亥革命。
次年，蔡元培再回莱比锡大学文明史与世界史研究所，继续攻读哲学、美学、文明史、世界史等学科。他在这短时间内编撰的《中国文明史》的材料，后来被顾孟余译为德文。
这次留学期间，他的学生傅斯年也在柏林。傅斯年等几个同学得知蔡先生到了莱比锡大学，大家欣喜异常，都自告奋勇要照顾先生的生活。这时候，一个同学给蔡元培发了一封电报，说是要来莱比锡看望先生。这个同学的口碑一直很差，脾气古怪，经常一面痛骂，一面向人要钱。傅斯年等人以为，他这次一定是来找先生要钱的，可蔡元培先生也是穷困潦倒啊！所以，傅斯年与几个同学都主张发电报谢绝他，并把这个意思告诉了蔡元培。
蔡元培先生沉吟了一下，说：“《论语》上有几句话：‘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人洁己以进，与其洁也，不保其往也。’意思是说，赞成他的进步，不赞成他的退步，何必做得太过分呢？人家洁身而来，就应该赞成他的自洁，不要老追究他过去的事，应该予以肯定、赞成。你说他无聊，但这样拒人于千里之外，他能改了他的无聊吗？”傅斯年等人深受启发，原来《论语》是要这样读的。
这次留学时间极短，蔡元培在莱比锡停留不到1年，就又返回了国内。
负笈巴黎，勤工俭学
1913 年10 月，蔡元培开始了第三次留学。他前往法国巴黎，而且一住就是3 年。
他的主要目的是学习法语，同时还要进行写作和翻译。同前几次留德期间一样，为筹措出国费用，他与商务印书馆定又定下了协议，到达欧洲后，必须每日以半天时间为商务编写书籍，商务则每月给他200 元钱作为稿费。
每到夏天，巴黎的天气炎热，屋子里更是闷热难耐，蔡元培经常学习得汗流浃背。他就关起屋门，脱掉衣服，继续埋首苦读。熟识的朋友来访，知道他的习惯，只要从门缝中看一下，要是见到他独坐室中，袒胸露背的专心读书，便不打扰，轻声离去。
在巴黎这段时间，蔡元培编著了《哲学大纲》一书，还撰写了《欧洲美学丛述》、《欧洲美术小史》等著作的若干部分。他的经典著作《石头记索隐》一书，也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这本书专门考证了古典名著《红楼梦》中的历史真实成分，使他成为“红楼梦研究”史上有名的索隐派代表。说到红学的索隐派，就不能不提蔡元培和他的《石头记索隐》。
蔡元培喜欢做学问，也很热衷组织活动。这次在巴黎，他就与其他几个同盟会成员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人一起，发起留法勤工俭学活动。而蔡元培就以他的崇高声望和自己身体力行的作风，成为众多旅法留学生的旗帜和楷模。
在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想要深入学习体会西方的先进知识，只能选择留学。伹是要留学，费用很高。官费生名额少，费用又常不稳定，勤工俭学是克服这个矛盾的有效办法。“勤于工作，俭以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知”，就是所说的勤工俭学及其宗旨。蔡元培等人自己就亲身靠卖豆腐，成功实现了勤工俭学的目的。
当时，蔡元培和几个好友的生活都很艰苦，收入来源有限。大家都在开动脑筋，研究如何勤工俭学。一次，蔡元培偶尔想起在家乡最爱吃的豆腐，脑袋里忽然灵光一现：也许合伙开个豆腐店是个不错的主意。于是把想法跟大家一商量，大家都很赞同，觉得办豆腐店本钱小，在巴黎又少有人经营，一定会成功的。但是，他们在家都是五谷不分的书生，没参加过什么体力劳动，更不用提做豆腐了。
后来，幸亏蔡元培在华侨中认识一个同乡，曾在家乡当过豆腐店的伙计，手艺很好。蔡元培就将他请来负责，自己亲自担任老板。一番精心筹备之后，他们的豆腐店终于在巴黎像模像样地开业了。他们既卖豆腐，也卖豆汁、豆皮、豆腐干等。西方人都没见过这种白嫩嫩的食品，很新奇，尝过又发现很美味，一时轰动巴黎。
蔡元培当了老板之后，自己也常跟着学作豆腐。法国当局又通过化验，证明豆腐制品的营养丰富，就更被许多人视为珍品了。开始为了裹腹开的小豆腐店，生意竟越做越好，后来还赚了不少钱，很出乎大家的意料。这些钱都用于同盟会的革命事业所需。
刚到法国时，蔡元培就对旅法的中国学生和工人进行了考察，还经常为同学们作学术演讲。1914 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波及法国，学生们的国内汇款难以寄达，许多学校被迫关闭，不少学生们都要求回国，可是这样他们的学业就毁于一旦了。
蔡元培不希望这些学子因此放弃学业，就与李石曾等人组织了“旅法学界西南维持会”，希望能够劝阻这些学生不要回国。他亲自撰写通告，并帮助学生们到没有战火的法国西南部找寻学校继续读书、筹措学费，终于让留法的学生们度过了这次危机。
法国有着大批的中国劳工，被称为“华工”。他们是为了填补战后法国劳动力的严重缺失，从中国招募来的。华工在法国常常受到欺负，他们的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而且语言不通，所以根本不知道如何为自己讨回公道。蔡元培对这种情况十分气愤，他要维护自己同胞的利益和祖国的尊严，于是决定担负起提高华工文化教育水平的工作。
1916 年6 月，蔡元培与吴玉章及法国朋友一起，发起组织留法运动的权威组织“华法教育会”，并担任中方会长。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为华工争取到了很多权益。例如华工与法国工人同工同酬的待遇等。蔡元培还创办、主编《旅欧杂志》，并建立华工学校，为在法的华工编写教材。华工学校里为了提高华工们的全面素质，开设各种课程法文、中文、算术、图画、工艺、卫生、修身等，蔡元培亲自讲授德育和智育课。这为马克思主义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进作用。
后来蔡元培回国了，留学工作的组织机构也随之转回国内。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凝结了蔡元培等人的心血，影响非常深远，培养出了一大批新中国的杰出领导人，如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陈毅、吴玉章、向警予、蔡和森、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李富春、蔡畅等人，都参加过留法勤工俭学。曾与蔡元培共同努力的吴玉章说：“这也应归功于孑民先生倡导勤工俭学之力！”
【名人小传】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一字仲申，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近代教育家、学者、图书馆事业活动家。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被毛泽东誉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他是对北大贡献最大的校长。其“兼容并包”、“自由发展”的策略，使北大一跃成为当时中国一流、世界知名的大学。
蔡元培15岁入学补诸生，后在藏书家徐树兰的“古越藏书楼”内校书，得以遍览百家之书。光绪举人，不久中进士。深感清廷腐败，立志兴办教育，与章炳麟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后参加同盟会。1906年留学德国，广泛浏览各国思想家书籍。辛亥革命时回国，不久又去了德国。1912年1月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对中国教育事业贡献卓著。极重视图书馆事业，对京师图书馆的建设多方关照，任命江瀚为馆长，先后调各省书籍补充馆藏。
民国2年（1913）蔡元培46岁时，再次赴法国从事学术研究；在留欧的3年时间里，又编撰了不少哲学美学著作。1916年11月8日，蔡元培与吴玉章一起乘船由马赛回国，抵达上海。
民国6年（1917），蔡元培50岁时，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29年8月任北平图书馆馆长。1931年，建设新馆工程告竣，他在落成大会上致开幕词，略述该馆沿革史。参加者有外国驻华使节及国内外学术界代表2000余人。自1923年直至逝世，一直担任北平（北京）图书馆馆长，对我国国家图书馆建设贡献颇著。1940年3月5日患脑溢血在香港病逝。
著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大纲》、《石头记索引》、《简易哲学纲要》等。另有《蔡元培全集》。
熊庆来：矿业救国梦破灭，而成为数学大师
1911 年，辛亥革命爆发了，革命的浪潮很快也席卷到了云南。熊庆来对革命成功欣喜若狂，他一直关注着革命运动。听到消息，他很快就主动剪掉了头上的辫子，表示和反动的清王朝彻底断绝。然而不久，熊庆来发现，除了头上的辫子剪掉了，中国的很多事情，还是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改变。到底怎样才是真正的强国？他看着昆明街头耀武扬威的法国大兵，苦苦思索着。
下决心要去留学
有一天，熊庆来在街上看到很多法国兵手里并没有拿着武器，而是拿着很多测量用的仪器。他很好奇，便找人打听，才知道法国人是要去修铁路。这些拿着仪器的法国兵，是要去对铁路经过的沿线进行测量。疑问解决了，然而紧接着的想法，让熊庆来难过起来：中国人不能在自己的国土上修铁路，却让外国人来修；铁路修好了，他们掠夺中国的财富就更方便了。中国确实太落后、太贫乏了。要想使中国强大起来，非得努力学好科学技术不可。想通了这个问题，熊庆来在学习中就更加努力了。
1913 年，他终于以第3名的好成绩考取了出国留学生。这时候，他的长子熊秉信出生了。双喜临门让熊庆来满怀喜悦，他从昆明回到家乡息宰村，向全家人报告了自己即将出国留学的喜讯。熊庆来家是一个旧式的大家庭，有祖母、叔伯、父母和弟妹。熊庆来向全家人宣布这个消息之后，伯父却坚决不同意他去留学。正在熊庆来感到为难的时候，他的祖母竟然表示支持他去留学，这使熊庆来心里又燃起了希望。
熊庆来怀着忧虑回到自己的屋子，见到了妻子姜菊缘。姜菊缘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熊庆来一直在外面读书，很少回家。这个柔弱的少妇，凭着她的聪颖，在这个大家庭里深得大家的赞许。她看出熊庆来的顾虑，温柔地安慰他说：“放心地走吧，家里的事不必挂念。我去说说，伯父会同意的，再说他也会听祖母的话。只要你用心读书，学得本事回来，大家都会高兴。”
妻子的话，使熊庆来很感动，他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的妻子，长得是这样的美丽。
熊庆来在亲人的鼓励下，为实现他的愿望，满怀着科学救国的热忱，告别了故乡，踏上了前往异域的旅途。
抱病攻读硕士学位
1913 年6 月，熊庆来来到比利时，进入包芒学院预科。
中国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特别是他自己的家乡云南，矿产储量很大，并以有色金属和磷矿最多，其中锡、铅、锌当时都居全国首位。熊庆来了解到中国的情况，他决定将来回到祖国可以从事采矿事业，开发出家乡的宝藏，强大中国。他计划第二年去投考黎野日大学矿业专业。然而，熊庆来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毁灭了他实业救国的梦想。
1914 年8月22日，整个比利时陷落了。熊庆来只好离开比利时，经过荷兰、英国，辗转到了法国巴黎。因为战争，巴黎的矿业学校已经关闭。学习的艰苦和生活的颠簸，使他得了很重的肺病，经常是大口地咯血，人也很快消瘦了。他不得不放弃了自己心爱的采矿专业，改学理科。
1915 年，熊庆来进入巴黎圣路易中学数学专修班学习。他的身体状况虽然很坏，仍在如饥似渴地进行学习。他写字很慢，但是工整极了。在课堂上，老师用法语讲课，因为他写字慢，往往记不下来。为此他很苦恼，后来改变了学习方法，首先要集中精力听好，把提纲记全；晚上回去后，再根据回忆来整理补齐中间记不下来的内容。所以，他每天晚上都要花一定的时间用来整理笔记，然后再做作业。他房间里那昏暗的灯光，一直亮到午夜之后。
熊庆来住在一个工人的家里，男主人当兵去了前线，女主人阿菲力在家照顾两个孩子。熊庆来住的房间很小，靠墙是一个摆满了书的大书架，书架的前面放着一张单人床，窗前是一张笨重的写字台，然后就没有什么空余的地方了。阿菲力看到熊庆来白天去上学读书，晚上回来还是读书，感到他生活太单调了，便特意采了一束鲜花，放在一个古瓷的花瓶里，摆在熊庆来的书桌上。熊庆来下课回来后，看到这束鲜花，心里非常感谢阿菲力的一片盛情。但是，要学习了，书桌上必要的参考书、习题纸和文具摆得满满的，没有这只花瓶的位置了。只好暂时把它放在地上吧，等学习完了，再把它请到台子上来。
有一次，熊庆来学习完了，就疲倦地倒在床上睡着了。第二天，阿菲力来打扫房间，发现花瓶放在地上。她终于明白了，在熊庆来的生活里，就和这摆满书籍的写字台一样，是没有花瓶的位置的。她只好把这个花瓶拿走了。
夜深了，阿菲力听到熊庆来的房间里传来一阵阵的干咳声，知道熊庆来的病越来越重了。她开始节省定量配给的肉，煮成汤，晚上给熊庆来做夜宵。
一天早上，阿菲力拿着拖把推开熊庆来的屋门，看到熊庆来还在床上躺着。她低头一看，床头的痰孟里都是血。阿菲力急忙跑去请医生。医生严肃地对阿菲力说，“他活不多久了，请赶快通知他的家属！” “通知家属？他的家属在中国啊！”眼泪汪汪的阿菲力再三请求医生。医生只好答应，先让熊庆来住院治疗观察。
几天以后，熊庆来的老师来探望熊庆来，走进病房，他顿时愣住了——熊庆来正披着衣服，坐在床上认真地写着，身边放着一摞很厚的写完了的习题纸。熊庆来的执着，让这位严格的老师都按捺不住地激动起来了。
靠着这种韧劲，1916 年，熊庆来在格伦诺布尔拿到了高等数学证书。1919—1920 年，熊庆来又先后在巴黎大学和蒙彼利埃大学获得高等数学分析、力学和天文学3个证书，并得到了理科硕士学位和马赛大学的高等普通物理学证书。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与熊庆来一起在法国留学的何鲁已回到了祖国。熊庆来在法国也待不下去了，他要回到祖国，去施展他的抱负。火车开动了，熊庆来向站台上的阿菲力挥手告别。这位法国女子对他的关怀，支持着他走过了这段艰难的日子。到了离别的时候，他也忍不住难过。
再赴巴黎获得博士学位
熊庆来自1921年回国后，分别在南京东南大学和北京清华大学创办了数学系。清华大学曾经有一个规定，教授服务满5年，可以申请出国1年进行学术研究。熊庆来打算再请1年假，加起来2年的时间，专心做一点研究工作。
1931年，国际数学会在瑞士召开世界各国数学家会议。熊庆来代表中国，第一次出席这样的国际性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以后，他第二次来到法国首都巴黎，在庞加莱研究所研究整函数与亚纯函数。1925年前后，芬兰著名数学家奈望林纳创立了一个叫做亚纯函数值分布的理论，它是20世纪最重大的数学成就之一，是现代亚纯函数论的基础。熊庆来的主要工作，就是对奈望林纳理论进行研究、推广和应用。
熊庆来带着他9岁的二儿子秉明，住在拉丁区卢森堡公园附近一个汽车司机的家里，房主人叫朗拜。清晨，熊庆来起来的时候，秉明已经和朗拜的两个小淘气一起去上学了。熊庆来吃过秉明为他准备好的早点，然后就去庞加莱研究所去上班。父子俩中午到一家中国餐馆吃包饭，晚饭自己烧。熊庆来依然努力执着得学习着，经常熊秉明半夜醒来还看到父亲在看着写着什么。
熊庆来在法国2年，有1年是请假，没有工资收入；他还要担负6口人之家的生活费用；在国外生活开支又相当大。他手中仅存一笔出版《高等数学分析》的稿费，他开始担忧起收入来。
然而，他贤惠的妻子姜菊缘在熊庆来带着秉明出国以后，便带着其余3个孩子由北京回到了南京，那里还有他们的几间小平房。姜菊缘把多余的房子租了出去，并在自己屋前开了一片地，种菜、养鸡，尽量节衣缩食，又自己动手做衣、做鞋，把省下来的钱陆续汇往巴黎，才使熊庆来的求学没有后顾之忧。
2年过去了，熊庆来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关于无穷极函数与亚纯函数》，先后在法国学术院《每周报告》及维腊教授主编的《算学》杂志上发表，受到欧洲数学界的极大重视。大家普遍认为：第一，熊庆来的理论，包括了所有无穷级亚纯函数与无穷级整函数；第二，就整函数来说，其表达式的精确性，赶上了波莱尔关于有穷级整函数的研究，还超过了布卢门塔尔的结果。熊庆来的研究工作，在亚纯函数理论中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并得到了很高的评价。他所引入的型函数和定义的无穷级，被人们誉为“熊氏型函数”和“熊氏无穷级”。
1933年，熊庆来的博士论文《关于无穷级函数与亚纯函数》获得了通过。熊庆来这次出国，时已年近40岁。但他以顽强的精神，经过2年艰苦的工作，完成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研究成果，并因此而获得了法国国家理科博士学位。
拿到学位后，熊庆来就启程回国，仍然回到清华大学任教授及系主任。
战胜病魔搞科研，一心回国拒去台
1949年6月，熊庆来赴巴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他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四届大会闭幕以后，又参加了一个古物保护会议。他得知自己曾任校长的云南大学解散的消息后，非常难过，决定暂时留在巴黎。
他的二子熊秉明1947 年经过考试，取得了公费赴法留学的机会，开始是从事哲学研究，后来进入巴黎美术学院，毕业后以艺术自由职业者的身份留在法国。父子二人在巴黎重逢，开始了新的生活。
熊秉明在塞能街的一家小旅馆，给父亲租好了一间房子。熊庆来除了从事数学研究以外，还担任一些学生的家庭教师，给他们补习数学，以维持生活。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了。圣诞节以后，1950年就开始了。一天晚上，熊庆来父子应邀来到一位法国朋友家做客。主人伯力先生，他的妻子波依娜不知从那里学来一手做中国菜的好手艺，这次是专请中国客人来鉴尝的。开饭时，大家边吃边说，十分热闹。
只有熊秉明发现爸爸有些反常，他不大说笑，偶尔说几句，也是语无伦次。伯力先生一再举杯，熊秉明着急地用眼睛暗示父亲，不要再喝了；可是熊庆来眼睛发直，没有看他，又端起了酒杯。喝得面红耳赤的伯力先生，又给大家讲了一个法中人民友谊的故事，最后说：“人与人之间的误会是长期隔阂造成的，一旦接触了，彼此自然会感到一种乐趣。今天我们请熊教授来做客，不就是感到了这种乐趣吗！”餐厅里响起了掌声！“好，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为熊教授研究工作的成功，干杯！”大家都站起来，举起了红玛瑙似的美酒！
然而，熊庆来却没有站起来。熊秉明赶快跑到爸爸身边。随着他的叫声，熊庆来手一抖，筷子落在地上。熊庆来被送进医院，经医生检查、诊断为高血压、脑溢血，并已导致半身不遂。由于各方面的关怀和援助，熊庆来的疾病得到了顺利的治疗。
半年以后，姜菊缘在昆明收到了熊庆来第一封用左手写的亲笔信。姜菊缘看着信上苍劲粗壮的笔迹，兴奋得热泪盈眶。她绝对没有想到，熊庆来能在半年的时间里，以如此惊人的毅力，用左手拿起了笔！1年以后，熊庆来左手写的字，与右手写的几乎一样了。他还坚持进行研究工作，大多数论文都是此后写出来的。
一天早晨，熊庆来的住处有人来访，是他以前的学生程思亮，现任台湾大学校长。熊庆来见到是他，就清楚了他的来意。
程思亮问候了熊庆来的病情以后，对他说：“我是专程为您而来！您现在一个人在这里很孤单，秉明又不能总是在家照顾您，这是何苦？这次您一定要跟我走，到我们学校去，我会派专人来料理您的生活，协助您的工作，然后再把师母也接去。您的晚年可不该像现在这样呵。”程思亮哽咽着说不下去了。
熊庆来默默地点点头说：“是呵，这里是清苦得很。陈立夫来过了，翁文灏来过了，傅斯年也来过了。他们都劝我到台湾去，说那里有很好的条件，对我的身体、对我的工作都十分有利。梅贻琦在台北创办了原子能研究所，邀请我去做附设大学的教务长，而且连旅费都汇来了。”
程思亮打断熊庆来的话：“听说您又把旅费退回去了！我真不明白，您为什么这样做！难道您还对大陆抱什么希望吗？做学问我比不了您，但是论起共产党，您却未必有我了解。他们懂得什么叫科学？整天搞那些乱哄哄的群众运动，闹得鸡犬不宁，您还能做什么研究！对于知识分子，他们最强调思想改造。何为改造？就是洗脑筋，要否定你以前所做的一切，抓住你的错误就是做不完的检讨，让你在大庭广众里出丑！您这德高望重的学者，成就卓著、闻名于世的数学家，难道能经受这种耻辱吗？”
熊庆来叹了一口气说：“是呀，都是这样说，这都是很不愉快的事呀！”
“所以，为了您的事业，为了我们中华民族科学的振兴，您应该当机立断呀！”
“正是因为如此，我才不能草率从事！”熊庆来转换了话题，请程思亮一起去吃云南饭馆了，始终没有理会程思亮想邀请他去台湾的打算。
在一个阴雨连绵的天气里，熊秉明和他的法国籍新婚妻子萼蒂送来一封信。熊庆来把信打开一看：
“熊庆来先生：得知你拒绝台湾的邀请，决定返回祖国的消息，我非常高兴。祖国欢迎你，人民欢迎你！欢迎你回来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事业！在你身体情况允许的时候，可与我国驻瑞士大使馆取得联系，他们负责办理你的回国事宜。望你多多保重身体！周恩来一九五七年四月。”
熊庆来读了信，尽量使自己的激动心情平静下来，从抽届里取出一张雪白的信纸，放在桌子上，用十分坚定的口气对熊秉明说：“马上替我回信！告诉总理，谢谢他对我的关怀！请他放心，在我的函数论专著完稿之后，即刻启程！”
1957年6月，熊庆来终于回到了祖国的怀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委员会委员、函数论研究室主任等职。
【名家小传】
