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人

    确切地说，江南大营统帅、钦差大臣、湖北提督向荣，是咸丰六年五月十八日（公元1856年6月20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四日）放弃驻扎三年多的孝陵卫大本营的。此后他的生命只维持了50天。

    今天除非对太平天国史感兴趣，一般人已很少知道“向荣”这个名字了，但在1856年前后，“向大人”“向军门”可是中国俗文化圈里响当当的人物。这倒也不奇怪，一代有一代的“大事件”，如今鲜为人知的一些故事，像滑县李四木匠（李文成）造反[1]、张格尔叛乱（新疆大小和卓事件的余绪，张格尔之死让南疆安定了半个多世纪）等令当年中国官方、民间社会印象深刻的大事，向荣都曾参与其中，并立下许多功劳。太平天国起事后不久，他就率领当时绿营中最精锐的湖南镇筸镇（今凤凰）营兵投入广西清剿，并且从广西一路追到南京。可以说，“向大人”的名字在从辛亥（公元1851）至丙辰（公元1856）的6年里，几乎是“追攻太平军”的代名词。鲁迅曾经回忆起自己少年时，绍兴民间的绍剧舞台上经常上演清军激战太平军的大戏，而“向大人”是戏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尽管主角总是那个能翻跟头能开打的张国梁）。

    虽然如此出名，但他的“档案资料”并不完整，即便在晚清，许多津津乐道于“向军门”故事者，也因为名字容易误会，会误以为他是个旗人，实则他是一个地道的汉人，原籍四川大宁，寄籍甘肃固原。他到底活了多少岁，就连《清史稿》里也查不出个究竟。1813年时他已“积功隶提标”，不会太年轻，就算他当时是个年仅20的“白袍小将”，到1856年时也有六十三四岁，虽比不得他的“老战友”、同样出自杨遇春门下的杨芳（鸦片战争时领兵和英军对抗，时年七十），但也算得“老将”。在追击太平军的6年戎马生涯之中，他被性情急躁的咸丰皇帝时而封赏升迁，时而训斥撤职，次数数都数不清，有时他刚因打了个胜仗被升迁，嘉勉诏书刚接到手，撤职查办的下一道诏书，已经在驿路上传递着了。当然，更多的时候他是处于“革职留任”状态，正如《清史稿》里所说，这些年来顶着钦差大臣头衔参与攻灭太平天国事宜的文武重臣“无一能军”，向荣虽没打过什么了不起的胜仗，但毕竟“屡保危城”，救过桂林、长沙的急，“缓急尚欲待之”，也就只好受一下背着处分打仗的委屈了。

    言归正传，向荣是五月十八日逃到淳化镇，次日取道句容，退守丹阳的。在撤退过程中他仍作出了一系列部署：由黄岩镇总兵明安泰节制原江南大营西路秣陵关一带各部，退至溧阳防守；由德安节制原大营中、东各路，即从石埠桥、栖霞、仙鹤门等处突围溃败而出的余部，退守句容白兔镇；以镇江附近来援的已革总兵李志和、副将西林部数百人防守句容；奏调广东兵4000人来援。

    向荣虽然新败且年老，但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上述部署的意图，首先是稳住阵脚，避免一溃而不可收拾；其次则是尽量阻击迟滞太平军可能发起的江南攻势，为江浙财赋区各府州县争取到从容布防的时间。

    在得知孝陵卫兵败后，咸丰皇帝下令原本由河南增援江南大营的陕西兵1000人改往江北扬州，同时允诺了向荣从广东增调援兵的要求。很显然，咸丰此刻担心的是太平军渡江再次“扫北”，或乘胜扫荡苏南、浙北。因为前者会要他的命，后者则会要他的钱粮。他当然不会想到，自己不久后就将为从广州抽走这4000人马而懊悔不迭。

    太平军发动追击的时间，是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五月十六日（公元1856年6月22日，清咸丰六年五月廿日），比向荣退兵晚了两天左右，而出动的追兵，只有顶天燕秦日纲部。

    五月廿一日，秦日纲部攻破句容，李志和退白兔镇。廿六日，太平军在白兔镇击败德安、李志和、虎嵩林等部，各路清军均溃往丹阳。就在这一天（公元1856年7月2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一日），咸丰皇帝颁发了一份上谕，对向荣作出革职留任的处分——这也是向荣生前所受到的最后一个人事处分。

