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学业，似乎一直是以国家为前提而选择的。18岁那年，他抱着强大中国海军的愿望，考入南京水师学堂。后来又因为实业救国的风潮，他转入陆军矿务学堂，希望能发展中国的工业，并以全班第三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但是，矿务学堂只教了鲁迅他们这一批学生，就撤销了。清末的洋务运动，成了一场虎头蛇尾的闹剧。
毕业后的鲁迅迷茫了。在矿务学堂里所学的东西，竟然没有用武之地。自己的未来到底该怎么办呢？这时候，朝廷由于一直饱受屈辱，似乎也知道了改革的必要，于是开始大量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以期望能够强国。而留学生们去得最多的，就是一衣带水的东邻日本。日本在中国文化的影响下长达数千年，近代却忽然间崛起，反而把这个它昔日的“祖师爷”踩在了脚下。相通的文化环境、类似的政治形式，让日本成了中国想强国的最好借鉴。
再三考量之下，鲁迅决定去日本留学。
弘文学院内的革命潮
鲁迅以优异的成绩，入选官费派遣5名矿务学堂学生去日本学习，1902年3月离开南京，乘坐日本轮船“大贞”号途经上海，4月抵达东京。他进入了弘文学院。这是日本明治时代专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一所日语速成学校。课程设置以普通科为主，所学为日文和普通的科学知识，以便为以后升入正式的高等专门学校打好基础。学校同时还设速成班，如师范、警务、理化、音乐等。速成班用日语上课，教员身边配有翻译。其学习年限各有不同，普通科为2到3年，速成班有6个月、8个月、1年、一年半不等。
由于弘文学院专门为清政府培养中国学生，学校的规章中有很多奇怪的规定，例如尊重国体，言下之意就是不要革命造反；孔圣诞辰，晚餐需敬酒；避讳清朝皇帝的名号等。
在弘文学院，鲁迅结识了许寿裳。许寿裳也是浙江绍兴人，当时是由浙江省派往日本学师范的。他1902年9月也进入了弘文学院。他和鲁迅一见如故，两人经常在一起畅谈，特别是谈中国为什么积弱、其病症到底在哪里等困扰着他们的问题。许寿裳后来与鲁迅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回国后，在同一个学堂教书，经常见面或通信，探讨学问，交流对人生的看法。
鲁迅、许寿裳等人还报名参加了学校里的柔道学习。弘文学院院长嘉纳治五郎，是日本柔道运动的热心提倡者，他在弘文建了柔道讲道馆。从这项体育运动中，鲁迅体会到日本民族的尚武精神和注重对顽强斗志的培养，而且做事有一种认真的劲头。这点和中国人当时的马马虎虎、萎靡不振形成鲜明对比。鲁迅一生都认为，中国人有很多方面要向日本人学习，其中办事认真是首先应该学习的。
在学习柔道的时候，中国学生对辫子的厌恶加重了。因为柔道练习中，有很多需要扭打的练习，大家都要将辫子一圈一圈地盘在头顶，开始还能坚持，到后来辫子总会散落，就不得不停了手来整理。这种尴尬，让剪辫的呼声越来越高。
在日本，本来就有很多留学生支持革命；而弘文学院里各种莫名其妙的迂腐规定，又让大家的不满情绪更高涨起来。由于多年的强权政治和残酷屠杀，已经使大部分中国人习惯了顶着象征臣服的辫子生活。但是，出国留学的学生感受却十分明显，经常在国外被人嘲笑为“披克台儿”（猪尾）、“赛维基”（野蛮人）、“锵锵啵子”（拖尾奴）。加上国外相对宽松的环境，那些敢于明显表示支持革命的留学生，都会剪去这个象征被奴役的标志。
从辫子上很能反应中国留学生的政治态度。保守派会将辫子视为命根子、清朝的标志。最有意思的，是那些持观望态度的人，有的将辫子“盘在脑门上，上面扣上学生帽，显得很高，鼓鼓囊囊活像一座富士山。还有的将辫子解散，盘成平平的，一摘下帽子，显得油光可鉴，宛如小姑娘的发髻一般”。这种打扮，让鲁迅看了非常恶心。
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一来到东京就剪去了辫子，鲁迅也毅然加入了这个行列。他是班里第一个采取行动的人。剪完后，鲁迅的心情极为兴奋，马上跑到许寿裳的自修室里。许寿裳表示祝贺，说：“啊，壁垒一新！”在示范作用的影响下，又有不少人也去剪去了发辫。
鲁迅到达日本后，接触的都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欣欣向荣的发展势头。跟自己贫弱的祖国相比，巨大的反差让他心里非常沉重，更加意识到自己所担负的重任，也更肯定了革新的必要。于是剪去辫子后，他照相留念，并写了一首七绝。鲁迅在50岁的时候，还重写了这首少年时的诗作：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黯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我以我血荐轩辕”这一句，不知激励了多少热血的中华儿女！它是鲁迅表明为国家献身的宣誓，也是他一生的行为准则。
浙江籍的留学生成立同乡会，大家创立了《浙江潮》杂志。这个杂志是鲁迅的第一个文字阵地。正是在这里，鲁迅打响了自己以文字救国的第一枪。他署名“自树”，在《浙江潮》第5期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斯巴达之魂》的文章，描写的是在德摩比勒之役中，斯巴达的勇士们誓死抵抗外敌、浴血奋战的故事，借歌颂斯巴达的英雄来激励自己的同胞。这篇在外文材料的基础上编译的文章，是鲁迅第一篇在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后来许寿裳接任《浙江潮》主编，鲁迅又陆续在该刊发表了《说》（署名“自树”）和《中国地质略论》（署名“索子”）两篇文章，以及翻译凡尔纳科学幻想小说《地底旅行》前两回。正是这些文章，打下了鲁迅之后弃医从文的基础。
1903年3-4月间，弘文学院留学生们举行了一次罢课抗议。学生一直对弘文学院的设施及课程设置不满，屡次反应无效。留学生们和学校的矛盾逐渐尖锐。当学院发布关于增收学生学习及医药卫生费用的新条例12则时，大家终于爆发了出来。学校的态度却很强硬，拒绝学生提出任何意见，声称3日后立即实行；如果有人因此退学，学院“决不强留”。如此一来，大家只有集体罢课抗议了。
从3月底开始，不少学生就陆续离校了；鲁迅和许寿裳、张邦华、顾琅、伍崇学等人都在其中。大家聚在一起商议，确定了跟院方交涉的条件，包括改革课程、开办走读、撤去这次出面提出新条例的教务干事三矢重松等几项要求。
学校最初置之不理，但离校学生越来越多，达到了50多人。弘文的校长嘉纳终于沉不住气了，答应和学生谈判，几次交涉才同意了他们的要求，这次罢课行动才告结束。
在仙台医专的日子里
1904年，鲁迅完成在弘文学院的课程之后，可以选择专业的学校了。老师建议大家选择医学。他解释说，日本医学的水平，经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很高了，可以与世界医学一流的德国媲美；而且学校又多，容易考取。本来，按鲁迅以前的专业，他是该进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学习。但是工科竞争很激烈，他最后决定了学医。
他的选择，除了老师的建议外，还有更深远的原因。一个是曾经鲁迅父亲的病，在庸医的治疗下日渐沉重而终于去世，在当时年幼的鲁迅心里埋下了阴影，从此再也不相信中医；另一个是他了解到日本明治维新是从发展西医开始的，中国要革新也应该如此。中国人一直被称为东亚病夫，学医就可以帮助国人强壮体质，国人强壮了就有了强国的基础。
基于这些考虑的人，在当时恐怕还不在少数。到日本“医学兴国”的青年中，还有像孙中山、郭沫若这样未来的重量级人物。
鲁迅便向清驻日使馆申请。他没有和别的同学一样选择东京这样大城市的学校，而是选择了一个小小的乡间学校——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公使杨枢向仙台医专校长形仲艺发出照会，介绍鲁迅入学。5月23日，该校校长复函曰：“关于贵国南洋官费生周树人志愿入本校学习的照会已悉，准予该生免试入学，并请于本年9月初旬来校报到。”
仙台学校对鲁迅可以说是非常照顾了。因为在他之前，还没有中国留学生在这里就读。学校不但批准他就读，还免去了他的学费和入学金。他在仙台地区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当地好几家报社争相报到了他的消息。《河北新报》报道周树人将入仙台医专学习的消息；《东北新闻》专门报道周树人的到来和他正在寻找住处的消息，并介绍“周树人操着流畅的日语，是一位愉快的人物”——后来又报道了鲁迅已经找到了住处的消息。
鲁迅第一天上课时，庶务科文书田总助次郎亲自陪同鲁迅进入教室，并向同学们做了介绍。他还为鲁迅做了入学担保。因为按照仙台医专的规定，新生入学必须填交在学保证书，证书要由市长和在仙台居住的人盖章。田总助次郎就为在仙台无亲无故的鲁迅做了担保人。
学习正式开始了，鲁迅和学校的师生关系相处得也还不错。他很快就与班长铃木逸太郎成了好朋友。有次鲁迅生病没有上课，铃木逸太郎还和另一同学一起，来到鲁迅所住的佐藤屋公寓看他。
有位老师关心他的住宿问题，因为佐藤屋和监狱毗邻，兼管监狱犯人的伙食，住在那里不合适，老师总是劝他搬离这里。鲁迅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搬到了另一处旅店。佐藤屋的老板很照顾中国留学生，对鲁迅也很好，临行前还把一把自己随身配带的“白壳短刀”送给鲁迅做纪念。鲁迅为了表示对这位热心老板的尊敬，一直把这把刀放在身边裁纸用。
学业还算顺利，但是课程安排非常紧张，没有休息的时间。物理、化学、解剖、组织、德语等各门课程，搞得鲁迅应接不暇。组织、解剖两门课的名词都是用拉丁文；德语更是让他头疼，每天回去还要复习。幸亏他日语还算可以，老师讲的都能听懂，以后不至于成为杀人的庸医。
解剖人体对于他来说，现在已经能够等闲视之了。刚开始学解剖的时候，他只觉得心里作呕，脑子里一直浮现着解剖的场景。所幸下了课回寓所之后，面对饭菜居然胃口不减。这门课是由敷波重次郎和藤野严九郎两位教授分任的。藤野先生是对鲁迅影响最大的一个老师，他一直很关心这个中国学生。每个星期，他都检查鲁迅的课堂笔记，帮他补充遗漏甚至纠正日语的语法错误。他希望鲁迅成为一个好医生。他还常常询问鲁迅学习中的困难，给他作个别的辅导。后来鲁迅写的名篇《藤野先生》，就是为了向这位老师致敬。他满怀敬意地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当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
但是没过多久出现了一件事，使一直在日本朋友友善的照顾下学习的鲁迅，第一次感觉到日本人对中国的歧视。
1905年春季升级考试，鲁迅的成绩在142人中排第68名，属于中等水平。而解剖学才得了59.3分。就这样普通的成绩，还被几个学生认为是藤野先生事先给他透露了考题。他们似乎认为，弱国的人就应该智商低下；只要是中等水平以上，就肯定有作弊行为。这些学生以此为理由检查鲁迅的笔记，拿一些冷言冷语讽刺他，甚至还有人写匿名信骂他。这时候，藤野先生坚定地站出来反击，保护这位中国学生。这件事使鲁迅十分愤慨，更加深刻体会到让祖国强大起来的重要性。
在仙台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功课繁忙，鲁迅的文学创作比以前少了很多。他原计划翻译一些书，也常常因为没有时间而搁浅。
一件偶然的事，把鲁迅彻底地推上了从文的道路。那是在一堂细菌课上。当时讲微生物课，都是教师用幻灯片放给学生看。有时候讲完学习的内容还没下课，教师就会放一些风景或者时事的图片给学生看。当时正值日俄战争期间，时事图片大部分以日俄战争为主。日本学生每每看到本国打胜仗的地方，就会欢呼、喝彩。而鲁迅作为中国人，看到日俄在中国的领土上打仗，心里本来就十分难受。有一天，片中居然还出现了中国人。他被捆绑着，即将要砍头。一群中国人围在一旁观看。
原来，这个中国人是俄国的奸细，侦察日本的情报被抓获，所以要被砍头。这个场面深深地震撼了鲁迅。他发现，无论被砍头的还是围观的中国人，看起来都身体强壮；但是他们脸上麻木的表情，像一把利剑狠狠地刺进了鲁迅心里。他忽然醒悟了，国人需要被拯救的并不是身体，而是灵魂。一个失去了灵魂的人，再强壮也不过是行尸走肉。一群行尸走肉，谈何强国？谈何振兴中华？
回去之后，鲁迅考虑了很久，这次刺痛让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治疗灵魂只能以文学为武器。鲁迅完成了他的蜕变，走上了属于他的文学救国之路。因此，鲁迅的作品，都是振聋发聩的“呐喊”，希望能够唤醒那些久已麻痹的人们。
鲁迅终于确定了自己的道路，决定离开仙台到东京去学习文学。他不想惊动太多同学，没有告诉班里，只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要好的杉村宅郎。杉村宅郎与铃木逸太郎、青木今朝雄、山崎喜三为鲁迅举行了话别会，大家还一起合影留念。
办完退学手续，鲁迅便去找藤野先生辞行。藤野先生感到很是遗憾，送了他一张照片留作纪念，照片的后面写着“惜别”两个字。这张照片，后来被鲁迅挂在自己北京工作室的墙上。
鲁迅回到东京，来看望自己的好友许寿裳，告诉他自己放弃学医而从文的决定。许寿裳起初很惊讶，认为鲁迅见异思迁，因为他已经几次改变自己的志愿了。但是当他听了鲁迅的理由，不由得沉默了，他清楚鲁迅说的是对的。两个人相对苦笑。
就在鲁迅刚刚确定自己未来的方向，准备沿着这条道路努力前进的时候，却收到了来自家里的信，通知他回去结婚。原来，鲁迅的母亲早就给他选定了一个名叫朱安的姑娘。她之所以匆匆催他回国完婚，没有等待他完成学业；是因为家里传言，鲁迅已经在日本结婚了，娶了一个日本女子。更夸张的还有人说，看到过他们夫妻俩领着孩子在神田区一带散步。家里很着急，担心传言是真的，那家里的朱安就可能嫁不出去了。何况这时候鲁迅已经26岁了，那个姑娘比他还大3岁，不能再等了。所以，鲁迅的母亲开始频繁地来信催他回家完婚。
在新式学堂上的学，后来又出国留学，接触的都是新思想、新事物。鲁迅不愿意接受这种旧式包办的婚姻，但是他又不愿意违背母亲，只好闷闷不乐地返回国内参加这场婚礼；虽然婚礼是为自己而准备的。一场注定是错误的婚姻缔结后，鲁迅第四天就带着弟弟周作人回到了日本东京。
到东京准备从文
在东京，兄弟二人一起住在鲁迅以前住的公寓伏见馆。既确定了方向，又有弟弟可以相互照应，还能一起谈谈文学，鲁迅因此很快就忘记了回国完婚时的不快，投入到了自己新的学习、生活当中。他决定，这次不再进学校学习了，主要靠自己买些书籍自修，方向是德文。他把自己的学籍挂靠在东京德学学会办的德语学校，名义上算是在为到德国留学做准备。因为鲁迅虽然还有不少剩余的学费，但是作为留学生，没有学籍是会被遣送回国的。
实际上，鲁迅从矿路学堂到仙台医专，一直都在学德文，所以完全不需要去学校上课。因此，他可以充分自由支配时间，来学习自己想学的东西。鲁迅学德文，是希望通过它了解更多国家的文学，像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等，都是在殖民主义的压迫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但这个国家已经在革命的浪潮中了。鲁迅也很希望能够了解到相关情形，并把这些勇敢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出来，介绍给自己的国人。
这段日子里，鲁迅不是在窝在寓所中，就是出外看书、买书，晚上常常读到很晚。兄弟二人平时最喜欢逛书店，把他们寓所周围的书店几乎逛遍了。
他们最常去的是丸善书店，门面是不大的旧式楼房，然而店里的摆设极为方便顾客。四壁都是书架，中间放着长桌，桌上摆满了新书，读者可以随意翻阅。穷学生有时候一直翻看，也不会有人吆喝。有时选好了书，叫伙计算账，都是叫半天才有人来收钱。这种轻松气氛，让大家都觉得很舒服。不像很多书店，柜台后的掌柜总是目光炯炯，留学生们曾将其形容为静踞网上的大蜘蛛，捕捉他们自投罗网的学费。这很叫人不自在。
但是，鲁迅要买的大量德文书，因为读者数量不多，很多书店都不会购进。鲁迅只好列出单子，托丸善书店帮忙订购，往往等待几个月才能从欧洲运过来。
他还经常逛旧书摊，买些旧文学杂志，以便搜集出版信息，按图索骥去购买书籍。有一次，他在摊上用1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的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连钉书的铁丝都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把它视若珍宝，重新装订了一番。他还曾以16元的大价钱，买得谢来尔著的德文本《世界文学史》，虽然因此可能又生活拮据了一些，但只要心理满足，穷书生的日子也可以是惬意的。
鲁迅的一个大计划，是想办一个杂志，杂志的名称从回东京前就已定好，借用但丁的名作《新生》的 名字，上面并写拉丁文的名字。预定写稿的人，有鲁迅兄弟和许寿裳、袁文薮4个人。袁文薮要去英国留学，去之前他答应鲁迅，他一抵达英国就会寄稿件过来，结果他走了之后就音讯全无，本来寄予最大希望的人却不能指望。
后来谈好的资金也出了问题。虽然稿件大家可以凑出来，但印刷费用却怎么也筹不到。大家一般一年都只有400元的津贴，在朋友中间筹款的可能性不大。《新生》杂志的计划就只能流产了。
虽然自己的愿望没有实现，《新生》杂志暂时搁浅，但鲁迅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依然悠哉地进行着他每天逛书店、灯下夜读的生活。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以另一个方式完成了夙愿。周作人在南京认识的朋友孙竹丹来拜访他们，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总编辑是刘申叔，写稿件的人手不足，希望他们能帮忙。大家很高兴地接下了这个任务，都着手写了起来。鲁迅写的最多，有《人间之历史》、《科学史教篇》、《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和他翻译的《裴彖飞诗论》等。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的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他在《河南》月刊作品中最重要的一篇，主要介绍了欧洲文学，介绍了欧洲这些最具有反抗精神和革命精神的浪漫主义诗人的生平和重要作品。他们是英国的拜伦和雪莱，俄国的普希金和莱蒙托夫，波兰的密茨凯维奇、斯沃瓦茨基和克拉辛斯基，匈牙利的裴多菲等人。鲁迅把他想在《新生》上表达的东西，都在《河南》上说了出来。虽然晚了些时间，总是可以慰藉自己的。可惜好景不长，《河南》很快就被查禁了，因为清廷驻日公使以“言辞激烈”为由，要求日本政府查禁该刊，只好停办。
很快鲁迅又有了新的目标，就是跟随同为浙籍的章太炎先生学习。章太炎先生是一位著名的革命爱国学者，知识渊博，极富热情，经常组织各种革命活动。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二人非常喜欢看他在日本主编的《民报》，对他的十分敬仰。
章太炎先生开了国学班，授课地点在神田大成中学校。鲁迅等几个人得知后都很高兴，想去听课，但是授课时间总是和大家的其他安排冲突。后来，他们托章太炎的女婿龚未生向先生请求再开一班。章太炎答应了，讲课地点就在报社他的住所——牛入区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时间定在星期日。
来听讲的学生不多，除了鲁迅兄弟、许寿裳等人外，还有龚未生和钱夏、朱希祖、钱玄同、朱宗莱几个，都是原来在大成的学生，也跑来参加这个班。屋子当中放了一张矮桌子，先生坐在一面，学生围着三面听。
章先生开始讲的是《说文解字》，从一大早一直讲到中午，经常几个小时不休息，逐字讨论每字的本义，引经据典的同时还会发表新的见解，让这帮学生受益匪浅。后来章先生又讲授《庄子》，大家也听得兴致盎然。
章先生的脾气出了名的不好，尤其是对官僚和富人，从来不假以辞色。但他对学生却永远和蔼可亲，从不发火，耐心讲解。而且，他还经常会在课余给学生讲些笑话。学生们自然也都喜欢这个平易近人的老师，在课上热烈讨论。钱玄同是最活泼的一个，总是积极发言，也不老实坐在位置上，被鲁迅笑称课上总是“爬来爬去”。
章太炎和鲁迅几个人在授课中逐渐熟稔了起来，大家对章先生也更加敬仰和钦佩了。章太炎一直有想学梵文的想法，因为他很早就开始潜心佛学，想去印度钻研佛经。但是费尽力气才找到一个梵文老师，却因为学生太少，不愿意授课。
章太炎为了能够听到梵文课，赶紧给鲁迅兄弟写信，请他们俩来一起上课。虽然最后鲁迅有事没有去成，周作人才听了两节就觉得梵文太难而放弃了，但是，章太炎的求学精神，让兄弟二人深受感染，以致后来鲁迅也转而研究起佛学了。而鲁迅对魏晋文学的用心钻研，光《嵇康集》就校对了10几遍，这也是源于章太炎对魏晋文学的推崇。
最有意思的是，有一次为了帮章太炎译书，兄弟俩差点打了起来。
章太炎找了两本佛学的书籍，想请周作人译出来。一本是德国人著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一本是日文的《印度教史略》。周作人觉得德文的书太难了，就去找了本英译本。本来想口译，章先生自己记录，因为有事儿耽搁了。后来周作人一直比较懒，不想自己笔译，就放在了一边。鲁迅看他如此懈怠先生交给的任务，很生气，就一直催促他。但是周作人始终没有动手。有一天鲁迅忍不住了，挥起拳头，把周作人打了几下，幸好被许寿裳及时拉开。
由此可以看出，鲁迅对章太炎的尊敬之情了。虽然他听章太炎讲学只有几个月，可是他后来在写作时的很多习惯，都明显有着章太炎的痕迹。他一直到晚年，对这位老师都十分尊敬。
1909年2月，署名“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虽然小说的销路并不好，但是鲁迅终于在他的朋友、银行家蒋抑卮的资助下，完成了自己给国人介绍小说的愿望。
同年8月，鲁迅踏上了回国的路，继续着他以文字为战场的生涯。
【名人小传】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字豫山（后改为豫才），1918年5月在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时始以“鲁迅”为笔名。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鲁迅出身于浙江绍兴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902年去日本留学，原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现为东北大学）学医，后从事文艺工作，希望用以改变国民精神。1905—1907年参加革命党人的活动，发表《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等论文。期间曾回国奉母命结婚，夫人朱安。1909年与其弟周作人一起合译《域外小说集》，介绍外国文学。
同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曾任南京临时政府和北京政府教育部部员、佥事等职，兼在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授课。1918年5月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奠定新文学运动的基石。五四运动前后，参加《新青年》杂志工作，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1936年10月19日逝世于上海。绍兴、北京、上海、广州、厦门、日本等地先后建立鲁迅博物馆、纪念馆等。
他一生热忱关怀、积极培养青年作者；大力翻译外国进步文学作品和介绍国内外著名绘画、木刻；搜集、研究、整理大量古典文学，编著《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整理《嵇康集》，辑录《会稽郡故书杂录》、《古小说钩沈》、《唐宋传奇录》、《小说旧闻钞》等。