熊庆来（1893—1969），字迪之，出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息宰村。1907年考入昆明方言学堂。1909年升入云南英法文专修科。1911年进入云南省高等学堂学习。1913年考取公费生，赴比利时学习采矿。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转赴法国，1915—1920年先后就读于法国格伦诺布尔大学、巴黎大学、蒙彼利埃大学和马赛大学，获得理学硕士学位。
1921年熊庆来回国，先后在云南甲种工业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上述两校为今南京大学前身）、西北大学、清华大学担任教授和系主任。其间，1931—1933年再赴巴黎，在庞加莱研究所深造并获得博士学位。1937年任云南大学校长。1949年出席在巴黎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遂留在法国从事数学研究。1957年回国，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
他用法文撰写、发表了《关于无穷级函数与亚纯函数》等多篇论文，以其独特、精辟、严谨的论证，获得法国数学界的交口赞誉，国际上称为“熊氏型函数”和“熊氏无穷级”，被载入世界数学史册，奠定了他在国际数学界的重要地位。
他发现并培育了我国许多著名科学家，如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杨乐和张广厚，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等。只有初中学历的华罗庚，也被他破格提拔，后来成为闻名世界的数学家。
傅斯年：选定实证主义，不苟且个“假结果”
他激情澎湃、性如烈火，有“大炮”的雅称。胡适说他是“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蒋梦麟说他“是通才亦是天才”。他游历各国只为求学，对博士学位嗤之以鼻。他虽然狂傲自诩，但是见到学识渊博的陈寅恪时便立即真心钦佩，甚至一直追随。
艰难的出国梦
1919年秋季，山东省教育厅招考本省籍官费留学生。傅斯年赴省城济南应试，并以全省第二名的优异成绩入选。傅斯年满以为自己官费留学是十拿九稳的事了，不料却被主考方以傅他是五四运动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规蹈矩的学生”等为由，拒绝录取。
山东省教育厅官员奉命对外的解释是：假如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法兰西王国，一不开心，像在北京一样，率领一帮梁山兄弟的后代，再来一个三打祝家庄、火烧狮子楼或赵家楼之类的行动，把法兰西的卢浮宫、巴黎圣母院等洋人的宫殿，用粪叉子、二叉钩子或镰刀斧头加锤子，三下五除二给弄个底朝天；或者哪一天像打虎的武二郎一样喝高了，借着酒劲儿，把大英帝国的白金汉宫一把火烧个精光，那山东方面乃至整个中国政府岂表示吃不了兜着走？为消除隐患，斩断祸根，他们干脆来个“斩首”行动，断了傅斯年出洋的念头。
这个消息，对傅斯年来说犹如当头一棒。性如烈火的他，怎么忍得下如此不公？声言要诉诸法律。而以行侠仗义著称的山东省教育厅一位名叫陈雪南的科长，出于对傅氏的同情和对贪官污吏的义愤，力主以考试成绩为准，强烈要求让傅斯年留学：“如果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都不让他留学，那还办什么教育！”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员，也纷纷借机出面为傅氏大鸣不平。
在一片不平声当中，主考方迫于压力，无奈把傅斯年恢复列入官费留学生的名单。历经一番磨难的傅斯年，终于可以收拾行李返回北大了，于同年12月26日，由北京起身去上海，再乘轮船赴欧洲，开始为期数年的留学生涯。
留学是傅斯年多年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解除那久积于心的无数困惑与探求真理的欲望而出国的。当他得知自己已获取留学官费的消息后，在山东聊城老家给北京大学同窗好友的信中写道：“我向来胸中的问题多，答案少，这是你知道的。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隐隐透出他的宏图之志来，而他对留学的迫切期待更是表露无疑。
1920年1月2日，傅斯年、俞平伯乘船离开上海吴淞码头，经过40多天的颠簸、动荡，轮船穿越东海、南海、马六甲海峡、阿拉伯海、曼德海峡、红海、地中海、直布罗陀海峡与爱尔兰海，终于抵达了英国的利物浦码头。次日，傅斯年与俞平伯乘车赶赴伦敦，入伦敦大学研究院就读。
对于一路上所见到的异域风光，傅斯年在给“新潮社”好友徐彦之的一封信中，不无得意地说道：“沿路四十日间，把几个阶级的文化，几个最异样的自然现象都经过了；几千年的民族经历都温习了。那些‘海上迂怪之士’所有的对象，也都有了。”
在伦敦学习心理学
傅斯年的留学之路不甚平坦，费尽辛苦争取来的官费却又不甚充足，无奈之下，只能放弃声名显赫的剑桥、牛津两所名牌大学，而选择在学费和花销上更便宜的伦敦大学。刚进校两个星期，傅斯年的好友俞平伯竟然不辞而别。等到傅斯年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他的时候，这才得知，俞伯平因为想家，想得无法自抑，决定回国。傅斯年闻听大怒，强压怒气，力劝俞平伯要坚持以学业为重。然而俞依然坚持要回去。傅斯年见他去意已决，也只能随他去了。
此事对傅斯年的打击很大。他在给老师胡适的信里说起了这件事，甚至有些沮丧，见到俞平伯如此，他的心里甚是难过，更觉得自己之前在国学上投入过多，成了身无所长的文人。他痛下决心，要学些真实的本事来。
但凡世人求学，一般都需要一些证明。至少他的老师胡适就是这样认为的，并发出“大失望”的感慨。因为，未能免俗的胡适，本身就拿了无数个学位，所以他不理解傅斯年的志向之宏大，甚至有些超脱出世俗了。也正是这样，傅斯年才能够经由这条曲折的求学之路创造自己的辉煌，超越他尊敬的胡适老师。这个时代，留学海外各国的人多如过江之鲫；而只求学识、不求学位的，却惟有陈寅恪和傅斯年二人而已。
于是，傅斯年开始跟随伦敦大学的著名教授史培曼，学习研究实验心理学，同时选修化学、物理学、数学、医学等自然科学课程，不求虚名、学位、头衔种种，只做真学问。不像有些留学生，只知道急功近利，欺世盗名，一心只为回国升官、发财。
傅斯年并不知道这样做结果究竟如何，但是他相信自己所走的路。正如他在给徐彦之等几位朋友的信中所言：“如此迂远，成功上实在讲不定。但我宁可弄成一个大没结果，也不苟且就于一个假结果。”这是傅斯年的决心，也是其性格的写照。这个最初的理想与信念，影响了他的一生。
经历了“五四”新文化的冲击以后，中国人的思想已大不同前了。五四时代的青年，对自然科学的兴趣大增，而心理学正是一个热门。傅斯年在伦敦大学选择心理学的另一个原因，很可能是早年受章士钊演讲詹姆士心理学的影响，并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颇感兴趣。其实，傅斯年的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自然科学，还涉猎了英国的文学、历史、政治、哲学等著作，萧伯纳戏剧更是每部必看。
1923年9月，傅斯年离开学习、生活了近3年的伦敦大学，背着一堆沉甸甸的收获与一堆同样沉甸甸的困惑，来到德国柏林大学（洪堡大学）研究院，开始了另一段求学历程。
在德国转向实证主义
傅斯年之所以离英赴德，正如其北京大学同窗罗家伦所言：“一方面受柏林大学里当时两种学术空气的影响，一方面受在柏林大学的朋友陈寅恪、俞大维各位的影响。”
傅斯年早在北大读书时，由其同窗好友、陈寅恪的弟弟陈登恪介绍结识了陈寅恪。当时的傅斯年正年少轻狂，在人才济济的北大也算是一名才子，但仍属无名之辈，尚未出茅庐。而26岁的陈寅恪，已在日本、德国、瑞士、法国等地游学数载，肚子里的学识自然不是傅斯年可比的，见面一交谈，傅对陈的学问与见识深表钦佩。许多年以后，他由英国赴德国柏林大学就读，也许正是出于对陈寅恪的推崇。
当时的柏林，俨然成了中国留学生的集会中心。除了傅斯年、陈寅恪、俞大维几人，原在北大的同学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也先后从欧美各地转来此地求学，同时还有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徐志摩等都汇聚一堂。而这些人，后来大多成了中国近代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
当时的德国，科学水平位于世界顶级，具有非常良好的学术氛围。这里的近代物理学为世界所瞩目，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力学等，都是驰名天下、轰动一时的学说。而社会科学中的语言文字比较考据学，则是柏林大学传统的、久负盛名的学科。所以，如此多的优秀中国留学生，都不约而同选择了这里。渴望在自然科学领域搞出点名堂的傅斯年，亦是其中之一。
他最初主要的兴趣是在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上，同时依然保持着对自然科学方面其他门类的兴趣。而他对各种书籍涉猎之广泛，很让人感叹。有一天，罗家伦和傅斯年、毛子水等人，约定到康德街24号的中国餐馆吃晚饭。傅斯年夹了一个很大的书包前来，众人翻出来一看，竟是一部厚厚三大本的地质学书籍。向来不善言辞、更不爱开玩笑的毛子水，竟破例幽了傅氏一默：“这部书是‘博而寡约’，傅孟真读它是‘劳而无功’！”一句话说得傅斯年暴跳如雷。
虽然当时柏林大学语言文字方面的比较考据学也名冠一时，可傅斯年的注意力，是在归国前最后一两年才转向它的。而这一学派的创始人，就是19世纪被推崇为德国近代史学之父、西欧“科学的史学”奠基者兰克（又译郎克）。由于兰克强调“严谨的事实陈述——即使这事实或许是偶然的、枯燥无味的——也无疑是历史编纂学的最高法律”，后世史家又把他的理论与他创造的学派称为“实证主义学派”。这个学派在19世纪、20世纪早期风靡一时，几乎垄断了欧洲史学界。
当傅斯年来到柏林大学时，兰克学派依然雄风不减。傅氏在求学的道路上经过几年的摇摆、晃动后，最后选择了兰克学派的实证主义史学，并作为重点研习对象。
傅斯年最终决定转向实证主义史学，显示了他过人的聪明才智。很快，其学业上的出色成绩，就使同在柏林的留学生们汗颜。
俞大维曾对人说：“搞文史的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于是决定调整方向，把主要精力放在晚清太平天国史的研究中，避免了与傅胖子的直接对垒交锋。学成归国之后的俞大维，于1933年再度返回德国，进入柏林工业大学，专门学习军事，包括兵器制造、战役分析和研究等，尤其是对弹道学的学习研究更是精进，终成著名的兵工制造与弹道专家，回国后曾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长、交通部长、台湾“国防部长”等要职。
傅斯年对陈寅恪“读书先识字”的说法非常赞同。要研究历史学，特别是东方学，就必须要懂得东方的文字，包括历史上存在过、如今已死去的文字。只有如此，才能揭示历史的源流和本真。傅斯年在柏林时，对各种古代文字也颇花费了一些心思。他在给罗家伦的一封信中曾说道：现在“又有火炉子费，又交学费，故实是十分节省，每日吃饭在2马克与3马克之间，未曾看戏一次。书是买了一部文法，一部梵文法，一部Karlgren的语言学（非其字典），上一是上课，下一是为写书用”。
1924年，蔡元培赴欧考察，路经德国，由傅斯年、罗家伦等原北大弟子陪同游览波茨坦无愁宫，宫中有一座大理石雕刻的伏尔泰像。傅斯年见后，流连忘返，不忍离去，因此落在了众人的后边。罗家伦走至半道，发现此情，只得折回身去找他。
罗家伦素来喜欢调侃傅斯年，对众人说道，只见傅斯年站在伏尔泰像前，深深鞠了一躬，口中念念有词地背起了李义山的两句诗：“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罗家伦此语一出，傅斯年气得要上前来揍他，罗笑着躲到蔡元培边上，蔡先生也不禁失笑。这一笑，傅斯年骨子里的幽默就恢复过来了，也和众人一起哈哈大笑起来。从这件事，多少可以看出罗很了解当时傅的志向与心境。
第二次“五四”差点在柏林发生
在柏林的留学生们，普遍存在着经济上的困难。对于傅斯年等人的日常生活，赵元任夫人杨步伟的《赵家杂记》里有一些描写：“有一天大家想请我们吃茶点，但定的下午3点，我们刚吃完午饭，以为到那儿（是孟真的房东家）照例地一点点心和茶。岂知到了那儿一看，除点心外，满桌的冷肠子肉等一大些，我们虽喜欢，没有能多吃，看他们大家狼吞虎咽地一下全吃完了。我说德国吃茶真讲究，这一大些东西，在美国吃茶只一点糕点，连三明治都很少的（美西部比东部东西多）。孟真气愤地回我：赵太太！你知道这都是我们给中饭省下凑起来地请你们，你们不大吃，所以我们大家现在才来吃午饭。”经此一说，杨步伟觉得颇不好意思。
刚到德国半年多的傅斯年，闻听好友罗家伦的财物失窃后，便以近似现代网络名的“山外魔生”写信与罗，调侃地劝慰他。结果没过未久，傅自己的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他又以“受诅咒的书蠹”为笔名，致信罗家伦，道出自己此时的穷困潦倒：“星期日我在林中，未曾睡着，但失迎总抱歉的。星期一方知交费在即，一文无着，十分着急或者死去。”
随着国内军阀混战不息，山东政府官费无法及时向海外留学生汇寄；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加艰难，有时候颇像初级共产主义的味道，大家的钱都是共同使用，谁有钱就先借来花。在傅斯年和罗家伦这段时间的信中，讨论最多的就是他们的经济困难。
1926年初，傅斯年经过多番讨要，终于从中国驻英公使朱兆莘处领到了10英镑的汇票（欧洲留学生的经费，一直由朱氏作为代理人具体操办），于是致信罗家伦，本来想借给他4磅，因为山东的官费完全没有指望，就分给自己的同乡何思源1磅，只能借给罗家伦3磅。其余只能等下月再去找朱兆莘想办法。当时留学生们生活的窘迫程度，就可见一斑了。
在傅斯年即将结束学业回国的前夕，生活更是到了无依无靠的绝境。他在致罗家伦与何思源的信中道：“总之，去年我已领了下一月（款），我方能自巴黎归；今则倒欠下两月，此外无丝毫进款。德国生活程度贵得无比，此间熟人一致呼穷，故弟不欠此间任何一人、任何一文；而此间欠我小数者，积起来已经不少了。5月中旬连吃4日干面包，实在不免于夜间流涕。大维尚好，而毛、姚穷得出世涅槃。”
按傅氏的推断，继任者如此对待留学生，一定是克扣和挪用了从国内寄来的留学生官费。而对方如此无理与霸道，正是留学生们“拼命之机会也”。于是，傅斯年“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立即蹦将起来，欲像当年“五四”时期一样，发动并亲自统率整个欧洲的中国留学生，肩扛大旗，挥拳弄棒，再展示一回“少年壮志”，前往华国驻英公使馆门前示威，不惜与使馆人员开打宣战；然后来个“火烧赵家楼”的再模拟演示，将公使馆一把火烧个精光。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也”，过去的老皇历如今翻不得。对于傅斯年而言，一呼百应的“五四”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接受新的文明洗礼并逐渐理性的罗家伦、何思源、俞大维、毛子水等人，认为以暴力的方式、方法来处理此事万万不可。伦敦比不得当年的北京，若真的闹将起来，大家很可能被当做过街老鼠而捉将起来关入大牢，并成为天下笑柄。
在众人的劝说、阻止下，傅斯年才火气渐消，最终打消了一把火烧掉公使馆的念头。当然，驻英公使馆的那些官僚们，并不知有此一幕险情发生；否则，应该早抱头鼠窜了——看来，傅斯年当年考取官费留学生时，山东教育厅那帮官员们的担心并不是毫无道理。尽管罗浮宫与白金汉宫没有被点燃，而事实上中国驻英公使馆却差点葬身火海。
回北大不成，便转去中大
1926年9月，傅斯年结束了7年的留学生活，带着满腔激情和满腹学识，由马赛扬帆起程，穿越茫茫大西洋、印度洋、太平洋的惊涛骇浪，向阔别已久的祖国驶来。
此前，傅斯年是准备受聘于母校北大的。他在北大期间就是知名才子，师长和同学们对他的学识也是有目共睹，此番留学归来回到北大自然是顺理成章。
早在1922年，北大教务长蒋梦麟到欧洲考察，见到了正就读于伦敦大学的傅斯年，并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长谈。在此之前蒋梦麟与傅斯年并不熟识，这次交谈傅斯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蒋梦麟发出了“孟真之学，是通学，其才则天才，古今为学，专学易，通学难，所谓通学就是古今所说之通才”的慨叹。作为学术界的名流，北大的前辈师长、主要领导之一，对一个仅仅游学数年的后生小辈竟如此高评价，既罕见又令人感慨。想来，说出此番话时，蒋氏心里一定颇有一代新人胜旧人的嗟叹了。
二人分别不久，蒋梦麟在德国接到傅斯年的一封信，信中劝蒋此次考察不要无目的地在德、奥、法、意各国乱跑，并有两个问题要特别注意：第一是比较各国大学的行政制度，第二是各国大学的学术重心和对学生的训练。
蒋梦麟阅毕，不仅惊叹傅氏在学业上的精湛造诣，同时还发现他有极强的视事与处事能力。如果自己不是师辈人物，蒋极有可能当场就要五体投地地折服、跪倒在傅的面前，并高呼“吾师万岁”。
1923年，北大校长蔡元培因不堪忍受军阀政府与官僚的压迫而愤然辞职，旋赴欧洲考察，北大校长一职由蒋梦麟代理。此时已转入德国柏林大学攻读的傅斯年，与北大的实力派人物蒋梦麟、胡适等书信往来不断。而作为胡适得意弟子的傅斯年一旦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教即成必然。
然而，就在傅斯年准备归国的这一年，正是北洋军阀全面崩溃的前夜，各路军阀纵横中原，相互厮杀混战，中国陷入了一片血腥和混乱之中。
由于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杀害李大钊等革命人士上的行为，令蒋梦麟、胡适、朱家骅等北大负责人为了躲避追杀，只能离开北大，开始流亡生活。而北大这所“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的大学就只好解散了，也无人再顾及傅斯年的死活与归国后的去向。
也许是傅斯年的满腹学识还没有施展之地，确实不该被埋没，当他乘坐的轮船穿过汪洋大海，抵达香港的时候，一封来自中山大学的聘书就出现在了他刚下榻的旅馆里。邀请者乃是2个月前才刚刚从北京六国饭店逃往广州的朱家骅。这时的朱家骅，已经开始主持中山的校务了。于是，傅斯年从中山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
【名家小传】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生于山东聊城。历史学家、教育家，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著作编为《傅孟真先生集》。
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大文科。由于受到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1918年夏与罗家伦等人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1919年夏大学毕业，翌年初到欧洲留学，先后入伦敦大学、柏林大学研究院，学习实验心理学、生理学、数学、物理以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朗克的量子论等；还对比较语言学和考据学发生兴趣。1926年冬回国。
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从1928年11月起长期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并任主编。1929年春，历史语言研究所从广州迁往北平，傅兼任北大教授。1932年参加胡适主持的“独立评论社”，在《独立评论》周刊上发表政论文章，拥蒋反共，但赞成抗日，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路线有所批评。1937年春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政府立法委员。次年1月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兼任台湾大学校长。
严济慈：用勤奋创造了奇迹
严济慈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研究的开创人之一，是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是中国科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他的家庭是一个高层次的科学家之家，被称为“小科学院”，家庭成员中竟有5个在中国科学院工作。
留学前的准备
严济慈的启蒙老师——叔祖父严维伦先生曾对他的父亲说：“这孩子是读书的好材料。家里条件再艰苦，也要想法让他去读书。”从9岁开始，小济慈便能帮助父亲在药铺里计账了，这便培养了他认真细心、一丝不苟的作风。他成天和数子打交道，而他对数学的兴趣，就从此时打下了根基。
后来，严济慈考入了南京高等师范，遇上数学家何鲁先生。在大学期间，对严济慈影响最大的就是何鲁。何鲁是四川广安人，1919年从法国留学回国，应聘到南京高师教数学。
数学是很重要的基础课，何鲁讲课所用是法国的教材。法国中学教育在欧美社会水平最高，课程内容很深。在中学的数学课里，竟有很多大学的内容。何鲁的讲课遭到学生的反对，普遍反映太深听不懂，发展到准备罢课。只有严济慈一个人在坚持上课。于是，何鲁干脆把严济慈叫到自己家里，一对一地给他上课。何鲁到上海任教后，又特别推荐著名数学家熊庆来去南京高师任教。