    五月廿七日，秦日纲部进兵丹阳城外五里铺，此时向荣老病交加，卧床不起，张国梁愤而率副将王浚，参将张腾蛟，游击虎坤元及李鸿勋、都司冯子材、刘季三等三路（一说五路）出击，将太平军击退至全州铺。这场大战清军也损失不小，以至于向荣抱病再向北京求援。咸丰皇帝不得不改变自己半个月前的部署，将已发往扬州的1000陕西兵重新改发江南，并令临淮关徐州、福济等派2000骑兵、福建发3400步兵“速赴”丹阳等地增援。

    在接下来的不到一个月时间里，两军在丹阳城外频繁接战，互有胜负，由于帮办江南大营军务、已革西安将军福兴与向荣、张国梁不合，向荣以“年老有病、兵单将寡”为由要求朝廷换将，于是，咸丰皇帝调走福兴，改以张国梁为帮办。

    对前敌军事和个人前途，向荣显然已十分悲观。咸丰六年七月初九日（公元1856年8月9日，太平天国丙辰六年七月初三日），向荣在丹阳去世，死因一说伤病复发，一说自缢，真相如何，只能存疑待考了。

    人死一了百了，远在北京的皇帝不仅撤销生前一切处分，还以“忠勤”“虽未恢复坚城，数年保障苏常尽心竭力”为由追谥“忠武”，专祠祭祀，赠予一等轻车都尉世职。这位老兵的仗打完了，但1856年并没有过去。

    看不懂的撤退

    丹阳城的危机也并未过去，主帅突然死去，刚从大败中缓过一口气的守军能否抵挡住太平军的持续进攻，清朝君臣都心中无数。张国梁是降将，功劳虽多但资历浅薄，是不便挂帅的，而资历足够的福兴即将被调走，又与张国梁等不睦，清廷只好让远在苏州的两江总督怡良暂署钦差大臣，并命刚被提拔为江南提督、远在安徽临淮关的和春兼程赴丹阳接任主帅。

    但谁也没想到的是，咸丰六年七月十三日，也就是向荣死后第四天，城外的太平军忽然撤了个干干净净。

    清军很快发现，太平军是去攻打金坛了，而此时的金坛城里除了团练，就只有不久前从丹阳派去的李鸿勋部700多人。于是，丹阳清军急忙从丹阳、溧阳等地调遣援军约7000人赶赴金坛。

    七月十四日，金坛之战打响。太平军初战告捷，金坛城东、西、北三面都被围困，各路援军无法靠近。廿日，张国梁亲赴金坛督战，各路清军陆续增援。廿九日，太平军穴地攻城，轰塌金坛西门城墙三丈余，不料李鸿勋早有防备，在城内添筑“偃月垒”，太平军扑城无功而返。

    就这样，金坛之战打了20多天，双方伤亡十分惨烈，城池摇摇欲坠。就在清方将帅人人捏把冷汗之际，太平军居然又解围撤退了！

    咸丰六年八月初五日，金坛城外太平军忽然悄无声息地连夜拔营撤走，退到句容丁角村一带闭门不出。

    清方将帅面面相觑，担心是“诡计”，同样不敢轻举妄动，小心翼翼地日夜布防，唯恐对方杀个回马枪。

    然而太平军居然没有再来——之后他们再次兵临句容城下，已是1860年的事了。

    这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太平军并没有败，何以突然停止了攻势？

    扑朔迷离

    很长一段时间里，包括《清史稿》《太平天国史事日志》等权威性著作，都沿用李滨《中兴别记》中的记载，认为秦日纲系在咸丰六年七月廿二日在攻打金坛城时中流弹而死，且直至今日，还有许多研究者以李滨声称“金坛围解后搜获贼文卷”，认为这个记载可以采信。

    当时李滨的《中兴别记》卷廿八中对此段记载如下：“丁丑，游击李鸿勋遣军出金坛南门筑垒，败还，伪燕王秦日纲毙于流弹，我军不知。先是，张国梁遣都司陶茂森率千人突贼围入城协守，鸿勋以城兵渐多，援师且近，募夫百余出南门为垒，遣卫兵三百版筑，甫半，秦酋率党觇于高阜，官兵遽前击之，贼驰下，张两翼夹击，兵少不能支，奔城，贼从之，鸿勋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兵不得入，返与贼持，贼亦不敢遽逼，鸿勋遣亲兵出援，贼退，我军死三十余，创百余，民夫生还者不及半，后围解，搜贼垒，获伪文卷，检之，得秦日纲创毙月日。”