他的著作主要以小说、杂文为主，代表作有小说集《呐喊》、《彷徨》、《故事新编》等，散文集《朝花夕拾》，散文诗集《野草》，杂文集《坟》、《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二心集》、《而已集》等16部。
他的小说、散文、诗歌、杂文共数十篇（首）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等。同时，他的作品被译成英、日、俄、西、法、德等5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拥有广大读者。
丁文江：始于日本，结于英国
丁文江是我国地质事业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地质机构——中国地质调查所，领导了我国早期地质调查与科学研究工作。却因为支持改良维新、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而使他的学术成就被尘封多年。
美国古生物学家葛利普曾说：“丁君之为人，非特具有过人之能力，且有远大之眼光、弘毅之魄力与勇气，识见所及，均能力行之而成事实！”著名哲学家罗素也由衷地称赞他是“我所见中国人中最有才华、最有能力的人”。
从日本转去英国
同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一样，丁文江早年接受的也是私塾教育。1901年，他报考上海南洋公学，按规定需要地方官推荐。当时的泰兴知县龙璋想考察一下这个少年的学识，便亲自出题《汉武帝通西南夷论》。丁文江的文章使他十分赞赏，就将14岁的小文江纳为弟子悉心栽培。第二年，在龙璋的帮助下，丁文江负笈东瀛，来到了日本。
可是，不久日俄战争就爆发了。日本国内多去关注战况，留学生们也都无心读书了。丁文江没有进学校攻读，却在这里结识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关系最为要好的，是李祖鸿和庄文亚。大家常在一起谈论革命，写文章，参加一些革命活动。
1904年2月8日，日本进攻旅顺港，在日的中国学生无不气愤填膺，不少人都想回国，在日本读书的心思就更加淡薄了。这时，庄文亚经常收到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好友吴稚晖的来信，信中常常耻笑在日本的留学生“吃中国饭，不读书，终日开会谈政治”；还提及苏格兰生活费用多么便宜，一年只要有五六百元就够了。
丁文江天性好学，又一直忧虑着国家的前途命运。他曾书日本西乡隆盛诗句以明志：“男儿壮志出乡关，学业不成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间到处有青山。”听到吴稚晖描述的情况，他便产生了去英国留学的念头。
庄文亚也一直有去英国的想法，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丁文江索性就搬来，与庄文亚和李祖鸿兄弟同住。他常常和庄文亚谈论去英国的事。听得多了，自然就影响到了李祖鸿，三人决定一起去英国留学。
然而，去留学语言是一大难题。不用说在英国，就是办理去英国的手续时也得用英语。而丁文江的英语一点儿基础也没有，甚至还不如庄文亚和李祖鸿。但是丁文江毫不在意，经过2个来月的苦学，丁文江的英语水平甚至已经超过了庄、李二人。到了办理手续和购买船票等交涉的时候，都只好由丁文江出面办理。丁文江的天资和执着可见一斑。
三个人毕竟年轻，勇气可嘉，但是顾虑不足。身上总共只有十几个英镑，就想去英国留学。他们从日本到上海的路费，只有李祖鸿家里寄给他和弟弟李祖植半年的学费300 元。日本的邮船虽然便宜，但因日俄交战停航，就只能改乘德国船。而乘德船，三等舱的票价每人就要300 元。他们没有想太多，便上了船。也许是年少不知愁，几个年轻人一路上仍然花钱游玩。直到上了船，丁文江听人说爱丁堡离伦敦还好远，每人的火车费又要好多钱，一计算，身上剩余的钱还不够去见吴稚晖购买车票的，这才着急起来。
但命运之神还是挺眷顾这三个满腔热血的年轻人的。他们在船上遇到了一位姓方的福建人，时常来找他们聊天。船到新加坡时，这位方先生邀他们一同上岸去看林文庆先生。林先生请他们吃饭时，谈起了康梁变法，说康有为就住在槟榔屿，在船途经那里时，可以去看一看这位维新领袖。
三个人对康有为的盛名如雷贯耳已久，能够见到他自然很高兴。他们也听说过康有为的爱才，也许他能够给他们一些帮助。于是，他们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来到了槟榔屿。
康有为在戊戌变法失败以后逃亡到日本，后来又辗转到了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暂住。他见到了这几位前来拜访的年轻人。他们拥护维新，让康有为很高兴。他也担忧他们困窘的经济状况，并送给他们10个英镑；还写了一封信，让丁文江他们带到伦敦后，寄给他的女婿罗昌。罗昌收到康有为的信之后，也寄了20英镑给他们。在这位维新领袖的帮助下，丁文江一行终于得以顺利到达英国与爱丁堡。而后来罗昌寄来的20 英镑，则使他们在英国维持了不少日子。
英吉利的七年
1904 年夏天，丁文江他们3人终于抵达了英国伦敦；当夜就乘火车往北，前往爱丁堡见吴稚晖。吴稚晖早就为他们安排好了住所。
由于庄文亚家境贫寒，无力供他留学；吴稚晖就只好带他到利物浦求学，在那里的消费水平相对较低，生活虽然过得艰苦，至少可以维持求学。丁文江和李祖鸿两个人的家境稍为宽裕，还能得到家里的部分资助；他们怕利物浦的艰苦生活影响读书，所以两个人决定留在爱丁堡。
他们来留学的第一关，还是语言问题；要补习英文，否则无法应对以后的学习。丁文江无意中遇见了一位曾在陕西传过教的医生约翰·斯密勒。这位医生知道他的经济比较窘迫后，就给了他一个较好的建议，劝他们到乡下进中学读书，这样可以节约很大一部分费用。
于是，丁文江便同李祖鸿一起到了约翰·斯密勒的家乡——东部的司堡尔丁镇。这是一个只有几百户的小镇，生活费用很低，只要60 先令就可以维持一个月的生活，合当时的中国币不到30元。这样，连学费、书本费等计算在内，一年下来，100 多元也就够了。丁文江从中学一年级开始读起，他的学习成绩非常优异，一年跳了3级，2年后就考进了剑桥大学。
约翰·斯密勒是当地的绅士，由于去过中国的缘故，他对丁文江十分关照，经常在周末邀请丁文江到自己家做客。而他的这种亲切，使约翰·斯密勒的亲友们对待丁文江也很友善，把他当做自己的家人一样。这就使独自在异国求学的丁文江感到了家庭般的温暖，也有机会深入了解英国的社会生活。在这个恬静、祥和的小镇，他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还结交到了不少朋友，他已经完完全全融入英国的生活中。
丁文江之所以后来会成为胡适口中“欧化最彻底”的人，跟他初来英国这段时间，深入体会英国的社会生活，有着必然的联系。丁文江的思维方式，始终受到英国的巨大影响，最明显的就是科学精神和他对温和改良政治的赞同。
虽然生活过得平顺而祥和，但是丁文江很快就遇到了难题。他考取了剑桥大学，却难以负担剑桥高昂的学费。丁文江家境虽然还算宽裕，但他的主要经济来源就是靠家中寄钱；泰兴县还给他出了一部分公费，那是丁文江在出国前上书两江总督端方的结果。端方指令泰兴县每年供给丁文江几百元的生活津贴。但是，这些钱还远远不够支付他在剑桥大学学习、生活的费用。
万般无奈之下，他在剑桥只上了半年学，就因为费用不足而无奈休学了。在英国，大学学年中间不许转入别的大学。因此，有半年时间丁文江没有学校可上，只能前往欧洲大陆游历，还在瑞士的罗山逗留了很长时间。
1907 年夏天，一学年结束，他终于又可以进入大学读书了。丁文江这次来到了苏格兰的格拉斯哥，他在这里的工科学院学习，准备第二年投考伦敦大学的医科。李祖鸿也应丁文江的邀请，来到这里的美术学校就读，两个好友又可以在一起学习了。拮据的生活和共同的理想，让两个年轻人始终相互支持着。
此后，丁文江得到了中国驻英公使汪大燮的帮助，每月给他7 英镑的半官费补贴。在留学的最后一年，他由于自己已将近回国，就把本来是给自己的全官费补助让给了李祖鸿。
李祖鸿不但得到了全部官费，还领到了追补的官费100 多英镑。李祖鸿和丁文江在英国的留学生涯中，都是互通有无的。他知道丁文江喜欢游历，打算回国后游历祖国各地，于是就把这追补的100 多英镑送给了丁文江作为游资。
经过1年的学习，1908 年，丁文江报考伦敦大学医科，然而成绩不甚理想。有1门不及格，未被录取。这是他一生中从未有过的失败，这给了他很大的打击。从此，丁文江便放弃了学医的志愿，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
格拉斯哥大学是由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二世建议，并由罗马教皇尼古拉斯五世创立于公元1451年的一所公立大学。它是英国最古老的4所大学之一，其他3所大学分别是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圣安德鲁斯大学。同时，该校也是全球最古老的10所大学之一。格拉斯哥大学培养出了许多知名人物，其中包括“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首先提出热力学温标概念的开尔文、蒸汽机的改良者詹姆斯·瓦特等人。
在这里，丁文江选择了动物学专业，同时还选修了地质学。正是这个选择，改变了他后来整个的人生。随着学习的深入，他对地质学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而且，一直关注政治的他，觉得地质学对救亡祖国有更直接的作用。
他最后选择了地质学，是因为他要转变中国资源控制的现状。在20世纪初，拥有富饶矿产资源的中国让列强虎视眈眈，但是却因为落后、羸弱，自己无力保卫和开发。怀抱实业救国理想的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国家的资源被侵略者控制强占的状况，无不痛心疾首。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都接受这样的看法：外国人之所以能胜于中国，就是因为他们有科学优势。如果中国能在科学上赶上西方，那么中国的颓局将彻底改变。所以，实业救国才成为了那个年代大多数有志青年终身奋斗的目标。丁文江立志要成为中国地质矿产方面的专家，成为改变现状的先驱。
而在生物学方面，丁文江的心底，已经深深明白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重要性。他接受了赫胥黎传播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各种形式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学说背后，都把受到称赞的人类行为任意描绘为自然事实；无论是激烈斗争中的英雄行为，还是社会协作中的利他主义和自我牺牲行为。这深深影响了丁文江。在那时他就意识到，要改变自己祖国的贫弱面貌，就必须要适应这种“弱肉强食”的竞争环境，强大起来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他一直认为，只有在少数精英人士的带领下，才能实现这个目标。这首先需要精英人物做出自我牺牲，以发端于西方的科学精神，引导祖国的人民一起，为实现国家强盛而奋斗。
于是到了第三年（1910 年），他把地质学由副科改为主科，把地理学作为副科。地质学教授J·W·格列戈里是一位有名的探险家型的地质学家，他对丁文江一生的事业有深远影响。
1911 年，丁文江成了格拉斯哥大学动物学和地质学的双学科毕业生。
丁文江学成归国后，他的足迹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俨然是当代的徐霞客。
【大师小传】
丁文江（1887—1936），字在君，江苏泰兴黄桥米巷人。著名地质学家，游历中国各地，是中国地质事业最重要的创始人和奠基人，对中国地质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他出身士绅家庭，自幼熟读四书五经。1902年秋（15岁）东渡日本留学。1904年夏，由日本远渡重洋前往英国。1906年秋在剑桥大学学习。半年后辍学，后去欧洲大陆游历。1907—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动物学及地质学，获得双学士。1911年5月离英回国。
丁文江回国后，先是在西南滇、黔等省调查地质矿产。1911—1912年在上海南洋中学讲授生理学、英语、化学等课程，并编著动物学教科书。后历任北洋政府工商部矿政司地质科科长、地质调查所所长、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1922年与胡适等人创办《努力》周报。翌年发表《玄学与科学》系列文章，引发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影响深远的“科学与玄学”大论战，为“科学派”代表人物。1926年出任淞沪商埠督办公署总办，实施“大上海”计划。1928年重返北京领导地质调查所，主持中国西南地区的地质全面调查。1931年出任北京大学地质学研究教授。次年与胡适、傅斯年等人合作创办《独立评论》。1934年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1936年1月5日在湘南调查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时，因煤气中毒逝世。
陈寅恪：读遍日欧美名校，却不要一个文凭
被学界公认为“前不见古人，后难得有来者”的国学大师陈寅恪，恐怕在这股“近代名人留学热潮”中，是一个另类的存在。因为他从12岁随兄长留学日本（东京弘文学院）开始，再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巴黎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此后又回柏林大学，前后留学长达16年，占其一生五分之一的时间。更特别的是，他辗转奔波的求学生涯中，竟然一张文凭、一个学位都没有拿。但他是毋庸置疑的大师。陈寅恪真正是为求学而求学，完全忽略掉了形式。
陈寅恪家学渊源。他的祖父陈宝箴是一位开明的大臣，曾官至湖南巡抚，支持戊戌变法。父亲是民国著名诗人陈三立，曾经协助陈宝箴变法。父子二人都一直心系国家安危，以强国为己任。陈寅恪受其影响，从小就博览群书，并极富爱国热情，多年在国外辗转游学而依然丝毫未减。
东渡日本
早在1902年，年仅12岁的陈寅恪就开始了他的第一次留学。目的地是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他的兄长陈衡恪刚刚从南京矿路学堂毕业，和其他几位同学被派往日本留学。陈寅恪于是自费跟随兄长前往日本。带领这些留学生的领队是路矿学堂总办俞明震，他是陈寅恪兄弟的舅舅。在两个亲人的陪同和照顾下，还是个孩子的陈寅恪虽然是第一次出国，他却没有觉得孤单、窘迫，一心只想认真学点东西。在他们乘坐的日本邮轮“大贞丸”号上，陈寅恪还见到了兄长陈衡恪的同学鲁迅。
他们一行人抵达日本后，进入了东京弘文学院。弘文学院是日本政府为教授中国留学生日语以及补习一些基础课程而开办的一所学校。在弘文学院里，陈氏兄弟和鲁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陈衡恪和鲁迅同住一舍，朝夕相处。他们与其他几个同学，还联名给国内的同学写过信。鲁迅在弘文学院2年之后毕业转去仙台医学院学医。回国后，鲁迅跟陈衡恪由于有着共同爱好，交情很非常好。后来，鲁迅曾在自己的日记里写到他赠给陈寅恪《域外小说》和《炭画》的事。只是，陈寅恪由于常年游学于欧美各国，与鲁迅见面机会很少。而后来鲁迅的名气太大，向来低调的陈寅恪不愿提及他与鲁迅的相识，这段大师之间的友谊比较不为人知。
陈寅恪在弘文学院期间主要是学习日文，他阅读了大量日文著作，研究日本的历史和文化，还有历史上中日文化交流的情况；甚至还认真观察过日本的生活习俗。日本受唐代文化的影响极其深远，可以了解到很多中国唐代的情况，这为他以后深入研究中国隋唐历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可见陈寅恪在求知方面的用心。这次在日本的留学，前后共3年时间，因为陈寅恪的足疾发作，回国疗养而结束。
两行欧洲
在家调养了1年病的陈寅恪，于1907年考上上海复旦公学，相当于高中。他的同班同学，有后来的著名气象学家竺可桢和在德国获史学博士的徐子明。毕业以后，陈寅恪在亲友的资助下，自费到德国留学，考入柏林大学学习文学。
埋头苦读的陈寅恪，却始终没有忘记祖国的苦难。当他听到日本吞并朝鲜的消息后，不禁满腔悲愤之情难以言表，挥毫写下一首诗：“偶然东望隔云涛，夕照苍茫怯回首。惊闻千载箕子地，十年两度遭屠剖……陶潜已去羲皇久，我生更在陶潜后。兴亡今古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1910年10月《庚戌柏林重九作·时闻日本合并朝鲜》）来表达自己心中对朝鲜沦为殖民地的痛心和为祖国命运深深的担忧。不久，他因足疾复发，去挪威疗养了近1个月，度过了一段悠闲的时光，暂时让自己忘却家国之痛和思乡之苦。
当年秋天，陈寅恪考入瑞士苏黎世大学。瑞士是一个风光旖旎的国度，文人气质的陈寅恪见到如此美景自然又是一番感慨，只是美景也难掩乡情的苦涩，“车窗凝望惊叹久，乡愁万里飞空来”。思乡虽然难过，但是，远离亲人求学的目的，陈寅恪自然不会忘记。对于求知，他有着惊人的毅力和天赋。他努力钻研德文原版的《资本论》，可以说是阅读德文原版马克思著作的第一人了。但是由于祖父去世，诗人出身的父亲不善经营，家境日益衰落，支持不了陈寅恪的留学支出，2年后他又被迫回国。
不久，陈寅恪筹足了留学所需要的川资、学费和生活费等费用后，又再度前往欧洲，考入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社会经济部。这次他是为了填补自己在政治、经济方面知识的欠缺，来系统地学习研究西方的政治经济学。正因为他的博学，才能够多角度地分析和看待事物。没有一门知识是独立的存在，必然会与其他东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能称为当之无愧的大师的原因吧。
这为他在以后的历史研究中能够超越前人的成就打下了基础。他后来研究在隋、唐佛教的时候，就非常注意与当时政治之间的联系。他在《武曌与佛教》一文中，就阐述过隋文帝、隋炀帝和佛教的关系。女皇武则天对佛教非常推崇，宣称自己是弥勒佛转世，靠佛教的影响力帮自己巩固政治地位，维护统治；而佛教又在武则天的大力扶持下恢复了以前的势力，僧众的权势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
他在这里还结识了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伯希和。对这个名字很多人都不陌生，他就是法国中亚探险队队长，在1906年至1908年间沿古老的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西域，深入敦煌莫高窟，廉价骗购走大量的藏经洞文献及绢画、丝织品。虽然他掠夺我国文物的行径很可耻，但是在学术方面的成就确实很突出。他主要是研究中亚，精通多种中亚地区的语言。他的作品里，有一半都是关于我国西北地区的历史和文化。在他从我国敦煌带走的珍贵手抄本的基础上，对我国西北地区的文化和语言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
陈寅恪受家庭影响，一直对我国西北边疆地区的文化及历史很感兴趣。但是，由于国内对汉文化之外的文献不是十分重视，也缺乏相应的语言知识，所以始终没有什么成果。陈寅恪通过王国维认识了伯希和，对他的研究非常感兴趣，引起了他探索我国西北地区历史的想法。也是从伯希和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很多以敦煌文献为主的珍贵资料。伯希和的研究方向和治学方法，对陈寅恪以后的影响是巨大的。后来，陈寅恪回国后，以敦煌经卷、文献印证史料，释义诗句，在敦煌学、藏学、突厥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伯希和的影响在内。他还经常在自己的论文中引用伯希和的研究成果。这段友谊一直被学术界传为美谈。
陈寅恪接着又到巴黎大学学习。一天，他偶然看到国内的报纸，上面赫然写着提议推举袁世凯为终身总统的消息，嘴角不禁挑起讽刺的笑容。恰好巧遇当地选花魁的盛会，他当即赋诗一首《法京旧有选花魁之俗。余来巴黎，适逢其事，偶览国内报纸，忽睹大总统为终身职之议，戏作一绝》，借以讽刺：“岁岁名都韵事同，又惊啼鴂唤东风。花王那用家天下，占尽残春也自雄。”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江西省教育司副司长符九茗招陈寅恪回国批阅留德学生的考卷，于是这次欧洲之行又告结束。
留学哈佛
经过4年在国内学习和工作的时光，1918年，陈寅恪又背起行囊再次出发，这次他来到了美国。
本来，他最初打算再去德国柏林大学。但是，由于战事没有结束，局势不稳定，只能作罢。他这次是到美国哈佛大学学习历史和梵文。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梵文学家兰曼教授，兰曼在梵文和加利文以及佛学上都有极深的造诣，梵文和加利文更是功底深厚。此外，他还学习佛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古典名著《红楼梦》、《牡丹亭》等他都认真研读，对于佛家和儒家他也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还曾和白璧德教授讨论过佛法。白璧德教授是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是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大师。
陈寅恪的同学中，还有他的表弟俞大维以及汤用彤。他们和陈寅恪一起，跟随兰曼教授学习梵文。陈家和俞家关系非常密切，两代姻亲，三代世交。陈寅恪和俞大维两个人更是做了7年的同学。俞大维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进修，与陈寅恪同在柏林大学读书，回国后开始从政，曾担任过国民党兵工署长及交通部长等重要职务。而汤用彤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西南联大等著名大学任教，并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后来一直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他一直致力于中国佛教、魏晋玄学和印度古代哲学等方面的研究。
陈寅恪还在俞大维的介绍下，认识了自己一生中非常重要的知己好友吴宓。其时吴宓正在哈佛大学文学院学习，他的导师就是上文提到的白璧德教授。吴宓是后来著名的西洋文学家，曾在西南国立联合大学任教，后被教育部聘为首批教授。他与陈寅恪、汤用彤被并称为“哈佛三杰”。
吴宓在他的《吴宓文集》中，对陈寅恪的评价非常高：“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今时阅十五六载，行历三洲，广交当世之士，吾仍坚持此言，且喜众之同于吾言。寅恪虽系吾友而实吾师。”
吴宓应哈佛大学中国学生会的邀请，做了一次关于《红楼梦》主题的演讲。陈寅恪去听了之后，作了一首题为《红楼梦新谈》的诗送给吴宓，来表达自己对《红楼梦》的感想。吴宓收到后非常激动，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述了认识陈寅恪的庆幸，为陈寅恪的渊博学识和高洁品行钦佩不已。从此两人结为莫逆之交。