每逢暑假，何鲁还总要邀请严济慈前来他家读书。严济慈整天把自己关在安静的书斋里，自学法文，并且大量阅读了何鲁带回来的法国教材。水滴石穿，他的勤奋学习，为日后赴法留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何鲁看他学有所成，便介绍他认识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王先生对严济慈有所了解后，就约他写了《初中算术》和《几何证题法》。这两本小书，数十年来作为中学生的教材和课外读物，不仅受到国内广大师生的欢迎，而且曾被东南亚某些国家所采用。
严济慈大学毕业后，老师何鲁、熊庆来、胡刚复都鼓励他出国留学。他得不到官费，3位先生便慷慨解囊，为他筹措川资；再加上他编书的稿费等收入，严济慈终于可以前往恩师何鲁曾经留学的法国了。
成绩震惊了巴黎大学
1923年11月，满怀学习国外先进科学理想的严济慈，经过5个星期的航船颠簸，到了法国第一大港——地中海沿岸的南部城市马赛。
出国之前，由于他刻苦努力自修，法语在读写上已没有问题，但是口语略逊。他便转乘火车到默伦乡村的一所中学，强化学习了半年的法语。他的基础好，加之又有悟性和惊人的记忆力、模仿力，很快就过了口语关。
1924年夏天，严济慈从默伦来到巴黎，就雄心勃勃地把目光投向享有盛名的巴黎大学理学院。巴黎大学分5个学院，即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和药学院，其中理学院号称有10万学子。入学不用考试，宽进严出。学校迷漫着自由的空气。课程是公开的，每年11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开学上课，谁有兴趣都可以听，不愿意听也无人来管。学较不分系，也不分年级。只要手里有中学毕业文凭，交纳金额不多的注册费，把你的名字登记注册，就算是巴黎大学的学生了。
然而，别看它表面自由、轻松，却有一套严格的考试制度。按照巴黎大学的规定，20几门主课，考试每通过一门就可得到1张文凭，考取3张文凭就可毕业，并获得硕士学位。但是，由于课程很深，考试繁难，要得到一张文凭，不累出几身汗、脱掉几层皮是不可能的。
巴黎大学一年举行2次考试，一次在夏季，一次在秋季。严济慈到巴黎时，正赶上夏季的考试，他立刻报名参加了高等数学考试。因为他具有深厚的数学功底，故考试非常顺利，成绩被计为优等。他在巴黎大学还未上课，便取得了第一张文凭，这也算是学校送给他的第一份见面礼吧。而这也使这个黄种人得到了白种人的刮目相看。
巴黎这个号称“花都”的欧洲名城，有令人销魂的花花世界；有令人赞叹的艺术宫殿；有令人流连忘返的名胜古迹；有令人难以抗拒的物质、情色诱惑。可是，我们的严济慈却对这一切毫无感觉。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留学机会，身在巴黎，竟不知繁华为何物。几年时间里，竟然连卢浮宫的珍藏是何等的辉煌，塞纳河的良辰美景是如何的销魂，全然不知。他没有跨过塞纳河桥一步，河这边是他所在的清苦的拉丁区，河那边是纸醉金迷的花花世界……
多年之后，在北京东兴楼饭庄的一次宴会上，刚从巴黎游历回国的胡适先生感慨地说：“巴黎为灯红酒绿之地，哪里能读书？”在座的严济慈接上话茬：“你的话不错，但我要补充一句，也只有在巴黎读书的人，才是真正能读书的人。”胡适一听语塞，立即起身，双手作揖，歉意中含有钦佩。
他当时住在拉丁区冈姆路一家名叫伏尔泰的小旅馆的五层楼上。旅馆离巴黎大学很近，走路不过5分钟。身居闹市的严济慈，过着有规律的、单一的四点成一线的生活，每天从旅馆到教室、图书馆、试验室，把自己埋在书本里，孜孜不倦地钻研，消化思索探求，以中国人的顽强毅力，刻苦攻读，摈弃了一切无为的社交和青年人应该享受的娱乐。由于生活拮据，他每天只能吃最普通的面包，面包夹着卷心菜的最廉价的三明治，以及其他素食。但他那早起晚睡的有规律的生活，反而让他的身体更加健康。
严济慈在给自己的恋人张宗英（“五四运动”时期南京学生运动领袖之一，也是东南大学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中唯一的女性）的书信里，经常“汇报”自己的经济状况：3位恩师一直给他寄钱；在最初的一年里，3位先生一共资助他780元，占全部费用的3／4左右。当时何夫人旧病复发，且极其严重，但何先生并没有中断对严济慈的接济和帮助。
严济慈告诉未婚妻说，自己决不能乱用一个钱；而且要时刻扪心自问，是否对得起这些恩师们？有时，他还将某段时间的账目清楚地排列出来。在1924年9月2日写给张宗英的一封情书中，他就列出了从1923年12月到1924年5月接收的汇款情况，账单中的“何师”指何鲁，“熊师”指熊庆来，“胡师”指胡刚复，“爱”指张宗英，“方”即法郎，“元”即当时中国的银元。这可是算是一封无比特别的情书了。
1年的时间转眼过去，巴黎最迷人的夏季又重新到来了。严济慈以他勤奋的学习、扎实的基础、惊人的记忆力和渊博的知识储备，创造了巴黎大学建校以来的奇迹。他仅用1年时间，就考得了巴黎大学的3门主科——普通物理学、微积分学和理论力学的证书，获数理科学硕士学位。这是巴黎大学校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
巴黎大学的学生，1年能考取1张文凭，就算是不错的了。因为，每一门主课不光是笔试，笔试通过后还要进行试验课的考试，考察实际操作能力和熟练掌握知识的程度。数学的第二次考试侧重应用题。客观地说，笔试题目知识面广、问题深，要想及格，难之又难。那次报考的，仅物理系就有1000余人，最后取得文凭的只有200多人，及格率为1：4。严济慈以自己的刻苦好学和优异成绩，顺利通过了3门主课的考试，其中普通物理成绩是最优等，其它2门是优等。在进行普通物理学的口试时，主考老师、法国著名物理学家夏里·法布里教授满意地对他说：“先生，你的试卷是最优秀的！”
严济慈，这个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这个不苟言笑、衣着朴素的中国青年，一夜之间名扬整个巴黎大学。在此之前，法国并不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的效力。可是，从严济慈起，法国开始承认中国大学毕业文凭与法国大学毕业文凭具有同等效力。
师从法布里教授，攻破国际大难题
不久，打算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严济慈，给夏里·法布里教授写了一封态度非常诚恳的信件，希望能够得到这位著名物理学家的进一步指导。教授很快给他回了信，信中说他很快要去过暑假了，10月以后，请严济慈到他的试验室来报到。这封回信，决定了严济慈的一生的命运。
在预定的时间里，63岁的夏里·法布里教授，在自己办公室会见了严济慈。交谈中，当教授知道这位中国学生才来法国1年多，就顺利地完成了大学学业，非常吃惊，亲切地问他：“你以前做过研究工作没有？”严济慈非常老实地回答道：“没有。我在中国大学毕业以后，就来到了法国。”教授满意地看着这位青年人，爽快地说：“年轻人，你可以留在我的试验室从事研究工作。”
法布里不仅为严济慈选择了一个富于创造性的题目，而且为他提供了各种方便。按照常规，下班以后，试验室里水、电、煤气都停止使用；大门钥匙也由看门人保管。但对严济慈例外。甚至连做试验的化学药品、感光材料，只要他填一张申报单，便马上有人给他送来。
而严济慈也不愿辜负恩师的期望，一头扎在实验室里搞实验、做研究。在他的字典里，根本没有“周末”这两个字，有的只是工作，工作，工作。每天清晨，他带上几块面包走进实验室，直到半夜以后才回住处。巴黎的严冬，试验室里的法国科学家们，忙着和家人团聚，过圣诞节去了。而他却呆在冰窑似的试验室里，通宵达旦地试验。有时候实在累了，他便把头埋在自来水管下，冲冲袭来的倦意。法国人是最会享受生活的。同事们看他孤身一人，便在周末休假的时候，盛情邀请他到郊外别墅去度周末。固执的他，婉言谢绝了。
成功的旅伴，就是辛勤的劳动、艰苦的探索。法国小说家莫泊桑有过一句名言：“一个人以学术许身，便再没有权利同普通人一样生活。”严济慈把这句至理名言视为自己的座右铭，支配了他一生的治学道路。
早在1880年，法国著名物理学家比埃尔·居里和他的哥哥雅克·居里就共同发现了晶体压电效应，还研究了晶体和物理现象的因果之间的对称关系，提出了世界公认的居里对称原则。但是，晶体压电效应的反现象，该如何从实验上测出它的数据，进一步验证它的存在，这是长达40年无人解决的难题。严济慈被这个难度极大的课题迷住了。他食不知味，像着魔似的，苦苦地思索着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严济慈终于找到了一把精确无比的尺子，这就是单色光！神奇的光，无所不在的光，千变万化的光，魔力无边的光，使他在黑暗中见到了光明，指点他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规律。严济慈用单色光为尺度，测量晶体通电后的体积变化，终于揭示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这个不解之谜。
难题解开了，他可以写论文了。题目是《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其内容比原来夏里·法布里教授给他的题目《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又有了更大的扩展。按照法国的规定，申请国家科学博士的一级论文，必须在公开答辩1个月之前交给所在大学，由学校印100本交给有关专家学者审查。严济慈能否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就看他的研究成果能否被专家们审查通过了。
和往常不一样，非常沉着、冷静的严济慈也有些沉不住气了，他在焦急中等待。一天，法布里教授突然把严济慈叫到一旁，十分和蔼地问他：“严，你的论文是否急于发表？可不可以写一两个定期？”严济慈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说：“当然可以。”导师很满意他的回答，没有再问下去，便转身离开了。
教授走后，一向性格稳健的严济慈，竟急不可待地把刚才他们俩之间的对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的法国同事们，并问：“这是怎么回事？”谁知，同事们谁也没有正面回答他，只是报以善意的微笑。令他不解的是，大家好像是事先串通好的一样。其中一位同事走过来，拍了拍他的肩膀，友好地说：“别急，耐心等着吧。过一两个星期你就会明白的！”
原来，他的导师夏里·法布里教授新近刚刚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在法国科学院每个星期一下午举行的院士例会上，照例是要宣读论文。法布里在他首次出席的法国科学院例会上，宣读的论文竟不是自己的研究成果，而是在他的指导下，由严济慈完成的博士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这一方面说明法布里教授大度的胸襟和对后辈的提携，另一方面也说明严济慈的科研成果确实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论文宣读完毕后，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高度的评价、众口的称赞。更特别的是，这是历史悠久的法国科学院第一次宣读一位中国人的论文。
第二天，《巴黎晨报》第一版便刊登了“新院士法布里教授和中国学者严济慈”的醒目照片。一时间，严济慈名声大振，成为巴黎学界的新闻人物。
1927年6月，在巴黎大学庄严的小礼常里，严济慈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他因此成为世界上第一位精确测定石英压电定律反现象的科学家，也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
与居里夫人的交往
在留学法国的日子里，严济慈与著名女科学家居里夫人及其女儿、女婿有过多次交往，并得到了他们的帮助。
居里夫妇在1904年因发现了两种新元素——钋和镭而荣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巴黎大学聘居里先生为教授，居里夫人为其实验室主任。但不幸的是，居里先生于1906年死于车祸。39岁的居里夫人，毅然继承了丈夫生前未尽的事业。1911年，居里夫人以制成金属纯镭再次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后来，居里夫人建成镭学研究所，与其女儿和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一道，因发现人工放射性而获得1935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居里夫人一家4人3次获得诺贝尔奖，在世界科学史上创造了空前绝后的奇迹。
严济慈在巴黎大学留学期间，他的博士论文就是精确测定居里先生和他哥哥雅克·居里发现的压电效应的反现象的系数。1925年，严济慈来到居里夫人的实验室，向她借用居里先生早年用过的石英晶体片。居里夫人在实验室里热情接待了他，并带他到小花园里，他们坐在草坪中的绿色长椅上进行了亲切的长谈。严济慈经过1年多的摸索和实验，后来终于攻克难题并获得博士学位。
1928年底，严济慈再次赴法，他曾在居里夫人的实验室里工作过一段时间。居里夫人刚好买到了一架显微光度计，她请严济慈帮助自己安装调试并做测量工作。当1930年严济慈离开巴黎回国前夕，居里夫人赠送他放射性氯化铅，以支持在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
1931年3月，严济慈为在北平筹建镭学研究所，给居里夫人写信求教。居里夫人随即回信，祝愿筹建中的镭学研究所“旗开得胜，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镭学研究所”。
1935年，严济慈和约里奥·居里一起，被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他先后将郑大章推荐给居里夫人作博士生，将钟盛标、钱三强推荐到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实验室工作。他们后来都成了我国著名的科学家。
为纪念与居里夫人及其女儿、女婿的友好交往，赞颂居里夫妇一家人献身科学的崇高品德和巨大贡献，严济慈曾饱蘸情感，撰写出《居里和居里夫人》一书。
回国途中邂逅徐悲鸿
一艘海轮从法国启程开往中国。严济慈走出船舱，来到船尾的甲板上凭栏眺望。他的心头就像波涛汹涌的大海一样不能平静。已经阔别祖国达4个春秋的他，恨不能插上翅膀，飞向朝思暮想的家乡，回到亲人们的身旁。
这时，一位正在附近散步、比严济慈稍大几岁的中国人，正快步朝他走来，眉宇间露出十分惊喜的神情，热情地问道：“你是……严济慈先生吗？”
严济慈看着这位手里拿着画具、目光炯炯地望着自己的人，不禁显得十分高兴。因为他发现，与自己搭话的人，竟是自己的骨肉同胞。严济慈反问道：“你怎么认识我？”
来人见面前这位果真是严济慈时，高兴地说：“严先生的大名，弟从报上早已久闻，却没想到我们还在一条船上，太令人高兴了。”
严济慈忙问：“请问先生尊姓大名？”
来人回答说：“弟姓徐，名悲鸿。”接着他取出一份巴黎出版的报纸，那上面印有严济慈的大幅照片，“先生为祖国争光，为炎黄子孙争了一口气，令人钦佩之至……”
原来，站在严济慈面前这位约摸30岁出头、头发乌黑、眉清目秀、有一双聪颖的眸子的男子，正是日后名震艺林的中国绘画大师——徐悲鸿先生。
两位在各自领域中有着相当造诣的中国青年，竟凑巧相逢在这水天茫茫的大洋上，相逢在回国的途中。他们虽然从未谋面，却一见如故，相见恨晚。
徐悲鸿毕竟是美术家，有着非常浓厚的艺术气质。他见严济慈年纪轻轻的，就以出色的科研成就、学术造诣轰动了法国的科学界，竟触动了自己内心深处的民族自豪感。望着比自己小几岁的严济慈，他的心中萌动着一种从未有过的亲切感，想送一件礼物给对方以略表自己心意，可又拿不出一件像样的礼物；急切之中，他的目光落到了画架上，真诚地说：“严兄，为了纪念我们相逢，也为了表达愚弟的一点敬意，我给你画一幅像吧……”
徐悲鸿恳切的话语，流露出无法抗拒的友好之情。严济慈没有拒绝，便倚着船栏由徐悲鸿做画。很快，徐悲鸿用娴熟的笔触，勾勒出了严济慈的头像速写，并用画笔在旁边题写了“科学之光”四个刚劲有力的字。这幅画后来一直挂在严济慈的书斋里，虽纸早已发黄，但老人始终视其为珍宝。
这次萍水相逢，使他们结成了情同手足的好友。在未来漫长的岁月里，他们息息相通，过从甚密，堪称生死不渝。他们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里，为中华民族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名家小传】
严济慈（1901—1996），物理学家、教育家，中国现代物理研究奠基者之一。字慕光，号岸佛，浙江东阳人。
1918年以浙江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1920年改建为国立东南大学）。1923年大学毕业，赴法国巴黎大学留学，1927年获得物理学博士，成为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同年回国，在上海大同大学、中国公学、南京大学担任物理学、数学教授。1928年冬再次赴法国从事研究工作。1930年底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长，1年后又兼任镭学研究所所长。1932年参与创建中国物理学会。1935年与法国科学家约里奥·居里、苏联科学家卡皮察同时当选为法国物理学会理事。1946年获国民政府胜利勋章。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1949年参与筹建中国科学院，曾任中科院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副院长、主席团执行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九三学社中央名誉主席。1958年参与创建中国科技大学，后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1996年11月2日于北京逝世。
黄佐临：“寻找”莎士比亚
他是中国电影界、戏剧界的泰斗。他创造了中国电影界的历史。他的影片，被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列为世界电影通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名作之一。
初赴伦敦市，誓弃商从戏
1925年，黄佐临赴英国留学。抵达伦敦以后，他听从父亲的安排，进了伯明翰大学商科学习。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完全不是从商的料，枯燥乏味的会计学让他大伤脑筋。修社会研究科后，黄佐临通过参观工厂、写社会调查报告，充分接触了人与社会，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最重要的转折。对人与社会的研究，很自然地引导黄佐临大量接触易卜生、萧伯纳、高尔斯华绥等西方戏剧大师们的社会问题剧作，而这正是他从小就为之着迷的。
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把家里的帐子当幕布、床当舞台，带着弟妹们一起演戏。他让妹妹当“巴黎女郎”，而自己则成为莎士比亚名作《威尼斯商人》里的“夏洛克”。他还非常爱看电影、戏曲和马戏，最喜欢丑角，经常学着演。他的对象，既有京剧里的“杨香武”，也有美国的喜剧之王卓别林。上初中之后，他对文明戏，也就是话剧产生了兴趣。在语文老师刘崇一的引导下，他甚至拜读了挪威戏剧大师易卜生的戏剧英文原著。
在社会研究科的学习期间，黄佐临广泛阅读这些大师们的作品，慢慢地萌生了做一个剧作家的梦想。就在他入学的第二年春天，他到离伯明翰约20英里的莎士比亚故乡——斯特勒福特去游览。故居是一幢伊丽莎白时代的建筑，坐落在艾文河上，是莎士比亚女儿的家；英国人称它为茅屋。
屋子里陈列着莎士比亚用过的书桌和椅子；他曾坐在这张椅子上，写成了36个剧本。所以，英国人把这椅子称为“烟斯皮瑞纯椅”（即灵感椅），并规定1先令坐1分钟（当时理发只须花半先令）。大家都说，坐一坐这张椅子，就可以得到文艺灵感。
椅子前排着长队，大都是美国的百万富翁、战后的暴发户和旅游者。黄佐临也排列在队伍之中。虽然他很清楚地知道，另一个说法是，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都是在戏剧后台边演戏边写成的；但他总想能侥幸得到一些莎士比亚式的灵感，也许自己以后真的能够成为一名剧作家。他第二次去英国的时候，又去过2次，在灵感椅上一共坐过5次。
也许，莎士比亚真的给了他灵感，他人生的转折很快就到来了，就是从他借宿的林溪学院开始的。林溪学院是各国留学生的宿舍。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人聚集在一起，自然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正是这些活动，让黄佐临心底的热情释放出来了。
1927年，英文独幕剧《东西》在林溪学院的周末学生晚会上演出，该剧由21岁的黄佐临自编自导自演，是他生平创作的第一出戏。第二年，黄佐临自编自导的第二出戏《中国茶》也在该学院上演，该剧辛辣地嘲讽了一些西方人自以为是、好为人师的毛病。渐渐地，写戏导戏的“黄”在学院里小有名气起来，有人说他的剧作颇有萧伯纳的讽刺风格，鼓励他把自己的剧本寄给这位刚于1925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大文豪看看。黄佐临壮着胆子，把《东西》的剧本寄给萧伯纳，还附了一封信。