    李滨，上元（江宁附郭县，今属南京市）人，事迹不著而著述颇丰，除《中兴别记》外，尚有《古余事略》（由其子遂良于民国五年代撰），并曾于光绪十三年（公元1888年）仿宋绍兴年间建康府学刊本翻刻宋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十四卷》。其《中兴别记》系编年体史书，叙事考订，颇称翔实，素为治学者称道。但李滨于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才“年已十三”，按照时人用虚岁的传统，实则仅12岁，11年前的金坛之役发生时仅1岁，而他真正开始撰述时已“年三十余”，成篇时已是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6年）。显然，他这段关于秦日纲战死的记载并非第一手资料，而只能来自转述。

    所幸的是，李滨所转述材料的原文也保留至今，这就是溧阳人强汝询所撰写的《金坛见闻记》。

    在《金坛见闻记》上卷中有这样的记载：“李游击（李鸿勋）以城中兵渐多，援师且近，谋筑营南门外，为犄角势。哺后，遣役夫百五十人出城，以兵三百卫之，版筑甫半，贼渠秦日纲率众大至，立高阜观望未进，官兵素轻贼，遽前突之，贼乘高驰下，张两翼夹击，我兵少不能支，遂却，径趋城门欲入，贼踵至，李游击大骇，亟闭门令曰‘敢入者斩之’，兵不得入，复返击贼，贼亦不敢逼，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至昏贼始退，李游击亦收军入城，军士死者三十余人，伤者百余人，役夫得脱归者三之一，城中大震，是日我军虽不利，然贼渠秦日纲亦战死，城中不知也，围解然后始知之……后因搜（贼）营，得往来文书，始知其详。”

    与《中兴别记》对比，这两段文字中事迹、经过、伤亡数字完全吻合，甚至许多字句都相同。《金坛见闻记》成书于清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很显然，《中兴别记》的记载直接取材于《金坛见闻记》。强汝询1856年金坛之战时就在城内，但这本书的创作本意，如作者本人所言，是“恐（赞助守城的清方官吏士绅事迹）湮灭无闻于后”，通俗地说，就是意在为本城“父母官”邀功，夸大战绩自然是题中之义。

    从作者自序和正文中，并未流露出其亲身参与团练城守事务的痕迹，文中称洪秀全为“贼帅”而不知其为“伪天王”，误太平天国高级将领职称“检点”为“点检”，更夸张的是，为死事者立传，竟不能知城中清方主将李鸿勋的名字，且误其后来战死丹阳（实则战死于句容），可见作者于军务或未涉及，即使涉及，也绝非得参机密者。其所谓“得诸贼文报”，若非杜撰，便是误听误信了以虚饰邀功为能事的清军官兵的私下传说——之所以说“私下”，是因为不论是当时署理江苏巡抚的怡良，还是李鸿勋的顶头上司和春、张国梁，均未在章奏公文中片言只语提及这次有所谓“贼文报”作铁证的“诛杀”对手的丰功伟绩。要知道以他们的习惯，即使是“风闻”无实证，也是往往宁可信其有，而不厌其烦地向上邀功的，太平天国历史上翼王石达开、护天侯黄玉琨以及吉文元、周锡能等许多人物被多次“阵斩”，便是最好的佐证。

    《金坛见闻记》其实是记载了两次金坛之战，上卷写1856年之战，下卷则写1860年之战。在叙述1860年破城事的下卷中，说侍王李世贤亲率大军围城数月，破城后住了三天才入浙江，并且以此向当时已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邀功，表示如金坛不死守，则太平军早就“狼奔豕突”于浙江、江西，将会给清方和曾国藩带来更大威胁。但事实上李世贤本人跟随李秀成攻打苏州，并未亲身参与围城，围城者仅是其部将值天义盛明文和辅王杨辅清的部将遡天义黎立新所率偏师，且金坛城坚守4个月，当年公历9月1日方破，而侍王本人所率大军早在6月中旬就自江苏平望进入浙江，次日即攻克嘉兴府。可见金坛的固守并未如作者所言，牵制了李世贤入浙的脚步——那么上卷中“杀死秦日纲”的情节，是否可以采信？

    在强汝询的笔下，秦日纲率军“大至”却又不敢进攻，仅有300又需保护民夫施工、此前并无突出战绩的清兵反倒“遽前突之”，此后“李游击”悉遣亲兵出战，更从“哺后”一直战到“至昏”。实际上李鸿勋部全军不过700人，而且此前守城颇有伤亡，就算“悉出”也不可能酣斗如此之久。正因为这些情节过于荒诞，见多识广的李滨在撰写《中兴别记》时颇多删减，但这反倒让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了。