吴宓极喜欢陈寅恪的诗作，见到后必定抄录下来，细细欣赏、保存。而陈寅恪信服吴宓的文学鉴赏力，每有新作品，都拿给吴宓品读。以致后来人们整理陈寅恪的作品时，很多都是从吴宓处收集到的，有些还附有吴宓自己的释义和附注。
陈寅恪最大的爱好就是买书、看书，所以他对波士顿城中的旧书店非常情有独钟，一到假日必定去淘书。结果因为买书，使自己的生活非常拮据。但是陈寅恪依然乐此不疲，还力劝自己的好友吴宓一起淘书。
当时在哈佛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大多是为了谋取文凭回国找个好工作。像陈寅恪如此认真求学的人，反而是少数。只有他的表弟俞大维经常和他一起买书。所以，二人的藏书是在哈佛的留学生中最多的。吴宓后来在陈寅恪的影响下，也加入了淘书的行列。
陈寅恪由于过于刻苦勤学，在同学中被传为奇谈。和他同在美国留学的冯友兰晚年回忆说：“我于1920年，到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院做研究生。同学中传言：哈佛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中有一奇人陈寅恪，他性情孤僻，很少社交，所选功课大都是冷门，我心仪其人，但未之见。”
曾任教于燕京大学的名教授洪业（畏莲），也曾提到过自己留美生涯里关于陈寅恪的事。说他“某夏日在哈佛校园，见一中国学生衬衣露在裤子外面，不知其人的来头，以为有神经病”。这人自然就是陈寅恪了。当时的美国人，多把衬衣的下半部系于腰带以内，呈贵族状摇头摆尾，故作潇洒。陈寅恪的做法，自然是故意对洋秩序进行挑战的激进行为，被一众真假洋鬼子都看做不礼貌的举止。但陈寅恪却口诵诗歌，旁若无人，并不把周围投来的异样目光放在心上，依然我行我素。洪业见此人如此怪异，向其他同学一打听，答曰：“此乃哈佛有名之陈寅恪也。”这才倒吸一口凉气，另眼相看了。
在留美学生中，比较关心中国文化发展的人分为两派，一派主张全盘西化，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必须引入西方的学理文化，彻底推翻中国五千年的传统，尤其以儒学为主要目标。此派以胡适为代表人物，后来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组成部分。而另一派就是以陈寅恪和吴宓等人为代表，他们认为应该保留中国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传统的道德准则以及文学等方面都有其可取之处，应当继承和发扬，做到中西方文化的优势互补。在今天看来，新文化运动固然是为旧中国注入了新的生命，但是陈寅恪等人的想法更加科学，更符合辩证理论的观点。
在这期间，陈寅恪依然关心着国内的时局，还加入了因反对袁世凯接受日本政府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而成立的留学生爱国组织——“中国国防会”，经常参与和国事相关的讨论和活动。
在哈佛研读了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德国虽然沦为战败国，但国内局势已趋于稳定了。陈寅恪还是希望能去柏林大学继续深造。于是，在1921年9月，陈寅恪再次回到柏林，进入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学习。
再回柏林
柏林大学的东方语言研究所是世界语言研究领域的顶尖水平，这正是陈寅恪坚持来柏林的原因。他的主要学习方向依然是梵文和语言学。
陈寅恪的导师是路德施教授。这是一位著名的印度学家，他主攻的是巴利文和梵文佛经，最重要的成就是整理和研究中国吐鲁番地区的佛教文献。路德施的学生瓦尔德施米特也是知名的梵文专家，季羡林留德期间就拜在他的门下。
陈寅恪的另一位老师是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穆勒，他主讲的是佛教文献阅读课。这位馆长是德国顶级的东方学家，精通多种东方语言，还精研佛学。他和路德施是最早研究吐鲁番佛教文献的专家。
此外，陈寅恪也听过佛兰克、海尼斯两位梵文和比较语言学大师的课程。这些德国学者给予陈寅恪的不光是渊博的学识，还有他们对学术的尊重、治学态度的严谨精确以及寻根究底的执着精神。将陈寅恪推向了未来大师之路。
很多朋友都称赞陈寅恪认真钻研的学习态度，傅斯年就夸他和俞大维是柏林留学生中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他读书不走捷径，广泛阅读、研究那些人们很少问津的书籍。有一次，同学毛子水见他正在翻阅一本非常老旧的语法书籍，很诧异地问他。他却回答，正是因为老旧才读它。老书很多出于大家手笔，确实很有值得研究之处。只是新书层出不穷，很少有人会留意这些。陈寅恪却能看出这些书籍的真正价值。他这个时期的读书笔记，竟然达到64本的惊人数量。
在柏林大学，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其中不乏一些后来的知名人士，如周恩来、金岳霖、姚从吾、段锡朋、周炳琳、宗白华、曾慕韩、罗家伦、毛子水、何思源等。但是也有不少来混文凭的人，他们整日无所事事，玩得很疯。赵元任夫人杨步伟，在《赵家杂记》里有关不少这时候的描写。
很多人无聊起来，流行鼓动大家离婚。陈翰笙和他太太顾淑型，及徐志摩和他太太张幼仪（张其时还正有孕），便是首先“被离婚”的两对。在这样混乱的情况下，陈寅恪就显得特立独行了。他和傅斯年被同在德国的留学生圈里笑谈为“宁府门口的一对狮子，是最干净不过的了”。
当时，不少以学问与精神为救国经世之最高追求和理想的留学生，普遍的读书趋向都是“先博后专”。而陈寅恪正是一众留学生中由博到精过渡得最为成功的；他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运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
他的业余爱好依然是买书，沿袭了在哈佛大学时的习惯。有一次，他在国内报纸上看到商务印书馆重印日本刻的《大藏经》，马上写信给国内的妹妹，让妹妹帮自己筹钱买下这部书，唯恐以后不容易找到。
但是，书与面包不可兼得。他这次留德期间的费用是江西教育司资助，并没有什么保障，时断时续。陈寅恪总是舍面包而就书，所以他的日子过得相当清苦。经常早上买几个最便宜的面包果腹，在图书馆里一待就是一整天，不再吃其他东西。上饭馆吃饭时，也总点最便宜的炒腰花吃。因为德国人不喜欢吃内脏，所以内脏的价格非常低。
最尴尬的，是他和俞大维两个人请赵元任夫妇看德国歌剧的时候。陈、俞二人把赵、杨夫妇送到戏园门口后，转身就要走。杨步伟好奇地问：“你们不看吗？”心中暗想，这二人如此不懂规矩，对自己这样轻慢，真是岂有此理。俞大维笑了笑，没有吭声。陈寅恪有点歉意地说：“我们两个人只有这点钱，不够再买自己的票了。若是自己也去看，就要好几天吃干面包了。”杨步伟在回忆中说：“我们心里又感激又难受，若是我们说买票请他们又觉得我们太小气，不领他们这个情，所以只得我们自己进去看了。”
陈寅恪留学期间的另一项娱乐活动，就是约上三五好友，到同学寓所或者咖啡馆去把酒言欢，畅谈国事。有时酒过三巡，大家都有些头脑发热，不禁做出种种情态：俞大维因为爱好歌剧，常拿筷子做指挥棒；陈寅恪则越发慷慨激昂，畅谈国计民生，有何弊端，如何改进，一一详细述说，让一干同学钦佩不已。
陈寅恪留德期间还遇到过一件趣事，就是偶遇周恩来，并且一起挨打。有一天，陈寅恪步入饭馆，正好见到周恩来、曹谷冰几个人。大家打过招呼后，围坐一桌吃饭。席间大家争论起来。周恩来滔滔不绝，曹谷冰等几个人都辩论不过，恼羞成怒。曹谷冰便挥拳和周恩来打了起来，旁边的陈寅恪也被殃及。
周恩来和陈寅恪两人觉得打不过对方，找机会撒腿就跑。惶急之间没细看钻进一间屋子，才发现竟然是老板娘的房间。幸亏此时老板娘不在屋里，否则情况就更加混乱了。两个人关上门用肩膀顶住，不理会曹谷冰几个人的叫喊捶打。等外面的人无趣散了，二人才从屋里出来。
陈寅恪后来跟人谈起时还说，没想到曹谷冰他们也把自己当成了共产党。其实他当时什么都没说，就是一直坐在旁边认真听。
1925年陈寅恪学成回国后，结束了他前后持续长达16年的留学生涯。
陈寅恪留学期间，是中国留学潮正热的时候，大批青年学生前往日本、欧洲、美国等处留学。但是，大多留学生或选择医学、物理、化学等理工学科，为报效祖国，振兴中国的工业和科技水平；或选择政治、经济、法律等热门文科专业，为谋取好工作或从政打基础。像陈寅恪这样，前后多次留学却丝毫未改变初衷，选择历史、梵文等冷僻专业的人，数量极少。为求学位头衔而投机取巧的，倒是大有人在。陈寅恪曾私下向吴宓说过：“吾留学生中，十之七八，在此所学，盖惟欺世盗名、纵欲攫财之本领而已。”
更不幸的是，许多留学生回国之后，贩卖一知半解的学问，以打倒中国传统文化而自高。这些全盘西化的新文化论者，并非真正的学问家。
【大师小传】
陈寅恪（1890—1969），江西义宁（今修水）人，生于湖南长沙。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
早年（1902年）赴日本东京弘文学院留学，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归国，后入上海吴淞复旦公学学习。宣统二年（1910）赴欧洲留学，先后在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学习语言学，次年归国。1913年赴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经济部、巴黎大学留学，1914年归国，一度任蔡锷秘书，参加讨袁之役。1918年赴美国，入哈佛大学，从朗曼习梵文和巴利文。1921年再到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梵文研究所习东方古文字，1925年归国。
同年，应清华学校之聘，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同为国学研究院导师；清华改制大学后，任中文、历史、哲学三系合聘教授。1930年在其所撰《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最早提出“敦煌学’的概念，指出“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为敦煌学研究指明了方向。此年后，兼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兼第一组（历史）主任、故宫博物院理事、清代档案编委会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赴香港大学讲学，任中文系主任。1941年起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1945年应牛津大学之聘，赴英国任教，兼治眼疾。1947年返国，任清华大学教授。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底转任广州岭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中央文史馆副馆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等职。
李四光：最对祖国有用的还是地质学
李四光出生于中国清朝统治末年，国内政治腐败，而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恣意横行。于是，统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大力兴办教育，以便为封建王朝培养富国强兵的人材，湖广总督张之洞便是其中的一个。他曾经指出：“中国不贫于财，而贫于材。”他主张“选真材，择时用”，并且认为“小学为急第一”。为此，他先后在武昌创办了几所高等小学堂；并且明文规定：凡成绩优秀者，均可以保送到美国、英国、日本去留学。
这个消息很快传到了黄冈。1902年，当时的李四光还叫做李仲揆，年仅14岁的他独自来到武昌，在湖北省学务处填写名字投考新式学堂。领取报名表后，也许是过于紧张，他竟在姓名栏内填入年龄“十四”二字。好在他及时发现错误，遂在“十”字下面加上“八”与“子”，成为“李四”。然而，“李四”这个名字又太俗；他见大厅中央挂着一块“光被四表”的匾额，又急中生智，在“李四”后面填了个“光”字。从此，他就正式用了“李四光”这个名字。多年以后，这个名字已载入史册。
在日本学习造船
李四光在学堂里非常刻苦，很快就因为成绩优异，于1904年7月被选派为官费生到日本留学。
能够出国深造，李四光感到说不出的兴奋。在选择留学专业时，这位爱国少年不禁想起父亲给他讲述过的甲午海战、庚子赔款等历史事件，想起他离家乘船前来武昌时，一路上看到洋人欺压中国百姓的情景。他天真地认为：中国屡受欺辱，其重要原因，便是中国没有强大的军舰。于是，李四光便选择了造船专业，并认真学习，立志学成后要为国家建造一流舰船，使中国不再遭受外国欺凌。
怀着美好的愿望，李四光东渡日本，他先是在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后进入大阪高等工业学校学习造船。他刻苦用功，准备学好科学知识，将来为国效力。
有一天，一位年岁稍长的湖北同乡来学校找李四光，告诉他孙中山先生从欧洲来到了日本，并且邀请他参加明天举办的欢迎孙中山大会。李四光满口答应了。
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富士冗楼，留学日本的学生及华侨1000余人，为欢迎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而举行盛大集会。李四光随着同乡来到会场，只见屋子里已经挤得水泄不通，他俩只好站在门口的台阶上。李四光踮起脚尖朝屋里望去，只见孙中山身穿西装，打着手势，正在进行演说。他那富有鼓动性的语言，不时博得人们热烈的掌声。年轻的李四光再也忍不住了，拉着同乡使劲朝屋里挤去。
8月20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成立。经人介绍，李四光在一间秘密的小屋里，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并被接纳为同盟会会员。当宣誓结束的时候，孙中山得知李四光是同盟会年龄最小的会员时，非常高兴，勉励他说：“你年纪这么小就参加革命，这很好。你要努力向学，蔚为国用！”正是这些话，一直激励着李四光。
整整20年后，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5号（现为张自忠路23号） 行辕逝世。4月2日，孙先生的灵榇由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移至西山碧云寺停厝。国民政府选拔出6位对辛亥革命有重大贡献、对社会发展有推动作用的杰出人士为孙先生抬棺。水晶棺被抬到公园门外后，放到了高架灵榇上，平稳地放在6个人的肩头上。在几十辆黑白相间的马车和众多送灵人的陪同下，队伍出发了。在这6个人当中，走在左前方的瘦高中年男子就是李四光。他心中的沉痛，恐怕只有自己才能了解。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位伟人在他年少时对他的殷殷期盼。
李四光在日本学习了6 年，回国以后，在家乡湖北武昌的一所中等工业学校任教。按照清政府的规定，官费留学生毕业回国后，必须进京参加考试。1911年，湖北学务处命令本省的留学毕业生于农历七月初十（公历9月2日）以前去北京学部报到。为应付官府，也为更好地了解清廷统治中心的虚实，李四光毅然决定去北京应试。
宣统三年（1911）秋天，一位瘦高的青年，踏着矫健的步子走进了清朝学部所在的那条胡同。和他同行的都是年轻人，一个个儒雅俊秀、意气风发。他们都是从各国留学归来的学子。此番进京，是要来学部报到，然后参加清廷组织的辛亥第6次游学毕业生廷试。
10月4日，清政府公布了考试的黄榜。学子们看了榜，纷纷走到那位瘦高的青年身边，祝贺他金榜题名。他向大家道谢，神态非常平静，只是微微抬起头，望着远方，像是在期待着什么。那张黄榜，在“工科进士”后面，赫然写着一个名字——李四光。他获得“最优等”成绩，赐“工科进士”，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后的一批进士之一。
考试发榜后不到1个星期，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武昌起义就爆发了。消息传到北京，李四光兴奋不已，马上南下武昌，投奔革命队伍。李四光是同盟会会员，在日本学过理工，又是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特派汉口建筑筹备委员，因而被湖北军政府任命为实业部部长。
但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了民国大总统的职位，共和政体名存实亡。李四光的希望破灭了，他辞去了实业司司长（南京政府成立后，湖北省各部改为司）的职务，决定继续到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用科学拯救贫穷、落后的祖国。
在英国由采矿转学地质
1912 年，蔡元培担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部长。李四光因参加辛亥革命有功，经本人申请，教育部批准，他和一批青年人获得官费留学名额，一起前往英国。他与同时被批准的湖北军政府秘书王世杰等人同行，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次留学生涯。
李四光在伯明翰大学预科学习期间，结识了同住一间公寓的丁燮林，两人在课业上互相帮助。
1914年秋天，1年的采矿系学习结束了。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李四光决定改学地质专业。好友丁燮林得知后，非常惊讶。但李四光有自己的想法，他说：“要造船，就得有钢铁；要钢铁，就得靠采矿。我已经学了1年采矿；但我现在认为，光会采矿是不行的。中国虽然地大物博，但是科学落后。如果我们自己不能找矿，将来就是给洋人当矿工。”
为了对地质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在征得校方同意后，李四光除了主学地质专业以外，又选学了力学、光学、电磁学等课程，特别侧重钻研物理系的力学课程。
在当时的情况下，要中途赶上物理系的教学进度，是要费一番功夫的。李四光毫不畏惧，迎着困难而上。为了弄懂一个难度较大的问题，他常常学习到深夜。
李四光并不满足于仅仅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他还到野外去作实地考察。为此，他特意从旧货店买了一辆旧摩托车，自己动手加以修理，然后每逢假日，便骑车四处奔走。有一次，他不小心连人带车一起跌到山沟里。当他从地上爬起来，看到自己和摩托车都没摔坏，就又骑车继续赶路。
在导师W·S·包尔顿教授的指导下，李四光一面实地考查，一面博览群书。他不仅在学术上造诣日深，而且在文字语言上提高也很快。对英、日、德、法各国文字，均可运用。他视野辽阔，信息敏捷，基础知识深广。
不久，暑假即将来临。如何度过这个难得的假期呢？丁燮林谈了自己的计划：“我准备到海滨去，在那儿写作一个剧本。”然后询问李四光的打算。李四光告诉他，自己打算去当矿工。
丁西林听后，疑惑不解地问：“为什么？矿工的生活很苦啊！你没听说过，矿工居住的地方，人们都叫它做‘黑乡’。”
李四光答道：“我不怕苦。要搞地质，就得准备吃苦。伯明翰的采矿业很发达，可毕竟只是学的理论。我既然学地质是为了给祖国找矿，就应该去实地考察一下，外国的矿井是怎么采矿的。所以去当矿工是最好的了。”
说干就干。假期一开始，李四光就背起简单的行李，骑着摩托车，来到郊外的一座煤矿当矿工，吃住在当地一位矿工的家里。每天天还没亮，他便和当地的矿工一样，戴上安全帽，提着小鸟笼，乘矿车来到矿井。小鸟对瓦斯很敏感，如果它晕倒了，工人们立即就离开矿井。在阴暗、狭窄而又充满危险的矿井里，李四光和矿工们要从早干到晚，又脏又累。他亲身体验到了矿工生活的艰苦，也学到了许多书本上所学不到的知识。当假期即将结束时，李四光和他的矿工房东一家拍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以纪念这段令他难忘的生活。
返回学校之后，李四光更加努力学习。学士学位考试日益临近。不巧的是，李四光的腿上长了一个大疖子，疼痛难忍。丁燮林劝他去医院诊治。但李四光认为花钱太多，放弃了。为了不影响考试，李四光取出他日常刮胡子用的刀片，在开水中简单消毒以后，就自己咬牙忍痛将疖子挖掉，然后抹上药膏。站在一旁的丁燮林看着这一切，不禁为李四光捏了一把冷汗。伤口还未愈合，李四光便去参加考试，他获得了学士学位。但腿上的疖子却因为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留下了一块深深的伤疤。
1918年，李四光用流利的英文完成了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他在论文中写道：“今天，我们要求新兴一代‘黄帝子孙’，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也许并非为时过晚。一方面，要为纯科学的发展而尽力；另一方面，要用得来的知识，直接或间接地去解决有关工业的问题。”
他的导师包尔顿教授希望他能在英国继续深造，等考取博士学位后再返回中国。但是，李四光断然拒绝了：“不，我想把我学到的知识，尽快地贡献给我的祖国，这样更有意义。”
包尔顿听了李四光的这番心里话之后，对这位青年学子的爱国之情深表尊敬。他问李四光：“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
李四光回答：“我想立刻就走。先到法国和德国的一些矿井去进行一些考察，再去阿尔卑斯山看看那儿的地质情况。”
李四光离开英国以后，按照计划，先到法国和德国几个有名的矿区进行考察；接着又沿莱茵河而上，到达瑞士，继而登上了阿尔卑斯山脉主峰也是西欧第一高峰——海拔 4807米（新测为4810.90米）的勃朗峰，研究冰川地质。
当他结束考察，返回伯明翰大学时，看到了一封电报和一封来信。电报是印度友人拍来的，表示想聘请他去当工程师，待遇优厚。他又打开那封信，是蔡元培从国内寄来的，当时蔡元培正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在四处招揽人才；当他得知李四光在英国学成毕业时，便来信聘请他为北大地质系教授。
1918年底至1920年初，国内地质学科创始人之一的丁文江，正随梁启超一行7人赴欧洲考察；同时作为民间团体和政府顾问，列席巴黎和会。此间，丁文江正与北大校长蔡元培商议振兴国内的地质学研究，却一直苦于北大该专业师资过于薄弱。为此，丁文江专程去了英国，找到当时正在伯明翰大学攻读地质专业的李四光，希望他学成以后能回国教书。
面对祖国的召唤，李四光谢绝了印度友人的高薪聘请，毅然远渡重洋，回到祖国怀抱，为其科学救国的理想奋斗。
1920年春末，李四光和丁燮林、王世杰等人一道返回北京，来到北大任教。
诞生于巴黎的小提琴曲
李四光是个多才多艺的科学家。他不光散文写得好，旧体诗写得好；即便是地质学的论文，也同样写得“有声有色”。他的音乐造诣也相当深厚，尤好小提琴。他在巴黎期间写的《行路难》，是中国人创作的第一首小提琴曲。这部作品写于1920年，在78年之后（1998年）的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晚会上，第一次得到了公开演奏。它的面市，修正了马思聪是中国最早的小提琴曲作者的说法。
1915年，李四光在英国伯明翰大学由采矿系转入地质系时，与威尔士教授来往密切。他当时非常喜欢音乐，课余时学会了拉小提琴，有时间就去威尔士教师家即兴演奏，很得他们一家的欣赏。
1919年11月，应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邀请，李四光前往巴黎作关于“工业繁荣与能源开发”的学术报告。也许是想表达点什么吧，他在随身携带的一张五线谱稿纸上，写了几句乐曲，共5行、19小节；并将自己的英文名（J.S.Lee）和创作时间（22日）、地点（巴黎）写在上面。