仅仅过了三五天，萧伯纳便回信了。他在一张明信片这样写道：“孩子，不要当什么剧作家，剧作家最辛苦、最担风险，而且常常在生活上朝不保夕。”
不过，萧伯纳还是鼓励黄佐临：“一个‘易卜生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一个‘萧伯纳派’，是个门徒，不是大师。易卜生不是‘易卜生派’，他是易卜生；我不是‘萧伯纳派’，我是萧伯纳。如果‘黄’想有所成就，千万不要去当门徒，必须依赖自我生命，独创‘黄派’。”
虽然黄佐临知道前途艰难，但是得到大文豪的鼓励后，他更加投入地进行戏剧的创作和研究。
1929年秋，黄佐临学成回国。他先进了亚细亚石油公司，做一个薪金丰厚的职员。可他把自己的办公室布置成了书房，到处摆满戏剧方面的书。他继续阅读莎士比亚和世界戏剧史。
他不想要这样的人生，所以辞去了工作，在天津新书学院、南开大学任教。对戏剧的热爱，终于驱使他再次来到英国。
再到伦敦城，成戏剧硕士
1935年，黄佐临和妻子金韵之结婚后，同赴伦敦。黄佐临先入剑桥大学，继续研究莎士比亚；然后进入法国著名导演圣丹尼等人开办的伦敦戏剧学馆，黄佐临学导演，金韵之学表演。圣丹尼继承他的叔父、著名戏剧家雅各·柯普的主张，突破自然主义戏剧的传统，尊崇、研究和运用刚问世未久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苏联戏剧大师）表演体系。这对以后黄佐临在戏剧上的求新探索，起了重要的作用。
此外，他们夫妻也在如饥似渴地寻找其它的艺术源泉，见缝插针地进行实践考察。对他们来说，1936年是特别充实丰富、意义重大的一年。这一年，黄佐临读到了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文章《中国戏剧表演中的间离效果》，开始了对布氏的关注和了解，这成为他致力于话剧民族化的动力。
当时，黄佐临正在准备硕士论文《莎士比亚戏剧在英国的演出简史》。他和金韵之是英国皇家剧院和巡回剧场学生座的忠实观众，看遍了各种风格的莎士比亚戏剧演出。
就是在1936年的暑假，他们夫妇双双赶到英伦西海岸的德文郡，在达汀顿古老的中世纪庄园里，学习现代欧洲最先进的表演理念和技巧，师从俄罗斯裔戏剧艺术家麦科？契诃夫（也称米沙）学习演员训练法，师从柔氏学习形体语言和现代舞。在这里，还有一个中国学生也在学习现代舞，就是戴爱莲，她后来成为了中国著名的舞蹈家。
在去达汀顿前，黄佐临已经读过刚刚出版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的艺术生涯》和《演员的准备》英文版——这是黄佐临当时译的中文（现在通用的译名是《演员自我修养》）。当时黄佐临读得一头雾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莫名其妙”。他是听了米沙的示范和介绍后，才茅塞顿开的。1936年在达汀顿度过的夏天，对黄佐临的艺术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后经常在谈话中和文章中提起。
1937年，黄佐临从伦敦戏剧学馆导演班毕业。他的论文《莎士比亚演出简史》在剑桥大学通过答辩，获得文学硕士学位。
抗日战争爆发，黄佐临欲回国投入抗日行列，向启蒙大师萧伯纳告别。萧伯纳告知他，戏剧工作是一个“担当风险，朝不保夕”的职业。萧氏拿出译本羊皮相册送给青年黄佐临，并在相册上题下语重心长的赠言：“起来，中国！东方世界的未来是你们的。如果你有毅力和勇气去掌握它，那么未来的盛典将是中国戏剧。不要用我的剧本，要有你们自己的创作。”
【名家小传】
黄佐临（1906—1994），原名黄作霖，原籍广东番禺，生于天津。我国著名的戏剧、电影艺术家，话剧、电影导演。
黄佐临出生于一个洋行职员家庭。1925年去英国留学，入伯明翰大学商科。在校期间，创作处女作短剧《东西》和《中国茶》，深受英国文豪萧伯纳的赞赏与鼓励，从此开始涉足戏剧。1935年再次赴英国留学，获剑桥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同时在伦敦戏剧学馆学习导演，研究欧美戏剧、电影流派。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1938年在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任教，此后在上海剧艺社、上海职业剧团任导演。1942年与黄宗江、石挥等人创办苦干剧团，后改为苦干戏剧修养学院，导演《梁上君子》、《夜店》等话剧。1947年加入文华影业公司，担任导演，开始涉足电影领域。他执导的第一部影片是讽刺喜剧片《假凤虚凰》；还将该片译成英语，制成我国第一部英语拷贝，输出国外。后又导演《夜店》、《腐蚀》等影片。1949年改编并导演影片《表》，该片一改以往传统的表现手法，别具一格，在当时的中国电影界称得上是首屈一指。该片被法国电影史学家萨杜尔列为世界电影通史上为数不多的中国名作之一。
1950年，黄佐临调任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先后担任副院长、院长等职，同时从事戏剧、电影导演。他导演的影片有《布谷鸟又叫了》、《黄浦江的故事》等。1980年，他将话剧《陈毅市长》搬上银幕，该片获文化部1981年优秀影片奖。黄佐临在近60年的艺术生涯中，一共导演了话剧、电影100余部，1988年获中国话剧研究所颁发的振兴话剧导演奖（终身奖）。著作有《漫谈戏剧观》、《导演的话》等，其论著《漫谈戏剧观》在戏剧界有广泛影响。他是中国剧协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1994年6月1日去世。
巴金：他的留学没有进过一天大学
1927年1月15日，23岁的巴金已经参加了诸多革命活动，写过不少无政府主义民主的文章，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革命者了。为了通过对经济学的研究，以继续深入探讨无政府主义理论，进一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和自己的前进方向，他便自费去革命“圣地”——“巴黎公社”的所在法国去学习经济学。
他同朋友卫惠林等人一道，在黄埔江畔登上了法国邮船公司的“昂热”号大海轮。当时，全球形形色色的革命者，都把法国作为庇护所，去那里寓居，或躲避拘捕，或研究理论，或宣传革命。旅法的中国青年也因此比较多。
在巴黎学习和革命
年轻的巴金有一个习惯，每来到一处陌生的地方，每经历一种新鲜的生活，强烈的写作愿望便总会驱使着他提起笔，留下自己对经历、见闻、感受的痕迹，然后写成信寄给亲人们共享。这次飘洋过海，他几乎每天都要伏身在邮船餐厅里的餐桌上，记下沿途的见闻、感想。他不厌其烦地介绍邮船的结构和舱内的设施，记载同行的友伴和乘客，描写沿途下船和上岸的种种景况，叙述船上发生的各种或有趣或可叹的事情。1932年，巴金从大嫂那里要回杂记原稿，经整理后题为《海行》，作为自己第一本散文集正式出版。
2月17日清晨，邮船抵达马赛港。巴金终于从东海之滨的上海，来到了地中海北端的法国。当天晚上，他就登上火车赶赴巴黎。
巴金来到巴黎后，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第5层楼上。下面是一条清静的小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这幢公寓正好坐落在著名的先贤祠（即国葬院）旁边。先贤祠里，安葬着卢梭、伏尔泰、雨果、左拉等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他们都是巴金所景仰的伟人。
每当巴金想念着祖国，想念着亲人的时候，他就走到先贤祠附近那座卢梭的铜像前，仰望着拿着书本和草帽的卢梭，抚摩着塑像冰冷的石座，默默地向这位被托尔斯泰称为“18世纪世界的良心”的思想家倾诉自己的心声。
巴金的生活单调而呆板。除了偶尔和卫惠林、吴克刚等几个熟识的朋友聚一聚以外，他每天上午都要到寓所附近的卢森堡公园里去散步，有时坐在公园里的长椅上读书，晚上就去法国文化协会附近的夜校补习法文，白天大多数时间还是关在他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拼命写作、读书。他的居室看不到阳光，视野所及只是一个四方的小天地。
黄昏时分，巴金常常会独自一人到街上默默地走一走，而周围的店铺基本上已经关门。特别是当巴黎圣母院那沉重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他的心就像被铁锤敲击着，又像被小刀割裂着，一股股莫名的火焰便在胸中猛烈地燃烧、升腾。他要慰藉自己寂寞的心，他要发散一腔汹涌的激情。
于是，他开始在练习本上，写下后来作为中篇小说《灭亡》第1至第3章的一些人物和场面。他读过古今中外的许多小说，熟悉小说的形式。因此，写作时有意无意地采用了小说的形式，写起来也不费力。
他没有写答应过哥哥的《巴黎杂记》，而是写自己过去在国内生活中的见闻、经历和所感所思，写自己因关切国内的革命斗争而生出的愤懑与激情。每当他写出一些场景或想法后，便能得到暂时的平静。
在这里，他还认识了一位波兰的女革命家亚丽安娜，一个爱笑的20岁女孩。因为共同的民主精神和支持无政府主义，她和巴金等几个中国青年的关系很密切。然而不久，因为参加革命集会，亚丽安娜被巴黎政府下令驱逐出境。巴金的朋友吴克刚，也遭到了相同的命运。巴金和吴克刚曾依依不舍地给这个波兰女孩送行。
在一些进步律师的努力下，他们的出境时间被延长了一段时间，亚丽安娜和吴克刚还擦出了爱情的火花。可惜亚丽安娜后来离开了巴黎，吴克刚也回国了，从此就失去了这个姑娘的音讯。巴金回国后，专门为她写了一篇短篇小说《亚丽安娜》。
这时，有关中国大地工农革命运动蓬勃发展和北伐大军节节胜利的好消息不断传来。这令巴金十分关注。他同朋友卫惠林、吴克刚等人一起，就国内的形势，讨论无政府主义对有关实际问题的看法。他们各自写出自己的意见，并将3篇各自独立的文章汇成一册，寄给在广东的《民钟》月刊。大约在1927年3月末4月初，民钟社将这本小册子取名为《无政府主义与实际问题》，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了。巴金所写的文章是小册子中的第2节，约7千字，这是他上世纪20年代最重要的一篇政治理论文章。
然而，从4月初开始，中国大地便笼罩在阴霾四合、血雨腥风的白色恐怖当中。此月初，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逮捕了大批共产党人，李大钊等20多人英勇就义；12日，蒋介石撕下“革命”的面具，在上海挥动屠刀，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遭到逮捕、屠杀。
巴金给在美国旧金山出版的中文刊物《平等》撰写了《空前绝后的妙文》、《无政府党并不同情国民党的护党运动》、《理想是杀得死的吗？》、《反共与反动》、《李大钊确是一个殉道者》等杂感式的短文，讽刺与国民党合作并赞成其“清党”阴谋的无政府主义者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声讨南北各省继“四·一二事变”后屠杀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径。
不久，轰轰烈烈的援救萨珂和凡宰特运动，在美国及全世界无产阶级中展开了，巴黎也卷入了这场民主运动。早在1920年5月，萨珂和凡宰特为抗议美国警察局谋害了一个意大利同志萨尔塞多，正准备组织大规模的工人斗争，却被美国政府以杀人抢劫案的罪名逮捕，判决死刑。这个案件实际上是向美国工人运动施加压力，它激怒了全世界的民主人士，世界各地的无政府主义者更是四处活动。
巴金了解凡宰特，是从他的一本英文小说开始。里面有这样一段话，深深地触动了他：“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他喜欢上了这本书，同时还买了另外两三本跟凡宰特有关的书。当他读完了这个昔日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后，为这位伟大的无产阶级战士而感动。于是，巴金怀着复杂的心情，给关在美国波士顿死囚牢中的凡宰特写信，表示自己的声援，吐露自己的心声。
终于，在一个阴雨的早晨，他收到了凡宰特从波士顿监狱寄来的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4张很大的信笺，而且是写满了两面的。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巴金的同情和信任。接着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他安慰、劝导巴金，叫巴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他还谈到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谈到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要巴金忠实地生活下去，明白这一切虚伪和残酷，以后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
读了凡宰特的回信，激动中的巴金立即提笔作复，并附寄上自己的照片。然后又在笔记本上继续写了后来作为《灭亡》第11章《立誓献身的一瞬间》的一些片断。巴金还在国内外的刊物上，撰写有关萨-凡案件的长篇报道，及其他揭露欧美反动势力迫害革命人士的文章。他认为，在反动势力统治下的欧美，“正义么？人道么？仅仅是梦幻罢了。……全欧美已沉沦在黑暗的地狱中了。”
住在法国小城，开始创作小说
1927年夏，巴金来到法国的时间还不久，就接到家里的来信告知，他们家经济已经破产，无力再供应他的学费了。再加上他的肺病复发加重，只得暂且来到距巴黎约100公里的小城沙多·吉里（今译蒂埃里堡）里居住。这里是17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拉·封丹的故乡。（现在，这个法国小城为了一个伟大的中国作家曾在此居住过而骄傲，为纪念巴金而将2009年定为巴金年。）
8月12日，巴金收到了凡宰特7月23日从狱中写给他的第二封长信。然而，就在8月24日，报纸上竟刊登了萨珂和凡宰特已于7月23日被烧死在电椅上的消息。吴克刚来找巴金，他把头伏在报纸上，悲愤欲绝地哭了起来。
巴金感到极度震惊和愤怒。他不停地写信寄往各处，表达自己的激愤，控诉资产阶级“法律”的虚伪。从这时起到1927年底，他又写了不少文章介绍萨-凡案件及二人受电刑前后的情况。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凡宰特的思想和为人，他还把凡氏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译成了中文。
为了暂时忘却痛苦，巴金此后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了阅读经济学著作上。忙完学业，他便将全力投入翻译克鲁泡特金的著作。为着翻译，他花费了许多时间，涉猎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斯宾诺莎、康德等人的著作，以及《圣经（新约、旧约）》等。巴金用2个月时间，译成了克鲁泡特金晚年的著作《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上卷）》（初版题为《人生哲学：其起源和发展》）。
1928年夏季，巴金依然在沙多·吉里这个马伦河岸的小城里度过。他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1年时间了，生活得还挺安适。他与他的朋友，两个中国青年，一起寄宿在拉·封丹中学里。其中一个叫詹剑峰，来自安徽，他比巴金更早来到法国学习哲学。另一个朋友是山西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
詹剑峰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他还给巴金的小说提过意见。巴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他的意见才改成“约会”。
沙多·吉里小城是安静而和平的。每天早晨和午餐后，巴金都要独自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到傍晚，他们3个人便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得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话题。
一天，他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时，接到了大哥从家乡成都寄来的信，里面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这些年来独自苦撑着老家，他希望弟弟学成归来，光宗耀祖。
可是，这样的想法，对一个已经立誓献身革命的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巴金觉得，自己必须脱离旧式家庭，走自己选择的道路。他要把心里的话写给大哥，又担心他不能了解，还怕他受不了这个打击；想来想去，便将已写过的片断加以整理，并续写了几章，成为一部22章的完整作品。他用5个硬面练习薄，将这些凌乱的手稿重抄了一遍，题为《灭亡》，想借此让他的大哥理解并支持他所选择的人生道路。小说的前面有一句题词：“献给我的哥哥”。
他想把小说寄给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请他用自己译稿的报酬充作印刷费，自费印刷200—300册，以便献给大哥、三哥和别的朋友们。
他在原稿上署名，想找两个笔画较少的字作为笔名。“金”字是学哲学的詹剑峰起的。他见桌子上摊着巴金正在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伦理学》一书，指了指说：“就用克鲁泡特金的‘金’吧。”巴金觉得不错，就记了下来。这时候，又传来了他一个朋友自杀的消息，这个朋友姓巴，名字叫巴恩波。巴金在来法国的初期，曾和他一起住过1个月的时间。（他也就是巴金后来在《死去的太阳》“序文”中提到的在项热投水自杀的那个中国留学生。）巴金一想到他，便就在“金”字的上面加了一个“巴”字。于是，“巴金”这个若干后闻名天下的笔名便出现了。
《灭亡》的原稿寄到上海以后，索非并没有马上将其送去付印，而是把它介绍给了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小说月报》。代理编辑叶圣陶先生慧眼识珠，看过以后，决定将其正式发表。《灭亡》在1929年1月出版的《小说月报》第20卷第1期上开始连载，并立即引起读者和批评界的注意，“巴金”这个名字开始在文坛上冉冉闪耀。
在《灭亡》成稿前后，巴金还在沙多·吉里先后完成了3本书稿《断头台上》、《俄罗斯十女杰》、《俄国革命史话》，都是描写和歌颂无政府主义革命者为理想献身的悲壮事迹的。
书稿寄出后不久，巴金便离开了沙多·吉里，回到巴黎住了一段时期。这时他读了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中的几部小说，很快又有了创作的冲动；再联想到自己刚刚寄出的小说，想把它们写成连续的5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与《黎明》。他开始利用各种时间构思这几部小说，想到了以后，就随时记在一个廉价的练习薄上。这些著名的小说，就诞生在旅馆里、公共汽车上、回国的船上等地方。
巴金在1928年10月18日早晨到了法国南部的马赛港，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他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12天。对马赛的生活，他后来老老实实地写在了短篇小说《马赛的夜》里。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那是他常去吃饭的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
巴金一边写作，一边阅读，还要打探开船的消息。终于在10月30日，他登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回到了自己想念已久的家乡。
在横滨难以与“鬼神”共处
1934年，已经成为著名作家、正在年富力强的创作高峰时期的巴金，却忽然决定要去日本留学。理想与现实的矛盾，给他带来的思想冲突和内心痛苦，使他想有一个合适的环境，能够认真地剖析自己，或者得到片刻的心灵宁静也好。他觉得需要“放逐”一下自己。
巴金的两个叔父，曾早在清朝光绪时期留学过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让他一直对日本有着浓厚的兴趣。后来他又读到鲁迅、夏丏尊等人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起爱好来，便开始自学日文。此外，他的好友曹禺在春假期间与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也带回来一些见闻。巴金于是决定去日本留学一段时间，好好学习一下日文。