    其实更多时人记载均表明，秦日纲至少活到了1856年11月上旬，“丹阳战死说”，是靠不住的一条“孤证”，懂得历史学常识的人都明白“孤证不立”的道理——何况这个“孤证”，文字、细节还如此荒诞不经。

    亲身参与丹阳—金坛之战的李秀成，1864年7月被俘后，在供词中回忆称，攻破江南大营后，杨秀清下令，让李秀成等部搬运战利品入城，“歇兵数日”后才发动追击。结果在丹阳城外“战久未下”“少有战心”，故而转攻防御比较薄弱的金坛。不料清方反应迅速，援军大集。连日鏖战中，太平军攻打南门的勇将殿左十三检点周得贤又中炮战死，因此“各有畏意”“人人那时已有退缩之心”，所以才撤军的。

    从李秀成的回忆中不难看出，杨秀清在天京—镇江战役获胜后未即刻发动追击，而是停留了两天才出兵，这让戎马一生、经验丰富的向荣获得了宝贵的布防空隙。随后的追击战又因主帅秦日纲中途“退场”、其余五丞相（陈玉成、李秀成、陈仕章、涂振兴、周胜富）心不在焉而虎头蛇尾。李秀成素来瞧不起“并无什么才情”的秦日纲，以至于从皖北出兵到转战镇江、瓜洲、扬州、天京，他居然只字不提这位顶头上司，此处自然也不会着墨，结果便让强汝询那段匪夷所思的“孤证”文字，混淆了许多人的视听。

    不仅如此，记载显示，天京太平军一部由北王韦昌辉率领进军江西，丙辰六年五月廿七日（公元1856年7月3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初二日），也就是太平军进攻丹阳的第一天，这路人马已经抵达江西饶州府外陶溪渡。在天京—镇江战役中发挥重大作用的翼王石达开部则在六月初七日（公元1856年7月14日，清咸丰六年六月十三日）出现在江西湖口。后来的行动轨迹表明，这支生力军的战略方向是武汉三镇。很显然，接连在江西、天京得手后，杨秀清仍然坚持让石达开完成既定的湖北攻略。

    这样一来，在苏南方向作战的，就只剩下已转战半年多、早已厌战的秦日纲部，从镇江回到天京城东时他们就不想攻打江南大营，但被杨秀清严令逼迫，不得已才奋勇一战，出现后来不了了之的战局，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样的局面对太平天国而言，不能不说是个很大的遗憾：如此巨大的胜利，居然未能换来大片疆土的拓展，甚至连天京、镇江两地的围困也不能说彻底打破[2]。煞费苦心、兴师动众的大战略、大调动，居然只有这样有限的战果，说“雷声大、雨点小”并不为过。

    然而任何事都必然有其前因后果。从不动声色布下偌大棋局，到运筹帷幄，料敌机先，调动各路人马纵横驰骋于大江南北，将各路强大的清军逐一击破，直至攻破孝陵卫大营时都显得“英明神武”的杨秀清，何以随即便犯下如此一连串奇怪的错误？原本领衔追击江南大营溃兵的秦日纲，又何以莫名其妙从金坛城外消失？

    1856年，紧接着江南、江北两大营的崩溃，丹阳、金坛城外所发生的这场“奇怪战争”，其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真相？

    [1]李文成属白莲教分支天理教，他们本计划分别在滑县、北京两地起事，嘉庆十八年（公元1813年），北京一股在教首林清指使下竟攻入紫禁城，在皇宫隆宗门下和清朝侍卫激战，皇子绵宁亲自持枪上阵并击毙两人，总算化险为夷。这是清代民变唯一攻入皇宫的一次，即便洪秀全甚至辛亥革命都未能做到，在皇族、朝廷和民间引起强烈震撼，嘉庆皇帝写下《有感五首用唐杜甫韵》的诗，劈头第一首就是：“玩愒政无纪，疲庸俗敝凋。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肆逆宫墙近，岂同边徼遥？感祈昊慈溥，乱及春韶。”可见其打击之巨。这件事引发了一系列重大政治后果，包括使绵宁成了日后的道光皇帝。隆宗门牌匾上，至今留有当年射出的箭头。

    [2]天京城外丹阳、金坛都未攻破；镇江城外，清军京岘山大营未被攻破，宛如钉子般扎在城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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