次年1月，李四光又在这张五线谱的背面，以李白的名篇《行路难》为题，写了一首完整的小提琴曲。与此同时，他还在稿纸的右上角，署上自己的名字“仲揆”二字；在曲谱的右边，写下“千九百二十年正月作于巴黎”等字样。乐曲写好后，李四光请好友萧友梅指正，因此曲谱一直保存在萧氏手中。？
李四光回国后不久，经北大化学系教授丁绪贤的夫人介绍，与北京女师大附中的音乐教师许淑彬相识。许女士出身于外交官家庭，爱好音乐，英语、法语俱佳，还弹得一手好钢琴。两人相恋2年后，结为伉俪。婚礼上，他们俩一个拉琴、一个弹奏，鸾凤和鸣，曾被传为佳话。？
【大师小传】
李四光（1889—1971），原名李仲揆，字仲拱。蒙古族，出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团风县）回龙山镇的一个贫寒人家。世界著名科学家、地质学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的奠基人，新中国地质事业的主要领导人。
1902年入武昌高等小学堂。1904年因学习成绩优异被选派到日本留学，成为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同盟会第一批会员。1910年从日本学成回国。1911年武昌起义后，被委任为湖北省军政府理财部参议，后又当选为实业部部长。1913年获准赴英国官费留学，开始自己的第二次留学生涯，在伯明翰大学学习矿业。1918年用流利的英文完成毕业论文《中国之地质》，被授予自然科学硕士学位。同年回国。
从1920年起担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系主任。1928年到南京担任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所长，后当选为中国地质学会会长。1949年秋，新中国成立在即，正在国外的他被邀请担任政协委员。夫妇俩躲避开国民党阻挠，于此年12月启程秘密回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先后担任地质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全国科联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71年4月2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李四光的最大贡献是创立了地质力学，并以力学的观点分析了我国的地质条件，从理论上推翻了“中国贫油”的错误结论，肯定中国具有良好的储油条件。1956年，他亲自主持石油普查勘探工作，先后发现大庆、胜利、大港、华北、江汉等油田，为中国石油工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李叔同：文艺全才并开创多项中国第一
对“李叔同”这个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熟悉。但是，当听到“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旋律时，肯定没有人能不熟悉。它的词作者就是李叔同，他还有一个名字是“弘一法师”。
李叔同的人生耐人寻味，早年的声色犬马、之后的投身文学艺术、最终的遁入空门潜心佛法——也许，正如他的弟子丰子恺的解说：“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李叔同要尝遍所有的人生，于是他最终走向了宗教这个灵魂生活。
绘画与爱情
早年的李叔同是风流才子，更是一个典型的富家公子，不仅早早以才名著称于上海，更是寄情声色，常与名妓、优伶相往来。这样的生活，因为他的母亲去世而发生了改变。1905年，独自将他抚养成人的母亲去世了，这让孝顺的李叔同非常悲痛，即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哀”，决定改变自己现在的生活。他为母亲办完丧礼后，当年便东渡日本求学。
李叔同来日本，主要是希望能够学习西方绘画。他早在上海南洋公学时，就接触了大量的西方文化与思想。在蔡元培的门下，始终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存，李叔同在两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到日本不久，李叔同就剪去了辫子。此年秋，他还在留学生所办的《醒狮》杂志上，发表了《图画修得法》、《水彩画法略说》等文章，向国人介绍西洋绘画。
1906年，李叔同考入日本美术教育最高学府——东京美术学校西洋画科。东京美术学校是今东京艺术大学的前身，成立于1885年，1896年增设西洋画科。当时录取的5个人，其中两个是中国人，就是他跟曾孝谷。由于当时很少有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美术，所以日本各界都很关注李叔同。10月4日的日本《国民新闻》特为刊出专栏采访的报道，以《清国人志于洋画》为题，介绍了李叔同在东京上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美术的情景，并刊登了他以及作品的照片。
报道是如此描写的：“喝了一杯‘涩茶’之后，他一面说明贴满壁上的黑田画伯的裸体画、美人画、山水画，中村及其他的画等，一面引我进入里面六叠的房间，得意地介绍了那就几上作画的苹果的写生。‘是潇洒的笔致啊！’我赞赏说。那位女佣听了从旁插了一句：‘那是早上刚刚一气画成的。’李君谦然地说：‘是。’露出了一排白齿。‘今后一定拜访贵社，《国民新闻》是很好的报纸。’”
进入东京美术学校以后，李叔同开始了他一直想了解的西洋绘画学习。他无论做什么事情，都非常执着。他对艺术也想追求到底，不只限于中国画这种绘画方法和绘画技巧，他也想把西洋画、裸体画等，所有的绘画技巧，都能够了解，都能够掌握。
李叔同全身心投入到了西洋绘画的学习中，不久却碰到一个难题。西方艺术重视写实，进行人体写实练习是基础，必须要掌握的。在当时日本艺术院校中，采用裸体进行美术教学很普遍了，李叔同自己在学画的过程当中，自然也按照教学的要求，做过西洋裸体画的训练。
然而，寻找裸体绘画模特，确是个棘手的问题。男模特在学校里就可以进行人体写生，但女模特的问题却始终没有法解决。因为日本的女子作艺术院校的裸体模特，可能还是一件比较为难的事。日本的社会风气很奇怪，他们一直有着男女共浴的传统，女人裸体被在陌生男人看到并不觉得很难为情。但日本艺术界的人体画，在公众展示的时候却遭到了极大的排斥。
李叔同为这件事苦恼了很久。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
正在练习绘画的李叔同，无意中看到了给他送饭的房东女儿，觉得这个温柔的姑娘是其最佳模特人选。李叔同于是尝试邀请她给自己担任模特。这位姑娘觉得很突然，毕竟裸体在日本并非一件有损脸面之事，但若把它画在画上，当时，除了艺术学校外，在社会上仍然不被大众所接受。
李叔同其实已经做好了被拒绝的准备，他也清楚这个请求可能很让对方为难。可让李叔同没有想到的是，这位日本姑娘竟然很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或许是李叔同的真诚和才华打动了她，或许是冥冥中的缘分，她以后就成了李叔同的专职模特。她也很喜欢绘画，每当画作完成，李叔同都会让这位日本姑娘欣赏、品评。
在一段时间的合作后，由于相同的爱好，又彼此真诚相待，两人产生了感情，李叔同第一次感受到了爱情的滋味；尽管他早已在天津娶了一房妻子。由于是传统的父母之命，一直接触新文化的他，内心深处始终还是渴望着一份真情的。李叔同的住处附近有一个小湖，他给它起名字叫“不忍池”，湖边此后经常有一对情侣散步的身影。两个人的生活非常甜蜜。李叔同学业结束回国后，她也与他一同来华。李叔同后来在杭州出家，她只好黯然回到日本。
深谙音律，创办音乐刊物
凡是艺术门类都是相通的。李叔同不仅喜爱绘画，也对音乐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在学画的同时，又进入音乐学校学钢琴和作曲。
他创办了我国的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创刊号是李叔同在东京编印以后，寄至国内发行的。该期除日本人所作的2幅插画和3篇文章以外，封面设计、美术绘画、社论、乐史、乐歌、杂纂、词府各栏……均由李叔同以“息霜”的笔名一人包办。创刊号发表有《〈音乐小杂志〉序》、《乐圣比独芬（贝多芬）传》、《近世乐曲大意》，及教育歌曲《我的国》、《春郊赛跑》，别体唱歌《隋堤柳》，杂感《呜呼！词章！》、《论音乐之感动力》等十几篇稿件。其中，乐歌《我的国》成为李叔同又一首流传甚广的爱国歌曲。
他还编了一册《国学唱歌集》，也在国内发行。
这些，在中国新音乐史上都起到了启蒙的作用。
创办话剧社，并主演女角
李叔同在南洋公学时，英文就学得很好，曾细读原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对西洋戏剧倾心已久。来到日本后，他开始跟从戏剧家川上音二郎和藤泽浅二郎学习新剧的演技。
1906年，李叔同与曾孝谷等人创办“春柳社”，提倡话剧，艺名“息霜”即取于此时。按照他们的本意，春柳是个艺术团体，无论是音乐、文学、美术还是戏剧，都涵盖在这个团体当中。出于种种原因，他们决定先从话剧演出开始。
他们没想到，自己的社团会成为中国话剧史上的一个标志。它是中国的第一个话剧团体。它演出的《茶花女》，是中国话剧史上记载的第一次正式演出。1907年，他们在日本东京上演了根据美国作家斯托夫人的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改变的话剧《黑奴吁天录》，被话剧界公认为是中国的第一部话剧。
1907年春节期间，中国淮北发生百年不遇的水灾，死伤无算。春柳社的成员们闻讯后，在东京组织一场以赈灾募捐为目的的义演。这是春柳社的首次公开亮相。他们选定的是法国小仲马的名剧《巴黎茶花女遗事》。由于当时的新式话剧刚刚起步，没有女演员，李叔同就自己在《茶花女》的演出中反串饰演茶花女玛格丽特。
早在1902年时，李叔同就和许幻园、黄炎培等人在上海成立了“沪学会”，开办补习科，举行演讲会，演出学生剧。李叔同就主持演出《文野婚姻》等4出新剧，还自己写作剧本。1904年，李叔同在上海粉墨登场，参加演出京剧《虫八蜡庙》、《白水滩》、《黄天霸》等。所以，登场演出对于他是驾轻就熟的。
他为了更符合角色形象，还将自己的小胡子剃去，演出前几天就开始节食，让自己的腰身更苗条；还花重金做了好几身女式礼服。
因为留学生们普遍经济不宽裕，在经济上李叔同也是出了很大力的，比如舞台的背景、布景的设置、服装的购置、化妆和排练的费用等，大部分都是李叔同出的。
在李叔同和春柳社成员的努力下，演出非常成功。演出结束后，日本戏剧界权威藤泽浅二郎和日本戏剧评论家松居松翁当即到后台致贺。松居松翁后来在《芝居》杂志上发表的《对于中国剧的怀疑》一文中说：“中国的徘优（演员），使我佩服的便是李叔同君。当他在日本时虽仅仅是一个留学生，但他组织的‘春柳社’剧团，在乐座上演《椿姬》（即茶花女）一剧，实在非常好。不，与其说这个剧团好，宁可说就是这位饰椿姬的李君演得非常好。……尤其李君的优美、婉丽，决非本国的徘优所能比拟。”他还盛赞此举“在中国放了新剧的烽火！”
这次演出，引起了许多人的兴趣，很多中国留学生都以认识春柳社为荣。欧阳予倩就是因为看了演出，萌生了兴趣，托人介绍加入了春柳社，最终成为20世纪中国话剧的大家。春柳社第一次演剧时李叔同所写的戏单印刷品，现在仍被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珍藏。
第一次公演的成功，极大地鼓励了春柳社，很快他们就确定了第二次公演，时间是1907年6月，称为“春柳社演艺大会”，演的是《黑奴吁天录》。李叔同依然以“息霜”的艺名扮演美国贵妇艾美丽夫人，又得到日本戏剧家土肥春曙和伊原青青园的好评。
【大师小传】
李叔同（1880—1942），谱名文涛，幼名成蹊，学名广侯，字息霜，别号漱筒，又名李岸、李良、李哀；后剃度为僧，法名演音，号弘一，晚号晚晴老人。祖籍浙江平湖，生于天津。既是才气横溢的艺术教育家，也是著名的多才多艺的高僧，中国话剧的开拓者之一。“二十文章惊海内”的大师，在诗词、书法、绘画、篆刻、音乐、戏剧、文学各方面均有深厚造诣。
生于天津官宦富商之家。父亲李筱楼（字小楼），道光甲辰（1884）进士，官吏部尚书，曾经业盐商，后从事银行业；母亲姓王，为李筱楼侧室，能诗文。5岁丧父，在母亲扶养下成长。1901年入南洋公学，受业于蔡元培。1905年东渡日本留学，在东京美术学校攻油画，同时学习音乐。1910年回国，先后在天津北洋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等校任教。在教学中，他提倡写生，开始使用人体模特；并在学生中组织西洋画研究会、乐石社、宁社，倡导美育。1918年在杭州虎跑寺剃度为僧，云游各地讲律，并从事佛学南山律的撰著。1942年10月13日晚圆寂，临终手书绝笔“悲欣交集”4字。
他早岁以书法驰誉当世，出家后持戒精严，并融书法、佛理为一体，形成独特的书法风格。鲁迅、郭沫若等现代文化名人以得到大师的一幅字为无尚荣耀。他第一个向中国传播西方音乐，所创作的《送别》，历经几十年传唱而经久不衰，成为经典名曲。他也是中国第一个开创裸体写生的教师，先后培养出名画家丰子恺、音乐家刘质平等一些文化名人。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精研律学，弘扬佛法，普渡众生出苦海，被佛门弟子奉为律宗第11代世祖。
黄侃：师从“章疯子”而成“黄疯子”
在民国学人中，有3个著名的“疯子”，一个是被称为“章疯子”的章太炎，一个是刘师培，另外一个就是“黄疯子”黄侃。这3人都是学问大，脾气怪。其中，黄侃的脾气之大、性格之怪，更是学界闻名。章太炎、刘师培与黄侃还是师生关系；章太炎更是黄侃的授业恩师，对他的影响终其一生。黄侃的“疯”、“狂”自是得自章氏真传。黄侃正是在求学日本期间，得遇这位知名大儒，进而成为他的得意门生。然而在恩师面前，黄侃从来未有半分不敬，更没有丝毫狂态出现，可见“疯亦有道”。
到日本留学
黄侃在父亲旧交、湖广总督张之洞的资助下，于1905年来到日本留学。在当时，去日本留学可以说是一种时尚。从1900年起，留日学生不断增加；到 1905—1906年的时候，则是飞速增长，1906年 9月竟达13000人。
这个新知识阶层，是处于一个动乱时代的一群动荡不安、鱼龙混杂的学生。它的成员在日本接受教育的情况有极大的差别：有许多人并未入正规学校而肄业，更多的人只是偶然到校听讲；有的人只读了很短的时间，有的人则读了数年之久。当时的学生群体也非常驳杂：有的勤勉好学一心为强国而读书，有的纯为求取文凭回国谋生；有人迷信只有仿照日本的模式才能强大中国，也有更推崇欧美政治文化的。
黄侃到日本后，进入著名的早稻田大学学习。他住在中国留学生会馆，馆址位于东京的骏河台。到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大多就住在这里。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了著名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激起了大批爱国青年的革命热情，革命组织迅速壮大起来。成立的最初2年，就有17个省的864人先后加入同盟会。自幼就关心国事、极具叛逆革命精神的黄侃，在这样的环境下自然如鱼得水。
1906年1月，黄侃在武昌文通学堂的同学宋教仁也来到了早稻田大学，两人很快见了面。能够在异国他乡见到老同学，彼此的喜悦心情自然是难以言表。在宋教仁的影响下，他在1906年初也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然而，此举却给黄侃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他的资助人是清政府大员张之洞。张之洞听到自己这个故人之子如此大逆不道，竟然加入了革命党，一时怒不可遏，就立刻取消了黄侃留学的官费。黄侃从此断绝了生活来源，只能自食其力，开始了革命者的流亡生涯。
师从章太炎
黄侃很聪颖好学，少年时代就被诸多师长另眼相看。张之洞当初之所以资助他，一方面是为故人情面，另一方面也认为黄侃实属可造之材。即使此时革命热情无比高涨之际，黄侃依然没有忘记学业。所以，他在为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撰稿，追随章太炎（炳麟）、刘师培（申叔）等人从事革命活动的同时，还拜了这位既是大革命家又是大学问家的章太炎为师学习音韵、说文。
1903年时，章太炎因为在《苏报》上发表《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为邹容著《革命军》所作的“序言”被捕，被判监禁3年。出狱之后，东京的革命党组织特意派人到上海来迎接他。章太炎到日本后，就在同盟会《民报》任总编辑。此时，中国留学生聚居东京的已经有上万人了。很多人都仰慕章太炎的盛名，而希望拜入他门下的。
一天，黄侃也跟随众人来拜访章先生。刚到门前，见其壁书墨迹4行，笔力酣畅淋漓：“我若仲尼出东鲁，大禹长西羌，独步天下，谁与为偶。”这本是引用东汉戴良的话。黄侃见到此句，觉得章太炎太过狂妄，恐怕难以接近。此后就再没有去拜访过他，更没想过能成为章太炎的入室弟子。
但黄侃对《民报》一直非常关注，几乎是每期必读。特别是章太炎的文章，文辞渊雅，立论以经史为根据，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让他无比钦佩。《民报》和《新民丛报》是当时社会上发行较广的两种刊物。《民报》是革命派的代表喉舌，《新民丛报》是改良派的代表喉舌，相互进行激烈的论战。章太炎有力地驳斥了改良派的那些谬论。他撰写的《革命之道德》，热烈赞颂农民、工人、小商贩和下层知识分子是最高尚的人。章太炎在《民报》上还发表了《无神论》、《建立宗教论》、《五无论》、《四惑论》等一系列哲学论文。《民报》在宣传革命方面功勋卓著。每一期出版后，很快就销售一空，在当时革命出版物中远居前列。
黄侃就是通过对《民报》的关注，才对章太炎有了较深的认识，从而也逐渐消除了误解。他也开始不断为《民报》撰稿，为革命呐喊助威。这些文章，竟然成了他和章太炎以后深厚师徒情谊的开端。
一天，章太炎看到一篇文章，大加赞赏，认为作者是个天下奇才，日后必成大器。十分爱才的章太炎，立刻写信约见他。此文的作者就是黄侃。此后，章太炎一直对黄侃关爱有加。
1907年秋，章太炎得知黄侃要回国省亲，就告诉黄侃：“求学最关键的是要找一位名师；以你现在的学识，在国内能做你老师的人太少，唯有瑞安孙仲容（诒让）先生，你回国后可以向他求教。”然而，黄侃还没有回答，章太炎又说，如果黄侃现在不马上回国的话，自己倒是也可以做他的老师。
黄侃很惊喜自己能得到章先生的如此厚爱，立刻起身向章太炎拜了下去。从此，他就成了章太炎的一个得意门生。他回去以后，就与苏曼殊一起搬进了章先生在小川町的住所，以方便时时跟随章先生学习音韵、说文。黄侃聪敏颖悟异于他人，章太炎曾感叹道：“常言道，学问精进有如日行千里，黄侃恐怕是日行万里了。”
《民报》从 1905年 11月 26日创刊到 1910年 2月 1日终刊，共出版了 26期，发表的文章有 122篇。其中，黄侃在《民报》上以“运甓”、“不佞”、“信川”等笔名发表了文章 7篇，计有《专一之驱满主义》、《哀贫民》、《释侠》、《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公民道德前途之关系》、《哀太平天国》、《刘烈士道一像赞》等。另外，刊登在《民报》临时增刊《天讨》上，以军政府名义发布的《讨满洲檄》，也是黄侃撰写的。
《讨满洲檄》是辛亥革命时期的一篇重要文献。短短几千字，即把数千年间中国国内民族关系状况综览无余，不仅是对满清王朝的声讨，也是对整个中国专制制度的控诉。作者义正辞严地宣称“唯革命之不可已”，主张在革命后对他们将“与齐民等视”、“选举租赋必不使尔有倚轻重”。这些言论，说明黄侃在当时不仅服膺而且努力宣传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文章气势磅礴，情感强烈，笔锋犀利，充满了革命者的浩然正气。
实际上，黄侃一直就很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地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和剥削。其《哀贫民》一文，详细地描写了鄂东家乡劳动人民的困苦状况，鲜明地表现了对被迫造反的农民的赞许和同情。黄侃进而概括全国的情形说，正是这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在卫护着国家，并供给了社会的需求，但结果都是他们“皆为富人仆役而已”，这是天下最大的不公平、不合理。
文章还批评了以西方为“乐土”的说法，认为西方国家的各种制度和组织，“殆实以庇荫富民而讳其所号也”。如举议员“恒在有财者”，工厂的主东如“群工之渠率，虐工无艺”，且“以饥饿之患制之”。所以，在西方享受文明、快乐者，不过仍是“巨贾豪商”、“名士政客”等少数人。从贫富不均的角度看，与中国并无不同。
这篇文章可以说完全没有种族斗争的局限。而且站在中国乃至世界绝大多数劳苦大众的立场上，对他们在不公正的政治压迫和超限度的经济剥削下的非人生活，作了全面、深刻的描绘，对产生这一现象的社会原因作了深入剖析。并以“人生而平等”的信念，“不自由，毋宁死”的无畏气概，鼓励人民起来反抗。
应该看到，当时的革命者，一部分来自读书识字的新式知识分子，一部分来自社会底层（如会党、流民），前者还有有产阶级的印记，后者则缺乏深刻的思想。因此，当时他们中的多数人写的宣传文章，只是站在民族主义的“排满”和“救亡”立场上展开论述。像黄侃这样真诚、深刻地同情人民疾苦，号召贫苦大众起来向富人展开生死搏斗的文章，并不多见。
黄侃的《释侠》一文，同样充满着革命精神。作者实际上是把“侠者”比为革命者，鼓励同志们挺身而出，帮助弱小，造出一个公平、合理的世界。
正当黄侃追随恩师章太炎努力求学、投身革命的时候，家乡却传来了母亲重病的消息。黄侃是个孝子，接到消息以后，很快就决定回家侍奉病中的母亲。
然而此时，中国同盟会的革命形势却不容乐观。自从孙、黄领导的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民报》的极为有力的宣传下，国内的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可是在1907年 2月以后，同盟会内部却发生了矛盾。由于清政府的压力，日本当局要求孙中山离日，名为“劝离出境”。当时，黄兴也准备离日。并且决定，汪精卫与黄兴同行，胡汉民伴随孙中山。
孙中山和黄兴却因为在商定旗帜图案时意见不统一，出现了革命以来的首次纠纷。随后又因为经费、购买军械等问题，章太炎、陶成章等人一直对孙中山表示不满。这些出于小派别的猜忌、嫉妒和个人恩怨，与革命党的根本目标或思想体系、政治路线无关。同盟会主要负责人之间的纠纷日益恶化，所以牵动着许多同盟会员的心。
黄侃作为同盟会的成员，对这个革命组织的命运自然非常关注。在这种情况下，黄侃虽然忧心于同盟会的形势，但是作为一个基层成员，他并没有太多的发言权。事态如何发展、变化，他也不能轻易表态。他只好潜心学问，每日跟在章太炎身边，一起讨论一些经学问题，或以赋诗互相唱和。于是，他一听到母亲生病的消息，知道自己在此也无益于形势，更忧心母亲的病情，便马上准备动身回国。
临行时，章太炎将自己所著的《新方言》赠给黄侃，并在上面注上：《新方言》370事，赠黄季刚。于是2月底，黄侃终于风尘仆仆地归国赶回家中，开始了为母亲治病而奔波。
“黄疯子”轶事
关于黄侃与章太炎的相识，有这样一个说法：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恰好和章太炎同寓。当时黄侃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因内急，不及上厕所，便从楼窗中解开裤带，洋洋直泻。章太炎此时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尿水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高声怒骂。黄侃本系贵公子出身，且正年轻性躁，盛气凌人，也报以回骂。