此年7月，巴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留学日本的事。他们建议巴金住在日本朋友的家里，这样学习日文也比较方便。正好，过去他们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里教中文，他可能有条件接待巴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先生。武田回信表示欢迎。
当时的巴金，已是中国文坛著名青年作家、无政府主义宣传者，前往日本一定会引来当地警、宪、特的骚扰和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们的注意。为防止这些不必要的麻烦。于是巴金化名为“黎德瑞”，以书店职员的身份，乘坐日本豪华客轮“浅间丸”号二等舱，前往横滨。
巴金到达时，横滨高等商业学校副教授武田武雄夫妇带着儿女，一家5口，打着“欢迎黎德瑞先生”的小旗前来迎接。巴金此前并不认识武田，这是初次见面。他从横滨码头把巴金接到中区本牧町小山坡上自己的家中，并让他在一间四铺半席的颇精致的书房里下塌。
武田先生生于1903年，长巴金1岁，1924年毕业于东京外国语学校支那语部贸易科。他的汉语教授，就是巴金后来在《支那语》一文中抨击过的支那语教科书《会话篇》、《时文篇》编者之一宫越健太郎。
巴金在横滨的生活闲适而平淡，但时深时浅的寂寞依然伴随着他。武田家建在海边的一座小山上，环境很安静，也很优美。茫茫大海似乎就在巴金住房的窗户下，点点帆影在闪光的海面上飘动，山路就在他们的屋外绕过。傍晚，清朗的月光下，海像是一条银色的带子，又像是大片发亮的浮云，显示了它的神秘而异常的美丽。
巴金住下来以后，大部分时间都关在屋子里读书和学习日语。
每天清早和晚上，他都听到武田先生在诵经，有时还伴随着敲木鱼的笃笃声。当时，武田信奉佛教，而且很虔诚，每天早晚都要念经，还不时地去海边抛撒供物，甚至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
武田先生读过中国女作家凌叔华的作品，心生爱慕，便给凌写了信。凌还回了信，他拿给巴金看，说神告诉他这个中国女人现在还在想念他。
武田家里信神佞鬼的气氛，使巴金实在难以忍受。特别是有一天晚上，武田先生竟突然推门进入巴金的睡房，说：“这几天家里有很多鬼，你这间屋子里也有鬼。”武田进屋是来念经驱鬼的。念完了，他就一本正经地离去了。
武田先生的信神，使巴金感到失望，更感到可悲。巴金是典型的无神论者，面对过于信神诵经的武田，他难以沉默了，就以武田为原型，创作了短篇小说《神》和《鬼》，展现某些逃避现实的日本知识分子向宗教寻求寄托的空虚灵魂。
为了不让武田一家知道自己是作家，巴金白天写作的时候，总在手边放一本别的书；只要有人推门，他便马上用书盖住稿纸，以免露出破绽。
巴金开始写《鬼》的时候，就下定决心要离开武田先生家搬到东京去。他本来计划在武田家里住上一年半载的，可是受不了对方念经的声音，实在难以在这里与神鬼们和平共处，只好对武田说明自己要去东京。武田先生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住了3个月之后，他还是告别了武田一家。
对现实的关注和心灵的搏斗，使巴金难以得到“安静”，也做不到“搁笔”。在横滨的3个多月里，他不仅写了短篇小说《神》、《鬼》和童话《长生塔》，还写了被他称为“一点一滴的血”淌成的散文集《点滴》中的大部分篇章。
在东京遭受警方骚扰
1935年3月，巴金来到日本首都东京，住在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宿舍里，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当时，巴金的朋友杜宣、吴天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演曹禺的《雷雨》，巴金常常能听到他们排练的声音。4月底，这出话剧在商科大学新建的礼堂“一桥讲堂”里公演了。巴金去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
巴金住的楼下有食堂，每天3顿饭他都在这里解决，饭后便出去散散步。中华青年会位于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他几乎每天都要去3次，哪一家店里有什么书都烂熟于心；而且还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
他的生活简单而规律，没有太多的人和事。巴金很喜欢这种感觉。他在楼下的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陈的讲解还不错。但巴金此时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他缺少复习的时间，也没有如何刻苦学习。结果，此行学习日语的目的是泡汤了。
然而，平静的生活很短暂。巴金开始看到有几个日本人在这里经常出入，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打听之下，才知道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流。巴金被怕纠缠，就开始想办法避开他们，并暗中观察。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一手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近期将要到日本来“访问”，也许是为了防范留日和旅日的中国人“滋事”吧，日本的警察们便事前行动了起来。
巴金在东京有几位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以外，还有两个福建人和两个中国女学生合租了一幢日本房子。他经常和几位朋友一起聚会谈天。一天早上，那个同福建人合租的女学生跑来告诉巴金，昨天半夜里两个福建朋友给带走了。“刑事”们还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她要巴金注意一下。
巴金知道眼前的处境有些麻烦，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把自己和福建朋友相关的信件都烧毁了，还把新买的西文旧书整理了一下。
虽然他如此小心，但是仍然很快日本“刑事”就找上门来了。一天半夜，巴金已经睡下了，却突然闯进5个人，巴金常见到的曾调查过他的一个“刑事”就在其中。他们在房间里搜寻了1个多小时，抽屉、信件、书籍都翻了一遍，并没有找到什么可疑的东西，就把巴金带到了警察署里去审讯。
“审讯”的内容，其实巴金早已猜到了。都是关于他的那些朋友梁宗岱、卞之琳、那两个福建人之类的问题。这些问题，他早就想好了该如何回答。审讯官见抓不到什么把柄，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他表示歉意。于是，巴金从凌晨2点到下午4点一直被留在警察署里，整整关了14个小时。
作家的笔永远是他的武器。对这些事情，巴金又都详细地写在了短篇小说《人》里。他开始是想写成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准备马上寄回国内发表的。但是，由于日本方面的抗议、查封而搁置了。后来，他索性将其略作修改当成小说，放在《神·鬼·人》的集子里面出版了。
过了3-4个月，在上海的吴朗西、伍禅等人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 用巴金的名义主编《文化生活丛刊》，请他回去参加编辑工作。巴金从被审讯后，也对日语失去了兴趣，不想在日本再待下去了。他本来计划学习一年半，但只住了10个月，还是决定回国，乘坐“加拿大皇后”号从横滨返回了上海。
【名家小传】
巴金（1904—200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祖籍浙江嘉兴，生于四川成都，现代著名作家、出版家、翻译家。曾获得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美国文学艺术研究院外国院士称号、中国国务院“人民作家”称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法国“荣誉军团勋章”、前苏联“人民友谊勋章”等。
巴金出生于一个旧式大家庭。1920年至1923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攻读英语，参加进步刊物《半月》的编辑工作，参与组织“均社”，进行反封建的宣传活动；1922年在《时事新报·文学旬刊》上发表的《被虐者的哭声》等新诗，是其最早的作品。1923年赴上海，不久到南京东南大学附中读书。1927年自费赴法国留学，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同年冬回国。1929年，《灭亡》在上海《小说月报》上发表后反响强烈。1931年，其最著名的长篇小说“激流三部曲”之一《家》在《时报》上连载。1934年在北京任《文学季刊》编委。同年秋东渡日本。次年回国，在上海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1936年与靳以创办《文季月刊》。同年与鲁迅等人先后联名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和《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49年以后，任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收获》、《上海文学》主编，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2005年10月17日在上海逝世，享年101岁。
施士元：师从居里夫人
著名科学家施士元，是中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的人，首创了我国的原子核物理专业。他的老师是两度获诺贝尔奖的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他另一位中国学生吴健雄则被誉为“美籍华裔居里夫人”。
1925年，施士元以数学、物理、化学三门满分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师从我国近代物理学先驱、著名实验物理学家叶企孙、吴有训。与施士元同班的，有后来成为著名光学家的周同庆和被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的王淦昌。
施士元早年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就曾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26年3月18日是他18岁的生日。这一天，他与同学们一起，参加中共元老李大钊领导召集的反对八国最后通牒的集会，在北京铁狮子胡同遭到段祺瑞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死伤300余人。施士元虽幸免于难，但身边同学中弹倒下的血淋淋的事实，使他看清了反动政府的卖国真面目，决心走科学救国的道路。后来国共分裂，同学中对时事议论纷，施士元依然不为所动，一心刻苦求学，为出国留学做准备。
终于成为居里夫人的弟子
1929年，施士元以优异成绩成为清华大学的首批毕业生之后，并于同年通过了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的资格考试，漂洋过海，历时31天，来到美丽的巴黎。他将在著名的巴黎大学度过自己的留学生涯。
巴黎大学是法国国立大学，一所在国际上享有极高盛誉的综合大学。它创立于公元9世纪，最初附属于巴黎圣母院，为教师行会性团体。1180年，法皇路易七世正式授予其“大学”称号。它与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并称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又被誉为“欧洲大学之母”，欧洲各主要大学的建立模式，均受此二校影响。在巴黎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中，许多早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和教育等领域的杰出代表。
在这里，施士元遇到了对他人生与事业影响最大的人——蜚声世界的著名物理学家、化学家居里夫人。玛丽·居里出生于波兰，因当时祖国被占领，被迫来到法国，并转入法籍。她研究放射性现象，发现了镭和钋两种天然放射性元素，被人称为“镭的母亲”。 她和丈夫在研究镭的过程中，用了3年零9个月的时间，才从成吨的矿渣中提炼出了0.1克镭。她一生两度（1903年、1911年）获诺贝尔奖，是世界上唯一跨两个学科获得诺贝尔奖的科学家，也是唯一两次获得诺贝尔奖的女科学家，被爱因斯坦赞誉为“在我认识的所有著名人物中，唯一一位不为盛名所倾倒的人”。
1929年底，施士元在巴黎大学注册时，收到了一沓教授名册打印件，那上面排列着数十位法国学者和各国科学家的名字。看着这份长长的导师名单，施士元在仔细的翻阅中，突然看到了一个他几乎不敢相信的名字——居里夫人！在那一刹那间，他几乎压抑不住心里的激动。对这位伟大的科学家，他一直无比崇敬。如果能够跟随她学习，那这几年的留学生涯该会多么令人期待！
于是，他马上给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热切希望能到她门下攻读博士学位的心愿。信发出了，施士元反而惴惴不安起来，他不知道居里夫人是不是会接见他。
然而很快，他就接到了居里夫人的回信，约他在星期六上午去她的镭研究所面谈。施士元很兴奋，他从未见过这位伟大的科学家，对她的外貌、脾气、性格一无所知。到了约定那天，施士元早早地就来到了居里夫人一手创办起来的镭研究所，等待这位伟大的科学家的接见。
镭研究所于1919年左右建成后交付使用，是当时全世界放射性研究的3大中心之一，拥有当时全世界最强、最齐全的放射源：1．5克的镭、很强的钍射源、当时全世界独有的锕系元素。而在加速器技术没有充分发展之前，天然放射性元素是核物理研究唯一的手段。
很快他就见到了居里夫人。她约有1．60米高，瘦弱的身躯套着一件显得宽大的浅黑色外衣，脸色显得苍白，一头蓬松的银发盘在脑后；饱满的额头，那副玳瑁眼镜的后面，是一双闪烁着智慧火花的浅褐色眼睛；薄薄的嘴唇抿在一起，显示出她坚强的性格。居里夫人显得坚定、简朴、冷静。施士元觉得，这种感觉与科学给他的感觉很相似。
居里夫人看见施士元进来，微笑着握住他的手说：“欢迎你，施先生。”
施士元也马上恭敬地答道：“夫人，十分荣幸见到您。”
随后，施士元先将他的导师、著名物理学家叶企孙教授的推荐信交给了她。
居里夫人仔细地看过后问道：“你是通过中国的官费考试来法国学习的？”施士元点头称是。于是，她慢慢地说：“按规定，到我研究所的人必须经过考试。但根据你的情况，可以免考直接来工作了。”
施士元望着居里夫人睿智而又信任的目光，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居里夫人又回过头去征求女儿的意见。居里夫人的女儿伊伦，对着母亲微笑着点点头，表示同意。伊伦于1925年获得博士学位，是母亲的好助手、镭研究所工作人员。就这样，施士元成了居里夫人的学生。
当时受教于居里夫人的只有2个中国人，另一个是学化学的。施士元暗下决心，要从做人、做学问两方面拜居里夫人为师，学到真东西。
向居里夫人学习做人和做学问
来到镭研究所不久，施士元就发现居里夫人做事认真、要求严格。在实验室门上，贴着一张颜色已发黄的纸条，上面用法文写着：“任何材料不允许带出室外。”因为据说以前曾有人把放射源偷偷装入口袋带走；有人用白金钳锅喝酒、煮咖啡，发生烧伤身体的事件。
居里夫人要求所里人员必须工作有序，比如在离开实验室之前把台面收拾干净，仪器、用品整理好归位；从某一处取出的东西，用完必须归到原处，从这些基本素质抓起。有一次，居里夫人发现图书室中有一本杂志不见了，她就在全所查询：“是谁取走了这本杂志？为什么没有在借书簿上登记？”后来发现，这只是有人不小心插错了地方。
这些小事，给施士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从中领悟到科学需要严谨的作风。
居里夫人也是一位关心爱护学生、平等待人的好师长。大家都尊敬她、喜欢她。居里夫人是镭研究所所长，大家在背后都称她为“老板”。施士元刚进镭研究所后，居里夫人就一再告诫他，他所从事的放射性研究工作，是一项有趣的、但又是很危险的工作。
在施士元做实验时，居里夫人经常站在他的身边，用略带严厉而又近乎固执的口吻，反复地提醒他必须注意的事项：一是不能用手去碰放射源，而要用镊子去夹取，否则手指尖会被灼伤，变得僵硬甚至发炎；二是在接近放射源时，要用铅盾挡住自己的身体，并屏住呼吸，以防把放射性气体吸入体内。居里夫人再三告诫他，这是非常关键的。
开始，施士元尚有一些不解。后来他才明白，原来曾经有一个法国青年在这儿工作，居里夫人给了他一个课题，用内转换电子能谱来解决γ射线谱。当时用的是镭系的放射性沉淀物，其中氡是一种放射性很强的惰性气体。那个青年本来身体强壮，在工作上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因为没有注意安全事项，吸进了相当剂量的氡气，身体受到了很大的伤害，患了急性肺炎，经多方抢救无效，不幸死去。他的死在巴黎科学界引起了一阵骚动，甚至法国青年无人再敢来镭研究所工作了。
他的死，给居里夫人留下了一道难以抹去的伤痕。而居里夫人给施士元的实验课题，正是那个法国青年尚未完成的。但施士元认为，科学是需要有献身精神的，居里夫人自己就在长期的实验当中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害，当然也应避免无谓的牺牲。
由于施士元在清华大学读书时曾苦练游泳，在进行实验操作时屏住气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施士元在镭研究所工作的4年之中，不断得到了居里夫人的正确指导，因此他的身体没有受到任何损伤，这也可算是一大奇迹。
居里夫人在学术上对大家要求十分严格，但她为人充满爱心。她总是对学生倾注慈母一般的爱。有时候，她会关心地询问施士元的生活情况，问他有没有困难，对有些生活琐事都能想得很周到。
有时候，施士元正在专心实验，居里夫人会忽然出现在场，轻声地说：“我想实验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说着就熟练地操作示范起来。居里夫人的助手沙弥叶小姐曾赞叹道：“没有一个钢琴家弹奏时能比居里夫人运用两只手更为灵巧。”
为了保证施士元的实验能够顺利进行，居里夫人还斥巨资为他购置实验设备；并将实验室旁她个人使用的小实验室让出来，给施士元居住。
在留学期间，施士元全方位地接受了居里夫人的影响。他学到了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学到了治学所需要的求索精神。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施士元得到了前人所未见过的谱线的精细结构。在照像底片上出现的谱线很细，最细的只有头发丝那么细。
施士元当时只有20来岁，眼睛好，看得很清楚。他将胶片交给居里夫人看，居里夫人拿着它对着光亮处看看，又取出放大镜看着，脸上没有表情，似乎在想着什么。施士元想：可能是因为她年龄大了，眼睛不好的缘故。
后来，施士元把实验结果写成简短的论文交给居里夫人。她看了后，莞尔一笑，伸出手说：“祝贺你成功，此文可以送到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
那时候，要想在法国《科学院院报》、《物理年鉴》等国家级杂志上发表科研论文，是很不容易的。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与推荐下，施士元有关钍β的β射线磁谱的文章，终于在1932年的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此后，他又连续在法国《科学院院报》上发表了有关钍C＋C′＋C″的β射线的磁谱和锕系元素锕C＋C′＋C″的β射线磁谱等方面的文章。1933年，他还在法国《物理学年鉴》上发表了一篇总结性文章。这些文章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为施士元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1932—1933年，施士元出色地完成了锕C元素的核谱测定工作。当时，这项实验只有在居里夫人的研究所里才有条件完成，施士元是第一个完成这项实验的人。他发现了锕CX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它的伽马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意味着原子核有转动状态的存在。
原子核的转动状态，在20多年之后才由阿玻尔提出。施士元与居里夫人一起，发现了X射线精细结构的能量与一些γ射线的能量严格相等。这是核物理研究中的重大发现，是后来许多原子能实验的先驱，对后来原子弹的实验成功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镭研究所里，居里夫人除了指导科研实验以外，还承担着理论教学工作。在所里的那间阶梯教室里，居里夫人每周上2次课，每次约2个小时。教室里可坐三四十个人。讲台大约有25米长，讲台上空有高压电源线。居里夫人在这间教室里讲“放射学”的课已有多年，教材是她本人编写的2本教科书，约有1000多页。居里夫人一边讲课，一边做演示实验，如电离电流的测定等。她在示范教学工作中，利用静电仪中金箔的偏转，用幻灯照射后投影在屏幕上，使全体学生都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有时还利用一些图表，表示衰变曲线等。