不骂不相识，待双方互通姓名以后，彼此都熟知对方大名，遂将话锋转到学问上，两人越谈越投机。章太炎是渊博绝伦的朴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自此，黄侃师从章太炎问学经年。章太炎清高孤傲，对近世文人极少嘉许，惟独对黄侃刮目相待。
黄侃因参加同盟会在日本流亡时，某日，听说相识的一些同盟会会员在汤芗铭（辛亥革命后曾任湖南都督）处宴会，席间有不少好吃的，但没有请他。他知道是因为自己骂过其中一些人，可他不请自去。用他的原话是：“到那天我自己就去了，一进门，那些人见是我，先吓了一跳，然后又装得挺热乎的。我也不说什么，脱下鞋入座就吃。等吃完了，我一边提鞋，一边回头冲他们说：‘好你们一群王八蛋！’说完我赶紧跑了。”
1914年2月，章太炎从日本回国以后，因反对袁世凯称帝，遭到软禁，先是囚于北京本司胡同，后囚于东城钱粮胡同。此时，黄侃正接受北京大学之邀，来京担任教授之职。他辗转打听到了章氏的下落，即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探视恩师。黄侃见章寂寞一人，便以请章讲文学史为由，留下来伴宿。黄侃与师同监共苦数月之后，终被警察驱逐。
【大师小传】
黄侃（1886—1935），字季刚，祖籍湖北蕲春。中国近代著名文字学家、训诂学家和音韵学家，与章太炎先生并称“国学大师”、“传统语言文字学的承前启后人”。同时，他又是一位早期农民运动的活动家、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黄侃父亲黄云鹄，字翔云，进士出身，官至清二品大员（曾任四川盐茶道、成都知府等职，为官清正廉明，有“黄青天”之誉）和著名学者，—生著述甚多。黄侃3岁开始背诵唐诗宋词，4岁就延师教读。聪颖好学，从小就显示出过人的才气。7岁时即作诗曰：“父为盐茶令，家存淡泊风。”可谓语出惊人。他不仅才华出众，而且还是有名的孝子。其生母周孺人去世后，因思念母亲，黄侃特请老友苏曼殊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并自撰了一篇沉痛的悼文。
1905年，黄侃被官派至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在东京结识章太炎并拜入其门下。同期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回国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属于守旧派，向来看不惯胡适等一批新派人物的做法，一有机会便冷嘲热讽。1935年10月6日，由于饮酒过度，胃血管破裂，抢救无效，于10月8日去世，年仅50岁。
黄侃虽未出版任何著作，却成为海内外公认的国学大师。其学问既大且博，经、史、子、集几乎无所不通，尤其在音韵、文字和训诂方面学问精深。
周作人：“和风细雨般快意”的六年留日生涯
“周作人”的名字，多年来一直是和“汉奸”联系在一起的。他与哥哥鲁迅从早年的亲密无间到后来的分道扬镳，也是人们多年来猜测、揣摩的话题。而他的学术成就被忽视了很久，近些年才逐渐正视了他文学大家的身份。他对日本的好感与亲近正是从留学开始的，也许那正是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时光。
把东京当成第二故乡
1906年夏天，已旅日数年的鲁迅，被母亲催着回国结婚。他这次回来还有一个任务，就是带二弟作人去日本。周作人刚刚获得公费去日本留学的资格。鲁迅一直关心着他留学的事，不断写信要他争取，这次终于有了结果。婚后第4天，鲁迅就和周作人一道，乘船离开绍兴赴日本。
周作人最初对日本文化与生活方式的理解，与日本人的结识和交往，大多是一种表面的礼仪上的接触，不似鲁迅那种精神上深层的拷问。看周作人后来写自己的留学生活，总不及鲁迅那么忧愤，而更多的是恬淡自如、和风细雨的快意。异国的一切，在他那儿成了一幅幅优雅的山林图。
他在日本一呆就是6个年头，中间没有回过一次家。他是把东京当成自己第二个故乡的。这6年的生活，对他一生影响重大，其收获已在日后的文学活动中显示出来。应当说，那6年他所读的书，甚至比鲁迅还要广泛。他不仅学习了日本语、希腊语，甚至还涉猎了俄语和梵文。加之先前学过英文，他的知识视野是异常开阔的，而兴趣也在那时变得多样化起来。那是安逸、快乐的6年，他渐渐融入到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去。一个心性温和、中庸、学者型的心境，便在那时悄然形成。
到达东京后，周作人跟着鲁迅住进了本乡汤岛二丁目的伏见馆。对周作人来说，一切所见所闻都无比新鲜，使他惊奇和兴奋。他被安排在楼上路南靠西端的房间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看到一个日本少女赤着脚在屋里走来走去，一副自在怡然的样子。从此引发了周作人后来非常关注的妇女问题，而对中国妇女缠足的恶习批判最为严厉。他从中日两国妇女赤足与缠足对比中得到的触动，恐怕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由赤足的习俗，周作人更扩大到观察和思考日本人生活中的天然之美。他给日本人的生活所下定义的一个重要依据：爱好天然，崇尚简素。
周作人对日本人穿的鞋子和袜子也发生了研究的兴趣。鲁迅来日本时，因为听了一个老留学生的劝告，买了许多双中国的白袜子，结果全然用不上，成了一个笑话。周作人来时，当然就吸取了教训。日本的布袜子将足趾分为两枝，穿上木屐，很是方便。但这办法不适用包过脚的女子，因为她们的足趾是重叠的，分不开来了。周作人比较了几个国家的鞋子，道：“我常想，世间的鞋类里边最善美的要算希腊古代的‘山大拉’，闲适的是日本的‘下驮’，经济的是中国的南方的草鞋，而皮鞋之流不与也。”
周作人来东京后，兄弟两个住在一起，生活上互相照顾，学业上共同进步。他们平时最喜欢逛书店。书店离得并不远。从旅馆所在的本乡区，过一条叫外濠的河，跨过御茶水桥，是中国留学生会馆，它的门房里就有汉文书刊发卖。神田区的神保町后来又开办了群益书社和中国书林社，他们也是常去的。
兄弟俩同学外语
当时搞文学，最好多学几门外语。这道理自然不难明白。经过东京和仙台两地的学习，鲁迅的日文水平已经比较好。而周作人却得从头学起。
一开始，他参加了一个由中国留学生会馆组织的讲习班，每天上午9点到12点上课，教师是日本人菊地勉，30多岁，一手字写得漂亮。他的教学方法是手上一面写着，嘴里一面念着，同步进行，很得要领，让周作人大为佩服。然而，他去听课的次数却并不多，原因是他嫌老师讲得太慢。
不过，周作人承认，他的日语基础知识，正是从菊地勉老师那里学来的。他当时之所以学习不很用功，是因为同鲁迅住在一起，很多事由鲁迅代办，用不着他费心。他平常很少出门，即使出门，也只是往丸善书店买几本书而已。
后来，因为需要有正式的学籍，他选择了法政大学特别预科，学制是1年，所学内容是日文、英文、算学、历史等比较浅近的科目。普通科目的知识，周作人在南京差不多都已学过；日语又已学过1年，所以上这个学校有点浪费时间。缴了1年的学费，实际上去上课的时间连70%也不到。
期末考试，他接到通知，赶过去应考，结果还考了个第二名。学校的事务员告诉他，要不是因为迟到缺考1门功课，考第一是必定无疑的了。周作人觉得第二名也很好，省得担任学生代表到毕业典礼上致辞。他得的奖品是一册《伊索寓言》日译本。
其时，兄弟俩和几位朋友正酝酿出版一本杂志，登载外国文学作品。当时的革命者对俄国革命很有研究的兴趣，普通读者也很想了解俄国的作家作品。鲁迅和周作人觉得，俄国的国情跟中国的有些相像，应该多加介绍，以资借鉴。为此，他们买了不少俄国作家的著作，其中最大的要算是英译《屠格涅夫全集》。英文只有周作人熟悉，鲁迅并不懂得。
于是，兄弟俩同其他几位留学生商议，决定一起学俄文。他们集了6个人，请一位俄国人玛丽亚孔特夫人来教授，学费每人每月5元，每晚上课1小时。授课地点选在神田，离他们住的伍舍并不远。
女老师是一个流亡日本的犹太人，大约30多岁，不会讲日本话，上课全说俄语。一开始，他们请一位学俄语的日本学生来当翻译。但这个人木讷，不善言辞。文法上的规则，他以为大家看了书都能明白，所以总是说，“如诸位所已知道”，“如诸位所已知道”，不但不能起到详细解说的作用，还更浪费时间。因此，他只来了一两次就不来了。
大家只好上课之前先看字典和文法，课堂上跟着老师的发音朗读。俄文的发音虽也有难处，但较英文规则一些，读起来并不难。其难处在于有些字很长，音节不好掌握。同学中有一个叫汪公权的，发音总学不好，每念一个字总要加上一些杂音，听上去“仆仆”作响。不但老师替他着急，连旁边的周氏兄弟、许寿裳等人也急得浑身发热。大家经常开玩笑说：上课犹可，仆仆难当。
没过多久，这个俄文班就散伙了。而他们托老师从海参崴买来的初级课本还没有读完。
周作人在学习语言方面似乎比大哥更有天赋，他这时又开始了古希腊文的学习。西方的文明有两个大源泉，一个是古希腊文化，一个是基督教的《圣经》。在西方，修习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学科，先要学古希腊文或拉丁文。但当时，日本高等学校里只有帝国大学哲学系设希腊文课，此外只有西方人办的学校里才有。周作人选择了美国的教会学校立教大学。一开始，用怀德的《希腊文初步》打基础，接下去读色诺芬的《进军记》。
周作人对正统的希腊文还不那么热心，倒是经常去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听希腊文的《福音书》的讲义。那是古代希腊的白话文，因为是圣书所用的语言，应该使普通老百姓能懂。周作人来听这讲义，怀着一个心愿，就是想把《圣经》从希腊文直接译成汉文。
后来他这个计划并没有实施，一方面是因为思想改变，不再觉得文章是越古越好；另一方面是重读了《圣经》的汉文译本，觉得已经很不错，用不着再改译了。但周作人所学的古希腊文，仍然是极有用的。在中国，通这种文字的人本来极少，而既懂古希腊文又有深厚文学造诣的人就更少。周作人有这个优势，遂成为中国现代翻译界一大家。
兄弟俩致力翻译
鲁迅一面翻译科学小说，一面也在筹备出版一种文学杂志。筹备文学杂志需要资金，也需要有稿子。撰写稿件就需要参考资料，搜集资料当然需要买书。最好的办法是先搞一些翻译，挣取稿酬，再来买书。
周作人跟鲁迅刚到东京，就看见宿舍里收到丸善书店送来的一包西文书，是鲁迅回国前订购的。有英国人该莱所著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和法国人泰恩（通译泰纳）的《英国文学史》英译本4卷。鲁迅的英文水平不高，这些书倒很适合周作人看。他也很感兴趣。他以前没见过文学史这类书，现在了解到泰恩所著的文学史偏重社会环境对文学的影响，并且提供很多英国历史知识，觉得很有用。
至于那本神话书，虽然说的是英国文学对希腊神话的应用，但行文中也可以理出那神话本身的大概了。在书的前面，还说明古今各派神话研究者对希腊神话的解释，使周作人大开眼界。他特别注意于安特路朗的人类学派。正好，书店里在卖这位神话研究者的著作。他跑去买了来，有《习俗与神话》和《神话仪式和宗教》，这成为他后来研究神话的起始著作。
其间，两兄弟合作译了多种文学作品，成绩斐然。鲁迅多译短篇小说，周作人偏重译长篇和中篇小说。周作人译的长篇和中篇小说有5种：《红星佚史》、《劲草》、《匈奴奇士录》、《炭画》和《黄蔷薇》。其中，《红星佚史》和《匈奴奇士录》在当时都已出版；另外3种却卖不出去，有的后来丢失，有的则许多年后才面世。
除了一套《屠格涅夫选集》外，他们还买了丹麦波澜兑斯的《波兰印象记》。该书介绍了几个反抗现实的浪漫主义诗人，很有参考价值。以后鲁迅写文章，还认真地参考过它。因为书是英文版，所以，鲁迅使用时，须经过周作人口译。还有一册《匈牙利文学史论》，后来也成为他们的参考资料。
他们译的第二本书，是俄国的一本历史小说，作者为大托尔斯泰。这个托尔斯泰，比写《战争与和平》的那个生得早。书的原名叫《克虐支绥勒勃良尼》。正是冬天，鲁迅和周作人坐在中越馆的空荡荡的大架间里，周作人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清，两个人一点也不感到困乏和寒冷，相反倒是很有兴致地谈论书中的人物故事。全书完成，厚厚的一本，蓝格直行的日本皮纸将近300张。他们给书起名叫《劲草》，寄了出去。
但这次失败了。书店的复信说，这本书他们已经译出并付印。他们并不气馁，再译别的作品。为了避免重译，他们尽力去找比较生僻的、不大为别人注意的小国的作品。正巧，他们在书店里看到一本匈牙利作家育凯（通译约卡伊·莫尔）的小说。书名为《神是一个》。这一部稿子终于卖出去了，说明了他们选择的正确。
边翻译边开始文学活动
鲁迅一直有办杂志介绍外国新文学的想法。但写稿的人只有鲁迅、许寿裳、周作人3人，此外还有袁文薮。当周作人到日本时，袁文薮已经转往英国留学。他答应到英国后写文章回来，可是一去杳无音信，连信也没有一封。杂志的封面和插图都已选好，并且还印了一些稿纸。几个人都奋力写稿，成功仿佛就在眼前。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发生了变故。事情还是出在资本上，原来答应给资助的人不见踪影了。《新生》还没有问世就遭夭折，使3个文学青年很是丧气。
为了生活，也为了买书、办杂志，鲁迅工作很刻苦。周作人来日本后，两人在一起，虽然都有官费，但经济上仍然很紧张，不得不设法再挣一些来补贴。周作人不像鲁迅有熬夜习惯，他早睡早起，生活很有规律，终其一生如此。他的作息安排更符合养生之道，这大约可算他比乃兄长寿的一个原因吧。
这时候，周作人在南京认识的一个友人，名叫孙竹丹，是做革命运动的，忽然来访问他们，说河南留学生办杂志，缺人写稿，叫他们帮忙，总编辑是刘申叔（即刘师培）。于是，几个人便把给《新生》准备的稿子放在了《河南》上。周作人发表了《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和《哀弦篇》。
鲁迅、周作人和许寿裳3人仍同租房屋居住。在这里，周作人翻译了多篇短篇小说，拿到《民报》上发表，有些篇什还经章太炎先生亲手润饰过。他们还想自己印小说集。正当他们为资金犯愁的时候，他们的住处来了蒋抑卮，他到东京是为了治耳病。他的家境比较富裕，由于不懂日语，需要人照顾，只好借住在鲁迅这里。他听说周氏兄弟想印刷翻译小说集，大为赞成，愿意垫出150元的资本。兄弟俩怎么也想不到，一直很发愁的事，几天之内就解决了。
这位资助者终于联系好了医院，进耳鼻喉科做手术，这一切都由鲁迅帮他接洽，并充当翻译。蒋抑卮偶尔透露说，他觉得周作人很高傲，像一只鹤似的。其实周作人那时不善应酬，比较沉默，因此看起来就显得高傲。鲁迅就借用日语“鹤”的读音，给二弟起个“都路”的绰号。后来，周作人还曾用“鹤生”这个笔名发表过文章。
《域外小说集》第一集共收短篇小说7篇，其中鲁迅译了2篇，周作人译了5篇，序言由鲁迅撰写。由于得到资助，印得比较考究，用的是一种蓝色的罗纱纸做封面，上面印着德国的图案画，书名由鲁迅的好友陈师曾用篆字书写，署名是“会稽周氏兄弟篆译”几个字。书的本文也用上好洋纸。书由东京神田印刷所印刷，东京群益书店和上海广兴隆绸缎庄发售。
但销售结果却很不理想，简直是完全失败了。半年过去，东京这里只卖出几十本。至于上海寄售处，听说也才卖去20来本。过了若干年，寄售处失火，所有存书都化为灰烬。
要论《域外小说集》的贡献，侧重弱小民族文学是其一，倡导短篇小说是其二。10年以后，这两方面都蔚为大观，发端正在最初那两册薄薄小书。尽管当时曲高和寡，销路惨淡，落得半途而废。不过当年5月1日，在东京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上，倒有一则关于“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翻译出版《域外小说集》的报道，这是周氏兄弟首次为外间所公开评论。
从章太炎先生学习
后来，鲁迅和周作人又开始跟随爱国学者章太炎先生学习。章太炎学问大、脾气也大，但对于学生，却永远和蔼可亲。随便说笑，就像同家人、朋友在一起一样。夏天，他光着膀子，只穿一件长背心，盘腿坐在席上，嘴上留着一点泥鳅胡须，笑嘻嘻的。周作人说，他看上去好像是一尊庙里的哈喇菩萨。
有一次，周作人被章太炎先生邀去，一同学习梵文。当时鲁迅有别的事，周作人一个人赶了过去。到授课的地点智度寺一看，教师已到，学生却只有太炎先生和自己。教师的教法很粗拙，先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教他们发音；他们两个一面描下来，一面跟着读。梵文的字形很难记，音也难以读准，一个上午过去，周作人还是莫名其妙。将要下课的时候，老师在一张纸上写了一行梵文字，用英语说：“我替他拼名字。”他指的是给章太炎拼写名字，是“披遏尔羌”。两个人都听不懂。老师又指着章太炎说：“他的名字，披遏尔羌。”这次周作人听明白了，赶紧解释道：“他的名字是章炳麟，不是披遏尔羌。”但老师坚持他那英文的拼法。周作人觉得梵文太难，担心学不好，所以才去了2次，就中止了。虽然如此，章太炎先生强烈的求知欲望，给周氏兄弟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对佛学的潜心钻研，也深深影响了周氏兄弟。他们在若干年后，仍然对佛教经典保持着极大的兴趣。
后来，鲁迅因为恼怒周作人懒惰，没有帮章先生翻译佛经，还几乎把周作人打了一顿。周作人也后悔自己懒惰了。如果这是为了没有译哲学书的关系，挨打是应该的，他不该那样拖延。
1909年3月18日，周作人娶羽太信子为妻。信子时年20岁，本为他们租住公寓伍舍的女佣；两人初次见面，是在前一年的4月8日。1909年8月，鲁迅回国。这时适逢《域外小说集》以失败告终，兄弟二人的合作也就告一段落。
周作人比鲁迅晚2年离开日本，对于日本的理解，就与兄长有些分别。讲到他和日本的关系，这段时间实属关键。鲁迅走后，周作人重新学习日文。不过，这次并不是单纯学习语言，而是以研究日本文学为主。他广泛阅读了《保登登几寿》（义曰杜鹃）为本据的夏目漱石、高滨虚子，《早稻田文学》的坪内逍遥、岛村抱月，以及《明星》、《寿波留》（义曰昴星）、《三田文学》的森鸥外、上田敏、永井荷风等人的作品。
鲁迅走后，周作人只在1910年，据丹福特的英译本转译了一部育珂摩耳的中篇小说《黄蔷薇》。工作成绩明显不如以往。大概是尚未走出《域外小说集》失败的阴影，另外也缺少鲁迅督促的缘故。
1911年初，周作人即将结束立教大学的古希腊文学业，打算再学一门外语，但未获实现——鲁迅同年3月7日在给许寿裳的信中说：“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此时家中境况，实已无力支持周作人继续留学。
此年5月鲁迅东渡，促其弟返国。大约在7月底之前，周作人带着自己的妻子归国，回到浙江绍兴的家中。
【大师小传】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櫆寿，后改为奎绶，字星杓，号知堂、药堂、苦茶庵老人，又名启明、启孟、起孟，笔名遐寿、仲密、岂明等。浙江绍兴人。鲁迅（周树人）之弟，周建人之兄。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
1903年进江南水师学堂学习海军管理，改名为周作人。毕业后考取官费留学日本。1906年7月到日本攻读海军技术，后改学外国语。此间与羽太信子结婚。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视学。
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1919年“五四”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人的文学》、《平民文学》、《思想革命》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1919年起任中华民国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会会员。1927年4月李大钊被杀害，曾保护李大钊之子李葆华避居自家1个月之久。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居留沦陷后的北平，出任南京国民政府委员、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等伪职。1945年以叛国罪被判刑入狱。1949年出狱。后定居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从事日本、希腊文学作品的翻译，和写作有关回忆鲁迅的著述。1967年5月6日去世。
郭沫若：日本对于这个多情文豪意味着什么
又见医学救国！从孙中山到鲁迅，来日本的留学生，似乎很多都是以学医为目标的。郭沫若也不例外。因为他意识到“医学一道，近日颇为重要”；将来学成归国，“做一个跑道医生，背着药囊，走遍全国的乡村，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
留学与爱国
1914年初，郭沫若在哥哥的支持下，来到日本留学。他先进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和基础文化课。这是来日本留学的惯例。按规定，必须先入高等学校读1年预科，再读3年本科，然后才能升入大学。郭沫若为了能够争取到官费留学，痛下苦功。早在大哥送别他的时候，他心里就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本来就天资出众的他，为了能够全心学习，甚至连烟酒都戒了。
仅5个月的时间，郭沫若在日本语学校的学业就完成了，以第7名的好成绩，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
为了庆祝成功考下官费，郭沫若和几个同学一起，到房州海岸避暑游玩，享受了短暂的惬意时光。他一边在日本的海水里畅游，心里却联想到日本侵占青岛的情景，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但是很快，大海的温柔就抚慰了他那文人多情的心。他沉迷于海的魅力中了！有一次，他独自向大海深处游去。因为水性欠佳，险些丧命，幸而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
结束了假期，郭沫若很快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习当中。为了实现医学救国的目标，他放弃了心爱的文学，告诉自己一定要全力以赴地学习每门课程，不能有任何懈怠。为了更好地学习，他还将住处从离学校比较远的大冢搬到本乡区的真砂町，和同学吴鹿苹等人一起居住。很快，他的日语水平已经相当可观了。甚至，连他一直不擅长的数学，也在班里名列前茅。
他和同学们相处得也十分融洽。很多人因为他的聪明好学，亲昵地戏称他为“郭大头”。甚至在入冬以后，同学们在教室里围炉取暖谈天的时候，总有人摸着他的头顶，笑唱着“大头大头，落雨不愁……”的儿歌。
学业虽然进展很顺利，可心系祖国的郭沫若，仍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国内的情况。虽然国内时时传来“水旱灾异频繁”、“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的消息，让大家的心一直揪得很紧，但是，他们还都能压抑下烦闷来，继续投入学习。然而，1915年1月18日，一条中国的消息传来，让大家顿时义愤填膺：日本帝国主义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5月7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24小时内答复。
全国人民都在表示着愤怒和抗议；远在日本的留学生们也无比激愤，觉得自己的祖国承受如此的侮辱和欺凌，自己怎么能还在日本这个国家逗留？郭沫若还赋诗一首，以泄胸中激愤：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于是，郭沫若和吴鹿苹等人都决定马上返回祖国，等待一旦中日宣战，就投笔从戎，为国杀敌。大家马上收拾、打点行装，变卖了很多带不走的东西，动身离日返回上海。