施士元在法留学期间，除了经常聆听导师居里夫人的授课，还聆听了著名物理学家狄拉克、德布罗意、海森堡、玻恩等人的讲课和学术报告。他们那广博精深的学识、敏锐活跃的学术思想、严谨不苟的治学风格，深深地感染着施士元。这些都为后来施士元从事研究和教学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顺利毕业，诀别恩师
1933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施士元的博士论文答辩，在巴黎大学理学院的阶梯教室里举行。学校任命居里夫人、P·拜冷和A·特比扬主持答辩。这3位主考官都是获得过诺贝尔奖的著名物理学家，评委阵容精干而豪华。
在答辩会上，施士元认真、自信地宣读了博士论文。他的论文题目是《放射性同位素钍的放射性沉淀物的β能谱》，副论文题目是《β能谱通过物质时的变化》。他的论文均是在居里夫人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宣读完论文之后，3位大师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不停地提问。施士元早有准备，他微笑着一一解答。在巴黎的这4年中，他知道科学家在学问上的“严厉无情”；凭他泡在实验室里度过的4个春秋，每一点细节、数据、演算结果对于他来说均是烂熟于心。论文答辩很顺利地结束了。
居里夫人宣布休会20分钟。一会儿，3位大师从会议室里走出来，居里夫人高兴地宣布：“论文通过，很好。”她向施士元伸出热情的手，祝贺他答辩成功，获得博士学位。
施士元的同学帮他拍下了答辩时的情景，这是居里夫人留给施士元的唯一纪念。照片中，施士元胸有成竹地站在讲台前说话；居里夫人则坐在教室侧面3人评审小组的中间位置，她扬着头，认真地聆听着这位年轻而有才华的得意弟子娓娓而谈，露出满意的神情。这张被放大了的珍贵照片，后来就一直挂在施士元的书房里。
第二天，居里夫人专门为施士元举行了酒会。在镭研究所外那片充满欢声笑语的草地上，居里夫人首先致词：“请大家举起酒杯，为祝贺施先生完成论文而干杯！”席间，居里夫人来到施士元的身边，小声地问他是否愿意继续留下来工作。施士元委婉地说：“我们公费学习的期限是4年。”居里夫人善解人意地说：“不用担心，以后的工作与生活费用我来想办法。”
面对居里夫人那双充满期待的眼神，施士元短时间地沉默了。他从来就没想过，学习4年完后还要留在法国的事情。虽然在居里夫人这里有一个很好的工作环境，而且还有许多好的课题有待他去做，但施士元一直想的是学成回国，科学救国。
他望着居里夫人热情的双眼，竟毫不掩饰地把自己回国的想法告诉了她。也许是归心似箭，也许是太年轻，施士元一时还沉浸在博士论文通过的喜悦之中，却并没有意识到居里夫人眼中的湿润和掠过的一丝淡淡的伤感……
此年初夏，施士元告别了恩师，怀着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向往，离开法国前往俄罗斯大地，在列宁格勒参观了冬宫及十月革命起义时的一些古迹；在莫斯科参观了莫斯科大学及东方大学。他在海参崴搭乘一艘货轮回到祖国，担任南京中央大学（即后来的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时年25岁，为全国最年轻的教授。
翌年7月4日，居里夫人因大半生接触放射性物质，罹患恶性贫血，在法国阿尔卑斯山区疗养院逝世，享年67岁。以她的满腔热情、宏大胸襟和远大抱负，这无疑是英年早逝。临死的时候，这位杰出女科学家的双手已被镭烧伤，遍布疤痕，射线渗入骨血。
施士元很快得知了这个噩耗，顿时沉浸在悲痛之中。他怎么也没想到，在镭研究所草地上举行的那场美好聚会，竟成了他与恩师的永别。此后，他想再到法国看看的心愿，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能实施。
直到1978年，施士元应邀去德国参加有关原子核问题的国际研讨会，顺道法国，这才有机会回到阔别了45年的的母校巴黎大学。而昔日的镭研究所，早已成了居里夫人博物馆。
【名家小传】
施士元（1908—2007），又名公岛，笔名万乙，生于上海市崇明县（时属江苏省）。物理学家、教育家，我国最早从事核物理研究者之一。发现α射线精细结构与γ射线能量严格相等的现象；发现液态钠中有晶态原子团的存在；证明AuCu3有序无序转变是成核成长相变的过程；用蒸发模型和准自由散射成功地计算3H（n，2n）和3He（n，2n）截面；指导用核技术开展对生物分子和高分子的研究工作。并长期致力于物理教学工作，一培育了大批物理人才。
施父施禹传曾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11年辛亥革命时参加了国民军攻占南京战役。施士元于1925年夏考入清华大学物理系。1929年夏考取江苏省官费留学法国。当年冬进入巴黎大学镭研究所，在居里夫人的指导下，从事核谱学研究工作。1933年春在巴黎大学获得物理学博士学位。拒绝居里夫人的挽留，于当年初夏之际回国。任南京中央大学物理系教授、系主任，是当时全国大学最年轻的教授、物理系主任。1949—1984年任江苏省物理学会理事长。1952—1987年任南京大学物理系教授兼教研室主任。
陈省身：与几何的三度亲密接触
陈省身似乎注定就是属于数学的，一直跟数学有着特殊的缘分。他并没有上过小学，只是跟家里人识了一些字。有一次，父亲带回一套1892年首次印行的、美国传教士写的《笔算数学》，他觉得很新奇，仅凭借自己认识的一些文字，又听了父亲的部分讲解，居然在短时间内读完了《笔算数学》（上、中、下）3册，并能做完所有的练习题。这是陈省身和数学第一次亲密接触。
后来，没有任何文化基础、直接考入中学的陈省身，居然在勤奋努力之下，很快就成了班上的数学尖子。他15岁时，在父亲的朋友钱宝琛先生的建议下，报考南开大学理学院，并以数学第二名的好成绩被录取，成为著名数学家姜立夫的弟子。
也就是在这时，陈省身开始真正意识到了自己的数学天赋，就选择专心攻读数学科，这是一次决定他人生的重要抉择。他曾经风趣地说：“学数学并不是我刻意的选择，实在是因为我除了数学之外，什么都学不好。”
从中国南开大学到德国汉堡大学、法国巴黎大学，陈省身先后师从了三位几何学大家：姜立夫、布拉施克与嘉当。
布拉施克的得意门生
陈省身在姜立夫的带领下，进入了更加广阔的数学与几何天地，深刻体会到了它的美妙。他内心里开始越来越渴望能够更深入地了解它、触摸它。
但是在中国，陈省身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唯一的选择就是出国留学。于是，从南开大学毕业后，陈省身考取了清华大学第一批硕士研究生。因为清华研究院规定，可以资助成绩优异的学生出国留学。陈省身以出色的成绩获得了出国留学的名额，他放弃了当时大多数人都选择的美国，而去了当时世界的数学殿堂——德国。
19世纪时，德国就是全世界的数学中心；而德国的数学中心是哥廷根。法国的巴黎则是另一个世界数学中心。虽然当时年轻的陈省身还不太了解这些情况，但是，冥冥之中他跟数学的缘分，把他终于引领向了德国和法国。
陈省身考入了德国汉堡大学。虽然汉堡大学并不是十分有名的学校，也不像哥廷根大学那样在数学界的那么崇高，却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数学家布拉施克，他是当时国际上最有名的几何学家之一。当陈省身还在清华做研究生的时候，布拉施克曾来到中国，还在清华大学做了演讲。陈省身听过他的演讲以后，为他在几何方面的成就所震撼，一直很敬重他。所以，后来陈省身就选择了他做自己的导师，报考了他所在的汉堡大学。
陈省身刚踏上德国的土地时，举目无亲；在国内时德语又学得很有限，跟人交流起来很困难。他想找领事馆的人帮忙，却发现大部分人都出去旅行了。无奈之下，只能自己拼命补习德语。
幸好，同在汉堡还有一个中国留学生跟他同住一个宿舍，这个人就是周伟良，后来也是一位成绩卓越的大数学家。他和陈省身在德国期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去世后，陈省身还为他写过一篇文章，总结他的生平。他们在世界数学界的地位都非常高，其研究成果都被以自己的名字命名——陈省身关于示性类的研究成果被国际数学界称为“陈示性类”；周炜良在代数几何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被称为“周氏坐标”。
布拉施克听说有个中国学生选他做导师，他很惊讶，因为当时来德国的中国人并不多，学数学的就更少了。不过他也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来自大洋彼岸古老国家的学生。陈省身找他报到的时候，也许他想看看这个学生的水平如何，就把自己最新写的论文找了很多拿给陈省身看。
陈省身接过这堆论文，回去后就开始认真地阅读起来。他知道，在德国的大学里，教授的权力非常大。由于学校成文的规定很少，很多事情都是由教授来决定的。所以，一定要先给导师一个好的印象，以后的学习才能顺利。他慢慢翻看着，忽然发现其中有篇论文好像不太完整，有个题目的证明还没有完成。他索性拿起笔自己证明起来，把剩下那部分过程给补充完整了。
论文看完后，陈省身找到布拉施克，向他汇报自己已经看完了论文，并把自己补充的那部分也一起交给了他。布拉施克没想到，这个刚见面的中国学生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看完他的论文。不但看得懂，还找到了他论文中的漏洞；甚至还帮他补充完整了。这让布拉施克非常高兴，他很喜欢这个聪慧的学生，让陈省身将其写成论文在校刊上发表。
本来，布拉施克只安排陈省身每两周见面一次座谈；但从这以后，他要陈省身与他每周见面一次。并且，未完的证明第二天还可以继续讨论。陈省身知道自己已经博得了导师的好感，也感到非常高兴，回去之后立刻着手撰写论文。文章发表出来之后，一下子在汉堡大学引起了轰动，全校师生都知道了这位来自中国的青年。
除了跟随导师学习以外，陈省身在汉堡学习期间还发表了不少论文——在日本东北大学校刊《东北数学》杂志发表了两篇论文：《具有对应母线的直纹线汇三元组》和《直纹线汇的相伴二次复形》；在汉堡大学《数学讨论会论文集》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关于网的计算》的论文和《2n维空间中n维流形三重网的不变理论》。他甚至被他的导师布拉施克赞誉为：汉堡数学界的新一代领袖。可见，布拉施克对自己的这个学生有多么满意。
陈省身1934年11月在汉堡大学开学，1936年2月就拿到了博士学位，用了不到一年半时间就读完了别人两三年的课程。布拉施克对陈省身说：“你已经学完三成的数学根底，可以独立工作，或去其它国家尝试进行新的数学研究了。你可以考虑两个选择，一个是去法国，跟随嘉当学习；还有就是留在汉堡，只是要准备做数论，不能再深入研究几何了。”
陈省身考虑了很久。其实留在汉堡的机会也很好，但是只能做数论，因为那时候在汉堡有两个很伟大的数论学家。而自己已经学习了很长时间的几何，他不想轻易放弃。何况，嘉当是当时世界上最著名的几何学家，在汉堡大学学习期间，他就和嘉当有过接触，对他关于微分几何方面的研究很感兴趣；跟随他学习，会令自己成长很多。陈省身决定放弃在德国留校的机会，去法国继续深造。
后来，美国著名数学家卡普兰斯基曾评论过陈省身的这次抉择说：“如果陈省身选择了代数数论，20世纪数学的历史将会有重大改变。”两者相争，终究还是微分几何得到了这位数学天才，使代数数论的损失很大。
师从嘉当的日子
1936年9月，陈省身正式前往巴黎大学，拜师嘉当。
令陈省身没有想到的是，做嘉当的学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并不光是因为他教的东西晦涩难懂，而且嘉当的名声过于显赫，虽然他的文章确实很难懂，追随他的人仍然数不胜数，连见上他一面都很难。法国的学生希望跟着他学习，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也希望追随于他。因为巴黎是西方的科学中心，所以从东、西方各国来到法国读书的人很多。
每周四下午是嘉当的办公时间。一到这个时段，他的办公室门口就站着一排人，等着求见他。法国人一般不会说定时间，没有先说好讲10分钟或者20分钟这样的情况，都很随意，看情况而定。有时候他讲多了，外面的人就得继续等着他。
陈省身第一次见嘉当，嘉当就给了他3道题目。由于法文不好，陈省身只听懂了题目，但是不会做，自己也就没有理由再去见他。过了一段时间，他偶然在校园里遇到了嘉当，没想到大师对他仍有印象，问为什么很久没去见自己。陈省身很老实地回答，自己做不出那些题目。嘉当却很亲切地说：“没有关系，你来谈谈吧。”于是就把陈省身带到自己的办公室里详谈讲解，直到陈省身做出来。
以后，嘉当又陆续给陈省身留了一些问题，陈省身都一一做了出来。嘉当觉得这个学生很实事求是，又确实很有数学天分，所以后来他就告诉陈省身：“你可以到我家里来，不用再在办公时间来见我。”这无疑是很特殊的待遇，陈省身明白嘉当教授对自己的欣赏，也就更加用心地学习。
嘉当的家恰好与陈省身的住处在同一条街上。于是，陈省身开始每两周一次去嘉当家里拜访他，每次1个小时。去之前，他会把做题得到的结果，和要问嘉当的问题，用法文写在一张纸上，见到嘉当就递给他看。这样就能让自己少讲一些法语，免得沟通有障碍；也能节约一些时间来多听嘉当的讲解。
随着学习的深入，嘉当越来越喜欢这个中国学生了，常常会出一些小问题让陈省身去做，自己也会亲自做一下。陈省身每次都认真对待；即使有些不会做，也尽量多做一些。他经常刚刚拜访嘉当回来，第二天就能收到大师的信。他说，昨天陈省身走了之后，他又想了想他们讨论的问题。后面会附上关于那些问题的意见等。
这样学习让陈省身的生活异常忙碌、充实。在拜访嘉当之前，他要准备好见面谈的内容，需要下很多的功夫，同时也让他的知识积累更加丰富了。在这种特殊的学习方式之下，陈省身学到了很多有用的东西，很短的时间内他几乎读完了嘉当的所有著作，使他很快进入国际数学研究的前沿。
陈省身后来回忆自己在巴黎的日子，谈起自己的恩师，觉得嘉当是个很正统、很守规矩的人。陈省身跟随他学习的时候，他已经69岁高龄了，除了在巴黎大学做教授以外，还在一些很小的学校里教书。他对于名利，一点都不关心。普通人对他与他的工作并不了解，只有当时最有名的数学家欣赏他。他在社会上的巨大名望，是在去世之后才得到的，人们是因为他的工作才记得他的名字。在上世纪的数学家里，他是对21世纪的数学影响最大的一位。
跟随嘉当的这段时间，对陈省身的终生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之中，嘉当与陈省身的感情越来越深厚。嘉当的儿子也与陈省身成了很好的朋友，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上世纪40年代，陈省身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任教时，嘉当还在法国；战后法国的物资非常匮乏，陈省身心疼老师的生活条件艰苦，经常会寄一些食品和生活用品去给嘉当一家。
【名家小传】
陈省身（1911—2004），著名美籍华裔科学家、国际数学大师、20世纪世界级几何学家、“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创始人。他在整体微分几何学上的卓越贡献，影响了整个世界数学的发展，被荣获诺贝尔奖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杨振宁（他也是陈省身的女婿）誉为继欧几里德、高斯、黎曼、嘉当之后又一里程碑式的人物。
陈省身少年时代即显露出过人的数学才华，15岁考入南开大学理学院。1930年从南开毕业，到清华大学任助教，并就读清华研究院。1934年毕业，考入德国汉堡大学，跟随著名数学家布拉施克学习。1935年完成博士课程以后，至巴黎大学师从著名数学家嘉当深造。1948年任中央研究院数学所代理所长，并入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上世纪40年代到美国，先后担任普林斯顿大学、芝加哥大学几何学正教授，复兴微分几何学，形成美国的“微分几何学派”。1961年被美国科学院推举为院士，并加入美国国籍。1984年获得世界数学最高奖项——“沃尔夫奖”。同年担任南开数学研究所所长。1995年当选首批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0年回到祖国，定居南开。2004年获得首届“邵逸夫奖”。
钱钟书：两人留学去，三人回国来
钱钟书是少见的文学全才，既是博古通今的文学专家，也是作品脍炙人口的作家。他禀赋奇佳，可以说是过目不忘；却更是因为他的勤奋，他对书的痴迷。
钱钟书出生那天，曾有人送来一部《常州先哲丛书》。伯父为他取名为“仰先”，取“仰慕先哲”之义，字“哲良”。他抓周时，抓了一本书，父亲（著名学者钱基博）为他正式取名为“锺书”。“锺”（古代打击乐器）字简化后本作“钟”；但“钟”是“集聚”的意思，由此引申出“感情专注”之义，如“钟情”、“钟爱”等。“钟书”的意思是“钟爱读书”。钱钟书一直坚持，自己的名字应该是“钟书”。
不为学位而读书
1935年，钱钟书携新婚妻子杨绛前往英国牛津大学留学。牛津的秋季学期，开始在10月前后。当他们抵达英国时，学校还未开学。于是他们下船之后，就在伦敦等处游览、观光了一番；仍然未到开学的时候，两人便到了牛津。钱钟书进入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攻读文学学士学位。
杨绛则开始接洽入学事宜。她本打算进不供住宿的女子学院，但那里攻读文学的名额已满，而她又不愿修历史专业，于是作罢。
后来，杨绛并没有在牛津注册为正式生。因牛津学费奇昂，加上导师费，实不胜负担；而如念别的大学，尽管学费较廉，但两人不能在一起，且生活费用也高。考虑结果，杨绛乃申请在牛津及Exeter学院两处旁听。因此，杨绛在牛津读书就不像钱钟书有那么大的压力，功课也没有那么重。
钱钟书与杨绛同在“饱蠹楼”看书。杨绛自由自在，可以有很多时间读一些自己喜欢读而在别的地方读不到的书。这一点使钱钟书很是羡慕。钱钟书常常说，他如果能像她那样自由，有那么多时间，则他可以读更多的书。但也正因有杨绛在旁，正如古人所说，钱钟书在“饱蠹楼”有红袖添香伴读的福气。
“饱蠹楼”指的是牛津大学总图书馆。这个典雅的译名，是钱钟书给它起的。按照英国出版法的规定，出版公司每有新书出版，必须寄一册给“饱蠹楼”。因此，“饱蠹楼”藏书的丰富程度，其他大学图书馆望尘莫及。钱钟书、杨绛夫妇俩在牛津时，寓居在瑙伦园16号的老金家。但“饱蠹楼”可以算是他们在牛津的第二个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这里度过。
“饱蠹楼”有一个很特殊的规定，所有的书概不外借，只能在馆内阅读。这个规定，改变了钱钟书过去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从不记笔记的习惯。进“饱蠹楼”去读书，只准携带笔记本和铅笔，书上不准留下任何痕迹，只能边读边记。
钱钟书的“饱蠹楼书记”，第一册上写着如下几句：“廿五年（1936年）二月起，与绛约间日赴大学图书馆读书，各携笔札，露钞雪纂、聊补三箧之无，铁画银钩，虚说千毫之秃，是为引。”第二册有题辞如下：“心如椰子纳群书，金匮青箱总不如，提要勾玄留指爪，忘筌他日并无鱼。（默存题，季康以狼鸡杂毫笔书于灯下。）”
这些都是用毛笔写成的，并不是他在“饱蠹楼”边读边记，而是自己消化后撰写的笔记。钱钟书做一遍笔记的时间，大概是读这本书的一倍。他认为，对每一本书，每读一遍都会有一次新的发现和体会。最精华的地方，往往要读几遍之后才会发现。
钱钟书在牛津养成了读书记札记的习惯后，实际上对自己的帮助很大。在当时的乱世，就是靠着这些札记，让他写成了《谈艺录》。1949年以后，他又是利用这些札记，完成了巨著《管锥编》。
“饱蠹楼”另外一个造成钱钟书夫妇读书不方便的地方，就是概不收藏18世纪以后的文学书籍。因为他们认为，这时的文学书籍算不上是经典。所以，钱钟书和杨绛若想找19、20世纪的经典和通俗书籍，就只能到别的图书馆去。
他们常到市立图书馆去借书，那里藏书也颇丰富，借阅时间是2个星期。因此，一般不到2个星期，他们就要跑一趟市图书馆。或者干脆到书店里去看书。在牛津有一家名叫Blackwell的书店，是他们常去光顾的（在英、美的大书店里，顾客不买书，也可以在书店内随意看书，不必担心店员来啰嗦）。他们在牛津的2年时间里，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读书了。
尽管钱钟书在这里一直心无旁骛地学习，而他又是绝顶聪明的人，竟然仍有1门功课不及格。这也是最令他讨厌的一门课——“版本和校勘”。这门课非常枯燥乏味，让钱钟书怎么也提不起兴趣来。主要的学习内容，是从古代的书写方法来辨认作者的手稿，从手稿来鉴定作者书写的年代。在印刷术尚未发明以前，全靠这种方法来鉴定。
对早期的欧洲学者来说，这种鉴定是训练治学的初步，且至为重要。但是，它现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只因为英国人保守的天性，这门课却是钱钟书必须修的。因此，他也只能硬着头皮去做。
这门课也是杨绛唯一一次看见他苦学的课程。因为实在是毫无兴趣，所以他每天要读一本侦探小说来“休养脑筋”，结果“休养”得梦中手舞足蹈，不知道梦中出现了什么惊险场景，也许他正在和嫌犯搏斗。然而，这样“苦学”的结果却是不及格。这不关钱钟书的资质，问题是他自己把指定作业的规则弄错了。老师本来要求他只要从古人手稿中辨认出一二行就可以了，但必须没有错字。可是他没有留意，而是将整部手稿整理出来，他做错的地方就很多了。这样一来考试当然就“砸锅”，只好靠暑假补考才及格。
此后，钱钟书就开始着手准备撰写论文了。他考虑自己的论文题目及提纲，必须是很冷僻的，是前人没有研究过的；因而现成的材料有限，大部分要靠自己去发掘，这样逼着大家来看更多的书，寻找一些新的东西。这也正是训练一个学者最基本的方法；而牛津的训练恰恰是很严格的。
钱钟书的论文，最初是想以“中国对英国文学的影响”为题，但是导师却不准许他做这个题目。钱钟书没有办法，只好改做《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此时的英国虽已是强弩之末，但是，一直自傲的大英学者们，自然不愿承认一个他们眼中的弱国对他们文化的影响。