然而，郭沫若等人刚刚抵达上海，满腔热血却迎来了一盆冷水。原来，袁世凯已经答应了日本的要求，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日“二十一条”。这当头一棒，让郭沫若顿时失去了方向，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留下抗日？政府都答应了卖国条约，从何抗起？祖国母亲似乎并不需要自己这样的热血青年来保卫。回去继续学业？在那个如此欺侮自己祖国的国家学习，让自己情何以堪？郭沫若在上海街头彷徨了数日，虽然内心依然矛盾，但是无奈之下，最后只能回到日本。
郭沫若的心情虽然很压抑、痛苦，还是在1915年7月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了，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科学习。
日本的高等学校，相当于大学预科，很注重外语的学习。德国的医学属世界一流水平，日本的医学也是来自德国系统，所以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
日本学外语很注重阅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一些名著来做读物，学德文时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对学习语言很有帮助，但是对郭沫若却另有特殊的意义。因为，这样的学习，把他内心深处对文学的渴望又释放了出来。
郭沫若对泰戈尔的最初了解，还是刚到日本的时候。他在同学的英语课外读物上，见到了这个名字。后来，郭沫若买到了一本泰戈尔的《新月集》英译本。泰戈尔诗歌那清新而恬淡的风格，一下子就迷住了他，他不禁找了其中几首最喜欢的翻译成了中文。此后，郭沫若又在冈山图书馆里寻出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加皮尔百吟》等书。他像找到寻觅已久的宝藏一样，每天一下课，便跑到阅览室里，捧起泰戈尔的诗集诵读起来……他把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了诗歌的世界当中，甚至遗忘了一切。直到闭馆，他才依依不舍地走回自己的寓所，路上还在回味着刚刚读过的诗句。
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里，郭沫若还认识了好友成仿吾。他生于湖南，是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解放后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当时，他在该校第二部学习工科。两人一见如故，开始了他们多年的深厚友谊。大家共同关注着国家命运，都在为着救国、强国而努力学习，又都对文学有着无比的热爱。他们同吃、同住，一起上学，一起出游，一起研究文学，探讨祖国的命运、中日关系。
然而，这时候郭沫若却病倒了。一直对祖国的忧虑，加上过于勤奋的学习，影响了他的健康。他得了很严重的神经衰弱，整日头昏脑胀，记忆力衰退，夜晚难以入眠，还常常做恶梦。这样的精神折磨，让郭沫若几近崩溃，甚至几度萌生自杀的念头。
幸好，他很快就找到了治疗办法。他偶然在东京的一个旧书店里，买到了一本《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即王守仁，明朝著名的哲学家）很讲究“静坐”。他觉得静坐对养心很有帮助，也想尝试一下。他立即上街买回了一本《冈田式静坐法》，按照上面的方法，坚持每天早晚静坐半小时；翻阅《王文成公全集》10页。这个方法，竟然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不到2周，郭沫若的症状就有了明显的好转，精神状态也好了很多。
这位中国古代的伟大思想家，不光治愈了郭沫若的病，他的思想也深深地影响了郭沫若。他把王阳明的“去人欲，存天理”的思想，庄子的“恬淡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及泰戈尔的“梵我如一”观熔于一炉，进行玄奥的思索和探讨。
留学与爱情
就在郭沫若为了忘却家国之忧，沉浸在王阳明的“心学”和老庄的道家思想世界里的时候，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将郭沫若拉回到了现实当中来。
那是在1916年8月初，郭沫若邂逅了日本姑娘佐藤富子，一个在他生命中占据重要位置的女人。她有一个更为人所熟知的名字——安娜，这是郭沫若为她取的。那一年，郭沫若24岁，安娜22岁。
遇到安娜，是郭沫若人生的重要转折点之一，它让郭沫若走出绝望和阴影，获得了新生。他们在一起的甜蜜时光，也是郭沫若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他为安娜写下了无数热情洋溢的诗篇，她是他生命里的圣母玛利亚，是他永远的维纳斯。
一天，郭沫若前往东京圣路加医院替朋友拿X光片，第一次遇见了在该医院当看护的佐藤富子。那时，由于朋友刚刚去世，郭沫若还处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佐藤富子的父亲是牧师，母亲出身于日本士族家庭。她是个很有爱心的姑娘，自女校一毕业后，就立志投身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到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她的祖父、父亲都到过中国，家中珍藏着不少中国古书。因此，富子一直对中国很有好感。
富子看到郭沫若伤心、痛苦的样子，善良的天性让她忍不住来宽慰他。这样难得的温柔，让郭沫若觉得一股暖流充斥了全身。而他这段时期的忧郁和痛苦，也似乎减轻了不少。这个善良温柔的姑娘，也就在郭沫若的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1周后，郭沫若收到了从东京寄来的X光片，还有一封英文长信。在信里，姑娘用基督教徒的博爱精神安慰着郭沫若。郭沫若也赶紧给他回信，并大胆地表达了自己对她的爱。富子也喜欢上了郭沫若忧郁的气质和如火的热情。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他们一直以密切通信来传递彼此的炽热情感。他热烈地叫她安娜，她温柔地叫他哥哥。
到了1916年12月，郭沫若再也忍不住自己的思念，再次来到东京圣路医院。他向安娜求婚，并要求她辞掉医院的工作，与自己住在一起。安娜虽然也沉醉在热恋之中，但她是个温柔、乖巧的女儿，并没有立即答复郭沫若；而是先向父母说明了此事，希望得到父母的祝福。然而没想到，却遭到了父亲及家人的强烈反对。安娜处在了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爱情，要么放弃家人。痛苦了很久，安娜最终还是选择了郭沫若的爱情，与自己的家族决裂。她辞掉了医院的工作，和郭沫若住到了一起。
郭沫若这边也受到了阻力。他早在20岁的时候，就在父母的包办下和一个名叫张琼华的姑娘结婚了。婚后第5天（据说他们根本没有同居），郭沫若就离开了家。对这个几乎可以说是陌生的妻子，他没有任何感情。现在他有了安娜，几次想和张琼华离婚。但是，迫于父母的压力，同时又担心张琼华会自杀，他只好写信请父母原谅自己；并开导张琼华，彼此都是旧礼制的受害者，没有感情基础，大家还是分手的好，希望她能理解自己。
郭沫若的父母一直指责他忘恩负义，甚至与他一度断绝了书信往来。直到第二年，安娜生了个男孩，郭沫若的父母得知自己有孙儿降生，欣喜之余才算原谅了他。
他们在冈山开始了甜蜜的新生活。与郭沫若同居后，安娜本来是要去东京市谷女子医学校读书的，但是不久发现自己怀孕了，只能辍学回家。郭沫若为了孩子的生活，决定想办法挣些钱，以补贴家用。
于是，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翻译泰戈尔的作品。他从泰戈尔诗集中选了几首译为汉语，采用汉英对照的方式，并加注释，编成一部《泰戈尔诗选》；然后先后联络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遭到了拒绝。翻译泰戈尔诗集一事只能搁浅。
1918年，郭沫若的长子终于出世了。初为人父的他，给儿子取名为和夫。这时候，郭沫若也从冈山第六高等学校毕业了，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帝国大学在福冈县，是日本最早成立的国立大学之一，地处九州岛北端的博多湾海岸，有一条狭长的海中道与外海相间隔。博多湾就像是一个明亮如镜的大湖，气候温和，景色宜人。郭沫若因为这里曾是元兵东征日本的战场遗址，才选择了这所学校。那是639年前，元军第二次征倭，遇着飓风，泊舟博多湾，致使全军10万余人、4000只楼船一夜之间覆没。
郭沫若一家人，就住在福冈质屋（相当于中国的当铺）仓库的楼上，房间异常狭小。生活的主要来源，是郭沫若每个月30多块钱的助学金，他们只好过着异常拮据的生活。学医的学生，需要购买价钱昂贵的德文医书。安娜就尽量节约生活开支，以给郭沫若买书。
她经常拿5分钱去买烧红薯，作为全家的午餐。有时候，年幼的和夫吵着要吃点心，安娜就给他一个铜板去买“铁炮弹”糖块，可在嘴里多含些时间。郭沫若偶尔有稿费收入，全家才有了一次能改善生活的机会。这时候，安娜才舍得花2角5分钱去买“驿便当盒饭”（内有烧鱼、蔬菜、大米饭）——但对他们来说算是一次奢侈的大餐了。而且，为了节省开支，他们还常常搬家，以便找到更便宜的地方居住。不过搬家倒很简单，因为没有多少家当，往返几次就搬完了。
可是，生活的艰难并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甜蜜感情。体贴的安娜，总是想办法用最少的钱给郭沫若最好的生活。经过爱情的滋润和安娜的悉心照料，让郭沫若的诗情前所未有的充沛，他写下一首又一首精彩诗歌，后来都收入他的诗集中。
所幸，不久后到东京帝国大学深造的成仿吾，陪着同乡陈氏父子来福冈治疗眼疾。他们邀请郭沫若举家搬至箱崎神社附近与他们同住；并请安娜帮忙管理家政，可免去全部房金。郭沫若和安娜自然十分感激，欣然前往。
安定下来以后，郭沫若便投入到了紧张的学习当中。大学医科的课程设置十分严谨，开始两年，诸如解剖学、组织学、生理学、医化学、病理学、心理学、药物学、细菌学、精神病理学等基础课，课程非常繁多，因而功课很是繁忙。
天气转冷时，便开始了人体解剖课。天性喜欢猎奇的郭沫若，早就跃跃欲试了。现在一周有3个下午呆在解剖室里，可以如此近距离地了解人体的秘密，这让郭沫若很是兴奋。8个人围坐在锌板制成的长条桌的四周，像吃西餐一样，桌上那冰凉、僵硬的尸体，在刀子、剪子、钳子和锯子的飞舞下被肢解；然后每个人拿着自己分工的部分，继续详细剖析。这些尸体都是处死或病死的犯人。日本人当时很盛行文身，这些尸首往往会纹有各种图案，甚至人物画，有些还画得十分工整。
看到这些千姿百态的纹身，郭沫若那活跃、丰富的想象力，在这种诡异的氛围之下又“蠢蠢欲动”了。浮想联翩的他，很快就构思出了完整的情节，小说处女作《骷髅》就这样诞生了。朋友们对此文的评价甚高。郭沫若自己也很得意，就将稿子投寄给了国内著名的《东方杂志》，可惜没被采用。收到退稿后，恼怒的郭沫若，竟然把这篇小说处女作付之一炬。
郭沫若注定是属于文学的。在医学的学习中，他那文学的想象力照样会纵横驰骋。他甚至写了一些关于解剖的诗篇：
“解剖呀！解剖呀！快快解剖呀！快把那陈腐了的皮毛分开！快把那没中用的筋骨离解！”
这样的情形是肯定会影响学医的。郭沫若在天性和理智的拉扯下，不禁迷茫了。
留学与文学
时间转眼间到了1919年。由于巴黎和会将在中国山东地区的控制权由德国转至日本手中，让广大中国人民发出了愤怒的呐喊，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革命浪潮很快席卷了全国。并且，在异国的留学生们，也都得知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日本的留学生们也希望能够积极投入到革命当中。于是，郭沫若和夏禹鼎、钱潮、陈君哲、徐诵明、刘先登等同学聚会商谈，决定组织一个“通信社”，搜集、翻译日本报刊所载侵略中国的言论和消息，同时撰写一些反击日本侵略者的文字，油印之后投寄给国内的学校和报馆，以呼应国内的爱国运动。
因为集会时间是在夏天，中国古称华夏，结社地点是在夏禹鼎家里，这个团体便被命名为“夏社”。大家公推郭沫若作为通信社的主编，负责翻译和撰稿的工作。由于社团成员都是学医的学生，郭沫若在这群学生中，就算是文章的翘楚了。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任务。他那满腔对祖国命运的忧虑，化成一串串犀利的文字，成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子弹。令大家欣慰的是，不久，《同文同种辨》、《抵制日货之究竟》等文章，就都在上海《黑潮》杂志上刊登了出来。当时颇负盛名的《时事新报》，还采用《抵制日货之究竟》作为社论，驳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借口。
为了工作需要，郭沫若还特意订购了《时事新报》，这个杂志以后成了他最常阅读的读物之一。在《时事新报》，他认识了相见恨晚的知己宗白华。他是《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主编。郭沫若正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新诗创作。
他在《学灯》“新文艺”的专栏上，第一次读到了中国的白话诗，便对自己的诗作有了信心。他将《鹭鹚》、《抱和儿浴博多湾中》两首抄寄给《学灯》，并第一次署名“郭沫若”。没有想到，当月11日诗稿就见报了。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作品印成铅字，郭沫若的心里十分激动。这大大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
有一次，郭沫若因对《学灯》中的一篇文章持有不同看法，便写信给宗白华。两人书信往返了几次之后，很快就成了莫逆之交。宗白华十分赞赏沫若，说是自己最爱读他的诗。郭沫若也正是在宗白华的鼓励和支持下，写出了他的名篇《凤凰涅磐》、《地球，我的母亲》、《炉中煤》等作品。
如《凤凰涅槃》：
……
生在这样个阴秽的世界当中，
便是把金刚石的宝刀也会生锈！
宇宙呀，宇宙，
我要努力地把你诅咒：
你脓血污秽着的屠场呀！
你到底为什么存在？
……
我们欢唱，我们翱翔。
一切的一，常在欢唱。
是你在欢唱？是我在欢唱？
是他在欢唱？是火在欢唱？
在宗白华的介绍下了，郭沫若还认识了田汉（湖南人氏，原名昌寿，著名剧作家、诗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词作者）。3个人彼此引为知己，有着共同的爱好和观点，用书信一起探讨文学，探讨国家命运，畅谈理想。
然而，随着宗白华留学德国，《学灯》主编换人，郭沫若失去了知音。《学灯》对他的作品也不再重视。这让郭沫若的创作热情很受打击，一度想要放弃，幸而在一众朋友的鼓励下才坚持了下来。
这时候，五四运动的高潮也已经渐渐落下。眼看着国内新文化运动似乎没有了当初的势头，郭沫若筹办自己的新文学杂志的想法，已经在心中酝酿了几年，现在又萌发了。于是，他写信给田汉讨论这件事；结果又收到成仿吾的来信，也是这个话题。原来，大家如此有志一同。
正巧，成仿吾要去应聘上海泰东图书局做编辑。郭沫若认为，这是个筹办杂志的好机会，于是和成仿吾一同回到上海。郭沫若和书局经理再三交涉几个人创办杂志的想法，终于得到同意。郭沫若欣喜之余，火速赶回日本，和大家商议。
首先在京都，郭沫若与郑伯奇、穆木天、张凤举、李闪亭、沈尹默等人商谈；他又赶往东京，看望病中的郁达夫，以及田汉等好友。他几乎遍访了在日本的同人，取得了大家一致的支持。最后，在东京的郁达夫住所——第二改盛馆，郭沫若和郁达夫、张资平、何畏、徐祖正等人，最后确定杂志的名字叫《创造》，“要以创造者的姿态，努力创造个光明的世界”。
创刊号的稿件，就由几个人来撰写。何畏写诗，张资平写小说，文字功底最好的郁达夫更是要提供几篇文章。每季度出一期，同时配合出版丛书。于是，1921年6月8日的下午，未来闻名海内的“创造社”，就这样诞生了在了东京一间小小的寓所里。
郭沫若匆匆赶回上海，开始着手整理创造社的书稿，并出版了自己的诗集《女神》，为《创造》丛书打响了第一枪。1922年5月1日，《创造》季刊（创刊号）终于出版了。封面上画有怀胎十月的夏娃，在望着一艘桅高帆满的航船环绕地球漫游，她期待远征的孩子们能创造出一个崭新的宇宙。
《创造》给日渐衰落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注射了一剂强心针，瞬时又激起了无数青年的热情。四面八方的读者来信，都对创造社表现了充分的热忱和肯定，希望能够加入文学社。郭沫若虽然忙碌异常，在撰写编辑稿件的同时，还要时常回到日本去继续医科大学的学业；但是，看到自己手创办的《创造》如此得到读者的肯定，那种欣喜是难以名状的。
虽然，创造社的同人们，与茅盾、郑振铎、叶圣陶、许地山等人主持的文学研究会，还有胡适、徐志摩、闻一多、梁实秋等人的新月社时常会展开文学论战；但是，创造社的影响越来越大，远远超出了大家的期望，成为“五四”以后新文学的一支生力军。
郭沫若虽然终日忙于学业与文学事业，却始终也没有忘却家国之痛。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执政府曾一度对郭沫若寄予过希望，期待他能够有所作为。然而，不久之后担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竟然与日本内阁签订了陆海军《共同防敌协定》，让日本军队进入我国东北境内；同时大量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于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们又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罢课行动，来抗议段祺瑞这种丧权辱国的可耻行为；并选派代表回北京、上海从事请愿和宣传，排日情绪越来越高涨——郭沫若也积极投身其中。
当时，一些比较激进的留学生们认为，爱国的中国人是不应该和日本人结婚的，有日本伴侣的人理当受到警告甚至勒令离婚。一时，不少夫妻就这样被拆散了。郭沫若很不认同这个观点，他不认为自己没有爱国的资格，也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爱情来满足这些人的要求，甚至自嘲地说自己“生来本没有做英雄的资格，没有吴起那样杀妻求将的本领”。
在九州帝国大学医科断断续续上了四年半学，1923年3月，郭沫若终于毕业了。然而，此时他的心思已经完全放在文学上，收不回来了。他早已下定决心献身于文学事业，不去行医济世，也只能委屈自己的家人继续跟随自己受苦了。
此年4月2日，郭沫若带着安娜和3个儿子回到了上海。
【名家小传】
郭沫若（1892—1978），原名郭开贞，乳名文豹，字鼎堂，号尚武，笔名沫若（源自其家乡两条河名“沫水”和“若水”）、麦克昂、郭鼎堂、石沱、高汝鸿、羊易之等。生于今四川省乐山市观娥乡沙湾镇。我国现代著名的无产阶级文学家、诗人、剧作家、考古学家、思想家、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书法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他是我国新诗的奠基人，历史剧的最杰出代表，是中国现代继鲁迅之后革命文化界公认的领袖和旗手。
1914年春，郭沫若赴日本留学，先学医，后从文。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科。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在日本福冈发起组织救国团体“夏社”，投身于新文化运动。1921年6月，和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组织“创造社”，编辑《创造季刊》。1923年，在日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
1926年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副主任，写下《试看今日之蒋介石》的讨蒋檄文。1928年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同年因受蒋介石通缉，旅居日本，从事中国古代史和古文字学的研究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回国，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兼历史研究所第一所所长、中日友好协会名誉会长、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要职。1978年6月12日在北京逝世。
郭沫若的重要学术著作有《两周金文辞图录考释》、《金文丛考》、《卜辞通纂》、《奴隶制时代》、《李白与杜甫》等，曾在国内外引起轰动。文学著作主要有诗集《女神》、《星空》、《蜩螗集》、《战声集》、《沫若诗词选》等；散文集《我的幼年》、《创造十年》、《北伐途次》、《沸羹集》、《洪波曲》等；戏剧《屈原》、《虎符》、《高渐离》、《蔡文姬》、《武则天》等；另有翻译歌德的《浮士德》等。生平著述收入《郭沫若文集》（17卷）和《郭沫若全集》。
徐悲鸿：从东洋到西洋皆醉心艺术
徐悲鸿刚到巴黎求学期间，曾碰到一个法国学生的寻衅。法国学生说：“中国人愚昧无知，生就当亡国奴的材料，即使送到天堂深造，也成不了才！”徐悲鸿义愤填膺地回答：“那好，我代表我的祖国，你代表你的国家，等学习结业时，看到底谁是人才，谁是蠢材！”
1年之后，徐悲鸿的油画就受到了法国艺术家的好评；此后数次竞赛，他都得了第一；他的个人画展，竟轰动了整个巴黎美术界。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让那个法国学生从此汗颜，再也不敢小看中国人了。
为学为情远渡东瀛
徐悲鸿出身贫寒，但是由于受到做画师的父亲影响，从小就喜欢画画。他19岁时，在同乡徐子明教授那里，看到法国卢浮宫的名画复制品之后，即醉心于西方艺术，就产生过想要去法国留学的念头。但当时经济窘迫，赴欧洲留学也只能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已。
落魄的徐悲鸿，在上海见到犹太人冒险家哈同征求仓颉的画像以后，便前去应征。结果，他的画作得到了康有为、王国维等人的赞赏。康有为更是因此非常欣赏这个年轻人。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哈同愿意资助徐悲鸿出国留学。
虽然徐悲鸿一直憧憬着欧洲，但因为当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期，无法去欧洲，他只能先去日本了。而此时徐悲鸿正和已有婚约在身的蒋碧薇热恋，迫于家庭的压力，两人决定私奔。在康有为的帮助下，徐悲鸿对外宣称说是4月中旬启程去法国留学，并赴蒋家的饯行晚宴；其实暗地里则购买了去日本长崎的船票。
1917年5月，徐悲鸿偕蒋碧薇，乘日本“博爱丸”号轮船，由上海私奔到日本长崎，再转道东京，在这里住了下来，开始同居与学习东洋艺术。
徐悲鸿揣着康有为亲笔书写的信函，拜访了中村不折等日本绘画界前辈。中村不折先生在寓所接待徐悲鸿时，这位日本绘画大师从这个23岁的中国青年的身上，似乎看到了昔日意气风发、拼命学画的自己。中村不折第一次看到一个中国青年的画作和书法，感到很吃惊。而徐悲鸿也是第一次遇到一个曾经在西方留过学的画家，所以急迫地想知道留学生活的细节。中村不折毫无保留地回答徐悲鸿的提问；而谈得最多的，还是自己当年在巴黎留学时的收获。