这个题目很大，但钱钟书大题小做。虽然这篇论文做起来颇需要费一番功夫，庆幸牛津大学有“饱蠹楼”，让钱钟书得以凭借这里的藏书丰富之便，顺利完成了自己的论文。钱钟书通过了牛津的论文考试，顿觉轻松。他一直觉得，为一个学位而赔掉许多时间，很不值得。自己想读的很多书并没有时间读，却要花费大量时间在不必要的功课上。所以他在牛津就读期间，一直对杨绛能够随心所欲地读书羡慕有加。
钱钟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大学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的话：“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从此，他决定不再读什么学位。以后他与杨绛去巴黎大学，虽然继续交费，但只按自己定的课程学习。
他们在牛津期间也认识了一些朋友，如房东老金等人。其中有一位名叫史博定的富翁，他弟弟K·J·史博定是汉学家，专研中国老庄哲学，是牛津某学院的驻院研究员。史博定请钱钟书夫妇去他家里喝茶，劝钱钟书放弃中国的奖学金，改行读哲学，做他弟弟的助手。据说，他打算为牛津设立一个汉学教授职位。
可在钱钟书看来，在他的言谈之间，似乎觉得中国的奖学金不值一提。他当下就拒绝了对方的建议。虽然自己对攻读文学学士一直颇有不满，但要自己放弃国家的奖学金，去依附外国富翁，那也是不能的。
钱钟书虽然拒绝了史博定，但与兄弟二人一直维持着很好的友谊。他弟弟更是经常请钱钟书和杨绛到他在学院的寓所去喝茶，借此请教许多问题。后来钱钟书离英赴法，仍时有书函往还；虽然他们兄弟俩还时时希望钱钟书再返牛津，不过始终未成事实。
留学期间家庭生活点滴
钱钟书和杨绛的爱情、婚姻、家庭生活，处处充满了乐趣和幸福。他们在异国他乡也能过得妙趣横生。
钱钟书刚刚来到牛津大学的时候，就拥吻了牛津的土地，还留下大半个门牙作为纪念。他是一个人出门的，下公共汽车没有站稳，车就开了，他脸朝地摔了下去。他挣扎着自己走回来，用大手绢捂着嘴，染得手绢上全是鲜血，还有半枚断牙。杨绛看到这个情况，吓得不知道如何是好。
幸好那时他们租住在老金家，同寓所还有住单身房的两位房客，一姓林，一姓曾，都是到牛津访问的医学专家。于是他们就教杨绛赶快陪钱钟书去找牙医，才算解决了这次意外事件的惊吓。
有一次钱钟书午睡，杨绛临帖。可是，杨绛自己写写字就开始瞌睡，没过多久便睡着了。钱钟书醒来，见妻子睡着了，一时顽皮心起，就提起毛笔，饱蘸浓墨，想给杨绛画个大花脸。可是他刚落笔，杨绛就醒了。恶作剧没有搞成，却险些闯祸。因为他没想到，杨绛的脸皮比宣纸还吃墨；为了洗净墨痕，脸皮像纸一样都快擦破了。以后他即使玩心再起，也不敢随便在杨绛的脸上乱画了；而是给她画了一幅肖像，上面再添上眼镜和胡子，聊以过瘾。
由于他们的房东老金家的伙食越来越不好，杨绛就找到了一个可以自己料理膳食的新居所。在他们搬入新居的第一个早晨，杨绛还没有起床的时候，平时生活上“拙手笨脚”的钱钟书竟然大显身手，一个人做好了早餐，用一只在床上用餐的小桌（像一只稍大的饭盘，带短脚）把早餐直接端到她的床前。正在赖床的杨绛，非常兴奋地翻身起来享用。这种幸福，自然是默默体会的了。钱钟书准备的早餐很丰盛，有煮蛋、烤面包、热牛奶，还有又浓又香的红茶；这些都是他才跟同学学来不久的，居然做得还不错。此外，又有黄油、果酱、蜂蜜等。
夫妻两人入住新居的第一天，就有了一个幸福的开端。在以后的日子里，除了家有女佣照管一日三餐的时期，除了钱钟书生病的时候，这一顿早饭总是他做给杨绛吃。每晨一大茶瓯的牛奶、红茶，也成了他毕生戒不掉的嗜好。
1年以后，杨绛怀孕了。钱钟书欣喜异常，他对妻子说：“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1个，就像你这样的。”此后，一直潜心学业的钱钟书开始学做家务，分担一些体力活，对因为怀孕而行动不便的妻子更是细心呵护。
离预产期还有2-3个月，钱钟书就早早地去牛津妇产医院为杨绛订下了房间，预约接生大夫。更难得的是，他并没有中国传统的迂腐，不在乎接生大夫是男是女，而是只要求最好的，让那个接待他的女院长着实惊讶了半天。
到5月18日，孩子有了降生的迹象，钱钟书连忙要出租车送杨绛住进医院。杨绛因为难产，最后只好用了麻药，护士用产钳将婴儿拽了出来。这时的钱钟书，已经急得团团转了，他一天往医院连跑了4趟。因为没有公交车，他只能徒步来回。上午得知生了一个女儿，他非常高兴，终于得偿所愿了。他想看望妻子，医院却不准许，只好回去。第二次来，他知道妻子在麻醉中还没醒来，只好又返回了。直到第三次，他才算见到了已筋疲力尽、沉沉入睡的杨绛。下午茶过后，钱钟书第四次又来医院。这时杨绛已经醒来，才得知他已经来回步行了7次，顿时心疼起来，嘱咐他一定得坐汽车回去。
护士把孩子从婴儿室里抱出来给钱钟书看。他仔细看着自己的女儿，看了又看，一种为人父的幸福感油然而生，高兴地说：“这是我的女儿，我喜欢的。”这是钱钟书跟女儿说的第一句话，也是给女儿的“欢迎辞”。钱钟书没有再要第二个孩子，他对杨绛说不希望再生一个以分走自己对女儿的关爱，或许更是不忍心妻子再受生育的艰难和痛苦。
杨绛产后，在医院里住了将近1个月。这段时间，钱钟书只能一个人在家。以他“笨拙”的生活技能，能安全地度过这段时间很不容易，每每都会闯些小祸，用他自己的话说：“又做坏事了。”他不时愁兮兮地告诉杨绛：他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的桌布弄脏了；他把台灯弄坏了；门轴两头的球掉了一个，门关不上了……杨绛跟他说，不要紧，桌布，她会洗；墨水染的，也能洗掉。台灯、门轴，她会修。
钱钟书一听杨绛说“不要紧”，就放心了。他对杨绛说的“不要紧”，总是又佩服又放心。这句话在近2年的共同生活中已屡次得到验证。这回也同样：杨绛到家后，果然把钱钟书做的“坏事”都补救好了。
钱钟书特地又叫了出租车接杨绛和女儿出院。回到寓所，一向不善料理生活的他，竟给妻子端上了一碗自己亲手炖的鸡汤，汤里还漂着鲜绿的嫩豆瓣。杨绛感动得险些落下泪来。于是，杨绛喝汤，钱钟书吃肉，女儿“吃”妈妈。钱钟书以他的爱心和责任心，笨拙却悉心地照顾着妻子和女儿。
【名家小传】
钱钟书（1910—1998），原名仰先，字哲良，后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江苏无锡人。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在文学创作、古代文学、国故、文艺理论、美学、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均有卓越成就，著有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及学术著作《谈艺录》、《管锥编》、《七缀集》等。其夫人杨绛也是著名作家、学者，著有长篇小说《洗澡》、回忆录《我们仨》等。
1929年，19岁的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报考时数学仅得15分，但因国文、英文成绩突出，其中英文更是获得满分，故被清华破格录取。在大学期间，他因出众的才华，受到罗家伦、吴宓、叶公超等名师的欣赏。1932年结识杨绛，1933年两人订婚。同年在清华毕业以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取“庚子赔款”英国公费留学生，赴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英文系留学。与杨绛结婚，同船赴英。1937年以《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一文获得学位。女儿钱瑗出生。之后随杨绛赴法国巴黎大学从事研究。1938年秋，乘法国邮船“阿多士Ⅱ”号回国，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后历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上海暨南大学教授。建国以后，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1998年12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季羡林：留德十年，影响终生
博古通今的季羡林，年轻时代却是学西洋文学出身——也许，这正是那个时代大师的标记，博学多才，打通中西。当初他也没有想到过，自己竟然会跟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与印度文化结下不解之缘。在德国留学的10年，彻底改变了他的整个一生。
初至德的迷茫
1930年，季羡林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业方向为德文。在清华学习期间，他涉猎广泛，除本专业的课程以外，还自修了英文、梵文，并选修了清华诸名师如陈寅恪的“佛经翻译文学”、朱光潜的“文艺心理学”、俞平伯的“唐宋诗词”、朱自清的“陶渊明诗”等诸多课程。1935年9月，他被录取为清华文学院与德国交换研究生，考入哥廷根大学，学籍为期2年。
季羡林经由首都柏林转至哥廷根市。他一下车，就在一位学长的带领下来到住处，见到了房东。这是一对50来岁的德国夫妇，因为儿子出去上大学，就把他的房间出租了。季羡林住了下来。他没想到，自己在这里一住就是10个春秋，和这对夫妇有了亲如家人的感情。
刚刚来到德国时，年轻的季羡林还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该走什么样的学术道路。他在柏林逗留期间，友人汪殿华力劝他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因为这是祖国所需要的。到了哥廷根之后，在好友章用的建议下，他便选择了希腊文课程。但是，第一堂希腊文课就让季羡林有些沮丧，学得不是很顺利。后来他又学了一段拉丁文，甚至还想学埃及文字。
不过，虽然很多东西还不太明朗；至少他知道，他可以去了解那些古老而美丽的文字。他在当时的日记里写道：
“我平常是喜欢做梦的，而且我还自己把梦涂上种种的彩色。最初我作到德国来的梦，德国是我的天堂，是我的理想国。我幻想德国有金黄色的阳光，有‘真’，有‘美’。我终于把梦捉住了，我到了德国。然而得到的是失望和空虚。我的一切希望都泡影似的幻化了去。然而，立刻又有新的梦浮起来。我梦想，我在哥廷根，在这比较长一点的安定的生活里，我能读一点书，读点古代有过光荣而这光荣将永远不会消灭的文字。现在又终于到了哥廷根了。我不知道我能不能捉住这梦。其实又有谁能知道呢？”
决定主修梵文
不久，季羡林偶然结识了主修自然科学的龙丕炎。闲谈中得知，他选修过1年的梵文课。恰好，季羡林在国内时，听过陈寅恪教授的佛经翻译文学课，也动过想学的念头。认识了龙丕炎之后，对方把自己用过的施滕茨勒所著的一本梵文语法书送给了他。章用得知后，竟也支持他学梵文的想法。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寻觅，季羡林仿佛找到了寻觅已久的知己，他觉得自己就应该学习梵文。因为中国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响非常大，研究梵文，研究中、印文化的交流，也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更何况，哥廷根有着世界级的梵文大师，这个机会以后怕是很难再有了。于是，他终于定下以梵文为主修目标的方向，并且一直走了几十年都没有改变。
想要捉住好梦，自然得付出努力。所以，季羡林在学习的时候总是全力以赴。他选定了主系是梵文、巴利文等的印度学。但是，按照德国的规定，考博士必须读3个系：1个主系、2个副系。主系已经毋庸置疑，但副系却还需要费些周折。
他一向鄙薄那种在国外以汉学赚取文凭、回国后又用西洋文学糊弄国人的所谓“留洋博士”；也见过有些学自然科学的中国留学生，想投机取巧地选择汉学作为副系，却对汉学一无所知，因而被拒之门外。为此他下定决心，绝不选择任何跟中国文化有关的课程。最后，他确定以英国语言学和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的学习方向。梵文课和斯拉夫语言课都在高斯-韦伯楼里上，他每天都泡在这里学习一整天。
梵文这一种在现在世界上已知的语言中语法最复杂的古代语言，其形态变化之丰富，同汉语截然相反。梵文班的教授瓦尔德·施米特，是当时“梵文讲座”的主持人、著名梵文学家。刚开学时，班里只有季羡林一个学生。但这并未影响到瓦尔德·施米特授课的热情，依然系统、认真地给季羡林讲课。也许这就是德国人严谨、认真精神的体现吧。这位教授，后来成为与季羡林关系最为密切的德籍老师。当时，季羡林甚至受中国“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传统观念的影响，把他称作“博士父亲”。
季羡林很快就觉得，梵文学起来确实很艰难。教授对梵文非常复杂的连声规律，根本不加讲解；对教科书上的阳性名词变化规律，他也不讲，一下子就读起书后面附上的练习来。梵文是死文字，脱离实际生活很远，很难理解。教授要他读句子，字看起来还眼熟，对语法就一点概念都没有了。读起来结结巴巴，翻译起来也不知所云，急得满头大汗。
没办法，他以后上课前就只好先预习，用多出几倍的时间来做准备。慢慢地，自己就习惯这种学习方法了，梵文课学起来也渐渐得心应手。
课余时间，他就泡在图书馆里。这里的图书馆藏书虽然不多，但是有很多珍本；最珍贵的便是奥尔登堡捐赠的一套德国和世界各国梵文学者寄给他的论文汇集，有100余部，分门别类，装订成册，大小不等，语言各异。这些书，很多大图书馆里都没有。
直到第二学年开始，班上又来了2个德国学生。其中一个历史系的学生，以前就学习过梵文课。本来对老学生肃然起敬的季羡林，却慢慢地发现，这位懂4国语言的师兄，对梵文竟然束手无策；只要老师一提问，他就目瞪口呆，嗫嚅着说不出话来。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他被征走当兵为止，始终也没有完成梵文课程的学业。季羡林虽然了解梵文的复杂难懂，但生性好强的他，暗暗下定决心要攻克这个难关，把梵文当成“龙门”，自己一定要跳过去。
2年的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到了第三学年，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和季羡林商量博士论文的题目，最后确定为研究《大事》偈陀部分的动词变化。《大事》是一部采用混合梵语写成的史传类作品。于是，从此之后，季羡林的所有课余时光，都与这厚厚的3大册《大事》一起度过。
兼任汉学讲师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向中国开始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事变之后不久，德国纳粹元首希特勒发布命令，关闭国门，凡是外国人一律不准离开德境。季羡林有国难回。他的留学交换期也满了，奖学金停发。季羡林陷入困境，一时进退无门。
正在他忧心忡忡的时候，一个朋友找上门来，给他带来了一个好消息。他就是古斯塔夫·哈隆，是苏台德区人，现任汉学研究所所长。哈隆听说季羡林交换期已满却没有经济来源之后，便主动找到他，问他是否愿意担任汉学研究所的老师。这对季羡林来说简直是及时雨，他顿时喜出望外，赶忙答应了下来。于是，季羡林一边攻读印度学博士，一边当汉学讲师。
哈隆教授是一位知名的汉学家，汉学知识极其渊博，尤其擅长甲骨文；但奇怪的是，像这样一位汉学大家，竟然不会说中国话。后来，哈隆教授受聘到英国剑桥大学去当汉学教授，季羡林和田德望两人在餐厅为他饯行。哈隆教授在哥廷根这么多年，长期抑郁不得志，便不免感慨，只有这两个中国人才是自己真正的朋友。
在汉学研究所里，季羡林还认识了几位汉学家：英国汉学家阿瑟·韦利——这位学者的中国古典诗歌翻译蜚声国际汉学界，在英国也是传世之作；德国汉学家奥托·冯·梅兴-黑尔芬——这是一位专门研究明代制漆工艺的专家，季羡林曾帮他翻译过研究所收藏的一部制漆工艺书。
再学吐火罗文
这时候，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也因为战争爆发，已经被征从军了。季羡林的梵语导师，由已经退休了的西克教授接任。西克教授第一次上课，就对季羡林认真宣布：他要把自己毕生最专长的学问，统统地、毫无保留地全部传授给季羡林，一个是文学名著《梨俱吠陀》，一个是印度古典语法《大疏》，一个是《十王子传》，还有一个是吐火罗文——他是率先读通了吐火罗文的世界大师。
西克教授丝毫没有征询意见的意味，既不留给季羡林任何考虑的余地，也不容他提不同意见，立刻安排时间就准备上课。季羡林顿时被教授的精神所感动了，心里涌起了无限的感激。老先生愿意把他毕生的心血交给自己，那自己还有什么理由拒绝？即使功课再多，也要咬牙忍下来。
其实在来哥廷根之前，季羡林根本就没有听说过吐火罗文。以致读通了吐火罗文的大师西克就在眼前，他也没有想到要学习吐火罗文。因为他的功课相当繁重，担心再增加功课会负担不了，学不好会给中国丢脸。所以，自认为语言天资一般的季羡林，根本没有奢望过学这门可以算是绝学的语言。
西克教授讲课的方法，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一样，也是不去讲语法，而是直接从原文开始讲。这是德国教授语言的传统方法。一位德国教授曾给这种教法一个恰当的比喻：“学习语言就要像学游泳，一下把他推入水中，如果没有淹死，那他一定就学会游泳了。”
比利时一位治赫梯文的专家沃尔特·古勿勒，此时也慕名来到哥廷根，跟西克教授学习吐火罗文。西克教授有这两名外国学生，自然十分高兴。一开始，他就把自己和西克灵共同转写成拉丁字母的《福力太子因缘经》交给这两个年轻人去读，并称此书为“精制本”。
由于吐火罗文是新读通的文字，而这本书的语句很多还不是很完整，经常会有缺字、缺音节的情况出现，学起来异常艰难。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季羡林却对吐火罗文产生了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获得四个优等
这一年，季羡林就是这样一边听西克教授讲吐火罗文课，一边在钻研梵文《大事》中度过的。他在撰写论文之前，想写一篇较长的绪论，来博得导师的好感，所以很是用心地写了起来。
这时候，正好赶上瓦尔德·施米特教授休假回到学校，季羡林就把绪论拿去给他看，满心期待地等着他的夸奖。结果过了一个星期，瓦尔德·施米特教授把批改完的文章还给了季羡林。他虽然没有说话，可季羡林直觉上就感到不好。拿过来翻开一看，发现整篇文章前面一个括号，结尾一个括号，意思就是都被取消掉了。
当时季羡林就愣住了，不知所措。教授告诉季羡林，他的文章虽然很用心，但是没有自己的东西，完全是借鉴别人的观点；虽然全面，却毫无价值。不如干脆删掉，在论文前简短介绍一下即可。季羡林好一阵子没有说话。他到此刻才明白，论文应该这样写。第一次写如此大型的学术论文，第一次受到这种打击，让他深刻体会到了教授对待学术的严谨。
从此以后，季羡林已真正了解到德国大学对论文的要求有多严格了。题目不一定多大，篇幅不一定多长，但必须得有新的东西，有自己的见解，才能通过。所以，对于学位来说，论文是重中之重，使他耗费了很多心血。西克教授也代替瓦尔德·施米特教授，对他的论文进行指导。
到1940年，论文已经基本上写好了。提交完论文，剩下的一关就是口试了。也许是过于紧张，本来准备颇充沛的季羡林，却回答得有些慌乱，甚至无暇思索。3系的口试，季羡林都觉得很不理想，所以非常沮丧。他想，也许自己不能通过了。
不久，瓦尔德·施米特教授邀请他去自己家里过圣诞节。他见到教授之后才知道，自己竟然得了4个优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印度学和论文。这个大好的消息，让季羡林欣喜若狂。
更让季羡林得意的事情还在后面，因为他的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一位世界级的比较语言学大师——克劳泽教授，对他的博士论文中关于语尾的一段附录，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据说，在古希腊文中也有类似的语尾。而这种偶合，对研究印-欧语系比较语言学有突破性的意义。
这样，季羡林在德国的学业就算是功德圆满了。本想马上回国的他，却因为战争的缘故，只能继续滞留在哥廷根，一边当教员一边搞科研，钻研佛教混合梵语，沿着博士论文所开辟的道路前进。
这一期间的专心研究，使他在学术和写作上有了很大的成就，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上发表了几篇著名的论文，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一直被很多人所引用。
二战前后的生活
哥廷根是一个只有10万人口的小城，但是大学生有时会达到2-3万人，是一个典型的大学城。该大学已有数百年历史，拥有着德国学术史和文学史上许多显赫的名字。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街道，到处都是。外人一进城，扑面而来的文化气息和学术气息，使这里俨然是一片精神圣地。
哥廷根四季如春，绿草如茵，风景秀丽。在城中心有很多中世纪的房子，置身其中，恍惚间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季羡林常常会到古城墙上去散步，在橡树的浓荫下静坐沉思，体会着这种诗意的感觉。
起初两年，他的生活很平静，战争没有到来，商品没有限量供应，奖学金按期寄至，一切平平淡淡地度过。平日每天往返于住处、教室、图书馆，是规范的三点一线式生活；只有到了周末，才会跟当时住在哥廷根的几个中国留学生——章用、龙丕炎、田德望、王子昌、黄席棠、卢寿等人一道，来到城外山下一片叫做“席勒草坪”的绿草地上，或结伴同游，或相坐畅谈；甚至一起大骂希特勒，来发泄一下压抑在心中的愤怒。