当时，徐悲鸿虽然也学了一点日语的问候词，但议论书画还远远不够。他们找到了一个最佳途径，中村不折懂得法语，而徐悲鸿也学过法文，他们就可以用法语交谈。好在他们还有笔墨。
徐悲鸿在日本留居期间，常常到博物馆以及私人收藏家那里去参观、临摹，有空时便与日本书画家中村不折、竹内栖凤等人讨论学术。日本印刷术优美精良，出版的艺术书籍非常丰富。徐悲鸿喜好书画，没事的时候就在书店里流连，看到喜欢的便毫不犹豫地买了下来。他在日本收获颇丰。不仅淘到了很多喜欢的艺术珍品；期间，也与日本艺术界的著名人士进行交流，在学术研究上获益很多。
就这样，徐悲鸿带着求知的渴望，在东京寻找着。徐悲鸿住在东京神田附近，神田的书店街是一条东京老街，艺术品店铺与画廊鳞次栉比；步行不远就是上野的国立博物馆。徐悲鸿流连忘返，他看到一批日本画家的创新画风，还看到日本印刷的法国文艺复兴时的名画。徐悲鸿从中村不折的切身感悟里，也从日本绘画的现实中，发现日本画风嬗变的源头仍在欧洲，使他对巴黎的向往更加迫切。
在东京的生活，对于徐悲鸿与蒋碧微这对新人而言，是初次的磨合。他们走到一起非常不容易，彼此是珍惜的；然而，甜蜜之余也有些苦恼。他们手头的钱，就是仓圣明智大学给的2000元大洋。本来，这在当时绝不是个小数目了。但是，徐悲鸿看到自己觉得喜欢的画集或画片，就会爱不释手，并掏钱购买下来，不会想到日子怎么过。他经常到各书店去浏览、观赏，碰到合意的便毫不考虑地买下来。有时候，他也要蒋碧霞陪他同去。蒋碧霞太年轻，对于艺术简直是一窍不通，根本就不发生兴趣，往往是干坐在一旁等他，一等就是半天，那种滋味实在不太好受。
半年之后，徐悲鸿因为大量地买书买画所费不赀，将带来的2000块钱很快就用完了。东京居家大不易，再拖下去就得挨饿。在当年11月间，他们只好又从东京黯然地回到了上海。
回到上海后的徐悲鸿和蒋碧薇，首先去拜访了康有为，期望能有机会再去欧洲游学。康有为建议徐悲鸿先去北京，等欧洲局势稳定一些再谋划不迟；并把他介绍给了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来到北京后，蔡元培见徐悲鸿画艺精湛，就聘请他为刚刚成立的北大画法研究会的导师。徐悲鸿便一边在北大教书，一边等待公费留学法国的机会。他在朋友的引荐下，认识了当时担任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在他的帮助下，几经周折，徐悲鸿终于在1918年末争取到了公费留法的机会。
1919年3月17日，徐悲鸿偕妻子蒋碧薇，随中国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等89人，乘日本货轮启程奔赴法国。《申报》由此发文称：“徐氏为中国公派留学美术第一人。”上海美专的杂志《美术》，在其“美术界消息”这一栏目中，有《美术家之赴法留学》一文，里面写道：“北京大学教授、前图画美术学校毕业生徐悲鸿君，学术优长、名誉卓著。今为预储美术人才起见，特派徐君前赴法国国立美术专门学校留学，闻于前日已乘‘印伯丸’前往。吾国之派赴西洋留学美术者，以徐君为第一人云。”
来到梦中的艺术之都——巴黎
海轮在一望无际的波涛上航行，徐悲鸿于1919年5月到达巴黎。
此时的北京，已经有青年学生陆续走上街头，抗议北洋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迅速席卷全国，震惊世界。
徐悲鸿身在欧洲，也关注着这场爱国运动。他在法国曾写过两篇诗文以抒发自己的悲愤之情。
到达巴黎的徐悲鸿，面对这座闻名于世的文艺之都，很快便如痴如醉。
欧洲的绘画艺术，从著名艺术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绘画及雕塑艺术开始走向世界，直到莫奈、塞尚、凡高，它的发展源远流长，有着自己的血统与传承，与东方绘画艺术风格迥然不同，但都属于人类文明进程中的宝贵遗产。
来自中国的徐悲鸿，站在欧洲的文艺中心巴黎，面对着林林总总的艺术派别，清醒地认识到，有选择地吸收与摒弃是何等重要。
徐悲鸿自忖素描底子不好，于是先进入巴黎私立朱利安画院学习素描。几个月下来，徐悲鸿的素描功底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二年，经过3轮考试，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法国国立最高美术学校——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图画科学习，师从弗拉孟教授。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采用导师制的学习方式。学生选择导师，导师也选择学生。
选什么样的人作为自己的导师，徐悲鸿非常明确，第一是最好的，第二是写实的。他觉得，中国画之所以让他不满意，因为它被关在书斋里，不关心现实，这和他内心的叛逆和在北大所受的熏陶完全不合。在诸多导师中，徐悲鸿对弗拉孟教授最为推崇，觉得他的历史画与主题肖像画创作是现实主义传统的精华，气势宏大、流畅自然。
而弗拉孟也喜欢徐悲鸿，他看到徐悲鸿不只是一个学生，而且已经是一个成熟的中国艺术家。
徐悲鸿具有中国绘画基础，理解西方绘画技法的角度与众不同。他对西方透视学、解剖学、色彩学以及光学原理的把握，很快高出于其他同学。他练习素描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从人体结构的变化关系，到物体的明暗层次，从质感、体积感到色彩感，深受弗拉孟教授的称赞，每次考试都名列前茅。
巴黎国立美术学院离著名的“世界艺术殿堂”卢浮宫不远。从学院门前的波拿巴巷走向塞纳河畔，在法兰西学院前走上艺术桥，桥的斜对面就是卢浮宫。徐悲鸿在卢浮宫的感受，却是震撼性的。那是少年徐悲鸿投射无数梦想的地方。他时常一待就是一天。有的时候，他拿一个面包到卢浮宫就是一天。一天吃一个面包怎么行呢？
也就是因为这种时饥时饱，生活没有规律，造成了他的胃病。他在自己画上就写道：“我画这个模特儿，在我这个病很痛、很难支持的时候画的。人家看我这个画，不知道我的胃疼到这种程度。”（“人览吾画，焉知吾之为此，每至痛不支也。”）
刻苦求学的徐悲鸿，其痴迷的程度，当时在巴黎高等美术学院是出了名的。他的画进步很快，老师们不再吝惜赞扬，同学们也对这个黑头发的学生不再看轻。大家都知道，中国人徐悲鸿取得成绩并不奇怪，因为他太刻苦了，没人比得了。他时常思考着“大道”，那就是一个民族的使命和一个画家的责任。
徐悲鸿与当年留学法国的中国青年一样，抱定明确的目的。积贫积弱的中国，使他们过于早熟，充满革命激情。他们在不同方向、不同领域，寻找着他们自认为救国的真理。
虽然是官费留学，但因为当时国内时局动荡，军阀混战，来自北洋军阀官府资助的官费时断时续，去法国的留学生都曾遭遇经济上的窘迫，徐悲鸿也不例外。本来国内邮寄来的资费有限，他又喜欢购买书籍和绘画，每每一有钱就不能自持，出去购买大量文艺著作。因此，他和蒋碧薇常常陷入食不果腹的境地。蒋碧薇曾经愤怒地向他说道：“你是与艺术结婚，不是与我蒋碧薇。”
1921年4月，法国国家美术展开幕。徐悲鸿从早上进去观摩一直到闭馆，走出会场时，才忽然发现外面下着大雪。他整天没有进食，又缺少御寒的大衣，眼前没有了艺术食粮的滋补，顿时感到饥寒交迫，腹痛如绞。回来后，他以为洗澡能御寒，不曾想澡还没洗完，却肚子痛得直不起腰来。从此，徐悲鸿患上了严重的肠痉挛症。他常常是强迫着自己忍痛作画。
徐悲鸿这时候又遇到了一位影响他终身的人——法国的著名画家达仰·布佛莱。人们都知道，徐悲鸿画马名扬天下，而达仰也是画马的高手。
那是一次文化名人茶会，徐悲鸿受著名雕刻家唐泼特的邀请，前往参加。对这位中国留学生的才华非常了解的唐泼特，便把他引见给了与会的达仰·布佛莱。应达仰的热情邀请，徐悲鸿来到他的画室，看到了大量的素描、速写和油画，并体会了达仰艺术语言的魅力。25岁的徐悲鸿从67岁的达仰那里，读到了一位天才画家的执著和扎实。
在徐悲鸿看来，欧洲绘画传统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体系，而达仰则继承了文艺复兴的精华，如今又来引导他借鉴、吸收，是他求之不得的。中国并不缺乏写意和抽象的元素，缺乏的正是写实训练。徐悲鸿惊奇地发现，达仰已经是画坛大家，可每天一大早还是到画室作画，直到天黑才离开，即使星期天也不例外。
于是，徐悲鸿在学校学画之余，每到周末就去达仰家求教，与达仰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28年，徐悲鸿已经回国，画家颜文梁到法国游学，拿着徐悲鸿写的介绍信去拜访达仰。达仰的妻子听说徐悲鸿有了孩子，还亲自做了一双童鞋，让颜文梁带回去送给徐悲鸿的孩子。
1924年，在巴黎公社社员墓碑前写生作画的徐悲鸿，偶遇了前来凭吊的周恩来。两个人相见以后，可能因为他们都是江苏人，所以觉得特别亲切。他们在巴黎产生的这种友情，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生活艰难而仍潜心艺术
一战之后的欧洲，物价飞涨。徐悲鸿所带的钱剩得越来越少，生活也益发困难。很多留学生开始打道回府，而他却不愿意半途而废。当时，在一战中战败的德国通货膨胀，马克贬值，法郎在德国增值数倍。于是，很多留法学生开始到德国继续学习，徐悲鸿和蒋碧薇也来到了德国。
柏林向徐悲鸿打开了又一个天地，他亲眼看到了伦勃朗、门采尔、绥干第尼等大师的绘画和脱鲁倍斯柯依的雕塑。他还向柏林美术学院院长康普等德国前辈画家求教。
在柏林近2年，他每天作画达10个小时以上，到博物馆临摹从早到晚。他住的是柏林康德大街，中国人称它为“唐人街”。徐悲鸿每天走过这条街道，都会让他想到万里之外的故土。逢年过节，民间舞狮子，而父亲徐达章也会画狮子；可惜他终老乡间，只能凭借想像。
也许，对父亲没有见过狮子的遗憾，徐悲鸿并没忘记。他在柏林最喜欢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狮子形象在他的速写本上占的页数很多。他观察狮子的站、卧、走、跃的姿态，把狮子的结构一丝不苟地画下来。徐悲鸿画的狮子，达到了惟妙惟肖的境界，逼真传神。他凭着记忆，能将一头雄壮的狮子画得活龙活现，绝非偶然。他渴望自己的祖国能像一只真正的雄狮，如同拿破仑所预言的那样，有一天早上会醒来，向世界发出觉醒的吼声。
当徐悲鸿重新获得留学经费之后，于1923年5月从德国回到巴黎，再次来到他敬爱的老师达仰身边。他以自己的作品——油画《老妇》，第一次入选法国国家美术展。
徐悲鸿由素描班升入油画班，而购买油画工具和颜料要花钱，他只得从捉襟见肘的生活费用中挤出，有时连吃饭的钱都付不起。徐悲鸿帮百货公司画广告，而蒋碧微帮人家缝补衣物，挣点钱补贴家用。请不起模特，徐悲鸿只好画自画像；也给蒋碧微画了不少素描与速写，还以此为蓝本画了油画。
对于留学期间的生活窘迫，出身贫寒的徐悲鸿并不当回事。他是贫苦家庭出身的人，也是艺术至上的人，看到艺术品就想买；在他看来，苦日子只不过是人生的一段插曲，是朝拜艺术高峰的代价。而蒋碧微是大家闺秀，也不善理财，但她想要体面的生活，更想要一个关心自己的丈夫，她不满徐悲鸿一门心思只顾画画，不管其他。
庆幸的是，徐悲鸿每逢危难，常有好人扶持，在欧洲也不例外。时任中国驻法国总领事的赵颂南，他非常爱才。他在法国接触了很多中国留学生，但是给他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两个江苏小同乡，一个是官费留学的徐悲鸿，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赵颂南送他500法郎，以解燃眉之急。万分感激的徐悲鸿画过一幅油画《赵夫人像》，送给赵颂南。
也是赵颂南，使徐悲鸿结识了黄孟圭。徐悲鸿到领事馆查询中断多时的官费，在赵颂南的引荐下，留法的徐悲鸿与留美的黄孟圭一见如故。次日，黄孟圭如约前往徐悲鸿家欣赏画作。黄孟圭欣赏徐悲鸿的画作，钦佩不已；但也感受到画家的经济窘迫，听徐悲鸿坦率相告困境，决定拔刀相助。黄孟圭出身于闽南望族，家境宽裕，他把自己的生活费分给徐悲鸿一些，以解燃眉之急。
不久，南洋华商陈嘉庚捐助建立厦门大学，电催黄孟圭回国任厦大校长。黄孟圭只好把徐悲鸿托付给二弟黄曼士，黄曼士又把徐悲鸿介绍给一南洋侨领画像。
徐悲鸿与蒋碧微商量，蒋留在巴黎，而徐只身前往南洋，等筹到一笔经费后，再一同回国。
1926年新春前夜，远在南洋的徐悲鸿，想起了独自一人呆在巴黎的蒋碧微。他担心她付不起房租、水电，连买面包的钱也没有，实在没有心思吃年夜饭。黄曼士为徐悲鸿的患难之情所感动，就到附近邮局给蒋碧微电汇去了800法郎。此后，徐悲鸿终生称黄孟圭、黄曼士为大哥、二哥。
在星洲（新加坡）的几个月里，黄曼士帮助勤奋的徐悲鸿又筹到了数千元钱。黄曼士向商绅推荐徐悲鸿说：“你们有钱有地位，可百年之后，还是默默无闻。惟有生前请名家画像，后代为研究名画，同时考据画中人物，能与名画一同留芳千古啊！”
在艰辛、贫寒的留学生活当中，大家也时常苦中作乐。当时，欧游学人中各色人士都有，闲时便常常聚在一起，探讨大洋彼岸的国是，感慨国内政治，嘲笑那些“帮闲文人”的不是。在几个人的说笑、戏谑间，成立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天狗会”绘画社团组织。
“天狗会”成员中有谢寿康、徐悲鸿、张道藩、邵洵美等；此外还有一些重要分子，譬如孙佩苍是军师，郭子杰是“天狗会”行走，蒋碧薇则被戏称为“压寨夫人”。“天狗会”社团的成立，带着几分玩笑。或许，这也可以看作是对当时在国内颇为著名的西画美术组织“天马会”的讽刺。“天马会”是由汪亚尘、刘雅农等人发起的第一个新兴美术团体组织。
也就是在1927年，在徐悲鸿即将结束法国留学生涯之前，他有9幅作品入选这一年的法国全国美术展览会，其中有一幅名叫《箫声》最为知名。
曾获得法国“总统奖”的著名小说家、翻译家盛成，是徐悲鸿在震旦公学读法文时的老同学。他把徐悲鸿介绍给了当时“一字一金”的著名作家瓦莱里。就是瓦莱里在徐悲鸿的《箫声》上亲笔提了两句诗，于是这幅画在参览时便轰动了整个巴黎，徐悲鸿也因此而成名。该画后来由盛成的另一位朋友——银行家莫诺以重金买去。
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的学生结业考试非常严格，解剖、透视、美术史等理论科目是必考的；而且要全部及格，才能承认其学历。徐悲鸿是第一个通过全部考试的中国学生。
徐悲鸿回国前夕，去向还在病中的达仰告别。达仰告诉徐悲鸿，他虽然学习了西方的传统，却希望回他到中国之后，可以丰富自己的文化，不一定是要完全按照西方的画，一味地模仿西方的画，而是可以变成自己创作的一部分，以后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新颖的中国绘画。
面对这位曾给予自己无数帮助和指导的恩师，徐悲鸿的心里非常难受，也许这一走就是永别了。
徐悲鸿在游历了瑞士和意大利的米兰、佛罗伦萨、罗马等地之后，徐于1927年9月结束了留学生涯，回到上海。
【名家小传】
徐悲鸿（1895－1953），原名寿康，江苏宜兴屺亭镇人。中国美术家、美术教育家，中国现代美术的奠基者，擅长画马。代表作油画《田横五百士》、《徯我后》，中国画《奔马》、《九方皋》、《愚公移山》等。
自1912年（17岁）起，徐悲鸿便在宜兴女子初级师范学校任图画教员。1916年考入上海复旦大学法文系，并自修素描。1917年留学日本学习美术，回国后任北京大学画法研究会导师。1919年赴法国留学，考入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学习油画、素描；并游历西欧诸国，观摩、研究西方美术。1927年回国，先后任上海南国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中央大学艺术系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院院长。自1933年起，先后在法国、比利时、意大利、英国、德国、苏联举办中国美术展览和个人画展。抗日战争爆发后，在香港、新加坡、印度举办画展并义卖，宣传支援抗日。后重返中央大学艺术系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徐悲鸿任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现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中央美术学院院长等职，为第一届全国政协代表。1953年病逝于北京医院。
郁达夫：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郁达夫的名字，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不过，他更多的是以一个革命者的身份为人所熟知。而他离奇的失踪，也成了永久的谜团。而真实的郁达夫，是一个性格苦闷而矛盾的人。他从青年时期起，就一直陷在矛盾的怪圈里。
发奋学习，考上名校
一个17岁的少年，整天静静站立在船楼上，清新的海风吹拂着他。初次见到大海的他十分兴奋，一直在船上体会着汪洋的壮阔。这个略嫌清瘦的少年就是郁达夫，他是随赴日本考察司法的哥哥郁曼陀来东瀛求学。
初到日本，处处都是新鲜的美景，让郁达夫目不暇接。他们在神户上岸，乘火车经大坂、京都、名古屋等地，目的地是地球东方的第一都市——东京。行程很宽裕，兄嫂二人与郁达夫一路上边行边游玩，10 月底才到达东京。
没想到刚到东京不久，就出了一场小小的意外。郁曼陀出去办公，就剩下郁达夫和嫂子二人，闲来无事，索性一起到街上去逛逛。两人一直走进上野公园。游玩一番，到该返回住处时，他们才发现迷了路。看看暮色降临，两人依然找不到回去的路，着急起来。但是语言不通，也无法问清路。最后，郁达夫将旅馆的名字用汉字写在一张纸上，幸好有日本人认识汉字，给两人指明了道路。好不容易他们才在天之黑前回到了旅馆。
这时候郁曼陀已经回来，估计两人外出迷了路，很是着急，正要报警，看到叔嫂二人走进了旅馆，一场虚惊方才结束。这件事，让郁达夫深切体会到了语言的用处。他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日语。否则，不要说求学，就是生活都成问题。
初到日本的郁达夫，就给自己确定了两个目标：学好日语和考取官费留学。郁达夫的家境比较贫寒，他希望自己能够有独立的经济，不依靠兄嫂的资助，所以官费是势在必得的。根据当时的中日合约，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东京高等师范学校、东京高等工业学校、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和山口高等商业学校，这5所学校（相当于高中）可以招收中国的官费留学生。可是，官费留学生竞争很激烈。因此他马上就开始了刻苦的学习。
到达东京后不久，他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先是到附近的墓地朗诵一阵日文；到8点钟，便带着一个干面包作干粮，步行3里多路，到神田的正则补习学校补习中学课程；晚上又到夜校去学习3小时的日文。每天的午餐和夜餐，只有2角大洋，他能省则省。每天步行上学，一双皮鞋很快就开了口。天气冷起来了，但他却没有什么避风御寒的衣服；幸好有一位日本士官学校的同乡，送给他一件陆军制服，才让他度过了冬天。
临考前的几个月，他更是加紧学习，经常从晚上学到次日清晨5点，直到听见附近炮兵工厂放夜工的汽笛才去休息。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8个月的努力，郁达夫以第7名的好成绩，顺利通过了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的招生考试。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其实是5所学校中最难考的，周恩来曾经就2次落榜。在这里的预备班学习1年后，就可以到日本的8所普通高等学校（即帝国大学系列）享受官费待遇。兄嫂也为他的成绩骄傲了很久。
然而，这段时间过度的疲劳，让从小就体弱多病的郁达夫身体不堪负荷，胃病、气管炎和神经衰弱都找上了他。此时，郁曼陀的考察结束，接到国内调令，回国担任北京大理院推事。看到郁达夫的学业很顺利，又考取了官费生，他就放心地偕夫人陈碧岑于8月底回国就职了。郁达夫送别兄嫂后，便搬进了学校的集体宿舍里居住。
苦闷难抑，广读小说，转学经济
现在的郁达夫，只有自己一个人了。来日本将近1年的时间，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孤寂。本性的敏感悲观，又让这些苦闷和抑郁像发酵一般迅速膨胀起来。
郁达夫考取的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备班分为3部：第一部文哲、经济和政法；第二部理工；第三部医学。喜欢文学的郁达夫，自然想读第一部；然而后来兄长郁曼陀来信，要他改选第三部医科，认为文科没有前途。他听从兄长的话，改修了医科。
此时的日本医学已经非常发达，仅次于一流的德国了。所以，不少中国留学生抱着“医学救国”的想法来到日本学医，如鲁迅、孙中山、郭沫若等人都是如此。
在8预备班的320名毕业生中，有48名中国留学生学医。郭沫若就在第三部医科预备班，所以后来与郁达夫成了同班同学。张资平被录取在第二部预科。同在异国的亲切和对文学的共同爱好，让郁达夫和郭沫若、张资平等人成了亲密的朋友，他们的深厚友谊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在预备班的学习期间，郁达夫依然非常刻苦，同时也不忘自己对文学日渐强烈的热爱。他大量地阅读欧美的文学著作，尤其是小说，从杜儿葛纳夫到托尔斯泰，到陀思妥也夫斯基、高尔基、契诃夫；更从俄国的作家，转到德国各作家的作品上去。他也经常写旧体诗词，来记叙和抒发自己的情感。
然而，他深深地痛苦着。他觉得，这种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自己苦难的祖国。此时的日本，已经是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强国了。当西方世界打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跃跃欲试加入战团。为抢夺德国在中国的殖民地，日本加入协约国，于1914 年11月出兵占领中国青岛。1915年又提出“中日二十一条”的不平等条约。在这种形势下，滋生了很多日本人歧视、欺凌中国学生的言行。
留学生们除了对祖国饱受欺凌的痛心外，还要忍受日本人的白眼与侮辱，这让他们的心灵受到很大的折磨。郁达夫敏感的心更是看到了许多。在他眼中，日本国民中有知识的，多半是出于笼络心理，对中国学生笑里藏刀。而更多普通日本民众，则是在言语举止上直接表现出对中国人的蔑视与侮辱。
而最令郁达夫不能接受的，是他想亲近的日本少女对他的白眼相向。郁达夫是个典型的多情文人，来到日本后，一些著名女优妖艳的半裸照片、日本女人的“肥白柔美”、东京文人姬妾的艳闻，加上日本本来两性观念就比较淡漠，女子对操守不像中国严格，甚至在公共场合男女共浴；而日本的色情业又是合法的，非常发达，处处都有烟花妓馆——这一切，无不诱惑着一个从压抑、保守的古国而来的郁达夫。他又正值青春萌动的年纪，便想与一些日本少女亲近、交好。
但是，从这些温柔、天真的日本少女口中，竟吐出“弱国”、“支那人”的字眼，以及那种藐视的态度，彻底撕裂了他那颗敏感而骄傲的文人之心。他就在这种欲望和打击中饱受煎熬，也养成了他以后对女性近乎病态的热爱。
郁达夫是一个自恋倾向很强、且又自制能力很差的青年。在功课如此繁重的情况下，他居然还以自己去充作故事的主角，来写过一篇留学生与日本少女恋爱的小说，来满足自己在现实中无法实现的幻想。当然，这篇小说还仅仅是草稿而已，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1915年9月11日夜间，郁达夫离开东京，坐火车去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就读。进入该校之初，他继续在第三部（医科）学习，但不久即正式改入第一部。
这时候，郁达夫对文学尤其是小说的热爱，已经到了欲罢不能的程度。据说，他来到日本求学4年间读了1000余部小说，平均每月读20部左右，可见他痴迷之深；甚至到了开始不顾自己的学业，休学专心在旅馆里看起小说来。