平日他们跟德国朋友相处得再好，也基本不谈论国事。德国人在政治方面似乎有些迟钝，很容易被舆论所引领，所以德国人反对希特勒的并不多。即使有，也大部分隐忍不发。而希特勒认为中国人、犹太人等民族都是文明的破坏者的论调，让这些中国留学生非常愤慨。但是囿于所处的环境，他们也只能敢怒不敢言。唯有大家聚在一起时，才能得以宣泄一下。
有意思的是，反对希特勒的德国朋友们，大多主动跟中国留学生讨论过战争，讨论到最后乃至破口大骂，甚至因此产生更加深厚的友谊。季羡林的斯拉夫语言的同学伯恩克小姐，就是这样一个人。她和她的母亲都对希特勒的行径无不切齿痛恨。她的母亲是一位很有文化修养的老妇人，而且厨艺非常棒，经常请季羡林等同学到家里来吃饭。
当时战争已经爆发了，食品限量，极端缺少。有人请客，都得自带粮票。可这位老夫人，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出一桌美味佳肴来，让大家大快朵颐一番。然后，大家就围坐在一起畅谈，讨论法西斯的暴行，痛骂希特勒的倒行逆施，往往直到深夜才尽兴而回。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名滞留国外的学子来说，虽然外面不时响起防空警报，英、美的飞机常常光临轰炸，却能吃到这样一位睿智、慈爱的老夫人做的美味饭菜，还能酣畅淋漓地开怀痛骂，确实是一种难得的幸福。
后来，飞机光顾得越来越频繁，城中很多地方都被炸得满目疮痍；人们经常要躲避空袭，通常都会跑到附近种鲜菌的山洞里去避难。有时候，一天会无数次地响起防空警报，人们的精神被折磨得很疲惫。季羡林在山洞里辗转反侧，无法成眠，索性搬来一批书，就在山洞里学习起来。很快，美军开进哥廷根，德国被解放。
季羡林在德国待了整整10个春秋。10年的生活，让他对这里和这里的人们产生了深厚的感情，包括授予他知识的导师、朝夕相处的本地同学、待他如亲生儿子的房东夫妇等等熟悉和不熟悉的德国人。
房东太太对他尤其感情深厚。在这10年之中，她的丈夫去世了，儿子又结婚去了另一个城市定居，身边只有季羡林这个没有血缘关系的亲人。在她丈夫去世的那天，也是季羡林深夜跑去找医生，后来又帮她守尸。1942年季羡林准备回国，跟房东太太告别时，她听说后就放声大哭起来。后来，没有成行的季羡林又回到了住处，房东太太高兴得像见到多年远游未归的儿子一样。
1946年，季羡林真的要离开了。他心里怀着复杂的感情，终于踏上了回国的路程。
【名家小传】
季羡林（1911—2009），字希逋，又字齐奘，今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人。中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东方学家、思想家、翻译家、佛学家、作家。
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5年考取清华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和吐火罗文等，1941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在德国期间发表的论文，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奠定了其在国际东方学和印度学界的地位。
1946年回国，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并首任系主任。这是我国最早成立的东方语文系，培养了大量东方学专业人才，为国家的经济建设、对外宣传、外交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在学术上取得了丰硕成果。
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78年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社科院与北大合办的南亚研究所所长。
他精通12国语言，对印度语文、文学、历史的研究建树颇多。先后担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中国南亚学会、中国语言学会、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等职。
其著作已汇编成《季羡林文集》，共有24卷，内容包括印度古代语言、中印文化关系、印度历史与文化、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佛教、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糖史、散文、序跋以及梵文、吐火罗文等语种文学作品的翻译。
钱三强与何泽慧：“中国的居里夫妇”
他有一个知名的学者父亲钱玄同，他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第二代居里夫妇的得意门生，他是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的组织协调者和总设计师而被赞誉为“两弹一星”元勋，他与妻子何泽慧一同被西方称为“中国的居里夫妇”——这个人就是钱三强。
1956年，他参加中国第一次五年科学规划的确定，与钱伟长、钱学森一起，被周恩来总理称为中国科技界的“三钱”。
他的名字，来自于在孔德学校和同学开玩笑时互相称呼的昵称。其实他原名叫钱秉穹；因为他在家排行老三，且学习成绩好、喜欢运动、身体强壮，故被同学们戏称为“三强”。他的父亲钱玄同也很喜欢这个名字，认为它还能解释为立志争取德、智、体都进步，从此他的名字就叫作钱三强了。
师从第二代居里夫妇
1936年，钱三强以优异的成绩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后，进入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当助理研究员，课题是用照相术研究分子光谱。在这里，他得到了研究所所长严济慈的欣赏和肯定。
于是，在1937年钱三强经考试成功获得中法教育基金会资助到法国留学后，严济慈就亲自带领他去拜访了约里奥夫人伊伦·居里教授，并介绍他到伊伦·居里教授主持的居里实验室做博士论文。同时，钱三强还在约里奥教授所在的法兰西学院兼任工作。在约里奥教授的指导下，研制用于观测基本粒子的仪器——“威尔逊云室”。
其实，踌躇满志的钱三强，却是经历了一番思想挣扎，才来到巴黎的。那是此年7月，钱三强赴法留学的行期在即，正当他在兴奋地憧憬着、母亲却为儿子的远行而忧心时，战火已从古都北平燃起了。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了蓄谋以久的侵华战争。面对着国家危难，钱三强不想在这个时候走出国门；他要留下来保卫自己的祖国，决定放弃出国留学。
钱玄同发觉了儿子的复杂心思，遂对他说：“一个男子汉，不应只有近虑，还要有远忧。我们要考虑到今后。现在当然都是抗日了；但是，我们怎样才能不让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受一个那么小的国家的侵略呢？关键得要自己强盛起来。”
听了父亲的话，钱三强知道了自己要做些什么。他立志要出国学到真正的知识，来强大自己的祖国。于是，7月17日，24岁的钱三强离开了北平，远渡重洋，赴法留学。此时，日本政府决定动用40万大军全面侵略中国。钱三强更没想到的是，这次分别，竟然是他和父亲的永别。1年以后，身在法国的钱三强，接到了父亲病逝的消息，那一年钱玄同才52岁。
伊伦·居里教授是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和主要助手，她和丈夫约里奥·居里都是著名的核物理学家，最主要的成就是发现了人工放射性，因合成新的放射性核素而共同获得1935年度的诺贝尔化学奖。居里实验室是居里夫人亲手创立的，是法兰西科学文化事业发展的骄傲。它与英国剑桥大学著名教授卢瑟福主持的卡文迪许实验室、德国著名科学家哈恩主持的威廉皇家物理化学实验室并驾齐驱。这3个实验室，是当年世界上从事前沿学科——核物理学与放射化学三足鼎立的研究中心。能够在这样顶级的实验室里、这样两位世界顶级物理学家身边学习，对钱三强来说确实是难得的机会。
约里奥是一位出色的实验物理学家。他在1931年创制了一台独特的“云室”，可以在不同的气压下工作，从纯饱和水蒸汽的低压到几个大气压。云室直径和外加磁场都比别人的大，由此可以从径迹曲率确定β射线的能量。它在低气压下拍得的粒子径迹，其长度往往比正常压强下的长十几倍。1939年1月，约里奥用云室拍摄得到铀裂变的照片，这是又一起重要的实验证据，用物理学的方法直接证明了重核裂变。
看到这样的裂变现象，钱三强比看到任何美丽壮观的自然景象都更为激动，因为他懂得裂变的伟大意义。钱三强刚刚踏上科学之路，就亲眼目睹了世界科学史上这个重大的发现。这些宝贵的经历，对他了解科学工作的规律、拓展自己的科学视野，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伊伦·居里也设计了用β射线能谱研究铀核裂变的方案。她让钱三强负责云室的操纵和测量，自己亲自配制放射源。而这台云室，正是钱三强在约里奥教授的指导下制作的。在伊伦·居里的帮助下，钱三强很快作出了明确的结论。1940年，钱三强以“a粒子同质子的碰撞”为题，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
正当他准备离开巴黎、返回祖国时，法西斯德国已进入法国境内，正步步向巴黎逼近。在意大利科学家庞德科沃的劝告下，钱三强带着简单的行李，骑上自行车，跟着难民的潮流，向着法国南部逃亡。
但是，就在逃往的路上，有一天晚上，大家正在一个大仓库里过夜。忽然之间，他们听到坦克“轰隆隆”地开过来的声音，本来以为是法国士兵开到前方去打仗，结果出来一看，那坦克上都是希特勒的纳粹标志。原来，法国已经被德国占领了，逃亡的人群很快就被德国兵赶回了巴黎，钱三强也在其列。可是，他国内的官费资助已经断绝，顿时阮囊羞涩，陷入困窘。
钱三强正在路上徘徊、恍惚，却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他的导师约里奥。约里奥教授对他说：“你还是回到实验室来。只要我们有工作，你就有工作；只要我们有饭吃，你就饿不着。”于是，报国无门的钱三强，只好跟着约里奥教授回去，继续做研究工作。让他没想到的是，约里奥教授竟然是德国共产党员，经常借着科研工作，掩护反法西斯的活动。
1941年底，钱三强听说法国南部城市里昂不定期地有轮船去中国，故再次离开巴黎，来到里昂，寻找回国的机会。他虽然没有走成，但在等船的期间，到里昂大学找到了一个临时工作，其任务是带一名大学生做毕业论文。
钱三强的身上带有小剂量的放射源。由于他曾在北平研究院用照相术研究过分子光谱，对照相底片比较熟悉，就决定让学生研究a粒子对照相底片的作用。正好，里昂有一家专门生产照相底片的工厂，可以提供各种不同品种的照相底片。钱三强一面带领学生做实验，一面自己也进一步做点研究，研究乳胶的特性。没有想到，这项临时性的工作，却为他后来的研究准备了重要条件。
1943年，钱三强在约里奥-居里夫妇的关怀下，再次回到巴黎的居里实验室里做研究工作。
25个单词成就的姻缘
就在钱三强在居里夫妇的指导下，不断积蓄着自己能量的时候，而另一个影响他一生的人，也在异国拼搏着，并且不久就和他有了交集。这个人就是他未来的妻子——他清华时的同学何泽慧。
这个倔强的姑娘，也于数年前独自一人远赴欧洲留学，在德国拿到博士学位以后，留在柏林皇家学院研究核物理学。1938年，她用云室研究正负电子之间的弹性碰撞，取得了重要成果。战争期间，大家都失去了联系。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已未见面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由于战争，信只限25个单词。信的大意是，她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何泽慧与钱三强这段美好的姻缘，就是从这封短信开始的。随着二战渐近尾声，两位年轻人的通信也越来越频繁；虽然每次只有25个单词，但是这短短的信件，却把彼此的心拉得越来越近了。
1945年，伊伦·居里教授打算引进新近发展起来的核乳胶技术，考虑到钱三强在这方面已有很好的基础，就派他到英国布利斯托大学去向著名的物理学家鲍威尔学习。核乳胶是一种特别厚的照相底片，可以记录粒子的三维径迹。利用这种核乳胶，鲍威尔发现了π介子，并于1950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钱三强正好在关键时候有机会掌握这门新技术，实在是幸运。当然，这也是由于他自己已有一定基础的缘故。
不到1年时间，钱三强就掌握了核乳胶技术，回到巴黎，协助约里奥-居里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此时的他，已经不是当年初出茅庐的学生了。在他手下，有两名法国研究生跟随他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课题。
钱三强在经过与何泽慧2年多的通信之后，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她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
然而此时，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柏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钱三强寄出求婚信之后，整日焦虑不安；他担心自己被拒绝，更担心何泽慧在德国的安全。不久，他终于在不安之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不久后的一个礼拜天，钱三强还没起床，就听到有人敲门。他打开门一看，竟然是何泽慧提着一个小箱子，站在了自己门口。分隔多年的两人终于见面了，那份感情也就越发强烈，他们很快就订婚了。钱三强见到自己好友王大珩的第一面，就向他宣布了这个好消息。
1946年，钱三强与何泽慧成婚。在婚礼上，约里奥-居里夫妇邀请何泽慧加入居里实验室。于是，已在德国做过数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与钱三强成为了同事；像他们的恩师一样，成为一对志同道合的科学伉俪。
“中国居里夫妇”的发现
就在钱三强与何泽慧结婚的当年，两人一起去英国剑桥大学参加基本粒子会议。在会上，他们听到了东道主的两位研究生关于核乳胶记录中子打击铀核的报告。在报告展示的幻灯片中，显示在两根深重的径迹旁边，还有一根细长而浅淡的径迹。深的径迹当然是裂变碎片；而这根细长的浅迹，他们说可能是a粒子，但没有作任何解释。
报告者并不经心，却引起了钱三强的疑问和思考。回到巴黎后，钱三强、何泽慧立即与研究生们一起用核乳胶进行试验。他们用be靶发出的慢中子轰击铀，让裂片在乳胶内留下痕迹。他们对大量核乳胶进行了系统的观测，于1946年12月 9日公布观测结果，证明那第二条径迹不是裂变碎片打到乳胶所含之核产生的，而是分裂的小碎片。3条径迹从一共同点发出，铀核分裂成了3份。
同年12月，他们公布了首次的观测结果。钱三强与何泽慧还写出论文，相继发表在法国、美国、英国的权威杂志上。他们不仅论证了原子核的三分裂，而且还发现了原子核的四分裂。
那两位英国年轻的物理学家闻讯后，专程来到巴黎访问居里实验室。他们不相信有三分裂和四分裂，想要亲眼看看。钱三强、何泽慧高兴地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心灵手巧的何泽慧，只用了短短10分钟，就按标定位置找到了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径迹。英国人看后大为惊讶，表示信服。
可是他们回英国后，又改变了态度。他们的导师费瑟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a粒子不是裂变生成的，而是裂变之前或裂变之后放射出来的产物。费瑟教授与居里夫人同一时代，是英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
面对权威的质疑和排斥，钱三强为此作了深入的理论分析。他听从约里奥教授的劝告，并没有点费瑟教授的名，只是针对费瑟的观点，把道理说透。他还预言第三裂片可能有一质量谱。
由于当时的实验条件尚不足以测定第三裂片的质量谱，钱三强的理论一时未得到充分证实。尽管如此，钱三强还是坚持完成了论文《论铀三分裂的机制》。
直到60年代，人类的实验技术发展了。世界上有好几个实验室，利用新的探测手段研究裂变，证实了第三裂片确有质量谱，这一质量谱与钱三强的预言完全一致。此时的费瑟教授，终于承认自己错了。1969年，一个国际化学物理会议在比利时召开。那时候费瑟已经70多岁了，他说：“我今天要放弃过去坚持的一个错误观点。我同意对三分裂机制的解释。”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公布以后，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报道了此事，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
1946年底，钱三强荣获法国科学院的“亨利-德巴微”奖金，他是获得该奖励的第一位中国学者。翌年，年仅34岁的钱三强升任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导师。这是外国学者极少获得的学术职位。到今天为止，他是唯一一位获得此职位的中国人。
夫妻双双把国还
1948年，新中国成立在望。漂泊海外多年的钱三强，一直有一个梦想，那就是在国内成立一个核物理研究机构，让原子核这门新兴科学在中国发展起来！
与此同时，国内的一群有识之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其中包括北大校长胡适、清华校长梅贻琦等人。在钱三强的建议下，清华、北大、北平研究院决定联合成立一个核物理研究中心！并聘任钱三强为主要负责人之一。钱三强满怀欣喜地准备踏上回家的路程。
早已把钱三强当做自己家人的约里奥-居里夫妇，对此十分惋惜，但还是毅然应允。约里奥教授说：“我要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祖国是母亲，应该为他的强盛而效力。”他夫人则说：“（科学家）要为科学服务，科学要为人民服务。”他们让钱三强、何泽慧把许多重要资料和放射源带回去，以便为新中国服务。这就成了后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时最早拥有的一些家底。
临别时，约里奥教授和伊伦·居里教授与钱三强一家人拍照，留下了永远的纪念。他们共同签署了对钱三强工作和品格的评语，里面写着：
“物理学家钱先生在我们分别领导的实验室——巴黎铀学研究所和法兰西学院核化学实验室从事研究工作，时近10年，现将我们对他各方面的看法书写如下，以资佐证。
“钱先生表现出科研人员所具有的特殊素质，在我们共事期间，他的这些素质又进一步得到加强。他已完成了大量的研究工作，其中有些是非常重要的。他对科学事业满腔热情，聪慧有创见。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到我们实验室并在我们领导下工作的同一代科学家中，他是最优秀的。我们两人中间的一人曾托他领导几批研究人员，他都以自己的才干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困难的任务，并受到他的法国和外国学生的爱戴。
“我们的国家承认钱先生的才干，曾先后赋予他重任，先是任命他为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接着又任命他为研究导师，他曾受到法兰西科学院的嘉奖。
“钱先生还是一位优秀的组织者。他具备了研究组织工作的领导者的精神、科学和技术素质。”
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名家小传】
钱三强（1913—1992），原名钱秉穹，浙江省湖州市人。中国著名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的父亲钱玄同，是中国近代著名语言文字学家，鲁迅先生的挚友。他少年时代即随同父亲在北京生活，曾就读于蔡元培先生任校长的孔德中学。193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次年赴法国留学，师从第二代居里夫妇（著名科学家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1940年获法国国家博士学位。曾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研究导师，并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法兰西荣誉军团军官勋章等。1948年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后为原子能研究所）副所长、所长，中国科学院学术秘书处秘书长，中国科技协会副主席、名誉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等职。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物理学部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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