在名古屋进第八高等学校医科学习了1年之后，郁达夫觉得，中国不能强盛的根本原因，就在于落后的政治制度；要拯救中国，只有进行改革社会。因此他决定弃医从政。从1916年秋开始，他转至第一部，重新开始学习政治经济。
当然，郁达夫转科还有一点私心。除了医科费用昂贵以外，功课紧张，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看小说，说不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是，郁达夫因此却惹恼了兄长郁曼陀。长兄如父的他，一直给郁达夫制定了人生方向。可此时的郁达夫，竟选择了与兄长期望相违背的道路。郁曼陀为此一怒之下，要与郁达夫断绝兄弟关系，拒绝给郁达夫汇款。直到半年后，在郁曼陀妻子的调和下才终于和解。
由于长期的过度学习和精神苦闷，郁达夫的身体越来越差，到 1916 年春，终于发展成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郁达夫谓之“神经病”，说自己“一时昏厥如羊癫病，但无痉挛状态耳，记忆力、忍耐力、理解力皆已去尽矣”，甚至于春假中去一趟东京也不能了。郁达夫病中咏一绝给自己的日本老师松本，有“今日穷途于一哭，由他才尽说江郎”之句，足见其悲观。他当时给长嫂陈碧岑信，居然又想出家为僧，甚至还想“逃归山谷，作一野人”。
因为病情严重，郁达夫不得不放弃春假考试，7门学科只考了3门。他为了养病，在风景幽雅的梅林（晴雪园）中租了一间楼房休养。直到病情好转，他才于当年 9 月开学之前，回到自己以前的住处——御器所村五山田喜助家寄宿。
热爱文学，以诗会友
病中的郁达夫，虽然在身体和精神方面受着双重的折磨，但是，他的爱国热情却丝毫未减。而病中充足的时间，也让他更加沉浸于文学中了。除了小说，他还写了很多旧体诗词。
郁达夫的旧体诗词造诣很高，在日本《新爱知新闻》（即后来的《中国新闻》） “汉诗栏”里发表了很多旧体诗，或是家国之思，或是感慨人生，如《犬山堤小步见樱花未开口占二绝》、《由柳桥发车巡游一宫犬山道中作》七绝3首和《大桃园看花》等作品，获得了不少日本学者的欣赏，“汉诗栏”负责人服部担风就是其中一位。他是日本著名学者、诗人，主持过佩兰吟社、清心吟社、丽泽吟社、随鸥吟社等多家诗社。
当时的日本虽然已经明显欧化，但还是有很多知识分子坚持着古老的东方传统。中国的旧体诗词在日本的地位很高，高层人士都已能写旧体诗词为荣，日本各地还有许多吟社（即诗社）。所以，有着深厚旧体诗词造诣的郁达夫，便以诗词结交了很多日本学者及高层人士，甚至还有军官。
郁达夫长兄郁曼陀也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时与担风先生同是随鸥吟诗社的会友。因此，郁达夫得以有机会拜见这位德高望重的诗坛泰斗。1916年5月的一天，郁达夫坐上开往海西郡弥富村的火车，来到担风先生的家。这时候的服部担风已50岁了，郁达夫以郁曼陀弟弟的身份向服部担风做了自我介绍。服部担风听说是诗友胞弟，就很热情地接待了他，把他让进自己的书斋。
担风先生在详谈中才知道，面前这个年轻人，就是向《新爱知新闻》投稿的达夫郁文。担风先生很欣赏他的文采，两人就文学、诗词畅谈了一个下午，直到郁达夫该回去的时候还意犹未尽。担风先生索性把郁达夫送上人力车，自己跟着车边走边谈，一直把郁达夫送到车站，坐上火车。在日本举目无亲的郁达夫，碰到这位老人如此热情，顿时感到前所未有的温暖和高兴。此后，他与担风先生的感情日渐深厚，一直把他当做自己的亲人和师长。
于是，当年中秋节，服部担风主持佩兰吟诗社在著名的桑名“爱岩楼”（即阿谁儿楼）的集会，便邀请郁达夫参加集会。小楼依山傍水，建在桑名西边的小丘上，四周古树参天，面前是伊势湾的波光潋滟。要是圆月当空，玉璧清辉，真有说不出的幽雅。可惜，当晚明月始终躲藏在厚厚的云层里。但这并没有影响到诗人们的雅兴，大家依然饶有兴致地抽签分韵，郁达夫抽到的是“寒”字韵。
当众人还在冥思苦想的时候，郁达夫也是有心显显中华国威，略一沉吟，一首七律便已赋成，题为《丙辰中秋，桑名阿谁儿楼雅集，分韵得寒》。众人一看，赞不绝口，对这个中国青年刮目相看。担风先生更是得意非常，事后在给他的弟子、郁达夫的诗友富长蝶如的信中提到当时的情形，并作了“达夫不愧捷才，首成七律，一座皆惊”的赞语。
1916—1921年间，郁达夫在日本各种报刊杂志上共发表90多首诗词。1919年上半年是郁达夫在第八高等学校的最后一个学期，暑假以后就将离开名古屋升入高校大门了。与担风先生即将远别，郁达夫时刻想到届时该怎样排遣这种离情别绪。他的日记上写道：“2月25日。昨晚喝了一合酒，毫无目的地去拜访担风。牙出血。今朝成诗一首，寄担风，为所赠梅花画幅致谢也。”
春风南浦暗销魂，话别来敲夜半门。
膳我梅花清几许，今生难报丈人恩。
担风先生赠与郁达夫的那幅梅花，是一张融诗、书、画于一体的梅花条幅。郁达夫得到这张画后，视若珍宝，即刻送往裱画店去装裱。在回国参加文官考试时，就带回了家乡富阳。而且送到宵井，交给妻子孙荃代为保管。并再三叙述，与担风先生的交往值得铭记心间。这幅画凝聚着中日文士之间的真挚情谊。
寂寞病痛，纵情声色
然而，他虽然在文学方面日益精进，可精神和身体的折磨却一直没有离开过他。他生病的前一年，也就是他到名古屋的第一年冬天，参加完考试便放了寒假。两天的漫天大雪，让郁达夫一个人待在屋子里觉得愈发苦闷。他便想出去逛逛，没有什么目标地游荡。于是，他坐上东海道线开往东京去的客车。
一个人孤单地旅行，是一种特别的体验。因此，他在孤冷的客车里，开始自斟自饮起来。也许一醉真的能解千愁吧，几瓶热酒下肚，他顿时有点飘忽了；借着酒力，他要尝试一下一直以来想做、但是又不敢碰的东西。反正，在这偏远小镇里，孤单一人，不会有人认识自己。
他便半夜借着酒劲下了车，走进一家妓院。日本的色情业本来就很发达，随便一个小站旁，都有会妓院的。鸨母出来相迎，郁达夫便选定一个肥白、高壮的妓女作陪。他且歌且饮，放浪形骸，与这妓女饮至深夜，终于迷迷糊糊地男女相拥，登床云雨一番，第二天直睡到中午才醒来。郁达夫酒醒后，被怀中的女人吓了一大跳，苦思半天，才隐约记起昨夜的荒唐。
一个以救国为己任的新时代学生，竟然在这种地方破了童贞！他原本觉得自己高尚、洁净，却做出这种事来，心里非常纠结痛苦。他开始自责起来，觉得愧对自己的理想和对国家所抱负的热情。但是，痛苦归痛苦，有了这个开端，就一发而不可收拾。
每当他心情压抑、苦闷时，就来到妓院里寻欢作乐，以寻求暂时的解脱。而每次从妓院出去后，他又开始悔恨自己的荒唐，于是更加压抑、苦闷，几乎成了恶性循环。他严重的神经衰弱，也跟这件事有很大的关系。可以说，郁达夫虽然是新时代的青年，但骨子里还是一个旧文人，意志薄弱、思想颓废，以沉迷酒色来排遣心中的痛苦，更以风流、多情自诩。
他后来也不再遮掩，甚至回来后还和同学们介绍一些妓院的情形：日本妓女坐在哪里，头上挂有介绍姓名、年龄的牌子，供来客挑选等。甚至在他后来的小说里，也有介绍留学青年在日本受到歧视和侮辱，以及性压抑等内容，转而出现不少以妓女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实，这也正是他自己生活的写照。他第一次去嫖妓的情形，被他写成了一篇小说《雪夜》。后来，他甚至发展到和一个日本女子同居，这个女子的前夫是一个军人。在他的好友钱潮的回忆录里，提到过这件事。
1917年6月，郁达夫又爱上了一个叫做隆子的日本姑娘，他的日记和诗中都有过记叙，“犹有三分癖未忘，二分轻薄一分狂”。她还回赠了他一把日本扇子，上面题了两句日文诗。此扇后来也被郁达夫带回富阳，一直被保存到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
仕途无望，潜心创作
1917年6月下旬，在日本漂泊了3年的郁达夫，第一次回国了。此时正值张勋复辟之际，国内军阀混战，郁达夫对中国的局势感到极度失望。8月初，他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在此次回乡期间，郁达夫的母亲为他与一个名叫孙荃的姑娘订了婚。郁达夫对此极为不满，但想到母亲年事已高，为不使她伤心，就顺从了她。9 月初他回到日本，继续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就读，直至1919年6月毕业。
郁达夫接到长兄郁曼陀的来信，通知他北京正举行高等文官考试。得到这个消息，郁达夫顿时觉得豪情万丈，对他的日本朋友雷长蝶说“仆十年后若成名，当迎君！”像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一样，郁达夫渴望世俗的荣誉，渴望功成名就。
可是，那些有钱的考生纷纷用钱买通了考官，而郁达夫的长兄却不愿循私，所以郁达夫自然就落榜了。得知这一内情后，郁达夫激愤难平，便以“江南一布衣”为名，在某清王府的花园壁上题了一首诗：
江上芙蓉惨遭霜，有人兰佩祝东皇。
狱中钝剑光千丈，垓下雄歌泣数行。
此年10月19日，郁达夫又与二哥郁养吾参加了北洋政府举行的高等文官考试。但这次，郁达夫再次铩羽而归，郁养吾却考取了第27名。这次考试更加荒唐，被录取的人早已是由政府内定好了的，举行公开招考不过是做做样子而已。但是两次落第，给心高气傲的郁达夫打击极大。他只好返回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系，继续读书。
从1920年开始，郁达夫和日本的许多著名作家有了一些交往，他常把自己的诗作交给《太阳》杂志发表。该年春天，他和爱好文学的东京帝国大学留日同学张资平（地质科）、成仿吾（造兵科）等人，开始商议组织一个新文学团体，创办新文学杂志。后来，在他当时寄宿的不忍池畔“池之端”二楼寓所，召开了第一次筹备会议。
郁达夫在积极筹划组织新文学团体的同时，不断从事创作。首先完成的是小说《银灰色的死》，这是他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接着，他又创作了小说《沉沦》和《南迁》。
后来，终于在郭沫若、成仿吾等几个人的策划下，1921年6月8日下午，大家在郁达夫的东京寓所里，最后确定了文学社团的事宜。未来影响极大的“创造社”就这样诞生了。
1921年，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举行集会，请了号称日本“宪政之神”的政治家尾崎行雄作报告。尾崎在报告中，将辛亥革命后的中华民国仍称作“清国”，还有不少对中国不友善的言辞。郁达夫就在听众席上勃然站起身来，打断了尾崎的讲演，义正词严地进行反驳；终于迫使尾崎承认了错误，当场道了歉。
郁达夫驳倒日本政界大人物的事，很快在中国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夏衍回忆此事说：“我佩服他的勇气，佩服他的敢于顶撞一个大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
1922年4月，郁达夫终于取得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科的学士学位。已经回到上海的郭沫若等人，希望他回国主持“创造社”的工作；安庆政法专门学校也邀请他去任教。郁达夫便放弃再进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学习的打算，于7月份自神户搭船回国，结束他在日本的8年留学生涯，回到自己日夜思念的祖国。
【名家小传】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幼名阿凤，浙江富阳满洲弄（今达夫弄）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春风沉醉的晚上》，文艺论著《小说论》、《戏剧论》等。
郁达夫出生于地方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11年起开始创作旧体诗，并向报刊投稿。次年考入浙江大学预科，因参加学潮而被校方开除。1914年7月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学习，开始尝试小说创作。1919年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1921年6月，与郭沫若、成仿吾、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人在东京酝酿成立新文学团体“创造社”。此年3月自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后归国。5月，其主编的《创造》季刊（创刊号）出版。1923年至1926年，先后在北京大学、武昌师大、广东大学任教。1926年底返沪，主持创造社出版部工作，主编《创造》月刊、《洪水》半月刊。1928年加入“太阳社”，并在鲁迅支持下主编《大众文艺》。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为发起人之一。1938年赴武汉参加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抗日宣传工作，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大会上当选为常务理事。1938年12月至新加坡，主编《星洲日报》等副刊，写了大量政论、短评和诗词。1942年日军进逼新加坡，与胡愈之、王任叔等人撤退至苏门答腊的巴爷公务，化名赵廉。1945年在苏门答腊失踪，据推测为日本宪兵所杀害。
乔冠华：“哲学才子”走上革命路
他在求学期间被视为“哲学才子”，备受老师们的宠爱。他担任过新中国首位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团长。他文采飞扬、倜傥豪放，以个人魅力在新中国外交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乔冠华的名字，永远和新中国外交史上的无数重要时刻交相辉映。
到日本研读康德
从清华大学哲学系毕业后，乔冠华一时对自己的未来很迷茫，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直到他遇到以前的日文老师钱稻孙教授，钱教授建议他留学日本。乔冠华的内心深处也很想去看一看，所谓资本主义到底是怎样一个情况。但是，出国留学的这笔昂贵费用，家里实难承受，他一直没有考虑过出国。钱教授很欣赏这个优秀的学生，便建议他通过学校向教育部申请；自己则亲自与教育部交涉，终于帮乔冠华获取了公费留日的名额。这才使乔冠华圆了赴日留学深造的梦，进入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
东京帝国大学，是享誉日本的一流大学，历史悠久，声誉卓著，环境优美；尤其是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颇引起乔冠华的好感。由于他在清华时的成绩优异，免试直接成为帝国大学的研究生。
乔冠华在这里认真而广泛地阅读着各类经典的哲学著作和文学作品。只要能索猎到的，他无一不读。一部作品读完之后，他总要熄灯静坐，闭目沉思。乔冠华的日语，在国内时就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到了日本，经过一段时期，日语更加流利了。他可以娴熟地阅读各种日文著作，包括政治、经济、哲学、文学、历史，无所不读。
不过，他比较喜欢读康德的书，所以选修了桑默教授的课，对康德这位德国古典哲学家开始进行深、系统的研究。在这段时间里，桑默教授给了他学业上不少的帮助。他还迷上了19世纪的俄罗斯文学，那些名著中所体现的批判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精神，深深吸引了他。特别是托尔斯泰的《复活》，他读的是英文版，作品给他的影响很深，每每读得废寝忘食。
打工与翻译
当时去日本留学的人很多，因为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路费相对便宜得多。乔冠华找了一家“学旅”（即学生公寓，日本有些房主将多余的住房出租给外国留学生，并承办租客的伙食和一般生活照料），在东京帝国大学附近的大红门，租费较便宜，是与邵鸿书（国民党元老邵力子的侄子辈）合租的。
刚到日本，乔冠华最不习惯的是日本的饭菜，只好常到外面就餐。附近有一家食堂，供应的客饭比较可口，他常去那儿。还有很多中国留学生也时时聚在那儿。乔冠华觉得，一个人出门在外，互相之间交流信息很重要。
由于教育部的补贴和家里的资助很有限，除了读书，乔冠华还经常勤工俭学，以补充学费及日常开销的不足。开始，乔冠华还临时做家庭教师来挣些学费。他经常上完课后，就赶往东京郊外的一个富商家里，为他的两个男孩辅导功课。这两个小孩十分调皮，听课时常开小差、做小动作，乔冠华不得不以极大的耐心，教他们语文与数学。
他后来考虑，翻译一点东西到国内出版，这样可以赚取一点稿费，维持自己的留学费用。他便放弃了家教，集中精力，利用业余时间翻译山本申太郎、玲林异太郎等日本左翼文化界较有影响人物的进步作品。其中，山本申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分析》一书，他在1934年就开始动手翻译，大概花了半年时间才把书翻译好。完稿后寄往上海的一家书社企望出版。但寄出后竟如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不仅没有出版，最后连书稿也不知下落了。
拜访郭沫若
乔冠华早在中学时代就一直崇拜郭沫若，常为他的作品而倾倒。恰好因国内大革命失败，郭沫若遭国民党反动派通缉，此时正避居日本。乔冠华知道这个消息后很是激动，于是决定去拜访自己的偶像。在东京，他打听到了郭沫若的地址，便前去拜访。
郭沫若和夫人安娜住在东京近郊的千叶县。一踏入郭沫若的小院，一股闲适、雅致的气息扑面即而来。院落旁边有五六间平房，屋前的凉棚上爬着朱藤，凉棚外的空地里种植着鲜花和蔬菜，蔷薇花旁边长着紫苏，大莲花下面结着朝天辣椒，荷花和蕃茄互为邻里，正中还有一簇艳丽的牡丹。
郭沫若走出客厅相迎，两人亲切地握起手来，一起步入客厅。尽管他们年龄相差21岁，然而却有着一见如故的亲切。乔冠华谈了他当年读《女神》、读《创造》杂志的心境，谈了他对郭沫若诗歌、散文、考古论著的体会。郭沫若谈了自己在日本的种种感受，夸赞乔冠华年轻有为，问起乔冠华学习的情况，鼓励他多读书多翻译，勤思考善分析。
谈话持续了2个小时依然意犹未尽，郭沫若建议乔冠华到东洋文库去走走。乔冠华告辞时，天色已经不早了。郭沫若紧握着乔冠华的手说：“冠华，你才思敏捷、见解独到，实在是旷世奇才呀！”乔冠华连忙说：“先生过奖了，先生今天下午的一席谈话，后生终身难忘。”
结识日共，被遣回国
早在中学时代，乔冠华就是一个积极的先进学生，甚至多次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开除。在清华期间，他更是大量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与不少共产党员关系密切。
1934年春，乔冠华在东京结识了日本共产党员三浦。当时，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师生中，日共秘密组织的活动十分活跃。作为该组织中重要成员之一的三浦，与乔冠华相处得很好。他们经常在一起探讨学术问题，讨论国际时事。乔冠华还多次参加他们组织的反对日本侵略中国的秘密宣传活动。
1935年春，有一次三浦约乔冠华去郊外见面。乔冠华去了约定的地点，他装着观赏樱花的样子，没有等到三浦，却被两个便衣警察抓住了。原来，警察局已把三浦逮捕了，得知乔冠华与他关系很好，因而也对乔冠华产生了怀疑。
乔冠华被捕以后，被关在密不透风的地下室里。警察到他的住所进行搜查。在他每天看的一堆《朝日新闻》报纸里，搜到一份日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于是，警察又来提审乔冠华，追查乔冠华与三浦究竟是什么关系。在乔冠华的巧妙周旋下，日本警方始终也没有调查出什么问题。
此时，乔冠华在日本的好友，如东京的钟正文、青年会的林林以及其他一些中国留学生们，听说乔冠华被逮捕、关押了，十分焦急。他们想方设法试图援救，但日本当局拒绝释放。一段时间之后，日方没有审问出什么，但仍认定乔冠华是危险分子，遂决定将他驱逐出境。日方派人押送乔冠华上船。
离开日本时，乔冠华的许多同学与朋友来为他送行，场面十分感人。他们一面安慰乔冠华，一面向他赠送纪念品，为他的半途回国感到惋惜伤感。乔冠华心里也是依依不舍，噙着热泪，向这些在日本的朋友挥手告别。
来到哲学故乡——德国
被遣返回国以后，乔冠华怕父母担心难过，没敢回家，在老师的帮助下暂时回到了自己母校。他很忧虑自己的未来，偶尔听到中德有个留学生交流计划，也许是自己的一个机会。于是，他决定找恩师金岳霖先生打听一下。原来，在此年（1935年）假期，清华大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协议：双方互派留学生，路费、制装费自理，食宿费相互付给（中国每月30块大洋，德国120马克）。这一计划就从当年实行。德方给清华的哲学系只有1个名额，金岳霖鼓励乔冠华提出申请，攻读哲学博士研究生的学位。在金岳霖等教授的推荐和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冯友兰先生的支持下，乔冠华的申请被批准了。
乔冠华辗转来到德国首都柏林，与自己的校友季羡林一起进入柏林大学学习德语。他们不像很多来混文凭的中国学生一样整日无所事事，而是常常一起学习读书，谈论人生理想。两个人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他们补习德语的课程结束以后，乔冠华选择了哲学界享有声望的图宾根大学，季羡林则去了哥廷根大学。
乔冠华在哲学的国度里认真地学习着。然而，国内越来越紧张的局势，始终牵动着他的心。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访问，来到德国。心系祖国的乔冠华，在听过杨虎城将军的演讲后，再也无法专心学习了。他匆忙赶写了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交给他的指导老师；还没有等到审核论文的结果，就匆忙回国了。在他的论文通过时，乔冠华已经在国内参加革命了。
【大师小传】
乔冠华（1913—1983），新中国著名外交家。江苏省建湖县庆丰镇东乔村人。曾用笔名“乔木”，与胡乔木并称南北“二乔”。
乔冠华出生于一个地主兼工商业者家庭。16岁高中毕业即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成为大学同届中最年幼的学生。在大学期间，他广泛涉猎各种进步书籍。1933年他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日本警方驱逐出境。1935年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1937年以优异成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时期，乔冠华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撰写国际评论文章。1939年由廖承志、连贯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出任香港《华商报》编委、《大众生活》编委。1942年到重庆《新华日报》工作，主持国际专栏，直到抗战胜利。1946年初随周恩来到上海，参加中共代表团的工作。同年底赴香港，担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部长助理、副部长、部长等职。1976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顾问。卒于1983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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